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关于"卢钧"
“卢钧"与“炉钧”辨析
凡研究钧瓷之人，一涉及到“卢钧”或“炉钧”这两个概念时就感觉到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尤其对收藏者来说则更为如此。因此所谓“卢钧”与“炉钧”这两个概念，至今仍然是未被人们破解的两个谜洲
就“卢钧”而言，“卢”为姓氏，“卢钧”就是卢氏家族所烧的钧窑器。据卢氏家谱记载，清光绪时期，神垕镇窑工卢振太及其子卢天福、卢天增、卢天恩等弟兄三人，在钧瓷烧制方面造诣很深。他们当年所烧的钧瓷送到开封和上海等地后，古玩城都把它当成宋钧卖，价格极高。后人们得知这钧瓷均为卢家新烧的后，一些古玩商们唯恐败坏名声，挂出了“谨防卢瓷”的牌子，这足以证明卢家所烧的钧瓷存当时已达到以假乩真的程度。至今，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仍将卢家所烧的钧瓷当作宋钧收藏展示。可见，瓷界所说的“唯卢钧可与宋钧相媲美”之说还是很有根据的；如是，卢振太之前的卢家，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卢瓷”或“卢钧”也与这种说法有着直接的天系。
但是，这里面又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卢振太的父亲、爷爷及更早的先辈们是做什么的?卢家是不是自卢振太时才从密县迁到神垕的?对于这些，不仅卢氏家谱没有涉及，而且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甚至传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所以这似乎是一个谜。但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卢振太父子一出道，功底就如此深厚，一下子就能烧出可与宋钧相媲美的钧瓷么?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知道，从唐花釉到北宋时期的钧瓷烧成，至少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据此，如果我们大胆推测的话，至少卢家在明清时期就开始以宋钧为蓝本烧制钧瓷。但不少研究者认为，明代为钧瓷的断烧期，也就是说明代没有钧瓷：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元末战争使神重的窑工丧失了烧制钧瓷的基本条件；二是明代第十六位阜帝为宋神宗，其名为“朱栩钧”，因钧瓷犯了君名之讳，故明代钧瓷断烧。这些理由看起来似乎无可挑剔。
明代钧瓷真的断烧了吗?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并且不可回避的一个历史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学术问题。
说元末战争导致钧瓷断烧，几乎不可能，因为金元时期全闰大部分地区包括内蒙在内都在仿烧钧瓷，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虽说受战争影响，但战争影响绝不会那么大，更不会因为局部的战争而使钧瓷断烧。
说钧瓷犯了明神宗朱栩钧(1563一一1620年)之“钧”字之讳而断烧。这种说法也从未见史书记载。我们可以推断一下：明代是1328年建立的王朝，而明神宗则是1563年才出生，这中间已经经历了235年的历史，所以即便是明神宗时期断烧，那么明神宗之前的235年难道也断烧了吗?要知道从明神宗出生到明毅宗1644年灭亡，仅仅只有81年的间，难道要用这后的81年来否定明过去的235年的历史吗?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一定要说避讳的话，为什么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就没有避讳呢?
