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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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捞瓷的船舶往事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丧身海底。在地球的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和南海一号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六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五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数量巨大的海底沉船，只有极少数被打捞上来，古代的来往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成为一个轰动的新闻，会引起世界陶瓷界、文博界和拍卖行业的密切关注。这是因为，陶瓷不仅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古代商人牟取巨额利润的一种商品，而且还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仓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后面我们介绍的沉船，是每个希望了解海捞瓷的收藏者都应该知道的。它们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陶瓷的生产年代、窑址、品种、器型和釉色，都会有极大的帮助。海底沉船，隐藏着一部完整的陶瓷贸易史，记载着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需要人类的高度重视。了解这些沉船的年代和装载的陶瓷，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陶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一部实物写就的中国古代陶瓷史。
克拉克号
在和陶瓷相关的古代船舶中，“克拉克号”，也许在世界上最为出名了。“克拉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不仅是一艘船的符号，而且是一种瓷器的符号，它是特定年代特定纹饰的一种瓷器的符号，在陶瓷界，只要一说“克拉克”瓷，人们就知道，这是指一种典型的青花瓷器，它的器型包括盘、碗、瓶等等，其中以宽边的青花瓷盘最具代表性，这种青花瓷盘往往盘心是蓝底的装饰性的主体纹饰，而盘沿绘着开光的各种青花纹样。这种青花瓷盘的生产年代为明晚期至清初，或者称之为十七世纪的典型青花瓷器。在日本，把这种青花瓷器称之为“芙蓉手”。
克拉克瓷的命名，也许来自于一艘葡萄牙的远洋海船。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了解这些瓷器的产地，荷兰人就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不过，很有可能“克拉克”不是船的名称，而是同类船只的型号，因为在1602年至1604年之间，荷兰人所截获的两条葡萄牙大船，一条为“圣·亚哥”号，另一条为“圣塔·卡塔得那”号，这两条船所载的数以万计的瓷器，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时，引起了疯狂的抢购，从此，精美的中国瓷器，不再是欧洲皇室独享的珍品，它开始进入欧洲普通百姓的家庭。
克拉克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尽管它在欧洲很为出名，但在中国国内，长期以来，很少有克拉克瓷的报道，它的生产窑址也一直是个谜。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国内才在福建的平和地区找到克拉克瓷的生产窑址，后又在景德镇也发现了克拉克瓷的窑址，说明大量的国外市场需求，使得这种“克拉克”瓷器成为各地争相生产的对象。
从现有克拉克瓷盘的形状观察，它往往有比较类似的盘形，完全可能是由金属模具压制生产的，因而它的器壁较薄，器形不规整，精美和粗糙并存，这是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大规模生产的结果。从明代嘉靖开始至清代康熙终止的克拉克瓷，在中国陶瓷史和中外贸易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当然，克拉克号并不是一艘沉船，而是被俘获的商船。而1643年沉没的“哈察”号上就装载着典型的克拉克瓷器，这艘船被打捞出25000件瓷器。在世界各地陆续打捞的古代沉船上，许多都发现了克拉克瓷。
哥德堡号
瑞典的哥德堡号也许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艘古代沉船了，因为，一艘复制的命名为哥德堡3号的瑞典仿古船在2005年10月2日清早，正式远航中国。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两位记者随船采访。
2006年7月10日-17日,记录新哥德堡号远航的大型记录片《追逐太阳的航程》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热播，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2006年7月18日上午,哥德堡号胜利抵达广州港,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2006年7月18日中午,哥德堡号顺利停靠广州南沙客运港,人们欢庆哥德堡号和瑞典国王王后的到访。
