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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题材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我觉得，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教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来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蔡敬标当年轰动一时的三十三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不仅因为它是观音题材而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构思奇巧、造型的优美所传达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艺术成就。要知道，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广州继而在香港展出的。
刘远长先生的《飞天天女散花》的时代背景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佛教题材。飞天天女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身披彩带，体态轻盈，上下回旋，自由飞翔于天上人间，把鲜花洒向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作者是“有感于这么美的形象，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光辉的传统，时时激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创作的。作者不仅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个善良的美丽女神形象。同样，他创作的《哈哈罗汉》，也不仅是一个普通形象，而同时是一个笑对人生、安乐处世的世俗人物形象。徐波的《三个和尚梦》不仅再现的是“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点心寒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艺术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高峰的《情趣罗汉》(也同样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宗教罗汉的形象，而是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它所传达的“情趣”使观赏者得到一种审美的情趣。以达摩为题材的作品，着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而是他那种面壁十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视尘世的精神美。“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弃世脱俗的飘逸的人格美，但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德-化-陶-瓷-总-站
我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我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一切。即使是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何朝宗、游长子、曾龙升、蔡金台等的作品就是如此。德-化-陶-瓷-总-站
艺术角度上看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的关系
1、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外。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石湾‘公仔’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他还结合其创作，具体谈了他从国画中汲取了哪些营养，“我创作的《文成公主》瓷雕，文静典雅，脸型圆润（成鸭蛋形），发饰细腻，衣纹简练而又流畅，都吸收了中国人物画的营养。而瓷雕诸葛亮，又类似国画中兼工带写，着重了形象刻划，前额开阔，仪态自然，眉宇间表现出思虑远谋，而衣纹都是寥寥几下，借用了国画的‘钉头鼠尾描’”。
我们知道，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著名陶瓷雕塑家、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工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论述。他在《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运用古老的盘筑工艺创作动物雕塑作品，深有体会：泥条盘筑不仅可以作为成型手段，而且它的立体线条比绘画艺术中的平面线条有更广阔的表现余地。因此，我在成型中非但舍不得抹去那凸现的线条，反而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这是我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盘筑工艺的基本语汇是以线造型，但表现对象的形体上不能满足整齐划一的线条排列。要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例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有的线条可以淡化，形成块面。这样形成了线面的二层对比，互为映衬，互为突出，犹如水墨画中的黑白关系，有时还要在线与线之间、线与面之间的适当位置上，加上一些圆点，以示提神或补缺，或者产生装饰性的效果（有的还同时起到加强外壁的支撑点的作用），这样，又形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交相辉映。”
周先生所谈，是从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用泥土盘筑工艺，创作出不少大气、朴拙、本色、自然的作品，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2、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另外，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的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黑格尔曾经指出：绘画“只能抓住某一顷刻”，把“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到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莱辛说得更加具体和明确，他说：“绘画在它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刻记得上，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清楚的理解。”这虽然说的是绘画，但适用于陶瓷艺术和书法艺术，而且，这正是这两种艺术的特征之一，书法艺术表现得更甚，尽管书法要求“每为一字，各象其形，”要“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站，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尽管要求书法艺术要有如“悬针垂露之异，奔雷附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岩身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性、表现性、虚拟性的艺术。
佛教与中国陶瓷文化
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了佛教教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定要渗透到人类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去，在一个政治紊乱、社会失常的状态下，佛教不独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也提供了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佛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了降魔伏妖与祈求佛福的种种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吸收并自创各派，产生了新的教义。
中国陶瓷常常用佛教中的人物作为雕塑借以弘扬教义。维摩洁即维摩，意译为“净名”《维摩洁经》说他是古代一位乘居士，是解脱境界现身说法的代表人物。飞天梵名“鍵闼婆”，意译为“天乐神”、“吉祥天”，是欢乐和吉祥的象征，佛教壁画中常见。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修行得道人的僧侣、佛的弟子。传说释迦有十六个弟子，称“十六罗汉”，力士有世俗和佛教两种，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藏传教有关的陶瓷日用器皿开流行。
贲巴壶：作为佛教专用器物，与阿拉伯人携来中原贮水具扁壶不同，贲巴壶主要用于佛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复《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又传闻天竺国王即位须以四海之水灌顶以表祝愿。故我国藏传佛教将贲巴壶专用以宗教仪式。元代西藏喇嘛教(佛教分支)传播蒙古，而满族受蒙古文化影响很深，也尊喇嘛教。清代官窑生产此壶是为了供朝廷赐给天下喇嘛各寺，朝廷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孔庙，示意尊敬。
贲巴壶有流嘴、但无执柄，使用时手握壶颈，若贲巴壶省去流嘴，便称贲巴瓶，佛教徒用于盛水，或者插草其中作为礼佛陈设，因此称藏草瓶，贲巴壶也称藏单壶。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大悲心经》又曰：“若为令一切饥渴有情得以清凉者，当为甘露手”。其手印图解亦为握水瓶，故军持复称甘露瓶。明代所制军持大多有流嘴，形状与清代贲巴壶略相似，只是结构轮廓简洁，纹饰青花，无多装饰，仍为用具，贲巴壶出于清官窑者辄为喇嘛教法器。
