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每个时代都有着其自身的审美情趣和时代习俗，这种审美情趣和时代习俗一定会对陶瓷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反映到瓷器上。
●实用绚烂的原始陶器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和劳动实践中发明的，经过几千年不断发展，形成了品种繁多、制作精美且承载着大量远古信息的产品体系。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有彩陶和蛋壳黑陶。原始陶器的特点是实用性强、器型丰富、绘画艺术精湛、科技含量高、承载远古信息多。
●朴实庄重的战汉瓷器这个时期瓷器的发展处于原始青瓷时代。原始青瓷最早出现在商中期，经过周、春秋战国、汉的发展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使用。其特点是造型朴拙典雅、釉色清丽浅淡、纹饰简洁灵动。
●生动神异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了真正的瓷器发展阶段。以越窑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窑口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青瓷的发展品质。由于受政治环境、佛教文化、“鬼”文化的影响，瓷器的纹饰和造型呈现出生动、神异的特点。瓷器身上大量出现了植物纹、动物纹和佛教人物。
●雄浑大气的唐代瓷器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瓷器也相应进入了一个高峰时代，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即北方喜欢邢窑之白瓷，而南方喜欢越窑之青瓷。唐代瓷器的共同特点是雄浑大气。
●精致内敛的宋代瓷器青瓷发展进入了顶峰阶段。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与政治、军事的弱小，造就了宋代达官贵人既追求富裕的生活又内敛谨慎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也同时反映到瓷器的发展上来，使用高档的青瓷成为一种时尚。
●一枝独秀的元代瓷器元代青花瓷声名鹊起，白瓷上点缀青色纹饰，既典雅又丰富，内涵清丽恬静。因此青花瓷器在国内格外受到欢迎，甚至远销至很多国家。
●浓艳多姿的明代瓷器瓷器发展到明代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不仅品种繁多而且色彩艳丽，出现了甜白、翠青、鲜红、娇黄、青花、斗彩、五彩等品种，它们既相互辉映又争奇斗艳。
●繁缛富丽的清代瓷器清代是瓷器发展的巅峰时期，追求新奇、华丽、富贵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官窑瓷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世人竞相追逐的奢侈品。
●百花齐放的民国瓷器民国由于清朝廷的灭亡失去了对瓷器生产的垄断和出口的刺激，瓷器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其特点：一是各种仿品大行其道，二是质量良莠不齐，三是文人瓷器让人耳目一新，四是出现了一些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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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习俗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陶器的国家之一，至今有近万年的历史；瓷器却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从东汉发明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始，至今，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可谓漫漫陶瓷路。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陶瓷，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风采和魅力，它在满足中国人民自身的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凝聚了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是中国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凝聚与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之一。
伴随着中国陶瓷制造技术、陶瓷工艺水平和陶瓷艺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的历程，中国陶瓷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作为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陶瓷习俗文化，伴随着中国陶瓷前进的脚步，而发生、发展与延续。
王卫平作品：镶器，综合装饰《千年窑火》
陶瓷习俗，是专指陶瓷行业范畴内的一种习俗，是在陶瓷的创作、陶瓷生产、陶瓷与销售等过程中和在各个环节中产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与习惯，展现和反映了陶瓷人的生活、生产习俗和心理的、精神的面貌，也反映了陶瓷人的管理水平与管理特色，反映了陶瓷本身的发展过程的面貌。陶瓷是由人来创造，由人来生产，由人来销售，由人来品评，由人来消费，一句话，一切都与人有关。因此，陶瓷生产、创造与销售过程，是伴随着悲欢离合的过程。陶瓷制品是鲜活的人的思想、观念、心理、情趣的凝聚物。
在中华大地，名窑象璀璨的星星，分布在各地。各地名窑和各个陶瓷产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陶瓷习俗。正如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一样，景德镇的瓷业习俗是中国陶瓷习俗的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和反映。本篇以景德镇瓷业习俗为例，介绍中国的陶瓷习俗的风貌。
