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前，瓷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文字排列方式也各有千秋。明、清两代，帝王年号成为铭文中的主要内容，由于其字数统一（为六字或四字），因而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明、清的帝王年号款有横行、直行两种，横行的少见。直行排列的有楷书和篆书两种。
直行楷书年号款在宋代就有，自明宣德起盛行。明代楷书年号款有六字（“大明□□年制”或“大明□□年造”）及四字（“□□年制”或“□□年造”）两种。六字的年号款作单行、双行、三行的三种，其中三行的比较少见。（注释：这里所说的行，实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列”）四字年号款分单行和双行两种。明代有一种写前朝年号的寄托款，文字内容和排列方式均类同于年号款。清代的楷书年号款款字有六字（“大清□□年制”）和四字（“□□年制”）两种；四字的嘉庆、道光以后极少出现。清楷书年号款的文字排列有：六字两行每行三字、六字三行每行两字和四字两行每行两字等三种。其中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的大都是官窑，六字分三行每行两字的则官窑、民窑皆有。明、清有一些类似年号的铭文如“大明年制”、“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其文字排列同四字的年号款一样，概做四字两行每行两字。
以篆书题写的年号款较楷书款为少，明代永乐、宣德、万历等朝瓷上可以见到。其中永乐仅见篆书年号款而不见楷书款，且无论是刻划的还是青花书写的均为四字两行。（注：这些看法也不是绝对的，景德镇御窑场遗址出土过一件明确标明十几个文字的酱釉炉）清代自乾隆至同治的年号款大多以篆书书写。有两种形式：一种无边栏用红彩或蓝釉书写；另一种有双线方栏且用红釉书写居多，俗称“图书款”。无论哪一种都是每行两字，即六字的分三行而四字的分两行。篆书年号款的行距都较紧，如印章文字的排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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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铭文
瓷器上的文字称铭文。明、清以来的瓷器上的帝王年号又称款识。
铭文可以直接刻划在胎上，也可以用釉彩书写，这样就形成了胎体铭文和釉彩铭文两大类。
胎体铭文是在瓷器的胎体上用刻划、模印、堆帖、雕塑的方法题写的铭文，其中主要用刻划和模印两种方法，胎体铭文通常用于单色釉瓷品上。刻划方法既在生胚上用刀刻和用锥划的方法。刻划而就的铭文有阴文、阳文两种。从传世瓷品来看，以阴文居多。从明宣德开始，有阳文楷书的年号款出现。模印是胎体铭文的另一种基本形式。这种铭文是用事先刻就的字模在胎体未干时压印上去，分阴文、阳文两种。
釉彩铭文是用毛笔或其它工具以釉彩在瓷器上题写的铭文。釉彩铭文按铭文釉彩和瓷器底面釉彩的上下位置不同，可分为釉下彩铭文和釉上彩铭文。元、明、清三代以青花瓷为瓷业生产主流，这一时期，瓷器的绝大部分为釉下青花铭文。另有一种釉里红釉下彩铭文，但相当稀少。釉上彩铭文是在烧成的瓷器的底釉上用另一种釉彩题写铭文后再次入窑烧就，釉上彩铭文按其釉色有红彩、墨彩、金彩、珐琅彩等。明代自宣德起铭文用釉上红彩题写。清乾隆以后，大量使用釉上红彩铭文，且多篆书。有些红彩铭文的文字排列如印章，俗称“图书款”。清康熙至嘉庆所制珐琅彩瓷上，用珐琅彩题铭，因釉厚而高出底面，又称“堆料款”，有蓝、红等色。
瓷器铭文的题写位置
中国古代瓷器铭文的题写位置，由于器型、烧造时间、烧造地点、釉彩特征、铭文内容、铭文字数的不同，是千变万化的。总的来说，铭文题写位置和器物自身的因素有很大关系，同时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呈现出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器物自身特征是铭文题写位置的内在决定因素。从器型来看，历朝烧制的瓷器形制各异，然每类器物由于其用途的一致性，因而其变化还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的。题铭的位置以不影响其使用价值进而增强其使用价值为前提。