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鹏现代作品《山美水秀》
为了有别于宫廷画院与民间的绘画，中国文人与士大夫的绘画往往被称为文人画。中国文人画家在陶瓷器上绘制的高雅脱俗的艺术品，被称之为文人陶瓷画。从明末以来，文人陶瓷画较多以青花、五彩、墨彩、浅绛彩等形式面世，其中以20世纪初开始的景德镇珠山八友的陶瓷文人画最为著名。
□□冯丹
文人陶瓷艺术家将具有书卷气的画面与陶瓷器型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加上如玉般的釉面的烘托，更加显示出其高雅脱俗。山水画结合陶瓷的器型及釉面等特征，从技法及材料和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陶瓷山水画在空间处理方面的独特个性。虽然陶瓷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法可阐释其在表现手法上的许多重要特征，但尚需从其他角度进行比较与关联，才有助于对其美学本质的深刻把握。
“远”与“近”的时空转换
景德镇的陶瓷山水画对空间关系的认识，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进行的。其变化、运动的空间观是由时间的流动来完成的，而不是西方风景画上的固定的“焦点透视”。
文人陶瓷山水画通常只是简略地区分出近景、中景和远景，并不注重对自然山水的空间关系的精确表现和把握。文人陶瓷山水画是以作者的感受、情感及组合完成视觉上的表现，依据其心性处理画面，将其相互转化，浑然一体，具有生化天机的微妙与无穷时空的微茫感。
文人陶瓷山水画依据作者对时空的感悟，在画面上顺着性灵随心所欲，可随意调节景物之间的关系。文人陶瓷山水画的这种对时空的转化方法，与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在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高低起伏、远近大小可通过平远中见高远，高远中见平远（深远）这样的巧妙转化，把有限的画面表现为无限的景色。这种对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时空关系的处理，相当于中国画论中的经营位置。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远法”具有心理“透视”的作用，虽是一种推远来看的处理透视的技法，但与西画所讲的“焦点透视”关系却不同。
在“远”法中，“远”的作用是把人的视力引向远方或至天际，具有高远、深远、平远、迷远、幽远、阔远等视觉效果。这种巧妙的经营位置，通常把几个高峰聚在一个画面，在重峦叠峰之间以云雾烟霞或布以空白进行渲染，具有迷远的视觉效果。“远”法在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两种主要作用为：其一，将有限的近通过扩散推延而至远，远还可烘托有限的近，形成苍苍茫茫，无限无尽的天地感应的一片生机，从而有助于画面置阵布势；其二，主要用于解决视觉上产生的某些矛盾，相当于把焦点透视中的成角透视关系尽可能使之减弱到最小的程度。M.TAoCI52.cOM
文人陶瓷山水画将人对时间的感受融入画面，随着视觉与时间的推移，其空间也在产生着变化。这是一种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表现技法：欲显则露，远近随心。
玄学对空间意识的影响
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观物心态，对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文人陶瓷山水画借山水之形，构筑其心灵空间和哲理空间，感发内心之情。
文人陶瓷山水画艺术中的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往往受其时代的制约，反映了该时期的审美理想及当时的人生观、宇宙观，即反映了该时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文人陶瓷山水画在技法方面的空间表现方法主要为“画留三分空，留白天地宽”“境由心造，立象尽意”等。这些空间表现方法反映在陶艺家个体的人格理想及内在的自我精神上，使其具有禅意，超越有限从而达到无限。这种把山水画的技法与人生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使其与玄学的结合奠定了契机。
文人陶瓷山水画的技法是文化的表现，其出发点是基于对内在的自我精神和人格理想的追求，并结合陶瓷的器型及釉面等特征，在技法方面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空间表现方法，重意不重形，具有以道入法和以形写神的鲜明特征。“以道入法”，其技法往往以“道”为据，并融儒、道、佛于一体。“山水以形媚道”，自然山水是以其感性的形质取悦于“道”，因此，如何把握自然山水的形质，并以道入法和以形写神，而不是以形写形和以色貌色这种对纯自然山水的模写，就成了文人陶瓷山水画要解决的重要技法问题。玄学和佛学及山水诗对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意识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形而上的影响，“以形写神”的方法使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中西风景画的空间处理比较
文人陶瓷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或西方陶瓷风景画在空间意识方面，由于民族审美趣味的差异，有着各自不同的美学标准。
西方风景画或西方陶瓷风景画的空间感朝纵深空间拓展，为实境。其“写实”手法是按物象上的光影关系来表现自然山水的物象，并按透视关系以缩小远处的物象（远景短缩法）。而在中国的文人陶瓷山水的绘画中，通常以方棱尖折的笔触描摹山石、树木和房屋等，以圆转、流畅的波状线表现水流等。