景德镇瓷业习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行帮、行会、会馆。这属于管理方面的，是陶瓷各行各业自发形成的组织（行帮、行会）以及这些组织的管理机构（会馆），行使着在本帮、本行范围内的管理、约束、调控、奖惩与联络感情的职能。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曾奉敕编绘《陶冶图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习俗，影响很大。此处以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内的瓷祖庙里收藏的民间青花《陶冶图说》以反映唐英的《陶冶图说》的面貌。与瓷业有关的行业莫不有行会和行帮，甚至连一些细微的事如挑瓷器、拣废瓷等都有行帮，都有行规来约定，组织非常严密、规范和细致。这些行帮，可以分成许多类别。一般来说，可以从地域、从行业本身进行分类。从地域上分，有徽（州）帮、都（昌）帮和杂帮（除以上两帮外的其他区域的行帮）。都帮人多势众，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大帮，清代郑廷桂在《陶阳竹枝词》中有一首诗反映这种情况：“蚁蛭峰窠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在另一首诗里，更是这样来描述都帮：“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廿里长街尽窑户，赢他随路呼都昌。”从行业上分，可以分为商帮、手工业行帮和工人行帮。行业行帮和地域行帮相应交织，如徽帮主要是商帮，都帮主要是工人行帮。这些行帮纷纷设立会馆，或者公所，或者书院，名称尽管不同，其职能都是一样的。如徽帮有徽州会馆，福建有福建会馆。福建会馆天后宫，供奉天后娘娘。
景德镇的会馆（公所或书院）众多，清嘉庆年间有七所，至建国前夕，计27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
传统审美与当代陶瓷的创新
陶瓷长久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传承有序，技艺深厚。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当代艺术家白明却指出：恰恰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让产区艺人产生了审美惰性，阻碍了陶瓷艺术在当代进行创新。
白明首先指出，当代陶瓷为什么要创新？其实这并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艺术品最有价值的部分一定是独特性。比如，当今的艺术品复制技术已经相当高超，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绘画村”，大量生产临摹凡?高等西方油画大师的画作。但无论这些画作有多像，价格也顶多只有几百元，相对原作几个亿，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一转到陶瓷上，人们往往就糊涂了，常常认为越像就越精彩，最好是像康熙、乾隆或者珠山八友，而且，越像价格也就越高。
实际上，就像白明所说，从美学角度上讲，清代陶瓷远远不如前代，虽然其价格是天价。相反地，彩陶、汉罐、秦俑或者宋瓷，美学价值都比清代官窑要高，价格却低得多。这种市场上忽视陶瓷艺术价值的现象，让作为艺术家的白明直呼看不懂：“连古董都这样，何况当代陶瓷？”
市场的风向，直接影响到了艺术家的创造。白明介绍，像景德镇或是宜兴这样的手工业城市，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国际影响。对于这些地方的陶瓷，社会上有很多的追随者。也就是说，传统样式的陶瓷已经有了很大市场。要让产区的艺人们抛弃原有市场，去进行创新，这对于手工艺人来说要求就太高了。
比市场因素更深一层的，则是产区艺人心理上的审美惰性。白明认为，不是这些艺人真的不想创新，他们往往还想发展，但问题是，他们因为长久以来养成的审美惰性，已经不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创新。“他们就像种菜的农民一样，时间长了，对种菜有感情，丰收时心情很美妙，看着田里的菜，就能想到明天会怎么样。对于改变，他们是不放心的。”由于产区一直沿袭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使得艺人们逐渐依赖固有的审美，认为传承只是将样式和工艺传统沿袭下来。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哪怕技术再熟练，自己也无法直接上升到艺术家的层面，顶多是个熟练工匠。实际上，工艺与艺术的区别在汉语的表达中就已给出了答案。工艺，工在先艺在后；艺术，艺在先术在后。“工”是指劳动、技能，具有可重复性，是技术的层面。“艺”包含思想、创造，具有不可重复性，是修养的层面。“工”的比重越大，“艺”的含量就越小。工与艺本无高低之分，更无贵贱之别。只是“工”能普及，从业门槛低，从业人众；“艺”难普及，从业门槛高，从业人少而已。“其实，稍微站远一点，站高一点，就能想通这个问题，但许多人身在其中，就是想不明白。”白明叹息道。
将关注焦点集中在陶瓷的纹样和工艺特征上，不仅是产区艺人的习惯，也是如今陶瓷学术界的习惯。“很多学者只是将作品的特征进行归纳，却没有触碰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说，为何那个时代会流行这种东西？”白明指出，以往的陶瓷艺术品，都跟时代背景紧密相关。比如，在宋代，宋徽宗等最高统治者的文化水平很高，许多官吏也都是文化名人。在他们的眼光下，能流传下来的陶瓷艺术品水准就较高。宋代的五大名窑，大多是单色釉，除了造型以外，没有太多发挥装饰的空间，但依然显得高贵。另外，从考古学的角度上看，陶瓷断代也是以艺术风格为重要标准，而艺术风格恰恰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在那个时代是最新颖的。反观今天的陶瓷艺术品，时代的倾向性并不明显。这些问题，都需要学者进行研究，并指出其弊病。
由于既是教师又是艺术家，除了学术上的问题，白明也指出了如今陶瓷市场的问题。他着重指出，陶瓷市场的中介机制不够健全，大部分中介机构不具备职业画廊的规范，属于代理商，很难符合市场和法律规范。大多数情况下，艺人们必须自己独立面对市场，也就是自己创作又自己开店，还自我炒作。相反地，白明1996年便有了经纪人，因而他的作品很早就有画廊帮助推动，学术地位和市场地位很快树立了。从中他感受到，画廊可以推动审美概念的普及，还可以帮助归纳艺术家的贡献和独特性，而这一切工作都是用画集和研讨会的方式呈现的。相对自我宣传的浮夸，画廊的正式出版物影响面更大，更有利于艺术家作品的推广。
白明之所以对当代陶瓷艺术市场如此看重，是因为经济力量对手工艺人的影响格外大。“如果当代陶瓷艺术品卖出了高价位，就像当代油画或水墨画一样，许多产区艺人会认识到当代陶瓷创新的重要性。”白明还指出，如果以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标准来衡量当代陶瓷，那么当代陶瓷的价格还有很多空间，而且大陆市场的空间会比西方大。“这一两年来关注我作品的大陆收藏家明显增多了，海外市场的价格都不如大陆高。或许市场价格的上扬，是当代陶瓷的一大希望。”
