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民间故事成了瓷工们创作瓷品与纹饰的题材,刘海戏金蟾即是一例。
相传康熙年间,苏州有户叫贝宏文的富家,乐善好施,邻里口碑甚佳。某日,有自称“阿宝”的上门恳求收留作帮佣,主人念他谋生艰难就留下了。阿宝脏活累活抢着干,深得主人器重,却遭到管家妒忌。管家找来污垢厚积、废弃多年的便壶令阿宝洗刷。阿宝把便壶从里翻到外地刷洗了一新,犹如刚从细瓷店里买来的,让管家暗暗吃惊。元宵节晚上,阿宝抱小主人去玄庙观看灯,三更半夜才归来。管家当着主人面挑拨说,玄庙观离大宅子那么近,又不在天上……阿宝说那里彩灯不精彩,带小主人到福州玩了一趟,所以回来迟了。众人哪里相信,却见小主人手里拿着一串苏州还未上市的鲜荔枝,管家目瞪口呆,暗想阿宝莫非是神仙下凡!数月后,阿宝从水井里钓到三足大蟾蜍,用彩绳系在左肩上戏耍……不久,阿宝不知所终,从人间蒸发了,这则故事收集在清人孟簇甫《丰日段笔谈》里。故事另有诸多版本,情节各不相同。
我收藏了两件以上述故事为蓝本的瓷器:
如左图为高38厘米的粉彩瓷塑摆件。刘海袒胸凸肚,穿着珊瑚红大氅,粉青短裤,右肩负着深绿色张着大口、咄咄逼人的大蟾蜍。右手牵着挂满了黄闪闪金钱的彩带,左手高举绽鼓鼓的钱袋;身躯前倾,右足离地,充分表现了刘海欢腾雀跃之状。制瓷者的功夫放在刘海衣着、脸相的刻画上,胖乎乎的孩儿脸上一双浓眉大眼,神采奕奕;大氅与素裤滚边上饰有金色花纹,色调富丽华美;连蟾蜍身上的疙瘩也彩绘得一丝不苟,工艺精致,造型优美,活灵活现。底座为海涛波浪纹,强化了神仙飘逸的感觉。底足有楷书“景德镇瓷塑厂”以及阿拉伯数字工号硬印。据此推断,此瓷塑出品约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
如右图为直径19厘米的浅绛彩瓷盘。瓷质洁白细腻,胎体很薄。盘底为一幅地道传统勾线填彩水墨人物小品:近景山石;中景刘海身着枣红绸短衫,腰间束带,浅蓝绸裤,富家子弟模样。他蹲着身子,右手牵引红丝缨,作垂钓状;背景为山崖,崖壁上绿树映衬一株花簇枝头的桃树,突出仲春盛景;远景为潺潺流水,画面充实,层次分明。人物传神,山水淡逸简寂,润原苍浑,画上墨彩题词,字体秀逸。浅绛彩是晚清至民国期间景德镇盛行的崭新釉上彩绘画新工艺,在粉彩基础上首创了用浅谈的黑彩料勾线,再用透明的铅质“雪白”将墨线盖住,烧成后墨线铮亮,收到文人水墨画的用笔效果。绘画者往往是有较高素养的文人,选择自己喜爱的题材作画,题词,落款,印章俱全,作品俨然是创作严谨的水墨画。特别一提浅绛彩绘的诞生,改变了瓷工不留姓名的局面,涌现了一批瓷绘大家。
这两件瓷器收藏于90年代初期,因为民窑,不为时人所重,所以价格不高。随着岁月流逝,如今竟成了人见人爱的珍品。更有意思的是我喜欢搜集仙逸题材的瓷器,积少成多,已成系列,有时将同一题材的瓷品摆放陈列,别有一番情趣。
汝窑瓷为私人历代藏品
这批汝窑珍瓷包括碗、盏、瓶、樽等器型,莹润如碧玉,摆放在展台上,十分诱人,令与会的收藏爱好者惊叹不已。但据交流会的承办者何先生讲,考虑到场地、安全等因素,他还有15件汝窑珍品没有在此次交流会上露面,这些汝瓷,都是何家世代收藏的传品。据私下透露,他的汝窑藏品在国内以至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据参会的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学会副秘书长董福麟介绍,汝窑和定窑、官窑、钧窑和哥窑合称宋代五大名窑,位列“五大名窑”之首。汝窑烧造于宋哲元佑年至宋崇宁五年(公元1086~1106年)的20年间,原为民窑,后被垄断为官窑,因此民间罕为流传。目前只在著名的故宫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及几个私人收藏家手中才有收藏。
展品中更具价值的是烧制瓷器时用的两个“钵”,其中一个上面还沾有汝窑的“盏”,更加难得。可以推测,这些汝窑瓷品和“钵”是在窑址现场发掘出的,当时已完全掌握了铁还原烧造技术。
