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在阴阳宇宙观里代表阳。封建时候，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帝王所用的东西上，如龙廷、龙宫、龙袍等。新时代晚期，龙的雏形开始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题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从商代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变。龙纹作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传统纹样，有单纯的龙纹也有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早在新时期时代，人们就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在阴阳宇宙观里代表阳。封建时候，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帝王所用的东西上，如龙廷、龙宫、龙袍等。新时代晚期，龙的雏形开始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题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从商代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变。
龙纹作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传统纹样，有单纯的龙纹也有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早在新时期时代，人们就在陶瓷制作上使用了龙纹装饰，这时的龙纹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与氏族图腾存在密切关系。到了商周时期，龙纹依然频繁出现在各种陶瓷器物上。元代时期龙纹的制作工艺水平发展到了较高程度。明清时期，龙纹制作发展至顶峰。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龙纹形象，龙的上颌部位出现了两根须子，同时龙纹形象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如翼龙、正面龙、立龙、莲池龙、花间龙等。
上周时期陶瓷上的龙纹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蛇身，无爪的鳞虫形态龙，一般这种龙纹为一首二体型或二首一体形；另一种是眼睛圆睁，有肢体有爪子，身体像动物身体，尾巴卷转的兽体型龙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龙纹都是兽体的，爪子有三个脚趾，尾巴细且卷，龙头张大嘴巴，龙角向后卷。
秦汉时期，出现的龙纹形象是头像牛头，有须子，大耳朵，龙角细长对称，身体为蛇形，有翅膀，脚上有爪子，身体附壁，“珠联璧合”一说由此而来。
唐朝时期的龙纹形象是龙头有两个分叉的角，口角比前朝明显加深，上颚较长，上唇长而向向上翘起，过去圆形的龙眼变成凤眼，蛇身变得丰盈健硕，此前身上的鱼鳞片变成了斜方格形的网状鳞片，龙爪也从原来的兽爪变成鸟爪，爪子上的指甲的绘成略弯的三角形，看上去非常锋利。
到了宋代，龙纹形象基本定型，一直到元明清，龙纹形象都为蛇身，身体到尾巴逐渐变细，四肢上都长有羽毛，龙爪上脚趾三至五个不等，龙头上有龙角、龙发和须子。古代时候，龙纹大体相似，为做区分，元末时期，官方出台政策禁止民间使用“五爪”龙纹，元末以前龙纹多为三爪或四爪，到了明清时期，五爪龙只能为官方使用。
延伸阅读
讲诉元明清三代瓷器上龙纹的演变
除了缠枝花卉纹之外，「龙」也是青花瓷器上常见的纹饰，这个中国特有的题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之后，威武有力、生动灵活，并且具有出神入化之姿的形象，早已成为各代龙纹的基调。但是在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器上，由于绘画技法和审美观念不同的缘故，各代的陶工们仍然赋予龙纹许多不同的变化，因此本文按照时代先后，说明青花龙纹的演变概况。
元代龙纹：
一、元代龙纹元代陶工以线条勾勒龙纹的形状，龙首作斜角侧视状，嘴巴微张，舌头从中吐露，圆形的双眼有如戴上眼镜一般，前额微微凸起，头部的毛发与腿上的关节毛都呈飘带状，体表以细线描绘鳞片纹或网格纹，四肢各有三爪或四爪，爪子尖长，如同鹰爪一般锐利。
例如图一
为元代的青花龙纹，此龙位于元代青花盘上，该器的盘身略呈上宽下窄的梯形，表面用云头纹区隔出二种纹饰题材，在云头纹内部绘满繁密的缠枝花卉纹，并有两只凤鸟穿梭其间；而在云头纹以外的器表上，则有两个龙纹以一升一降、左右并列的形态，戏耍于波涛之上。我们从图中所撷取的局部特写里，看到元代龙纹以粗细并用的线条勾勒出张口吐舌、拱身舞爪的形象，长条状的毛发分散飘扬，以富有律动的线条呈现出活泼生动的风格。相同的龙纹也可见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所收藏的青花飞龙纹扁壶上，虽然该器的壶口改用金质套管，肩上双系也已缺佚，但是壶身仍旧完好，表面除了有云头纹包围的缠枝花卉之外，正中处描绘一个龙纹，独自飞舞于波涛上方，龙纹的肢体灵活弯转，长须和毛发冉冉飘扬，从它的眼镜眼、鹰爪、吐舌、前额微凸、体施鳞片及分开飘带状的毛发来看，都是元代龙纹的典型特征。
明代龙纹：
二、明代龙纹明代的青花瓷器虽然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龙纹的形象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龙首、龙身及龙爪上最为明显。
