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海外诸国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明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大发展与郑和船队远航有直接关系。考古发掘也证明，郑和船队到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
郑和下西洋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中与明初青花瓷烧造有直接关系的是“苏泥勃青”这种优质瓷绘原料，而这种青料是彼时所独有的。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中说：“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张应文《清秘藏》则说：“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泥勃青，图画龙凤、花鸟、鱼虫等形，深厚堆垛可爱。”高濂的《遵生八笺》、唐秉钧的《文房肆考》都认为苏麻离青即苏泥勃青，是多由南洋传入的舶来品，或来自西域的青料。
事实上，在大量的青花瓷随郑和船队远销中东、西亚等国时，也带来了异域精美的工艺品。外国使团晋献的精美绝伦的金银器、铜器使明帝欣喜异常，命令宫廷画师参照设计成青花瓷器的装饰画样提供给景德镇烧瓷艺人，烧成大量的成品再回赠给各国贡使和国王。
一部分随使团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更精明，他们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亲自携带画样，大批定烧青花瓷后直接在港口装船运往西亚各国，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带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青花瓷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风靡一时。目前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出土和传世的永宣青花瓷数量很多，在美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的博物馆也有少数收藏，其总数甚至超过我国本土的收藏。这些藏品在造型和花纹上完全采用阿拉伯式样，即使是描绘中国传统的花卉也采用伊斯兰人图案格局。
一、永乐、宣德青花瓷造型式样的伊斯兰风格
青花瓷，作为外交礼品之一，拓展了其海外市场，在造型上大量模仿了伊斯兰世界的金属器、陶器、玻璃器等，几乎所有的新创品种，都能在伊斯兰文物中找到范本。
永乐青花云龙纹天球瓶（图1）,是永乐宣德青花瓷中最有特色的器型之一，它的制作明显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器型上与伊斯兰国家制造的众多器皿相似。如大约8—10世纪西亚生产的玻璃瓶、9世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生产的玻璃瓶和9—10世纪叙利亚生产的铜瓶在造型上均小口、直颈，腹部硕大如球，几乎与天球瓶如出一辙。由于它们的制作年代明显早于天球瓶的制作年代，故很显然是制作天球瓶时借鉴了伊斯兰国家器皿的造型式样。
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双系扁壶（图2），小口有盖，短细颈，扁圆腹正面隆起，中心有圆饼状凸起，肩有小双耳，腹背平坦无釉，中心下凹成脐。这种扁壶与13世纪中期叙利亚所产黄铜嵌银大背壶相似，推测是仿伊斯兰金属器。黄铜壶的腹背中间有一个深洞，用以嵌入横出的木桩固定，这样转动双耳，液体就可从口部流出。瓷扁壶由于无底、无圈足，只可贴背平放，所以又称卧壶，双耳已成为纯粹的装饰，没有实用功能了。
永乐青花阿拉伯文盘座（图3），上下均折沿，座身近垂直，中部凸起一周，盘座中空无底。此器型是摹仿西亚地区黄铜盘座形式烧制的。黄铜盘座兴起于13世纪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时期，14世纪时仍然盛行制作。据已知资料，目前收藏于埃及、英国及美国博物馆的14世纪黄铜盘座共有八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宣德时烧制的青花盘座，乾隆时曾定名为无挡尊。
宣德青花折枝花纹执壶（图4），小口有盖，长颈，宽肩，深腹，圈足，近口处有短方流，另一侧颈肩部有如意形耳，器型与阿富汗西北部赫拉特地区所产12世纪晚期黄铜执壶相似。这种水壶是穆斯林举行朝拜仪式时沐浴净身之用，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阿富汗都非常流行这种腹壁出棱的金属制样。
宣德青花枇杷绶带鸟纹菱口盘（图5），造型来源于伊朗黄铜嵌银花口盘，直径近60厘米。这种大盘是伊斯兰独特的饮食习惯中盛放食物的器皿，人们围绕大盘席地而坐，首先祈祷感谢真主的恩赐，然后进食。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必须配以硕大的餐具，满密的花纹非常符合人们俯视的习惯。
永乐宣德时期仿伊斯兰式样的青花器型还有很多，如永乐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仿叙利亚红陶彩绘双耳罐。永乐青花双耳抱月瓶，仿叙利亚釉彩玻璃扁壶。永乐青花缠枝莲纹花浇，仿伊朗黄铜花浇（图6）。永乐青花鱼篓尊，仿伊朗黄铜嵌银矮腹罐。宣德青花深腹折沿盆，仿埃及铜嵌银净手盆。宣德青花盖罐，仿伊朗黄铜嵌银罐。宣德青花八方烛台，仿伊朗黄铜刻凤纹嵌银烛台。宣德青花葫芦扁瓶，仿伊朗银双耳扁壶等。
永乐宣德青花瓷中有不少具有伊斯兰元素。伊斯兰艺术是围绕伊斯兰宗教仪式、弘扬其教义和信仰而展开的艺术。伊斯兰教义有诸多的禁忌，它不允许反映世俗的一切感观，人物和动物形象也被禁止，这就促使那里的艺术家们用华丽的植物图形、几何图形和书法来美化器物的表面，这是伊斯兰艺术的灵魂，永乐宣德青花纹饰中大量的伊斯兰元素，也主要为这三种纹饰。
永乐宣德青花瓷的伊斯兰元素：几何形纹饰
穆斯林向来重视天文学和数学，因为穆斯林必须依据星宿来确定礼拜的方向。后来随着农业和航海发展的需要，其天文学更发达。数学与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阿拉伯的数学也发展到了很高水平，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理解。几何形纹饰的特点是以圆形、三角形、方形或菱形等为基本构成单位，呈90度或60度相互交叉，在有限的空间不断地作四方重复、连续，从而组成变化万千与结构复杂多变的几何纹样，给人以工整完美的艺术美感。其中以等边三角形相互交错，叠压而成的正六角星形，在伊斯兰地区流行了上千年之久。在犹太人著作中，把这种六角星和五角星也称为大卫之盾牌，认为它具有抵抗恶魔、驱病避邪、提供保护的力量。
永乐宣德青花瓷的伊斯兰元素：阿拉伯文字装饰
用阿拉伯书法作纹饰是永乐宣德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它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跌宕起伏，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阿拉伯、波斯文字装饰的内容主要是赞颂真主及穆罕默德，反映《古兰经》的教义，或说明瓷器的用途。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永乐青花阿拉伯文盘座，意为“赞颂归于真主”，“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台北鸿禧美术馆收藏的永乐青花缠枝花纹执壶，流口上方刻有波斯文，意为：“贾哈哥瑞王之子阿克比尔沙哈二十年之物，回教年1035年”，即公元1625年，可证明此类器物在当时是专为外销而烧制的。
永乐宣德青花瓷的伊斯兰元素：伊斯兰藤蔓纹饰
伊斯兰藤蔓纹饰是一种类似于中国缠枝花卉纹饰的植物纹样，它以蔓藤为载体，采用S型波线、抛物线、螺旋线等形式，将枝、叶、花、果等无休止地穿插缠绕，覆盖满器物的整个表面。但是，即使繁复到无可附加的程度，却仍能保持清晰的脉络，具有极强的整体性、规律性、节奏性。这种特征和审美取向体现在永乐、宣德青花瓷上，最广泛使用的是西番莲纹。西番莲纹最早出现于近东的叙利亚，是对于中亚地区普遍生长的一种枝叶盘曲、茎上有小花，十分优雅柔美的蔓藤植物的描绘，成为伊斯兰教寺院中最重要的装饰花纹。后传入我国，因其来自外邦，故被称为西番莲纹。
永乐宣德青花瓷的伊斯兰元素主要由以上的三种元素构成。在永乐宣德期青花瓷上的伊斯兰元素，说明了明永乐、宣德期间中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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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独特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
青花瓷以其洁白细腻的胎体、晶莹透明的釉色、幽靓浓艳的纹饰、华美丰富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它清新雅丽，质朴率真，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含蓄而豪迈的民族风格，因而素有“国瓷”之誉。1975年在江苏省扬州市的唐城遗址中首次发现了一些青花瓷枕残片，1982年又陆续出土了青花盘和盌的残片。经古陶瓷学界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残片的测试和分析，证明这种釉下钻兰画彩的残片就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唐代青花。钴是一种矿物质，经高温烧成后呈现一种深兰色，在我国战国以前流行的陶胎琉璃珠上就已经出现；唐三彩中的蓝彩也是钴料的呈色。青花瓷中钴的呈色是在釉下，这在技术处理上要较釉上的钴兰复杂的多。宋代青花经历了缓慢的发展，浙江省龙泉县金沙塔塔基、绍兴县环翠塔均曾出土过十几片青花盌的残片，是宋代青花瓷的遗存。青花瓷的蓬勃兴起应是在元代的中晚期，江西省高安、乐安二处元代窖藏的青花瓷器，高大完整，瑰丽丰富，使人们眼界大开。明代始，青花瓷一跃而起，开始成为景德镇彩瓷生产的主流，是我国瓷业生产历史上产量高、应用广，最特殊也最平实的彩瓷品种，它的精品御用于宫廷皇室、达官显贵及祭坛庙宇之中；而一般的产品遍及穷乡僻壤，“进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说对内通行于全国上下，对外行销世界各地。上至天子，下及庶人，雅俗共赏，“贵贱通用之”。
纵观青花瓷烧造近千年的历史，明永乐、宣德两朝（1402—1436）烧制的青花瓷堪称一流，富丽堂皇的纹饰，如同水墨画般晕散的青料呈色，千瓷百态的造型，恢宏雄奇，动人心魄，具有不可替代的振撼力。它无比独特的艺术魅力早已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线为全世界瓷器爱好者所痴迷。永宣青花瓷代表了中国青花的最高品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博物馆中都脐身于最负盛名的展品之列，“发前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清人朱琰所云：“按此明窑极盛时也，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青花用苏泥勃青，至成化其青已尽，改用平等青料，故论青花，宣德为最。”
