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刚从景德镇画瓷回来，戈野又约小李开车接我去丁山刻壶。丁山隶属宜兴的一个小镇。随着紫砂业的发展，现在已闻名遐迩，听说即将要分辖出来独立为市了。
紫砂为何独厚宜兴丁山，经过不断地开采，资源已越来越少。政府已不让黄龙山被随便开挖，在公路上可看到几座孤立的小山已被围墙围起来。原国营的紫砂厂都已关闭，最早的紫砂一厂也全承包给私人，这就肥了有技术的工人，而那些干部见紫砂红火，也都从头学起，家里都私藏着一包一包的紫泥。
做紫砂壶纯是手艺，私人作坊是完全可做成的，一个转盘，几把刮刀，敲打磨刮，有传统的一套模式。听小李说，工艺大师做的壶都在万元以上，有的要几十万元，而一般职称做的也得几千元一个。我劝小李不要被职称忽悠，小李说现在人就相信这个，没办法的。今非昔比，所谓的“大师”也就身价骇人。偶在书上看到一则拍卖行情，某人的紫砂壶拍了一千多万元，我真是太闭塞了。
我在三十年前曾来过丁山，沿河的一条老街还在，石板路依旧，店铺已失去了昔日的市容。几家门口闲着几个老人，不几步就见老屋门上镶着牌子，有制壶艺人任凎庭故居，有陈祥荣及吴永春紫砂陶器店旧址。那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山坡上的一排排龙窑，烟雾蒸腾，运河船只都堆着大大小小的水缸、盆子、钵子、坛子、罐子，紫砂壶还未兴旺，5角钱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壶。现在龙窑都拆了，烧陶瓷多用电气或煤气，唯在前墅村保留一处明代龙窑，除了供人参观，有时也主产，这是目前唯一仍以传统方法烧造陶瓷的。龙窑两侧有40几对柴孔，是观火候用的，很像飞机上一个个窗孔，烧的时候便把窗孔用泥封上。窑里面内壁用耐火砖砌成拱形，人可背着器件一直爬到窑顶，我见龙窑旁堆了一大片柴火，一个年纪大的师傅说：烧一窑要耗去好几吨柴的。门口立有石碑，为200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说说我来这儿画壶，八年前我来紫砂五厂画过，那是台湾商人来投资的，台商有眼光，他早看出了紫砂壶的前景，还办了一个杂志《墨海壶天》，是通过张志安先生以笔会的方式邀我们去的，画好后由工人刻成，今志安先生已过世，令人感伤。我觉得画紫砂壶不及画青花瓷痛快，后来就一直未去过宜兴，这次来便想尝试着自己来刻，找了一把木刻刀，试了一个晚上，便上手了。方知刻壶是不可先画稿再照着刻的，照着画稿线条刻就等于学生写毛笔字描红，呆板而趣味出不来，所谓匠气也。亦如刻图章，刻刀直接在紫泥坯上草草地走动，会别有意趣。若没有把握，可用铅笔先比画几下，以刀代笔，其道理一样，需有感觉，需轻重适度，不可涂涂改改。
其实一把壶的器形更重要，在上面刻画只是装饰作用，小李说这些器形事先都是由平山先生选定的。我比较喜欢有三种：一种是方壶，方壶最难做，制壶的是陈女士，她为壶命名“寒山钟声”，她已60岁了，还在为职称叹息，其实她做的壶已很不错。她还做一种名叫“西施乳”的壶，浑圆光洁，手感诱人，真舍不得刻。再一种是容天壶，我是在图册上看到的，壶形敦厚拙朴，小李特定制了十八个，嘱我刻十八罗汉，当壶送来，却不是那么回事，几处不到位，而做壶人却说供不应求呢，也罢。我还喜欢“秦权”，“六方井栏”，“提梁”等。以前我不关心紫砂壶，真研究起来是很有讲究的，正如作画“牵一发要动全身”，看到街头不少扭捏做作的“创新”壶，真不知什么人会去买它。
紫砂壶市场怎样，我一点不知，但从投资方来看，做一批好壶放在那儿，绝非亏本买卖，关键是艺术品位。明陈继儒说壶：“令人幽、令人远、令人爽、令人闲、令人侠、令人雅、令人清、令人旷、令人淡、令人怜……”颇有见地，他把壶、人、茶合一，提高到人文生活品质上来，就有玩头了。《阳羡紫砂壶图考》有“陈曼生公余之暇，辨别砂厧，创制新样，手绘十八式，倩杨彭年、邵二泉等制壶，曼生壶铭多为幕客所作，亦有曼生自为之者。”看来制壶家与文人名人的合作，是与后来紫砂艺术的发展有着很大关系的。
刻壶对我来说只是一时之兴，好玩而已，这次陆续刻了一百多把壶，有山水亦有花鸟，有老头亦有美人，草草不工，同仁或笑：上不得大雅之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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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晋时期南方青瓷窑址群。位于江苏省宜兴县汤渡村附近的均山,分布范围约0.5平方公里。1959年南京艺术学院首次发现两晋时期的窑址3处。1975年宜兴陶瓷公司又发现吴至两晋时期的窑址3处。1982年又有新的发现。这一窑群，是中国南方早期青瓷的重要产地之一，为研究中国瓷器的发展和江苏省古代制瓷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均山窑址发现有残留的窑墩,直径约20米，高4米。有的残窑用砖筑成，窑壁上架有石条。出土的窑具有窑垫、垫饼、窑托以及筒形、钵形、齿形和钉形窑具等，窑托中有的带“……年廿二只制”等铭文。出土日用器皿的碎片，有盆、洗、钵、盘口壶、双系罐等。装饰花纹有弦纹、网纹、羽毛状纹、连珠纹、铺首等。釉色浅绿微黄，或称蟹青色，胎色黄白，根据釉色分析，是采用还原焰气氛烧成。这种青瓷胎质细腻、坚致，吸水率为3～6％,气孔率为7～8％,烧成温度1160～1260℃。有人推测宜兴西晋周氏墓地出土的青瓷与之相似，很可能就是宜兴均山窑的产品。
