锔,南朝梁顾野王《玉篇》释云:“以铁缚物。”锔的方法是:先将金属条两头敲尖,弯曲成钉脚,做成锔钉,再用来钩合物件,使其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锔合工艺在古代广泛运用于器物制作、建筑、造船等多种行业。锔的技术最早产生于何时,已难考证,但至少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
最早提及锔瓷技术的要数李时珍
锔瓷出现得比较晚,应该是工匠受到古老锔合工艺的启发而发明。所谓锔瓷,就是用金属钉(即锔钉)将破裂的瓷器进行加固和修复,以便继续使用。其方法是:先用金刚钻在瓷面裂缝两侧等距离相对应处各钻一个浅眼,然后将预先做好的近似订书针那样的锔钉的两脚分别敲进两个眼中,把碎裂部分钩住拉紧;视破损情况决定锔几个钉,锔好后再在锔钉空隙处抹上用糯米汁与石灰粉(或用鸡蛋清与白瓷粉)调制成的白泥,等干透后即可使用。锔好的瓷器无论装冷水还是热汤,都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由于古代文献向来忽视对于手工技艺的记载,有关锔瓷的文献记录更少,故我们很难考证锔瓷最早起源于何时。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过宋元锔瓷的实物。
国内文献最早提及锔瓷技术的要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编写完成的《本草纲目》。该书在介绍“金刚石”时说:“其砂可以钻玉补瓷,故谓之钻。”李时珍说的补瓷应即锔瓷无疑。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金刚钻头是锔瓷工具上不可缺少的关键部件。
海外最早接触到中国锔瓷实物的应是日本人。根据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著名儒学家伊藤东涯在1727年(相当于清雍正五年)所著的《蚂蝗绊茶瓯记》中记载: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的足利义政收藏有一件南宋龙泉瓷碗,不小心摔碎了,就请人拿着这个碗到中国来,想找一只相似的,却没有买到,于是只能请中国锔瓷匠用铁钉将那只破碗锔好后带回日本。由于锔钉排列的形状近似一条弯曲的蚂蝗牢牢吸附在碗上,所以日本人称锔瓷工艺为“蚂蝗绊”。足利义政的生活年代相当于我国明代正统至成化年间,也即明代早期,而国内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锔瓷实物也是明代早期的瓷器,因此,将锔瓷技术发明的时间锁定在明初较为合理。此项技术诞生后,便很快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世代传承,被称为360行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明初算起,锔艺流传了500多年。
损坏瓷器不舍丢弃,锔补应运而生
锔瓷的产生,应与景德镇高岭土瓷器在中国民间的普及有关。早期的民间日用瓷器由众多地方窑口烧造,一般在当地销售,成本相对较低,价格便宜,故损坏后丢弃也不觉可惜;而朝廷、官僚以及富户使用的精细瓷器,如果损坏了,又不屑于做修补。到了明代,采用高岭土烧制的瓷器胎白釉润,行销全国,广受百姓喜爱。因其材料成本加上运输成本比一般地方窑口的瓷器价格要贵不少,老百姓比较节俭,不小心损坏了,不舍得丢弃,自然会产生修补的念头。于是锔补便应运而生。
17世纪初,欧洲人才了解到锔瓷这项技艺。这要归功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中国见闻札记》中对锔瓷有这样的记载:“锔补修复后的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开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熔合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按,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到达中国,后定居下来,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去世。他的《中国见闻札记》应该成书于17世纪初。文中“用铜丝熔合”一语如果不是翻译不准确,那就是利玛窦对锔瓷工艺不太了解而致误。锔瓷是用锔钉咬合碎瓷,而非“熔合”。
欧洲锔瓷修复技术至少延续了300年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掌握着锔瓷技艺。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近些年来,我在收藏外销瓷时意外发现,一些从海外回流的伤残外销瓷器上竟然也有锔钉,其形状明显不同于我以前所见国内瓷器上的锔钉。于是我思索:如果这些外销瓷在中国已受损,就不可能锔好后再出口;如果是卖到欧洲后再受损,也不太可能再漂洋过海拿回中国锔补,因为那时海运的成本太高了。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伤残的外销瓷应该是由欧洲工匠锔补的。
据我了解,由欧洲匠人锔补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外销瓷是明万历中期(17世纪初)中国出口欧洲的克拉克瓷。而同时期,利玛窦还在自己的书里惊叹中国锔瓷技术之高超,显然当时欧洲还不知道中国有锔瓷术,上述克拉克瓷自然是后世锔补的。那么,欧洲是什么时候引进中国锔瓷技术的呢?