白明常年在海外游历讲学，他也观察到，西方人收藏中国陶瓷，是因为把陶瓷当作中国文化史的象征物。然而，没有创新，中国的当代陶瓷如何体现出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像前代一样，继续成为中国文化史的象征物？
“由于是中国文化象征，谈到陶瓷的确很沉重，大家也很容易在感情上有所干扰，不希望自己的感情依赖受到伤害。”白明认为，陶瓷相对许多别的艺术形式，更容易让大众理解，大众接受的教育也更深入，比如，在一个博物馆就算没有油画，都会有陶瓷。
然而，纵观中国美术史，中国陶瓷的审美素养，并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升华，反而是在走下坡路。传统审美的束缚，已经对陶瓷创新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从清代晚期和民国就可以看出，更别提当代了。这个问题，并不能被当今陶瓷市场的繁荣所掩盖。而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艺术家、学术界、市场和政府多方配合，共同改进，为拯救中国文化的象征物而努力。
宣德青花的历史与审美
越南巧遇宣德青花砚滴
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担任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地区分会会长的陈玉泉，常去国外淘古玩。2007年1月，他在越南胡志明市一家古玩店发现了一件青花鸳鸯砚滴，陈先生拿起砚滴在手中把玩了许久，发现无论从胎质、造型工艺还是青花发色上看，均符合明代宣德时期青花瓷器特点，且应是官窑之作，但他心里也犯嘀咕，“怎么没有款呢？”。
陈玉泉认为，从专业角度看，凡是明朝宣德年间官窑出产的瓷器，都应写有款识，所谓“款识”就是瓷器上应该写有当朝皇帝的年号的标记，鉴定经验又告诉他，宣德年间的瓷器通常落款较为随意，有“宣德器款遍全身”之说。于是他看了好多遍，仍未发现有款识。
通过咨询得知，这件器物为当地一收藏家旧藏，藏家去世后，店主从其家人处购得，也没发现此器上的款识，现开价800美金，陈玉泉觉得要真是宣德的东西不该这么便宜，因为在几年前的苏富比(微博)拍卖会上，宣德官窑的砚滴曾拍出百万身价，他将信将疑地跟老板砍价，但这老板倔得很，硬是分文不降，陈玉泉赌气之下就走了。之后陈玉泉又多次去往胡志明市，每次都去看那个物件，但老板依旧不还价。
就这样僵持到当年年底，陈玉泉又再次前往此间古玩店。他刚推门进店，就瞧见两个欧洲人正拿着那个砚滴观看，说来也巧，由于光线和角度的问题，他猛地看出“鸳鸯”翅膀底隐约有类似款识的文字。于是趁着欧洲人放下砚滴的空档，他一把拿过砚滴，借着阳光仔细一瞧，“大明宣德年制”的官窑款隐约可见。
陈玉泉先生这次没再还价，立即付款把宝贝纳入自己囊中。
珍贵的宣德官窑青花瓷
陈玉泉近日在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分会接受记者采访时，把这件鸳鸯砚滴拿给记者看。
“这个一看就是明早期典型进口钴料。”陈玉泉所指的进口钴料便是烧制青花瓷的矿料——苏麻离青，这种矿料非常稀少，由于其发色浓艳、沉稳，曾在阿富汗、印度地区曾经用来做佛头发髻的染色之用，“明朝早期烧制官窑青花瓷用的进口钴料多为郑和下西洋时从国外买来，这种颜料的使用大多用于明成化之前，到正德朝也偶有出现，之后便绝迹了。”
这只青花鸳鸯砚滴体积很小，长度仅九厘米，在翅膀处隐约有类似字迹的线条，陈玉泉介绍说，这是青花瓷的晕散效果所致，在明朝洪武皇帝之前中国是没有真生意义专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官窑贡瓷，大都是“有命则烧，无命则止”，所以落官窑款识极少，大部分都是“金玉满堂”之类的吉语款。目前学术界公认官窑款识真正出现是明朝永乐时期，但极不成熟，此种写年代款识的制度确立并大量出现是在宣德年间，但是这个时期官窑瓷器有“器款遍全身”的特点，无论底部、腹部、颈部，哪都能写，直到明朝成化年间款识习惯才形成，虽器身还有继续写款的现象出现，但绝大多数都固定写在器物底部，逐后便形成定式。
陈玉泉说，全世界当时出产青花瓷的地方只有江西景德镇，以及云南的玉溪窑及建水窑。元末明初时，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用兵三年，把景德镇的窑全部毁坏了，部分窑厂和工匠迁移到了越南，在明景泰年间渐渐形成了另一窑场安南窑。
另一方面，由于越南曾经是中国的附属国，中国当时一直派遣官员驻扎当地，所以在越南能买到许多当时官员私藏的瓷器，品相非常好，基本上都是仿中国的龙泉窑，仿青花五彩。所以行家们经常会去越南淘宝。
陈玉泉介绍说，这个青花鸳鸯砚滴之所以稀有，还在于它是宣德年间的官窑之作。“鸳鸯图案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到了元代人们特别喜欢鸳鸯，但立体造型的鸳鸯从明朝宣德年间才出现。另外，明代官窑和清代不同，明代官窑生产的瓷器残品是不许出厂的，要就地砸掉掩埋，而清代官窑出产的瓷器在皇室挑选之后，剩下的都可以做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所以宣德年间的官窑瓷器尤其罕见。”
鉴别青花瓷要三看
陈玉泉介绍说，分辨青花瓷的真伪，首先要看瓷胎。“一般底部都不上釉，最多刷一层浆，是护胎用的。宣德年间景德镇的瓷器底一般是细沙底，如果底部落款就可能有釉，因为瓷胎用的是官土——麻仓土，所以应该非常洁白细腻，具有油脂性，胎质极其细腻。”
第二点是看釉面，他说：“宣德年间生产的青花瓷釉面，从侧面看是有橘皮纹的，脂分很肥厚，表面有少许晕散，而且青花一定要高洼不平，个别有锡光现象，外面要有一层亮光，而且应该泛蓝较多，泛绿色和铁斑较少。”
陈玉泉表示，使用进口料和国产料的青花瓷发色有很大区别，“进口料青花高钴、高铁、低锰，所以发色泛蓝，而国产料高锰、高铁、低钴，所以泛铁斑多、泛绿多，泛蓝少”。虽然现代化学配方也可以将色料的化学成分配比得与进口料非常接近，但陈玉泉认为，由于仿制品没有脂分，缺少蜡质光泽，外表会有一层玻璃亮光，橘皮纹也比较生硬，而且青花高洼不平，发色显得很死，没有像水墨画中的色彩渲染过渡。
为何仿制品会出现这些缺陷？陈玉泉介绍说，古代窑厂烧瓷器都是用木柴，把要烧制的瓷器用匣钵罩住，然后放进窑里烧。这样烧的话要花费3到5天，时间很长，而且古代烧制瓷器是用减火发，就是往窑内续柴量越来越少，以此来降温，通过逐渐的降温来使青花颜料中锰、铁、钴、铅等微量元素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个还原过程，只有这样青花的颜色才能出来。而且这样烧出的瓷器具有很强的油脂性，不像新烧的瓷器出现“贼光”，现代瓷器烧得都比较急，用电烧，温度一下子就烧得很高，这样烧把瓷器里面的气泡都烧没了，没有气泡就没有折射了，油脂似的光泽就出不来了。
另外，要看造型是否准确，陈玉泉认为老的东西近看不是很细腻，但从远处看感觉特别好，“线条流畅自然，很舒展。而假的是越看越不美，远看不传神，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模仿的痕迹，所谓“相由心生”，一件艺术品与它的作者的心是相通的。而且真的东西上往往有传世痕，就是玻璃质老化的痕迹。”
顾恺之 陶瓷艺术与书画的审美异同