紫砂文化：宜兴紫砂陶刻的兴起和发展
任淦庭紫砂陶刻作品
宜兴紫砂陶刻由来已久，元人蔡司沾《霁园丛话》里就有“奈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五文字”的记载，这是目前所知在紫砂器物上题刻词句的最早年代，但仅见诸记载，原物已佚，尚不知是刻于壶底还是壶身。据考证最初的镌刻大多位于壶底和壶盖的边沿而很少见于壶身，其内容也仅仅记载着作者的名号而已。稍后便有在砂壶身上题刻诗句的作品出现，绘画绝少。明“供春壶”之前的紫砂陶刻是用竹尖刀(制陶工具)在坯体未干时刻制的，其刀刻痕与现代意义上的陶刻味有明显区别，后发展成用专门的铁制刻刀在坯将干未干时镌刻。明清以降，宜兴紫砂名气大盛，紫砂壶以简括大方之形、淳朴典雅之色和安逸恬静之态深受文人学士关注，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来宜兴定制紫砂壶和文房玩具者甚众，如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郑板桥、吴大徵、任伯年等定制的壶器均署室斋名以传世。紫砂壶成为众多文人闲士品茗吟诗，风花雪月时的把玩物，其典雅、恬适、朴茂的风格正与文人澹泊、雅致、清丽的审美情趣相吻。
紫砂壶镌刻题辞的盛行，推进了文人直接参与创作。有意识地将紫砂壶作为创作的载体者，当推清嘉庆年间的陈鸿寿(字曼生)。陈曼生是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不仅娴熟于金石书画，更是嗜壶成癖。他和杨彭年合作设计的紫砂壶，其色含蓄，其质温润，其形典雅，亦书亦画的陶刻艺术“切茶、切水、切壶、切情”，可谓美妙绝伦。由于陈曼生的倡导及一批金石书画家的参与，推动了紫砂陶刻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紫砂壶的品位。陈曼生留下的“曼生十八式”可称道艺结合的经典，后世奉为圭皋。曼生之后“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成了文人和匠师合作时共同认呵的审美标准。与曼生同时代的梅调鼎，曾在一款称砣款式的“秦权”壶上题铭：“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称来”，其文回味十足，其字遒劲有力，方寸之间便构成壶、字、意、情皆佳的绝妙之作。
清末民初，紫砂产业大兴，宜兴紫砂陶商人始请本地书画名家参与紫砂陶刻，此时的陶刻装饰风格渐趋明朗，切壶切情的铭文款识减少，饰壶风格通常为壶身一面题词，一面绘画，诗文大致出自《茶经》或有关茶事的唐宋名句，画面多表现梅兰竹菊或简笔山水，也偶人物，笔意多仿石涛、八大、董其昌意。此时的陶刻刀法老到、技艺娴熟、构陈懋生、陈研卿、沈端田、韩泰、邵云如等人，遂形成了当时的陶刻行业。商户在普通产品上镌刻简单的字域，视技艺高低而刻制不同档次产品，其价位自然也就不同，此时的陶刻品种已从紫砂壶发展到花盆、陶瓶、餐具及其它品种，内容也不限于书法和绘画，还包括任淦庭等名艺人留世，他们的高足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毛国强等今已成为陶刻界的领军人物。又承金陵亚明、沪上唐云、王个移、京华韩美林诸大家的鼎力推助，几代艺人的探求和摸索，紫砂陶刻语言日趋丰富和成熟，形式风格已臻完美。再有大批民间爱好者的加盟，一时陶刻业红红火火，兴旺无比。近年收藏热带来紫砂热，因此陶刻艺术也渐人佳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
陶瓷文化：宜兴第一座隧道窑诞生记
隧道窑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窑炉，具有产量大、质量好，节约燃料，生产效率高等优点。窑炉内设铁轨，陶瓷制品就像一个个小旅客，坐在一部部窑车上，车子首尾相连，形成一串，由油压顶车机的推动，在隧道内行驶，窑的两边设有几对燃烧室，供给窑的热量。制品在窑车上沿隧道运行时，炽热的燃烧气体迎面而来，使制品温度升高，一直升到1300℃～1400℃。
紫砂器在隧道窑内经历了预热、烧成、冷却的全过程。
制品在温度和气氛的作用下，发生了一系列的物理及化学变化，终于由泥坯变成了陶瓷器。当这些成品驶出隧道，开窑工人就把它们一个个从窑车上抱下。窑尾一车成品到站，窑头就有一车制品进站，两者是同时进行的，隧道窑就是这样日日夜夜、连续不断地运转着，工作着，烧造出大量的陶瓷制品。
