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瓷弥足珍贵：
钧瓷由陶器演变而来，是对陶器的继承和延续，根据近代考古发现和对现存古代钧瓷标准器型研究，古代钧瓷的器型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日用生活器皿，另一类为陈设类器皿，有专家认为，以碗、盘、碟、炉、鼎等民间日常用器为主的俗称民钧，以花盆、洗、尊、瓶等为主的造型，俗称官钧，因官钧瓷器要求较高，造型大雅，窑变美妙，被认为钧瓷中的珍品，流传于世的官钧瓷器十分稀少，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等处，世界范围内公私收藏的官钧瓷器加起来也就是仅有百余件而已，所以钧瓷弥足珍贵。
唐代钧瓷：
钧瓷不同器型的名称，往往依器型外观而定，所以，历代的钧瓷生产都十分重视器型的塑造，并因此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考古学家和鉴赏家也往往把器型作为钧瓷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具体来讲，唐代钧瓷的器型多为实用类器皿，如碗、盆、盘、罐、坛、注子、瓶、炉等器具，除此之外，也有极少数装饰品，如腰鼓形的拍鼓，这表明唐钧的器型已从实用向装饰、审美方面发展，唐代瓷器的造型大多丰润、浑厚、庄重、素穆，故以庄重古朴著称。
宋钧（宋代钧瓷）：
到了宋代，因宋徽宗酷爱钧瓷，钧瓷得到朝廷的重视，始设官窑烧造，宋代钧瓷线条流畅、质朴端庄、趣味高雅、自然天成，相比唐朝的钧瓷造型，宋钧更具文化气息，式样也更加丰富，传世的除生活器皿类器型外，还有花盆、盆托、鼓钉洗、出戟尊、奁、瓶等陈设类器型，仅花盆，其式样就有海棠式、葵花式、莲花式、渣斗式、仰钟式、正方式等多种。
元代钧瓷：
据史书记载，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一时受挫，金、元时钧瓷得以复烧，此时，各地争相仿制钧瓷，曾经风靡一时，这一时期的钧瓷器型主要为日常生活用瓷，陈设瓷较少，突出的器型有龙首八角把杯、胆瓶及折沿盘等，元代钧瓷的造型多为瓶、碗、盘、钵、炉、罐、鼎、枕等，注重于应用瓷器，鲜见盆、奁、洗、尊等陈设品，其造型虽类似宋钧，但由于少数民族粗犷豪放的文化背景，所以普遍显得硕大、粗犷，并形成了粗犷、豪放、狂野、繁复的个性。
明代钧瓷：
有的专家认为，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但也有专家对此不予苟同，甚至以现存钧瓷中明、清钧瓷较多为例予以反驳，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上卷》中提到钧窑时，称“此窑唯种蒲盆底佳甚”，说明从明代开始，钧窑已经被文人士大夫看重，钧瓷成为庭院、书房中的贵重陈设器被普遍使用。专家对现存的钧瓷进行研究后发现，明代钧瓷的造型模仿宋钧，除花盆外，还有琮式瓶、玉壶春瓶、高脚盘、荷叶盖罐、荷叶大盘、鼓钉洗等。
清末钧瓷：
清朝时，钧瓷曾经得到较大发展，品质也有很大提升，清末钧瓷的器型既有生活器皿类，也有陈设类；造型既有仿制，也有一些创新，但从存世的官钧瓷看，花盆居多，清宫旧藏的20余件官钧瓷中，花盆占了大半，且式样众多，有海棠式、葵花式、菱花式、长方形、圆形、六方形等，可见在清代宫廷之中，钧窑花盆也是颇得皇帝喜爱的陈设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8件官钧瓷，花盆及盆托19件、洗6件、尊3件。
现代钧瓷：
现代钧瓷随着钧瓷标准器型研究的深入，烧造工艺的改进，钧瓷成品率大大提升，器型也逐渐丰富起来，吸引了大批艺术大师和工艺大师投身钧瓷创作，推出了一些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卢广东、卢广兴为代表的卢氏家族，还有刘福安、晋佩章大师等，大胆地推出了一些具有时代气息和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造型有韩美林大师创作的“春夏秋冬”、“鱼”、“十二生肖”等系列，荣昌钧瓷坊的“易之华夏系列”以及孔家钧窑等钧瓷名窑创作的国礼系列等，尤其是近年来，相关部门通过举办中国钧瓷文化节（视频），促进了艺术交流，推动了钧瓷的创新和发展，优秀的钧瓷作品不断涌现，钧瓷的艺术品质得到了整体提升。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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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瓷研究所-你了解多少？