折腰碗：撇口、斜壁、折腰、小圈足。碗腹较浅，硬折腰、圈足甚小，随着元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奉，西藏的饮茶习惯也开始流行，以末茶、面和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的“兰膏”，用末茶和酥油同搅，沸汤点之“酥签”。容器是浅腹的木碗或铜碗，与折腰碗相似，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僧帽壶：元代出现的新器型，口沿一侧设流，另一侧口沿高起似僧帽，束颈腹部鼓出，下承圈足，器盖卧入口沿之下，呈圆形，较平坦，一侧伸出遮流，上有扁圆钮，因型似僧铝的法冠而得名。仿西藏银壶造型，藏语称为“缪甘伊”，是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欢迎贵宾时用来敬青稞酒，可见僧帽壶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多穆壶：也是元代出现的新器物，型如直筒，上部略小于下部，上部一侧出一流，另一侧有曲柄，顶部半周高起，作僧帽状装饰有盖，壶身有三周较宽的凸弦如箍，上下以归并条连接，相交处有圆钉。是仿木制或银制的“索拉”，“索拉”分为有流和无流两种，前者是酥油荼壶，后者盛放大米和人参果。据称多穆是满语奶茶，多穆壶即奶茶壶，元代的藏传佛教，清代的喇嘛教，使它在教徒的生活中流行。
高足杯：上部为侈口碗，下承竹节形或圆柱形高足，足下端稍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足和碗间以胎泥相接，关于这种高足杯的用途，过去认为是蒙古人在马上喝酒用的“马上杯”。据考藏语高足杯称为“噶予域仁”，主要用来盛酒或放人参果、大米做成的食品，是喇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供器，使用时将高足杯插入金属器座中，一般置于寺庙的主佛前，平时则收藏在特制的杯套中，达赖和班禅在最重要的场合上使用，其他人严禁使用，与宗教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德化瓷塑出现于宋代，盛行于元代。明代由于“象牙白”瓷土的运用，何朝宗、张寿山、林朝景、陈伟等瓷塑大师艺术达到高峰，尤以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最为珍贵。清乾隆《泉州府志》说：“何朝宗……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土，天下传宝之”。这些瓷塑佛像流传到亚非欧一些国家，被当作珍贵的艺术品供陈列观赏，然而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或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却把它作为偶象来崇拜，日本的基督教徒竟将德化生产送子观音瓷塑佛像当作圣母玛丽娅来崇拜，有不少华侨也将他们带到所在国供奉，其需求量之大几乎达到惊为的程度。
佛教对中国陶瓷器型和装饰的影响
佛祖释迦牟尼大约和孔子同时代，印度阿育王朝相当我国秦汉时期，佛教兴盛并成为
印度国教。佛教本来并不崇拜偶像，自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印度西北部后，受艺术的影响，佛教徒在他们修道的石窟里，用雕塑、绘画等造型表现佛、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并以此作为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于是石窟成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道场。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各大名窑的陶瓷发展，佛教文化中的佛教、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中国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的图案，尤其是景德镇陶瓷的青花瓷器更是如此。
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也随之而来，三国、两晋瓷器装饰上已有表现，谷仓、罐和碗钵等器物出现了佛教造像和忍冬纹，工匠艺人将佛教造像与我国传统的四神、仙人、乐舞百戏和其它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风格不同于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垂线仰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佛教界称到达彼岸，成就完美人格者为如来，所以陷于苦难的人就向如来求救，或者萌发向如来求救的心理，为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模仿如来的陶瓷雕塑应运而生，光洁的瓷器表现了如来的大德、大智、人性、人格。菩萨遵从如来的教诲，绝不独善其身，时时眷顾弱小的人，并适时地援助他们，弘扬如来的教义，希望能和众生一起升越。菩萨、观世音本已进入如来的境界，就为了济渡苦难的众生，才自愿入地狱济助，因此，菩萨的塑像就特别多。例如人们供奉的千手观音，即是以千手象征观音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而六地藏和六观音，是于六道中分别以救世主出现的佛。从出土的流传文物中，可以找到许多陶瓷的雕塑，面目慈祥、神态逼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9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帖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
唐代用印度风格塔形罐作为随葬品，型制比较特别，整体高，下大上小，略似塔形，由三个部分组成：中部器身作罐形、圆腹、平底；上部是高耸的圆锥形盖，堆塑着浮雕，下部则是高大的底座，承托罐身，饰着莲瓣纹饰，以三彩陶器最常见。唐三彩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民族化与中国化。盛唐的人物雕塑造型准确，比例恰当，注重人物神态，注重审美心理。随着对女性欣赏观念的改变，八世纪初“吴带当风”式的胖女俑成了新一代美女的写照，衣饰线条飘逸流畅，神情气度典雅妩媚，成为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作了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釉与瓷的关系
在绘画这个范畴上来说，瓷画和其他的绘画是一样的，区别就是材料的不同，绘画是需要多种形式的。瓷上绘画自古就有，并且得到许多收藏家的喜欢，但是，它主要还是以瓷艺的补充形式出现，近年来一些画家在瓷上探索、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瓷上绘画作品，我认为这是瓷上绘画的新发展，是绘画的新形式。因为瓷是白色的，在白色上更容易凸显色彩关系。所以如果能把色与瓷的关系处理好，那种微妙的色彩关系能在瓷上体现出来，就会更有魅力。但是现在使用的釉色除了青花以外，其他还是比较粗糙，有局限性。如果一些研究机构能把颜色的变化在釉料上解决的话，那就真是魅力无穷了。欧洲的水彩画在纸和颜料的关系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程度，若我们在瓷器和釉彩上也能发展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得了了。现在釉料的开发还是欠缺，在颜色上不是很考究。随着人们对瓷器的喜爱程度，可能会有更多人去研究釉和瓷的关系，那瓷画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陶瓷史与中国文化
商 原始瓷青釉弦纹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西汉 青釉原始瓷划花双系罐
―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西晋 越窑系青釉印纹豆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北朝 青釉莲花尊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隋 青釉模印塑贴四系罐
唐 白釉兔系罐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唐 定窑白釉盒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唐 长沙窑模印贴花褐斑注子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宋 汝窑天青釉圆洗
— 早熟的中国文化 —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中国景德镇，世界传统陶瓷艺术文化的根
古老的中国，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远在九千年前，黄河流域就兴起了人类史上的艺术，一种带着东方色彩，含着象形文字特色，淋漓尽致表现民族特点的陶的文化诞生了。当陶与瓷交汇在华厦大地，当世界许多地方留下瓷的神韵时，人们不由地赞誉中国的景德镇。人们在追寻着丝绸之路上陶瓷的神韵，在寻找高岭土的密径，在破译瓷之都的神奇。不论岁月悠悠，唐宫里白瓷的光泽，宋廷中影青的靓丽，元区内青花的光耀，明时彼岸刮起的瓷风和清园里瓷的娇媚，无不像一幅画，一首诗，久久地回荡在人们心中。中国的陶瓷为何的如此巨大的魅力，景德镇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美妙的故事。
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它是由远古的陶演变而来。旧石器代，我们的先祖就开始了制陶，“印纹硬陶”就是我国陶文化的佐证，到东汉，景德镇就出现了制陶业。
南北朝时，公元583年，陈朝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隋朝大业中（公元605－617年）“始作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此，景德镇开始了人间最早的瓷器制作。
望着魏胜耀的《寒江独钓》，不由得想起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饶州府元崔进奏的情景,尽管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在《柳河东集》中将进奏的时间记为元合8年（公元813年），这种一千多年的误笔，不可能改变柳宗元（805－814年）被贬永州的历史，他十年后才回长安，回京一年后又被贬柳州，在柳州为官五年回京的路上去世。终年47岁，那么805年前或815年间呈奏是最符情理的，这些学术上的问题将留给史学家去证实。不论怎样，柳宗元代元崔进奏的事实，证明了景德镇的瓷器已忧为当朝的贡品，形成了当时瓷器“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局面。