例如图二为明代宣德朝所制作的青花盘的局部特写，盘的内底以青料描绘一个昂首挺胸、跨步行走的游龙，身边缀以云朵，犹如在云中翻腾一般。龙首部份维持眼镜龙的形式，然而嘴巴闭上，唇部向上翘起，额头较平，头上的毛发成束往前飘，身体表面以青料涂绘一片片的鳞片，五根脚爪分布均匀，好似风车一样，整体风格显得颇为稳重。而这种眼镜眼、翘嘴唇、平额头、风车爪及成束往前飘的毛发，正是明代龙纹的最大特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宣德朝青花瓷中，即有不少以龙纹为饰的钵、碗、杯、盘等器物，都具有上述的特质。不过，到了明代嘉靖时期以后，青花龙纹在绘画技法的改变下又有一些变化。
三、清代龙纹清代的青花瓷器既有模仿明代的仿古作品，也有当代创新的款式，这种现象自然也反映在龙纹的制作上，不过清代的仿明龙纹大多有形无神，无法与明代龙纹相比，但是当时所设计的新式龙纹，却因为有了全新的气象而成为此一时代的象征。清代的新兴龙纹一改明代晚期的简单草率，以更加威猛、更加写实的形象出现。
此一龙纹绘于粉彩龙凤纹盘的内底处，是清代康熙朝的作品，龙首作张口咆啸状，眼睛略为突出，额头向上隆起，下巴长如戽斗，头上的毛发蓬松散乱，身上的鳞片具有写实性的立体感，五爪张开成「四加一」的形式，犹如鸡爪一般，四肢关节毛短少，成为清代龙纹的典型特征。相同的龙纹可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康熙朝青花海水云龙纹瓶与青花海水龙纹印盒上，其扭身腾跃、威猛有力的形象，呈现康熙龙纹特有的气势与精神。到了乾隆时期，以正面像为首的龙纹开始兴起，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朝青花龙寿纹螭耳六方瓶，是由当时的督窑官唐英亲自设计，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器物。该器的瓶身呈六边形，由瓶口至圈足各有不同的纹饰，其中位于器身腹部的六个龙纹是全器的主纹，龙首由正前方取像，额头高高凸起，双眼圆睁，嘴巴张开露出獠牙，蓬松的毛发由双颊两侧及头顶处向上飞扬，正是乾隆朝龙纹的最大特色。
然而，到了嘉庆时期以后，以威猛写实形象著称的清代龙纹也开始发生转变，如图五所示的龙纹来做说明，此龙绘于光绪朝青花龙纹盖碗的内底，高额头、双凸眼，头发蓬松散乱，爪子如鸡爪般张开，以及关节毛短少的现象，都是清代龙纹的典型特征。不过，散乱的头发向后垂下，身体用简单的线纹勾勒鳞片，再以近似平涂法的方式填色，不仅缺乏清代早期龙纹的立体感和写实性，龙纹的精神也不像早期一般威武了。中国古代的青花龙纹，在不同的绘画技法下呈现活泼、稳重及写实等特色，不仅反映出相异的时代风格，也是我们鉴赏青花瓷器的依据。
简述中国陶瓷凤纹的演变史
“凤”又称“凤凰”，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百鸟之王、四灵之一。通常人们把雄鸟称为“凤”，雌鸟称为“凰”(古时为“皇”)。传说中还有一种“鸾”，因是雄性凤凰，所以有“鸾凤”之称。凤是古代社会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民间将其形容为“头似锦鸡，身如鸳鸯，有大鹏的翅膀、仙鹤的腿、鹦鹉的嘴、孔雀的尾”。凤居百鸟之首，象征美好与和平。陶瓷上的凤纹装饰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到六朝时期，是凤纹的孕育和产生时期，唐代到清代是凤纹的发展时期。最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简单的鸟纹形象。秦汉时期，建筑用陶瓦上多出现朱雀纹，凤的形象从那时开始趋于明确。瓷器上的凤纹装饰出现于唐代。这时的凤纹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和越来越美丽的形态变化。唐代凤的形象与高冠长尾的孔雀并成定式。宋代凤多与牡丹相配，形成凤衔牡丹、凤穿牡丹等纹样。唐宋时期，凤纹的装饰大多采取刻花、印花的技法，到元明清时期，彩瓷成为中国瓷器烧制的主流，凤纹的装饰由刻花、印花变为以笔绘为主，大量形美色艳的凤纹在这三代瓷器中出现。与龙纹类似，凤纹的形象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艺术特点，充分表达了人们的理想、追求和意愿。商周时期，凤被看做一种神鸟。这时的凤纹几乎都呈花冠状，丰满的翅膀和长长的尾羽、宽大有力的爪，显示了奴隶制社会的等级森严、风气凝重和当时的审美情趣。秦汉时期，除描绘凤凰形象以外，还有朱雀、鸾鸟、赤鸟、长离、鹏等各种神鸟，形象大同小异，都是凤鸟的变体和异化，是凤纹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形式特征在汉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发展，由于当时佛教盛行，凤鸟形象被注入了新的精神理念。装饰题材扩大了，花卉缠枝纹样被广泛应用，凤多采用在清新的花卉图案之中展翅飞翔的形象。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鸟体”化，常见成双成对的“鸾凤”，和鸣祝颂，象征着美满幸福。这与盛唐的物质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宋元两代，凤纹大量出现在瓷器上，如宋代江西吉州窑凤菊纹瓷枕、元代青花的各种凤纹罐和凤首壶等。到了明代，凤纹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造型，无论在圆形、方形还是其他形状的器物上，纹样构成都各具其内在形式，而凤纹的共性形态也进一步规范化。清代饰以凤纹的瓷器较明代增多，而且画法风格各不相同，按纹饰的组成分成双凤、团凤、夔凤、凤凰牡丹纹、龙凤纹等，此时凤纹基本上贯穿整个时代的瓷器生产，并多出现在官窑制品上。其代表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皇权的象征。