2006年7月21日下午,哥德堡号驶入广州内河,广州市民在洲头咀江面举行了龙舟欢迎仪式，晚上又举办了名为“哥德堡号—广州之夜”的盛大焰火晚会。在访问广州期间，瑞典国王将1906年从瑞典沉船“哥德堡”号打捞出水的乾隆时期完整的青花斗鸡图盘，作为国礼赠送给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先生，张市长随即将这件两百多年后重还故土的青花瓷盘转赠给广州博物馆。
2006年8~12月：哥德堡号访问中国上海，停靠在黄浦江边，和上海人民交流。
2006年12月~2007年1月：哥德堡号访问中国香港、澳门。
在中国停留的半年，中国人民对这艘瑞典古代船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哥德堡1号瑞典商船是十八世纪来中国进行贸易的。
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1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当时这批货物如果运到哥德堡市场拍卖的话，估计价值2.5至2.7亿瑞典银币之间。8个月后，“哥德堡1号”航行回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时，突然船头触礁沉没，正在岸上等待“哥德堡1号”凯旋的人们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幸好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1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后来，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2号继续开展至中国的贸易。
从随船来访的打捞出水的青花瓷器上可以看出，十八世纪中国的出口瓷器已经和克拉克瓷有了明显的变化。青花盘不再是宽边，也失去了盛行的开光图案，其釉面比克拉克瓷更为精莹。
黑石号
“黑石号”是一艘著名的阿拉伯沉船，它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因为在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有唐代宝历二年的年号，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所以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打捞时，黑石号的船体基本保存完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沉船，它的发现和打捞，证明了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已经存在直接的海上陶瓷贸易，这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1998和1999年间，德国“海底探险公司”将“黑石号”打捞出水。
这是一艘满载货物的阿拉伯沉船，上面发现的唐代瓷器多达67000多件，船上所载的长沙窑瓷器和金银器已经引起极大的关注，而三件完好无损的唐代巩县窑烧制的青花瓷盘更是引起陶瓷界的轰动。
在“黑石号”出水文物的整理研究阶段，我国陶瓷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曾应邀前往新加坡观摩沉船上的文物，他们拍摄的大量图片，使国内文博界对“黑石号”出水文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2002年开始，我国国内的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等都提出了购买意向，而新加坡、卡塔尔、日本等国的博物馆也表达了购买的意愿。但是，打捞方提出“必须整体购买”的标的，并开出4000万美元的高价，当时折合人民币3亿元，不知什么原因，我国的博物馆在此数字面前居然都失去了话语权。此时，新加坡的“圣淘沙”机构抢先购买了打捞文物的展览权，随后筹措3000余万美元全部购得这批出水文物，2005年所有出水的“黑石号”文物分批完整落户新加坡。
在“黑石号”打捞出水的陶瓷中，长沙窑瓷器有56500多件，使国内陶瓷界对长沙窑瓷器的产量、款式、器形、纹饰和市场有了新的认识。这批长沙窑瓷器中，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瓷器上的款明确记载了瓷器的用途和生产商，这些“款”不仅为当代人对唐代瓷器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更使我们对瓷器上写款的认识大大提前。比如，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说明了茶具的用途，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款识，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这种带有广告性质的款记，为我们认识元代瓷器上的“张家造”、“陈家造”提供了借鉴。在唐代就出现了在陶瓷上写明生产厂家的款识，那么，在唐之后的宋代、元代和明代，也完全可能在陶瓷上出现类似的款识。而大量的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这些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充分说明了长沙窑为适应外销市场而作的变化，这种变化巩固了长沙窑外销窑场的地位。
如果“黑石号”出水的瓷器能够留存国内，它对我们认识唐代瓷器，以及认识我国陶瓷款记、纹饰和器型的演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碗礁一号