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感朝着广延空间展开，是虚境。这种用“线”来表现物象的“质量感”，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空间表现效果，但这与西方风景画中的“焦点透视”所表现的空间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从心灵中生发出来的文人陶瓷山水画，通过心灵的力量把“明暗造型法”“焦点透视”这类视觉的“权威性”冲散了，将自然山水通过陶瓷被重新构造出来。
文人陶瓷山水画与传统的西方风景画注重对自然山水的捕捉、模仿，并按严格的感官框架所构建的画面的表现手法有着相当大的差异。隋代就已成熟的中国山水画艺术比15世纪独立于欧洲的西方风景画约早900年。对大自然壮美景观的深刻感受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融合，孕育了中国画家有别于西方画家的独特审美意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画外之旨，弦外之音”等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画论，直接影响到文人陶瓷山水画的空间处理。
在文人陶瓷山水画中，形象的部分与部分之间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关系，而不存在焦点，文人陶瓷山水画似乎透过画面去寻找在天地界面之间的人与大自然合为一体的深刻的联系。在文人陶瓷山水画中的无常形的山水云烟使人的感官难以找到视觉焦点，并造成视觉清晰度的瓦解。这种对运动、变易的时空的理解，决定了文人陶瓷山水画的表现对象处于一个超视觉距离的范围中，是人的心灵通过与大自然的相互融合所完成的人格修养的结果。绘画是通过二维空间表现物象的长、宽与纵深的空间感，但中国文人陶瓷山水画通过无限深远的表现手法，体现山水的“精、气、神”。中国文人陶瓷山水画不仅能够在二维曲面空间中显现三维空间，还利用时间扩展了空间。在时空处理上，文人陶瓷山水画为了“造境”，尤其强调虚、空、动，把不同空间范畴的物象十分巧妙地组合在同一个画面中，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宇宙中的物象压缩到有限的画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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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粉彩山水画（二）
情感的特征，折射着作品的精神面貌，要想使画面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其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用心去画。所以说画家在把心象变为笔墨时，用得更多的是心灵而不仅仅是手巧。作画时必要工整、要静心、要静气、要慢、要投入、要入境，品悟其道，善于将艺术家们特有的艺术性表现并展示于画面，以求达到现实与精神的完美交汇。
一、亲于自然，溶于自然
在创作体裁的选择上，如巍峨的山岭、涓涓的小溪、婷婷玉立的莲花、娇滴滴的牡丹花、淡雅的秋菊、幽林中的小鸟等，都是画家最易选择的题材。古语有云，一叶知秋，一木知山林，从大自然中，画家在品味常人熟视无睹的妙美，再将它们用心灵进行“净化”，以恰当的绘画语言、完美的绘画手法展示于世人。这其中的无声之乐、无丝之弦，恰是艺术家们将其温柔特性用笔尖表现于瓷上的首选。
由于艺术家们特有的对自然与生活细腻、独特的感受，所以在进行创作时便可信手拈来。画家在每一幅作品的创作选材中，无不将其与之俱来的天性蕴含其中，使作品温润优美。这些不经意之间感悟到的自然点滴，恰恰是亲近自然、诠释自然的最好表述。
粉彩山水画强调笔墨情趣，强调画面的意境。山水画常采用夸张、变形、概括、简练的手法来表现对象。在描绘客观对象时，不以表现对象真实为目的，而是借助笔墨为手段，以达到画面的诗情画意为最高境界。因此，粉彩山水画的山水要比真山真水更美，更符合诗意，更符合人们的理想境界。
如王乃水老师为扩展创作视野，搜集瓷画素材，先后多次游历名山大川，从大自然中陶冶情志，寻求灵感。
二、个性风格，笔墨传情
陶瓷绘画作品中首先要蕴含书卷之气、灵动之气，要包含人的品格、气质及个性，作品要诠释出画家当时的心理活动，这一切均来源于画家当时的心态。无论画家此时的心态怎样，有一点是不能忘却的，那就是创作风格。
在艺术界，越有个性的作品价值也就越高。陶瓷绘画作品的个性也是画家本人的个性，是其气质、性格、学识、修养、品格及观念的统一表现，是多元化的糅合体，各个元素缺失不得。要做到主宰自己艺术的同时，又能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去变化自然、营造自然。
色彩笔墨在山水中的形象创造，自然风貌被意象经营为“林泉”境、“丘壑”意。主观情势与程式意味的注入将自然重构成笔墨意义上的“胸臆山水”。元四家中，王蒙的“苍郁幽野”、倪瓒“孤岸疏林”，清四僧中八大的“秃林荒丘”、弘仁的“世外清寂”等山水意象都是画家运用笔墨程式、婉转情思的形象再造，陶瓷绘画意象造型思维是一种个人意识财富。
画面色彩的取向与营建，和画家的性格有关，也跟艺术风格有关。色彩的使用是附于形而助于形的表现，为了将画面表现得更佳而为画面赋予色彩，而不是为了设色而设色，所以在色彩的使用上要用心。色彩在陶瓷绘画中无论是浓重的渲染，还是飘逸的轻描淡写，均要追求色彩的恰到好处。
如中国陶瓷大师汪桂英的作品，她的粉彩山水瓷画，既得其父遗韵，又借鉴西画技法，广采山水画名家名画的画风画技，其构图简洁明了，意境宁静高远；用笔或不拘成法，雄浑豪脱；或工致秀丽，细密清妙。写意工笔，各有所长。她的色釉综合装饰，气韵生动，形意自然。她在瓷器造型和装饰设计结合上，长期实践，苦心探求，作品型巧而画美，技法圆熟，笔法纤秀。
汪桂英大师瓷画艺术
三、注重人生实践价值的艺术，追求文化超越
山水画的产生与中国的道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道家思想追求的是自然无为、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能“官天地，府万物”、“能胜物而不伤”。道家思想追求素朴自然，简淡肃静的艺术精神，所以山水画多以清闲淡雅为主。