永宣青花瓷所展现出来超凡脱俗的艺术风格是显而易见的，它既不同于元代青花的豪迈奔放，又有别于明中后期青花瓷典雅拙朴，更不同于清前期青花瓷的华美亮艳。永宣青花展现出一种博大宽容、神圣崇高的美好意蕴，迄今为止，没有哪一时期的青花瓷能够逾越永宣青花的发展高度以及模式与范畴。
本文将综合分析明初社会状况兼及经济文化背景，试对永宣时青花瓷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及独到之处的成因做几点分析。
一、青花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瓷器自东汉创烧成功以来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漫长岁月，其发展速度时快时慢，但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瓷业烧造，作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门类，它的兴衰也是遵循着社会经济发展、市场需求的轨迹。尤其是入明以后的官营手工业，对于封建王朝的依附性表现得愈益明显。
明洪武、永乐时期是明王朝创业之初，宣德朝继承永乐朝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加强，对内休养生息，对外守土保境，特别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使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出现“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质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①的局面。实际上在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共七十余年中，元末战争中的农奴和奴婢都成为自食其力的自由民。洪武十八年（1385）就“设抚民之官，颁宽恤之条，令天下郡邑，拓而抚之。天下之民，感戴宏恩，扶劳携幼，竟返桑梓”②。在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号召下，大量的人口纷纷回到生息劳作的土地上，原有的耕地不敷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提倡移民屯田，就是把人口密集地方的农民有组织地迁移到荒芜人少的地方开垦荒地。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明政府将发展手工业生产提到了重要地位，并采用了一系列保护手工业者利益的措施，提倡“工技专于艺业”③。其中一项重大的变革是放宽了对手工业匠人的限制，部分地解除了元代以来手工业者与封建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洪武十九年制定了工匠的轮班和坐住制度，将工匠成年累月地为官府生产变为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为官府服务。轮班匠三年一班，每班为官府服务不超过三个月；坐住匠每班不超过10天。工匠们在应役之外，余下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如是轮班各匠，无工可造，听令自行趁作”。这种对手工艺匠人较为宽松的政策，比起元代那种永世为奴的匠籍制度，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允许个人自由从事商品生产，刺激了匠师们的生产热情，激发了努力提高技艺水平的愿望，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手工业者的队伍。永乐时，全国在册的官匠已由洪武时的23万人增加到30万人。在矿冶、纺织、造船、造纸、制瓷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陶瓷业的发展最为迅速显著，并很快地形成了景德镇这样的全国瓷业中心。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永宣两朝的官窑青花瓷也正是以强大的封建经济基础为依托，凭借着御窑厂完备的组织系统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以及被垄断的生产材料，进入了青花瓷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洪武二年，明政府在江西景德镇正式建立御窑厂后，即投入大批量的生产。《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年）祭器皆用瓷。”洪武七年，明廷为答酬琉球入贡，赐瓷7万件。十六年赠占城真腊瓷器19000件。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六品至九品官除酒器用金、银等金属外，余皆用瓷器。由此可见当时国内对官窑瓷器的需求量之大。永、宣时官窑业有进一步发展，窑炉由原来的20座猛增到58座，而民营窑炉“近三千所”，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为历代所仅见。在政府的消费导向下，官窑青花瓷的制作愈发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至此，树立了官窑青花瓷正统、高贵、豪迈、富丽的总体风格，代表了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
永宣两朝的官窑是自有官窑以来（我国官办窑业始于北宋徽宗时期）最发达最兴旺的官营窑业，并以绝对的优势独步瓷坛。中国瓷业在宋元以前，往往名窑辈出，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永宣两朝景德镇官窑的制作水平明显地超过以往各地窑厂，因而形成了“天下窑器所聚”的制瓷中心。所谓的“官搭民烧”、“官民竞市”的情形都是发生在明中晚期官窑衰落、民窑崛起的时期。而在官窑业无比兴旺的永宣两朝，其烧造实力无可比拟，它虽然与民窑同处一个时代，但产品的形制、胎釉、青料、画工诸方面都大相径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异。
概言之，永宣时期由于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和比较宽松的社会生产环境，综合国力在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均首屈一指，这短暂的繁荣迎来了中国青花瓷烧造史上最辉煌、最活跃的“黄金时代”。
二、郑和下西洋与青花瓷器的对外传播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极有作为的封建君王，为扩大明王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以明初强大的封建经济为后盾，以先进的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为基础，把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大监郑和奉命率领万人以上的使团和数百艘船队先后七次远航西洋，“浮历数万里，往复几三十年”⑤。郑和每次出使都准备了大量的丝绸、铁器、金属货币，而瓷器是主要的品种，通过万里海路向西域远国传播着东方文明。大量的瓷器出口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瓷器的生产，更由于国外普遍喜爱青花瓷而使景德镇开始改变“宋瓷尚雅、元瓷尚白”的传统而全力地投入到青花瓷器的生产之中。“青花”一词也是在此时正式出现于文献记载。虽说元代青花已经相当成熟，但没有见诸文献。随郑和出使的随员马欢将途中见闻写成《瀛涯胜览》一书，此书记载“（爪哇）国人最喜用中国青花瓷”、“船队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白竭、芦芩、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郑和的另一随员费信的《星槎胜览》中多次提到各国购买瓷器的情况，其中购买青花白瓷器的国家有暹罗、柯枝、忽鲁谟斯、榜葛利、大嗅南、阿丹等。“青花”一词在上述游记中首次出现，稍后的《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条载有“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地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的记录。此后在明清各类文献著录中才统一了青花瓷的名称。
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每次所带大批货物一部分代表明政府馈赠给诸国君王，并向他们宣扬明朝的共修睦好愿望，同时邀请各国派使节来华；另一部分货物则是与当地人民进行平等的交换贸易。宣德五年（1403）明宣宗为筹办出洋货物颁诏：“敕南京守备太监杨庆、罗智、唐观保、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大小缸六十一只，该关领厚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诸番王头目等彩币等物，以厚阿丹之国，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纻丝等件，并厚下西洋官员买到瓷器、铁锅等人情物价，及随舡合用军火器、纸扎、油烛、柴炭、并内官办使年例酒烛等物。敕至，尔等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等，关领前去应用，不得稽缓。”当时占城对“中国青花瓷盘、碗等品、纻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交易。”锡兰国对“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⑥。每当船队到达一国后，并不限于只在国都和大码头进行交易，而是派遣随员的小船分别深入到各国的内地与当地人们贸易。《郑和航海图》上所标注的地名极多，在许多偏僻的地方注明“有人家”字样，可见当时贸易范围之广。郑和出使把中国瓷器推向国外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海外市场对青花瓷的大量需求。由于当时民间窑厂受官窑的限制，上等的生产资料被官府垄断，所以制品相当粗劣，即不能作为礼品，也无法作为贸易用瓷，由郑和船队开辟的广阔市场完全由官窑生产来支撑。那么，当时官窑生产能力又是怎样呢？仅举一例：“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纹瓷器，兼本部官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磁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⑦，一年中一次就计划烧制40余万件精美瓷器，其生产规模和生产速度的确十分惊人。