碗礁一号是2005年6月被我国福建省渔民在平潭碗礁附近捕鱼时意外发现的一条清代康熙年间的沉船，同年的7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命名为“碗礁一号”。类似由渔民首先发现的古代沉船，在中国海域内绝不会是碗礁一号一条船，这也是各地古玩市场充斥着海捞瓷的原因。在类似沉船上出水的古代瓷器，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日常用瓷，因而也不太会引起太大的反响，但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古代瓷器，所以往往会引起收藏者的追捧。
碗礁一号沉船以及被打捞出水的瓷器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水下沉船的打捞，不在于沉船上的财富，而在于沉船可以还原历史，在于沉船上的器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这是水下考古和艺术品投资的根本不同。沉船和沉船上的器物，可以相互印证它们所处的时代信息。在驶往欧美地区的沉船，往往有详细的航海记录和商品货物的清单，凭着这些记录和清单，就能判定船上陶瓷的年代；反过来，凭着沉船上陶瓷的器型、纹饰，特别是陶瓷上的款识，也很容易判定沉船的年代。当沉船和沉船上的货物被一起发现时，几乎没有造假的可能，尤其是深水中的沉船。只有陶瓷和沉船分开出现时，才有可能怀疑陶瓷的非真实性。
碗礁一号就是因为船上装载着康熙时期的瓷器而被认定为清代早期的沉船。
还原碗礁一号的历史，能使我们了解什么呢？
碗礁一号的沉没地点和出水的15000件文物，隐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首先，这是一艘运载外销瓷器的船舶。因为船上发现了许多带盖的高足杯和精美的咖啡具，这些器型具有明显的异国情调。另外，一些精致的造型各异的小瓷瓶，只能是西方餐桌上的装饰用具。即使在一些中国传统的器型上，也出现了典型的克拉克纹饰，如前文所述，克拉克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
其次，碗礁一号的沉没地点说明了，福建平潭附近有中国清代贸易港口，是福州还是泉州，还有待于证实。
第三，这艘船沉没的原因是触礁。所谓“碗礁”，就是平潭海域一些碗状暗礁，这里的风浪和海流往往会使过往的船只因触礁而沉没。
第四，出水的瓷器多数是青花瓷器，也有不少五彩瓷器。青花瓷从其胎釉、发色来看，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产品。而五彩瓷，因是低温烧制的釉上彩，所以出水后，表面多有剥落，这种自然剥落，将成为鉴定海捞瓷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五，出水的康熙瓷器，表面晶莹光亮，打破了习惯所述的古代瓷器的表面光泽。
第六，出现了简化字，这也使一些墨守陈规的“鉴定家”感到不可思议。
碗礁一号的出水对中国文博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使我们对清代早期瓷器有了新的认识，对清代早期瓷器的釉色、光泽、纹饰和器型，都应该重新作出新的判断，否则，极有可能将真东西说成假东西。
同年10月23日，中国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馆员李滨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看到了一种康熙中期青花大瓷盘，直径超过40厘米，标价8万元人民币，这就是他们刚刚发掘过的沉船上的文物。这样的东西已经出现在古玩市场上，是让外国人买去呢还是让中国人收藏呢？让外国人买去，或许若干年后我们又要花大价钱从海外抢购“国宝”，要知道这件瓷盘的年份比圆明园的兽头要老。给中国人买去，若干年后，我们还要为这件瓷盘的真伪争论不休，谁叫它的出身如此不正呢！
南海一号
在广东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上，有一座五个不规则的大小椭圆体连环相扣组成的博物馆，这就是“南海一号博物馆”。被整体打捞上岸的我国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就在里面的椭圆形的海水环境密闭展厅—水晶宫中展出，而相关的文物整理也在可以探视的环境中进行。
这样的整理和展出可谓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木质尖底船，它全部装载的文物约有60000件，其中已经发掘整理了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多件。与碗礁一号的陶瓷器相比，南海一号的文物年代更久、窑口更多，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就更被考古学者所重视。
“南海Ⅰ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品种超过30种。这些瓷器窑口众多，有福建的德化窑白瓷、河北的磁州窑的瓷器、江西的景德镇窑的影青瓷和浙江的龙泉窑的青瓷等宋代的著名窑口瓷器，其中许多都是可以评为国家一级或二级文物的陶瓷精品。特别可贵的是，出水瓷器中不少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显然这些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当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在为外贸的形式争论不休时，我们的祖先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接受“来样加工”这种外贸形式了。