艺术家们作品画面上展开的一切，不是概念，而是或眷恋，或创痛，或欣喜的情绪吐露，是画家内心或潜意识中激越而又纠缠不清的感性心力的直陈。这种绘画追求，比之对概念的阐释或事件的记叙，更贴近绘画的特性，且有更高的要求。
在作品的表现上，要赋予自然人格、感情，让自然的生命在瓷上继续延展，继续生发。画家个人的艺术修养来源于平时的日积月累，它需要汲取绘画理论、书法、文学等诸多学科的营养，将其以我所学，为我所用。以此达到技法、理论及个人艺术修养的完美统一。
总而言之，艺术如诗，需要用心去经营。只有画家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到所要描绘的意象之中，托物抒情，才能创造出写山则情满于山，画水则意溢于水的最佳意境。诗与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苏轼称王维的画与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张舜民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与画既有表面的结合，又有内在的结合，表面的结合体现在依诗作画与为画题诗上，内在的结合体现在诗画意境上的结合，结合得好，相得益彰。这样才能说是画如其人。粉彩山水技法不但要继承，发扬光大，更要取长补短，创新于世，让景德镇瓷器艺术走得更远。
陶瓷粉彩山水画（一）
粉彩山水画是属工艺美术的范畴，是陶瓷装饰的一个分科，粉彩山水画对美化生活、装点环境、提高陶瓷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陶瓷山水创作了无数生动的艺术珍品，由于粉彩山水画具有粉润清秀，俊雅秀美的特点，故而历来深受国内外陶瓷艺术鉴赏家和收藏家们的推崇和关注。同时，粉彩山水画操作工艺复杂，材料性能难以控制和掌握，因而更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而深受人们的青睐。千余年来，我国的陶瓷山水创作了无数生动的艺术收藏品，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借鉴的宝贵的优秀传统。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从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山水画的爱好与执着地追求。但山水画要以粉彩的表现技法就比较难。
民国·粉彩山水灯笼瓶
粉彩山水技法主要表现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绘画，另一方面是染色。
粉彩山水绘画技法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构图，构图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万事开头难，一幅好画，主要是看它的布局。第二步是皴法，皴法有披麻皴，有荷叶皴，有劈斧皴等多种皴法。要画好一幅画主要是选择其中一种适合自己的皴法，来皴出山石之间的远近，虚实关系。
其次粉彩山水染色技法更是关键，一幅画好的粉彩山水作品，如果没有染好色，便是前功尽弃。染色主要也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染里色，里色要染的平和，染得粉化，染出山水画的光暗面；第二步是填颜色，填颜色主要是加强山水画的色感、质感、亮光度；填的时候必须非常认真，该深的深，该浅的浅，该薄的薄，该厚的厚。总之，要出一幅好的作品，是来之不易，它们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
粉彩山水画的必备材料主要有珠明料、乳香油、樟脑油、煤油、古紫、杂石、大绿、苦绿、淡苦绿、广翠、玻璃白、雪白等等。它们不但多而复杂，性能更是难以掌握。粉彩颜色由于铝、砷等助熔剂的作用，需经过750度左右的炉才能与瓷器釉表面溶合在一起。由于它们的性质各不相同，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可获得各种不同的艺术效果。
粉彩山水技法不但是门传统工艺，更可以表现中国画的意境。粉彩山水不满足现实地描绘自然界的景物，单纯地追求自然界的景物美，而是通过自然界中的景物把作者的心灵与客观世界的生机融化于意境结为一体，表现出作者的向往与情感。粉彩山水意境主要是以自然界中的山川、风、雨及人物楼台、亭阁等为表现对象，揭示自然生活之美，从而引发人们的情感。
所以说粉彩山水技法是借鉴中国画的装饰手法，结合自己的工艺特性，形成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又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山水画创作中的云和水，在作品中占有显著的位置。云和水是流动变化的，它们起着画面平衡和调节的作用。川西高原山区多云多水，处理好云水与山峦的关系和树林与山舍木楼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试观画面层峦叠嶂之中，云烟飘渺，涌泉飞瀑，变幻万状，给人一种无比生动之美感。这些看似得于“偶然”，但必然是画家在生活中所熟悉的，其感受越深则表达越真、越妙。水是自然的形象，在山水画中是最引人注目的。画家要深入到大自然中细致地观察、写生。“山有多高，水有多长”，但画水必知水源，没有“山中一夜雨”，就无“树梢百重泉”。流云、溪水是空中见虚，而山石、树木，则是虚中见实。山之势有奇峰突起，有层峦叠嶂，有沟壑荒垣，有悬崖峭壁，千变万化，脉络起伏，须掌握一个“势”。自然界里的四时季节、晨昏阴晴，都直接影响山的面貌，如光对山石物象的雕刻，明暗对山石层次的衬托等等。树木品种丰富，千树百态。树画法则有仰有俯，有深有远，疏密参差。画树应从枯树入手，捕捉各种树木的特点和造型。树木生长依自然环境不同而有种种变化。如川西平原与高原之不同，在于树多木润，因而树木层次分明、色彩丰富。我们在进行山水画写生和创作的时候，要学会在山石、河流、树木与其它物象之间，合理穿插，以静制动，处理好点、线、面各绘画元素的结合，要构图上使画面整体生动和谐，令观画者产生自然亲切的美感。