宜兴紫砂
江苏宜兴出有一种特殊的陶土，其制品被称为“紫砂器"，简称“紫砂"。根据出土的器物，特别是明墓出土的器物综合研究分析，认为紫砂器的制作始于明代。
万历到明末是紫砂陶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时大彬、陈仲美、陈用卿、徐友泉等一代宗师，使壶的造型千变万化、层出不穷。作品以仿古的风格为主流，主要壶形有汉方、菱花、僧帽、圆珠、梨式，以及花卉、竹节、橄榄和提梁等形式。经过以时大彬为首的壶艺家们的努力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合理完备的紫砂制作工艺和工具。万历时紫砂制作工具就已经十分完备了。时大彬最初以仿供春大壶开始，其后自成一格亦以大壶为主。他调制砂泥最为独特，独步当时的是紫砂泥中带有颗粒的效果。时大彬在游娄东时期，与名士陈继儒往从甚密，共同研究品茗之道，根据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的品味，他把紫砂壶缩小。为符合文人雅士手持把玩的需要，把壶“精雅化”，这是时大彬在紫砂壶史上最大的贡献。白此，紫砂壶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翻开了中国紫砂文化的新篇章。
从康熙时期开始，紫砂制器日益精进，被宫廷皇室看重而成为贡品。清代紫砂器品种较多，除茶具外，还有花盆、各种生活用具、陈设品及玩具等，花生、荸荠等象生器更是宜兴陶工的巧作。清代后期出现了紫砂鼻烟壶、帽筒、挂瓶、文房四宝等。除品种样式外，紫砂器的胎色也日趋增多，除朱色、紫色外，还有白色、黄色、梨皮色等。
清初著名的紫砂大家是陈鸣远。其文化素养和紫砂技艺造诣极高，其作品主要有三大类：壶类、文房用具和象生器。他制作的干果品和仿生动物惟妙惟肖，独步砂坛。陈鸣远继承了明代紫砂制作的优良传统，又开启了清代的新风格，紫砂陶的制作发展到了新的高峰。除陈鸣远之外，还有虔荣、王南林、邵元祥、邵阳茂、陈觐侯等紫砂名家，由于他们的作品遗传不多，后人对其了解程度远不如陈鸣远。乾隆以后，宜兴紫砂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最为著名的是陈鸿寿，他任溧阳县令后，振兴陶业，自创壶式，不但请陶工为其制壶，而且亲自捉刀，雕镌诗文，创制出所谓“曼生十八"式。杨彭年、吴月亭等名师专门为其制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明代那种文人参与制陶的风气。
咸丰至光绪末年，紫砂创作上比较缺少艺术的独创性设计和构想，由于太平天国与驻守宜兴的清兵作战，宜兴的陶业受到极大的破坏，只有极少数艺人仍在坚持制壶。名家邵大亨创造了鱼化龙壶，壶上的龙头在倾壶倒茶时可自动伸出，收缩自如，堪称鬼斧神工。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紫砂器的生产更为商业化。器物上开始印有店号的标记，有“豫丰"、“铁画轩"及金鼎图案等。这个时期的名家有俞国良、冯桂珍、汪宝根、吴云根、蒋燕亭，裴石民、王寅春、顾景舟、程寿珍、朱可心等。他们被上海的古董商人出高薪聘请专门依样仿制古代名器，仿得最多的是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的作品，几乎难以辨识真伪。顾景舟在壶艺方面的成就极高，是公认的近现代最著名的紫砂大师，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表现出相当浑厚的气势，线条流畅，质感温润。
清代陶土茶具宜兴紫砂壶壶形和装饰变化多端
陶器中的佼佼者首推宜兴紫砂茶具，早在北宋初期就已经崛起，成为别树一帜的优秀茶具，明代大为流行。紫砂壶和一般陶器不同，其里外都不敷釉，采用当地的紫泥、红泥、团山泥抟制焙烧而成。由于成陶火温较高，烧结密致，胎质细腻，既不渗漏，又有肉眼看不见的气孔，经久使用，还能汲附茶汁，蕴蓄茶味；且传热不快，不致烫手；若热天盛茶，不易酸馊；即使冷热剧变，也不会破裂；如有必要，甚至还问直接放在炉灶上煨炖。紫砂茶具还具有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的特点，外形有似竹节、莲藕、松段和仿商周古铜器形状的。《桃溪客语》说“阳羡(即宜兴)瓷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等价。”可见其名贵。明文震享《长物志》记载：“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