碗、盘一类器物形状为撇口、浅身，铭文题写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和里心。壶、瓶、罐一类器物形状为小口、高身，铭文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器腹、器口。铭文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铭文的位置。年号、商标等一般在底面等处，吉语、佳句等观赏性的文字通常书写在器腹等显著位置。就碗、盘等有底足器物而言，砂底的文字写在里心，釉底的写在底面。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铭文由偶然的工艺内容变成必要的步骤，铭文题写位置由随意选择达到约定俗成。对使用者来说，铭文由偶一见之变成欣赏的必要内容，都使铭文的位置逐步规范化。明代以前瓷器上的铭文位置有这样的特点，即总体上的无规律性和局部的有规律性的统一。从东汉至明代的一千多年中，不同时间烧制的不同器物，很难有固定的铭文题写位置。但在同一朝代烧造的器物题铭位置则是相对统一的。明以后，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使全国各地生产的瓷器的形制、铭文内容、铭文位置等相互借鉴而得到统一。明、清两代，除长篇题句外，帝王年号、斋名、堂名、吉语等大多题于底面或里心。
铭文的边饰
瓷器上的文字有独立于整个瓷器主题纹饰的圈、框、图案等作边饰，简称为铭文边饰。
（一）圈
圈是铭文边饰中最常见的。圈有单、双之分，釉彩画或刻划而成。釉彩圈有青花和红彩等数种，以青花为常见。青花圈和红彩圈均始自明宣德。明制青花瓷底面双重圈距离较远，粗细相等。圈线的起讫处有不同程度的重叠。清制青花瓷底面青花双重圈距离较近，外圈粗而内圈细，圈线看不出笔画起讫，总的说较明代为细。刻划圈外一般上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刻划后上底色釉，这种形式明代永乐年间出现，传世的大量永乐官窑甜白、霁蓝、霁红器都采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是刻划后加填与图案同色的彩釉，明万历的有些瓷器，刻划而就的文字加填绿彩而圈填黄彩。明永乐、宣德还曾出现椭圆双圈，比较少见。
（二） 方框
以直线组成的图形作铭文边饰，在西晋青瓷谷仓上的铭文外已使用，明宣德开始用青花方框作铭文边饰。框有单线和双线两种，从形状看分方和长方两类，长方框又有横、竖之别。在不同朝代，配合不同书体，有几种形式。
（三）图形
以图案作铭文边饰，宋带既有。这种图案铭文边饰有模印、刻划和釉彩三种。明初永乐、宣德所制甜白瓷上流行在年号款外用图形，在“永乐年制”和“宣德年制”四字篆文暗款外，有各种刻划的暗花。永乐有云纹、花边、八瓣花图案、龙凤、轮形等，宣德的图案则有莲瓣等一二种。釉彩的图案边饰较少，明清彩瓷中有一种喇嘛文（藏文）写于花纹中，称之为花捧真言。清雍正年号款外有的以桃形为饰。
古代瓷器：宋代磁州窑褐彩文字盒
瓷盒，是由底和盖组成，生活日用品之一，用途很广。有盛装铜镜的镜盒、装药的药盒、盛装妇女化妆品的妆盒，而更为广泛的用途是盛装各种香料的香盒。瓷盒在各朝都有其经典的式样，这种圆形直身、盖矮底高的器型，创烧于唐，而流行于宋，是宋代整个社会最普遍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和女子陪嫁的用品之一。
褐彩瓷器，以唐代长沙窑青瓷最为丰富，内容题材涉及人物、山水、动植物、抽象纹样及诗词文字等，其诗文以抒发情感为主。宋代，长沙窑青瓷已趋衰落，河北磁州窑瓷器盛行褐彩装饰。
这件宋代青白瓷褐彩盒(见图)，通高13厘米，腹径15厘米，底径8厘米。胎上施传统的白色化妆土，内外施青黄色透明釉，釉质肥厚莹润，釉色白中泛青闪黄，表面光亮，光泽感强，有开片。盒底足露胎，胎体坚致，颗粒较粗，呈灰色。盒盖顶端题写褐彩草书道字，笔画流畅而不失规度。盒盖外围及盒的主体装饰有褐彩花草植物纹，线条流畅简练，绘画精美，立体感强。制作规整，构思巧妙，盒盖与盒底吻合严密，保存完整，不失为一件磁州窑精品。尤其是用毛笔蘸彩书写的道字，笔力雄健，韵味十足，充盈着大千世界的玄机与奥妙，使人遐想万千，爱不释手。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为我们鉴定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据。