浅谈中国的“陶瓷之路”（上）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
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像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像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梳理陶瓷上的文化中国
本报记者杨晓华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写道：“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对这样的思想有着强烈共鸣，她认为格尔茨的思想和中国古人讲的“器以载道”东西相通。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方李莉磨砺16年，独立撰写了一本图文并茂、100多万字的《中国陶瓷史》。近日，来自陶瓷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该书出版的意义、价值和方李莉的学术贡献展开了研讨。
中国陶瓷史的厚重著作
中国不但是瓷器的发明地，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世界瓷器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但是有关中国陶瓷历史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落后于日本、欧美的一些国家，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古代的瓷器中心在中国，但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中心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明先生和清华大学叶喆民先生各自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大大改变了这一局面。江西学院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正是继两位先生之后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上的重要努力和开拓。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92岁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莅临研讨会，并称赞方李莉十年磨一剑，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材料，从新的角度撰写中国陶瓷史的学术精神，并认为此书的出版对国内外研究中国陶瓷的人都具有借鉴意义。历史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援长期关注方李莉的学术努力，他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是自觉担当学术使命，认真撰写的一部正史，“她是在受到前辈指导，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指导、启发和教育下逐步完善的。”陶瓷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认为，这本书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又一次建立了中国陶瓷史的体系”。
陶瓷研究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认为，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的新视野，突破了将陶瓷只当做工艺和美术品看待的局限，将其扩展到文化的语境和社会构成发展的领域中，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仅了解了各个时期陶瓷艺术和文化的面貌，而且还明白了各个时期陶瓷发展背后的动力，由此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各种特征和内涵。《中国陶瓷史》出版方代表，齐鲁书社副总编赵发国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以全球化的视角，把陶瓷放在社会生活的网络空间，从文化的、社会制度的、美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给予读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使读者不仅了解到中国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造型、原料构成等方面原料的特点，还能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美学思潮对陶瓷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形成的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风格特征。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色音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拓展了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并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认为，方李莉是陶瓷专业出身，其爱人朱乐耕又出身陶瓷世家，以他们对陶瓷工艺的熟稔和专长，“写出来的陶瓷史跟学院派完全不一样，有自己的情感、生命的投入，每一幅图片都有自己的鉴赏，这些东西是不能以文字来表达的”。