明初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海外诸国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以说，永宣时青花瓷的大发展与郑和船队远航有直接关系。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也证明，凡是郑和船队到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国家。日本古陶瓷学界曾多次提出过这样问题：为什么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境内没有出土过一件永宣时期的高档青花瓷？而明以前及明中晚期瓷片则出土很多，而且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我个人认为，这一现象与明初外交侧重和郑和的航海路线有关。我国古代关于西域的概念，多指甘肃敦煌以北、葱岭以东以至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的广大地区，郑和的航海活动始终没有超出西域这一范围。整个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到第三次远航，途径主要是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第二阶段是第四次到第七次远航，活动范围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部的国家。主要航线是由江苏太仓出发，经越南中部、泰国中部，穿过印度半岛西南部海岸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以至再往前行至非洲东部海岸。根本没有到过日本、朝鲜等国，虽说是近邻国家，没有高品质的永宣青花瓷的出土也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在明初“海禁”政策的高压下，民间的海外贸易是不可能的，官窑瓷器的海外输出几乎都是由郑和船队来承担，这一史实是由明初政府的经济、外交方针使然。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郑和下西洋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使之达到历史巅峰的水准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中与明初青花瓷烧造有直接关系的是“苏泥勃青”这种优质的瓷绘原料，而这种青料是此时所独有的。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中说：“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张应文《清秘藏》则说：“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泥勃青，图画龙凤、花鸟、鱼虫等形，深厚堆垛可爱。”高濂的《遵生八笺》、唐秉钩的《文房肆考》都认为苏麻离青即苏泥勃青，是多由南洋传入的舶来品，或来自西域的青料。
按《明会典》载：“苏门答腊国，永乐三年（1405）遣使来贡。五年（1407）至宣德六年（1413）屡遣使来贡。十年（1435）复请封其子为王，贡物石青、回回青。”回回青，即苏麻离青，只是这个名称的译音在明代人温处叔《陶记》中，便被“苏泥勃青”所替代，清人的有关文献中也称为苏泥勃青，此后一直延用至今。正是这种进口青料的使用使永宣青花的发色有别于历代青花。当然，永宣两朝所有的青花瓷也并不是全部使用这种珍贵青料，但绝大多数高品质的青花瓷确是使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来发色。由于它亮泽、浓丽、深邃而晕散，具有传统水墨画的韵味，其审美趣味为其他瓷类所不及，堪称青花之最。西方国家学术界将此种青料称之“Smaltum”，这个英文名字的发音与南洋群岛中苏门答腊岛的发音十分贴近，中国古籍《明会典》也有确切的记载，苏泥勃青产于苏门答腊岛似应没有什么问题。苏门答腊，明代时称作苏门答刺，是郑和船队航行时重要的转运中心，同时也是控制马六甲海峡的门户，具有根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阿拉伯、印度等国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心，在双向贸易活动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商船都聚集在此等候季风过冬，其间的相互交易异常频繁。学术界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苏泥勃青的原产地是波斯湾附近的中东地区，是由穆斯林商人带到中转站苏门答腊岛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的。笔者认为，苏泥勃青产于苏门答腊的说法较为妥当。查阅《明史》可以了解到，苏门答腊和渤泥入贡是在永乐三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共12次；宣宗元年、六年、八年、九年，共4次。以后的成化十六年有一次，而后终明一代不再贡。苏泥勃青的输入是随着郑和船队的启程而始、停航而终，其间诸国贡方物中的青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绝大部分用于官窑生产的青料是由郑和船队带回的。宣德以后青花瓷品质急剧下降，产量锐减，随即转入瓷业史上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也就是所谓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空白期”。当然，空白期的形成有多方因素，最主要的是明政府三令五申罢烧瓷器的禁令所致，但郑和船队的停航、海外销路的断绝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可以这么说，永宣青花瓷独特的发色是与明初政府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有最直接的关系，郑和是忠实的执行者，他以毕生的精力贡献于这一伟大的壮举，为当时中国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风格
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征服了远东、中东和北非，伴随着政治疆域的不断扩大，便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伊斯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又赋予其艺术以特殊风格。
在谈及永宣青花瓷在造型和纹饰的特色时，不能不谈到它无所不在的伊斯兰文化风格。诚然，这种特殊的风格在当时也吸收了蒙古游牧民族的雄健粗犷和藏族文化的神秘执着，同时了保持着宋以来汉族文化的一贯传统，但这一时期青花瓷在追求形制变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式样美感以及花纹装饰表现最为突出的还是它从形式到内容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韵味。这些鲜明的风格特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生产的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如出一辙，有百分之七十的永宣青花瓷在造型方面可以在西亚地区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木器中窥寻到渊源范本。
事实上，在大量的青花瓷随郑和船队远销近东、西亚等国时，他们的王朝也频繁来中国朝贡，带来了异域精美的工艺品。据统计，永乐朝21年中各国来华79次，平均每年近9次。这一时期来华使团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永乐九年七月甲申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入朝”⑧；永乐二十一年九月“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刺撤、不刺哇、木骨都束、柯支、溜山、喃勃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等十六国千二百人贡方物到京”（文献同上）。外国使团进献的精美绝伦的金银器、铜器使明帝欣喜异常，命令宫廷画师参照设计成青花瓷器的装饰画样提供给景德镇烧瓷艺人，烧成大量的成品再回赠给各国贡使和国王。一部分随使团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更精明，他们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亲自携带画样，大批定烧青花瓷后直接在港口装船运往西亚各国，于是便有了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带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青花瓷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风靡一时的热潮。目前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出土和传世的永宣青花瓷数量很多；在美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的博物馆也有少数收藏，其总数甚至超过我国本土的收藏。最著名最集中的收藏是伊朗的阿迪比尔神庙博物馆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托普卡匹、萨拉依博物馆，这里的收藏品都是质量上乘的高档官窑制品，绝大部分是明政府赏赐给国王的礼品。在造型和花纹上完全采用阿拉伯式样，即使是描绘中国传统的花卉也采用伊斯兰人图案格局，比例完美，节奏起伏，紧密交织中具有规律性变化，艺术感染力很强。
由于永宣两朝推行的开放政策，当时又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时期，异常频繁的友好往来加深了与各族人民的理解，包括审美品味、生活习俗、图案造型、人文地理、服饰装束等诸多方面。这种文化倾向反映在青花瓷的烧制上，我认为，首先是为了迎合伊斯兰社会的消费市场，以瓷器的流通为纽带，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从而达到“以我为主，万国来朝”的政治局面，最终实现明初皇帝建立不朽基业的大明帝国的目的。其次，海外巨大的市场需求又反作用于国内的生产能力，极大地促使青花瓷在数量上和品质上空前地提高，这种高效的良性循环又是与明初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⑨《中国陶瓷史》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渐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东渐，与我国原有艺术相结合，于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采。”