提起钧瓷研究所所长，有人只知道阎夫立，有人只知道苗锡锦，有人只知道刘福安，有时会争论不休，实际上说的都对，但也不对，因为都是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现实钧瓷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两个“研究所”。
第一个：神垕钧瓷研究所
1981年6月21号由镇政府出面将各个瓷厂联合起来成立了“禹县神垕钧瓷工业公司”，公司内设七科一室和一个研究所。苗锡锦任公司办公室主任兼神垕钧瓷研究所所长。研究所在苗锡锦的领导下，对宋、元钧瓷的挖掘、产生、发展传承走了很多工作，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业公司因团队优势，为弘扬钧瓷文化方面的宣传造势，展览评比，内外销售做出了重大贡献。工业公司解散后，神垕钧瓷研究所也随之销声匿迹。工作由官办转为民办，仍由苗锡锦掌舵，在苗家钧窑进行了一些研究和实验，应该说，此时神垕钧瓷研究所是名存实亡。
苗锡锦（左）与其子苗长强
直到现在，苗锡锦仍然在自家窑厂从事着钧瓷的研究，发表了几篇有价值的论文，他首先在下白峪村发现当代黑釉花瓷古窑址，个别专家认为钧瓷始于唐，在神垕镇找到了可靠的证据。他与山东省硅酸盐研究所专家刘凯民先生共同发表的《唐钧釉的本质与后世宋钧分相乳光釉的关系》一文，填补了《中国陶瓷史》这方面的空白。他收集的几十箱金、元钧瓷残片，为以后研究金、元钧瓷保存了宝贵的标本。他发现并珍藏官窑陈设瓷残片与同时窑址的“元祐通宝”钱币，为钧瓷产于北宋哲宗年间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证据。但仅凭一钱币为据，说明钧瓷盛于宋有些苍白无力。
苗锡锦现在已是古稀之年，仍孜孜不倦的活跃在钧瓷研究舞台上，2005年提供宋官窑釉料，指导监制，使刘春伟用宋代钧釉烧出了仿宋、金青釉器物，震惊了陶瓷界。苗锡锦靠自己的执着毅力，发挥着余热和光辉，宋官窑釉料没有专家论证和科学测试，只能供参考。
第二个：禹州市钧瓷研究所
根据发展的需要，1991年6月由禹州市政府组建了“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副市长赵学仁兼钧瓷研究所所长抓全面工作。市委书记臧文营任名誉所长，并负责省市文物、轻工系统和专家们的协调工作。刘福安任副所长，负责业务上的事务。性质是文物系统下属的事业单位。1992年2月正式开始运作，由于资金和技术两大难题未能解决，到了同年11月底还是有名无实。赵学仁在自己编著的《钧瓷的发展》一书中重点写了研究所一章，书中写道“科研还没有真懂技术的人才.....整个工作确实到了无法开展的地步。”在此种情况下，赵学仁调来了当时任文化局副局长的阎夫立任第一副所长，全面负责业务工作。那时，研究所才算是名副其实的研究单位。
阎夫立走马上任，为了节省开支，与任星航一起首先进行了窑炉改造，改传统的煤烧钧瓷为液化气烧，这一改革实施后，不但解决了资金拮据的问题，而且，使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名声大振，液化气的实验成功，使私营钧瓷厂家的生产走向规模化，是当代钧瓷发展走上了多元化，迅速繁荣了钧瓷市场，在阎夫立主持工作的那段时间，禹州市钧瓷研究所做了大量的研究项目，开发了不少新的釉色品种。钧瓷博物馆的建设竣工为禹州添了一个新的旅游景观。研究所生产与展销相互促进，达到了经济效益和科技研究双丰收。
迎香港回归钧瓷“豫象送宝瓶” 禹州钧瓷研究所烧制
“五百罗汉”的烧制成功，为钧瓷雕塑艺术和色、釉、面多样化开辟了新天地，迎香港回归贺礼“豫象送宝”钧瓷瓶，使钧瓷研究所的制作能力和烧造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人民大会堂设计的陈设钧瓷“风调雨顺”和“世纪雄风”的问世，是钧瓷花釉和窑变釉的完美结合，把钧瓷的内涵美与形式美表现的淋漓尽致。
闫夫立设计创作的“风调雨顺”钧瓷花瓶被人民大会堂收藏（交接仪式）
图为：禹州市钧瓷研究所所长赵学仁（左）
图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中）