方法论的勇敢开拓
会议主办方确定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化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这表明主办方希图在全球史学的背景上探索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初衷。与会学者对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在方法论上的贡献，给与了充分肯定。任大援认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可以分成六个学派，即文献派、传统鉴定派、科学实验派、陶瓷考古派、外销瓷分析派、艺术分析派。“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好像哪一派都包容不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方李莉的这部书非常强调从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史，具体来说就是以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为基础思想梳理中国的陶瓷史，这个思想是非常有见地的思想。”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新建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从学术方法上很好地处理了大传统与小传统、多民族关系、器与道、史与论四对关系，增加了著作的学术分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不是一个单纯的陶瓷发展史，而是通过陶瓷史反映中国自有陶瓷以来的、自有文字以来的其他方面的历史，如，中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史，思想发展史，审美发展史。”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廖明君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陶瓷研究本身，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也有启示，该书在学术方法方面的启示，一是以文化整体性的视角看艺术，再一个是关注民族艺术的发展。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努力把中国陶瓷史放在一个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强调中国陶瓷史从来都是世界陶瓷史，世界贸易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世界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一部分，是很大的突破。色音认为，观念的转变和方法论的转型比起具体操作层面更重要也更为艰难，方李莉突破了资料、语言文字、多元文化和单一民族的局限性，实现了方法上的重要开拓，富有学术意义。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多方面启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向，但到底艺术人类学切入什么？选择什么？“方李莉利用她有利的条件选择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就是瓷器，陶瓷。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国外不管是学者还是关心文化的普通人，会把你和陶瓷连在一起，和丝绸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方李莉选择的这个题目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中国有一条丝绸之路，也有一个陶瓷的向外传播的路线。”
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从萨林斯的文化思想出发，认为人类和自然，和万物实际上共享的是小粉尘或者小颗粒，对这个小颗粒进行不断的新组合。天和地相通，形气神关联在一起，靠着共性在一起，但是它的组合方式，风格和语体是各种各样的。“方李莉的书启示我们，如何去跨越过去的那些传统的分类，在平行共生的不同风格中，发现和理解事物的交互性和交融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王建民认为，方李莉的著作对中国艺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艺术史应该从艺术形态或者形式的发展史，逐渐转化成艺术文化史，不仅讨论陶瓷的质地、造型、图像、绘画等等，也去讨论书里涉及到的劳工生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是应该提倡的一个思路。”