现在我们虽然找不到“陶窑”、“霍窑”的痕迹，但假玉器莹缜如玉，献于朝庭的传说，久久地回旋在瓷都人们的心中。并且唐代的瓷器上就出现过底款，并标明价格、时间。到五代，景德镇陶瓷进入了一个普遍兴烧的鼎旺时期，至今在市区、近郊仍然留有许多古窑遗迹。如湖田古窑址，堆积面积约40万平方米，杨梅亭古窑址是五代古窑的代表作，近郊的湘湖街、南市古窑址等丰富的遗产，向人们展示了古代景德镇窑场的风彩。此时，“七死、八活、九翻身”的窑彦出现了，吉祥的中秋之夜，燃起了太平窑。
因为唐末宋初战乱，很多能工巧匠选择了这块四面环山、平和的土地作为避战所，大批的陶瓷文化精英在此汇聚，并在这里创建了人类陶瓷文化的一个又一个丰碑。北宋，青白瓷以胎薄质坚、釉质晶莹、声音清脆，具有透影性而名噪京华。宋真宗景德年间将新平易名为景德镇瓷都的地位。
可曾知道，在世界广袤的区域，出土的中国文物中，青花瓷是如此之多，这是元朝勤劳智慧的景德镇人对人类的奉献。在元代，景德镇制瓷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成温度，出现了内质如“玉骨冰肌”，外貌如“美人肤色”的陶瓷产品。青花、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的烧制成功，在人类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时期烧制了世界上最多的最具影响的绝代佳品。由于大量的外销，在包装上形成了茭草业。遥远的人们通过瓷器瓷器开始了解中国，从此，瓷器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可以想象，元代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最高峰。
进入明代，景德镇制瓷业逐步走出原始的纯手工制作模式，发明了成型的利坯车，以铁刀代替竹利坯，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胎薄而易成型，施釉采用了口吹的方法，使釉汁均匀，瓷色秀美，瓷器装饰由单一的色釉发展到多种，由釉下彩发展到釉上彩，色地加彩，青花斗彩等多种装饰技巧。特别是明初景德镇设陶厂，后设御器厂，专烧宫庭用瓷，朝廷内府年年提出式样，委派中宫督造，制品有极高的成就，同时，民窑发展很快，产量高，质量高，并形成了皇家派员督烧与民间自由经营并举的“官搭民烧，官民竟市”的兴旺局面，这个发展与当时萌发的资本主义思想是有关联的，同时萌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对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此期，青花、白瓷、彩瓷、单彩瓷产品都取得卓越成就，出现了“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器，莫不出于景德镇”之说。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工巧匠的会聚，产品数量的剧增，制作瓷器的精美，销路之广，均居当时国内名窑之首，从而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称赞，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
清代，宫廷采取了十大鼓励瓷工发挥聪明才智的措施，使景德镇的瓷业有了新的发展，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有青花、五彩、红釉、素三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种颜色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些精美的制品出身于当时著名的藏窑、郎窑、年窑、唐窑等官窑，也有许多出处自于民窑，特别是清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上鼎盛时期。民国的建立，旧的封建制度的废除，给景德镇制瓷业带来了新气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的成就。民国15年景德镇杰出的陶瓷艺人潘陶宇英年早逝，享年不到40岁，他是景德镇第一位以文人画的形式绘制陶瓷作品的艺人。1915年27岁的王大凡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为我国拿回第一枚陶瓷国际金奖章，1928年搂由王崎、邓碧珊、徐仲南、田鹤仙、程意亭、毕伯涛等先后十人组成了“月圆会”，人称“珠山八友”，从而真正开始了文人画在陶瓷装饰上的运用，同时涌现出“青花大师”王步、“雪景大师”何许人、“山水大师”汪大沧等一大批优秀的陶瓷艺人。此后，由于战乱，景德镇瓷工流离失所，瓷业一片沉寂。
1949年6月前，景德镇陶瓷全市烧瓷窑103座，只有8座开窑。1949年10月全市窑厂66座，坯厂826家，瓷业、模子业、匣钵业共2279家，生产工人11558人。
建国后，1954年由中央文化部拨款筹建的景德镇陶瓷馆于元旦开幕，陈列了历代和建国后本市的优秀陶瓷作品4000件。1954年8月4日，本市第一部脚踏旋坯车在人民铁工厂试制成功，并在建国瓷厂灰可器车间投入使用。该年12年1日，新办的市陶瓷美术学校第一期正式开学，学校的开办改变了陶瓷史上以师徒传承为主的继承方式，将新的美学观念融入陶瓷艺术上。该校设粉古彩、新彩、青花、雕塑班,学员104人，参与教学的有梅健鹰以及王大凡、张志汤、黄海云等20余人。对近代中国陶瓷发展的影响极大深远。
1955年5月16日市人民委员会批准34户私营瓷厂实行公私合营，共有职工2660人。12月25日，第一部注浆机由第九瓷厂工人试制成功，这项重大改革，使生产效率比手工操作提高了两倍。1955年张松茂被评为“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在人民大会接受表彰，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代表。
1956年元月，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手工业实行了合作化。6月25日，市瓷业生产采取推广煤柴合烧窑，使用注浆法，试验低温釉，成立研究室。从而加强了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从此陶瓷的烧制工艺有了开拓性的改变陶瓷上有了更高的、更全面的发展。9月7日各瓷厂5495件陶瓷作品在波兰、印度尼西亚等10多个国家展出，这是景德镇第一次正式在国外举办的展览。当年共出口瓷器84648箱，产品远销越南、蒙古、印度、缅甸、芬兰、瑞士、埃及、瑞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1957年12月，由陶研所、工艺美术合作工厂建造的第一座隧道锦窑试烧成功，市第四瓷厂新建原型倒焰煤窑。1958年6月28日，江西陶瓷学院改为景德镇陶瓷学院，设陶瓷工程系、陶瓷艺术科。至今已发展成为设有材料工程系、美术系、机械电子工程系、工业管理工程系和基础课程、社会科学部、体育部，共有17个专业，有542名教职员工，在校学生2800多人的综合性学院。7月24日，市机械厂试制真空炼泥机成功，每小时可炼你5吨，改变了千年来打杂工人“三道脚板二道铲”的手工操作的历史。7月25日，第九瓷厂试制高级耐酸瓷成功。经陶瓷研究所化验，耐酸性能达99。3%，超过非金属陶瓷耐酸物国际标准1。3%。
1959年5月4日，景德镇市宇宙瓷厂建成两组大型土洋结合的水波池，提高了陶瓷原料的精制能力。9月12日，市新平瓷厂首创万件加大柳叶瓷瓶成功，瓶身高达八尺九寸，用青花装饰“鸳鸯戏莲”大型画面，是陶瓷美术家王步采用青花釉里红斗彩的方法设计并绘画的。色彩鲜明，具有民族特色。9月29日，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授予曾龙生、王大凡、王步、毕渊明、刘雨岑、张志汤、余翰青、周湘甫、徐天梅、蔡敬台、黄海云、周国桢、王锡良、张松茂、张景寿等33人“陶瓷美术家”称号，同时授予55名“陶瓷美术设计师”和105名“陶瓷美术设计员”。12月30日，市红星瓷厂制成双刀压坯机，使剐坯工效提高一倍。
1959年以曾龙升为主创作的《大龙船》瓷雕高56厘米，长120厘米，宽30厘米，船上塑造了150多个现代各族人物形象，是一件惊世珍品。
1960年11月2日——4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景德镇视察工作，并作有《初到景德镇》诗一首。这是国家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对景德镇市的视察。此后，康克清、陈奇涵也曾前来视察。
1962年12月30日，全市“以煤代柴”烧炼瓷器取得显著效果，全市新建圆型倒焰式煤窑200多座，除保留市建国、人民、艺术瓷厂的10多座柴窑外，已基本实现了瓷器烧炼煤窑化，初步改变了一千多年来以松柴烧炼瓷器的历史。
1964年8月，市红星瓷厂于1958年革新创造的双刀压坯机，是我国成型生产中的先进设备之一，在全国陶瓷生产中推广使用。9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在我市成立江西省瓷业公司。
1965年7月5日——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郭沫若副委员来市视察工作，并应陶瓷馆、艺术瓷厂、陶瓷研究所的要求，分别提诗、留言，并书写了“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的诗。这一时期，我市各瓷厂机压成型生产迅速发展。采用机械化生产的品种共达246个，使整个器具和品种规范化、标准化。工效提高一至四倍，统一了产品规格，提高了产品质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幅直径十米的巨型瓷板肖像画《毛泽东像》由艺术瓷厂章文超创作完成，这是我国第一幅大型瓷板肖像画。
1973年2月7日－11日，邓小平同志及夫人一行5人于7日下午乘专车到达本市，先后到十大瓷厂考察瓷器发展历史和瓷业生产过程。
1978年，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创立。
1979年，轻工部陶研所王锡良被轻工部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是景德镇市第一位获此殊荣者。
1979年，由省陶瓷公司、艺术瓷厂、部陶研所等单位24名技术人员绘制，中央美术学院祝大年教授设计的彩色瓷板画“森林之歌”启运北京，镶嵌在北京国际机场。
1980年8月7日，我国第一座压力喷雾干燥塔试产成功，比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日本伊奈公司设计的喷嘴使用寿命长三分之一。
1981年10月24日，由陶瓷公司设计的我市第一台CYG32型辊道烤花窑在宇宙瓷厂安装投产。刻窑彩烧瓷器质量好，产量高，是我国第一流的新型彩烧窑炉。
