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石云涛《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
●全红霞
当读者读完这部书，想必对于陶瓷的英译为什么是“china”会有更好的认识。
陶器是世界上许多文明地区自发生成的，而瓷器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瓷器的产生经历了从陶到瓷的漫长时光，原始的红陶、稚拙的灰陶、美丽的彩陶、精致的黑陶和雅净的白陶，都在为瓷器的诞生奠定基础。商代终于产生了原始瓷，东汉时期有了成熟的瓷器。从此化泥土为神奇，陶瓷在匠人巧夺天工的手艺之下，不断向人类展示其千姿百态的倩影。
瓷器首先在中国的浙江越地产生，流播全国各地，各地瓷器又产生出自己独特的工艺，这种工艺又向更广阔的地区传播，形成各个窑系；而后又越出国门，走向世界。本书为我们勾勒了这幅地图的全景，简明而扼要，清晰而生动。这就是石云涛先生最近出版的《中国陶瓷源流与域外传播》（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版）。
这幅“地图”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内部分，一是域外部分。
中国瓷器工艺首先是在境内传播。本书的编排体例基本上以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为脉络，论述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的造型、釉彩和工艺以及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重点说明每一种工艺最初的起源地和这种工艺向其他地区的传播。隋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灿烂辉煌时期，陶瓷生产就是一个绝佳的见证，南青北白，照耀世界瓷坛千年。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孕育了八大窑系与五大名窑。元代完成全国统一，景德镇瓷器渐有压倒众芳之趋势。明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高质量彩瓷的烧制成功，是陶瓷业一项伟大成就。本书将中国历史上各种瓷器工艺的源流进行细心的描述，让人一目了然，看到中国各地瓷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陶瓷产品流播全球各地，先是精美的瓷器受到欢迎，接着是复杂的瓷艺逐渐为域外所掌握。中国瓷器和瓷艺向域外传播的路线和方式头绪纷繁，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伴随着政治斗争、商业竞争，并不容易说清楚。本书作者多年来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他的叙述以历史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相结合，有点有面地勾勒出瓷器和瓷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路线图，覆盖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美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一部中国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外陶瓷交流史。
这本书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叙述通俗明白，配以作者从不同国家和地区考察得来的文物图片，做到了图文并茂。书中有很多关于中国陶瓷影响他国的例子，例如唐代越窑青瓷名闻海外，新罗国张保皋等人从中国招聘制瓷工匠，从浙江引进先进的青瓷烧制技术；新罗时代晚期开始，朝鲜半岛就与盛产青瓷的我国五代吴越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一直到后来的高丽时代仍然来往不断；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主要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及艺术，同时大批留学生和从事专门技艺的人才在中国也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奈良三彩就是由在中国学习的工匠将唐三彩的一整套制作工艺发展而来。明代瓷器传播达到鼎盛，遍及亚、非、欧、美各大洲，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东非直到欧洲，从装饰品、陈列品扩展成为日用品，这样的影响贯彻至今。
当读者读完这部书，想必对于陶瓷的英译为什么是“china”会有更好的认识。
延伸阅读
景德镇‘陶瓷之路’走向世界
要说到景德镇的“陶瓷之路”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展了，早在1998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在印尼被考古学家发现大量陶瓷在一艘沉船上，从而就证明了唐朝已经在向外发展陶瓷了，这也证明从唐朝开始就已经走向“陶瓷之路”，开启了“陶瓷之路”的大门。当然那时的发源地也就是现在的景德镇。
不过，在明代初期之前，以销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为主，甚至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景德镇瓷器对世界的大规模影响，则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这一时期，欧洲航海家成功开辟了新航线，大大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典型的标志是始于17世纪初的“克拉克瓷”。正如我们在景德镇的景德镇陶瓷博物馆中看到的几个瓷盘，克拉克瓷大多数都是以青花描绘，一个显著特征是，盘口一圈被小点线或葵花茎分隔为一个个独立区域，像是一扇又一扇窗户，叫作“开窗”，每扇“窗”里的风景都不同，山水、花鸟，甚至文字，仿佛要借这方寸之地极尽可能地炫技。