据河南汝窑研究中心秘书长袁海清教授介绍,汝官窑的特点是胎质细腻,呈香灰色,俗称“香灰胎”。观其釉色,如雨过天青,温润古朴;拂其釉面,平滑细腻,如同美玉。器表都呈蝉翼纹般细小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瓷满釉支烧,器底有小如芝麻状的支钉痕。汝窑制品素身多,极少以花纹作装饰,而是以釉色取胜。
数量极少价格令人咋舌
由于汝窑传世数量极其有限,所以其价格也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1992年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直径仅8厘米的汝窑小盘成为众多收藏家注目的焦点,最后以154万美元成交。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中,一件汝窑三牺尊价格飙至5000万港元才物易其主。现在即便是宋代汝窑的瓷片在市场也很难见到,汝窑瓷片的占有者喜欢将瓷片加工后,镶嵌在戒指或皮带扣中,到处炫耀。
相传在1986年底河南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汝窑遗址未发现时,一家农户建完房后,从遗址处挖土砌墙,结果将一些汝窑瓷片也砌进了墙中。当后来有人得知墙中有汝窑瓷片时,一夜间将整座墙都给偷走了,搞得农户一家一头雾水。等后来农户明白了原委,后悔晚矣。
该瓷板画装在一个涂红漆的木框里,因年久保管不善,木框的红漆有些斑驳。反面以数枚铁钉固定瓷板,并糊裱着一张“文革”时期的《北京日报》,从年代上推算应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作品没有任何做旧的痕迹。
我生长在瓷器之乡,知道大瓷板非常难烧,这种将版画雕刻工艺直接运用于瓷板手法我很少看见。此块瓷板画平整、洁净,无折褶,雕工看起来比较老到,雕版者应是版画雕刻高手,同时瓷版雕刻工艺十分娴熟,画面人物背景及近景、远景皆栩栩如生,毫不粘涩。
我向有关专家请教,他看了实物,对画面的油彩颜色及涂抹方式特别感兴趣,认为这东西经历了30多年,颜色依然鲜亮,可见其稳定性极高。而涂抹则是先剪好两块与瓷画雕工对应的布面,分别套印红、黑两色的。油漆刷印时还要手工掌握浓淡深浅,体现出立体感,因而难度很大。
据判断,制作领袖画像是一项崇高的政治任务,必定调集精兵强将,因当时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的局限,大型瓷板画的合格品很难得,残次品又不能出厂,故市面上流通极少。此幅瓷板画是版画家在瓷坯上雕刻而成的,但因瓷板太薄(约不到1厘米),即使雕刻成型,烧制成功也是极难的。因此,可以说这种瓷板画集中了版画家、制瓷家和油彩专家的智慧及经验,是通力协作的结晶。
《毛主席去安源》之画据说“文革”时期发行了数亿张,油画原作于1995年拍出605万元,是“文革”政治画中最早拍出的高价画,影响广而深。那时没有版权概念,各种艺术形式都可表现同一题材。作为尝试,运用版画雕刻技法于瓷板上,是一个难题,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有待专家发掘研究。而雕刻此画的作者是哪位名家?上色的是哪位高手?制瓷是哪位大师?则是待解之谜。
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见图),上世纪50年代出土于将军山的明代黔宁王沐英墓,制作年代应在元代中晚期,属国家一级文物,被视为价值连城的镇馆之宝。