在接触的制品中，鄞县东汉瓷钟底书“王尊”隶书两字，绍兴东吴瓷灶灶面上书“鬼灶”两字，上虞县东吴虎子上铭（纪年）“赤乌十四年（２５１）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西晋人物堆塑罐上的龟趺碑铭文主要有：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时富且详（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平阳江山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起会稽上虞”。吴县狮子山２号墓出土“元康二年润月十九日起会稽”。吴县狮子山３号墓出土“元康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吴县狮子山４号墓出土“会稽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高迁众无极。”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人物堆塑罐的龟趺碑上书“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乐极”。上虞龙山出土的人物堆塑罐上有两块龟趺碑，其书均与吴县狮子４号墓出土物铭同。早期越窑窑址中的窑具、制品上的铭文，首次在慈溪东汉窑址中出现有徐师有、大、吉，鄞县东汉窑址出有王、章。上虞东吴窑址出有宜、贾。余姚市东吴窑址出有安、朱等铭文。上面这些铭文，这无疑对我们在实际鉴定中，碰到类似的铭文时，对于判别、鉴定器物名称、年代、产地以及生产关系等，是有一定的借鉴。对于纪年墓、纪年制品，无疑是我们鉴定器物，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可靠的依据。东汉纪年墓有：永平十年、永初三年、延熹七年、五年，初平元年、建安元年等，出土的各式各样罐、簋、钟、钵、耳杯、垒、五联罐、灶、井、香熏等。东吴纪年墓有：正始二年、赤乌十四年、五凤元年、太平二年、永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甘露元年、宝鼎三年、建衡二年、凤凰元年、二年，天册元年、天玺元年、天纪元年、二年等。西晋纪年墓有：太康元年、七年、八年、九年，元康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永康元年，永宁二年，太安二年，永兴二年，永嘉二年、三年、七年等。东晋纪年墓有：大兴三年、四年，咸和元年、二年、四年，咸康八年，建元二年，永和元年、三年、四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升平二年、五年，隆和元年，兴宁二年，大和元年、三年、四年，太元二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隆安元年，义熙二年等。南朝纪年墓有：初永元年、二年，元嘉五年，大宋丁丑年，元嘉二十四年，大明六年，泰豫元年（以上为宋）。永明元年（齐），天监元年、五年（梁）。祯明二年（陈）。隋，大业三年。以上各纪年墓可详阅《青瓷与越窑》专著中纪年墓及出土器物。
古陶瓷上的特殊文字
古瓷上的文字装饰，除了常见的汉字外，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文字。它们作为瓷器装饰图案之一，有着独特而又深邃的文化内涵，是承载古代文明交流、文化互鉴、贸易往来等真实可感的重要资料。下文仅就较为罕见而又容易混淆的阿拉伯文、梵文与藏文三种瓷上装饰文字进行介绍与解读。
阿拉伯文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四系扁壶，现藏于扬州市博物馆
阿拉伯文是穆斯林国家普遍使用的文字，属于拼音文字，行文从右向左，横向书写。根据考古材料，湖南长沙窑在唐代中晚期最早烧造出以阿拉伯文为装饰的瓷器。那是一种青釉釉下彩绘瓷器，尤以褐、绿彩为常见。工匠们用毛笔蘸上彩料，将阿拉伯文书写于瓷坯上。文字的内容多伊斯兰教常用语，如“阿拉的仆人”“真主最伟大”等。这些带有阿拉伯文装饰的瓷器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中国对外瓷器贸易的繁盛而兴起，并对后世外销瓷的烧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的时候，景德镇窑青花瓷上所见的阿拉伯文装饰，是一种带边框或无边框的款识图案，以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梅瓶、大盘为代表，在它们的肩上、胫部或足边常有这种阿拉伯文款识。有的由镌孔填红色颜料制成；也有的用钴蓝料书写上去。