明政府出于经营西域的目的，对于伊斯兰教采取了比以往朝代更加宽容的保护政策，当时虽然禁止使用胡服、胡语和胡姓，但仍然重用回回人担任政府要职。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蓝玉、冯胜、丁德兴等都信回教，郑和、铁铉也是穆斯林。洪武初年，敕修礼拜寺于西安、南京、滇南及闽、粤等地，并御书《百字赞》褒颂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洪武二十五年（1392），召赛哈智赴内府，宣谕天经于奉天门。奉旨每户赏钞五十锭，绵布百匹，与回回每分做二处，盖礼拜寺两座。如有寺院倒塌，随时修，不准阻滞，与他住坐，凭往来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钦此！”⑩明永乐五年（1407）成祖颁保护伊斯兰教的敕令：“谕米里哈之：朕惟人能诚心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之，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脊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护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该敕谕碑在泉州清凉寺、福州清真寺、苏州太平坊清真寺均有保存。
为了加强与西域诸地的往来，明政府从新制定了或比年、或间一年、或三岁辄入贡的新条例，并提高西域商旅的贡使待遇。中原市场广阔，利润半厚，一斤回回青可卖二两白银，六把普通的回回木梳可换一匹绢。高额的商业利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明史·西域传》记载：“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保雔之使，辐辏阙迁。”“其载货之车，多至有余辆”（11）。永宣二朝往来道路无虚日，开创了与西域诸国“贡赐”贸易的新局面。曾以游牧为主的回回民族，以天幕为帐，大漠为床，在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环境中唯一需要拥有的是日用物品，这些物品受到珍视。他们擅长制作便于携带的精致的手工艺品，如地毯、陶器、玻璃器、金银器、水晶、牙雕等随着东来的回回大量涌入我国，精于此道的手工艺匠人以他们精湛的艺技给予明初在染织、制瓷、镶嵌、铸造等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永宣青花正是在这种开放交流的社会大环境之下，融合了吸纳了大量的伊斯兰手工艺品的造型和纹样而展示出浓郁的异域风格。
就瓷器的装饰而言，自汉唐以来在与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完全模仿的装饰多是局部或点缀，惟独永宣青花瓷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当时在与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世界，而白地兰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着纯洁和高尚，深受帖木耳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广泛地使用这种装饰为迎合伊斯兰巨大的消费市场则成为必然。永宣青花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当了“和平使者”。与此同时，它那高雅不俗的格调和动人心魄的形式美在赏赐、外销的同时也深受明朝皇室和贵族士大夫的称颂。这种以外来文化为主的倾向与长期奔波于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商人也有很大的关系。回回素以精明练达、吃苦耐劳的商业民族而著称于世，在与各地区人民的交往中深知他们的需求，于是出现了为适应出口而采用大量的伊斯兰风格的造型与纹样的装饰时尚，这种情形在大量的传世品和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得到了印证。许多永宣两朝独有的形制和花纹能都在伊斯兰古代文物中找到它们的渊源踪迹。下以故宫藏品为例：
宣德青花缠枝花双系带盖大扁壶，高54、口径6.5厘米，壶小唇口，短颈，腹面一侧隆起，另一侧平坦，呈遍圆形，也称“卧壶”，外唇口单侧安一小孔系，肩下安双环耳，叠插式圆盖。此壶气魄宏伟，造形奇特，特别是腹面满绘的缠枝花卉婉转起伏，富于节奏，带有典型的西亚特征，腹正中凸起的圆圈线内环套的八角星形装饰运用了和谐对称的几何学原理，使人耳目一新。中国传统的壶形尽管千恣百态，但最终是以储水为实用功能，此壶无法直立，平放水就会从口部流出，所以尚不清楚它的实用功效。美国的佛里尔美术馆收藏一件伊朗12—13世纪的黄铜嵌银扁平大壶，形制与此十分相似，据说是贴挂在清真寺墙壁上用于供奉真主的器物。
宣德青花折枝花卉大执壶，高36、口径7.8、足径15厘米，直口、长颈、平肩，壶身圆筒式出八棱，圈足内施白釉，长形流，宽扁曲柄。通体纹饰分为五层，以折枝的卷叶花为主，平伸的方流与大跨度的曲柄以及几何形面的壶身均具有波斯风韵。水壶是回教寺院必备的器物，每当举行朝拜仪式时，每人都要用水壶来沐浴净身，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阿富汗十分流行腹壁出棱的式样。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一件伊朗的黄铜嵌银出棱水壶，壶身上用银丝嵌出阿拉伯文“神将降福拥有此壶者”。青花执壶的出棱装饰完全源于黄铜壶，其蓝本历历可循。
永乐青花缠枝花龙柄花浇，高14.7、口径8、足径4厘米。粗颈、垂圆腹、卧足，单侧安首尾相接的龙头柄。通体以海水江崖及缠枝花为装饰。在葡萄牙里斯本古本江博物馆陈列一件12世纪初的白玉龙柄花浇形制与此相同。花浇实际上是回教徒在做礼拜时的净水器物，造型源于黄铜鼓腹带盖的盛水器，除去玉质的以外，大多为铜质，在伊朗和叙利亚从12世纪就开始生产，13—14世纪的帖木耳王朝十分流行。永乐青花花浇外口下及肩部凸起的弦纹还可以见到金属器制作的遗风。
宣德青花花卉纹八方烛台，通高38.5、口径9、足径13.5厘米，由蜡台、支柱、底坐三部分组成，呈八方形，底坐内凹中空，是模仿西亚清真寺中的铜烛台烧制的。铜质的烛台在古代的埃及和叙利亚十分汉行，美国佛里尔美术馆就收藏有一件黄铜嵌银烛台与此酷似。
宣德青花缠枝花折沿盆，高12.2，口径26、足径19厘米，撇口，折沿，直腹，平底，细砂无釉。里外满绘青花纹饰，里心以变形朵花纹为圆心，依次向外展开多层环形装饰带，口沿处绘汹涌翻卷的海水浪花纹；外壁绘柔婉的缠枝花。这种折沿盆的造型起源于回教徒的净手盆，曾流行于埃及等地，但是铜质的占绝大多数，瓷质折沿盆往往失去了它实用的意义而被作为陈设品。
青花缓带耳扁瓶，高28厘米，蒜头口，圆轮腹，肩颈处安缓带耳。腹绘多角轮花，此种形制在中国传统的瓶式中未见，叙利亚博物馆收藏一种出土于本土拉斯、夏姆遗址距今2000年的红陶多耳罐与此瓶十分接近，陶瓶扁腹正中以黑彩描绘的涡轮状花朵视为青花缓带耳瓶装饰的滥觞。
此外还有青花龙纹天球瓶、象耳折方瓶、龙凤罐、带盖高足豆、鱼篓尊、十菱高足盌、无档尊、镂孔香薰、菱花口托盘、大钵盌、卧足盌、鸡心盌等三十余种形制，与伊斯兰文化的古代文物有着血肉联系。在诸多的器物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直径在30cm—60cm之间的菱花口大盘，这种折沿阔底的大盘，多以满密的缠枝花装饰，内壁随菱花口而分格，并且十分注重盘里的装饰，显然是符合人们俯视的习惯，这种巨型盘是穆斯林人们盛放食物的器皿，大家席地而坐，首先祈祷感谢真主的恩赐，然后取食。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必须配合硕大的餐具，完全是为了适应伊斯兰的民族习俗。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它的艺术是吸纳了古希腊、波斯和基督教的艺术精华，并结合自身的特点而产生的影响整整一个时代的典型艺术，表现在图案方面其主要的艺术形式是植物花卉。山脉纵横、黄沙遍野的伊朗高原上，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如火的骄阳和闪耀的群星，穆斯林渴望蓝天碧水和绿色的生命，他们对于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甚至在伊斯兰的理想天国里也有植物的一席之地，绿洲上的植物象征着永恒的生命。公元10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采用了椰子、谷物等生活所必需的植物为装饰，并且把它们描绘成无限的延伸、卷曲、缠枝、变形，按照自己意愿从新加以组合，使之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和梦幻之美。阿拉伯花纹是指那些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叙利亚的沙漠古都帕米拉的石刻建筑上，有10世纪葡萄藤叶纹图案是连续性植物图案的代表作。永宣青花瓷上所绘的花卉、瓜果，一反传统的写实技法，多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形，使枝叶延伸、无穷无尽布满整个空间，花叶枝条交织缠绕，有机地婉延迂回，比例完美、节奏起伏，充满了无限生机。
除去缠绕的花卉以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放射性排列画法，在折沿盆、盘心、盌心上大量使用。它是以器物里心正中为同心圆，花纹图形依次展开，向外扩展，进行多层次的描绘作为装饰，很典型的例子是宣德青花鸡心盌，盌里心以一六瓣朵花为中心，依次向外是十字花、回纹、缠枝安克架（“■”环柄十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意为生命的钥匙，读作ankh，汉译作“安克架”）、卷草纹、环形装饰带，精美而华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圣殿上凸出的穹窟。
伊斯兰的几何、数学极为发达，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于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从青花窑的造形到纹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这是一个适应万物的变形体系，如宣德象耳折方瓶、十菱花口洗、瓜棱水注等器形都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对称和谐的几何原理。在图形方面常见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形等。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一件器物上划分出若干个对称的装饰区域，用条带或环带边饰分割，产生对立统一的美感。回纹、忍冬纹、碎浪纹、卷叶纹、水涡纹、圈点纹、朵花纹组成的边饰则更多地受到波斯地毯图案的直接影响，更有些是受益于清真寺中圣龛和门楣边饰的启发。此外一些附加的装饰如鼓钉、凸雕花卉、弦纹等都保留了金属器的遗风。小系一般十分单薄，安在盖钮外侧或壶柄的顶端，我们称之为“盲系”，是一种失去实用功效的纯装饰。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装饰题材之一。12世纪阿拉伯文纷繁的各种书体已形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严谨规范，起伏跌宕，具有无比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盌、青花无档尊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一般而言，永宣青花瓷中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器物上所描绘的花纹多为抽象的夸张和变形，大多数采用源于西域地区的植物和花果。在广泛使用的缠枝花中西蕃莲十分常见，这是一种大朵密瓣介乎于我国的荷花与菊花形态之间的花卉，在古波斯地毯上常见这种纹佯，痕都斯坦（今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北部）12世纪玉质盘上描绘的就是缠枝的大朵西蕃莲。再有一种椭圆形的扁菊花（一种长年盛开在西亚沙漠边缘地带的野花，当地叫做“延命菊”）、苜蓿花（由于引进阿拉伯良种马而随之在我国广泛种植的精饲料）、葡萄、石榴（安石榴）、西瓜、蕉叶（棕榈叶）、核桃（胡桃）、芝麻（胡麻）、没食子（一种药材）、黄瓜（胡瓜）等等，上述花果许多早在汉代即由西域传入我国，但是大量出现在青花瓷上却是自永宣时期最为流行。