1982年6月25日，我市第一座分层垂直的联合生产厂房――人民瓷厂青花瓷生产联合厂房建成投产，从原料到成瓷全部在一个厂房内操作，全年可产青花瓷650万件。人民瓷厂青花梧桐餐具在国际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
1986年雕塑瓷厂工人蔡敬标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前往北京接受表彰。
1994年6月，市委市政府向24户“陶瓷世家”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4年曾维开与其子曾亚林合作的高1.88米的瓷雕《天女散花》烧制成功，现存放于景德镇陶瓷上海艺术中心。
1994年程元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为其题写“古雅彩”“瓷苑新艺，景德明珠”。
1994年8月，乔石同志视察景德镇。
1995年11月，李鹏同志视察景德镇。
1996年5月，朱镕基同志视察景德镇。
1997年8月，吴邦国同志视察景德镇。
1997年7月1日，由8位工艺美术大师共同构思，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创意制作的《紫归牡怀图》代表江西省人民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
1998年7月1日,由8位工艺美术大师共同构思,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创意制作的《紫归牡怀图》代表江西省人民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
1998年7月，余小康制作的直径111.3cm的薄胎碗，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隆夫及其子王安维进行装饰设计，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薄胎碗，创吉尼斯世界记录。
近半个世纪来，景德镇陶瓷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从勘探、开采到原料精制，从成型到装饰，从包装装璜到内外销售，以及陶瓷机械、科研、教育形成了一个布局完整、配套齐全的陶瓷工业体系。联合国官员戴维约翰在其考察报告中赞扬景德镇：“已生产出、并且仍在生产一些世界上最优雅、无可超比的瓷器”。
特别是陶瓷艺术方面，以周国桢为代表的现代陶艺在此朝间开创，以黄海云为代表的扁笔新花技法从此诞生，以曾龙生、蔡敬台为代表的传统雕塑有了开拓性的发展，以王锡良、戴荣华、陈庆长为代表的文人瓷画，以唐自强、张育贤、刘远长为代表的现代瓷雕别具特色，以李林洪为代表的陶板画，以程元璋为代表的“古雅彩”，以戚培才为代表的陶瓷指画，以赖德全为代表的亚光珍珠彩，以宁勤征为代表的现代刷花山水技法，以余乐坚、江和平为代表的陶瓷刻瓷技术相继出现。除青花装饰上无人超越王步的造诣外，釉上粉彩、新彩、釉下五彩、色釉综合装饰，陶艺，瓷雕，颜色釉等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不论您怎样看待世界陶瓷的发展，传统的陶瓷艺术的根，就在中国，就在景德镇。正因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拥有了世界最优质的陶瓷原料、最精湛的制瓷技艺、最聪慧的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和能工巧匠，才使景德镇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
世界闻名的中国陶瓷
明代青花海水龙纹扁瓶，故宫博物院藏。其装饰采用了刻划龙纹与青花彩绘相结合的手法，两条白龙在蓝色的海浪波涛中追逐飞舞，神奇生动。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陶瓷是中国传统工艺中最重要的工艺品种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已制作和使用陶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原始瓷器就已经出现。就工艺而言，陶和瓷是一种工艺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瓷是由陶发展而来的。两者在原料、烧成温度和物理特性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区别。瓷器出现后，陶器并没有终止生产，而是形成了两个支流各自发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杰出的工艺品种彩陶已经出现，此时的文化被称为彩陶文化，因彩陶最早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亦称为仰韶文化。彩陶是一种红褐色或棕黄色的陶器，绘有黑色、红色的装饰纹样，造型优美，装饰精巧。彩陶的分布很广，较为著名的有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距今4500—6400年)、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其中以仰韶文化最为发达。彩陶以装饰见长，由于当时人们多将器皿置于地上，于是彩陶的装饰带往往偏上，并考虑了俯视、侧看等不同的装饰视角，以体现完整的效果。
彩陶工艺衰落以后，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黑陶文化，它最早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县，因此也称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制作工艺已采用轮制，这项重要的技术革新使器形浑圆工整、器胎厚薄均匀，并提高了制陶生产力。此时，封窑技术已被掌握，而且陶窑有所改进，火口很小，火膛较深，利于增高窑室温度。黑陶工艺色彩乌黑、器体轻薄、器表光亮、易于穿绳或附加手持的器耳等。由于黑陶的陶胎是灰黑色的，不易装饰，所以它往往以造型取胜。
原始瓷器最早出现于商代，釉色青绿略带黄褐色，但其原料处理和坯泥炼制仍比较粗糙。东汉后期，瓷器工艺进入成熟阶段，浙江出现专门的瓷窑，成为青瓷的中心产地。六朝时期，青瓷一统天下，烧造的地域进一步扩大。
北朝晚期，白瓷的成功烧造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新纪元。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和瓷器市场的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以越窑最为典型，瓷胎轻薄致密，釉质温润如玉；北方邢窑白瓷是“北白”的代表，瓷胎坚实致密，色白如雪，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唐三彩色彩斑斓，种类繁多，是唐代陶瓷中风格独特的一枝奇葩，其中既有生活用品，又有随葬品。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陶瓷史上开始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
彩陶工艺衰落以后，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黑陶文化，它最早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县，因此也称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制作工艺已采用轮制，这项重要的技术革新使器形浑圆工整、器胎厚薄均匀，并提高了制陶生产力。此时，封窑技术已被掌握，而且陶窑有所改进，火口很小，火膛较深，利于增高窑室温度。黑陶工艺色彩乌黑、器体轻薄、器表光亮、易于穿绳或附加手持的器耳等。由于黑陶的陶胎是灰黑色的，不易装饰，所以它往往以造型取胜。
原始瓷器最早出现于商代，釉色青绿略带黄褐色，但其原料处理和坯泥炼制仍比较粗糙。东汉后期，瓷器工艺进入成熟阶段，浙江出现专门的瓷窑，成为青瓷的中心产地。六朝时期，青瓷一统天下，烧造的地域进一步扩大。
北朝晚期，白瓷的成功烧造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新纪元。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和瓷器市场的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以越窑最为典型，瓷胎轻薄致密，釉质温润如玉；北方邢窑白瓷是“北白”的代表，瓷胎坚实致密，色白如雪，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唐三彩色彩斑斓，种类繁多，是唐代陶瓷中风格独特的一枝奇葩，其中既有生活用品，又有随葬品。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陶瓷史上开始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
宋代是一个名瓷辈出的时代，新兴瓷窑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逐渐形成六大窑系，即北方的定窑系(今河北曲阳)、耀州窑系(今陕西铜川)、钧窑系(今河南禹县)、磁州窑系(今河北磁县)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今浙江龙泉)、景德镇青白瓷窑系(今江西景德镇)。定窑印花白瓷构图严谨，耀州窑刻花青瓷犀利潇洒，钧窑瓷窑变姹紫嫣红，磁州窑黑地白花瓷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龙泉青瓷葱翠欲滴，景德镇青白瓷晶莹剔透，它们为中国陶瓷开辟了新的境界。此外，宋代盛行斗茶，黑釉茶盏因便于衬托白色茶沫观察茶色而受宠一时。茶具由此具有了超越实用功能的风雅价值，其中以福建建窑兔毫盏最为突出。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新阶段，造型多样，釉色缤纷，装饰华丽，彩瓷大量流行。彩瓷可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釉下彩是指在釉下进行彩绘，即在胎体上彩绘之后再罩上一层无色透明的釉，以1300℃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其特点是色彩光润柔和，清淡雅致，同时彩在釉下不易磨损，不易变色。但由于釉下彩的色料要经高温烧成，而能经受高温的色料并不多，所以它的品种远不及釉上彩丰富。釉下彩为唐代长沙窑所首创，宋元以后，出现了包括青花、釉里红等在内的许多新品种。釉上彩是在已烧好的瓷器上进行彩绘，再在窑中烘烤而成，由于烘烤温度不高，经受得起这种温度的色料很多，因而色彩极丰富。但由于是装饰在釉上，釉上彩经摩擦或与酸碱接触之后，易褪损变色。釉上彩首创于宋磁州窑，始称“宋红绿彩”。到了明代，釉上单种彩和多种彩的制作已经很发达。入清以后，釉上彩的创新更多，有古彩、珐琅彩、粉彩等。