梅瓶最早出现在唐代,流行于宋、元、明之际,以小口、短颈、丰肩、长胫,上部丰满、下部颀长的造型在瓷器中独具一格。南京市博物馆珍藏的这件梅瓶高44.1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肩部绘有珊瑚、灵芝和缠枝莲花等吉祥纹饰,下部为卷草纹和宝莲纹,瓷器腹部则以较大篇幅描绘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历史故事。其绝妙之处在于成功地将水墨画技法运用到瓷器绘画当中。工匠用苏泥勃青釉料为墨,以白瓷胎为底,凭借娴熟的勾、皴、点、染的笔法,在干涩的瓷胎上尽情挥洒,巧妙地运用了青花所特有的清冷意境来表现月光如水的夜晚,浓淡晕染相宜,纹饰主次分明;在构思布局上打破了时空限制,把3个不同空间的人物,用连环画的结构展现出来,萧何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韩信负气出走的灰心落寞,艄公的不急不慢、悠闲自得,这些心态细节,均表现得淋漓尽致,细腻传神。
我国博物馆收藏的各地传世、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只有100多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元青花另有200多件,绘有人物故事图案的少之又少。这件青花梅瓶在制胎、绘画、烧造等方面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存世的元青花中未见相同者,加上以历史故事为装饰题材的元青花瓷器在绘制和烧造上难度很大,堪称“稀世珍瓷”。
最近,笔者前往遂宁参观了遂宁中国宋瓷博物馆,欣赏到一件件精美的宋代瓷珍。作为一名收藏爱好者,笔者禁不住将所观所感带回乐山,与乐山的藏友们分享。
1991年,遂宁市城郊金鱼村发现了全国最大一宗窑藏瓷器,共出土宋代各大名窑瓷器985件,有国家一级文物29件,二级文物200多件,三级文物500多件,几乎件件都是国家珍贵文物。在此基础上兴建的遂宁宋瓷博物馆成为全国唯一的专业宋瓷博物馆。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遂宁金鱼村出土的窑藏宋瓷,几乎包括了南宋时期国内名窑的产品,如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四川彭州窑等名窑。这些瓷器造型精美、胎骨敦厚、釉色明丽。其中荷叶盖罐、龙耳式炉、青白釉梅瓶、三足蟾形水盂等文物更是稀世之珍,被誉为“国之瑰宝”。
宋代北方的瓷窑主要有河北定窑、河北磁窑、陕西耀州窑、河南钧窑、河南汝窑、浙江龙泉窑、四川成都琉璃厂窑等,这些瓷窑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宋代北方地区制瓷工艺的主要成就是铜红釉的发现与应用,制瓷匠师们第一次看到了红色在瓷器上出现,这一意外的发现给人以启迪,使人知道氧化铜在一般情况下呈绿色,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呈红色。
宋代江南地区制瓷工艺获得很多新成就,选用优质瓷土,不断扩大窑炉体积等。宋代瓷窑生产的瓷器,胎质都很洁白,与之前代的灰胎、灰白胎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寻找优质瓷土作原料是提高烧瓷质量的重要途径,宋代不少瓷窑正是发现和找到了优质瓷土原料烧出了胎质洁白釉质如玉的青白瓷,胎体薄的达到了半透明程度。笔者在遂宁宋瓷博物馆见到的近千件宋瓷绝大部分都属质地洁白如玉的青白瓷,而南宋龙泉窑的窑炉长度明显加长,短者达五六十米,长者七八十米,个别长达百米,成倍地增长烧容量,是为了适应国外对瓷器不断增长的需要。据估计,南宋龙泉窑每窑可装烧瓷器两万件,如每月装烧七八次,一座窑的月产量就达10万多件,而南宋龙泉仅遗址已发现数十处,总产量十分惊人。
遂宁宋瓷博物馆有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刻花梅子青梅瓶,这是南宋龙泉窑匠师摒弃了北宋时期的传统石灰釉,创造性地烧出了石灰碱釉,成功地烧出了粉青和梅子青釉的代表性作品。