元代 景德镇窑青花后刻阿拉伯文款梅瓶 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
据专家研究，这些镌刻的阿拉伯文款识是由阿拔斯大帝（1578-1629年）下令后填上去的。因为阿拔斯大帝坚信，瓷器赐与祖先之前，将自己名字刻在瓷器上并摆在陵寺“瓷宫”的壁龛上，就如同他本人在向祖先行屈膝礼，以表达无上的敬意。因此它们虽是简单的标记，却也让我们知道了元青花的曾经流传经历与特殊使用情况。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随着郑和率领大型船队七次下西洋并到访阿拉伯半岛，瓷器上的阿拉伯文装饰也获得了更大发展。尤其是景德镇窑的工匠们巧妙地将中国瓷绘艺术与阿拉伯地区传统工艺相融合，运用毛笔为书写工具，蘸上钴蓝料，将阿拉伯文书写在瓷坯上，产生了著名的外销阿拉伯文青花瓷。文字的内容有“万物非主”、“赞颂归于真主”等。
正德时期，因皇帝信仰伊斯兰教并通晓阿拉伯文，故这一时期装饰阿拉伯文的瓷器不仅数量多，且造型丰富。除了碗、盘、罐、盒等多种生活器皿外，还有笔架、砚台、烛台、炉等各式文房用具。装饰形式上流行以圆形、菱形或方形作开光，再于开光内书写阿拉伯文。内容大多出自《古兰经》。装饰工艺技法与品种上也有所发展，当时除了青花还有白釉红彩。此后，瓷器上便很难见有阿拉伯文装饰了。
明正德 景德镇窑青花阿拉伯文笔架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明正德 景德镇窑青花阿拉伯文碗 现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明正德 景德镇窑白釉红彩阿拉伯文盘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藏文
明宣德 景德镇窑青花藏文僧帽壶 现藏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藏文属于字母书写体系。根据实物资料可知，明代永乐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上最早出现了藏文装饰，至宣德时期盛况空前，达到鼎盛，以西藏地区的藏品数量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西藏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僧帽壶，腹部书写藏文一周，内容为：“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昼夜吉祥，三宝吉祥。”器底书青花双圈“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竖款。造型借鉴西亚地区金属器的艺术元素，被称为中西合璧式瓷器的经典之作。
同样瓷器在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中也有出土，它们在造型、纹饰等方面完全一致，堪称是传世品与出土品完美呼应的佐证佳品。另外，西藏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高足碗也颇具代表性，其外壁饰缠枝莲托八宝纹和莲瓣纹，器内壁书藏文一周，译成汉文是：“白日平安，夜晚平安，中午平安，日夜平安。”外底青花书“宣德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
明宣德 景德镇窑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现藏于西藏自治区萨迦寺
除了青花，还有青花五彩。尤以西藏自治区萨迦寺收藏的这件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为典型，其口沿内以青花书写藏文一周，译为“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昼夜吉祥、三宝吉祥。”圈足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青花款。不仅绘画精细严谨，且制作工整讲究。这几件装饰着藏文的青花及青花五彩瓷器，均带有帝王年号款，文字的内容多为藏传佛教的经文或祈祷吉语，应是当时朝廷命令景德镇官窑为西藏上层贵族而专门烧制的赏赐瓷。成化以后，藏文装饰的官窑瓷器便较为罕见了。
梵文