元代的釉下青花瓷和釉里红很有特色。瓷都景德镇在元朝时崛起，青花驰名天下。青花是用钴盐类金属颜料绘制的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器，只使用一种颜色，一次高温烧成，工序较为简便，因此在瓷器装饰上应用广泛。由于调色浓淡、用色层次不同，青花的艺术效果如同民间蓝印花布一般，既简朴又典雅，既丰富又统一，广受人们喜爱，自元以后成为中国陶瓷的主要品种。青花装饰题材多为传统水墨画，明净素雅，极具风韵；受到当时戏曲小说的影响，题材还有历史人物、小说传奇等。釉里红因其红色的釉下彩而得名，最初是自然形成的色釉效果，后来成为人工装饰品种。釉里红色彩华丽，气氛热烈，符合中国的传统欣赏习惯，自元代创烧以来，受到广泛欢迎。青花釉里红俗称“青花加紫”，即在青花纹饰间用铜红加绘果实、花蕊等，是元代景德镇创烧瓷器的杰出代表之一，以色彩绚美著称。由于烧成难度大，它一直被视为中国古瓷的名贵品种。
明代制瓷技术有了新的突破，陶车旋坯取代了竹刀旋坯，吹釉代替了蘸釉，大大提高了瓷器的质量与数量。加之经济和交通的发展，明代官窑民窑大量烧造，以满足宫廷享用、百姓日用以及外销的需求。明代以后的瓷器以白瓷为主，为陶瓷工艺的装饰开辟了广阔天地。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中心，此外浙江龙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江苏宜兴紫砂陶等亦驰名国内外。其中，德化白瓷以佛像瓷雕最有特色；紫砂陶因紫砂泥色泽紫红而得名，以造型取胜，由紫砂陶制成的茶具让饮茶人爱不释手。
清代陶瓷在釉色方面品种增多，例如康熙时期(1662—1722)有红釉，雍正时期(1723—1735)有碧玉釉、胭脂水以及质白如雪、薄胎露光的脱胎器，乾隆时期(1736—1795)的釉色更是红、青、绿、黄、紫俱备，丰富多彩。在彩绘方面，古彩、粉彩、珐琅彩水平较高。古彩是康熙时期的重要品种，它继承明代五彩技法，色彩浓艳，层次分明。粉彩始于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最为发达，其主要特征是色调柔和淡雅，笔力精细工整。到清代中期，西方装饰艺术传到中国，洋彩开始使用。珐琅彩始制于康熙年间，最早用进口原料，亦称“洋瓷”。雍正时期，已能自己烧造原料。乾隆时期，珐琅彩的制作达到顶峰。珐琅彩的瓷胎是景德镇生产的，运到北京后施彩，进行第二次烧造。其彩料色泽晶莹，质地凝厚，用作装饰有凸起之感。除烧造中心景德镇外，清代陶瓷的生产几乎遍及全国，产品除了供应朝野需求外，还大量外销世界各国。明清时期的陶瓷发展，对今日中国陶瓷有着重大影响。
西夏瓷与磁州窑的关系
西夏灵武窑的发掘，使我们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实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间窑场磁州窑影响较强烈。为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防将灵武磁窑堡窑出土西夏瓷器与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窑中心窑场观台窑出土瓷器作简要比较：1、器物造型北宋磁州窑产品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盘、罐、炉、瓶外，还生产有陈设瓷花口瓶、玉壶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灵武窑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双耳罐是北宋磁州窑常见器，直口圆唇、鼓腹、圈足平底。类似黑釉双耳罐在灵武窑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敛、腹略显长圆。白釉炉是北宋磁州窑较具代表性的创新产品，早期小口、宽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现广口三足炉。此两种炉在西夏一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葫芦瓶是北方磁州窑系普遍生产的一种器形，因形似葫芦而得名。磁州窑葫芦瓶多带双耳，西夏葫芦瓶无双耳，似便于束腰拴系，更符合游牧民族生活习俗。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窑创新烧制的陈设用瓷，初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渐变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征晚于北宋与金同步，但磁州窑风格明显。玉壶春瓶作为陈设用瓷，北宋时中原一些窑口均有生产。北宋磁州窑玉壶春瓶长颈圆鼓腹、圈足。灵武窑玉壶春瓶最大腹径*下，时代稍晚，与金代磁州窑玉壶春瓶更接近。磁州窑的纹饰题材多取自民间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内容极富民间色彩。题材有花卉、飞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题材中以牡丹花为最多。北宋时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设计为牡丹花朵左右两侧有花叶衬托。西夏瓷器中90%纹饰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较大，左右两侧由花叶衬托，图案构思与磁州窑基本相同，表现手法写实性强，更显形态逼真。2、装饰手法北宋磁州窑的装饰方法多种多样，除常见刻花外，还创造出白地黑花、白釉剔花、剔黑等方法装饰瓷器，白地黑花即在白色化妆土上以绘画技法，绘出各种图案，再罩透明釉高温烧成。白釉黑花多用于枕面，以曲线或连弧纹勾出开光，在开光中绘出主题花纹，清新醒目。白釉剔花即在挂好白色化妆土的胎上刻划出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胎之本色，再施透明釉烧成。白釉剔花利用胎与釉的反差装饰瓷器，因反差不很大，效果柔和。剔黑即是在挂白色化妆土的胎上施黑釉，然后刻花，再剔去花以外的黑釉，露出化妆土，再施透明釉烧成。剔黑花纹与地反差强烈，鲜明亮丽，给人以疏朗之美。受磁州窑装饰艺术的影响西夏灵武窑装饰主要以黑釉剔花为主，且黑釉剔花多与开光结合并用，即在黑釉上刻划出开光及花纹，然后将开光内花纹以外的地剔掉，由于露出胎之面积较大，胎釉间的反差对比强烈，此种装饰，朴实无华突显花纹别具风格。3、烧造方法受定窑影响北宋磁州窑装烧方法有多种，对于深腹碗、罐等圈足器或平底器，采用三*支钉、三足支垫垫烧，瓶、罐等高形器采用亚腰形支垫垛烧，有些精美细瓷采用一匣一器法烧造。浅式碗、盘则采用支圈或支垫一匣多器仰烧。另外还发现有支顶碗（盘），是用来放在筒式匣钵最底部起支撑作用，即顶碗覆烧，此法可克服瓷器芒口的缺欠，内底虽有砂或一周无釉现象，但优于芒口瓷亦比叠累正烧产量高。受磁州窑顶碗覆烧法的影响，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很多窑口金代均采用此种方法烧造瓷器。灵武窑装烧方法博采众长，达八种之多。一般碗、盘采用顶碗覆烧法烧造，罐、大盘类用支圈正烧法生产。精细白瓷碗、杯等则用一匣一器法烧造，瓶、瓮等大型器用工字形支垫垛烧，小件碗、钵类采用芒口对烧。除此之外，还学习邻近一些窑口的搭烧法即在瓶、罐等器肩部刮掉一圈釉，然后在上面扣一件碗、钵类器，这种见缝插针的烧造法既合理利用空间又提高产量、节约燃料。纵观上述比较分析，不难看出西夏灵武窑早期发展阶段，受北宋磁州窑制瓷工艺影响较深，有些器形花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相接近，说明两窑口关系密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西夏灵武窑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壶、四系或多系瓶、帐钩、板瓦等是当时其它窑口所不见，由此可见，灵武窑的制瓷工匠在学习模仿名窑产品的同时，也注意将制瓷工艺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并且在花纹的装饰上大量使用开光，利用胎釉间的强烈反差突显花纹立体效果，在开光外布满斜道纹或水波纹，突出党项民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国陶瓷百花园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一枝奇葩。
以中国特定文化优势引领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
以中国特定文化优势引领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
——兼论21世纪陶瓷艺术的分类与重构■钟莲生
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拐点，也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重新调整的初始，以及中国重建文化大国的历史机遇中，中国的话语权，该复出时，就当发出。在许多领域，我们已无须尾随西方之后亦步亦趋。尤其在文化领域，我们有6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也经历过一个半世纪之多的痛苦反思、奋力学习、自我改造、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的重新塑造，作为一个东方文明的轴心国，在它所建构的文化系统中，以及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理应发出更加有力的声音。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部分人开始丧失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并在文化迷失中失去了理性的思辨,把学习先进和不辨是非的唯“洋”是从混为一谈。因此，对这种文化心态，我们应重新加以批判和梳理。中国本是个陶瓷文化大国，也是陶瓷文化输出大国。在这一领域中，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时至当代，仍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新创造，如陶瓷绘画这一艺术形式。但至今为止，陶瓷绘画还是被边缘化、淡化。为此，笔者认为极有必要就陶瓷艺术文化领域，进行一次全面的批判、梳理、整顿，对这一领域作出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判断。
对某些传统文化现象和当前文化心态的批判
在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由于元、明、清文人画精神占主导地位的确立，对属于形而下之器，同时也具有形而上精神表现的陶瓷艺术，却是受到鄙视的。在文人精神的“雅”“俗”之辨中，瓷之器虽有高层皇权的喜好，但在中国文人的眼中，其艺术表现也只属于器皿的唯美作用使然。陶瓷的器之美，仍被挤出“雅”艺术范畴，被挤向大众化、民俗化的精神领域，似乎器之美不足以载“道”。