宜兴仿钧始于明代中期，最初是为了弥补紫砂胎体表面粗涩的缺陷而施钧釉烧制，其釉色特点与钧窑窑变釉有相似之处，故而被称为“宜钧”。明代后期以欧子明所作的宜钧器作品最为成功：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多件明代：宜钧器物。可见，宜钧器的开始与发展，本身就经过了明神宗时期。而广东石湾窑仿钧就始于明代后期，素有“广钧”之称。请问：他们为什么就不用避讳呢?事实上明代钧瓷不仅没有断烧，而且其烧制范围还不仅仅只限于河南，起码江苏、江两和广东都在烧；其三，如果要避讳，那么是否和“栩”与“钧”相关的人名及器物都要改名避讳呢?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
有这样一条记载，可作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突破口：明末清初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方以智先生曾著《通雅》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其日均(钧)州，有五色，即汝窑一类也。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窑变也”。报国寺位于北京西城区。始建于辽代，明代早期塌毁，成化二年(1466年)重建，改名慈仁寺，俗称报国寺。也就是说重建的报国寺中，有一尊类似汝窑一类的五色窑变釉观音塑像，供奉在那里，而且说得很清楚，是来自均(钧)州的五色窑变釉瓷器。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起码说明了明代的钧州仍然是在烧制钧瓷的。
对于报国寺的观音塑像，清乾隆时期英廉所编《钦定日下旧闻考》也有记载： “(大慈仁寺)寺后有毗卢阁，为当时北京卢沟桥行骑历历可数。阁下瓷观音像高可尺余，宝冠绿帔(pej)，手捧一梵字轮，相好美异，憎云得之窑变，非人工也”。可见，报国寺中的这尊窑变釉钧瓷观音塑像成于明代，至清乾隆时期仍保存完好。这就足以说明明代钧瓷没有断烧。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清楚明代钧瓷没有断烧的事实呢?其目的就在于说明从宋代到清代钧瓷一直在传承着、发展着，只是规模或大或小。或官窑或民窑而已。如是，清光绪时期卢家能够烧出“可与宋钧相媲美”的瓷器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他们本身不缺乏钧瓷技艺的传承。
另外，现在学术界就这一问题还流传着的一些说法似乎也缺乏考证：什么卢振太是在清光绪时期从河南密县迁到神重的(有哪些记载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呢?)；什么卢振太在耕田时从地里发现了一些十分精美的宋代钧瓷瓷片，从而对钧瓷产生了兴趣，进而产生烧制钧瓷念头等等。(相信卢振太父子如果晓得当代人是这样评价他们的，鼻子都会笑歪。)可以这样设想一下：一、如果是为了种田，卢振太大可不必带着老婆孩子从密县来集镇迁到神垕镇这靠天收的山岗地去生活；二、不管卢振太有多聪明，也不可能因为他发现地里的一些钧瓷瓷片，短时间就能烧出“可与宋钧相媲美的瓷器”。
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这样证明，就在于要说明钧瓷从宋代到清代数百年问，一直薪火未断的事实。正是有了钧瓷这数百年的技术传承和经验积淀，至清光绪时期，卢家钧窑的烧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究竟高到什么地步，那就是可与宋钧相媲美的地步。冈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卢振太、不，卢振太的先辈们早就存神重这片热土上从事着烧制钧瓷的工艺，这个时间可以上溯明代，甚至可以追溯到宋代。虽然这段历史相对缺乏记载，但这并不影响“卢钧”或“卢瓷”在巾国钧瓷烧制史上的崇高地位。
编辑推荐
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结论
三、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结论
了解了“炉钧”与“卢钧”之名的由来，可以说“炉钧”与“卢钧”的真实面目都露出了端倪。也就是说景德镇的“炉钧”就其本源来讲也姓“卢”而不姓“炉”， “卢钧”才是其本来的身份。但由于其历史的原因、地域的原因、人为的原因等等，才有了后来的“炉钧”之名。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晋培章先生在世时曾说过： “五六十年代，神垕艺人到景德镇去，哪里的艺人都远接远迎，为什么?因为景德镇的钧瓷是从神垕学的，所以他们才尊称神垕的艺人为老师”。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景德镇所烧的钧瓷是和神垦有渊源的，所以他们称神垕的艺人为老师就不足为奇了。时至今日，在神垕的近二百个窑口中，起码有五十个还在烧制“卢钧”，而且非常红火。当然，至于“卢钧”的叫法是否科学，我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不管是卢家烧的“卢钧”或张家烧的“卢钧”，虽然他们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如从科学意义上讲，他们都属于钧瓷的范畴，所以他们只能叫钧瓷，而不应叫“卢钧”。
当然， “卢钧”的称谓之所以能够保持至今，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公认。但更多的是人们对卢家在钧瓷发展史上和新中国成立后所保留下来的烧制工艺和钧釉配方的尊重。的确， “卢钧”作为钧瓷的一个流派，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确实值得后人永远的敬仰和珍惜。
钧台窑与官钧