综上所述，在明帝国最为昌盛的年代，永宣两朝青花瓷器在与伊斯兰艺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以伟大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吸收了域外优秀文化中的精髓，并有机地结合，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跨越了种族和地区的区分，产生了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开放的社会是进步的社会，开放的文化是伟大的文化，正是成祖、宣宗时的开放政策浇灌了此时青花瓷这朵美丽的奇葩！虽然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国家昌隆、社会进步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兼容吸纳异域文化的光辉典范，它所产生的一切，特色鲜明、永不枯竭，经历了500余年的沧桑岁月依然光采夺目。
永宣青花瓷与伊斯兰文化
明代永宣青花瓷代表了中国青花瓷的最高品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博物馆中都跻身于最负盛名的展品之列。
明初开放与海外瓷器需求
明初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海外诸国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明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大发展与郑和船队远航有直接关系。考古发掘也证明，郑和船队到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家。郑和下西洋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中与明初青花瓷烧造有直接关系的是“苏泥勃青”这种优质瓷绘原料，而这种青料是彼时所独有的。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中说：“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张应文《清秘藏》则说：“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泥勃青，图画龙凤、花鸟、鱼虫等形，深厚堆垛可爱。”高濂的《遵生八笺》、唐秉钧的《文房肆考》都认为苏麻离青即苏泥勃青，是多由南洋传入的舶来品，或来自西域的青料。清人的有关文献中也称为苏泥勃青，此后一直延用至今。正是这种进口青料的使用使永宣青花的发色有别于历代青花。由于它亮泽、浓丽、深邃而晕散，具有传统水墨画的韵味，其审美趣味为其他瓷类所不及，堪称青花之最。苏泥勃青的输入是随着郑和船队的启程而始、停航而终。可以说，永宣青花瓷独特的发色是与明初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最直接的关系。
永宣青花融入伊斯兰文化
这一时期青花瓷在追求形制变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式样美感以及花纹装饰表现最为突出的，还是它从形式到内容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韵味。这些鲜明的风格特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生产的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如出一辙，有70%的永宣青花瓷在造型方面可以在西亚地区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木器中窥寻到渊源范本。
事实上，在大量的青花瓷随郑和船队远销中东、西亚等国时，也带来了异域精美的工艺品。外国使团晋献的精美绝伦的金银器、铜器使明帝欣喜异常，命令宫廷画师参照设计成青花瓷器的装饰画样提供给景德镇烧瓷艺人，烧成大量的成品再回赠给各国贡使和国王。一部分随使团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更精明，他们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亲自携带画样，大批定烧青花瓷后直接在港口装船运往西亚各国，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带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青花瓷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风靡一时。目前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出土和传世的永宣青花瓷数量很多，在美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的博物馆也有少数收藏，其总数甚至超过我国本土的收藏。这些藏品在造型和花纹上完全采用阿拉伯式样，即使是描绘中国传统的花卉也采用伊斯兰人图案格局。
就瓷器的装饰而言，自汉唐以来，在与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完全模仿的装饰多是局部或点缀，惟独永宣青花瓷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当时与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世界，而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着纯洁和高尚，深受帖木耳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广泛地使用这种装饰以迎合伊斯兰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必然。永宣青花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当了“和平使者”。同时，外来风格的瓷器在外销的同时也深受明朝皇室和贵族士大夫的喜爱。这种情形在大量的传世品和景德镇御窑遗址中得到了印证。
故宫藏品的伊斯兰风格
以下几件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受外来风格影响的青花瓷器：
宣德青花折枝花卉大执壶 高36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15厘米，直口，长颈，平肩，壶身圆筒式出八棱，圈足内施白釉，长形流，宽扁曲柄，通体纹饰分为5层，以折枝的卷叶花为主，平伸的方位与大跨度的曲柄以及几何形面的壶身均具有波斯风韵。水壶是回教寺院必备的器物，每当举行朝拜仪式时，每人都要用水壶来沐浴净身。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阿富汗十分流行腹壁出棱的式样。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一件伊朗的黄铜嵌银出棱水壶，壶身上用银丝嵌出阿拉伯文“神将降福拥有此壶者”。青花执壶的出棱装饰完全源于黄铜壶，其蓝本历历可循。
宣德青花缠枝花双系带盖大扁壶 高54厘米、口径6.5厘米，壶小唇口，短颈，腹面一侧隆起，另一侧平坦，呈扁圆形，也称“卧壶”，外唇口单侧安一小孔系，肩下安双环耳，叠插式圆盖。此壶造型奇特，特别是腹面满绘的缠枝花卉婉转起伏，富于节奏，带有典型的西亚特征。腹正中凸起的圆圈线内环套的八角星形装饰，运用了和谐对称的几何学原理，使人耳目一新。中国传统的壶形尽管千姿百态，但最终是以储水为实用功能，此壶无法直立，平放水就会从口部流出，所以尚不清楚它的实用功效。美国的佛里尔美术馆收藏一件伊朗12—13世纪的黄铜嵌银扁平大壶，形制与此十分相似，据说是贴挂在清真寺墙壁上用于供奉真主的器物。
宣德青花缠枝花折沿盆 高12.2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19厘米，撇口，折沿，直腹，平底，细砂无釉。里外满绘青花纹饰，里心以变形朵花纹为圆心，依次向外展开多层环形装饰带，口沿处绘翻卷的海水浪花纹；外壁绘柔婉的缠枝花。这种折沿盆的造型起源于回教徒的净手盆，曾流行于埃及等地，但是铜质的占绝大多数，瓷质折沿盆往往失去了它实用的意义而被作为陈设品。
青花绶带耳扁瓶 高28厘米，蒜头口，圆轮腹，肩颈处安绶带耳。腹绘多角轮花，此种形制在中国传统的瓶式中未见，叙利亚博物馆收藏一种出土于本土拉斯、夏姆遗址距今2000年的红陶多耳罐与此瓶十分接近，陶瓶扁腹，正中以黑彩描绘的涡轮状花朵，被视为青花绶带耳瓶装饰的滥觞。
此外还有青花龙纹天球瓶、象耳折方瓶、龙凤罐、带盏高足豆、鱼篓尊、十菱高足盘、无档尊、镂孔香篙、菱花口托盘、大钵盅、卧足盈、鸡心盘等30余种形制，与伊斯兰文化的古代文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表现在图案方面其主要的艺术形式是植物花卉。永宣青花瓷上所绘的花卉、瓜果，一反传统的写实技法，多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形，使枝叶延伸、无穷无尽，布满整个空间，花叶枝条交织缠绕，有机地蜿蜒迂回，比例完美、节奏起伏，充满了无限生机。除去缠绕的花卉以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放射性排列画法，在折沿盆、盘心、案心上大量使用。
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12世纪阿拉伯文纷繁的各种书体已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严谨规范，起伏跌宕，具有无比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案、青花无档尊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在明帝国最为昌盛的年代，永宣两朝青花瓷器在与伊斯兰艺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跨越了种族和地区的区分，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明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与外来影响
一、明永乐宣德青花瓷器
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始烧于元代前期，到元后期至正年间达到了成熟阶段。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造型种类繁多，生产数量增大，产品不仅供宫廷与民间日常生活之需，而且作为赠物及商品大量流往海外。
(一)、永乐宣德青花瓷器款识