河南大学教授王宏伟尖锐地指出，当下学术纸上谈兵的多，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太少。“方李莉不但多次走进田野，而且走进的是当下的田野，因为历史传承下来的是陶瓷，器物上面承载很多历史信息”“如果我们把当代的陶瓷艺术作为一个人学的对象，作为一种对它的关照，就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我们的历史。”吕成龙认为，方李莉的著作表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比如器物的类型学、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历史学、工艺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美学、中外交流史、民族学、政治制度史等等，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激发人们的思考。”
方李莉研究员目前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
中国·陶瓷艺术(三)——例说中国陶瓷演变与发展
第三篇 例说中国陶瓷演变与发展
窑火凝珍西江月·颂陶 郭沫若
土是有生之母
陶为人所化生
陶人与土配成双
天地阴阳酝酿
水火木金协调
宫商角征交响
汇成陶海叹汪洋
真是森罗万象
陶器是泥土加水成型，经高温焙烧后生成的。它是人类第一次将一种天然物质经过加工将其转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最早的一次伟大尝试和创举。
瓷器则是用瓷土加水，经比烧陶器更高温度的火力烧成的。创造瓷器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又一伟大贡献，所以在英文中“瓷器”与“中国”为同一单词China。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祖先，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下，各自都独立地发明创造了陶器，唯有瓷器是由中国人发明，在公元五、六世纪以后陆续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原始人生活与艺术的写照杰出的彩陶艺术中国远古的文明渊远流长，形成于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从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其中彩陶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范例，这件彩陶盆便是其中代表之作。
人鱼合体彩陶是在陶器表面以红黑赭白等色作画后烧成，彩画永不掉落。此盆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的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为黑色半弧形，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祥，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加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像力，人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加上鱼鳍形的装饰，显得威武华丽。
图腾崇拜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人头上奇特的装束，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而稍有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崇拜的主题。
更多的涵义此外，在先秦典籍《诗经》、《周易》中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义，以此推之，这人面鱼纹也应有祈求生殖繁衍族丁兴旺的涵义。但不管究竟蕴含何种奥秘，作为中国原始社会先民的艺术杰作，它已然放射出耀目的光芒。
“迷”一般的画面心灵的抒发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的绘画艺术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绘画已不仅仅表现自然的形象，而将人生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等深层次的内容尽情抒发，以至于当我们看到那“迷”一般的画面时，不由得肃然起敬。
神秘的画卷此瓮用夹砂红陶制成，敞口深腹平底。近口处有六个钩状“系”，用以吊挂绳索。瓮的外壁画着一幅神秘的《鹳鱼石斧图》。
画的左边绘有一只神采奕奕的白鹳，眼大身壮，长喙短尾高脚，口衔一尾大鱼。右边绘有一把带柄的石斧，斧头与柄相交处画着横线和圆点，表示两者是固定在一起的，斧柄下部画着交错斜线，可能是柄套，既防滑又美观，柄中部的黑叉，则可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符号。