这种装饰手法后来在内销瓷器上也大规模使用，就连清代官窑有时也烧制。克拉克瓷因此成为荷兰商船的主要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一个世纪里成为瓷器贸易的最大客户，每年从景德镇运出的瓷器超过60万件。数量之大，实在惊人。这股狂热很快传遍欧洲，特别是在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的康雍乾时期，这条瓷器之路更是兴盛。景德镇外销瓷从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发展到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百万件，而且价格昂贵，被称为“白金”可以说，景德镇瓷器是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商品”。作为瓷器之路的起点，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有悠久的历史，其独家奥秘延续千年，世人莫不趋之若鹜。而且，在东西方贸易史中，茶叶和丝绸虽然更大宗，但它们完成的都是“输出—接受”的单向旅程，若论跨文化的交流、渗透、影响、融合，则非瓷器莫属，也难怪要以“china”来命名这种器物了。
到了现代世界各地人们都热爱收藏陶瓷，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人都会来我们景德镇参观我们瓷器，这是我们景德镇人的骄傲，在历史上我们“陶瓷之路”走向世界，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世界的硬通货是中国瓷器
中国几千年来在世界上扬名的，正是中国的瓷器，英语"china"的本意就是瓷器。远在几百年前，中国瓷器就是欧美和阿拉伯国家皇室竞相购买的贵重艺术品。
现在，中国书画已经创出了近4.5亿的天价，这一纪录还有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攀升。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山水人物书画在中国人心目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但在世界上的地位却十分可怜，基本没有赢得一席之地。
而中国瓷器得到了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青睐、认同。从这个意义上看，巴比收藏认为，中国瓷器就是世界的硬通货！
这些年来，中国的瓷器也拍出了四五千万的高价，更有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拍出了上亿的价格。但巴比收藏认为，这还仅仅是中国瓷器的低谷。想一想，中国一幅画在国内就能拍出近4.5亿，作为全世界认同的收藏硬通货，中国瓷器在世界上能不创造出让所有人震撼的价格来吗？
巴比收藏提醒，买艺术品一定要买真品，买精品，买能升值的好艺术品，只有精品才能大幅升值。
“青花瓷”是中国的
李杜
对于诗人王美玉的创作，其实我一直心存好奇。她开始诗歌创作较晚，已是2007年，且已超过了绝大多数诗人最初写诗的年龄。而且不仅如此，她的诗作大多为情诗，写得结结实实、坦坦荡荡、潇潇洒洒、真真切切，全无“过来的人”的那种“追忆”或“惘然”（李商隐《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所有这些，都让我深感不可思议，让我试图更努力地去理解她所创造的诗的境界，并渴望由此能切近她的人生轨迹和内心世界。
在反复阅读王美玉的诗之后，我突然看到了一片久违的天空，一些我自己（甚或是当下大多数诗作）所迷失了的诗歌元素或传统。那是今年暮春，她以新近出版的诗集《青花瓷》见赠（这是由蒋韵先生主编的“三晋女书”之一种），我阅读再三，自以为大致了解了王美玉创作的某些特质——并认定这些特质对于当下诗歌创作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在这里，我谨想以12字来概括之，曰：中国元素，古典意蕴、文人情怀。
中国元素“青花瓷”是中国的。我想这是王美玉选择它作为书名的原因之一。近些年来，在现代招贴及现代标志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领域，对于中国元素的发掘和运用，似乎已成潮流，但在诗歌界，好像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人谈论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谁竭力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将这些元素张而扬之。惟此，当我在《青花瓷》中读到菱花镜、蝴蝶结、乌蓬船、团扇、蒲扇、箜篌、木鱼、荷包袋、汉字、宣纸、砚台、紫砂壶、红盖头，当然还有作为节令的清明、谷雨、小暑、秋分等时，便不由得丛生感慨。我想，美玉之所以选择这些中国元素作为意象，是本能的，却也是自觉的，是有意而为之。
我们毕竟都是中国诗人。是中国的。然而现代汉诗的发展，是建立在吸收西方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撇开欧化了的句式不说，就说意象：我们已见到了太多的夜莺、缪斯、小提琴或竖琴……而说到底，它们真的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我们的情感。亦惟其如此，我才更看重《青花瓷》在张扬中国元素上所作出的努力。
在这里有必要征引辞书对“中国元素”所作的界定：所谓中国元素，是在中华民族融合、演化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中国人创造、传承、反映中国人文精神和民俗心理、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中国元素，中国元素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
而这一切，对于一个中国诗人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古典意蕴“青花瓷”是古典的。青花瓷（blue-and-whiteporcelain），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
是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青花瓷的美，首要的是古典的美、高雅的美、和谐的美。
而王美玉也正是一个以古典、高雅、和谐之美为美的诗人。在上面所列举的她常用的意象中，大多既中国也古典自不必说，她常用的意象或喜欢的意境还有：青铜、繁体字、繁体《诗经》、酒旗、伊人、蓑衣、烟雨杏花、油纸伞、水墨丹青、唐诗宋词、元朝小令……在这里，有一些属于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事物，而王美玉在诗歌中将它们唤醒，并赋予它们高贵而又典雅的意义。她说，“但雨水喂养着大地/那些醒来的事物/在扬花抽穗”。