作为一本研究海捞瓷的著作，作者当然把比较大的篇幅关注瓷器，但是，这样做很可能造成错觉。因为，南海一号的价值虽然在于它所承载的文物，在于被打捞出水的瓷器，然而，南海一号的价值更在于它本身，在于它整体的文物价值。“南海一号”对于研究海上陶瓷之路、研究我国的陶瓷史、研究我国宋代的社会生活，研究我国宋代的造船技术、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史和研究我国宋代的对外交往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南海一号的瓷器全部整理完毕，我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必然会发出耿宝昌先生一样的感叹：“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新安号
1975年5月，韩国渔民在新安外方海域偶然打捞出了大量中国青瓷，从而发现了元代的“新安沉船”。1976年至1984年，韩国考古界对这艘沉船进行了发掘，并最终把它打捞上岸。在这条元代中国的沉船上，总共发掘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800万件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目前韩国在木浦建立了博物馆展出新安沉船及其文物。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元代的沉船呢？这从所出水的瓷器的胎釉、器型和纹饰上可以做出判断，更可以从船上出水的铜权上的铭文可以判断，元代流行铜权，铜权上往往铸有铭文，新安沉船上铜权的铭文为“庆元路”字样，这是元代对宁波地区的称谓。同时，更为可靠的是，在一块木牌上还保留着“至治叁年”的墨迹，这是公元1323年，所以说，新安沉船是一条元代早期的船舶。
在新安沉船上有元代的一万多件瓷器，其中绝大多数是浙江龙泉窑的产品。这批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也高，堪称元瓷的精品，保存状况又非常完整。其中一件为宁波“使司帅府公用”铭龙泉青瓷盘，说明了这是一件元代官窑的瓷器，它对研究元代官制和地方志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浙江金华铁店窑的器物，江西赣州七里镇窑的瓷器，都使我国元代外销瓷的窑口，有了新的扩充。这也说明了元代外销瓷的规模，出口瓷器的窑口已经遍及东南沿海。可惜的是，这件沉船上没有发现元代的青花瓷器，否则，对于国内关于元青花的争论一定有所帮助。
2003年10月，宁波的“海外寻珍团”一行来到了韩国新安郡木浦市的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考察这条被韩国考古工作者从海底发掘出的元代沉船遗物。当这些贵宾被数百年前的沉船上的遗物深深吸引时，他们一定感叹我们祖先的伟大。在地球的海洋之下，有多少宝物还在等待我们去打捞和发掘呢？
海捞瓷，它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它所记载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信息，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和研究。当一批又一批海捞瓷出现在古玩市场上时，不是一句简单的盗卖文物就可以聊以自慰的！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海捞瓷，去识别海捞瓷，由此去认识我们还尚未认识的中国陶瓷史，耿宝昌先生说得多好啊：“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就是海捞瓷！这就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海捞瓷。
越南的海捞瓷：中国清代青花瓷
自康熙至雍正、干隆，中国外销瓷风行海上，盛况空前。清代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真实记录了这一热闹景象：“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古人曾用洋溢着禅意的语言描述青花瓷“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肇始于唐，兴盛于元，发展于明，恣肆于清的青花瓷，借助中国绘画中工笔、线描的传统技法，融合了水墨画的写意效果，至康熙、雍正、干隆三代，把青花瓷的烧制推上了新的高度。近年来，从越南打捞出水的清代瓷器，即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清三代”青花瓷的靓丽一隅。越南出水中国清代青花瓷越南水下考古，始于1990年，先后打捞五艘古代沉船。1990年至1992年，越南头顿省在槟榔岛打捞出水清代康熙年间瓷器6万余件。1997至2000年，越南国家航海救护总公司，在占婆岛打捞出水中国明代青花瓷一批。1998至1999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在金瓯省沿海打捞出水题有“大清雍正年间制”款的青花瓷5万余件。2001年至2002年，越南平顺省文化厅协同新加坡航海探险公司等单位，在平顺沿海打捞出水明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在富国县安泰社海域，打捞出水明代万历时期青花瓷1万余件。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曾于2008年共同举办《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精品展》，共展出在越南头顿、建江、金瓯、占婆岛、平顺海域打捞出水的中国明清青花瓷200余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越两国考古专家，经对越南出水青花瓷研究比对，判断产地在中国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地区烧制。胎体多为白色胎质，青花呈色蓝中泛灰黑，多为芒口。器形为中国传统陶瓷造型居多，并有一部分具有欧洲风格的盛用器、饮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