陶土器具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明。最初是粗糙的土陶，然后逐步演变为比较坚实的硬陶，再发展为表面敷釉的釉陶。宜兴古代制陶颇为发达，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几何印纹硬陶。秦汉时期，已有釉陶的烧制。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先后山现了两位卓越的紫砂工艺大师——龚春(供春)和他的徒弟时大彬。龚春幼年曾为进士吴颐山的书僮，他天资聪慧，虚心好学，随主人陪读于宜兴金沙寺，闲时常帮寺里老和尚抟坯制壶。传说寺院里有银杏参天，盘根错节，树瘤多姿。他朝夕观赏．乃摹拟树瘤，捏制树瘤壶，造型独特，生动异常。老和尚见了拍案叫绝，便把平生制壶技艺倾囊相授，使他最终成为著名制壶大师。供春的制品被称为“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供春之壶，胜如金玉”。“栗色暗暗，如古金石；敦庞用心，怎称神明”。时大彬的作品，突破了师傅传授的格局而多作小壶，点缀在精舍几案之上，更加符合饮茶品茗的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十分推崇的诗句：“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清代紫砂茶具，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其中以清初陈鸣远和嘉庆年间杨彭年制作的茶壶尤其驰名于世。陈鸣远制作的茶壶，线条清晰，轮廓明显，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至今被视为珍藏。杨彭年的制品，雅致玲珑，不用模子，随手捏成，天衣无缝，被人推为“当世杰作”。当时江苏溧阳知县陈曼生，癖好茶壶，工于诗文、书画、篆刻，特意到宜兴和杨彭年配合制壶。陈曼生设计，杨彭年制作，再由陈氏镌刻书画。其作品世称“曼生壶”。一直为鉴赏家们所珍藏。清代陶土茶具宜兴紫砂壶壶形和装饰变化多端，千姿百态，在国内外均受欢迎，当时我国闽南、潮州一带煮泡工夫茶使用的小茶壶，几乎全为宜兴紫砂器具，17世纪，中国的茶叶和紫砂壶同时由海船传到西方，西方人称之为“红色瓷器”。早在15世纪，日本人来到中国学会了制壶技术，他们所仿制的壶，至今仍为日本人民视为珍品。
名手所作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令人拍案叫绝工艺品。过去有人说，一两重的紫砂茶具，价值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名贵可想而知。
宜兴陶瓷
部 宜兴的陶瓷生产历史悠久，素有“中国陶都”之称，宜兴陶瓷现有7500余种，精品如紫砂、青瓷、均陶、彩陶、精陶“五朵金花”等，早已誉满中外。
“家家做坯，处处皆窑”的陶都宜兴丁山、蜀山一带，以紫砂茶壶最为著名。工人将紫泥、朱砂泥、团山泥混合炼熟，制成瓜壶、树段壶、仿古提梁壶等。艺人刻上古诗、山水或花草虫鱼，配上印章，经过焙烧，一件件集雕塑、书法、绘画、金石于一壶的工艺品诞生了。
据说，紫砂壶的好处在于表里不施釉，透气性能好，用它贮茶不变色，不变馊。用久了的壶。由于内壁气孔积满“茶锈”，就是不放茶叶，冲入开水也能喝到清香的茶味。难怪有将紫砂茶壶称之为“神壶”。宜兴民间淬着许多关于紫砂壶的传说。其中一个故事是：一次某大户人家造屋，嫌墙没砌好，硬要扒了重砌，拆墙时，忽见空斗墙里放着一把茶壶。大伙一看才想起来，那天递一壶茶给师傅解渴，他随手放在墙上，没想给砌在墙里了。开盖一闻，虽说大前天沏的，茶味却依旧清香。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紫砂壶从此名声远扬。
有趣的是，紫砂壶在宜兴民间婚姻中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爱情臻于成熟，小伙子上门求婚时，依俗须带一把上好的紫砂壶。倘若老人乐呵地接受了茶壶，这门亲事便成功了，男家即务一对装满酒的瓮头至女家，作为定亲礼，故新媳妇双称酒瓮头。女家陪嫁必务龙凤坛一对。无锡缸尖渚是陶器铺的集中地，七月三十晚上叠缸为塔，燃灯其上，名宝塔灯。
瓷器与《西厢记》
——从雍正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说起
走进嘉兴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大厅，可见到一字排开，从小到大渐次陈列着的10件马蹄形瓷杯，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著名的雍正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
所谓套杯，即成套之杯，是套具的一种，有各种质地制成的，或铜锡，或髹漆，或木竹，或瓷器，尤其以彩绘瓷器套杯受到世人的青睐。《清朝野史大观·大内异物》载：“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堵波。高二寸许，旋木为之，质黄色有木理。薄如纸，嘘气辄可飞动，然能注酒。”清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瓷器套杯，以彩绘的居多，且多为十个一套，大小渐次可叠放成一个整体，散开来又形成依次递减的单体；既可作饮具，亦为一种精巧的工艺鉴赏品。