中国文人社会的这种文化偏见，和西方艺术文化源头的古希腊相比，有着极大的反差。古希腊人不但把制陶技术和在器皿上的艺术表现，视为重要的审美追求，而且载入史册，对艺术家及其作品均有详实的记载，如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家弗里戈斯和祖里斯，及其他们的陶器作品中的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以及现实题材的故事，均有完整的历史记载。这也就证明：形而下之器，同样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表现功能。中国艺术文化的这种文人化的文化偏见，致使中国的陶瓷艺术文化在发展历史中，处于两种不利的境况：1.在这种文化歧视中，它只能造就工匠，不能造就艺术家。2.因为工匠们缺乏独创的因袭之风，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所以陶瓷艺术长期被排挤在主流艺术之外，只属于“次艺术”的范畴。因而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工匠们的陶瓷艺术创作，既无详实的史料记载，更无形而上的理论支撑，缺乏理论建构。中国发明的高温烧造的瓷之器，尽管向世界各地大量输出，并深刻地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但在中国的艺术文化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与此相反，以文人画为主导的“中国画”，却能成为“国”之画，在中国艺术文化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却有难以走出东方文化系统的障碍，无法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艺术文化的这种认识偏差，笔者认为，极有必要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
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偏差与偏颇中，中国陶瓷艺术的文化身份，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过。尤其是近现代以降，陶瓷艺术中有多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出现，如陶瓷绘画等，产生了很强的社会效应，也建立起了广阔的艺术文化生态系统，但人们的惯性思维，仍然把它纳入工艺美术的范畴中。
把陶瓷艺术纳入工艺美术范畴，是沿袭上世纪5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一些艺术前辈们的文化判断，而这种文化判断又基本源自日本的陶瓷文化：在陶瓷艺术领域，只存在装饰设计，而陶瓷装饰设计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景德镇的“瓷画”，只是“简单地把国画搬上陶瓷”而已。
中国作为一个陶瓷文化母国和陶瓷文化输出大国，其发展途径肯定是和日本、欧美不一致的，也必然会有许多他们所不及的新创造。如在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就有一批新安派文人画家介入画瓷，以画家的主体意识和情感表达，取代理性思维的陶瓷装饰设计，建立了瓷上浅绛彩的陶瓷绘画形式——当时称之为“瓷画”。这种以艺术家的主体创造意识为主导的艺术形式，是把器皿和瓷板作为艺术表现的载体。应该说，这是中国陶瓷艺术的一种新的突破。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已有成千上万的画家来到景德镇画瓷，坊间称之为“景飘”。而景德镇亦有大量制瓷工人，到各大城市设点，满足各地画家画瓷的热情。这种“瓷画”热情的产生，难道是空穴来风？是这些画家仅仅把国画搬上陶瓷而已？事实上，画家们在瓷上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不但建立了自己丰富的艺术语言系统，而且还有许多特殊的表现方式，是国画、油画无法表达的。可以说，陶瓷绘画的综合艺术表现力，已经远远大于国画。为此，上世纪5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批专家教授们，提倡陶瓷装饰设计固然无可非议，但反对“瓷画”，却属偏颇。这种偏见不但见于50年代，并且一直影响至今！黑格尔有句哲学名言：凡存在即合理。中央工艺美院这一“拿来主义”的学术思想，以区区日本陶瓷艺术文化格局，套在中国陶瓷艺术文化之上，就不免如削足适履，叫国人有切肤之痛！这是缺乏文化自信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侏儒现象。
对“现代陶艺”中洋奴思想的批判
当我们今天重提对“洋奴思想”的批判时，已不是站在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无知地拒绝对西方文化的引入和它的入侵。恰恰相反，我们今天已能站在一个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高度，有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重建东方文化系统的知识和经验。但是，随着大量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并不排除部分国人、部分领域有囫囵吞枣、盲目跟风的民族文化自悲心理！譬如，对西方的艺术革命并由此产生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文化，国人还缺乏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文化层面、哲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来加以认识！欲速则不达，一个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革命“颠覆”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西方艺术文化也在革命的“颠覆”中乱了方寸——在经过后现代的“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之后，已找不到方向了！最后，革命所建立的庞大利益集团，不得不在理论上进行妥协，提出“艺术进入了多元时代”。并对他们过去“造了反”的架上绘画、架上雕塑——那些被他们视为死亡了的、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艺术形式，不得不承认它们还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但他们还牢牢抓住“当代性”这顶具有霸权思想的冠冕——只有那类在对艺术本质的表现上，显得简单、空洞、苍白而又与“众”不同的“语境”，才是“当代”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也包括“现代陶艺”。然而西方的经济危机，让这个具有文化霸权色彩的利益集团，失去了最后的支撑。因为靠革命强势和文化霸权强势，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片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态系统！
“现代陶艺”的出现，如同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一样，因为颠覆的是艺术文化的灵魂——艺术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因此，“现代陶艺”中的许多作品，依靠的是强势宣传，强势“阐释”，才能获得暂时的存活。但因为缺少文化共性，就无法与他人沟通，只能成为“艺术家”个人的窃窃私语。面对这类作品，当人们说“看不懂”时，它体现的不是陶艺家的“观念”的“高深莫测”，恰恰相反，体现的正是陶艺家的肤浅、单薄和空洞。这类所谓“当代艺术”中的“现代陶艺家”，所展现出来反理性的人的“自我膨胀”，正是把艺术接受对象——受众，看成是艺术的“群盲”，文化中的“低能儿”——是他们改造的对象，而他们却是“上帝”。这种状况，把文化中的是是非非也给彻底颠覆了！
所谓“现代陶艺”之所以还能在没有艺术文化生态系统支撑的情况下延生下来，是因其中有一批有理性的陶艺家，悄悄地把被他们“革命”了的艺术审美意义，重新带进了自己的创作中。他们还能在对艺术的形式规律，或对艺术本质的反思中，建构起自己艺术创作的审美追求。如美国著名陶艺家温·海格比，和他那具有代表性的“科罗拉多大峡谷”陶艺作品，就还能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作品中，建立起了与人类精神沟通的文化通道——艺术的审美内涵。事实上，像温·海格比和他的陶艺作品，也是作为西方“后现代”休闲文化中的“现代陶艺”，少数的几位明星和几座灯塔。因此，现代陶艺只能重新在理论认识上进行反思，重新招回艺术的灵魂——艺术的审美意义，彻底摆脱革命颠覆的乌托邦幻想，摆脱“先锋”、“前卫”意识的自我膨胀。艺术家充其量只是个有思想，掌握了一种感性表达方式而又有创造性的普通人，他既成不了时代的弄潮儿，也成不了先知先觉，更成不了上帝！只有重新回到人间，才有出路。选择，是需要大智大慧的，尤其是青年一代，盲目跟风的冲动不可取，避重就轻、避实玩虚，拿“洋”虎皮当大旗的投机取巧，玩小聪明更不可取。
确立当代陶瓷艺术分类新格局的文化依据和社会依据
我们过去所说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是指以古希腊文明为起点的欧洲文明——以微观实证建立起的科学认识系统。但在二战以后，由于美国科技和经济的强势崛起，现在实际上是形成了“美国文化中心论”——由欧洲转移到美国，并形成了强势文化霸主地位。以及它动用政治、经济来支撑这一文化战略，（参阅河清专著《艺术的阴谋》一书）这也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与美国所提倡的民主精神是相悖的。世界文化的建构、传播与繁荣，也是需要建立在民主精神之上。美国是一个文明史很短的国家，如产业陶瓷的装饰设计、传统陶瓷艺术的创作阵地，依然还留在欧洲、中国、日本等地。而中国建立起的陶瓷绘画，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了，但这种艺术形式在欧洲、澳洲、日本还刚刚起步。美国所具有的只是“现代陶艺”。实际上美国关于“现代陶艺”的文化内涵，至今还没有梳理清楚。正如美国著名抽象表现主义批评家格林伯格所言：“20世纪的艺术还需要在21世纪重新检讨。”为此，以美国“现代陶艺”为中心，以后现代文化为基础所建立的“世界陶艺家协会”，在文化上是缺少认识基础的。关于这一点，美国当代思想泰斗、艺术与科学院主席丹尼尔·贝尔，在他的重要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艺术革命建立起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事实上，美国陶艺家对陶瓷文化知之甚少。像温·海格比来到景德镇，看见景德镇蕴藏着如此丰富的陶瓷艺术表现形态，潜藏着如此丰富的艺术表现语言，也为之震动和兴奋不已。中国不但是世界陶瓷艺术文化的母体，世界最大的陶瓷文化输出国，更是一个能海纳百川、吸收一切健康文化的文化大国，因此，陶瓷艺术文化领域的文化判断，是中国最有文化能量担当的领域。