我想这与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海外,在欧洲民间普及有关。最初中国瓷器是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购买,他们一般不会将已经损坏了的盘碗等实用器皿修复后再继续使用。18世纪前期,清政府允许英、法、荷兰、瑞典、丹麦等国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大量欧洲商船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使得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猛增,价格随之大大降低,在欧洲越来越平民化。到了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中国外销瓷已基本普及于欧洲平民家庭。而平民家庭购买了相对昂贵的中国瓷器,不小心碰坏了不舍得丢弃,必然会想到修补。因为有需求,故促使欧洲匠人引进中国锔瓷的技艺。我推测,锔瓷技术传入欧洲应在18世纪晚期,相当于乾隆末年。锔瓷技艺后来也被用来修补欧洲制造的瓷器。欧洲的锔瓷修复技术至少延续了300年,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消逝。或许因为欧洲锔瓷在当时习以为常,消失后又无人再提及,故这段历史竟渐渐被遗忘了。
我见过的欧洲锔补瓷多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的外销瓷。仔细观察这些瓷器后,我感叹外国工匠锔艺之高超丝毫不亚于中国锔瓷匠,甚至有些锔补技术的美观程度还超过中国民间某些普通锔补瓷。稍稍不足的是,欧洲锔补瓷往往锔钉脚敲进钻孔后,尚留有部分空隙,需用白泥填塞。而中国锔补瓷的钉脚因上宽下尖,故敲入钻孔后,大多与钉孔严丝合缝,几乎找不出空隙,以致锔钉一旦敲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硬拔的话要么钉脚折断,要么造成钉孔周围的瓷面碎裂。
根据锔钉形状判断它曾经在哪里修复
欧洲锔补瓷与中国锔补瓷的区别主要在于锔钉的材料和形状。中国锔钉材料主要为铁和铜,民间以用铁居多。而欧洲锔钉的材料则主要为铜。同样是铜锔钉,两者所含的金属成分有异,表现在中国铜锔钉锈蚀较严重,而欧洲锔钉锈蚀很轻微。至于锔钉的形状,两者差异更明显,中国锔钉均被敲扁,大致呈菱形,由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窄变细,且有两钉合并形成一组一组的钉法;欧洲锔钉则多用铜丝,微微敲扁或不敲扁,铜丝形状仍在,外露的锔钉基本一样粗细,也未见有两个锔钉合并在一起的钉法。之所以造成锔钉形状的差异,应与制作锔钉的工艺不同有关。中国的锔瓷匠都挑着炉子,当场对锔钉进行热加工,容易敲得很扁,从而使锔钉紧贴瓷面;而欧洲锔钉可能采用的是冷加工,铜丝基本保持原形。另外,所见不少欧洲锔补瓷的锔钉部分都涂有白漆,可能是为了美观;而中国锔补瓷的锔钉是不做任何修饰的。
如果掌握了以上所述洋锔瓷的特点,就能从某件瓷器上的锔钉形状来判断它曾经是在哪里修复的。比如北京中汉拍卖公司于2011年秋季曾拍卖过一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摩羯鱼耳大罐,此件拍品原藏家购自伊朗,罐体残裂严重,浑身布满锔钉,锔艺高超。根据锔钉的形状,大致可以推断此罐曾经在欧洲锔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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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失传的瓷器技艺：锔瓷
瓷器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地位众所周知，然而对百姓来说，瓷器毕竟是家中稀有的珍贵物件，出于勤俭节约，一般百姓要是不当心砸碎了家中的瓷器，便会去找锔活匠人修复。
“锔瓷”，就是把打碎的瓷器，用像订书钉一样的金属“锔子”，再修复起来的技术，在宋朝名画《清明上河图》里，就可以看到街边“锔瓷”的场景。
瓷器坚硬耐磨，更可持久使用，可瓷器的致命弱点是易碎，每当一件瓷器破碎后，便无计可施，留着无用，弃之可惜，匠人们便开始琢磨如何将破碎的瓷器修补好，经过了艰苦的摸索实践，失败成功，在实践中总结、理顺、规范出一套合理的锔瓷技艺，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独一无二的“金刚钻”和“锔钉”，继而便产生了锔补修复瓷器这一行当。
锔活作为一个行当，也分“行活”与“当活”，“行活”工艺较简单，大多使用铁钉，日常街头所见锔活，大多属于这类；而明清以后出现的“当活”则更加精细，主要针对达官贵人。
从锔瓷钻孔工具来看，河南工匠使用砣钻，特点是力大速度快，直孔钉少，薄胎则容易穿透；河北工使用弓钻，力小弓长，直孔多双钉；山东皮钻，力小速度快，钉多则繁密。童维成所参考的，是西北地区的工艺，从钻头的分类来讲属于河北派系，但从作品上来说，没有办法考证和其他任何门派的关系，锔钉极其少，自成一派。
现代的锔瓷手艺人，比起功能性的修补也更注重现代审美，比起之前形似蜈蚣脚的整排锔钉风格，钉偏少的修补更能体现出瓷器本身的素雅，也更美观。
寻觅那些流失海外的单色釉珍瓷