彩陶书画原本同源
中国陶瓷、中国书画，本身是两项有着历史文脉关系的艺术，彩陶是中国书画艺术的起源，陶瓷、书画的关系其实是母与子的关系。尔后，经过漫长的繁衍、发展……陶器上的点线符号逐渐演变成独特的象形文字体系，中国的书法艺术诞生了。再从中国书法的笔墨技巧，进化到中国的绘画技法，彩陶、书画同源的理论如此简单。
中国陶瓷、中国书画如今早已成为世界上最闻名的两项中国本土艺术。然而，自唐代的王维为代表的文人画作为一种中国绘画的艺术现象出现以来，尤其经过元明清时期文人画的潮流涌动，至今，总有一批传统观念迂腐又自鸣清高的书画收藏理论家，把书画归类于艺术门类，把陶瓷归类于工艺门类;把书画家称为艺术家，把陶艺家称为工匠。言外之意，书画艺术高于陶瓷及青铜、玉器艺术，后者均是匠人制造的工艺品。如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的《刘说字画》中北京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的言论颇有代表性:“说实话，字画无论其观赏价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还是在市场上的价格，都高于其他文玩。”“其他收藏如瓷器、玉器、青铜器、硬木家具之类，一般算工艺品，而字画是艺术品。”为了驳斥这种看似正统实际上是肤浅的收藏的观点，我们先从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从形式到内容的审美异同说起。
陶瓷艺术比书画艺术历史悠久
据专家介绍，中国的素陶历史已有1万5千年，8千年前大山湾彩陶诞生，5千年前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进入彩陶艺术高峰期，都足以说明了中国古代真正的艺术品起源于彩陶。如仰韶文化彩陶庙底沟类型《鹤、鱼、石等图彩陶缸》早已被考古界、艺术界誉为“国画之祖”，这件彩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而画在缸腹部的彩陶画高37厘米，宽44厘米，是我国目前史前最大的一幅彩陶画。(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陶瓷名品珍赏丛书·陶瓷》)。而纸张直到西汉才被发明，最早的纸绘地图就是西汉时期的作品。(见江苏美术出版社《中国民间美术发展史》)写在龟背上的甲骨文且不说，中国现在存世最早的中国画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此图传为早期摹本，原为西晋张华所作。顾恺之另一幅《洛神赋图》，乃为宋人摹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出现于公元265——316年的西晋，距今仅1700年左右，与彩陶画历史相比，两者相差5、6千年。此外中国从商朝开始出现的原始青瓷，也比西晋出现的中国画早1900年左右。
陶瓷艺术比书画艺术形式更复杂
陶瓷艺术本质上是属于造型艺术，无论是盛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彩陶壶，还是西汉釉陶罐，总是先做成一个“形”才产生的，这种“形”就属于造型艺术范围，从制作程序上来看，陶瓷器生成“形”后，再上底色釉，釉又属于化学技术。如是五彩、粉彩再绘彩、绘图案、花纹，如是明清画家画的青花，还会绘上书画并落款。可以说陶瓷，从形式上涵盖了书画上的所有艺术形式。最后还要经过600至1300度窑火的燃烧，最终才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所以陶瓷艺术品的产生难度远远大于书画。而书画仅是平面艺术，只要有绢、有笔、有墨、有颜料、有印泥就可以创作了。书画家创作完毕就说明大功造成了，至于装裱，那属于装饰的范畴，与陶瓷器置台座、盆架含义是一样的。陶瓷与书画上互为对应的表现形式有:书画上有水墨写意画可墨分五色，陶瓷上有青花、青花也可分五色，最典型的是清康熙青花;书画上有工笔重彩，陶瓷上有粉彩、五彩、珐琅彩等形式。
此外，陶瓷上的一道釉如宋汝窑、官窑，窑变釉如宋钧窑，实际上是陶瓷釉水上的最高境界，窑变釉的天然燃烧而成的效果，犹如“天成之境”，人工永远无法控制完成的。
长期以来，历代文人画被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不熟悉中国绘画史的收藏者，误把文人画当作古代绘画的主流。事实上，文人画在艺术情景方面，挥洒画家个性、性情方面，绘画哲学方面独步画坛。但仍有众多知名的文人画家，事实上仅是业余画家水准，他们玩水画墨，有时仅仅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东晋
至北宋以来，那种规整的山水、人物、花鸟画，才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正统画。上海美术学者徐建融一直推崇历代规整画，他的这种学术倾向，有益于我们走出历代文人画认识上的误区。
瓷画也有胜过书画的作品
回到陶瓷界，中国明清官窑山水、人物、花鸟图案彩瓷，主要是借鉴中国历代传统的规整画的传统。笔者仅举一个例子，2005年在全球著名的苏富比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双耳瓶》，仅16.5厘米，竟被拍卖到1.3亿元人民币的明清彩瓷世界拍卖纪录。这只花瓶器型上艺术的魅力我们且不表，仅说这只花瓶上的“花石锦鸡图”，就可以同历代花鸟名画媲美，且永不褪色的晶莹亮丽的瓷质绘画之美，远远超过会被岁月风化黯淡下来的纸质绘画之美，这是瓷质材料珐琅彩鲜艳的颜料所决定的，当然，这是特例，一般纸画意境美于瓷画。但宫廷、花鸟工笔瓷画，常常超过绢质，纸质花鸟工笔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举这样一例子，仅想说明:并非全部绢质、纸质绘画胜于瓷质绘画，而瓷质绘画的顶峰珐琅彩瓷画，也有胜于绢匠，纸质绘画的作品，且因工艺的繁杂，其艺术感染力，更令人惊叹，能永久保存。而书画作品在自然环境中，绢存800年纸存1000年。也就是说再过一千年，清代以前所有的绢纸质书画作品全部将消亡(利用高科技保存的绢纸书画作品除外)，而陶瓷艺术作品将是永恒的。
书画署名青史留名陶瓷均是无名作品
除非代笔者，中国古代书画作品都署作者名。书画作品本身因其艺术、因其书画家的名声而传世，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因其绘画艺术而成为传世国宝，而同样是东晋的王羲之的《快雪时睛帖》，如今传世的其实是唐时的摹本，该帖真迹早已不存在，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文豪、考古学家、书法家郭沫若，也曾质疑王羲之是否真有其人。《快雪时睛帖》其实是借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名声而传世的。宋米芾的《砚山铭》，这是临摹一方奇石《砚山》的形状的水墨画，仅一平方尺左右，本身本无多少绘画艺术上的价值，但因为作者是宋徽宗皇帝，况且描绘的对象，又是一块当时的名石，故新世纪后在北京被拍到近3千万元高价，印证了书画因作者署名而青史留名的道理。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画不在精、有名则行。凸现出书画收藏中重名轻画的误区。而中国古代陶艺家创作陶瓷作品一般不留名，到明洪武二年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出现，也只能署帝王年款。民国以后，署商号名家。只是到了当代，陶艺家才署上自己的名字印迹。但令人回味的是，书画是以人闻名，陶瓷是以窑闻名。如最著名的宋汝、官、哥、钧、定窑五大窑，景德镇明清官窑。清康熙年间督陶官郎廷极督烧的官窑，俗称郎窑。在2005年故宫建院600年活动中，故宫展出的院藏十大国宝，其中瓷器一项，展示出来的是一件郎廷极发明督烧的“郎红”花瓶，这也借了郎廷极的名声。清乾隆年间的督陶官唐英督烧的官窑俗称唐窑。这是明清官窑史上瓷器艺术品借两位中国最伟大的督陶官之名而扬名的特例。
