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江南，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迷蒙的烟雨，而在烟雨飘零的江南，也孕育出了一种和烟雨一样如梦似幻的瓷器—粉彩瓷。
粉彩也叫“软彩”，是釉上彩瓷器的一个品种。粉彩瓷的彩绘方法一般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用干净笔轻轻地将颜色依深浅浓淡的不同需要洗开，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淡明暗之感。由于砷的乳浊法作用，玻璃白有不透明的感觉，与各种色彩相融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淡绿，黄彩变成浅黄，其他颜色也都变成不透明的浅色调，并可控制其加入量的多少来获得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的色调，给人粉润柔和之感。
早在清朝康熙后期，景德镇的粉彩瓷就已问世，雍正时相当精致，乾隆年间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到了民国时期，“珠山八友”留下很多粉彩画的瓷器珍品，其领袖人物王琦，将一般的绘瓷方法应用于绘瓷板人物像，画技精深，画风新颖，被人们称为“神技”。粉彩瓷器使用“玻璃白”，并与绘画技法紧密结合，这是景德镇陶工们的一项新的创举。经研究化验，所谓“玻璃白”是不透明的白色乳浊剂，属氧化铅、硅、砷的化合物，利用其乳浊作用，可以使彩绘出现浓淡凹凸的变化，增加了彩绘的表现力，让画面粉润柔和，富于国画风格，因此博得“东方艺术明珠”的美称。
粉彩瓷装饰画法上的洗染，吸取了姐妹艺术的营养，采取了点染与套色的手法，使所要描绘的对象，无论人物、山水、花卉、鸟虫都显得质感强、明暗对比、层次分明。采用的画法既有严整工细刻画微妙的工笔画，又有渗入淋漓挥洒、简洁洗练的写意画，还有夸张变形的装饰画风。
粉彩瓷器工艺是中国瓷器工艺史上的一大创新，它所反映的中国古陶瓷器工艺处于高峰时期的面貌，令后世的人们无尽地回味。
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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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之盛：千峰翠色龙泉窑
那是一些钟灵毓秀的器物，历经风霜，却依旧笑傲江湖；那是一些青翠的精灵，弥散着幽幽的青光，仿佛摇晃着一个春天的气息；那是一些璀璨的生命，充盈着一种无法触摸的魅力，历久弥坚，让人魂牵梦萦。那些精美的器物，就是被誉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龙泉青瓷。
龙泉窑发轫于三国两晋，兴于五代，盛极于宋元，衰败于明中叶，清中期后淡出历史舞台。早期的龙泉窑烧造陶器，从五代开始，龙泉窑真正进入了瓷器时代，烧造时间贯穿了整整1600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且从未断烧的名窑，龙泉窑书写出一篇绚丽的华章，缔造出一个强盛的青瓷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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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有哥窑和弟窑之分。在“瓷国春生、名窑竞芳”的两宋，龙泉窑占得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哥窑，位列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其一。在这里，我们按照釉色和胎骨对哥窑和弟窑进行甄别。哥窑梅子青釉，釉面多开裂，俗称“冰裂纹”，胎骨铁黑，风格古朴，有金丝铁线、紫口铁足之称。作为哥窑的兄弟窑，弟窑白胎厚釉，色泽柔和，温润如玉，青翠欲滴，烧造质量略逊于哥窑一筹，但总体水平仍领先于国内其他窑口。
朱琰的《陶说》有诗云：
龙泉兄弟知名久，
甄土新裁总后尘。
独有流霞在江上，
湖中高隐得诗人。
朱彝尊在《清曝书亭集·古林哥窑砚铭》写道：
丛台澄泥邺宫瓦，
未若哥窑古而雅。
绿如春波停不泻，
以石为之出其下。
朱琰将龙泉青瓷的釉色比作一江春水、一湖碧波，将青瓷比作隐居在湖光山色的高士，高深莫测；朱彝尊将名砚作了比较，他感叹道，丛台出产的澄泥砚和邺宫瓦制成的瓦砚都是一代名砚，却都不及哥窑瓷砚古朴典雅。哥窑瓷砚的绿釉宛若春水，碧波荡漾，而石质的砚台更是无法与它相媲美啊！