粉彩山水技法最高境界就是形神兼备。在绘画中过于强调写实，面面俱到是不可取的。删繁就简，要密不通风，疏能跑马，达到以形写神的艺术境界。这便是粉彩山水技法表现的最高追求。所以说粉彩山水技法中要表现的是“不可无我，但物也不能无情”。在表现客观对象的同时，要与自己的主观感受联系一起，这样表现的画面才具有感染力，否则，空有“形似”而缺乏生命力，就不会美感。
粉彩山水技法是通过作者的思想，使它的对象人格化，成为人化的自然，表现出人内心意识的一部分。惟其如此，作者才能够自由地把自然世界作为描绘对象，才能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也正因为如此，粉彩山水技法才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形成自己独特的装饰艺术。加上它的赋有诗一般的气质、音乐般的魅力，使它成为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艺术的一个绝妙的艺术门类。
粉彩山水画具有很好的装饰性。粉彩山水画，不论是工笔还是写意，在构图、色彩以及笔墨上都带有自身的特点。这种构图法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适应性，不但可以画长卷和立轴，而且能和各种不同的陶瓷形体进行有机的结合。
陶瓷山水绘画作品中表现出的主要形式有豪放、柔和之分。豪放的人追求气氛、气势。力求给观者表现出一种强大的震撼力与冲击力；柔和者则追求韵味、清雅，情感含蓄流露于画面的同时，带给观者一丝丝惬意的清凉，也是作者的思想情怀。
从明清瓷画看中国山水画的“三远”
在中国画里，山水画有人物画和花鸟画所无法触及的精神指归，那就是“远”。
大家在欣赏山水画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三远”的说法，那是北宋郭思纂集的《林泉高致》里记载其父郭熙的画论总结。高远、深远、平远，其作用皆把人的视野和心灵引向远处，或远至九霄外，或远至天尽头，远离尘俗和烦嚣，让心灵得到宁静。
明清时期，青花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瓷画中的山水也大量出现，风格接近此时的文人画。在广东省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相看两不厌——馆藏明清瓷画与绘画展”中，将瓷画与绘画中的“三远”两两对照研究，让观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山水画艺术在不同材料上的殊途同归。
话题扯远一点。今天说起来“元青花”，读者准保知道那是收藏市场上的无价之宝，然而在它所产生的那个年代中，它可并没有那么备受追捧。尤其是山水题材，既不符合当时外销伊斯兰地区的审美喜好，也不符合“元俗尚白”的情趣和汉文人对瓷器素面玉质效果的追求，再加上青花技术所限，难以在瓷器上表现出山水画的空间和层次，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瓷画上没有独立表现山水的作品。
进入明代，画坛上出现了许多画派和富有独特个性的画家，不过，明清山水瓷画的发展，不论是与山水绘画相比，还是对瓷画中的花鸟和人物来说，都是相对滞后的。这是因为当时人们对瓷器和对绘画的审美要求不同——对于文人画，社会已经充分接受了，但是对于瓷器，社会审美倾向于认为瓷器应该是表现吉祥含义的图案。虽然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海上仙山题材开始出现在青花瓷上，但是这和我们说的瓷画山水画还有很大的区别，充其量能算是起步，就是画了些水浪，也只是符号化的寓意仙福。
进入明末天启、崇祯时期，青花山水瓷画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从构图上还是绘制技法上，都迅速与当时的文人画接轨，并且显示出同步发展的趋势。现在我们看这段瓷画发展史，会发现那简直是一个质的飞跃，好像一下子就忽然成熟了，也没见怎么过渡摸索，就很快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瓷绘艺术家吴锦华告诉我，明末山水瓷画的大繁荣，与当时官窑纷纷停产，大批巧匠流散到民窑，以及文人画高峰在南方出现及江南地区新兴城市中产阶层的审美需要有关。另外，青花绘制技术的进步，也客观上促进了青花山水瓷画的发展。从元青花的大笔拓涂到永宣青花的小笔拓涂，直到成化时期，分水技法才开始出现，然后又一步步发展，青料的绘制才较为理想地接近文人水墨画的艺术效果，工匠们可以更自如地将文人山水那些明暗变化、远近层次应用到瓷画中。
而到了清代，其山水瓷画通常以“四王”为宗。“四王”把宋元名家的笔法视为最高标准，重视摹古。无论官民窑均以模仿清初“四王”、明末董其昌、元四家等南宗山水画风格为主流。康熙青花五彩山水中的山石习惯用斧劈皴，这是南宋画院的风格，而雍正时期则逐渐改用“披麻皴”，这是绘画界追随元代四王画派对制瓷装饰工艺的影响。
康熙时的青花山水瓷画达到了鼎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前所未有。首先是分水技法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效仿绘画里的“墨分五色”，青花也有“色分五彩”之说，即“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这种色阶青花层次分明，一改元明两代青花传统平涂的单调画风，使青花发色深浅不一，画匠就可以自如地表现山水瓷画的皴擦点染了。
除了青花以外，珐琅彩、粉彩和五彩等技艺也用于山水瓷画的创作。瓷上山水画在康乾之后的历程中浮浮沉沉。直至清末民初，在繁华富贵的主流审美取向之后，才又一次出现了文人山水画的风潮。新安画派的程门父子以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浅绛山水技法入画，开创了陶瓷上的“浅绛彩绘”。而之后的“珠山八友”又继续将浅绛彩发扬光大，形成了民国最具特色的“瓷上文人画”。
教你看展
既然明末以来，瓷画迅速与文人绘画接轨，自然也有遵循着共通的创作规律，体现出共通的审美趣味。那就是“三远”。
“高远”
前面说了，文人画山水，求其“远”的飞越和延伸，一直远到视觉不能及之处，在有限的画面上营造无限的心灵家园。其中的“高远”技法，是模拟从山脚下仰望山巅的视觉效果，广东省博物馆拿出来说明这一技法的作品，是董其昌的《秋山图轴》，和一只清光绪高州窑青花山水纹方画斗。对照而看，不难发现，两件展品画面的视点都放得很低，从近处的山脚下眺望山巅，如同在红尘人烟处仰望精神高峰，超拔远逸。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虽然这件瓷器上的山石皴染显得简略，但远近层次还是表现了出来。