遂宁宋瓷博物馆的藏品,由于是窑藏出土,保存得十分完好,数量也十分惊人,为我们研究宋瓷的工艺成就,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依据。也为我们鉴赏宋瓷真品精华、提高“眼力”提供了机会。因此笔者认为,乐山众多古瓷收藏爱好者可以到遂宁一饱眼福。
公元1680年,康熙王朝派工部虞衡司郎中藏应选到景德镇驻厂督造瓷器,人们习惯将这段时期的官窑称作“藏窑”。据《景德镇陶录》所载,藏窑瓷器“土坯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江西省文化厅所编《中国古代瓷器基础知识》一书中介绍,“从传世康熙官窑瓷器的情况看,藏窑产品中鳝鱼黄和黄斑点还没有实物得到证实”。笔者终于从一件传世的蒜头瓶中,找到了初步答案。
此蒜头瓶高18.3厘米,足径7.4厘米,属高温釉器,器底无釉、无款识,器形规整,胎质细腻,底部有旋轮痕,露胎处呈微红色,侧光下有闪点,胎体较薄但分量偏重;釉水肥厚、莹润、透亮;口沿至瓶颈处为黄红色釉,瓶颈以下的釉色较暗,釉里有层层的黄色斑点,釉面有酥光,十分精美。
通过对蒜头瓶基本特征的描述,笔者认为此器物为有史料记载,但无实物证实的藏窑———黄斑点瓷器,观点如下想和藏友们共同探讨:
一、符合康熙瓷器鉴别的基本要领。此器内外施釉一致,釉水肥厚、莹润;胎质细腻、较薄、分量偏重;露胎处泛红,侧光有闪点。
二、符合康熙制瓷的历史。康熙朝制作了大量的仿古器,蒜头瓶足底无釉,是有意仿古;釉色类由于茶叶末、鳝鱼黄、建窑油滴釉,又同属高温釉。
三、符合康熙朝制瓷工艺特点。修足规整、较浅,足尖呈扁平状,有旋轮痕,特别是瓶颈处饰一圆形环状圈,更具康熙朝特点。
四、茶叶末釉和鳝鱼黄釉同属高温釉器。茶叶末釉是经高温还原火焰烧成,是铁结晶釉,釉呈失透的黄绿色,在暗绿的底色上闪出如茶叶细沫的黄褐色细点。而鳝鱼黄釉配釉时用少量长石并加少量的镁,经高温氧化焰烧成,釉色黄润带黑色或黑褐色斑点。蒜头瓶釉属高温釉,瓶口至瓶颈似鳝鱼黄釉,瓶颈以下似茶叶末釉,鳝鱼黄和茶叶末釉不可能在同一气候中烧成,明显是一个新品种。
五、从世界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卖记录看,没有康熙朝茶叶末和鳝鱼黄的拍卖记录,笔者认为康熙的产品可能与其他朝代的同类釉器混为一体。特别是黄斑点釉可能当作其他朝代的茶叶末或鳝鱼黄。
造型——明代瓷权造型多样,有葫芦形、鼓形、馒头形、钟形、元宝形、笠帽形、方形、六边形、八棱形、梯形、蔬果形、天圆地方形等,而以葫芦形、鼓形和馒头形多见。这些瓷权,多以手工制作,辅以工具挖削,器形古朴浑厚,拙中见巧。
釉色——明代瓷权采用了当时最崇尚的色釉来表现其特有的寓意。有青花、白釉、蓝釉、紫金釉、青花釉里红等,明早中期以青花地釉多见。
纹饰——明代早期瓷权纹饰少见,中后期渐趋丰富。多以青花绘描,有花鸟蜂蝶、水藻游鱼、落花流水、童子逗鸡、狮子舞球、岁寒三友、戏剧人物、朵梅、几何纹、锦地纹、婴戏纹、螭龙纹、缠枝花、钱纹、山水等。明代民窑陶瓷器皿上的纹饰,在瓷权上多有表现。
款识——明代早期瓷权未见款识,中期偶有,大都出现于晚期。已见的有帝王年号款,如底部墨书正德十年、青花嘉靖二十三年、大明万历四十三年、万历四十二年、崇祯十三年、崇祯七年等款,还有丙寅、己亥等干支纪年款。表达吉祥、祈求财富、施以教诲、追慕官运的款识有天平正合、天秤正合、公平交易、公平交义、公平正直、加官进禄、童叟无欺、千斤秤砣、识轻知重等,以公平交易款为多。还有以户主姓氏如章、李、胡、陈平、爱江、万年古记(籍贯与姓氏商号)等铭记瓷权上的。