坐在从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回上海的飞机上，心里却仍然惦念着那些如珍珠断线般散落在国外古董堆里的中国古陶瓷，虽然它们的乳名还叫china，可早已炫如窗外时暗时明的星星，在人家的星空下闪烁，但愿它们能早点回家。还是第一次来参加已办了二十五届的世界古董博览会(TEFAF)，展会的隆重和展厅的精致充分显示出世界各国人民对历史的尊重和热爱。刚踏进展厅就身陷其中却宛若华丽之梦境。尤其是展会上那道单色釉的光芒吸引了很多中国的参观者，更让我诧异的是居然还有那么多老外围着这些高古瓷，费劲却可爱地说着：“唐代、宋代……定窑、湖田窑……”高古瓷，乍看平淡如水的单色釉，多少年来都是收藏家眼中最绚丽的色彩，是许多人倾囊终身而追求的永恒光芒，它在纷扰的斑斓世界里，以它最独特的色彩，从远古闪耀到当代。那神秘莫测的珍稀官窑，那变化万千的纯朴民窑，仿若蜿蜒的不肯离去的历史长河，久久围绕在现代人的身旁，让你感受博大精深的同时，更让你感受太平盛世收藏人的幸福和满足。三年多来我收藏的分明是历史的标识和记忆，让自己无法不以虔诚的心去捧、去品……从西周、春秋、战国、两汉的原始青瓷，到三国、两晋、南北朝、隋代的六朝青瓷；从唐代的北白南青，到宋代各大窑口的极致精品，乃至延伸至金元时期的各类瓷器，一步步将高古瓷的生命之春推向高潮，收藏知识有限的我无法用言语将它们的好有序地一一道出，只能支离破碎地将我对它们的美的理解娓娓道来。湖田窑，好听的名字，它是景德镇瓷的鼻祖，更是宋代人的骄傲，一声怆然的呼唤，就将中国以china的名义传得好远，那薄如纸、声如磬的赞美说的是你吗？小巧精美的荷叶粉盒啊，你让我想起《韩熙载夜宴图》中美女们出场前涂脂抹粉的场景。无论是娃娃壶身的精美，还是温酒壶身的饱满，都展示着宋代人生活的精致和内涵。瞧，一对小小的雕塑竟带给我无比的神韵和几多的佛教知识，文殊骑狮，普贤骑象，一个是来自远古五台山的智慧，一个是来自远古峨眉山的力量，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古董，它们承载佛教的那份神韵随单色釉的光芒传至千秋万代。五代东窑温酒壶，是我收藏的骄傲，它曾是一场老窑百壶展会上的佼佼者，它周身饱满的高浮雕牡丹花，向人们展示了宋代人的富足和高贵。生活在江南的我原来对西北人总有几许的陌生感，一把酒壶却完全让我领略到北方人不仅有的粗犷和同样拥有的细腻，好感激缘分，展主居然同意将此份美轮美奂转让给我让它陪伴我身旁。每当藏友相聚，它总会被我虔诚地捧出，并变成我们不老的话题，谈它那神奇的美，谈它那出奇的极致，和被中央电视台寻宝栏目评为“国宝奖”的佳话。一经进入单色釉的世界，就宛若进入万花筒的世界，不知深浅却深陷其中，我无法像很多大收藏家那样把祖国几千年的历史用一道单色釉串成一串美丽的珠链，我只能捧起我收藏不多的心爱，去和历史对话，去和历史相拥。龙泉，以它妖娆的浓郁走过宋元明，十六世纪的浪漫之都巴黎遇上漂洋过海的中国龙泉曾情不自禁地喊出“雪拉同”的呼声，那是一部著名舞剧的男主角的名字，因那釉色如他的华服一样流青滴翠，从此Celadon就成了中国青瓷的代名词。小水盂、鬲式炉、琮式瓶，以及各类雕塑都那样给人圆润细腻的感受，友人曾指导我收过一个南宋龙泉窑碗，莲花瓣，粉青色，釉开片，再烫的水注入，捧在手中也是温润，神奇唯美！有人说它很像官窑，有人说不到官，无所谓，因为它在我心中已是最好的。五十知天命的我同时还幸运地知晓了高古瓷，那一道美丽的单色釉如晚霞般把我心照耀，随着那道永恒的光芒，我深深眷恋祖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深深地热爱那历史文化的璀璨。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
“克拉克瓷”兴衰之路：名扬海外而国内罕见
中国瓷器改洋名儿
公元17世纪，葡萄牙克拉克港的两艘商船被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截获，船内所载是先后从中国贩来的大宗商品(主要是明万历年间生产的瓷器)。这批瓷器被运往荷兰的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拍卖，并在欧洲引起轰动，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相购买。由于这批中国瓷器是从葡萄牙克拉克港的商船上截获的，没有人能够说出它们的产地和准确称谓，在荷兰又是首次亮相，所以被称为“克拉克瓷”。
其实早在16世纪，“克拉克瓷”就已经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皇室中使用。不过，荷兰的这两场拍卖使它走红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克拉克瓷”一度是欧洲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东南亚各国皇室与平民所钟爱的珍宝，是身份的象征。贩卖“克拉克瓷”带来的丰厚利润，更坚定了东印度公司展开中国瓷器贸易的决心。此后，瓷器贸易一直延续到清雍正、乾隆年间。据史料记载，17世纪的80年间，该公司从中国运出的“克拉克瓷”达到1600万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有收藏者。“克拉克瓷”的产地到底在哪里，400年来争论不休，直到21世纪，这个谜团才得以揭开。
目前，已考证生产“克拉克瓷”的窑口有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福建漳州平和五寨、南胜窑等100多个窑址。做工精细者为景德镇窑口出品，销量最大者为漳州、德化窑口出品。
“克拉克瓷”的兴衰之路