这种瓷器套杯，一套少则3至5件，多则20多件，因为是由多个大小不同的杯子依次套叠而成的，所以成型时必须严格把握每件单体杯子的尺寸大小，造型轮廓，胎体厚薄。只要制作过程中稍不留神，某处略有走样，就无法平稳地套叠，即前功尽弃，更谈不上渐次套装和分散自如了。要烧制好规整而又美观的套杯，首先要解决薄胎瓷的工艺技术问题。景德镇薄胎瓷的烧制始于明永乐年间。有道永乐薄胎瓷，细薄如纸，有的几乎以釉汁制成，故称为脱胎瓷。稍厚的又称之为半脱胎。明成化、隆庆与万历时的民窑，就有达到胎薄如纸的，时人称为真脱胎。到清康熙、雍正仿制品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脱胎瓷的制作，从配方、拉坯、修坯、上釉到装窑烧成都有一整套严格的工艺流程和技术要领。修坯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来不得半点差错和疏忽。一般要经过粗修、细修定型、粘接、修去接头余泥，并修整外形、荡内釉，然后精修成坯和施外釉。在修坯过程中，坯体在利篓（景德镇方言也称利斗，指利坯时在辘轳上盛放坯件的托盘架）上取下装上，反复近百次之多，才能将2至3毫米厚的粗坯修到蛋壳样薄。
解决了薄胎工艺之后，就是选择适宜套杯的釉彩装饰工艺。雍正年间盛行的粉彩，就是当时彩绘工艺的新品种，受到广泛的赞誉，直到今天。
康熙晚期已出现花朵用胭脂红色的洋细料施彩，至雍正朝，粉彩瓷器盛行，尤其是唐英（1682——1756年）从雍正六年（1728年）起奉命驻景德镇御厂任协理官。乾隆元年（1736年）起先后管理淮安及九江关并兼理窑务。直至二十一年（其中十五、十六两年一度中止），前后二十余年管理景德镇御厂，致力于制瓷工艺的研究，致使仿古、创新获得巨大成就。使景德镇制瓷业（包括民窑制作）达到了瓷器生产的新盛时代。其时粉彩特征是彩绘人物衣服或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彩色中有的用芸香油调合施彩；所用彩料很多是进口料，如红彩多以黄金为呈色剂的洋红，又称胭脂红；又有洋黄、洋绿、洋白等色。焙烧温度比五彩略低，色彩比五彩更为丰富，以其淡雅柔丽的特色，感觉比五彩柔软，因此又有软彩之称。雍正粉彩的盛行，很快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也有各种色地绘彩，如珊瑚红地，淡绿地、酱地、墨地等。精巧的器型，配上典雅的粉彩，使之相映成趣，实是给可分可合的套杯锦上添花。
嘉兴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称得上是这个时期粉彩的代表作。属半脱胎瓷，胎骨细腻。制作精致，造型规整，釉面纯净，装饰柔丽。共10件一套。器物逐件由小渐次增大，其口径5至10厘米、高1.5至5.9厘米、底径3.1至6.2厘米。每件造型一致，形似倒置的马蹄，故有马蹄杯之称。为敞口、削腹、平底内凹，白釉地粉彩。十杯相叠，口平如一，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十只口沿紧密无隙，天衣无缝，且分散时灵活自如，不得不钦佩其工艺的精湛。最为精彩的是每件杯身外壁分别彩绘以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案，笔触流畅，技法娴熟，构图生动，柔丽典雅，赏心悦目。
《西厢记》为中国四大古典戏剧名著之一，是一部风靡了七百多年的文学杰作，可谓家喻户晓，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嘉兴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从小到大的十只杯身外壁分别绘以《佛殿奇逢》（奇逢）《妆台窥简》（窥简）、《僧房假寓》（假寓）、《斋坛闹会》（闹会）、《长亭送别》（送别）、《锦字传情》（传情）、《夫人停婚》（停婚）、《衣锦还乡》（还乡）、《乘夜逾墙》（逾墙）、《白马解围》（解围）等典型场景。色彩柔丽典雅，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丰富，生活气息浓厚，构图精美，别具匠心。比如《夫人停婚》那幅，写琴童搀扶心灰意冷的张生离去之状尤为入神（有的选本是画红娘搀扶张生），立着的老夫人冷酷无情，躲在一旁的莺莺却伤感失望的情形在这小小的杯身上有所反映。为满足套杯相叠时的整体视角效果，特将叠在最上面的那件，也就是最小的一件的画面分由内底心和外壁两部分构成。这幅《妆台窥简》的主题图案绘在内底心：身着红衣绿裙裤的红娘斜身倚立在梳妆台旁，举镜窥简；外壁则是烘托主题的西厢场景。其余9件瓷杯的内底心均白釉无图。为此，叠在上面那件杯子的内底心的仕女红娘装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用《西厢记》人物故事装饰瓷器的形式颇多，除了餐具、酒器等之外，还有瓷板、赏瓶、屏风、彩瓶嵌饰等等。