对首领的怀念我们来推测一下图画的涵义：彩陶瓮是当时部落联盟首领的葬具，该部落联盟的图腾就是鹳鸟，而鹳鸟口中的大鱼应是敌对部落联盟的图腾，作画者将鹳鸟画得形体硕壮，眼睛大而有神，将鱼画得身体僵直，毫无生气，用鹳口衔鱼的题材正是为了表现本族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带符号标志的石斧是首领生前所用之物，是身份地位和权威的象征，将石斧画在瓮上，是部落成员对去世首领的怀念。
陶瓷上的中国文化
方李莉
6月29日，来自江西景德镇的文化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方李莉研究员，做客贵阳孔学堂，从多角度解读中国陶瓷的历史，让现场400多位市民，突破只将陶瓷当做工艺美术品的局限，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中国陶瓷世界的奢侈品
方李莉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刚刚出版的新作《中国陶瓷史》，“我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全球性的眼光，完成了这部160万字的书籍。”她介绍说，写书的十几年时间里，她到过许多国家，每到一个地方都去看博物馆。她发现，在欧美、日本等著名博物馆中，都有中国瓷器。
“我突然发现中国从来都不是封闭的，跟世界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讲座现场，她用PPT展示了180幅、拍摄于国外博物馆里的中国精美陶瓷图片，让大家惊叹不已。
方李莉曾往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进行文化交流，那里正在举办“中国如何影响世界”专题展览，她看到这样一副油画，贵族的房间里摆放着青花瓷花瓶，“当时的欧洲人非常崇尚中国的文化，陶瓷是他们的奢侈品。”她说，那时欧洲人的家里面有中国的家具、瓷器、丝绸，是非常时髦的。
远在唐代，中国陶瓷就大量输出到世界各国。她这样认为，一个国家的物品是否时尚，是跟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否受尊重有关系的，因为中国文化受到尊重，所以中国瓷器才会风靡全球。
“希望大家走出国门旅游时，多多关注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通过一件件中国陶瓷，一定会让您对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她建议说。
中国陶瓷
呈现多元民族文化
“陶瓷是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最重要的载体，器以载道。”方老师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瓷的国家，恒久如新的特性，使上万年的陶器，六七千年的彩陶，都仍然保持得很好。元朝以前，中国的陶瓷，追求玉般的质地、高贵，温润又素雅，讲究天然之美。比如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达到了自然天成的美感。
到了元朝，引进波斯技术，发明了“青花瓷”，开始了中国陶瓷注重“雕琢、多彩”之美，造就了元明清时代的青花瓷、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多元的陶瓷艺术风格。
曾经的制造业大国
经过多年对陶瓷历史的研究，方李莉发现，古代的中国不但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大国，还曾经是制造业大国。
“明清时代，鼎盛的制造，曾有10万工匠。”方老师说，她行走在国外，还看到不少出自景德镇，为欧洲、日本、东南亚等不同地域制造的陶瓷艺术品，在中国工艺基础上，呈现出各自的文化特征。
中国发达的陶瓷业历史，表现了早熟的中国文化，领先于世界。从汉代开始，向周围国家输出手工业产品，宋元时代扩充到东亚、东南亚、西亚至非洲、欧洲；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手工艺产品出口达到了顶峰。
“只出口，不进口的贸易现象，让西方国家开始窃取中国的制造技术。”她说，通过传教士，德国首先建造了瓷窑，后加入机械制造，中国的瓷器制造业慢慢开始衰退。
可喜的是，当今中国特别是景德镇，传统的手工陶瓷制造正在走向繁荣……方老师最后说，通过对中国陶瓷历史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过去，进一步理解现在，从而展望中华文化的未来。
本报记者
刘辉文/图
中国瓷器龙纹研究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中，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自从红山文化出土的第一龙一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龙纹是祖先崇拜的图腾，是几千年来人们崇拜的偶像，并且，中国人一直以龙的传人而自居。龙的文化博大精深，龙纹传承到现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大量广泛出现在我国玉器，石器，铜器，漆器，绘画，瓷器等几乎是所有的器物上。龙的形象从瓷器诞生就出现在了瓷器上，一直直到现在，未曾断绝。那么瓷器上的龙纹不是一呈不变的，每个时代，甚至是每个朝代，龙纹都会有不同之处，有各自的特点，下面，就中国瓷器龙纹的演变予以介绍。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龙纹少见，多为堆塑，捏塑，范印以及龙首壶等，而且此时的龙纹常常和人物，走兽，花鸟，花纹等堆塑组合使用，与道教，佛教相关联，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三国西晋时期，龙凤等珍禽异兽所组成的花纹带便被用于印在瓷器的肩部；在堆塑罐上堆贴龙以及其他一些珍禽异兽，这在当时是一种审美的时尚。