没有制瓷传统的漳州平和县为什么能够在明清时期成为重要的外销瓷器生产基地？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时任地方军事长官的王阳明率部平定农民起义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或管理庙宇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王阳明所部多来自江西，其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造福百姓、获取厚利，这些主政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组织民间生产烧制。从漳州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他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胜、五寨窑址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民窑，地处九龙江支流上游，临溪依山而建，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可直达漳州月港。从南胜、五寨至月港，仅需一天航程。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远远超过周边港口。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而此时，漳州平和生产的瓷器也源源不断地从月港远销至世界各国。清朝初年，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衰败，“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外销声匿迹。
名扬海外的瓷器为何国内罕见
为什么“克拉克瓷”在国内罕见收藏呢？“克拉克瓷”均为薄胎，特点是折沿、开光、锦地纹，盘底多为简笔变形人物、动物、花鸟。器底多有粘沙、塌底现象。与明末清初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相比总体不够精致。
“克拉克瓷”瓷盘薄、易碎、不耐用。对于把瓷器作为主要日常器具使用的中国百姓来说不够实用，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很好的销路。而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些瓷器更多被当做摆设，对于耐用程度则不计较。
从目前发现的“克拉克瓷”上，我们能够看到郁金香、骑士、城堡等异域风格图案，由此可判断它们是针对国际市场生产的。这也是专家推测“克拉克瓷”在国内极为少见的原因之一。
从陶器到原始瓷再到瓷器的演变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承先启后的新中国瓷
红星瓷厂青花花卉10寸圆盘(一对)直径23厘米
□□陈君达
所谓“新中国瓷”，是指自1949年至上世纪90年代近半个世纪来，全国各主要陶瓷产区创作、生产的各类日用瓷、陈设瓷、国家礼品瓷等陶瓷器，其中尤以瓷都景德镇制瓷为主。随着收藏界对新中国瓷历史和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新中国瓷这个已经断层的收藏板块将会迅速崛起。
三个阶段，完成市场化蜕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景德镇的瓷业发展百废待兴。1950年成立的景德镇国营建国瓷厂，专门生产传统颜色釉瓷和日用瓷等，包括曾维开、邓希平、王云泉、姚永康等在内的老一辈陶瓷艺术家都曾是建国瓷厂职工。其后10多年间，景德镇又相继成立了人民瓷厂、新华瓷厂、红星瓷厂等10家大型陶瓷生产企业，统称为“景德镇十大瓷厂”，由“十大瓷厂”等创作生产的精美陈设瓷和日用瓷俗称为“厂瓷”。随着“十大瓷厂”的成立，景德镇瓷业生产发展突飞猛进，烧制工艺也经历了由手工到机械和柴窑、煤窑、油窑到气窑的转变，续写了制瓷业的辉煌。新中国“十大瓷厂”培养出了一大批技艺超群、德艺双馨的陶瓷艺术家。由于当时都是集体创作，作品大多无人名款，只有瓷厂代号，这些作品主要是为一些文博机构做复制瓷。
1954年3月，景德镇成立了以研究和生产相结合的美术陶瓷工艺社，成员共27人，除“珠山八友”中的田鹤仙、刘雨岑以及“青花大王”王步等享誉民国瓷坛的大师外，还有曾龙升、王晓凡、时幻影、刘仲卿、王锡良等绘瓷名家。他们不仅肩负创作任务，还与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科师生密切合作，创作出口艺术瓷，改进了传统陶瓷装饰方法。同年成立的陶瓷研究所(以下简称“陶研所”)，作为史上首次出现的高规格科研机构，其承担了与国外的技术合作任务。当时，景德镇瓷业生产的方针就是“提高实用美术瓷，保持工业用瓷”，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运动。
“文革”时期，陶瓷艺术创作题材多以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工农兵等为主，政治概念突出。此期，在制瓷工艺上的最大创举就是成功烧制了“7501瓷”，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文革”结束后，为适应海外日益高涨的陶瓷消费需求，陶研所的陶瓷艺术家们联合景德镇各大瓷厂的瓷研所、设计室、试验组等共同开发设计，不计名利、精工细作，通过集体创作，在继承传统纹饰图案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改进，使得图案纹饰与器型、瓷胎等工艺达到更完美的结合。因此，“厂瓷”中日用瓷和陈设瓷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精湛的绘瓷技艺更完美地用于日用瓷上，使日用瓷有了陈设艺术瓷那样夺目的光彩，而在陈设瓷器型设计上也更加兼顾其实用性，正所谓“日用瓷陈设化，陈设瓷日用化”。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人陶瓷作坊陆续出现，一些陶瓷老艺人、陶瓷工艺美术大师、技术工程师等也选择脱离瓷厂，独立进行创作、研发和销售。