文人情怀“青花瓷”是文人的。从创造者到欣赏者。因而我觉得在欣赏王美玉诗歌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元素、古典意蕴外，还必须加入另一个因素，即“文人情怀”。
在我的印象中，她的生活环境，大致也都是在北方。然而读她的诗，尤其是她的情诗，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江南背景，这也是我对她的诗歌产生好奇的原因之一。我曾这样想：这或许是源于生活的真实？（若是如此，那就什么也不必说了）或者不是，而只是因于诗人的某种意念，譬如对于文人、文化的某种偏爱？（若是这样，那就有了研究的价值）这里只说一点：北方出“悍匪”，南国多“文士”，在古代中国，大致是这样的。
然而我说王美玉的文人情怀，却绝对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是因为她的诗歌中的“用典”。
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这个话题被台湾学者黄永武先生多次提到，他在他的巨著《中国诗学》里说：
西方人写诗贵在自创，看中国诗动辄用典，觉得老爱袭用前人旧思想……不足为训。但中国人就有用典的喜好，你也用桃花源，我也用桃花源，桃花源不但是过去，也是现代人的。而且它一直存在并继续增长，虽老犹新……此种用典的习惯，没人指责思想抄袭，必有其理念上的背景，原来中国是一个喜欢“尚同”的民族，谁写诗能与古人的心思相应合一，读者不讨厌，反而喜欢……这不是西方人能想象的。
用典一次，等于将某个故事、某个象征重新获得认同一次。典故的普遍应用等于无数同类经验采用了同一反应，久而久之，变成潜藏在创作中的原始表达内容，也就成了集体无意识中的部分，形成了原型。
我欣赏这样的判断，也在王美玉的诗中，读到了这样的“原型”，譬如世外桃源、梁祝化蝶、举案齐眉、青梅竹马、结草衔环、杜鹃啼血、鹊桥、红豆、梧桐、雨巷、丁香、南山、西窗、西楼、雁叫、捣衣声……而所有这些，已经被太多的中国诗人所忘记。因而我在读到这一切时，我觉得有必要向王美玉表达敬意。
外销瓷：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我国的瓷器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的“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登岸；当时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良港，日本遣唐使及商船大多从这里登岸；泉州也是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当时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长沙窑瓷、三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瓷、邢窑白瓷、耀州窑青瓷、鲁山窑瓷以及广东诸窑瓷器等。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州成为最大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多是从这里输出。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主要输出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青花瓷等。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其中青花瓷尤受欢迎。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16世纪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国直接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邻国西班牙则是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将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12.23,0.08,0.66%)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荷兰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主要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等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瓷等，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世界闻名的中国陶瓷
明代青花海水龙纹扁瓶，故宫博物院藏。其装饰采用了刻划龙纹与青花彩绘相结合的手法，两条白龙在蓝色的海浪波涛中追逐飞舞，神奇生动。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陶瓷是中国传统工艺中最重要的工艺品种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已制作和使用陶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原始瓷器就已经出现。就工艺而言，陶和瓷是一种工艺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瓷是由陶发展而来的。两者在原料、烧成温度和物理特性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区别。瓷器出现后，陶器并没有终止生产，而是形成了两个支流各自发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杰出的工艺品种彩陶已经出现，此时的文化被称为彩陶文化，因彩陶最早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亦称为仰韶文化。彩陶是一种红褐色或棕黄色的陶器，绘有黑色、红色的装饰纹样，造型优美，装饰精巧。彩陶的分布很广，较为著名的有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距今4500—6400年)、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其中以仰韶文化最为发达。彩陶以装饰见长，由于当时人们多将器皿置于地上，于是彩陶的装饰带往往偏上，并考虑了俯视、侧看等不同的装饰视角，以体现完整的效果。
