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TheSilk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釉下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1200—1400℃）一次烧成。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显得晶莹透亮。它的特点是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当代陶瓷艺术大师易武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专家评委、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易武陶瓷艺术作品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同时被中国美术馆存览；釉下彩瓷作品《荷韵》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馆藏；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台湾佛光山享誉国际的星云大师珍藏了《荷韵》、《荷趣》二件艺术瓷作品，永久馆藏在台湾佛光缘美术馆，这对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釉下彩瓷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醴陵瓷器地理标志，作品多次参加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陶艺展出。其作品造型雄健、釉色古朴，呈现出古香古色的釉下彩瓷艺术效果，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国家级美术馆、国家级图书馆等珍藏。
责任编辑：小赖
扩展阅读
“器行天下”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
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是“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黑石号”沉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这艘沉船载货以瓷器为主，多达67000余件，长沙窑瓷器占大多数，达56000余件，还有一些越窑青瓷、广东窑场烧造的青瓷和北方地区巩县窑等窑口的白瓷、白釉绿彩陶瓷，其中，打捞出的3件保存完好的青花瓷器备受瞩目。“黑石号”沉船中发现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可知该船应为唐代晚期；而沉船中的瓷器组合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种与类别，亦可看出当时漂洋过海的外销瓷的规模与盛况。
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自秦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海上交通发达，海外贸易不断，尤其是晚唐以来渐趋繁荣。瓷器是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瓷器在国外就有使用，如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已有少量流传。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由港口出发，扬帆海外，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地区。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由于船舶装载量较大，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
唐、五代时期，特别是晚唐以后，瓷器开始大批输往海外，其由扬州、明州、广州等港口出发，销往东亚的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区，并远至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如日本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东南亚沙捞越地区、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等均有大量中国瓷器出土。前述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和印坦沉船、爪哇海域井里汶沉船则打捞出大批中国瓷器，处于我国南海贸易航线上的西沙群岛也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巩县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为主，闽粤沿海地区窑场所产的一些瓷器也是当时的外销品类之一。
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也掀起了中国瓷器外销新的高峰，尤其是南宋和元代。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名窑产品广泛行销海外，华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泉州、广州、明州等重要贸易港口附近，还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要目的的外向型制瓷窑场，产品以仿烧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等名窑瓷器为主。这一阶段，海外发现的区域扩大，遍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各地，而且数量众多，品种丰富，规模远超前代。贸易航线上沉船的水下考古发现，具代表性的有南宋时期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广东南海一号、福建定海白礁一号、元代西沙群岛石屿二号、韩国新安等沉船，均载有数量庞大的瓷器，更是证实了瓷器大批量的外销。外销瓷器品种以青瓷、青白瓷为主，也有不少白瓷、黑瓷、白地黑花瓷、酱釉瓷、钧釉瓷等，元代则还有青花瓷等。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阶段，制瓷手工业格局与瓷器品种较之前代大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继续行销海外地区，直至清代晚期仍有一定发展，产品则以青花、白瓷、五彩瓷器为主。随着海外贸易模式的变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销售形式和瓷器类别，如订烧、纹章瓷等，这也促使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销区域进一步扩大，最为突出的是，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各国以及美洲地区。贸易航线上的一批沉船也打捞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广东汕头海域南澳一号明代沉船，菲律宾吕宋岛海域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沉船（1600年），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等；清代则有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沉船，越南海域头顿沉船（约1690年），印度尼西亚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1752年）、“泰兴号”沉船（约1822年）等。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德化窑等为主，类别以青花瓷居多，五彩瓷和德化窑白瓷也较为常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克拉克瓷”，以青花开光图案为代表；在景德镇烧制、至广州上彩烘烧而成的广彩瓷器，图案多见西洋题材；德化窑白瓷的外销规模也较大，欧洲人称之为“中国白”（Blanc deChine），有些则专为西方烧制，如西洋人物雕像，独具特色。