就在景德镇瓷业发展达到陶瓷史上又一个顶峰之际，各种危机和矛盾也愈发凸显。在1986年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公布景德镇粉彩瓷铅镉含量严重超标的信息后，“厂瓷”的出口受到了很大影响，虽然景德镇陶研所及各大瓷厂展开技术攻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制生产出低铅的粉彩日用瓷，但由于缺少了设色的关键元素，这些低铅粉彩瓷远远达不到像此前的粉彩瓷那样色彩艳丽、饱满动人，海外订单越来越少。加之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化进程加剧，旧有体制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在内外原因的影响下，从90年代初开始，各大瓷厂陆续解体、改制，甚至是停产倒闭。最终，新中国瓷的历史在1995年宣告终结，中国陶瓷艺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价值回归，收藏投资渐升温
现当代陶瓷收藏投资板块经过近年来的持续发展，无论是以“珠山八友”、王步等为代表的民国文人绘瓷，还是诸如张松茂、王锡良、戴荣华、李进等当代名家大师绘瓷，价格都已到达了高位，精品价格堪比明清御瓷。一批中青年学院派陶艺家也正逐渐成为市场新宠。相比于以上的当代陶瓷收藏板块，新中国瓷收藏投资市场才刚起步。虽然新中国瓷板块中的“7501瓷”历来受到藏家和市场的追捧，但这并不能代表新中国瓷板块的整体行情。真正能够代表新中国瓷的依然是那些烧制精美的“厂瓷”陈设瓷和日用瓷。
“厂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制瓷历史中的重要一环，对现当代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它的地位与意义不言而喻。一般国内公立博物馆的馆藏陶瓷器的年代下限到清末民初为止，年代再往后的就鲜有收藏。然而，中国陶瓷史对于新中国建立之后65年来的成绩是无法被割断的，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挖掘、保护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随着2010年景德镇“十大瓷厂陶瓷”历史博物馆的正式开馆，似乎预示着民间收藏家和文化学者对新中国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肯定，以及对新中国瓷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决心。
回顾近几年多来国内现当代陶瓷艺术品市场的情况可以发现，市场对于新中国瓷尤其是出自老艺人之手的“厂瓷”精品的关注和兴趣愈发明显。尤其是对于一些佚名的“厂瓷”作品，能够凭借作品风格和胎釉等特点判断出作者和具体的创作年代，说明藏家正趋于成熟，对陶瓷文化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关于新中国瓷的收藏鉴赏，需要把握好两大原则：一是日用瓷的收藏要成套成系列，且1986年以后研发出的低铅粉彩日用瓷由于色彩及艺术性较之前的日用瓷较低，收藏价值不大；二是艺术陈设瓷的收藏之重当为七、八十年代的重工粉彩瓷，尤其是墨彩描金作品。重工粉彩瓷是高难度的制瓷工艺，受限于胎、釉、色、工的难以复制而备受关注，要想成功烧制成一件高水准的重工粉彩瓷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墨彩描金作品，当时能熟练掌握这项技艺的陶瓷老艺人可谓是凤毛麟角，作品也较少，非常珍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窑火，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主要用柴窑烧造，到了七、八十年代时越来越多的用煤窑来烧了，从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改用气窑，不同窑火中的瓷器有着微妙的区别。
中国海瓷艺术
张永庆，出生于1978年，2005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霍春阳、贾广健、何家英、周午生，其作品细腻、生动、传神。2010年作品《竹林鸣归》获滨州市首届花鸟画展一等奖；2011年《故园秋意图》入选山东第十五届新人新作展。现为中国海瓷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郝晓芳，女，山东潍坊人，1986年12月生，2009年毕业于学院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2获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擅长工笔花鸟创作，师从学院余建荣、冯美庭教授，深得其艺术要领。作品《花鸟系列NO.2》在博览会展出并收藏，多件作品被景德镇市陶瓷博物馆及个人收藏，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中发表学术论文三篇。现任中国海瓷艺术研究院专职画家，从事陶瓷釉上釉中工笔绘画。
山东海瓷集团位于山东无棣经济开发区，是一家集产品制造、艺术品开发、文化休闲旅游、海洋资源利用、生活家居配套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属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旅游饭店协会成员、清华大学社会实践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承担单位。产品主要包括中国海瓷艺术、系列旅游产品、酒店用瓷、出口瓷、礼品及家庭用瓷、航空瓷等系列，5000余个品种。