陶瓷、书画艺术本质上的相异
陶瓷艺术本质上属于造型艺术、立体艺术;书画艺术本质上属于图案艺术，平面艺术。立体艺术又属于空间艺术，平面艺术又属于时间艺术。陶瓷艺术其艺术特征是造型，其文化特性是釉水，而陶瓷上的彩绘艺术，主要作为造型艺术，釉水工艺的一种补充，而非陶瓷艺术的品质。从商朝原始青瓷到魏晋南北朝，越窑青瓷一统天下。唐邢窑白釉出现后，呈现出"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两晋青瓷盘口壶上出现点彩，唐长沙窑出现褐彩，这是瓷器彩绘的萌芽。宋朝汝官窑青釉，把中国瓷器的单色釉发展到最高境界。最能代表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品之造型釉水艺术成就的就是中国宋朝的单色釉瓷器。元青花明清官窑彩瓷，主要代表中国陶瓷彩绘艺术成就。也就是说，中国宋朝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分水岭，宋以前的陶瓷艺术里的造型、釉水艺术已发展到顶峰，创造了陶瓷艺术的最高境界。元明清陶瓷艺术主要向彩绘艺术发展，虽然明清红釉、黄釉、蓝釉等的发明，丰富了瓷釉艺术，但艺术境界无法与宋汝官窑青釉相比。虽然元明清也发明了玉壶春、赏瓶，将军罐等器型，但都有历代陶瓷器型的姿影。明白陶瓷艺术特征是造型，其文化特性是釉水之后，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造型艺术、空间艺术的陶瓷艺术与作为平面艺术、时间艺术的书画，两者之间的艺术本质是不同，是人类两种不同的表现自然、表现社会的艺术形式，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的艺术品，故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因为陶瓷有日用瓷、工艺瓷、艺术瓷之分，书画也有行画、装饰画，艺术画之分。陶瓷、书画的审美本质是相异，仅瓷画表象与书画相同。但纸质、绢质书画终究是只能保存千年的艺术品，而陶瓷却是相对永恒的艺术品。
中国的陶瓷习俗的风貌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陶器的国家之一，至今有近万年的历史；瓷器却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从东汉发明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始，至今，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可谓漫漫陶瓷路。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陶瓷，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风采和魅力，它在满足中国人民自身的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凝聚了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是中国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凝聚与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之一。
伴随着中国陶瓷制造技术、陶瓷工艺水平和陶瓷艺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的历程，中国陶瓷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作为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陶瓷习俗文化，伴随着中国陶瓷前进的脚步，而发生、发展与延续。
陶瓷习俗，是专指陶瓷行业范畴内的一种习俗，是在陶瓷的创作、陶瓷生产、陶瓷与销售等过程中和在各个环节中产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与习惯，展现和反映了陶瓷人的生活、生产习俗和心理的、精神的面貌，也反映了陶瓷人的管理水平与管理特色，反映了陶瓷本身的发展过程的面貌。陶瓷是由人来创造，由人来生产，由人来销售，由人来品评，由人来消费，一句话，一切都与人有关。因此，陶瓷生产、创造与销售过程，是伴随着悲欢离合的过程。陶瓷制品是鲜活的人的思想、观念、心理、情趣的凝聚物。
在中华大地，名窑象璀璨的星星，分布在各地。各地名窑和各个陶瓷产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陶瓷习俗。正如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一样，景德镇的瓷业习俗是中国陶瓷习俗的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和反映。本篇以景德镇瓷业习俗为例，介绍中国的陶瓷习俗的风貌。
景德镇瓷业习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行帮、行会、会馆。这属于管理方面的，是陶瓷各行各业自发形成的组织（行帮、行会）以及这些组织的管理机构（会馆），行使着在本帮、本行范围内的管理、约束、调控、奖惩与联络感情的职能。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曾奉敕编绘《陶冶图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习俗，影响很大。此处以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内的瓷祖庙里收藏的民间青花《陶冶图说》以反映唐英的《陶冶图说》的面貌与瓷业有关的行业莫不有行会和行帮，甚至连一些细微的事如挑瓷器、拣废瓷等都有行帮，都有行规来约定，组织非常严密、规范和细致。这些行帮，可以分成许多类别。一般来说，可以从地域、从行业本身进行分类。从地域上分，有徽（州）帮、都（昌）帮和杂帮（除以上两帮外的其他区域的行帮）。都帮人多势众，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大帮，清代郑廷桂在《陶阳竹枝词》中有一首诗反映这种情况：“蚁蛭峰窠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在另一首诗里，更是这样来描述都帮：“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廿里长街尽窑户，赢他随路呼都昌。”从行业上分，可以分为商帮、手工业行帮和工人行帮。行业行帮和地域行帮相应交织，如徽帮主要是商帮，都帮主要是工人行帮。这些行帮纷纷设立会馆，或者公所，或者书院，名称尽管不同，其职能都是一样的。如徽帮有徽州会馆，福建有福建会馆。福建会馆天后宫，供奉天后娘娘。