中国瓷器的外销情况，受到不同阶段海外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如，晚唐五代南方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宋元时期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明清时期时断时续的海禁与开海政策，明中叶以后西方人竞相来华开展航海贸易。
“器行天下”，中国瓷器销往海外地区，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器形类别、装饰风格等传入了海外。海外市场的需求不仅刺激了中国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不少瓷器也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如品种、器类、纹饰等方面，瓷器风格适应了当地的特殊需要。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模印贴花装饰的手法和纹样内容，唐青花瓷器的创烧和菱形花草纹图案等，都受到了阿拉伯风格的影响，有些还直接源自中亚、西亚一带的陶器、金银器。宋、元时期的军持，元代青花瓷器风格等也受海外地区影响。明、清时期，国外订烧瓷器甚多，据《景德镇陶录》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这类瓷器中最为普遍的餐具和咖啡具式样不一；还有一类独特的带有西方徽章图案的“纹章瓷”，种类多样，颇有特色。
与此同时，“技传海外”，中国的瓷器风格和制瓷技术也影响和流传到了国外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以及18世纪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日本奈良三彩、朝鲜新罗三彩虽属釉陶器，但制作方法源自唐三彩陶器。9~10世纪，朝鲜半岛从中国引进了龙窑技术，并开始烧造青瓷；其后，陆续烧制出的白瓷、青花瓷，以及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等窑炉技术，均受到了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14~15世纪，东南亚地区泰国的青瓷、越南的青花瓷则是受到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影响烧制而成。16~17世纪，日本出现了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这应是受到福建德化窑、漳州窑的影响，烧制成功了青花、五彩瓷器，并与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相竞争。欧洲地区也相继模仿中国瓷器，烧制了仿中国样式的陶器，如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等。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1910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整个欧洲。18世纪，法国瓷器迅速发展，以巴黎郊区的塞佛雷斯瓷器为代表。毫无疑问，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离不开明清时期瓷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这是清代乾隆年间浮梁知县沈嘉徵所写《民窑行》，这首诗不仅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制瓷手工业中心景德镇对工匠能手的吸引力和瓷器的生产状况，也描绘了瓷器行销的广阔市场。世界各地和四大洋各海域沉船中数量众多、品类丰富的中国瓷器的发现，再现了“佳瓷”之器成而行“天下”的盛况。
唐代以来，海外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瓷器的重要市场，瓷器成为当时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中国瓷器外销所反映出的海上贸易线路，即是与北方陆路贸易“丝绸之路”遥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路线，亦谓“陶瓷之路”，即是从制瓷窑场出发，至沿海港口，而后扬帆远航，或由福州、明州等地向北、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琉球、日本等地；或由泉州、广州等地向南航行，至东南亚南海诸国，再至南亚、非洲东海岸、西亚，以至欧洲、美洲、澳洲等地。
瓷器，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发明和象征之一，漂洋过海，畅达世界，这也正是悠久而绵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丝绸之路”是怎样将瓷器打包运输的？
唐代，我国瓷器销量不少，而外销的陆路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往波斯的。
起初，古代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西安、北京等地采购了大量的瓷器，用马车装载运回。从西安到波斯，路途万里，坎坷不平，十分不便。坚脆易碎的瓷器经不起长途的颠簸，一到目的地，大都成了瓷片。商人们哪个去干赔本的买卖，于是他们想尽了办法，终于试验成功了一种很有趣的瓷器包装方法：他们把采购来的瓷器先放置在潮湿的地上，在每件瓷器里灌满了沙土，再在沙土里撒上一些豆种或麦种，按照瓷器的不同品种和规格，十件十件地叠起来，用绳子紧紧地缚成一片。然后，撒些沙土，把其中的空隙填没，再播些豆种或麦种。接着,在这些“土”方方上不断地喷洒清水……慢慢地，撒播的沙土里的豆种和麦种生根了，出芽了。根根芽芽，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等到“土”方方粘结到差不多了，商人们就开始对它们进行“考验”：把这些方“土”块，放在比较结实的地上摔，摔不碎的就称初步合格，可以装车起运。
古人就是用这种有趣的包装方法，通过“丝绸之路”外销中国的瓷器。他们的运输路线据资料介绍在德黑兰南面约十公里之处有个叫做累伊的古城遗址。累伊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建立了，曾为首都，繁荣一时，有人认为在东方它是仅次于巴格达的豪华城市，十三世纪毁于战事。累伊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之地，就在这里发现了唐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南宋龙泉青瓷等。这说明至迟在九世纪以前中国瓷器已经由沙漠之舟一一骆驼运到伊朗中部来了。不过，瓷器陆运由于包装费事，运输途中损耗又多，而且骆驼的装载量又有限，所以我国的瓷器通过陆路输出的数量还是不多的，大批的输出瓷器还是靠海路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