海洋贝瓷又称“中国海瓷”，是继陶瓷、骨瓷之后世界第三大新瓷种。海洋贝瓷的原料中富含大量珍珠成分，含钙量极高，有如脂似玉之感，拥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的美誉。海洋贝瓷中富含的钙对人体有保健作用，而且天然抗菌、无铅无镉，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环保陶瓷。同时还具有白度高、透明度好、热稳定性强和机械强度高等优良性能，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世界最好瓷种，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
中国陶瓷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发展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陶瓷经过厂20年的风雨坎坷路，已从“要我发展”进入了“我要发展”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陶瓷显然摆脱了“要我发展”的盲目发展行为，开始走上了“我要发展”的理性的发展道路。
20年来中国陶瓷的成就是巨大的，陶瓷古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彻底打破了国有陶瓷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陶瓷几平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10年前初步形成了国企、私营、合(外)资“三足鼎立”的局面。在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私营和外资陶瓷企业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并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陶瓷二次发展的生力军。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陶瓷企业的规模越做越大。20年前，中国陶瓷大多是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的小型企业，家产一般在百万元上下，上千万元家产的陶瓷企业可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而在今天，绝大多数企业的生产设备已“鸟枪换炮”，颇为现代化了。象样一些的企业家产均在亿元左右，数十亿元家产的陶瓷企业也并不罕见。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陶瓷彻底摒弃了“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经营观念。中国陶瓷已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大洋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基本完成了“回扣推销一广告促销一品牌战略一企业文化”的现代经营理念的发展全过程，实现了经营理念质的飞跃。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陶瓷产品出现了多元化、高档化和时装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欣喜景象。在中国陶瓷大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是解决市场供不应求的问题，尽管当时的产品规格和花色品种单一，但只要做得出来就能卖出去，而且能卖个好价钱。随着世界陶瓷交流的进一步广泛，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陶瓷新品层出不穷，规格尺寸也越做越大。特别是近年来，抗菌陶瓷、环保陶瓷、防污陶瓷和健身陶瓷相继问世，令人眼花缭乱。这一切的一切充分表明，现代中国陶瓷确是不简单了。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先进的陶瓷技术装备国产化初露端倪。在中国陶瓷大发展的初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是必要和必需的，但正由于长时间的大量引进，从而全面抑杀了国产陶瓷技术装备的发展进程。想当初，全国各主要陶瓷户区都有自己的，一定规模的陶瓷机械制造厂，可如今还有几家健在?这不怨谁，其一是因为当时的国产装备确实不能适应现代建筑卫生陶瓷的生产需要。其二是因为在轰轰烈烈的大发展形势下，根本就来不及同步发展国产生产装备。时间不等人，抓机遇要紧。可喜的是佛山力泰企业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直致力于先进技术装备国产化的研制与生产，现不仅已陆续供应厂家使用，并有部分出口。力泰是先进技术装备国产化的代表和榜样，是曙光和希望。因为没有国产化，中国陶瓷的发展则始终受“洋人”的制约，也始终成为不了陶瓷强国。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陶瓷的成就是辉煌的，变化是巨大的，但在向世界陶瓷强国的挺进中，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摸清中国陶瓷的家底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少家建卫陶生产企业?全国墙地砖年总产量是多少平方米?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有的说是20亿平方米，有的说是25亿平方米，还有的说是30亿平方米，总之产量是一年比一年增多。因此，关于中国陶瓷的家底是多年的不解之谜。然而，家底不清又如何引导中国陶瓷的前进方向，又如何制定规划2l世纪中国陶瓷的宏伟蓝图?