说到这里，一个涉及中国陶瓷史与文献学的问题有必要在此一提。《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文化现象，实际上具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内涵，晚明《西厢记》的评注、改编、校刻蔚成风气。而在英国，正是人文主义高扬的时期。十分有趣的是，有人已发现了当时英国向中国定购青花瓷器的函件、订单的底稿。（转见于将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英国对瓷器上的绘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以人物仕女为主，有故事情节尤佳。根据这一要求，景德镇特地烧制了一批以《西厢记》的张君瑞、崔莺莺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青花瓷碟、瓷瓶等。可能晚明时《西厢记》故事基本上趋于定型，很可能景德镇的工艺美术家以当时各种《西厢记》刊本上的插图为蓝本，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考证。但是，现在已经发现了许多目前珍藏在欧美的青花瓷器上的《西厢记》绘画与某些明刊本《西厢记》插图有惊人的相似。伦敦大学博士徐文琴女士在美国加州大学从事艺术考古时指出，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高42.2厘米的青花瓷瓶上的图案《佛殿奇逢》和西德科隆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直径16厘米的青花碟子上的图案《佛殿奇逢》，都是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金陵继志斋陈邦泰刊《重校北西厢记》之插图为蓝本。又如艾西莫林博物馆所藏青花碟子上的图案《堂前巧辩》，徐文琴认为以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年）刻本《哥林拾翠》之插图为蓝本。另外，徐文琴女士发表在瑞典《东方古代文物》（THEMUSEUMOFFAR－EASTERNAANTIQUITIES）的一篇博士论文提纲，图文并茂，基本上谈的都是《西厢记》，其中就收录有关《西厢记》的青花瓷器照片，均为欧美博物馆的藏品。根据绘图人物场景的分析，丝毫没受南曲《西厢记》的影响。这些瓷瓶、瓷碟照片计有：《佛殿奇逢》3件、《僧房假寓》1件、《斋坛闹会》2件、《白马解围》4件、《夫人停婚》1件、《琴心写怀》1件、《妆台窥简》1件、《乘夜逾墙》3件、《堂前巧辩》1件、《草桥惊梦》2件、《衣锦还乡》1件、《西厢全景》1件。尽管徐文琴的艺术考古工作还只进行了一个不太长久的时期，却使我们知道早在明刊本《西厢记》还未流传到欧洲之前，早在《会真记》、《董西厢》、元杂剧《西厢记》诸书被英译、德译、法译之前，欧洲人早已从青花瓷器的图案上接受并欣赏《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了。不言而喻，这一大批景德镇青花瓷器为《西厢记》的刊本传入欧洲以及英译、德译、法译起了媒介和诱导作用。而这一点，过去无论是中国戏曲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当然也包括中国陶瓷史的专家所完全忽略掉的。也就是说《西厢记》最早是由瓷器传到欧洲的。
青瓷之乡— 龙泉大事记
唐
乾元二年（759）
分松阳县龙泉乡和遂昌县部分地置龙泉县，属括州。
五代
贞明五年（919）
龙泉金村、刘田（今属小梅镇）等地制瓷作坊已具有规模。
北宋
太平兴国二年（977）
建造华严塔（俗称金沙塔）。
太平兴国七年（982）
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理龙泉窑务。
天禧二年（1018）
建县学（儒学）于县东隅，学额二十。
治平四年（1067）
吴深、鲍康尧、季裒、吴克、鲍强五人同登进士，县民建五桂亭（绍圣中更名籍桂堂）于县东崇因寺左、大溪之涯，题名于亭。
元丰四年（1081）
县令黄发，兴学校，给诸生讲课，入学者众。
元祐五年（1090）
苏东坡为龙泉灵溪之洲命名为留槎洲，并为留槎阁书榜。继而陈舜俞题诗。时谓阁之雄伟，榜之遒劲，诗之警拔为三绝。
元祐七年（1092）
七至十二月，疏浚龙泉溪。处州各县均仿效。于是昼夜行舟，不再有沉覆之危。
宣和三年（1121）
龙泉县改名剑川县。绍兴元年（1131）复名龙泉县。
宣和中，因朝廷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