景德镇的会馆（公所或书院）众多，清嘉庆年间有七所，至建国前夕，计27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
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审美比较
中国瓷器对土耳其瓷器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中国瓷器的审美研究，可以得到审美变化给瓷器作品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审美的发展与土耳其瓷器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何种密切关系。
本篇论文关注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审美比较，以及他们在形式、材料和造型内容之间的关系，介绍包括造型，色彩，文化，图案纹样等工艺美术材料的特点，研究它们的表现能力。探讨为什么土耳其瓷器和中国瓷器会有不一样的审美观；雕塑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材料的改变，是否随之而来所表达的内容、想法也会有所改变。
土耳其瓷器
中国瓷器的美丽让奥斯曼艺术家创作瓷器时得到灵感和借鉴。丝绸和陶瓷的质量让奥斯曼人羡慕，瓷器上图案纹样深深地影响了奥斯曼的艺术家。在后来过程中，奥斯曼艺术家做瓷器时受到了中国瓷器图案的影响。从15世纪，中国的瓷器就开始影响奥斯阿曼的陶瓷。在土耳其随处可以看到精美的瓷器和陶器，瓷器制品已成为代表土耳其文化特色产品。在土耳其，会发现很多瓷器和中国的青花瓷图案如此相似，又极具异域风格，原因就是，土耳其瓷器和中国之前的渊源。奥斯曼帝国时期，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已经拥有一条陆上的丝绸贸易之路。
景德镇瓷器皇室玫瑰英式描金骨瓷咖啡具
中国瓷器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陶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陶器文化是其中精彩的一笔。尤其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陶器就像一个淳朴的母亲。最早的陶器距今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从古代到现代，陶器一直都很重要。陶器是人类真正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利用水、火、土、改变自然界物质的化学成分，创造出的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全新物品。1300多年以来中国瓷器除了欧洲国王以外，阿拉伯君主国王也表示赞赏。最大的原因是任何一个蓝色和白色瓷器里如果有中毒食品，瓷器转换为黑色。
每个朝代瓷器上有一些变化，有的朝代色彩有变化有的朝代是造型有变化。 商代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就发明了瓷器。至西周晚期呈现了蓬勃的发展势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们制作精良、纹饰细密，可以说进入了南方早期青瓷器的鼎盛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青瓷器不仅造型和类别比较复杂，而且其纹饰也趋多样化。这情况来说；在中国各个不同的朝代和时期，瓷器的造型有变化。
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几个方面的关系
瓷器是因其透明、易碎、耳鸣、耐热的特点一直被人们所关注。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中国的瓷器都收到别国艺术家的喜爱。中国是英文翻译便是“陶瓷”的意思。 这是因为欧洲人早期对中国的陶瓷非常感兴趣。因此、中国人对外国人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改变了。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是唯一和无价的。这情况来说中国瓷器的美丽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画家。奥斯曼帝国坚持陶瓷艺术的创作，并不断创新。
1.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瓷器贸易
土耳其位于亚洲西部， 距中国遥远，但两国间的传统关系非常密切。奥斯曼土耳其人原居中亚地区，与中国为邻，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而这种情结代代相传。中国与土耳其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奥斯曼时，中国瓷器出口就其费用与安全来说，海路要优于陆路。中国瓷器输往奥斯曼帝国经海路者为多。这情况表明中国瓷器影响了土耳其陶器。
2.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文化交流
土耳其画家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美丽。这情况来说；中国青花瓷符合伊斯兰教的艺术审美， 受到奥斯曼苏丹和皇宫贵族的宠爱， 成为土耳其上层社会时尚与奢华的符号。奥斯曼苏丹经常用青花瓷盘、瓷碗进餐，并宴请外国使臣。奥斯曼苏丹苏菜曼一世尤其痴迷中国青花瓷， 他在位期间，托普卡迫皇宫新置了200多件青花瓷餐具， 专门服务于苏丹。皇宫至今珍藏着上万件中国瓷器精品，其中不少是中国古代的青花瓷。
3.土耳其瓷器与中国瓷器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瓷器的传入对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土耳其瓷器的生产从一开始便具有中国特色，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了中国的新工艺技术，使得土耳其瓷器制造水平不断提高。由于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不同，传统的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之后并未受到欧洲人的欣赏。17世纪后，随着中国瓷器运销西方各国，中西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奥斯曼帝国文明之风伴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渗透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结论