第二、解决重复建设
应当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东南部地区陶瓷重复建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北部和西部地区仍在一个劲儿地大兴土木，兴办陶瓷企业，且雄心勃勃地要建成西部和北方的“瓷都”，并隆重举办“陶瓷艺术节”或“陶瓷文化节”来为重复建设推波助澜。要知道，衡量一个军事强国凭的不是车队士兵的数量，而是靠仅有的核威慑；一个体育大国也不是因为运动员多，而是靠夺金牌的项目，如美国依靠田径和游泳，中国依靠乒乓球和跳水等强项而成了体育大国。同理，衡量一个陶瓷强国也不是看你有多少陶瓷企业，而是强调企业的规模和质量，除了意大利、西班牙外，美国单凭美标公司，日本单凭东陶公司和伊奈公司同样成为一个世界陶瓷强国。笔者认为，在中国要彻底解决重复建设问题，可能首先要解决一个误导，即直至今日仍有一些人认为，陶瓷企业多了是好事，有利于中国陶瓷的竞争。但任何事物终将物极必反，重复建设最终将导致恶性竞争，并成为向世界陶瓷强国挺进的沉重累赘。
第三、克服形式主义
塑造企业优美形象已成为当前中国陶瓷的战略任务和工作重点，办公大楼建起来了，花草树木种起来了，企业标识设计了，IS09000认证门到手了，英特网也上了，因而造就了一批现代化的优秀陶瓷企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些陶瓷企业只重视外表的形式美，而忽视企业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确实有这样一些陶瓷企业，办公室装饰得富丽堂皇，各类证书及奖状挂满了荣誉室，楼道上，走廊内花团锦簇。可是生产区内粉尘满天飞，垃圾到处堆放，厕所里更是臭气熏天。有些企业从不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职业教育，如遇生产急需添员就随便找些文化程度低的打工者。有的企业疏于工艺卫生，员工们将散落在地上的原料重新扫进压机成型。也许这些都是小事，都是企业综合素质的实在反映。其实用心提升企业的综合素质比塑造企业外形更重要，国际贸易是很看重这些枝关小节素质的。如美国有一商家欲与国内某陶瓷企业做生意，因为是第一次而不了解该陶瓷企业的情况，便发来一份传真调查表。调查山容详之又详、细而又细，多达100多项，并要逐一据实反馈给美商。其中内容就包括了员工职业培训，是否喝纯净水，厕所离工作场所多远，是否放置了消香剂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就是“洋人”的精明之处，从小处来考察—个企业的综合素质。很难令人相信，一家综合素质不高的陶瓷企业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陶瓷产品来。
穿越百年的瓷蕴:从“大雅斋”到“富贵牡丹”
2015年10月8日，演员黄晓明与Angelababy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盛大婚礼。这场“世纪婚礼”的诸多细节至今仍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从媒体拍摄到的婚礼内场图来看，现场童话般的城堡装饰与水晶灯比比皆是，浪漫非凡。婚礼上大牌嘉宾云集，沪上最有名气的100位大厨组成的厨师团队主理菜品，从全球空运了高档食料，摆设了百桌美味佳肴。
婚礼之上细节之处尽显心思，连婚房餐具也是大气雍容，婉约华贵。名为“富贵牡丹”的餐具是华光为黄晓明婚礼专门定制的，同款样品至今还摆放在华光的展厅里。传闻早在2015年5月份与Angelababy在青岛领证之后，黄晓明就曾属意经纪人黄斌前往华光国瓷文化艺术中心参观并精心挑选婚庆餐具，最终选定了这套《富贵牡丹》釉中彩餐茶具。
这套餐具画面出自APEC国宴用瓷设计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孙庆萍之手，她介绍说，《富贵牡丹》画面的思路来源于清代的“大雅斋”瓷器。
光绪年间，清政府企图重整瓷业，使陶瓷业进入了一个较繁荣的时期。大雅斋是慈禧御用画室的斋号，以大雅斋为名的瓷器也就是慈禧在该画室的专用瓷。大雅斋瓷器大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纹饰题材多描绘藤萝花鸟、葡萄花鸟、鹭鸶莲花等等，是比较少见的精品。在此设计元素上，孙大师做了精心的再创作。她以国色牡丹为主创元素，辅之以紫藤花蔓，倍添妩媚柔美，一只调皮的报喜鸟跃然其上，栩栩如生，与静宜的画面相互映衬，一静一动，勾勒出喜庆和吉祥，而独具匠心的淡粉底色则溢满了浪漫的气息。
富贵牡丹系列餐具与中式婚礼格调相互呼应，整个装饰以粉色为主色调，衬托爱情的浪漫与温馨，如意云头纹，以中国传统特色装饰纹样做巧妙点缀，象征着富贵吉祥，于细节处流露出雅致古朴的中国味道，给人甜蜜和煦的家居感与高雅恬静的艺术享受。
选取的水韵西子器型，设计灵感来自西施与范蠡的千古传说，两人同泛五湖之上的美好爱情为世人所传唱。设计师将水漾的浪漫与缠绵寄托于器物之上，传递出水逝情在的悠悠爱意。
“传承国粹、播撒清新、瓷悦生活”，华光将传统的美好寓意与健康材质相结合，使《富贵牡丹》穿越百年，成为一段浪漫爱情的见证。
中国刻瓷艺术发展历史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这句古话像是为刻瓷量身定做的。何谓刻瓷？顾名思义，就是运用特制刀具在烧制后的瓷面上进行雕刻的技艺，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瓷器上的刺绣。
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凡是能着墨于纸上的事物，无不可“绣”于瓷器之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经过一番刀雕斧凿，瓷赖画而显，画依瓷而传，艺术家们称赞其“触有手感、观有笔墨”，既有“金石趣”，又有“笔墨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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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瓷起源于18世纪，只有200多年历史，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属年轻一族，但是它的萌生与远古的甲骨刻字、青铜铸雕，秦汉的刻剥玉，唐宋元明清的木雕、牙雕、石雕等装饰技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陶瓷馆研究员王一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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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与其载体——瓷器相比，刻瓷确实太过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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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用以寄情抒怀。为使御迹能保留长久，宫庭艺人就想办法将墨宝刻于瓷器上，从而真正产生了刻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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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农工商部工艺局学堂设有镌瓷科，专门培训刻瓷人才，当时的教师是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其后，刻瓷艺人戴玉屏、陈智光、朱友麟等，都是华约三的学生。