钧瓷是我国五大名瓷之一，产于河南省禹州市，因其独特的窑变艺术而独步瓷林著称于世，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从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产生，到汉代瓷器的成熟，因瓷器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被后人形象的比喻为古代生产中的“重工业”。唐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瓷器更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得到了上层社会和宫廷的赏识，于是“贡瓷“在唐代出现了。随后宋代形成了早期官窑，而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则确立于宋元时期。钧窑也不例外，因其御用，长期以来人们约定俗成有了民窑和官窑之分。关于钧窑的创烧年代，大量研究资料已经证实，受唐代花釉瓷器的影响始于北宋，毋庸置疑；而官钧的年代问题，因种种原因，历来就有争议，但均缺乏确凿的文字资料，一直未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认可。如今，迎着和谐中国的太平盛世，昔日的“五大名窑”唯有钧瓷的发展独树一帜，在当今文化经济的大潮里扮演着重要角色。钧瓷这一艺术瑰宝，在禹州钧瓷人的共同努力下，正焕发着无限的青春。2004年禹州城市改造，位于钧台窑范围内的制药厂院进行房地产开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为钧瓷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资料，同时也把官钧年代的问题推向了风头浪尖。2005年11月，禹州市人民政府举办了“中国禹州钧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着钧瓷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们纷纷为钧瓷的发展献计献策，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有关官钧年代的问题也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2006年11月，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将其“官钧年代研究”的新结论发布。该观点引起了许多钧瓷爱好者和媒体的关注，因此就钧台窑和官钧的相关问题和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结论进行简明的分析与通报就显得尤为必要。只有这样，认真的对待不同的观点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分析问题，才能使集数千宠爱于一身的钧窑更具有魅力。钧台窑，1964年发现，1974年进行发掘，1988年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概念上“钧台窑”是指禹州城内东北隅古钧台附近的整个窑场。十几年来我们通过考古调查证实，它的烧制时间上至唐朝，历经宋、元、明、清并延续至今，几经盛衰，虽逾千年但终却未止。1977年这里发现了唐代的窑炉和大量的瓷器标本，最近几年来又有少量的唐代瓷胎三彩和唐青花出土，其中三彩和洛阳、巩义的三彩有明显的区别。宋时又为宫廷烧制贡瓷，创造了新的顶峰。金元时期仍有烧制，从扒村窑系标本“……余困居寒城（禹州）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曰也（1133年）”的款式上就可得到证实，当然更有大量的金元时期标本出土。明代《大明会典》“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记载，钧台窑范围内又有大量制作和画工精美的同类器物标本出土，相对吻合。清代时古钧台紧邻的县衙内曾置办钧窑，并有史料记载和实物出土。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的今天，钧官窑遗址得到了保护，钧瓷研究所更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担负着保护、研究和开发的重任。钧台窑作为北方一个重要的窑场，薪火历经千年而盛烧不息，证明它瓷艺高超，制作精良，广为传播。除烧制钧瓷外，同时还兼少大量的黑瓷、白瓷、三彩、天目等其它类瓷器，为禹州瓷业的地位和繁荣中国陶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官钧是指钧台窑北宋末期为宫廷烧制的陈设类瓷器，官钧和钧台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决不能把两者之间划等号。官钧只是钧台窑上的某一时间段，钧台窑的内涵和外延比官钧大的多。因此，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正确的认识和对待来自外埠的研究结论。2004年随着禹州钧台窑范围内的制药厂院开发，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利用资金优势，前期获得了一批宝贵的文物标本，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精力进行了研究和运作。他们从明清文献、器物排比、“宣和元宝”钱范、钧瓷“奉华”铭、“艮嶽”与“花石纲”等问题上找到了诸多疑问，并一一推翻，最后通过钧台窑此次出土的方流鸡心扁壶、高足碗、大罐等典型器物的排比，结合南宋和明代的相关绘画资料进行了考古调查，得出了官钧的烧制年代应集中在明永乐和宣德时期的观点。对于他们为钧瓷研究所倾注的热情和努力，对于他们对中国陶瓷研究付出的辛苦和痴心，作为文博界同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正如他们最后所说的那样：“当前对于官钧的研究，其目的与意义似已超出了单纯的年代考证，坚持还是背离以考古学为基础，靠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才是我们首先要正视的问题。”目前，就官钧年代的问题，还有一批学者仍有疑议，故不能定论，更需大家进一步去做科学的探索与研究，但是无论官钧的年代如何，这个问题丝毫不会影响到钧台窑在中国陶器史上的地位。并且，随着更多的学者的研究探索，钧瓷文化的魅力将更加迷人，钧瓷文化的推广与发展也将迎来全面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