彩陶工艺衰落以后，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黑陶文化，它最早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县，因此也称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制作工艺已采用轮制，这项重要的技术革新使器形浑圆工整、器胎厚薄均匀，并提高了制陶生产力。此时，封窑技术已被掌握，而且陶窑有所改进，火口很小，火膛较深，利于增高窑室温度。黑陶工艺色彩乌黑、器体轻薄、器表光亮、易于穿绳或附加手持的器耳等。由于黑陶的陶胎是灰黑色的，不易装饰，所以它往往以造型取胜。
原始瓷器最早出现于商代，釉色青绿略带黄褐色，但其原料处理和坯泥炼制仍比较粗糙。东汉后期，瓷器工艺进入成熟阶段，浙江出现专门的瓷窑，成为青瓷的中心产地。六朝时期，青瓷一统天下，烧造的地域进一步扩大。
北朝晚期，白瓷的成功烧造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新纪元。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和瓷器市场的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以越窑最为典型，瓷胎轻薄致密，釉质温润如玉；北方邢窑白瓷是“北白”的代表，瓷胎坚实致密，色白如雪，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唐三彩色彩斑斓，种类繁多，是唐代陶瓷中风格独特的一枝奇葩，其中既有生活用品，又有随葬品。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陶瓷史上开始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
彩陶工艺衰落以后，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黑陶文化，它最早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县，因此也称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制作工艺已采用轮制，这项重要的技术革新使器形浑圆工整、器胎厚薄均匀，并提高了制陶生产力。此时，封窑技术已被掌握，而且陶窑有所改进，火口很小，火膛较深，利于增高窑室温度。黑陶工艺色彩乌黑、器体轻薄、器表光亮、易于穿绳或附加手持的器耳等。由于黑陶的陶胎是灰黑色的，不易装饰，所以它往往以造型取胜。
原始瓷器最早出现于商代，釉色青绿略带黄褐色，但其原料处理和坯泥炼制仍比较粗糙。东汉后期，瓷器工艺进入成熟阶段，浙江出现专门的瓷窑，成为青瓷的中心产地。六朝时期，青瓷一统天下，烧造的地域进一步扩大。
北朝晚期，白瓷的成功烧造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新纪元。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和瓷器市场的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以越窑最为典型，瓷胎轻薄致密，釉质温润如玉；北方邢窑白瓷是“北白”的代表，瓷胎坚实致密，色白如雪，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唐三彩色彩斑斓，种类繁多，是唐代陶瓷中风格独特的一枝奇葩，其中既有生活用品，又有随葬品。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陶瓷史上开始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
宋代是一个名瓷辈出的时代，新兴瓷窑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逐渐形成六大窑系，即北方的定窑系(今河北曲阳)、耀州窑系(今陕西铜川)、钧窑系(今河南禹县)、磁州窑系(今河北磁县)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今浙江龙泉)、景德镇青白瓷窑系(今江西景德镇)。定窑印花白瓷构图严谨，耀州窑刻花青瓷犀利潇洒，钧窑瓷窑变姹紫嫣红，磁州窑黑地白花瓷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龙泉青瓷葱翠欲滴，景德镇青白瓷晶莹剔透，它们为中国陶瓷开辟了新的境界。此外，宋代盛行斗茶，黑釉茶盏因便于衬托白色茶沫观察茶色而受宠一时。茶具由此具有了超越实用功能的风雅价值，其中以福建建窑兔毫盏最为突出。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新阶段，造型多样，釉色缤纷，装饰华丽，彩瓷大量流行。彩瓷可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釉下彩是指在釉下进行彩绘，即在胎体上彩绘之后再罩上一层无色透明的釉，以1300℃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其特点是色彩光润柔和，清淡雅致，同时彩在釉下不易磨损，不易变色。但由于釉下彩的色料要经高温烧成，而能经受高温的色料并不多，所以它的品种远不及釉上彩丰富。釉下彩为唐代长沙窑所首创，宋元以后，出现了包括青花、釉里红等在内的许多新品种。釉上彩是在已烧好的瓷器上进行彩绘，再在窑中烘烤而成，由于烘烤温度不高，经受得起这种温度的色料很多，因而色彩极丰富。但由于是装饰在釉上，釉上彩经摩擦或与酸碱接触之后，易褪损变色。釉上彩首创于宋磁州窑，始称“宋红绿彩”。到了明代，釉上单种彩和多种彩的制作已经很发达。入清以后，釉上彩的创新更多，有古彩、珐琅彩、粉彩等。
元代的釉下青花瓷和釉里红很有特色。瓷都景德镇在元朝时崛起，青花驰名天下。青花是用钴盐类金属颜料绘制的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器，只使用一种颜色，一次高温烧成，工序较为简便，因此在瓷器装饰上应用广泛。由于调色浓淡、用色层次不同，青花的艺术效果如同民间蓝印花布一般，既简朴又典雅，既丰富又统一，广受人们喜爱，自元以后成为中国陶瓷的主要品种。青花装饰题材多为传统水墨画，明净素雅，极具风韵；受到当时戏曲小说的影响，题材还有历史人物、小说传奇等。釉里红因其红色的釉下彩而得名，最初是自然形成的色釉效果，后来成为人工装饰品种。釉里红色彩华丽，气氛热烈，符合中国的传统欣赏习惯，自元代创烧以来，受到广泛欢迎。青花釉里红俗称“青花加紫”，即在青花纹饰间用铜红加绘果实、花蕊等，是元代景德镇创烧瓷器的杰出代表之一，以色彩绚美著称。由于烧成难度大，它一直被视为中国古瓷的名贵品种。