传世永乐青花瓷器书写款识的为数极少，这就为判断永乐青花增添了一定的困难，目前带永乐款的青花瓷器仅见到三件，款识均为四字篆书，三件为同形同纹的压手杯，仅在款识外面的局部纹饰有微小的不同，三件压手杯现为藏于故宫博物院。带永乐年款的还见之于白釉薄胎碗及红釉高足碗上，款识与青花不同，是与纹饰用同一印模于修坯时印上的。宣德青花瓷器则绝大多数均书写“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书写位置不同，有书于器物外口的，写法均为六字横书；有书于器物肩部的，也为六字横书；书于器物底部的最多；也有书于器物里部中心的，两种均为六字双行直书楷款，外画双圈；有书于壶流外侧的，为六字直书楷款，外画双方栏；也有只书“宣德年制”四字楷款的，但为数较少，多写于器物底部。永乐宣德两朝相距时间不远，在款识书写上有四字与六字，篆书与楷书的不同差别。流传国内外的永乐宣德青花如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八百余件永乐宣德青花藏品也如此。长时期以来对于流传于世的十五世纪初期无款青花瓷器，在断代上经常摇摆于永乐宣德二者之间，有把无款的一概视为永乐时期作品，方法失之于简单，还应进一步从造型、纹饰、胎釉等方面帮更为细致的分析研究，找出它们的细微变化，从而总结出带规律性的断代依据。
(二)、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原料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具有呈色浓艳及银黑色结晶特征，目测可以看出它们使用的钴料是相同的。对于使用什么原料以及原料产地等问题，中外陶瓷学者过去做过不少探索，采取手段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化学分析及物理测定。文献最早提到永乐宣德青花原料的，是明万历年间王世懋《窥天外乘》一书，其中提到：“……我朝则专设于浮染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以“苏麻离青”为饰一语明确讲清永乐宣德青花原料名称，“苏麻离青”是永乐宣德青花的原料，“苏麻离青”之明名似即产地的译音；清乾隆年间朱琰《陶说》称为“苏勃泥”，嘉庆年间蓝浦《景德镇陶录》又称之为“苏泥勃”，显而易见，“苏勃泥”或“苏泥勃”是从“苏麻离青”一名演译而来的。半个世纪以来，探索者以“苏麻离青”、“苏泥勃”及“苏勃泥”等名称为依据，对照亚洲出产青料的地区进行考证，遗憾的是这种考证多年来并没有得出结果。“苏麻离青”原料虽然没有解决产地问题，但是苏麻青料来之国外，这点则早为中外陶瓷学者所公认，都确认它是外来青料，外来青料是对国产青料而言的，永乐宣德时期除大量使用苏麻离青料之外，还少量使用国产青料烧制民用瓷器，有时也与苏麻离青料同时使用在一件器物上，像宣德海水龙高足碗，以苏麻离青料画龙，以国产青料画海水，前者呈色浓艳，后者呈色淡雅，起到了衬托龙纹的作用。三十年来中外科学工作者还对永乐宣德苏麻离青料及国产青料进行了化验分析与测试，结果都表明功麻离青料含锰量少，铁及钴的含量较高，特别是铁的含量相当高；国产青料含铁量少，含锰量高。两者所含氧化金属不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苏麻离青含钴及铁高而呈现浓艳蓝色并带银黑色结晶斑；国产青料含锰高呈现了蓝中微泛紫色，含铁少没有结晶斑。化验分析所得结果，进一步证明两种青料所具有的特色，从数据上判明了苏麻离青料与国内青料的区别所在。
(三)、永乐宣德青花瓷器造型
不同时期都有其不同器形，由此形成时代风格。永乐宣德时期造型也有其时代性，一般的说，永乐青花器形较小，宣德青花器形较大，带有一定的规律；有些器物两朝都烧制，造型微有不同，纹饰也稍有区别，诸如梅瓶、花浇、卧足洗、如意耳葫芦式扁瓶、鸡心碗、鸡心小杯、折沿盆、鱼篓尊等等；永乐梅瓶下部比宣德〈封底〉时丰满，花浇形式大体相同，但在柄的处理上有明显区别，永乐花浇多为龙柄，宣德我为如意柄。此外卧足洗、鸡心碗、鸡心小杯、鱼篓尊等器永乐胎薄，宣德胎厚，区别比较明显。永乐时新出现的青花器物有双系小罐、三系把壶、双耳扁瓶、如意耳葫芦扁瓶、洗口双耳扁瓶、鸡心小杯、鸡心碗、卧足洗、花浇等等，肩部带两或三个小圆系的在永乐时期比较常见，如双系小罐小口，扁圆形腹，平底，肩部两侧各饰一个小系，小巧而玲珑，三系把壶也呈扁圆形，壶腹一侧有弯曲的短流，与流相对处为一竹节式壶把，肩部饰以三个小系，造型设计极见巧思；双耳扁瓶有两种式样，一种为直口，一种为洗口，腹部均为扁圆形，口至肩连以如意形双耳。宣德时期新出现的器形较多，碗、瓶、罐、壶等器物有多种形式，碗有一种浅式者，器大而胎厚，敞口，口缘削平，口以下渐瘦，圈足，这种碗流传较多，外口多横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款；新型瓶式有腹部硕圆的天球瓶，与天球高度略同的扁瓶、有造型奇特的兽耳折方瓶和略仿石榴式的石榴瓶等数种。罐类出现新型者较多，形式多样，大小不一，有豆式盖罐、灯笼式盖罐、以出戟盖罐最为罕见，罐肩部横出八个长方形横片，俗称出戟，盖及内底均横书“大德吉祥场”五字，造型是为了特殊需要而设计的。壶类也出现了新型式样，以扁壶最为特殊，壶扁圆形，小口，硕腹，腹部一面坦平，另一面隆起，中心突出一圆形饰，无底足，担平的一面不施釉，似可靠墙、平放或立于支架之上；另一种壶体较小，上部为壶主体，一面有流，一面有柄，下有托盘，壶盘之间连以支柱，流上横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高足碗永乐宣德两朝都烧制，宣德有款的居多，在无款的青花瓷器中，一种口大而撇，碗底部较瘦的，高足稍矮的具有典型永乐造型特征，与带永乐款的红釉高足碗造型特征相同。此外一种撇口底部丰富的碗两朝也都烧制，永乐时胎较薄，釉光泽度强，釉开细纹片，青料浓黑；宣德时胎较厚，釉面有细孔如橘皮，不开片，两朝区别点比较明显，鸡心大碗也有类似特征。
(四)、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纹饰
永乐青花纹饰比较常见的为缠枝花或折枝花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件压手杯，杯外均为缠枝莲；画松竹梅的只有敞口碗，杯壁斜出，没有弧度，碗里光素无纹，碗外画松竹梅纹三组。锦纹也具有时代特色，在扁瓶瓶腹两面的主体纹饰均为锦纹；由六方、六角、磬式等图案拼组成具有图案效果的锦纹装饰；画花鸟纹的见之扁瓶的两面或高足碗内，题材有梅花鹊雀；画龙纹凤纹的不多，只有龙纹盘和凤纹壶，在盘的外面画两条行龙，中间间隔以几朵万字云，凤纹亦仅见之于三系把壶，壶腹部画两个飞凤穿行于花卉之间；画人物的比较少见，传世品只扁瓶一种，在瓶腹的两面画五个不同姿态的人物，其中两人持打击乐器做打击动作，两个持吹奏乐器做吹奏状，一人双袖扬起做舞蹈姿态，形态比较生动；此外还有画竹石纹的碗，碗外竹枝柱石，画意清新，但传世较少。主体纹饰有如上述者外，永乐青花瓷器在器物的里口、外口足外起边饰作用的辅助装饰有朵花纹、卷枝纹、回纹、锦纹、正反山字纹及图案花纹等等，朵花纹边饰多为五个花瓣的梅花组成，锦纹边饰有两种，更多的边饰是画一或两道线纹。
宣德时期御器厂为宫廷烧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余件，据明文献记载绝大多数为青花瓷器，这可以说明为甚么流传至今宣德青花仍然较多的一个原因，当前国内外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宣德青花，故宫博物院得天独厚，收藏宣德青花多达七百余件，这是一批极为宝贵的财富，为研究宣德青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宣德青花不仅造型多种多样，纹饰也比较丰富，器物装饰花纹最常见的仍属缠枝或折枝花卉，有莲花、牡丹、菊花、灵芝、松竹梅等纹，在大型盘碗的盘身里外及盘心等部位更为常见。在盘心部位纹饰变化较多，有画折枝牡丹两朵的，一仰一覆，也有两朵牡丹并列的，均辅以枝叶，在枝叶的安排处理上也极尽巧思，既赋之以生机，又富图案效果；此外也有于盘心安排三朵、四朵以至五、六朵花卉的，都能达到突出主题的目的，树枝线条生动流畅，也起到了烘托主题纹饰的效果。新出现的装饰花纹有仕女游园，在盘、碗、高足碗的外部画亭台楼阁园景，几个仁女游于其间，也有画吹箫引凤的。团龙、团凤以及团龙凤等纹饰也开始出现，在葵瓣式洗、莲瓣式高足碗等器物的里外、在每一花瓣上画以卷曲做一团的龙纹凤纹或龙凤纹纹饰，大大丰富了宣德青花瓷器的装饰画面，又赋予器物以宫廷御用瓷器的标记。海兽纹也属宣德时期新出现后种题材，在碗及高足杯的器物外面画不同形状的异兽于海水上，兽体一半在海水之上，一半陷于海水之中若隐若现。画海水龙纹的最为生动，宣德时期画师们对汹涌澎湃的海水以及漩涡、浪花的描写最为擅长，对龙纹的描画也极生动；海水龙有两种画法：一种为白地蓝花，一种为蓝色海水白龙，划刻龙体轮廓及脊麟纹，龙体矮健，四爪有力；龙本来是想象中的动物，但是经过画师们的生花之笔，把它画在瓷器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瓷器上书写藏文的也始于宣德时期，已见到的有僧帽壶，出戟罐、碗和高足碗，有在碗外通体写藏文的，有的在突出部位写藏文一周，也有只书写几个藏文的，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画一束莲花的宣德青花也传世不少，束莲纹始于北宋，此后即消声匿迹，至明宣德时又再次出现，并做为主体纹饰画在大盘的盘心部位。画枇杷绶带鸟的传世品有三件，均为同形同纹的大盘，盘心画折枝枇杷果一枝，一绶带鸟立于枝上做回首啄果状，布局与构图极佳，似取材于宣德时画院画家稿本。画灵芝纹的宣德青花较多，或为主体纹饰，或为辅助纹饰，有缠枝的，也有折枝的，壶柄上有竖画三个灵芝的具有图案效果。有在整器上画海水的，但不多见，故宫博物院陶瓷馆展览一件青花双耳三足炉，炉体硕大，胎厚达4厘米，近底部厚达10厘米，炉口直而广，颈直而短，炉腹硕圆，颈两侧各有一冲天耳，腹下承以三兽形足，炉通体画海水，近底处画矗立的江牙，整个纹饰具有寿山福海涵意。此炉系仿照故宫博物院藏宣德款铜炉式样制做的，铜炉颈部凸起半球状漩涡纹饰一周，青花大炉亦照样模仿并画漩涡纹一周，此炉高达56.厘米，为传世宣德青花瓷器罕见的珍品。做为边饰和起间隔作用的纹饰题材常见的有卷枝、回纹、海水、朵花纹，变形海水、正反山字、正反云头及曲带纹等等，这些纹饰为明代中后期青花所继承。
二、永乐宣德青花的外来影响
中国陶瓷自唐代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频繁往来，陶瓷器大量地流传海外，一方面它对亚洲国家的陶瓷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摹仿中国陶瓷之风一时兴起，今天了到实物的有日本仿烧唐三彩，朝鲜仿烧越窑青瓷，到了宋代这种影响更加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在对外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外来因素，唐代凤头壶、牛首杯等等器物可以看到这种迹象。明永乐宣德时期三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每次都携带有大量的增物和供交换使用的瓷器，青花瓷器大量地流传到东南亚和西亚地区不少国家。聪明智慧的景德镇制瓷工匠，以交换宝物之中汲取外来文化做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营养，永乐宣德青花传世品中不乏看到这种文化交流的结晶，可以看到一些具有西亚地区特色的造型器物，有的造型或纹饰与伊朗、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家器物一样，有的在造型或纹饰上稍加改变，这些瓷器今天已被视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研究中国与西亚地区伊朗、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家人民友好往来与贸易交往等问题不可缺少的实物依据。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吸收西亚地区因素的有以下九种器物，它们是天球瓶、如意耳葫芦扁瓶、洗口如意耳扁瓶、执壶、花浇、鱼篓尊、折沿盆、盘座、直流壶和扁壶。它们有的摹仿陶器，有的摹仿黄铜器(Brass)有的摹仿金银器，以摹仿黄铜器的较多。