上世纪初，刻瓷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尽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很多民间艺人都掌握着这套瓷上雕刻的本领。后来，因为战乱，这门技艺逐渐失传。解放后，刻瓷技艺已经鲜有人掌握。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立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江南民间偶见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工匠，从事在碗内或碗底凿刻姓氏的手艺，也算是一种刻瓷，只是十分简单粗糙，算不得是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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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兆宝创作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刻瓷作品在淄博完成。作品以黄河、泰山为题材，长2.6米，宽1.2米。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社会上提倡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的时期，人们开始释放出沉积已久的热情和能量。”从事刻瓷创作和研究20多年的苏州刻瓷艺人陆震宇说，“一时间，沉寂了多年的刻瓷艺术也和其它的艺术一样，重新出现在诸多媒体上。”
改革开放使刻瓷获得重生。北京、上海、淄博、青岛、南京等地又重现刻瓷的身影。各地陆续涌现出有名的刻瓷艺术家。其中数淄博的刻瓷艺术最为成熟，刻瓷产业最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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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淄博？字串7
“世界刻瓷在中国，中国刻瓷看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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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8000多年陶瓷生产史的淄博，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谋求陶瓷工艺的发展，当初定了两个发展方向：一学江西景德镇的粉彩，二学湖南醴陵的釉下彩。不过，由于淄博本地的陶土、烧成等因素不适合发展这两项工艺，寻找新的陶瓷工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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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天，淄博瓷厂一位酷爱美术和书法的年轻工人张明文，偶然间受到启发，在一个瓷瓶上刻了一株梅花，并配上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用墨上了色，被前来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翟荫塘看到后，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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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厂里把当年分来的5位美校学生划给我，成立了刻瓷组，由我传授刚掌握不久的新技术。”如今66岁的张老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刻瓷就这样在淄博传授开来。
作为淄博刻瓷的创始人，张明文不仅改进前人的刻瓷工具，发明了钻石扁形刀，还摸索出多种刻法如大写意刀法、水墨刻法、钻刻冰纹敷色法等。2002年，他61岁时又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刻瓷的先河。2006年12月，他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成为中国刻瓷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30多年来，淄博已有超过3000名专业从事刻瓷艺术的工作者，还有数千名业余爱好者，加起来近万人热衷于刻瓷艺术。著名刻瓷艺人有张明文、冯乃江、李梓源、朱一圭、马林、纪荣福、罗晓东、王长永等。其中，李梓源刻制的鲁青瓷5头文具在1982年慕尼黑第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陶瓷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字串9
1985年，淄博以刻瓷研究为主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淄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了便于刻瓷艺术走向市场，淄博成立了许多专门的工艺公司，对刻瓷工艺品进行包装、宣传和出售。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刻瓷产业的发展，对相关企业也采取了免税等政策。字串6
政府推动刻瓷产业发展是件好事，但是在产业化的浪潮中怎么保证刻瓷艺术不流失呢？对于这个难题，作为当代大师，张明文的思考是：“刻瓷艺术工作者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对市场化问题，能引入经纪人机制最好，艺术家只需要埋头搞好刻瓷艺术，经营市场则交给经纪公司去打理，这也符合市场规律。”字串4
艺术决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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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把艺术搞好，公司把经营打理好，这样怎么会不受市场欢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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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今年春拍和去年秋拍上，中国嘉德、中拍国际、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华辰等几大拍卖行都推出了刻瓷藏品，其中有大量刻瓷精品涌现。一只清刻瓷描金山水人物纹大碗在前不久中拍国际拍卖会上就以9.9万元高价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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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文没想到，自己创作的《敦煌归真》会以50万元的高价被北京的一位收藏家收购。“10年前估计只能卖几千块钱。”张明文表示，当时他觉得收价太高，自己降了5万元，不过对方最后还是给了50万元。而据业内人士估计，未来几年，该作品价格很有可能突破百万元。字串5
为什么刻瓷藏品价格逐渐走高？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刻瓷艺术融汇了金石、书法、绘画等艺术，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具有较高的欣赏与收藏价值。再者，刻瓷工艺难度大，过程复杂，往往需要花费至少一个月甚至几年来完成一件作品，而且清代以来刻瓷存量很少，所以升值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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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瓷艺术近年来得到较大的发展，随着产业的发展，其藏品地位也被接受，特别是海外市场更为认可。”王一君表示。
33年前，张明文在瓷器上刻下第一刀时，并没有想到这门名不见经传的“雕虫小技”会在自己的手上发扬光大，重新焕发生机。
德-化-陶-瓷-总-站
他说，刻瓷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淄博政通人和及乡亲们的理解、支持、呵护和鼓励——是这些，推动了刻瓷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字串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