明代制瓷技术有了新的突破，陶车旋坯取代了竹刀旋坯，吹釉代替了蘸釉，大大提高了瓷器的质量与数量。加之经济和交通的发展，明代官窑民窑大量烧造，以满足宫廷享用、百姓日用以及外销的需求。明代以后的瓷器以白瓷为主，为陶瓷工艺的装饰开辟了广阔天地。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中心，此外浙江龙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江苏宜兴紫砂陶等亦驰名国内外。其中，德化白瓷以佛像瓷雕最有特色；紫砂陶因紫砂泥色泽紫红而得名，以造型取胜，由紫砂陶制成的茶具让饮茶人爱不释手。
清代陶瓷在釉色方面品种增多，例如康熙时期(1662—1722)有红釉，雍正时期(1723—1735)有碧玉釉、胭脂水以及质白如雪、薄胎露光的脱胎器，乾隆时期(1736—1795)的釉色更是红、青、绿、黄、紫俱备，丰富多彩。在彩绘方面，古彩、粉彩、珐琅彩水平较高。古彩是康熙时期的重要品种，它继承明代五彩技法，色彩浓艳，层次分明。粉彩始于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最为发达，其主要特征是色调柔和淡雅，笔力精细工整。到清代中期，西方装饰艺术传到中国，洋彩开始使用。珐琅彩始制于康熙年间，最早用进口原料，亦称“洋瓷”。雍正时期，已能自己烧造原料。乾隆时期，珐琅彩的制作达到顶峰。珐琅彩的瓷胎是景德镇生产的，运到北京后施彩，进行第二次烧造。其彩料色泽晶莹，质地凝厚，用作装饰有凸起之感。除烧造中心景德镇外，清代陶瓷的生产几乎遍及全国，产品除了供应朝野需求外，还大量外销世界各国。明清时期的陶瓷发展，对今日中国陶瓷有着重大影响。
中国陶瓷对世界制瓷技术和工艺的影响
自古以来的海上贸易、出口和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纺织品和陶瓷，因而许多学者把这条通往海外贸易的航道称之为海上 “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自唐以来，丝绸的出口量虽然没有减少，但“陶瓷器”则显得越来越多，而且对欧美各国的瓷器工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发明陶瓷的历史要比欧洲早1 700多年。
在18世纪，欧洲人仍然在苦苦地寻觅着瓷器制造的秘密，诚如英国人简·迪维斯在其所著《欧洲瓷器史》一书中所言：“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而中国，早在东汉时期便已破译了这个秘密。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远航归国之后写作于1298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向欧洲人展现了一个瓷器发明之国——中国的迷人面貌，此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及其制作方法。自从马可，波罗带来最早的关于中国瓷器制造的实用资料以后，人们显然认为，瓷器同样是用制造其他陶瓷材料的原料及其技术来制作的。马可·波罗的记载，对欧洲人制造瓷器具有启发作用。
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真正制品的出现，是1712年来景德镇并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将景德镇制胎、施釉、烧成的技艺传递给欧洲之后，才启迪了那时正在茫然中探索着的欧洲人并使他们豁然开朗，简，迪维斯在他的《欧洲瓷器史·试图揭开瓷器制作之秘》一章中坦诚道：“从中国本身的情报，其中包括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佩雷，佛郎哥，泽维尔，昂特雷科莱于1712年寄到巴黎的来信，鼓舞了从事这项试验的人，这位牧师在信中描述了景德镇工厂瓷器的制作。”
日本制瓷工业的发展与明代中期五良太浦（汉名吴祥瑞）来瓷都景德镇向中国的陶瓷技师学习五年之后返回日本（1513年）开窑烧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肥前的有田附近和奈良附近的鹿脊山开窑烧制的瓷器在展示着这一历史的风采。“奈良三彩”是中国的唐三彩传到日本后，日本匠师仿造而成的，日本陶瓷学术界称之为日本“最初真正独特风格的施釉陶器产生的划时代的事件”。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到中国福建学习制造技术，为时约五年，归国之后在尾张濑户制造黑釉瓷器，烧制成功，后来日本人称瓷器为“濑户物”，并尊加藤四郎为日本的“陶祖”。
在8至9世纪，波斯陶工仿造传到波斯的唐三彩而制成华丽的“多彩釉陶器”，又名“波斯三彩”——一种在红褐色的坯体表面敷挂一层白色化妆土后，用绿釉和黄褐釉涂饰于其上，或点绘几何纹、花卉等图案，焙烧时釉色流动交融，烧成后光彩斑斓，颇似唐三彩的瓷器，后来的“波斯青花”——一种白釉蓝彩陶器，也是仿中国青花而成的。
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同样启迪、影响了非洲的陶瓷技术发展，古代埃及最大的制陶业中心，位于开罗南郊的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块陶瓷碎片中，其中70%-80%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在输入中国唐三彩之后（公元9至10世纪），福斯塔陶工模仿唐三彩而烧出多彩纹陶器和多彩线纹陶器，中国白瓷传人后，他们仿烧出白釉陶器，11世纪后，随着中国青瓷、青白瓷（影青瓷）和青花瓷的输入，他们又仿烧出造型和纹样完全类似的瓷质仿制品。
陶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表现的内容与其发展同期相处的社会文化前景是分不开的。随着汉末期佛教文化的传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的人生观受到佛教“众生平等、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影响，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的渗入，丰富了陶瓷的表现内容，先后出现的一些“陶俑如来、观音、罗汉、天王、菩萨、达摩”等陶雕作品。各类陶瓷器皿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如“莲花图”“宝相花”“缠枝莲图纹”等，这些陶瓷文化的发展对中国陶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的渗入，使陶瓷渐渐摆脱了其单一的实用性功能，而转向陈设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当时制作的唐三彩工艺彩陶代表了陶瓷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中国陶瓷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不仅推动了本国陶瓷制造技术的日益提高，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陶瓷制造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中国对人类的又一伟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