“深远”
“三远”中的“深远”，其实不太好理解，所谓“自山前而窥山后”，即向纵深方向延伸的空间，在实际绘画时，“高远”的形相中主要是上下的关系，“平远”中却有渐远渐淡的意趣，而“深远”，则是山重水复，扩大景深。广东省博物馆在展的这件清雍正墨彩山水人物纹大盘，画的是溪山行旅图，盘心一人骑马过桥，山路蜿蜒曲折。山石用解索皴、披麻皴，树木用胡椒点、鹿角法、介子点，画风萧疏。这件作品的构图，和与之对应的明代文征明次子文嘉所作的《山水图》十分相似。《山水图》也是以行旅为主题，画中有骑马者，有随侍而步行者，正准备过桥，山石用牛毛皴，树木用鹿角法、平涂法。画幅不大，却通过道路的曲折让人感受到纵深方向的空间感。
中国文人画的特点和景德镇陶瓷艺术相结合
“文人画’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和我国古典诗词与书法联系在一起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为中华民族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则被潜移默化地融入新文化继承了下来。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古典诗词今天已经很少受人青睐。能懂得书法
艺术的人也在日益减少。这样看来“文人画’似乎已经失去了两大支柱。今天的文人画实际上大都是仿“文人画”，或“文人画”风格的画。自清末至民国初期，先后有程门、金品卿及“珠山八友”等人试图将我国传统的“文入画·从纸绢移植于陶瓷。尤其是“珠山八友’及其同辈中的许多有识之士，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景德镇瓷画界“院体画’(或曰“工匠’画)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专业瓷画家学“文入画’之先河。【需要看珠山八友鉴定】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在尔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巩固与发展。除当时战乱频繁、经济萧条的因素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旧文化急剧地向新文化过渡的阶，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文人画”的走向。他们基本上没有跳出前人构筑的“文人画”的窠臼。所以他们的后一辈中大多数都不能像他们那样在潜心习艺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学习传统文化，把学习传统文化作为学习“文人画”的一部分为目的。当然，他们没有预见到事情会怎样发展。至于怎样结合新文化运动来改革传统的文人画，则更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因为当时整个国画界何去何从也还是举棋不定。时至今日对传统国画有无继承的价值以及如何继承与发展都还是见仁见智。其二，他们画“文人画’只是一种单纯的移植观念，过多地考虑了他们的作品有没有达到纸绢上的效果，有没有传统文人画的笔情墨趣、诗意与韵味。较少将陶瓷作为一门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工艺品结合绘画进行探索。这样他们走的路子就窄了许多。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别的因素，这就不在此文论述范围之内。
诚然，我们传统的国画源远流长，果实丰硕。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奇葩瑰宝，这是举世瞩目的。而景德镇的陶瓷质地之优良、工艺之精湛饮誉全球。若能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自然是令人向往的事，它既可拓展国画领域，又可丰富艺术并提高其品味，且使国画与陶瓷艺术均能获得更广泛的传播。珠山八友等人写下了一个很好的楔子，从这点上说，他们仍然是功不可没的。假如我们对传统的中国画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那么所谓文人画仍然有广阔的可以开拓的疆域。事实上任何一种优秀的艺术传统都不是说否定就能随便地否定掉的。只有当另一种为广大民众乐意接受的、更优秀的艺术形式可以取而代之的时侯，它才会渐渐地从历史舞台上悄然退出。但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能取代传统国画艺术形式的端倪。应该肯定，历史上“文人画”的出现是中国画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文人画强调了表现人的精神面貌，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情怀，它不是客观事物的翻版，它是客观现实与人的主观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它和我国古典诗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苏轼说·诗画本一律·。文人画讲究意境、追求韵味也和古典诗词一样。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已成为今人的共识。虽然，从表面看来“文人画’已经失去了诗词与书法两大支点，但若我们深入细致地思考一下古诗词是怎样产生的，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具有一定古文化修养和传统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情操的古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遇见某一能引起他强烈共鸣的事物或情景，从而产生了某种思想情趣。