功用——古代瓷权究竟作何用?目前多数收藏者认为作秤砣,是实用衡器。亦有少数人对此质疑,以为厌胜物、信用物等,但无十分确切的实物资料佐证。几年来,笔者以古权实物对此问题作了一些探讨。首先可以肯定古陶瓷权不是作为实用衡器秤砣使用。陶瓷材料易碎,缺损的秤砣何以做到“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再者,瓷权均为户主自行订烧,手工制作,大小不一,究竟以谁家的秤砣为准?即使烧制前设计了标准重量,可烧出后重量必然有所变化。秦始皇时统一了度量衡制度,并以铜铁制作衡器。元代商品交易广泛,传世的元代铜权多见,均铸刻有明确的帝王年号及制造行政单位如“至元:二十年吉州路造”,有的还镌刻了代号或数字以示标准。民间用的秤砣也以铜铁制作。明清两代民用铜权、铁权及砝码传世不少。从制权材料上否定瓷权不是实用衡器的同时,我对瓷权铭文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发现两枚分别署有“四十二年冬月吉日蔡易鹏置寓镇”和“己酉年造,口房置用”的明代晚期青花瓷权后,才明白其真实的功用。即古人以陶瓷作权,为镇宅之用。因为权为衡器,起平衡作用。只有平衡,才能平稳。以权镇宅,房屋平稳,家庭平安,万事如意。葫芦造型乃吉祥之意,天圆地方形反映了古人崇尚天地、天人合一的理念,圆形意为团团圆圆,蔬果形象征五谷丰登,方形、六面形、八面形表示四面八方进财。“公平交易、公平交义、童叟无欺”等铭文都是教诲家人为人处事要公平正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加官进禄”又反映了户主追求功名利禄的思想,“识轻知重”则深入浅出地告诉人们处事的哲理。分析这些瓷权的铭文及造型,还可以看出房主的身份多为食可饱腹之家,置瓷权于屋内,既可镇宅保平安,又当座右铭,对外还可起广告作用。经商者多用“公平交易”,读书者多用“加官进禄”“识轻知重”,务农者多以蔬果造型。而各类纹饰都寓意着吉祥、富贵、平安、兴旺、诚信。这些瓷权伴随着主人家庭变迁,饱经沧桑,有的残缺不全,有的磨损严重,至今已所剩无几了。
俑,指的是古代陪葬的偶人。《礼记·檩弓下》:“谓为俑者不仁。”郑玄注:“俑,偶人也。”追溯我国古代用俑陪葬习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早在东周开始,至隋、唐的许多墓葬里就已出现陶俑。用陶俑随葬沿袭时间之长,当然是有它一定的原因,因为在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可以任意采用残酷手段将活生生的奴仆用来当作他们死后的随葬品。但由于奴隶社会逐渐分崩瓦解,新兴的封建制兴起,用活人殉葬的做法渐渐少见,这也是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的具体标志之一。加之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制作陶俑创造了条件,于是开始以陶塑来作为陪葬品。直到宋代,瓷器烧造迅猛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为了市场的竞争,瓷器产品无论在数量、质量、烧造技术和工艺装饰、造型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可说是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因此,自然而然地在人们日常生活及随葬习俗中产生了新观念,认为瓷器比陶器的优越性多,更精美坚实,从而制作瓷俑陪葬的习俗就出现了。笔者认为从人殉葬到用陶俑,而后到用瓷俑陪葬的这个三个阶段,不仅是器物上的演变,还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野蛮到文明的升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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