靖康元年（1126）
知县姚珏以郑公垟堰为基础，修筑蒋溪堰；新凿云水渠。冬，兴工，次年仲秋竣工。可灌溉畈田三十顷。
南宋
建炎四年（1130）
五月下旬，溃兵杨京力扰龙泉，毁县学，仅存大成殿。绍兴二年（1132）秋，重建。
绍兴二年（1132）
十一月，福建农民起义领袖范汝为余部范忠率起义军攻克龙泉。
庆元三年（1197）
分龙泉县南松源乡及延庆乡部分地置庆元县。
开禧三年（1207）
岁旱，修蒋溪堰和云水渠。次年虽续旱，但李山畈受益于渠堰灌溉，水稻获丰收。
嘉定二年（1209）
县人何澹修纂《龙泉县志》。
端平三年（1236）
太学士赵宗王晋 报请朝廷，准建笏洲书院，并祭祀朱晦庵。
淳祐元年（1241）
六月，昴山崩，声闻数十里。
宝祐三年（1255）
是年至五年（1257），虎伤人一千六百多。
咸淳十年（1274）
十二月，元兵入浙，兵部尚书季可（龙泉人）奉命回故乡募兵抗元。元
至元十三年（1276）
十一月，元兵入龙泉，县官降。
至元十五年（1278）
六月，梧桐川（今风鸣乡）木岱村张三八集众二万起事。元行省遣宣慰使伊奇哩率兵镇压。
青田起义军季文龙部攻克龙泉，城郭两千余户毁于战火。
（后）至元六年（1340）
六月，大雨，水涨入县城，深丈余。
十一月， 民饥，拨常平仓粮救济。
至正十一年（1351）
十一月，雷雹雨雪，十二月雨黑黍。
至正十二年（1352）
闽农民起义定攻龙泉八都。浙江副元帅镇处州石抹宜孙率兵星夜驰至龙泉，义军退走。
至正十三年（1353）
旱，歉收。十二月大雨雪。次年大饥。
至正十五年（1355）
六月二十日，青田潘惟贤起义军攻占龙泉，县达鲁花赤台宝忽丁携县印潜逃。章溢集乡兵围县城六日，起义军弃城撤走。
至正十七年（1357）
七月，红巾军由浦城、松溪攻龙泉，元参军胡深集乡兵拒于湖山。
九月，章溢拨私田一百五十亩，于八都玉峰山麓建龙渊义塾。
至正十九年（1359）
十一月，朱元璋部将胡大海攻克处州，龙泉县归之。
明
洪武二年（1369）
御史中丞章溢卒，葬于龙泉八都横溪桥头。弘治十五年（1502）墓被盗，朝廷续葬。
洪武三年（1370）
庆元县并入龙泉县，设巡检司于查田；十三年（1380）复置庆元县，巡检司撤。
洪武十年（1377）
正月十八日夜降黑雨，水色如墨汁。
正统元年(1436)
正统间，顾仕成在琉田（今大窑村）主青瓷窑。
正统八年（1443）
知县李善捐俸银购青砖，将城内数条卵石路基改为砖道。
正统十三年（1448）
十二月，叶希八率矿工起义军，攻克龙泉县城。
正统十四年（1449）
七月，矿工起义军陶得二别部攻龙泉，至济川桥，乡兵关闭南北桥门，桥上义军尽被害。
成化元年（1465）
林农广制松香。年贡松香七十斤十五两。造纸作坊遍布，年贡黄白纸五万三千七百九十六张。
成化八年（1472）
八月二十三日未时，城镇直街叶善增家起火，延烧二千余家及济川桥。
弘治三年（1490）
龙泉饥荒，饥民破官仓取粮，为首者遭杀害。
弘治六年（1493）
昂山崩。
正德四年（1509）
春夏大饥，民采榉树皮舂磨作饼充饥，食之多死。
正德八年(1513)
七月二十二日，县前店起火，延烧总铺谯楼（县衙前）、按察司、济川桥及民居二千家。
九月二十六日，崇因寺佛殿起火，毁寺房及五千斤重铜钟一口。
正德十一年（1516）
叶溥出资刊行叶子奇《草木子》。
嘉靖元年（1522）
二至四月初旬不雨，溪井皆竭。五月十五至十九日大雨，平地水漫一丈五尺，人畜死伤无算，留槎洲民居漂荡殆尽。
嘉靖二年（1523）
十月，修蒋溪堰
冬，于城东建籍桂社学，次年秋建成。
嘉靖三年（1524）
知县朱世忠捐俸置田二十亩，建仁山书院。
嘉靖四年（1525）
县人叶溥、李溥合辑《龙泉县志》。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大饥，县人吴文焕赈米三百石济饥民。
嘉靖三十八年（1559）
九月，戚继光至处州府招募矿工、农民从军，组建“戚家军”，龙泉丁壮踊跃应募。县民制“糖光饼”，欢送入伍士兵。
嘉靖四十年（1561）
闽广义军张琏部属三千余突入龙泉，据城六日。
隆庆元年（1567）
七月，处州矿工数百人集龙泉瞿源起义。处州知府李学礼发兵镇压，矿工散走。
万历二十六年（1598）
知县夏舜臣主修《龙泉县志》。
崇祯十四年（1641）
政和县张某与麻某聚众千余人起事。冬至日黎明破龙泉。知县刘明爽被缚。张、麻部据城一日夜，后撤走。
清
顺治三年（1646）
明督抚田仰、勋镇方国安溃兵散窜城乡大掠，民皆逃匿。
顺治四年（1647）
原明处州府推官王廷简（龙泉人）联合龙泉柯进春抗清。清遣刘登瀛部镇压，进春死，廷简被擒。
十一月初，程煌联合龙泉曹飞宇发动千余人起义，克龙泉城，达十天。处州参将陈元魁率部镇压，曹飞宇等退驻漈根安营扎寨。
顺治五年（1648）
二月，龙泉柳国柱等起义，屯西乡木岱口等处，陈元魁军镇压。
十月，朱匡明（青田人）、曹飞宇等屯龙（泉）遂（昌）边境。与清兵战，败。次月，冯生舜等扎龙泉西山（木岱一带），清兵进捕。
顺治六年（1649）
六月，龙泉李魁选据山抗清，遭清兵围困，被捕。
顺治八年（1651）
疏浚龙泉溪。
顺治十二年（1655）