天球瓶其形为小口，口颈相连，腹部硕大如球，平底，是仿照叙利亚同式瓶烧制的，伊朗阿迪比尔寺庙收藏有天球瓶一件；颈肩之间有双耳，纹饰分两部份，腹部上半为大小八组圆形纹饰，大者四组均刻阿刺伯文字，小者四组为卷枝纹，腹部下半刻阿刺伯文大字，两面各饰以一组圆形卷枝纹，凤纹之间均饰以凸起的乳丁纹。永乐宣德天球瓶只见之于青花瓷器，形式大同小异，均无耳，纹饰均为永乐宣德时期常见者，诸如缠枝花卉、云龙及海水龙等纹。
如意耳葫芦扁瓶有两种形式，一种上部为葫芦形小口，下部扁圆形；一种为下部稍大于上部，两种瓶的两侧均有如意形耳，下均为长方形圈足。此种瓶是仿照西亚地区同形陶瓶烧制的，在瓶的口部略有变化，主体纹饰两面也仿照瓶的宝相花式布局，传世品以宣德时期较多，有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横款的，均书于瓶口的下面。传世文物之中还有铜质者，造型、纹饰及年款均与宣德带款者完全相同，很有可能西亚地区有些种黄铜(Brass)双耳瓶，因此也有铜质仿制品。洗口如意耳扁瓶其形为洗形小口，瓶腹较大，圆而扁，口肩连以如意形双耳，宽圈足，肩部左右各凸起一圆饼。此种瓶式元与明初均未见过，从形式看也属摹仿西亚地区器形烧制的；传世青花瓷器中有永乐时期者，以两面画锦地纹饰及缠枝花者稍多，所画图案纹饰也具伊朗特色。
执壶为宣德时期常见壶形之一，壶体瘦而高，小口，口一侧有形方流，流口呈葫芦形，与流相对处有曲柄，口与颈相连，丰肩，肩以下渐敛，腹部近垂直形，圈足。此种壶是摹仿伊良十三世纪银壶造型烧制的，伊朗银壶腹为十方形，流向上翘起，圈足外撇，而宣德时期青花壶改为圆形腹，壶流改为平行，与壶柄高度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外撇圈足也改为直式。经过一些小的改变仍然保存了伊朗的民族形式，同时也适合了明代宫廷实用需要。
花浇也属永乐宣德时期常见的，一种新的造型，其形为口颈相连，腹近球形，口肩连以曲柄，底心内凹。花浇是仿照西亚地区黄铜及白玉花浇浇制的，黄铜者刻纤细花纹。永乐宣德青花花浇也传世不少，永乐花浇均为龙形细柄，宣德者柄为如意形，宣德花浇有六字横款的，均书于肩部。
鱼篓尊，浅式，敛口，口以下渐广，腹下部肥大，圜底。是摹仿西亚黄铜鱼篓尊形式烧制，西亚地区黄铜鱼篓尊有两种形式，造型大体雷同，仅口部稍有不同，一种为直口，一种为敛口，直口者器外刻有纹饰，敛口者光素无纹，永乐宣德均摹仿敛口鱼篓尊，外部多绘缠枝花卉，口下多画图案纹饰，器物里心画折枝花卉。折沿盆盆口沿外撇，盆身上部微狭，下部略广，盆身几近垂直，平底。折沿盆是仿叙利亚彩绘盆及伊朗黄铜折沿盆形式烧制，伊朗阿迪比尔寺庙收藏品中有一件叙利亚烧制的彩绘折沿盆、盆外主体纹饰画团花四朵，花间均书阿刺伯文字。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仿折沿盆的流传不多，盆有大小，里外里缠枝牡丹、莲花及牵牛花纹的稍多，永乐折沿盆形式较小，纹饰富西亚地区特色。
盘座造型具典型西亚地区特色，上下均折沿，座身近垂直，中部凸起一周，盘座中空无底。此形是摹仿西亚地区黄铜盘座形式烧制的。黄铜盘座兴起于十三世纪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十四世纪时仍然盛行制做，据已知资料，目前收藏于埃及、英国及美国博物馆的十四世纪黄铜盘座共有八件，此外埃及开罗还流传有陶质盘座，它们形状特征大体类似，黄铜座器身外部刻团花及阿刺伯文。宣德时仿烧的青花盘座目前有两件，一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一件现藏于大马士革私人之手，两件造型纹饰完全相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盘座，乾隆时已收藏于清宫，曾定名为无挡尊，乾隆曾为此盘座写过诗句，今天应还它以盘座的原有名称。直流壶其形为撇口，球形腹，圈足外撇，腹上部有流，流直形向上斜出。此壶明显富有西亚地区金属器特色，传世永乐青花直流壶见过两件，一藏于故宫博物院，一流散海外，两件壶造型纹饰完全相同。
扁壶，为宣德时期一种造型奇特的壶，壶身小口无颈，有盖，腹硕大呈扁圆形，肩有双系，壶一面坦平无釉，盛物可靠于墙壁，不用时可平放，一面隆起，中心凸起一圆饼。此种壶式元末明初均未见过，是仿照西亚地区壶式烧制的，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数件，壶身均画缠枝花卉，体积均较大。
除上述九种器形外，永乐宣德青花瓷中带西亚地区影响的还有不少，本文只做一扼要的介绍，系统的研究将是很有必要的。
永乐宣德青花之别
雅趣轩藏有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碗，高5厘米，口径4.8厘米，足径5厘米。敝口，敛腹，圈足。胎体坚致细洁，釉面晶莹厚润，青花色泽浓艳。这些特征，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青花共存的总体风貌。
明永宣两朝相连，制瓷工艺基本相同，从胎、釉、彩各方面来看，也极为相似。所以鉴定界历来就有“永宣不分”之说。鉴藏家高阿申先生论著《瓷器收藏实鉴》中之“青花缠枝莲托八宝三足炉”评述这一时期瓷器说：“纹饰用小笔触，花、叶均留白不填满色。青花色泽青中泛蓝，深浓处多黑褐色结晶斑。结晶斑系钴料中窜出，或浮于器表，或下陷于胎骨，是典型苏麻离青特征。外壁釉面呈现橘皮纹。放大镜下，釉面大小气泡密集。釉薄处色白或泛微青，釉厚处呈水绿色。外底露胎，胎质洁白细糯，抚之若触摸肌肤般有滑爽感。”
根据有关资料，综合诸多专家论述，领悟探求永宣青花器二者之间微妙不同之处，我最后归纳试得出以下结论：
一、宣德时期瓷土选料，是景德镇附近麻仓山所产“麻仓土”。同类器物相比，永乐稍轻薄，宣德显厚重。此碗“露胎部位瓷质润白，呈现浅淡火石红，无旋纹痕。”
二、宣德青花瓷“釉面一般都能见到像橘子皮似的橘皮纹。”检验青花碗，确实从釉面上看到这种和永乐器截然不同的差异。器物表面显示出的细微现象，为我们鉴断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用放大境观察，此碗釉面“可见大中小不同、间距的气泡群”。这也正是鉴断宣德青花瓷的有力佐证。皆因“凡气泡密集而整齐者，大多非宣德瓷”。
四、宣德青花瓷不及永乐器细致，坯接胎痕比较明显。此碗底足相连处，则呈现出一线浅短的接胎痕。“圈足断面呈倒梯形，无法用手抓起，足背有棱角感”。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局部特征。
我国许多古瓷鉴定家，根据实鉴经验还认为：明清瓷器鉴定纹饰的意义大于造型意义。纵观永宣缠枝花卉纹样，虽然花叶均富写实趣味，蔓草逶迤婉转轻盈，展现出古朴飘逸的风彩。但是，宣德青花瓷一改永乐隽永秀丽的画意，笔力苍劲雄健、恣肆纵横、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从此碗心描画花卉纹便能看出两种瓷绘风格各具其异。壁外图饰时代特征更为明显。永乐青花线条纤细，不像宣德粗犷繁密，所以很少呈现如此深沉浓紧、浑融成片黑褐色的铁结晶斑。
综合上述因素，此碗不仅确具宣德青花的总体风貌，而且还有局部细微之处的显著特征，笔者“以物为据”鉴断：应系景德镇民窑烧制的宣德青花佳器。
瓷器收藏如何辨别明永乐与明宣德青花瓷
瓷器收藏如何辨别明永乐与明宣德青花瓷?元末明初连年战争，导致明初制瓷业萧条，但随着经济的恢复，永乐、宣德两朝，形成了明代瓷器制作的第一个高峰。宣德朝的青花瓷和永乐时期的差别不大，有“永萱不分”的说法。但景德镇永乐与宣德官窑发现后，这个难点已基本解决。那么，瓷器收藏如何辨别明永乐与明宣德青花瓷呢?
1、款识
从款识看，永乐青花仅见压手杯一种有四字篆款，其他均无款识，宣德青花多有款，常见者为六字楷款。
2、胎釉
永乐青花胎体轻巧，纹饰纤细，釉面无橘皮纹，宣德青花胎体厚重，釉面有橘皮纹，纹饰粗放，同一种造型，永乐轻，宣德重。
3、纹饰
永乐青花纹饰明显带有元代遗风，宣德青花完全摆脱了元代遗风，自成风格。永乐凤纹较少，宣德则凤纹多见，或龙凤并用，或凤纹与番莲、云纹相配。
4、工艺
永乐官窑做工精细，瓶、罐等立体造型接痕修整细致，不像元代以及明初那么明显，而宣德时则少有接痕。永乐大盘底足多细沙底，修整的十分细腻，仅泛出小块的铁红斑，一般器物以釉底为主，釉底白釉匀净，釉薄处泛黄色，厚处呈浆白色或闪青白色，有一部分底釉开有细片纹。宣德亦如此，但砂底比永乐略欠细腻，且火石红斑重于永乐。
宣德青花瓷怎么鉴定？
宣德青花瓷怎么鉴定？1、宣德官窑青花采用苏麻离青钴料，烧出的瓷器呈色黑蓝，深沉浓艳，有着自然晕散的艺术效果，料色熔融在釉中，好似深入胎骨一样，特别浓色处出现银黑色结晶斑点，在定光线下有锡光色，而且呈三角形结晶，用手抚摸釉面凹凸不平。清《南窑笔记》宣窑中讲宣德青花“宣窑一种，极其精雅古朴，用料有浓淡，墨势浑然而庄重，青花有渗青，铁皮锈者。”用这种青料描绘的纹饰具有中国画的水墨韵味，被视为无法模仿的特色。宣青所烧出的青花带有如此多的铁结晶斑点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由于铁离子本身带有负电，当青花在窑内烧制时经过热运动产生分解反应和化学反应的作用，铁离子相互吸附而积聚，在高温下凝聚成晶点晶块分布在青花层面上。由于受热的膨胀而深入到胎里凸出到釉面，这种釉面上分布的晶体如行云流水有动感。这就是宣德青花黑铁结晶体所形成的机理。
2、宣德青花的橘皮纹的问题。由于宣德釉富含碱金属氧化物的缘故，所以，它的前朝永乐和它的后代正统都没有这一种釉面。它是宣窑特殊的生产工艺。这种釉高温黏度大，冷却过程较慢，继而形成的一种高低不平的橘皮釉面，能使人看上去有厚重感，器物显得饱满，也可称是宣德窑工的匠心独运吧。所以《清秘藏》说“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橘皮纹起”诚哉斯言。
3、宣德青花胎的问题，业内人士都说露胎为细砂底，其实宣器的砂底上面抹一层釉浆或护胎土的不在少数，以起到一种护胎作用。至于火石红的问题，有的有火石红，有的没有，这是因为它形成于二次氧化的结果，胎里的铁在还原气氛中应呈现青白色，在炉内接触到氧，才能产生火石红，这是火石红形成的机理。
4、宣青装饰问题，宣德青花纹饰都是采用双勾填彩的方法，一律是用小笔触填就，无论大块花瓣或是小块叶瓣，人物衣着，龙凤躯体毫无例外都是用小笔触填彩，绝无一笔平涂之法。只要是真正宣德青花，只要你仔细看，无论是大块青或小块青，都有浓淡，尤其是大块如牡丹花、月季花等，杂陈着黑色晶体，在较强的光源下，闪烁亚光，煞是好看。装饰纹中也出现梵文，用作边饰，有的就用做主题纹饰如出戟梵文盖罐，祭祀用的大匙等。
5、宣德青花的釉泡问题，宣德青花的釉泡是大、中、小分布在釉膜下的。所谓釉膜是古玩行中的称谓，实际上它是连续相玻璃介质上面的一层硅磷胶它高低不一，大小不同悬浮在釉面下，这是由于胎釉原料中的吸附水，结构水，以及自然水在沸点以上的高温中汽化而形成、受高热膨胀直向釉面冲刺，一直冲到硅磷胶下面，无力再冲破而停留，这样就形成大小不一，深浅不同，分布不均而悬浮的釉泡，而这种釉泡它是受到釉的化学结构、釉的细度以及高温黏度和窑温制约的。宣德釉富含碱金属元素，故高温黏稠度大，釉泡的冲刺阻力也就大；由于水分含量分布不均，所以也就形成大小不同高低参差的悬浮气泡在硅磷胶下面。这就是宣德釉泡形成的机理，
6、宣青釉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釉厚处泛青，釉薄处泛微黄的釉面；这也是识别宣青真假的一个方面。在现代史上有位明清瓷器鉴定专家孙瀛洲先生，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凡款色雾暗而下沉，器身和口里足内闪有明显的牙黄色，浓釉处微闪青色者，具备这三个特点，虽无橘皮棕眼，也无疑是真品。”这是前辈的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后辈借鉴。其实孙先生所说“虽无橘皮棕眼也是真品”潜台词也就是宣青橘皮棕眼仍为要素。
7、自明代成化朝开始到晚清民国均大量烧制，最为成功的是清代康熙、雍正二朝，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不仔细对比辨别、观察分析，极易混淆。