于是借助形象思维的方式，用特定的形式与精确而合乎韵律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便成了“诗’。换言之，如果他不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而是用图象来表达，那便成了“画”。这也就是诗画一律的道理。由此，我们便可以进一步了解到：纵然作为诗的形式在国画中不见了，但它的内桶依然可以被保留而存在于画中，也就是说，依然可以画出具有诗的意境与韵味的画。题了诗的画固然可以起到诗画互补的作用，但并不等于没有题诗的画就是没有诗意的画。关键在于作画的人有无诗的构思与诗的思想情感，而不在于是否懂得诗的形式，有否驾驭诗的语言文字的能力。同理，书法也是如此，虽然作为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懂得的人今天少了，但线条是否优美，运笔是否酣畅与具有力度，大多数人总还是能够识别的。故此没有必要为文人画的前途担忧。
有人认为，文人画现在已经卡拉OK化了，因而对它持否定态度。这是不公正的。文人画的大众化与水平下降，这不是文入画本身的错误，而在于提高人们的认识，提高作者与观众的文化素质与艺术水平。况且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才能使大众易于接受。凡是大多数人喜爱并乐意参与的活动，即使有着百般缺点，也总还有它可取的东西存在，要正确引导，不能从为大众化了便不能提高了。无庸讳言，景德镇市瓷器界当前也存在·文人画·卡拉OK化的现象。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有些人只看到眼前利益，甚至不等孩子读完初中就将他们送来拜师从艺。更令人堪忧的是，这些孩子不到一两年就出师再去收别的孩子为徒。当然这不仅是对文人画，对整个瓷艺界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而文人画则首当其冲。有些人误以为文人画易学，不要练基本功，易出名，赚钱快。他们根本不懂文人画。也有人是错误地理解了前人关于形、神关系的绘画理论。由于历史的局限，前人对形神及其关系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更缺乏科学的诠释，以致引起许多人的误解。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又说“不求形似，但求神似’。他们便以为画“文人画”不须要练就描形绘象的动夫。其实这里所指的“不求形似’是说艺术家笔下的物象不能只是现实生活中物象的翻板，应该更生动、更形象、更具典型性，因而更真实，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这便是要表现出事物的“神”来。黑格尔也说过：“靠单纯的摹仿，艺术总不能和自然竞争，它和自然竞争，那就象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这些话无非是说，“自然或现实生活都只能是艺术家创作的素材，素材的本身不带情感色彩，不具思想性，但创作离不开素材。没有素材只能创作出“皇帝的新装’。这一点我在{谈谈中国画的形神关系)一文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不再在此赘述。“珠山八友’等人成长于旧文化的熏陶之下，有的还是清末秀才，其中个别原来文化水平不高者亦积极拜师求学，潜心研习，以致他们后来诗词书法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今天的文人画应该有新的内容，应该将新的文化，新的思想观念融人新的文人画中。今天的习艺条件较“珠山八友’时期不知好过多少倍，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已往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首先是学习条件，各种类型的学校各类书籍，各地许多国画界的知名人士的往来交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这些都给今天的习艺者大开方便之门。只要不是急功近利，都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智。学习文人画，也应该从练习素描与写生开始，练好描形绘象的基本功，并先学画工笔画，要适当地搞些临摹。临摹的目的主要是练习笔法。但不管是写生或是临摹，都有一个从“不象’到“象’再到“不象’的过程。开始画“不象’是自然的，到后不就必须画“象’，否则就不具备绘画的基本素质。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画得“象’的阶段，那是工匠的事。画家的作品要表出自己的思想情趣，要有自己的风格。可见后一个“不象”与前一个“不象’有本质的不同。它经过了一次质的飞跃。中间的“象”又是个必经的过程。没有这个’象’你就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就不能有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创造。而只能制作出如同皇帝的新装一类的东西。前人提倡的“象”与“不象”之间，也就是指这后一个“不象’的意思。“象’，指的是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面貌，“不象’，是指它并非克隆品，它舍弃了事物表面的、非本质的特征。十九世纪法国一位文艺批评家曾说：“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能是做粗活的工匠，一个艺术家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供玩乐的艺人’。苏轼则说“古来师画非俗士”。都认为学习文化与提高思想素养的重要。不能设想一个缺乏教养、庸俗不堪、充满低级趣味的人能创作出高品位的作品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的时代必将有新的文人画进入艺术领域!