当代陶瓷艺术重新分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西方“现代陶艺”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强势登陆中国之际，第一位传播者是笔者的一位好友——美籍华裔“现代陶艺”家李茂宗先生。当时的那种强势文化氛围，笔者也曾被其“威武”之势所震慑——跟他学起了“现代陶艺”，观念和年轻人一样突然“更新”——反传统“破旧立新”，纵情玩了数月陶艺之后，虽然也创作了一批颇具“前卫”色彩的作品，但却深深地感到困惑，人类无数艺术家倾其一生建立起的艺术创造的文化传统，积累起来的创造力和造型基础，在此全然“过时了”？“现当代艺术”创造就不需要这些基础性的积淀？只要“观念超前”、“灵机一动”的“率性一挥”，就能创造出走在时代前面的“当代艺术”？“创新”就是这种人类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感知的空洞、简单、苍白的艺术表现？人类数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和传统就此真的断裂了？没有意义了？笔者不相信这种神话！不得不抛弃了所谓的“新观念”，下决心弄清楚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本质。经过近30年的研究，笔者不但找回了文化自信，而且对西方艺术革命中的“当代艺术”，以及它的文化、社会背景、哲学基础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这段阐述是企图说明，我们提倡的包容、改革、创新的艺术观念和强势革命颠覆的“前卫”艺术观念，当它在同一人身上发生时，两者之间的轻、重、厚、薄便一目了然了。这种文化自信的回归，是我们重新掌握文化话语权必不可少的历练——我们必须要有高屋建瓴的文化视野和文化自信。
有了这种视野，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人在面对“当代艺术”、“当代陶艺”、“陶瓷工艺美术”等一系列概念时，很多情况下，常常不敢有一个中正、公允、客观的文化判断，致使我们在认识上、文化行为、文化现象上产生混乱。这也是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及对西方的现当代文化，没有建立起足够的理性批判精神。当许多人面对西方的“当代艺术”说看不懂时，他们被震慑了！不但不敢说“不”，而且往往还会盲目地唯“洋”是从，甚至“助纣为虐”！这样的后果是：我们陶瓷艺术的发展，哪里是方向？在人们的视野中模糊了。我们对各种陶瓷艺术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标准？人们愕然了。对艺术创作中的“自我表现”，“自我”是什么？“自我”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自我”和社会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人们也很难说清楚。有些艺术家的“自我表现”，膨胀得像打了气的气球，只是在空中飘浮着，没法落地。于是，艺术教育，陶瓷艺术教育出现了问题：那些带着膨胀的“自我”走进社会的青年“艺术家”，很快就感到无法适应。并且，国内照样有许多大学为追赶文化时尚，仍然掀起了办“陶艺”专业热潮。但长期以办“陶艺”专业为主打方向的陶瓷学院，却尝到了苦头，迫于社会“抵制”——出于不需要过多的这类陶艺人才，突然停办了。这一热一冷，足以说明陶瓷艺术文化界、教育界在认识上是何等的混乱！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和盲目性，既误导了艺术管理，也误导了对陶瓷专业人材培养的教育，还误导了几代青年人！尤其是陶瓷艺术教育的乱象环生，与对陶瓷艺术类别、科目概念的模糊认识，是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对当代陶瓷艺术领域进行重新分类，已迫在眉睫。
当代陶瓷艺术的类别、概念、范畴及学术定义
（一）、关于工艺美术定义的文化内涵和范畴的界定
1.当我们考察一个概念时，首先是应该从逻辑学的角度，确定本质所规定的内涵，再到表象所囊括的外延。工艺美术的内涵，首先是物质的、使用或实用的；然后才是美化的，包括造型的美化和对物的装饰美化。因此工艺美术首先是有物质使用和精神审美双重属性。
2.工艺美术一方面是制作的，既包含手工制作，也包含机械制作。另一方面，为了更好、更准确地体现人们共同的审美要求，无论是美化造型，还是美化器物装饰，它必需要反复推敲，把多种思考图式、样式反复进行比较，去芜存菁，选出最佳方案。因此，它是有序安排、设计的。
3.由于物的制作是服从多人使用需要，因此，制作上最大的量化要求，只有使制作便捷化才能达到。这就要求在造型设计、器物装饰设计，都要在量化的制作要求和装饰审美要求之间，达成妥协和平衡。这种服从多人的审美要求，就弱化了设计者个人审美趣味和追求。这种必须带有大众化、规范化的审美表现，则同样要求设计中带有更多的理性思考。为此，工艺美术在精神层面上，理性的安排、设计，远远大于感性的表达，公共属性要求大于个性特征要求。
凡是属于这类物品、器物制作和美化的造型艺术，均属于工艺美术范畴。
（二）、当代陶瓷艺术的三大分类：陶瓷装饰设计、陶艺、陶瓷绘画
1.陶瓷装饰设计，无疑是属于工艺美术范畴。陶瓷装饰设计这一概念的文化内涵，在工艺美术概念三层逻辑分析中，已基本表达明确。即便是实用功能大大弱化，审美功能占绝对主要地位的器物装饰设计，它也离不开工艺美术概念中的三层逻辑分析内容。尤其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装饰的文化内涵，主要还是以理性的安排、设计为主导；以器皿造型的审美要求为主导；设计者在艺术表现中，情感的表达仍受到制约，仍然处于被动的地位。
此外，陶瓷装饰设计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它注重形式的装饰性、整齐性、构成性、对称与平衡协调性。因此，理性唯美的设计意识，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这种艺术表现特点的要求，无论是产业陶瓷造型装饰设计，还是陈设陶瓷的造型装饰设计，均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也是无可非议的。
2.当我们提出“陶艺”这一概念时，我们一方面是接受了西方“现代陶艺”中的“陶艺”这一概念。因为在80年代“现代陶艺”这一概念出现以前，中国还尚无“陶艺”这一概念，多以“陶瓷艺术”囊括一切。至于所谓“现代”一词，是明显的带有西方艺术革命文化霸权专制色彩，理应排除。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关于陶艺概念，也摒弃了“现代”这一词汇和概念。因为日本陶瓷界，主要是欲把日本各种传统制陶技术囊括在内，如“备前烧”、“荻烧”、“有田烧”......等，所以统称陶艺。但日本更注重的是工艺传承，为此它把陶艺仍纳入工艺美术的范畴。
日本关于陶瓷文化的“盘子”，当然远没有中国大，制陶制瓷的各种表现形态，也远没有中国丰富。当我们提出“陶艺”这一概念时，它应该是除陶瓷的装饰设计外，除陶瓷绘画的“画“之外，一切有特殊表现手段的陶瓷艺术的表现形式。它包括以下这三个方面：①它除囊括中国各种窑口各有特色的制陶制瓷技艺以外，也包括把人类传统制陶制瓷技艺中，许多被抛弃、被边缘化和遗忘的技艺，重新汇集起来，如盘泥条、泥板成形等，为创新提供许多“新”的表现方式。②它也包括传统雕塑的各个方面：如圆雕、浮雕、捏雕、堆雕、镂雕等各种陶瓷雕塑，并有“塑”、“彩”并置，“塑”、“印”并用之法。这类具有特殊技艺的表现形式，均应列入陶艺范畴。并且，它同样可以为陶艺创新提供许多有效的表现技法。③受西方“现代陶艺”、“当代艺术”影响的中国“现代陶艺”，我们抛弃“现代”意识，只是抛弃西方“文化霸权”意识，并不反对它的创新意识。因为西方“文化霸权”所标示的是：唯我独“现代”，唯我独“当代”！其他形式，都意味着“过时”。我们重新梳理“现代陶艺”，所要提取的是陶艺的创新精神，这不但是陶艺所要奉承的，也是一切艺术所要奉承的。而我们所要抛弃的是以下三个方面：①陶艺创作的“观念”化——或称之为“观念陶艺”、“观念艺术”。艺术作为人类所需要的一种文化，它永远是以一种感性的表象形态出现的——以感性的动人力量而呈现。这种动人力量是需要真、善、美的精神支撑，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思想”、“观念”的内容。但“思想”、“观念”无法取代动人的表象，它只能作为“动人表象”后面的精神支撑，不能走上“前台”。思想观念只有通过逻辑思辨、逻辑实证才可能获得“前台”表现的可能。因此，它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哲学范畴，而不是艺术。②“现代陶艺”只有从空中的“海市蜃楼”回到人间大地——人类文明积累的传统，所谓“接地气”，才能焕发新的生机。一切文化传统永远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创新的起点。颠覆文化传统，就是颠覆人类文明成果，只会让自己远离艺术文化生态系统，让自己反陷入孤立。③重新找回被颠覆了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审美意义所体现的艺术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并且是以感性形态呈现的精神家园。因此，只有人类普遍认可的审美要求，才是艺术家个人与他人精神对话的通道。一切有作为的陶艺家，只有收起那无法与他人精神沟通的自我膨胀的“独创”，让具有审美精神的“创新”回到大地，变得实在鲜活起来，回到原本的意义上，独创才具有生命力！
3.为了确立陶瓷绘画——“瓷画”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姑且借用西方包豪斯学院创始人格罗佩斯的“理论”。他在艺术革命不断花样翻新的危机中，为了开拓艺术表现空间，曾在20世纪30年代号召艺术家到工艺美术领域中去，与工艺美术相结合，开辟新的艺术表现空间。中国虽然没有“响应”格罗佩斯的号召，但却在早他近80年，便有安徽新安派的文人画家到景德镇，与工艺美术结合了，派生出了“瓷画”，这应该是“理论”依据吧？然而我们认识的主要依据还是要通过以下的理性思辨来确立。（1）艺术家能否把陶与瓷的材料作为像宣纸、油画布一样的载体来加以利用？即便是器皿。关于这点，公元前五个世纪古希腊艺术家已证明了。同时在中国瓷出现以后的元、明、清时代，就有了“通景”式的绘画元素。只要摒弃图案，把“通景”式的画面加以扩展，就是纯粹的陶瓷绘画形式。（2）绘画突出的是画家的主体意识，它包括艺术家的情感表达、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追求、艺术表现中自由精神的追求、艺术表现中文化内涵的追求。这一切，均能在陶瓷绘画中得到全面的体现。陶瓷装饰设计则不然，艺术家的个人主体意识受到严格的限制：他要考虑受众——艺术接收对象的群体性的审美要求；要考虑器皿造型特点要求，因此，创作中个人情感的表达，就不可能收放自如，个性化、风格化、自由化的追求，也受到群体性审美要求的严格限制，而对文化内涵的要求也受到群体性接受对象的理解限制。通过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比较，在陶瓷绘画中个性大于共性，感性的表达大于理性的思考；艺术表现上的丰富多样性，大于表现上的整齐、统一性；艺术表现上人文精神的丰富深刻性，大于大众要求的表层性和通俗性。而陶瓷装饰设计要求正好与此相反。这就是陶瓷绘画能独立于陶瓷装饰设计之外真正的理论依据。诚然，陶瓷装饰设计，陶艺、陶瓷绘画，这三大概念虽有各自独立的文化内涵，有本质的独立性和相互的区别，但这三者概念的外延，又有不少相连接、交叉之处。也有可能在创作过程中，在交叉中产生质的变化，产生概念的转换。