我仅在此摘录两首吟颂龙泉青瓷的诗歌，足已说明文人墨客对它的青睐有加，不吝惜留下精美的诗篇来赞美它。而老百姓则往往以传说的方式口口相传，使得龙泉青瓷以神秘的方式根植在子孙心里。
说的是北宋时，有章氏俩兄弟在大窑烧造青瓷，哥哥章生一，弟弟章生二，都是制瓷界绝世高手。宋代的瓷器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哥哥的烧造技术更加精湛，生意应接不暇，货源供不应求。弟弟在抢占市场中处于下风，心怀嫉恨，为破坏哥哥的声誉，弟弟就在哥哥配好的釉料中偷偷地添加了草木灰（草木灰里含有大量的碳酸镁，烧造时将直接影响瓷器釉面的膨胀系数）。生一与往常一样祭窑，摆上香案，供奉三牲，跪在窑前叩拜，企求窑神保佑。6天后，出窑了，捧出的瓷器釉面全部开裂，而且裂得很奇特，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鱼仔纹，还有的像蟹爪纹，眼看一窑的瓷器变成一堆废瓷，生一只好硬着头皮运到市场去处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种带有裂纹的青釉瓷一投放到市场，就引起人们的猎奇，瓷器居然一售而空。于是生一就研制秘方，专烧冰裂纹的青瓷。就这样，名震天下的哥窑在弟弟的暗算中诞生了。这出传说见诸明代《七修续稿》之类的文字。在我看来，这则传说不足以信，这是古人对精美绝伦瓷器产生敬畏，却苦于无法解密哥窑烧造技术，便以杜撰来猜测哥窑的神秘。至于哥窑的釉面开裂现象，我想一定是源于某次窑变，生一受启发，遂进行反复摸索和试验的结果。
中国庞大的青瓷窑系中，驰名天下的有越窑、瓯窑、婺州窑、龙泉窑、官窑、汝窑。所有这些名窑中，尤以龙泉青瓷最成熟、最杰出。龙泉窑与越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早期龙泉窑深受越窑影响，但在越窑原料受限、市场开始萎靡的时候大放异彩，一统青瓷江湖。如果把龙泉瓷和其他各名窑青瓷相比，越窑发祥最早，但工艺技术尚未进行全面成熟阶段，釉色多青黄不一，接近于艾色，虽被陆羽评为“如冰似玉”，但和玉尚有很大差距；瓯窑的缥瓷则釉薄而色淡，青中闪白，稍显色嫩；婺州、寿州、岳州、鼎州等青瓷，釉多黄褐，且斑驳不纯；北方的耀州窑、临汝窑，釉薄胎厚，以黄绿色居多；北宋汝窑，质量上乘，但产量极其稀少；官窑有着极美的粉青釉，但存在开片的缺陷，尚存在胎釉间膨胀系数不一致的硬伤②。龙泉青瓷釉层晶莹如玉，温润剔透，无论在工艺上、艺术上均为青瓷翘楚。龙泉窑的工艺技术和烧造技艺是中国青瓷文化之集大成者，其烧造历史之长、数量之众、在世界影响之广大也让其他名窑望其项背。众多的名窑像众星拱月一样,捧出了风韵绝世的龙泉窑！
两宋时期龙泉青瓷发展到了巅峰，青瓷品种繁多。外贸需求进一步扩大，内需市场的全面打开，南北文化的交融互补，雄厚的资金投入，技术的高度集中，龙泉窑系集约型优势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到了南宋晚期，龙泉窑一窑做大的形势日趋明显。南宋时期的器物最能揭示国人尊重自然、道法自然的和谐心态，更加注重文化风范，从根本上提升了青瓷的品位，一步一步地朝着极致逼近。这个时期的瓷匠极具禀赋与悟性，烧造出了湖泊一样的碧绿，森林一样的青翠，玉一样宁静的釉色。突破了器物光面的局限，一些民间喜闻乐见的动植物和神兽图案，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器物图案以浅刻、细划、剔花为主。线条圆润，矜持，细腻，秀雅，凹凸分明，画面传递出强烈的立体感，传达出震撼的艺术冲击力，塑造出了理想中的一切。这一时期，以莲瓣碗、莲花盘、凤耳瓶、螭耳瓶、钢筋炉、桃式把杯为代表的国宝级别珍品层出不穷。
宋元交替，风起云涌，在北方窑口遭到大规模破坏时，偏居浙西南山区的龙泉躲过了战争的蹂躏。元朝延续着南宋对外贸易政策，鼓励互市，大规模地贸易和集群生产优势，奠定了龙泉中国制瓷中心的地位，龙泉窑迎来了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元代的龙泉青瓷体现了大国心态，一跃成为世界性品牌商品，通商范围之广，居我国名窑之首。元代统治者钟爱青瓷，我想一定是青瓷的釉色一如宽广的草原，勾起了无限的乡情。他们手捧青瓷，情不自禁轻轻哼唱：“绿色草原是我的家，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低回的曲调来。元代龙泉青瓷型制比南宋时大气，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粗犷霸气，胎体厚重，制作手法庄重，超拔，不拘泥小节，线条游刃有余，显现出雄壮时代的威武气概。这一时期的精品以葫芦瓶、荷叶盖罐、双鱼洗、凤尾尊为著。中国瓷器历经了两宋的百花齐放进入到元朝龙泉窑的一统江湖。