方李莉 挖掘陶瓷背后的文化和观念
清乾隆珐琅彩米色地描金花卉瓶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陶瓷史》
出版社：齐鲁书社
2013年12月
定价：590.00
清乾隆珐琅彩米色地描金花卉瓶象耳衔环罐故宫博物院藏
【阅读动态】
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所长方李莉而言，穷十余年之功，撰写这部一百多万字，厚厚两大本《中国陶瓷史》的原因之一，除了学术上的追求和超越之外，陶瓷还有更为深厚和特殊的渊源。
用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的话说，“方李莉是景德镇人，毕业于学院，后来又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在的清华美院攻读博士学位，再后来又到北京大学跟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读博士后。我想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由她来撰写这样一部新的《中国陶瓷史》是再合适不过了。”除此以外，她的丈夫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创作院的院长朱乐耕，古陶瓷学家，故宫博物院耿宝昌称之为“陶瓷大师”。
此前，中国陶瓷史研究的同类著作共有两部：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明主编的《中国陶瓷史》，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由于冯先明过早去世，此书一直没有再版。1982年之后，很多重大学术成果均没有反映。清华大学的叶喆民先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其原作《中国陶瓷史纲要》的基础上，补充了近20年的一些新发现和新认识，其著作《中国陶瓷史》在2011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来自景德镇学院的陶瓷研究专家曹建文认为，“叶喆民先生精神可嘉，也很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在研究方法和宏观的研究格局上，我感觉还没有跳出30年前的框框。”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就本书的锐意创新，方李莉主要强调了三点：将陶瓷史综合艺术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做跨学科的研究；把陶瓷看成一个包括精神系统、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的文化现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希望能够通过对陶瓷的研究来部分地了解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如何与其他的文明互动，不仅从中国自身的文明认识中国，还从其他的文明来反观。
曹建文肯定了方李莉的努力。在他看来，中国陶瓷史的研究迄今使用了三个方法：第一是历史文献学、第二是考古学、第三是科学实验的方法。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三重方法上面，陶瓷史的研究是很难实现复原陶瓷历史文化的整体艺术的。“方老师说如果我们研究中国陶瓷史只研究其中的物而不研究其中的文化和思想，或者说只研究器不研究道，一方面缺乏深度，另一方面缺乏整体性，简单描述只会让我们看到支离破碎，相互之间没有多少联系，而不知道在背后还有一整套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史。陶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是如何来表达中国共有的表象和准则，她在写陶瓷史过程当中一直在思考和贯穿的是研究方法的突破，新方法的应用，这是这个书最重要的部分。”
方李莉运用世界性的研究眼光；注重民族的兴起、融合和文化互动等学术创新，均受到了多位与会学者好评。
陶瓷文化：明代紫砂的文人风雅
紫砂壶艺术是反映时代风尚的产物，而某个时代的品味，也规范其茶壶的造型及纹饰。纵观紫砂壶的历史发展及其演变，一般都表现为由粗趋精、由大趋小、由简趋繁，复又返璞归真的过程，即经历古朴、华丽、淡雅三个阶段。
紫砂茗壶的造型，千姿百态，有朴实的实用造型，也有奇巧的怪异造型，但总括起来分为下列各类：几何形、自然形(花塑器)、筋纹器及水平壶和茶器等。在紫砂茗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几类造型的壶均有制造，但每时期发展的主流却又有所偏重于不同的造型、艺术风尚及发展趋势。
自明代正德到明代末年(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初)紫砂茗壶以筋纹器造型居多。有些作品受铜镜外形及铜器影响非常明显。明式家具简洁、凝重的风格对紫砂壶的影响也随处可见。早期的紫砂茗壶，其造型气度浑厚，比较协调，不附加装饰，仅以筋纹线的变化及开光加强装饰效果，泥质颗粒较粗，所谓"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这就是当时以时大彬为代表的壶艺家的崇尚。镌刻楷书签名款于茗壶底部，这是早期紫砂茗壶的落款形式。
筋纹器是明代紫砂壶造型的主流，其造型特点是将花瓣、瓜楞、菱花、云水等形体引入紫砂壶造型。把紫砂壶塑成花瓣式、瓜楞式等壶形，打破了茶壶单调格局，使壶式造型趋于活泼多样，增添了无限的艺术意趣。
明代是紫砂壶空前兴旺成熟的典范时期，这时期名家辈出，壶式千姿百态，特别注重筋纹器的制作，这种风气延续到十八世纪以后。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时大彬和徐友泉。
这空前兴盛时期的出现，主要是元代垄断工匠和技术的半奴隶制度式的生产关系，到明代后，逐步得到了解放，从而为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瓷都江西景德镇民窑中杰出的造瓷民工陈仲美、昊十九、周时通、崔国樊、吴明官等，纷纷到陶都宜兴改业紫砂，促进紫砂工艺的发展。同时，从明代中叶起，社会上饮茶的风气和品茶的提倡，促使宜兴紫砂茗壶广泛流行起来，并为好茶的文人墨客、士大夫一致推崇。如冯可宾的《茶笺》说："茶壶陶器为上，锡次之。"文震亨的《长物志》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无土气，又无熟汤气。"在文学家李渔的《杂说》中赞美道："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而周高起在《阳羡苟壶系》专著中称："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过前人处也。"由此可见，当时紫砂茗壶生产的发展、兴盛，也借助于文人饮茶风尚的盛行和诸多著述家推崇宜兴的紫砂壶艺。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促使明万历年间宜兴紫砂茗壶生产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制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中圆壶李四老官司"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坛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止了紫砂壶的沾染釉泪。