永宣青花瓷器的伊斯兰风格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流传广泛，经久不衰，迄今仍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世界广大人口。千姿百态的伊斯兰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伊斯兰教自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诞生后到八世纪中期，中东人民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伊斯兰教也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信仰的人数仅次于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步入华夏大地已有千余年之久，九世纪到十三世纪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伊斯兰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广泛传播对中世纪的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元末以来中国的手工制造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丝织品的花纹、印染品的图案、陶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金银器的镶嵌、建筑的式样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伊斯兰艺术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在我国的回族、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等十个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已不再是异质的外域文化，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代初期的永乐、宣德青花瓷正是吸收了世界上先进和强大的伊斯兰文化的营养。使它们在雄浑壮美之中散发着均衡和谐的异国风情。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论》中说：“正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的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自从汉代的丝绸之路和中国海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开辟以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中国商品大量出口到中东地区换来大量的当地商品，扬州唐城遗址中发现了波斯陶片。进入了十四世纪，景德镇的青花瓷几乎销往所有远东、中东和南亚国家。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把进口的中国陶瓷作为模型，来仿制近似的陶器。反过来，穆斯林器物对中国的制瓷业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所有的灿烂文化的产生，都毫无例外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营养。永宣青花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也恰恰证明了它吸收和融汇外来先进文化的能力。十四世纪时，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较为落后，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供中国知识界惊羡和学习，只有近东和西亚国家的伊斯兰艺术蓬勃发展，给予中国青花瓷器的制作以极大的启迪。在大量的青花瓷器远播西亚诸国的同时，它们的王朝也携带方物特产频繁地来中国朝贡，将宝物奉献宫廷。皇帝对于这些宝物的装饰十分有兴趣，命画家将这些装饰画样提供给景德镇的制瓷艺人，于是便生产出成批的具有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器。
明代初期，政府出于长治久安的对外政策的需要，对周边西域国家进行安抚，以使西域强大的部族帖木耳对明朝称臣，必需按照伊斯兰的模式来烧制瓷器，完全迎合穆斯林的审美情趣，在赏赐给他们的国王时能得到国王的喜爱。事实证明，明政府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这些带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的瓷器，深受国王的宝爱，被当做最珍贵的礼品镶嵌在神庙的墙壁上，供真主和神灵来使用。由于世世代代的精心保管，我们现在在西亚和近东所见到的永乐、宣德朝官窑青花瓷器，绝大多数完美无缺，形如“库出”（指烧成之后不曾使用即入库收藏的官窑瓷器）。而且小批量的赐赠，也无法满足需要，中东、西亚、南亚的王朝大量地定购中国瓷器，其中帖木耳王朝、蒙兀儿王朝、萨法维王朝最为突出。
目前在伊朗、伊拉克、印度、土耳等国家收藏的永宣青花瓷器数量很多，总数数倍于我国的本土收藏，全球范围内最集中最重要的境外明初青花器的收藏要数伊朗的阿德比尔宫博物馆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博物馆。这两所博物馆的前身，都是伊斯兰的宗教神庙，所收藏的明初青花瓷大多是最高档次的精美官窑。有些器物在国内已遗存不多了。也有许多器物出口之后在当地由金匠们增添了附加装饰，如壶的金流和金柄，瓶的金盖，碗的金边等，金饰精工细刻，十分讲究，更烘托出皇家的气质。
青花瓷烧造史上有许多新颖奇特的造型，都是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永宣之际创制的，如大背壶、天球瓶、僧帽壶、双耳葫芦扁瓶、双耳扁瓶、多角烛台、花浇、无裆尊、卧足碗、深腹折沿洗等……，特别流行口径在６０公分左右的大盘，这些形制都特别适合穆斯林的生活起居习惯，许多造型都是依照西域进贡来的金银器、玻璃器甚至陶器为样本的。具体到各种纹饰，几何原理的应用，环带、开光、分段切割、多角对称的处理手法，加之普遍密集的花纹布局都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最广泛使用的西蕃莲纹样（一种团形的多叶莲花）就是从痕都斯坦，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的玉质盘子上的蕃莲图案移植过来的。明代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回回花"就是这种纹样，永宣青花瓷器上的回回花装饰无所不在，即使是传统的龙凤纹样，也总是以西蕃莲为底衬的。有的则干脆书写可兰经的语录，直接歌颂真主。
应当说永宣青花瓷器由于用途十分特殊，绝大多数用于政府的对外赐赠，所以造型、纹饰也很特殊，几乎所有新创的品种都能在伊斯兰文物中找到范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花卉大背壶，小口、圆唇、短颈，颈上有凸起的弦纹一道，肩两侧安小环耳。腹部呈馒头状向上微鼓，中部凸出小圆圈。壶背部平坦无釉，露细沙胎，中部与面相应处有小圆圈凹进，圈内施白釉。由于无底，无圈足，此壶只可贴背平放，根本无法站立，而平放之后由于侧面有孔，盛水后即会流出，所以还不知道它的实际用途。与此相同的大背壶台湾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美国华盛顿的佛瑞尔美术馆（Gallery of Art ）收藏有稍晚的宣德朝青花大背壶。背壶的原型是伊斯兰的镶银铜扁壶，从铜壶肩铸的双耳来看，无底平背的扁壶是作为壁壶贴挂在墙上使用的，照搬到瓷器上由于胎厚体重，肩部的小环耳无法承受壶身的巨大重量，双耳已成为纯粹的装饰，没有实用功能了。其他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龙纹天球瓶，小口，直径，腹部硕大如球，仿叙利亚的铜瓶的造型。永乐青花双耳扁瓶，仿伊斯兰玻璃双耳扁瓶。永乐青花双耳蒜头瓶，仿伊斯兰蒜头口双耳铜扁瓶，永乐青花龙柄花浇，仿伊斯兰玉龙花浇。永乐青花卧足碗，仿伊斯兰镶金银碗。宣德青花执壶，仿伊斯兰铜执壶。宣德青花僧帽壶，仿伊斯兰铜僧帽壶。宣德青花深腹沿盆，仿伊斯兰镶银铜深腹折沿盆。宣德青花罐，仿伊斯兰陶罐。宣德青花无裆尊，仿伊斯兰黄铜器座。宣德青花八角烛台，仿伊斯兰九角铜烛台。宣德青花敛口钵，仿伊斯兰铜钵。宣德青花笔盒，仿伊斯兰镶银铜笔盒。宣德青花葫芦扁瓶仿伊斯兰银双耳葫芦扁瓶。
以上所举诸例形制，时代特征十分鲜明，永宣以后则很少烧制，是景德镇御窑奉皇帝之命，专门为西域诸国定烧的，它们或者作为礼品赏赐给西域诸王；或者作为贸易瓷用于与西域国家换取良马。随着明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变，宣德朝以后，这种几乎完全伊斯兰化的官窑瓷器基本停烧了。说起西域，古人与今人的解释不同，明朝所称西域是指甘肃以西，（包括新疆）阿富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沿地中海东部的一些国家，那里的人们从古至今大多信奉伊斯兰教，为伊斯兰艺术的集聚地。
充满了西域风情的青花瓷器，不仅得到外国王室的喜爱，也同时受到明朝宫廷的认可，它们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的纹样超尘脱俗，不同凡响，大有将相之风，为一代青花瓷器之冠。它如此地灿烂，不仅得助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文明，而且得助于伟大的伊斯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融汇外来文化的光辉典范。
如何鉴定明永乐青花瓷
青花瓷是明代瓷器中的主流产品，它代表了釉下彩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明永乐时期的青花瓷品种丰富多样，新创了许多器型。今日，就明永乐青花瓷如何鉴定，中国古玩收藏鉴赏研究会会长卢鹤寿为本报读者支招。
器型：明永乐瓷的造型以灵秀端庄，优美飘逸，厚薄适中而著称。器心内凹外凸，呈塌底状，大盘底足多为细砂底，用手抚摸光滑温润，有如糯米粉感，时有小块铁色斑。永乐瓷器一般为底足平削，小器底釉呈波浪纹，圆器中的撇口器口沿极薄，尖而不圆。常见的圈足有高深外撇式，内墙外撇式、里直外收式、齐平式等。
胎釉：由于烧成温度高，釉面白中泛青，呈肥亮感，少数瓷器有开片，青花有晕散现象。
纹饰：常见的纹饰有海水纹，卷草纹，竹石芭蕉纹，仰莲纹等。花卉中以缠枝莲、牡丹、菊花、灵芝、月季多见，动物纹饰方面主要是龙凤、麒麟、海水异兽纹等。这个时期的绘画出现双勾填色，即线勾轮廓，内用小笔填色，改变了元代和明洪武一笔点画的风格。
款识：明清两代官窑瓷器冠以帝王年号款始于永乐，自此成为定制。但永乐青花官器中署款并不多见，仅见青花压手杯器里中心书“永乐年制”篆书款。另外还有图案花纹围绕款字，绘双狮滚球的，球心书写年款；青花单线圈内绘团花，花心篆书款；以双鸳鸯围绕，里心四字款。款字笔道浑厚圆润，多为圆角，刚劲挺拔。后来的仿造者多用四字、六字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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