一直以来，中国瓷器和土耳其瓷器在不断发展。通过这篇论文，我们能从瓷器的角度，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历史、技术等。这篇论文不仅体现了一种艺术形式更表现了一种行为艺术和一种人生态度。“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一直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还影响了两个国家的文化联系。如果想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那么应该理解这个国家的艺术。瓷器艺术和当代的艺术，为我们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开拓了道路。
龙泉窑制瓷习俗
龙泉青瓷始于晋代，北宋时初具规模，宋元之际进入鼎盛时期，制瓷规模空前绝后，技艺登峰造极，龙泉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瓷业中心，至清代逐渐衰落。建国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恢复生产，龙泉青瓷重振雄风，再度辉煌。龙泉青瓷传统有“哥窑”与“弟窑”。哥窑与著名的官、汝、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产品“胎薄如纸，釉厚如五，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古雅端庄”；弟窑胎白釉青，以粉青、梅子青为最，豆青次之，清丽淳厚。龙泉青瓷历代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并从宋代起远销亚、非、欧三大洲。现代龙泉青瓷继承了古代产品特色，并有所突破和发展，历年来在各类全国性评比中夺魁，其精品被誉为“国宝”，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和收藏。1998年10月13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中国陶瓷——龙泉窑瓷器》特种邮票，一套四枚。龙泉青瓷制瓷业十分兴旺，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龙泉瓷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种种独特的习俗。
拜祖师爷 在龙泉，哥窑弟窑的创始人章生一、章生二被后人尊为窑业祖师爷。过去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师父榜”。师父榜除祀师神位外，并附祀山神、土地、搬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择基建窑 建窑首先请风水先生择定吉地和黄道吉日才能开工建窑。开工时，要在窑地设祭礼神，以求烧出好瓷器。建窑日严禁儿童、孕妇人窑地，也不许有人挑粪桶从窑地前经过，以防触犯神灵，降祸于窑。
祭窑 农历七月十八日为祭窑日，俗传这一天是哥窑祖师章生一“窑变瓷器”制成的日期。届时窑匠要沫浴斋戒，在祖师爷的香案上放置用面捏成的童男童女，在窑头师父榜前设祭，点香烛跪拜，祈求祖师保佑烧出优美瓷器。窑场用膳 窑工在窑场用膳不能说话，用膳时碗筷不能碰响桌子，也不能把筷子架在碗上。
入窑 入窑要择三、六、九的日期，并要祭祀祖师、山神、土地。在人窑的整个过程中要讲吉祥语，要严禁秽物经过，防止秽气入窑，影响烧窑。
做窑福 在龙泉不管是建瓷窑、瓦窑、炭窑时，在窑旁都要立“窑公”。开窑点火必先祭祀“窑公”，并备酒肴请师傅，即做窑福。
宋元两个时代的人与瓷
南宋和元代，南宋瓷和元代瓷，文天祥和忽必烈，两个不同的朝代，两个各不同的人和事。文天祥是南宋的灵魂，忽必烈是元朝的灵魂，前者是疾重难返，大厦将倾，岂能一人挽回？后者是骁勇善战，知人善用，入主中原的大元帝国之君。一个是气节而死，一个是挽用不得而痛惜。
在文天祥被俘的三年里，两人多次间接交锋，面对这样一个大义凌然气节之人，忽必烈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由于非常器重文天祥的品格，未曾想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宋官员和与之交战蒙古官兵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文天祥并没有因为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但很痛惜。文天祥离殿，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好友，在文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临刑前，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一刻，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令斩。数日，元允文天祥之妻欧阳氏前来料理后事，在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后不久，南宋朝即亡。
朝代更替，文人生命难测，但气节最终属于自己。两朝的瓷器，虽说是当时的当代艺术品，但述说着它们各自历史、文化、艺术和技术的渊源和背景。它们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艺术特征。作为后人，对其进行评价，多多少少带有自己的艺术偏好和价值判断。但有两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们工艺艺术水平和文化艺术审美观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一点来讲，南宋时期的瓷器是符合中国文化整体审美观的，无论是工艺的完美度和文化内涵，可以说南宋时期的瓷器是中国正统器物文化艺术的终结。
元之后，各种文化艺术的融合，器物艺术审美受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而走向新的方向。不可否认，元代器物艺术，尤其陶瓷艺术品经历一段沉寂和纠结之后，展现了新的面貌，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含蓄走向写实。为以后700多年来开启陶瓷新写实主义篇章。