六朝时期，龙普遍成鳄鱼的形态，神态凶猛到唐朝时期，龙的的形象渐渐有了生气，跟一般动物差不多，没有神圣威严的气势。
五代到宋辽朝时期，还是继承了前面朝代的风格，基本上仍是以堆贴，捏塑，模印为主。在此期间，龙纹并不多见与瓷器器物上。宋代时期，龙纹经常会出现在定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等窑口。
宋代龙纹的特点是矫健雄奇，看似异常迅猛，龙犄角分叉较早，龙角曲度大，多云纹环绕，龙嘴大张，露齿，吐舌，眼睛不明显，龙发龙须均为几缕，飘向脑后。此类龙纹大多出现在定窑印花器物上，龙凤纹在宫廷用瓷上大量采用，民间则不得使用，特别是在定窑印花云龙纹洗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类器物，盘心是矫健蟠龙，印纹清晰，线条流畅，釉色柔和，白中微微闪黄，口镶铜口。早期定窑用匣钵装烧，不见芒口碗，宋代之后，定窑器物开始为宫廷烧造，产量大，多采用复烧工艺，因而多芒口器，并且多在口沿镶上铜银等材质，方便使用，瓷器显然是当时的进贡器物，因此表明，龙纹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代表了皇家的威严。宋代时期，耀州窑由于质地及纹饰精美，成为地方朝廷常年例供的供器，在黄堡镇烧制，《元丰九域志》有耀州“土供瓷器五十事”的记载，窑址出土了龙纹盘残片，是当年烧造贡瓷的遗存，1951年北京西郊曾发现一处专门储藏耀州贡器的窖藏，器皿为盘碗之类用器，纹饰以龙凤纹为主，再次说明，龙纹在宋代已经是皇家专用纹饰，在民用瓷器基本上见不到龙纹，龙纹的皇家威严在宋代已然确立，在宋代，龙纹一般多为三爪，四爪龙，龙矫健迅猛，龙爪有力，张口吐舌。南宋吉州窑烧制的剪纸贴花瓷器，也出现了双龙的剪纸纹饰。但是次非贡器，可见宋代龙纹的皇家威严并不是绝对的。
元代龙纹特色很鲜明，元龙纹龙形蜿蜒细长如蛇，头比身躯小，头呈扁长形，上头鼻梁前端有尖挺形和平整形两种，平整行鼻尖两侧有龙须，但是很短，尖挺形则无。龙光头无发或者有几缕飘在脑脖处。龙张口，露齿，吐舌，额头高凸，两眼凝视前方，角和发朝向后方，龙角与鹿角相似，背脊朝上状如火舌，四足肌肉结实，关节弯曲，爪张而有力。有三，四，五爪不等，五爪罕见。尾部渐细而尖，也有少数火焰状尾，一部分龙纹腹部呈环节状，犹如蛇腹，鳞片有多呈鱼鳞状，网格状，胸部和身躯间绘有火焰状条带纹。双龙戏珠纹珠子比较小。
元朝官方规定，五爪者为龙，五爪下者为莽；至元二年(1336年)元廷下令“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舆服》)，是龙纹最终变成封建帝王权威象征的开端。
明朝的龙纹在元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总体的特征是龙的形态整体看起刚烈凶猛，龙纹极具威严之气，散发出浓重的皇家气息。龙爪呈风火轮状，五趾间距几乎相等，第一趾与第二趾呈蟹钳状，后四爪同向。龙鼻多数上翘，特别是表现在夔龙上，夔龙鼻高翘并且翻转。
龙发明显，有一簇清晰可量的长竖发，状如火焰，有的倾斜，但是很僵硬。鼻端有两根龙须飘扬，少数龙的龙睫毛比较明显，并且上扬。龙眼睛渐渐的清晰起来。龙嘴一般，上颚要长于下颚，俗称猪嘴，龙大多是尖尾，并且五爪龙居多。前期多数龙纹的龙角描画模糊。
洪武，永乐，宣德时期，龙身比元代要粗大，其他方面基本承袭了元代的方格，在宣德时期，有一种双翼龙纹出现，此后各代知道清朝都还有。弘治之后，龙眼逐渐描绘清晰，龙两眼平视。嘉靖龙纹的睫毛写实，一般用数根短竖线来表示。嘉靖龙纹新题样，
有常见行龙，穿云破雾，威风凌凌，霸气十足。 有一种正面龙，龙体不作弯曲状，而是竖直的伸张开；还有一种螭虎龙，描画简单草率，状似壁虎，有行走状，有团状。明晚期，龙画得比较草率，线条凌乱，色彩浅淡，填涂粗糙。崇祯时的正面龙，面容枯槁，老态龙钟，了无生气，更无威严之感，反映明王朝气数已尽。
清朝龙纹继续流行，清朝的龙纹整体特征比较秀美，端庄。龙头的龙发增多，长披发或者多簇短发。龙的睫毛形态多样，不少被画成倒竹叶形，龙身依然雄壮，但是更显得平和，没有明朝龙纹的那种威压霸气，龙爪与明朝龙爪截然不同，第一趾和其他四个龙趾距离较大，特别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呈直线型，趾尖比明朝短，非常尖锐，看起来特别有力道。龙的下颚普遍比上颚要长，鼻子也没有明朝的那么翘了，比较平整(夔龙纹和羽翼龙除外)。龙身多为鱼鳞片纹，并且腹部多有明显的环节纹，形似蛇腹，饱满充盈。
龙须大多数向两侧伸展，长且翻转，乾隆以后，眼睫毛现象普遍。龙身曲度大，题材有云龙纹，龙凤纹，云涛龙纹，海水龙纹，蟠龙戏珠纹，双龙抢珠纹等其中，蟠龙戏珠纹和双龙抢珠纹在清代尤为盛行，与民间传说“龙爱珠宝”相契合，宝珠一般个体较大，状如火球，尤如火珠。
清朝早期龙的形体和
形象具有明朝的遗风，比较威严。康熙朝始见过墙龙纹。乾隆时期，龙的神态变得和善，少了神圣不可侵犯之感，多见于凤合画，意为龙凤呈祥，多二龙抢珠纹。
嘉庆以后，龙纹大量出现于瓷
器上，大大世俗化，婴戏舞龙，龙穿花等，龙大大失去了神圣威严的权威形象，龙纹越是到后期，越彰显出老气横秋之意，代表清朝日益衰微的国力。龙身变得稍细，没有三代的那种生动，富有神采之感。
龙纹是瓷器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贯穿于瓷器历史，富有意味，极具品味的题材，了解了瓷器上龙纹的发展变化，对于增加对瓷器的了解大有裨益，同时也是欣赏瓷器和鉴定瓷器的一个重要方面。
浅析陶瓷文化的演变
2化艺术发展史的重要佐证。