青花瓷是如何名扬天下的
英语中的中国叫“China”，也是瓷器的意思。随着中国瓷器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中国”与“瓷器”成为密不可分的双关语。那么，中国青花瓷是如何扬名天下的呢？
景德镇陶瓷手绘龙纹青花花瓶
大家一直以为唐代没有青花瓷。但是，1998年德国一个打捞队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找到了一艘满载货物的唐代“黑石号”沉船，船只装载着运往西亚的中国货物，仅瓷器就有67000多件，其中有4件青花瓷。这时我们才知道，唐代已经有了青花瓷，已经有了白蓝相间的釉下彩绘这种制作形式。
青花瓷工艺的突飞猛进则是在元代。元代的蒙古人从中国内蒙古一直走到欧洲，最后在波斯——今天的伊朗一带，发现了一种画在瓷器上的原料“苏麻离青”。中国自己出产的画在瓷器上的蓝色颜料比较灰暗，比苏麻离青效果差很多。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原料里含锰比较多，而伊朗出产的原料含锰少，所以颜色烧制之后特别清亮。
正是蒙古大军带去的中国瓷匠，和伊朗的陶工相遇之后，采用了当地的原料，才终于烧制成如今流传于世的美丽的青花瓷。
可见，无论某种文化在哪里起源，当它和其他文化相遇后，相互学习，沟通有無，最后才能形成更完美的新的文化。
他们告诉世界：最早的陶器在中国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张弛研究成果在《科学》杂志发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和张弛教授等于2012年6月28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仙人洞遗址两万年陶器”的文章。该研究将中国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确定为两万年，这是目前世界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这一研究成果最终入选了2012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扑朔迷离的早期陶器年代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远古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创造，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近几百年来，陶器的出现、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等文化特征一起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来临的标志，包括中国在内的学术界长期以来也都持守了这一观点。据吴小红介绍，学术界对此的推理是，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处于狩猎状态，没有对陶器的需要。陶器应当是随着人类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由于定居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由此，陶器出现的年代应当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最早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但这个观点现在越来越受到挑战。在西亚，该地区农业起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11500年，陶器则要晚于这个时间，直至9000年前才出现。在中国南方的不少遗址也出土了早期陶器，年代都早到了更新世晚期，当时的环境处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之前的寒冷时期，并不适合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无法确证当时的人类在掌握了制陶技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这些证据表明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来临以前就出现了。尽管在中国南方不少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年代都被推定到了更新世晚期，但由于没有办法直接对陶器进行年代测定，所以其年代问题始终受到质疑，无法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本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张弛及他们的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对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进行了年代测定，最终确定了南方出土陶器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为目前世界最早的陶器。
等时关系确定陶器年代