明代的紫砂茗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
紫砂壶用的紫砂泥，是紫泥、绿泥和红泥三种的统称。我国产紫砂泥的地方，在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山东的淄博、湖南的铜官、广东的佛山等地是陶土。宜兴紫砂之所以闻名，大抵因为那里还是产茶区，紫砂壶与茶文化在那里早早结缘。
现代家饰与古文化的时空之交
非主流饰品，讲的不是你不知道的，而是你可能想不起来的。这些饰品，收藏了一段迷人的古文化，但是却代表着永远不败的潮流。选择一两样置于现代风格之中，让文化氤氲在室内弥漫。在工作繁忙之余，思想回归朴素，找到喧闹都市之中的一方宁静。
黑陶东方宝瓷
黑陶制品最早出现在距今7000多年的余姚河姆渡文化，其制作工艺在距今4000多年前达到了中国制陶业的巅峰。有人称黑陶是东方宝瓷，它的黑深沉而又朴实，它的光泽又让它独显高贵，让人联想到承载人类生活的土地。尤其是1931年出土的蛋壳陶杯，代表着黑陶文化，被中外史学家称为原始文化的瑰宝。
但是，由于黑陶制作工艺复杂，烧结难度难以掌控，所以曾在历史上失传了3000多年，自1989年工艺才得以破译，我们才能在市场上重新见到黑陶。现如今，喜爱黑陶制品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作为收藏还是充当现代家居空间的创意摆设都非常合适。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记者在北京高碑店民俗文化村见到的黑陶制品价格在300-1000元，款式新颖，制作也非常精细。
瓷器古雅浑朴
因为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因此，瓷器也堪称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很多喜欢中式元素的家庭都会置办些瓷器，元代青花和釉里红、明代宣德制品、清代瓷器……无论是哪个朝代，瓷器古雅浑朴、精巧华丽的特点都让许多人为之倾倒。
在北京，我们想要为家中购买几件瓷器可以去专门的瓷器店，比如北京就有几家大规模的景德镇瓷器店。选择瓷器也不一定非得是大瓷瓶，如果家里面积不是非常大，并不建议购置如此大的装饰品，小型瓷器打造家中细节也可以非常到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瓷餐具的选择要更加精细,不能只选择漂亮图案，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漆艺世界瑰宝
漆是亚洲最特别的天然资产，中国也是世界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利用天然漆树的汁液作为器物的涂膜与装饰，创造出了许多变幻莫测的艺术品，表现出了漆器的独特魅力。
现在，真正了解漆器的人并不多，并不像瓷器这么容易走进寻常百姓家。漆器的高工艺和高品质更多的是作为高档礼品馈赠友人。比如北京漆宝斋的九龙壁，在2003年中国收藏精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后多次被国家领导人选为国宾礼品。
漆器的价格也并非都是高不可攀，比如漆宝斋一双名叫步步高升的鞋，制作工艺非常精巧，表面覆盖24K金箔,价格为1180元。另外工作人员还透露,姚明叶莉结婚时篮协赠送的辣椒红九龙瓶也是出自漆宝斋。
唐三彩盛世经典
唐三彩，是我国封建文化鼎盛时期的艺术经典,它吸收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以造型逼真、色泽艳丽、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工艺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而有力。唐三彩饰品，价格依据年代、造型难易、是否为精品而不同，在北京的潘家园、高碑店都可以买到。
精美茶具 文人雅趣
精美茶具文人雅趣
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十六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吸引到中国茶和茶具上来。
自古以来，茶具就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究竟怎么样的茶具既具有使用价值，又能保值增值呢？
唐以来主要变化较大的茶具有茶壶、茶盏（杯）和茶碗。明代茶道艺术越来越精，对泡茶、观茶色、酌盏、烫壶更有讲究，紫砂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紫砂壶从造型上来说有花壶和光壶之分。光壶根据球形、筒形、方形及其他几何形变化而来，用线条、描绘、铭刻等多种手法来制作；花壶是把自然界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在壶上展现。在2008年上海的一场秋拍上，顾景舟制大石瓢紫砂壶估价100至120万元，成交价达到了315.84万元。石瓢壶原是紫砂传统造型，是光壶的典型代表。此壶为顾景舟制于1948年的五把名壶之一。这五把壶身均由吴湖湖先生手书，分别送给吴湖帆，唐云、江寒汀等名家。说到花壶的代表，就不能不说到蒋蓉的五头束柴三友壶，其成交价达到了50.4万元。
除了紫砂外，瓷、玉质地的茶壶也可以在市场上看见，特别是在清代宫廷使用中更为常用。但光有茶壶还不够，茶盏（杯）和茶碗也是不可少的，茶盏是古代一种饮茶用的小杯子，是"茶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茶碗当比茶盏稍大，但又不同于如今的饭碗，主要是满足当时文人墨客的豪饮。这两种茶具主要以瓷器为主，衡量它们好坏的标准与鉴赏瓷器一样。像2005年春拍中，有一对黄地纷彩喜鹊登梅枝茶碗，成交价为13.2万元，内壁及底施透明白釉，釉质均净。外壁黄地纷彩，几只喜鹊穿梭于梅枝之间。
除了上面这些常见茶具之外，还有茶船和茶盘等。其中茶船形状有盘形、碗形，茶壶置于其中，盛热水时供暖壶烫杯之用，又可用于养壶。茶盘则是托茶壶茶杯之用。而在乌龙茶的茶具中还有闻香杯，其主要是用于闻香之用，像在2006年上海秋拍中，就有一对清代德化暗刻诗文闻香杯，通体施白釉并在釉下刻草书似为"香渚方月山"诗句，为德化窑中之精品，深得文人青睐。（方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