通过以上理性思辨中的比较，我们首先可以在理论上肯定陶瓷绘画独立存在的认识意义。而且事实上，陶瓷绘画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在一批“中生代”30多年的探索中，不但超越了新安派文人画家们创建的瓷上浅绛彩，超越了“珠山八友”的粉彩等，而且也超越了自我，他们挑起了让陶瓷绘画应该成为中国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的历史使命。因为陶瓷绘画当今所形成的艺术综合表现力，无论是语言形式表现的丰富性、色彩表现的丰富性、各种艺术处理、肌理表现的丰富多样性、各种材料质感表现的丰富性等等，都是中国陶瓷艺术中最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形式。它的独立存在不但是必然，也是文化国策的时代要求。这一提法的现实依据是：①到目前为止，为了适应陶瓷绘画的要求，在制瓷工艺技术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能烧造五六米长的，1350摄氏度高温大型瓷板；三四米高的高温大型器皿。这种工艺制作上的“大”，为艺术表现提供了足够宽阔的活动舞台。②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用高温还原焰烧制如此丰富的色釉绘制的瓷画，它的神秘的可控性和不可控制性，为艺术表现魅力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釉下的艺术表现方面，能有中国如此丰富的色彩和艺术表现手段。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陶瓷釉上表现艺术方面，能有中国如此丰富的表现手段。⑤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陶瓷绘画的艺术表现上，能跟上中国的步阀，探索得如此之深、走得如此之远！
中国的陶瓷绘画艺术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艺术探索和工艺准备，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由于科技和物流的发展，它能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扎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瓷材料具有26万年的保存寿命，它不但能让一切画家在这一艺术形式上自由驰骋，而且它那丰富多彩的艺术语言系统，可以为一切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提供无比宽阔的表现舞台和发展空间。
由于陶瓷绘画的发展潜能还不为社会广泛了解，又由于它还处于工艺美术的卵翼之下，所以其发展是极不健康的。工艺美术存在一些移植、临摹、借鉴等陋习，在陶瓷绘画表现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创造意识薄弱，致使陶瓷绘画还难以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充满信心。一个新的艺术品种的成长和发展，是需要一批有责任且又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共同努力，目前这个群体正在聚集和发展中，这是我们看到的希望。
在中国欲重建文化大国，迅速发展“软实力”的当务之急中，我们要主动争夺世界陶瓷艺术文化的话语权，对21世纪的陶瓷艺术进行重新分类与重构，并从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中，确立陶瓷绘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与国、油、版、雕等艺术形式并驾齐驱，走上快速发展之道，这不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文化战略的需要。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国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陶瓷绘画，陶瓷艺术，必将迎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并将逐步走上引领世界陶瓷艺术发展的舞台。
陶瓷与考古有什么关系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陶瓷与考古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历代古陶瓷在国外特别引人注目，身价不凡。有些极有价值的中国古陶瓷珍品，在国外著名的博物馆收藏被视为价值连城的珍宝；近几年国际上掀起一股“中国古陶瓷热”的浪潮，一九七七年在南朝鲜新安海底中打捞的一万二千多件中国古陶瓷，轰动了世界，许多考古学家如获至宝，仔细地研究了从新安海中打捞的确认为元代的中国陶瓷，发表了许多论文，从打捞出的陶瓷器皿发现许多问题，特别是使人们更加了解元代贸易陶瓷的性质和作用，并对当时东亚陶瓷贸易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凭据。
瓷都景德镇的古陶瓷闻名世界，一九八二年在轻工业部和中国硅酸盐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上，来自澳大利亚、德、日、英、美等国的学者和专家在上海开完会后，风尘仆仆专程来到景德镇陶瓷馆参观，他们对古瓷陈列室看得特别仔细，日本的著名陶瓷专家三上次男，英国政治活动家、考古学家艾惕思等学者为了一块古瓷盘的考证，几乎蹲在地上研究了半天……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古瓷来研究中国历史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
凭借陶瓷帮助考古有很多长处，陶瓷有一个特点，它与丝绸、书稿等不同，书稿、丝绸容易腐烂不易保存，而陶瓷器都是永久性的，陶瓷器就是打破了，也还有碎片存在，有碎片就有考证的一线希望。有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名叫惠勒，他说：“十世纪以后的坦噶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就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因为一九五五年前后许多考古学家在那里做过考古调查，曾发现在五六十处古代遗址中都有中国瓷器。也有些非洲国家的古代遗址的时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就是《作为古代中外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说明我国瓷器对研究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历史的重要性。
古陶瓷在我国考古学上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物，只要我们掌握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到各个时期瓷器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时期的陶瓷制品的造型、装饰、釉色等，它就能帮助我们断定遗址和墓葬时代，从而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些遗址和墓葬，没有具体的年代记载可寻，在这种情况下，陶瓷器就普得特别重要了。因为每个遗址与墓葬出土文物一般说来陶瓷器是很多的，就是对一些具体年代的墓葬，也就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如墓是否完整，有没有破坏过，是否有晚期墓葬的混入，如果早期墓葬发现较晚的陶瓷器，说明该墓可能混进了其它较晚的墓葬，也可能是盗墓的人带进去的等等。
对于有些古陶瓷的造型特征，年代的考证，也便于我们考古学者认识和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情和其它许多问题。如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的秦始皇陵中宏伟壮观的秦俑群，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这些数以千计的兵马俑组成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它说明我国古代丧葬制度是阶级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秦始皇地上王国的地下的再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而且为我们研究秦代烧陶技术和雕塑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陶瓷是外交史上友谊的纽带。我国陶瓷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声望。远在唐代中国瓷器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与海路销售海外，传播到世界各国，所以人们在今天研究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历史时，陶瓷器也是一个重要的友好象征。因为历史上的交往，中国的古陶瓷在外国出土以后，必定给我们留下了考古学上的特证。日本陶瓷考古家三上次男先生在他的著作《陶瓷之路》里提到“陶瓷”在这方面的作用时说：“总之，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我国陶瓷历史十分悠久，古陶瓷、古窑址和其它文物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更要十分珍惜和爱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