陶瓷作为种文化现象，其现的内容与其发展同期相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分不开时期。当时，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其实用性和观赏性均超过陶器，因而抑制了陶瓷工艺品的发展，对于陶瓷文化在这历史时期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定的影响。其主要反映在陶器在当时的功能为日用品，坚固耐用性不及青铜器，容易破碎。而青铜器则因经久耐用，再加上纹饰精美，且不易破碎，自然价值昂贵，为达官贵人所青睐。而陶器由于它易碎而价格低廉，为处于低层的劳动人民所使用。相反，由于青铜器在上层阶级中流传，成了达官贵人现财富及权力的象征，因而，青铜器成了反映当时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各镇诸侯纷争，诸子思想文化无不以政治为目的，仅有道教文化强调个人自我意识的思想也受到了儒教思想的抑制。当时，文学艺术作品有了定装饰上有些发展，也没有被上层士大夫们所接受。人们仅仅考虑的是陶器实用功能，而没有想到它的观赏性，因此就没有考虑它在造型和装饰上的创新，致使陶瓷文化的发展进程受到了约束。
随着东汉末期佛教文化的传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思想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的主要思想流派。人们的人生观受到佛教的众生平等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影响，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就多了些，在当时这思想必然影响到了陶瓷文化，佛教文化的渗人，丰富了陶瓷的现内容，先后出现了陶俑如来观音罗汉天王菩萨达摩等陶雕作品。各类陶瓷器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如莲花宝相花纟厘枝莲纹等，这些陶俑雕塑材和装饰纹样直延续至今，对陶瓷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定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的渗人，使陶瓷逐步摆脱了其单的实用性功能，而转向陈设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当时制作的唐彩工艺彩陶代然而，佛教文化的渗人改变了陶瓷艺人这是由于当时佛教思想是完整的流人，使艺人的想象停留在个固定的空间内，象此时地去摆脱它的束缚，真正自由地现人们对当时生活的体验。因此，这段时期陶瓷文化人创作的主观局限性而使陈设艺术陶瓷得到了发展。
到了明初，陶瓷开始摆脱其单的实用功能而创制纯观赏性陈设艺术陶瓷。尤其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外来思想，对陶瓷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影响。明皇朝为夸耀其盛世繁荣，把陶瓷作为礼品馈赠使节和贵宾。此时赠外宾和皇室摆设的工艺品了。这样就促使了陶瓷文化的发展，陶瓷不仅仅是供劳动人民的实用品，而得到了上层士大夫的青睐1从而促使了陶瓷创作思想的变革，为明清陶瓷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随着人们的创作思想的改变，对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发展的束缚有了定的认识，自然要摆脱它的束缚，充分地现自我。
些文人墨客也开始现出对佛教思想的厌倦，寄情于山水之间，与深山野草为友，挥毫泼墨挥写山光水色。此时所现的陶瓷艺术作品和装饰画面，也不仅仅只是佛教思想的束缚，创作设计人员开始更自觉地发挥其想象空间，此时的陶瓷出现了山水花鸟装饰画面，为清初陶瓷文化的大繁荣做好了准备。
明代陶瓷文化，以景德镇民窑青花瓷成就最高。它曾以其明净典雅的艺术特征，创造了世界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个高峰。到了清代，清皇室不但把陶瓷作为日用品，而且在宫廷内大量陈设陶瓷艺术品，尤其是前清发展起来的釉上古彩粉彩瓷，以其绘制精细，色彩丰富，富丽堂皇的文化特征，创造了陶瓷艺术发展的又个峰。艺术陶瓷大量地用于宫廷装饰陈列，促进了陶瓷文化的进步发展。
陶瓷作为种文化现象，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顺应了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审美理想的不断追求，即从单单纯，走向丰富多彩的审美过程。但陶瓷在其发展过程中，摆脱不了其适用性，否则它很难发展至今。
因为陶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人们的曰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适用性是陶瓷发展必然要求，忽视它将影响其发展。如早期的青铜器，作为种青铜文化，它曾经创造过辉煌，但铁器出现后就逐步取代了它，并阻碍了青铜器的发展，使青铜文化的发展只停留在那个历史时代。而陶瓷文化却截然不同，经历了个又个发展高峰后，至今已经具有个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了，它之所以不断地得以发展至今，其主要原因是陶瓷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实用性和陈列性相融合，并体现出当时的社会文化道德宗教思想，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并以其独有的审美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