图为：禹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卢新运（右）
第三个：民间钧瓷研究所
与“神垕钧瓷研究所”成立的同时，还有耿花灵自己筹建的神垕民间钧瓷研究所。
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型“高足杯”
元 青花赶珠龙暗龙高足杯
高足杯，最早作为酒具使用，有陶瓷、金属、玉石等诸种材质。元代高足杯俗称“马上杯”。
元 龙泉窑青釉褐彩高足杯
它是蒙元嗜酒习俗的见证，它是元代制瓷业大发展的象征；它的造型迥异于前代同类作品，在元代，它还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和卵白釉的新品类；因元代天才瓷匠的潜心琢磨，得以独创出世所罕见的品种；同时，它也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型。
元 青花诗文高足杯
最早高足杯始于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半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其中黑陶高足杯是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高足杯。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高足杯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黑陶高足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古时随着酿酒技术的进步和饮酒之风的日渐盛行，酒器也随之得到不断地改进，经过历朝历代的积淀，衍生出名目繁多的杯类酒器，高足杯也是其中之一。高足杯材质不一，不仅有陶器，还有青铜、金银、漆器、玉等质地，不同材质的高足杯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
隋 白釉高足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对这种上部为杯或碗形，下部为高柄当足的器物，早期的历史文献不见记载，直到五代十国的周羽冲《三楚新录》才出现“高足碗”的名称。
唐 青釉花口高足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出土的殷商文物中，青铜酒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就有高足杯；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盛行，漆制高足杯频频出现；秦汉时期，玉质高足杯风靡一时。进入南北朝以后，青瓷烧制的杯类产品大量涌现，及至隋唐宋金时期，都有高足杯出现的痕迹。
宋 白釉花口高足杯 故宫博物院藏
元 龙泉窑青釉高足杯
明 仿哥釉八方高足杯
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高足杯
1271年，蒙古人入主中原，同时也带来了以高足杯作为酒具的器用习惯，这种用五指抓握的豪迈饮酒方式与宋人斯文的饮酒方式截然不同。与前代瓷质高足杯相比，元代高足杯的器型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杯身敦厚似碗状，长柄小圈足的造型，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蒙古人喝酒一向豪迈，高足设计便于五指抓握，即使骑在马背上，也可以大口豪饮。此外，修长的把柄便于他们系于腰间或挂在马背，因而高足杯也被称为“马上杯”。
不过，随着政权的稳定，蒙古将士无需再在马背上把酒言欢，伴随入主中原的步伐也一并登堂入室，改为靶杯，大一点的还用来摆放果实。草原文化的审美趋向，也使得元代陶瓷出现了许多新面貌，从品种到纹饰、器型，无不与宋代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元 龙泉窑青釉褐斑高足杯
元 龙泉窑青釉八宝纹高足杯
高足杯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型