仙人洞遗址坐落于江西万年县大源乡境内，地处赣东北石灰岩丘陵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仙人洞最早发现于上世纪60年代，先后经过江西文物部门1961年和196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1993年和1995年、北京大学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和2000年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动物骨头、陶片和植硅体等。在吴小红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工作后不久，就在学术前辈们的影响下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年代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的年代问题给予了关注。后来有幸从同事黄蕴平教授那里得到了可以进行年代测定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动物骨头标本。由于陶片本身无法提供可供测年的含碳组分，只好用与陶片同层位出土的动植物等标本来进行年代测定以解决陶器的年代问题。所幸的是这些动物骨骼样本保存情况比较好，能够提取出足够量的骨质蛋白进行年代的测定。这样依靠这些骨骼样品得到了仙人洞遗址几个不同地层出土陶器的年代，数据的早晚关系与地层关系吻合得很好，且最早的年代比当时所知道的其它遗址出土的陶器年代都要早。“2000年前后，论文都已经写好了。”吴小红笑着回忆说。但出于谨慎，她没有将论文送交杂志发表，而是将论文拿到了相关的学术会上进行讨论，却未得到相关学者的支持。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保证用来测定陶片年代的骨头样本是和陶片同时代的，也就是说学者们对骨骼样本的年代能代表陶片的年代表示怀疑。从考古发掘过程来讲，在同一个地层里面出土的遗存就是同一个时期的，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则，用于测定年代的骨骼标本是在发掘结束之后在收集整理好的样品中选取的。由于学术目的的不同，当时发掘过程中并没有针对每一块骨骼标本进行出土坐标的记录，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重现用来测年的骨骼标本与陶片的出土位置关系。当然从原理上来讲，保证样品是同层位的实际上就是保证了样本是同时代的，但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排除地层堆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然过程或者动物行为等的影响，比如，水的作用可能会将洞(外不同时期的东西带入洞内形成地层，或者是老鼠打洞，把上面地层的陶片带入了下面的地层当中等等。当然一个好的发掘过程是可以排除上述干扰的，但是当时的吴小红拿不出证据。几年后，吴小红参加了由北京大学、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与哈佛大学组成的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进行考古研究，成功地对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的年代进行了测定，文章发表在2009年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参与其中的吴小红深受启发，意识到，要解决中国早期陶器的年代问题，需要从考古发掘现场的工作开始，从陶片出土背景，与测年样品的堆积关系，到测年样品的筛选，到实验过程的控制，每个环节都要保证数据信息的准确可靠，而这，需要一个多学科学术团队的共同参与和配合。她和同事张弛教授、曲彤丽博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戴维·科恩博士组成了一个多学科团队，在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万年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地层剖面进行现场样品采集，开展地层堆积微结构研究和年代研究。对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进行年代测定最大的障碍，在于测定的间接性。因为出土的陶器碎片过小，而且含碳量也极少，其中包含的残留物可能是烧制时粘土矿里的碳元素或者后来的食物残留物，碳元素来源的不确定会直接影响测年结果的准确性。需要利用与陶器同出的可测年样品来断定陶器的年代，比如植物种子、动物骨骼、木炭等。由于这一类样品在遗址中是比较容易得到的，所以采集与陶器同出的碳十四测年样品进行间接的年代测定是解决陶器年代问题的有效手段。而其中的问题又在于：所采集的碳十四测年标本的年代是否能够代表陶器的年代？由于时间的久远，仙人洞内的堆积很可能并不是陶器初次埋藏时的原貌，有可能是后来人工作用形成，或者自然作用的参与，甚至受到过某些动物行为的影响。这样形成的二次堆积，即使出土陶器与测年的标本出在同一个单位或是同一个地层当中，也不能说它们是等时的。以这一问题为导向，研究小组来到了仙人洞遗址现场，清理出了洞(东侧和西侧两个以前发掘的剖面进行研究。此次研究在现场的研究过程中就考虑了多学科的介入，比如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具有地质学和考古学双重学科背景，而且具有洞(发掘的丰富经验，具有全球视野，是国际顶级学者；来自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则是研究地层微形态学和矿物学等方面的国际一流学者；戴维·科恩博士精于考古文献、特别是东南亚考古资料；而北京大学的学者们更是兼顾了新旧石器考古和年代学的结合。本次研究的重点在于弄清遗址的堆积过程和解决陶片的年代问题，考虑到对遗址的保护，团队以最小破坏遗址为原则，没有再做现场发掘，而是有选择地在剖面上采集了地层微结构样本，并在现场剖面观察“透镜体状”堆积，采集测年标本。地层微结构样本被带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完成了从样本制备到显微镜观察分析研究的全过程，研究证实以前发掘的考古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不存在自然过程或者后期活动的扰乱，动物活动的尺度很小，不足以影响到样品脱层移动。同时根据遗迹现象采集碳十四测年样本，可以有效地保证测年样本与陶片的地层等时关系，同时根据地层堆积情况采集系列碳十四样本，可以有效地排除由于单一样品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年代结果的偏离。至此，团队成功地证实了仙人洞相关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所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准确得到了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
颠覆、重构与期待