商周时代的陶瓷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商周时代的陶瓷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粉彩传统性与时代感
在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当代陶艺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态势。粉彩作为一个陶瓷装饰的画种自然也包含其中，那么怎样面临粉彩的时代感，让我国传统的陶瓷装饰艺术既立足于当代陶艺的氛围中，又保持它的传统性不被当代更多的装饰手法所掩盖，已被越来越多的陶艺家所重视。
一、粉彩的传统性
粉彩的工序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用墨线起稿，然后在图案内填上一层可作熔剂又可作白彩的玻璃白，将彩料施于玻璃白之上低温烧成。粉彩瓷器充分吸收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运用各种丰富的彩料，使画面风格近于写实。瓷面光泽透亮，每一种颜色都有丰富的层次，粉润柔和，秀丽雅致。粉彩所用的颜色种类多达数十种，每种彩料根据不同的画面需要又可派生出多种色调。
“粉彩”装饰从清代开始在原“古彩”的基础上逐步演变形成。到了康熙，乾隆年间可说是到了兴旺阶段，装饰手法上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画来装饰的，从大量资料和实物样品中可以看出清代这段时期，粉彩已不是原有“古彩”的那种用线不分浓淡，用色单调，只靠几种颜色的表现形式，而是在造型上吸取了中国画工笔重彩用线有浓淡变化，用色自然写实的表现手法，由原来古彩用线单调，无浓淡用色、无阴暗层次，演变成具有中国画用色丰富，阴暗层次强，用线有浓淡粗细之分。花叶用广翠加以打底色，分出明暗层次，花头也巧妙地用玻璃白打底然后再用洋红、净苦绿、紫色等加以洗染，这种工艺操作方法完全是国画工笔画中的操作方法，其效果简直是中国画在陶瓷上的再现，不同的只是所用材质不同。采用中国画装饰的粉彩瓷，其工艺性更加和中国画表现技法溶为一体了，粉彩在这段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有些精品在皇宫中才可享用。直到现在仿古瓷中的粉彩精品都要落上清康熙，乾隆年间制的底款，以示是代表当时粉彩的顶峰时期的象征，而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中国工笔画为特征的粉彩装饰纹样，其价值连城。
到了民国和解放初期，随着粉彩瓷的不断发展，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粉彩绘画大师把中国画移植在粉彩画中应用，使粉彩画更向前迈进了一步，把粉彩瓷画推向了更新的高潮，此阶段以王琦、王大凡、刘雨岑为主要代表的人物和花鸟画更加明显地把中国画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运用在粉彩创作的作品中，以奔放、流畅、刚劲、粗犷、写意的用线，以及没骨的着色技巧的运用，巧妙的利用玻璃白代替国画中的工粉，再加以洗染的方法，更使粉彩和中国画溶为一体了。
二、粉彩的时代感
创造一件粉彩艺术作品，今天看来，最重要的是以艺术思维及其创作规范达到目的。陶瓷艺术创作的基本素质要求，必须把某些局限变成智能创作，使艺术和工艺技能相结合探索出若干的文化精神价值，表现出粉彩艺术的精美，玩赏的特点，充分挖掘粉彩艺术的丰富审美内涵，达到伴随生活审美持续性的要求。所以粉彩技能是靠经验的积累才能自由的创作，尤其强调师传的技术经验，另外，在材料加工和绘制过程中，控制绘制油性的经验，加上填色的技术，这些基本靠经验的传授。因此粉彩艺术在创作思维至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价值上，创作者都必须根据材料的经验积累，以最终的理想效果思考艺术形式及艺术题材。并且配合制作材料，使技法达到表现艺术情感的目的。粉彩艺术在这里说明艺术思想必须同瓷胎泥性、加工材料、思考创作目的和通过“火”的烧成，才能形成一整套有机的联系，才能恰到好处地创作出理想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粉彩艺术强调粉彩的韵昧，也就是线与面，墨与色相互渗透，使线与墨色，色相混合的整体效果显示出来，强调白的空间表现内容的价值，为主体充分显现形象及环境整体视觉效应的过程，注重视觉规律，所谓“计白当黑”“知其白，守其黑”正是使艺术视觉效果给人欣赏的直接性与内在心理相联适应的过程，这充分说明审视一件成功的作品往往增加感性的愉快和理性分析双重的满足，这是内在的艺术哲学价值。
现代环境生存逐渐处在以直线和抽象几何空间建筑里，间隔了自然环境，回归自然就形成了现代精神的表现主体。粉彩艺术注重品味的价值，然而品味反映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时空感，因而伴随着生活活动中通过感官反映感觉性质，它的客观社会性通过感官特征极为突出和重要的是文化特征，在综合的感观基础显示其文化的价值。品味至使审美视觉整体同局部构成互补的关系。这就是艺术和工艺材料构成依据，使审美感觉存在价值及思想的特点。因此粉彩材料的美感同技巧密切相关。所以色釉高雅，韵味，厚重在粉彩艺术中显示性格化的重要因素。因此粉彩艺术语言区别于其他艺术而显示自己的内在审美魅力。
从粉彩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来看，粉彩装饰总是不断充实和变化的，不断淘汰和创新的。现代日用陶瓷不适宜以传统釉上粉彩作装饰，但已有釉中、釉下贴花纸粉彩的问世，同样给日用陶瓷耳目一新的美感。况且，日用陶瓷之外，还有大量的艺术陶瓷提供了粉彩装饰的用武之地。粉彩艺术瓷的装饰语言，包括表现技法、艺术风格和装饰效果，是任何其他装饰艺术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粉彩在现代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但又存在机遇，粉彩在现代陶瓷装饰中的魅力仍势不可挡，陶艺家在运用粉彩技艺时必须进行观念的变革。从审美角度来看，陶艺家们不单注重工艺技巧，而且注重器皿造型。把造型与工艺完美结合，使景德镇的粉彩表现艺术与技术达到高度统一。
三、寻找传统性与现代感之间的平衡
中国陶艺传统是开放的，它不只是教会我们模仿，它也教会我们创造。传统是活的，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其热情和忠诚不断修改，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生命力的不朽之物。我们要切记，在开创现代陶艺新篇章的同时，把握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尺度，不断在传统中吸收营养，推陈出新，现代陶艺只有跟随时代才能顺利推向前进。为改善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