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从考古发掘来看，南北窑口皆有高足杯出土，但就元代高足杯来说，以江西景德镇窑和浙江龙泉窑为多，其中，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丰富。有人对元代青花瓷的器形数量做过统计，得出“就国内所藏元青花总数说，高足杯约占22%”的结论。
元 卵白釉印花荔枝纹高足杯
元 卵白釉印花五爪龙纹高足杯
构思奇巧当属高足转杯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中原的陶瓷工艺也受其影响而发生改变，元代陶瓷工艺也随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从造型到装饰，有了诸多创新，更多地体现出蒙元文化的特征和符号，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作为统治阶层的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信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元 釉里红斑高足杯
元 釉里红菊纹高足转杯
元代的景德镇窑高足杯不仅在釉色上创造出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等，还在器型上独创出精美绝伦的高足转杯。高足转杯的足与杯底结合处不同于一般的高足杯，杯底心有一圆锥状“公榫”，嵌入足端的“母榫”中，杯体可左右转动。
元 龙泉窑刻花一束莲纹敛口高足杯
1984年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南朝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高足转杯，该杯整体似高足盘托高足杯，杯直接套坐在盘中杯足上，杯体可左右转动，可谓构思奇巧，工艺精湛，为南朝青瓷中难得的珍品。
元 釉里红彩斑堆塑螭纹高足转杯
1980年11月江西省高安县发现的元代窖藏，出土瓷器239件，其中高足杯54件，包括青花高足杯9件，釉里红高足杯2件，卵白釉瓷高足杯14件，龙泉窑高足杯29件。其中的釉里红彩斑堆塑螭纹高足转杯就是一件迎合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性而生产的高档工艺品。“古代草原民族居住于毡房和帐篷之中，他们席地而坐、就地而卧。当尊贵的客人到来，他们会用外壁堆塑有龙纹或特殊装饰的高足转杯盛着马奶和美酒，转动杯身，当龙杯纽朝着谁，那他就是今天帐房内最尊贵的客人，这是蒙古人最尊崇的待客礼节。”
元 青花一束莲纹高足杯
历代高足杯的最高典范——元代青花
在草原文化及农耕文明的共同作用下，产品质量提高，数量增加，特别是元代青花和釉里红高足杯，成为历代高足杯的最高典范。
它们作为酒文化的衍生产品，既反映了酒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也深刻地揭示出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在特定条件下，从激烈碰撞逐渐走向相互交融的历史物证。
元 青花云龙纹高足杯
元 缠枝菊花纹高足杯
元 青花高足杯
元 青花诗句缠枝花卉纹高足杯
元 青花昭君出塞图高足杯
元 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
天价高足杯的拍卖历史成交纪录
因存世量较少，目前市场上传承有序、精致、保存完好的高足杯才能在拍卖会场上拍出高价，甚至是天价。明代精品高足杯，2010年以前的行情为一件大多在几百万元的价格成交，而2010年以后，一件明代精品高足杯，动辄数千万元的高价，甚至亿元的高价也出现过。
明宣德 青花暗花海水游龙图高足杯 成交价：RMB 9159万
明宣德 青花矾红彩海兽图高足杯 成交价：RMB 6283万
明成化 斗彩番莲纹高足杯 成交价：RMB 6095万
明宣德 釉里红三鱼纹高足杯 成交价：RMB 3464万
明 斗彩葡萄纹高足杯 成交价：RMB 1938万
明成化 斗彩团莲纹高足杯 成交价：RMB 1930万
明 斗彩缠枝莲纹高足杯 成交价：RMB 1814万
明宣德 青花水波应龙纹高足杯 成交价：RMB 1919万
清雍正 斗彩“如日方中”高足杯 成交价：RMB 1248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