早在对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进行的年代测定中，就确定了其出现的时间约为距今一万八千年，这要比学术界之前普遍认定的一万年要早上八千年，而随着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早期陶器的年代的成功确定，我国南方陶器的出现年代又被提前至两万年前。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陶器是在中国，并从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和湖南的玉蟾岩遗址开始向外扩散，先后到达俄罗斯和日本，并在亚洲地区被保留了下来。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和科技传播的重要意义，也是中国早期人类对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这是发生在中国这个地理区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厘清人类发展的历史，揭示并还原其本相是考古学者的本分，我能够参与其中是幸运的。”吴小红回忆起这十几年的孜孜以求，不禁感慨。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年代的成功断定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探讨现代人行为、特定文明要素的出现和传播机制等提供了重要资料，研究成果被美国《科学》杂志收录，并入选了2012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这一成果直接颠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的观点，推翻了以前学界普遍持有的“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这一判断，将目前世界上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确定为两万年，重构了人们对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人类活动的认识，表明中国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此后一直延续使用没有中断，并在冰期时传播到日本和远东等邻近地区。那么，早期陶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两万年前出现的陶器显然与农业的出现无关，是否是末次冰盛期的采集狩猎者用来炊煮的工具，抑或是一种取暖的方式，用来满足生存的需要？这些都尚未得到明确的答案，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能有新的成果产生，让人们对中国的陶器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海上马车夫”将中国瓷运往世界
12世纪晚期，逐水而居的荷兰人乘着由挖空的原木做成的船从阿姆斯特尔河顺流而下，并在河周围的沼泽湿地之外修建了堤坝，在河边建成了一个小渔村，并称之为阿姆斯特丹。
17世纪，成千上万艘商船从阿姆斯特丹开往波罗的海、北美洲和非洲，以及今天的印尼、印度、斯里兰卡和巴西，由此构建了世界贸易网络的基础。阿姆斯特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中心，而荷兰也在大航海时代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将大量中国丝绸和瓷器运回欧洲。
■至死未动用船上所载货物
阿姆斯特丹，荷兰最大城市。从一个小渔村到历史上一度成为世界金融和钻石中心，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涌现出无数试图征服海洋的英雄人物，他们被铭记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丰碑中，甚至有些海域以这些英雄的名字命名。
在挪威与俄罗斯的北方，有一片以荷兰中世纪航海家名字命名的海域——巴伦支海。名字由来为在海域病逝的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
1596年5月，在阿姆斯特丹商人们的帮助下，威廉·巴伦支指挥着三艘船又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探险，这次他设想通过北极前往东亚。然而不幸的是，巴伦支的船被浮冰撞毁，他和水手们被困在新地岛，成为第一批在北极越冬的欧洲人。
1597年6月，威廉·巴伦支等十几名幸存者通过了一段冰海，在新地岛南端遇到了俄罗斯人，幸运地获救。威廉·巴伦支在返回荷兰的航程中去世。
值得称道的是，在新地岛上长达八九个月艰难的日子里,威廉·巴伦支和他的船员们靠燃烧甲板来使自身在严寒下保持体温,并以打猎维生。在这过程中很多船员献出了生命。然而,他们至死都没有动用船上所载的货物，哪怕其中有可以救命的食物和药材。
而这就是17世纪荷兰人普遍尊崇的经商理念。在整个世纪，荷兰商人们对利益的趋之若鹜令他们拥有的船只超过1.5万艘，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荷兰因此有“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当时，在阿姆斯特丹的港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荷兰商船贩运着世界各地的商品，有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美洲的皮货，欧洲的手工业品，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中心。
■5000万件中国瓷从这中转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上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
这些“克拉克瓷”的原产地为福建漳州。当时的漳州山城平和县，窑场密布，窑炉林立，一幅十里窑烟的繁荣景象。遍布山头的窑工们在练泥、制坯、绘画、上釉、装烧……由于需求量大，窑工们日夜操作，永不熄灭的窑火映红了半个平和县。一批批精美且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青花瓷、五彩瓷、素三彩瓷源源不断地出炉、装船，顺着花山溪一天航程到达漳州月港出海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被运往阿姆斯特丹。
据悉，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回荷兰的最大宗商品之一便是中国的瓷器，两个世纪内的总量超过5000万件，阿姆斯特丹更是当时中国瓷器的欧洲贸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