明宣德 景德镇窑青花梵文出戟盖罐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梵文发展于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印度，传说是由梵天所创，也属于字母书写体系，代表性字体有悉昙体、兰札体、天城体三种。天城体流行于当今，也是印度佛教界和国际公认的梵文标准字母。明代永宣时期景德镇官窑青花瓷上最早出现了兰札体梵文装饰图案。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出戟盖罐为代表，盖面中心写一梵文，外环绕四个梵文；罐身环形书写三周梵文；盖内顶部及罐内底部“大德吉祥场”五个篆字外环饰的莲瓣内亦各书写一梵文。
这些梵文均以兰札体写成，内容为密咒真言，代表佛和菩萨的保佑，寓意佛光普照、驱邪避难与吉祥如意。明代中期，瓷器上的梵文装饰更加广泛，也极具时代特色。如成化年间的盘、杯类器物，梵文装饰不仅字数增多，且覆盖面积扩大，有的甚至全部由梵文装饰而成，装饰效果得以强化的同时也给人一种视觉冲击力。正德年间，以“花捧梵文”为代表，这是一种创新的图案形式，也颇具装饰艺术性与年代鉴定意义。
清代，瓷器上的梵文装饰在技法与内涵上又不断创新与扩展。除了青花还有斗彩。尤其是梵文与“寿”字组合的“梵文捧寿”斗彩图案，作为官窑产品一直持续发展至清代晚期，无论制作工艺、装饰艺术还是文化内涵均达到较高水准。
清道光 景德镇窑斗彩梵文盘 北京艺术博物馆
通过对古瓷上几种特殊文字装饰的简单梳理可知，唐代中晚期长沙窑瓷器上最早出现了阿拉伯文，历经发展，至明代永宣时期景德镇窑瓷器上又出现了藏文与梵文。这些充满着神秘色彩的特殊文字，不断向我们传递着各种不同的信息与内涵，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当时瓷器烧造者的用意与使用者的用途。但限于考古资料与文物研究之不足，仍需继续深入探讨与严谨解读。
中晚期越窑青瓷的款识铭文的研究
款识，指在瓷器上书写的文字。铭文主要有纪年款、支干款、姓氏款、作坊款等，不管那一类铭款，对我们鉴定年代，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还可推知精确的年代；有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铭文瓷器，是我们鉴定中的标准器物。
目前越窑铭文器类，大多为晚唐时期。有双鱼模印王字碗、云鹤纹模印“寿”字和“大中二年”纪年碗，各式墓志罐，罂、罐、瓶等，此外还有执壶、盘、钵、碗、净水瓶、香熏、砚台、器盖等。
唐代铭文大多书刻于胎体上，也有戳印釉下褐彩书等。铭文内容可分：
作坊名称类，有利记、上（尚）记等；姓氏类，有马、利、陈、大、俞、王、朱、上（尚）、李、刘、仙、方、泮、涂等；姓名类，有俞程、李溪、泮子云等；贡（品）窑类，有贡、方者贡，官、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
标价类，有金十九，价值一千文等；制品记名类，有庆擂烧、十月十一日造平十六郎等；数字类，有四、七等；祝愿类，有寿、渐（健）康等；纪年类，有元和拾肆年、长庆三年、太和八年、会昌七年、大中元年、大中二年、大中四年、咸通七年、咸通十年、咸通十四年、光启三年、光化三年、天复元年等；墓志类，数量特多。
吴越时期越器上铭文：
铭文器以碗为多。大多以线刻为主，也有模印。铭文书刻部位，碗、盘、盏、碟类，以外底为多，少数刻于器壁。瓶、罐类肩部为多见，其中荷叶龟纹器物，则书于龟背之中心。
姓（名）氏类，有罗锡、章、王、红、徐、马、朱、上、大、姜、千、示、永、合、平等；作坊名称类，有项记、阮记、柴记等；
贡（瓷）窑类，有官、官样、窑务、供、内、表等；支干年号类，有辛酉、辛、乙、子、太平、丁丑、丁等；制品作者类等；地名类，有下林乡使司北保等；制品作者类，有朱伯远作等；纪年（纪月）类，有龙德二年，太平丁丑、七月十九日记等；墓志类，有龙德二年墓志罐等；庙宇有关类，有周药庙山大殿、弟子朱仁厚舍入庙等；数字类，有八等；方位类，有上、下、左、右等。
北宋时期铭文：
北宋铭文大多为书刻，仅一例器内墨书。部位多在隐蔽部分。
姓（名）氏类，有罗军、魏仁皓、项、陈、里、马、永、千、上等；作坊名称类，有里方记等；干支年号类，有太平戊寅、辛巳、太平戊戌等；贡（瓷）窑类，有供、内等；地名类，有越州上虞上山乡，会稽等；数字类，有六、一个等；窑名类，有上虞窑、长山窑等；纪年类，有雍熙一年、端拱元年、端拱二年、太平二年、嘉佑捌年，元丰二年、元符三年、绍圣五年等；题名类，有造此砚子东海记、弟子舍入观音院等；吉祥语类，有天下太平、延福长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