胡世定、傅梦吁纂《龙泉县志》。
康熙十三年（1674）
五月，靖南王耿精忠部将徐尚朝攻陷龙泉，抢掠后，纵火焚东前街。十五年八月，清总兵李荣、陈世凯荡平徐尚朝部。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四月，大水，冲毁桥梁庐舍田禾无算。
康熙四十四年（1705）
是年前后，修蒋溪堰，疏云水渠。
康熙四十八年（1709）
闽起义军彭子英、董天福攻龙泉，乡兵对抗于道太，彭子英等退走遂昌。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夏大水，秋旱，次年大饥。
雍正三年（1725）
大饥。
雍正五年（1727）
县常平仓添建仓廒二十五间，每间储谷六百石，总合储谷一万五千石。
雍正九年（1731）
六月大水，夏大饥。
雍正十年（1732）
虫灾。县民柯国荣于济川桥施粥济饥民。十一年，续饥，县民汤云汉赈饥民半月。
乾隆元年（1736）
创立聚英讲堂。
乾隆十一年（1746）
建育婴堂。
乾隆十三年（1748）
铁匠郑义生在县城东街开设剑铺。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建县丞署于安仁镇，至光绪十六年（1890）裁撤。
云水渠被民侵占，堙塞，知县苏遇龙亲自查勘得复，并督促浚通。
乾隆二十七年（1762）
重刊叶子奇《草木子》，有齐召南、苏遇龙序。并聘县学沈光厚重纂《龙泉县志》。于留槎洲建立留槎书院，勘出百念丘荒田为学田，并将渎田笏洲书院遗址地二亩五分供师食用。
乾隆三十年（1765）
建瀛亭于县衙前长堤上，左右为荷池，池各广七亩许，亭前为三思桥。同治元年改瀛亭为问心亭。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在县署东建金鳌书院。
嘉庆十年（1805）
龙泉巨富李鹤堂捐银一万四千两，复建济川桥。移桥址留槎洲下，历时两年竣工。
嘉庆十一年（1806）
四月，秀才汤瑾出资独兴留槎洲上。自此，洲之阁不再合于桥上。
夏，大旱。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岁大荒。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小梅开设三和堂中药店，并附设药厂，制中成药。
道光元年（1821）
夏至后历四月不雨成旱灾。县城蔡云轩施粥济饥民。
道光三年（1823）
龙泉李澄捐银二千两，重建普济堂。
道光十三年（1833）
大旱，乡民来城觅食，饿死道旁者不计其数。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岁歉收。
咸丰八年（1858）
六月十五日，太平军石镇吉部克龙泉，至七月十五日全部离境去浦城。
咸丰十一年（1861）
十一月，福建总兵林文察率师驻龙泉。
周老九、周六儿兄弟开设“万字号”剑铺。
同治二年（1863）
知县祝乡绅主持补刊乾隆二十七年《龙泉县志》。
同治三年（1864）
设厘卡，开征厘金。宣统二年（1910）升为厘金总卡。
同治七年（1868）
重修蒋溪堰及云水渠。十月开工，次年五月竣工，用钱三千缗（每缗1000文铜钱）。用石三千丈，用夫数百人，绵亘十余里，灌溉四千亩次。
同治十年（1871）
三月，集资疏浚龙泉溪滩。
光绪三年（1877）
知县顾国诏主修《龙泉县志》，次年刊行。
光绪十四年（1888）
城镇直街失火，全毁。
光绪十八年（1892）
建留槎精舍，招收诸生，知县毕诒策亲自讲课。
知县毕诒策督建城镇直街和东前街葫芦门防火墙。
光绪十九年（1893）
重建育婴堂，严禁溺女婴。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基督教由德籍传教士传入龙泉。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古董商收购古瓷，大窑村青瓷古窑址被掘破坏。
光绪三十年（1904）
日商天野静之等由上海来大窑村购出土青瓷。
夏至（六月十七）大水，水满城内与屋檐平，船可撑至清修寺边。
六月二十四日，龙泉始设代ban邮政分局（民信局）。
八月二十五日，外国传教士数人被处州双龙会龙泉分部会众驱逐，当夜乘船离境。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废书院，兴学堂，金鳌书院改为剑川学堂。其他书院、社学陆续改之。
徐杰、李为蛟、周传濂、李为麟，翁望甫、李有麟等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创办私立毓英初等小学堂，为县第一所女子学堂。
宣统二年（1910）
福州南台太和药房老板（日商）行原始平至大窑村搜购古青瓷。嗣后，年必数次，连续十余年。
宣统三年（1911）
十一月廿五日，处州府城光复，成立处州军政分府，龙泉县属之。
设立县劝学总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