时间进入明朝，龙泉窑达到了历史上第三次发展高峰。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大明会典·卷194》）。这里的“饶”是指江西饶州府，就是今天的景德镇，“处”是指浙江龙泉。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明洪武至宣德年间龙泉窑曾经烧造宫廷和官府使用的瓷器。龙泉窑进入了民窑和官窑混烧阶段，龙泉窑在很多地方都显现出官窑的范畴。龙泉青瓷呈现出皇家贵态，由于朝廷资金的大幅注入，这个时期的器物特点非常明显，器物精美，器型气派，纹样精细，釉色温润，制作极其工整，一丝不苟，不计成本。不少瓷器的特征与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官窑器物十分类似，说明了明初至中叶，国家制瓷中心仍由龙泉和景德镇共同承担。龙泉青瓷被皇家大量用于收藏、御用和赏赐，或者馈赠给外国使节。今天，在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藏品中，在非洲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里，都可以找到它幽灵一般的身影。
龙泉青瓷在历史中最后一次引起轰动是在康熙中期。远洋中国的法国商船“昂菲得里特”号满载一船龙泉青瓷，在塞纳河码头灿烂的阳光下开箱验货的时候，法国人第一次见识到路易十五王冠上宝石一样湛绿的瓷器，他们惊呆了③！要知道，当时的法国贵族还在使用沉重的金属器皿，一般的百姓使用的只是粗糙的陶器，他们惊愕于世上竟有如此精美的工艺品，一时间居然找不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溢美之词。正好杜尔夫所著的《牧羊女亚司泰来》在热演，亚司泰来的情人雪拉同身披青色斗篷，与龙泉青瓷色泽如出一辙，高尚的爱情和高贵的瓷器被浪漫的法国人巧妙嫁接在一处，于是便以“雪拉同”(Celadon)来称呼龙泉青瓷，Celadon登上了欧洲豪门望族的大雅之堂。龙泉青瓷迅速在法国走红，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龙泉青瓷成为洛可可时期一道绚烂风景。
从此，Celadon成为了龙泉青瓷的特用名词。事实上，法国人认识的龙泉青瓷已经进入了没落时期，此时的青瓷质量距离宋元鼎盛期已经相去甚远，倘若他们瞻仰到宋元龙泉瓷，极具丰沛想象力的法国人不知道会将何种超拔之词冠于龙泉青瓷。
1998年10月13日，中国邮政首次发行陶瓷系列邮票第7套“龙泉窑瓷器”，全套共4枚，分别是北宋五管瓶、南宋凤耳瓶、元朝葫芦瓶、明代刻花三果执壶，它们代表了龙泉青瓷在各个时期鼎盛时的精品。
在西湖边的浙江省博物馆，我有幸观赏过凤耳瓶，青釉，平口，折沿，长颈，颈部两侧各置一凤耳，器物稳重端庄而又动感十足，含蓄内敛而又热烈奔放。在强烈的射灯照耀下，器物如蒙上一层轻纱，披上一层薄雾，仿佛衍变出萦纡不绝的春日梦幻，让人产生无限遐想。与如此巧绝的器物零距离接触，毕恭毕敬，双手合十，我就像虔诚的信徒站在它面前，真正理喻到了什么是高贵，什么是震撼，什么是孤独，什么是摄人心魄，什么是绝代风姿。
紫砂文化：政协委员提案 开发保护江南古刹金沙寺
“名山出名寺”，山多林密的宜兴近年来恢复重建了一批历代名寺。可还有一座与当地特色产业紫砂有着密切关系的寺庙，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刚刚结束的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无锡史学会会长汤可可委员打破沉寂，提出了对金沙寺进行规划修复和开发工作的提案。
日前汤可可先生接受采访时，介绍了他提出重建金沙寺、保护宜兴紫砂圣地这一提案的来龙去脉。宜兴紫砂闻名遐迩，关于紫砂壶的起源，主流观点是源自明朝正德年间。宜兴东南四十里处，有一金沙寺，寺中某一僧人，闲时常与制陶缸者相处，便取其陶土，加以团捏，制成壶形，跟随一般陶制品进窑烧制成型。后又有四川参政吴颐山的家僮，随吴到金沙寺读书时，偷学其艺，并留下“供春壶”。后人将“金沙寺僧”和供春并称宜兴紫砂壶的鼻祖。这些事迹最早记录在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上。但金沙寺早已无迹可寻，即使宜兴紫砂圈内，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
“去年夏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突然想到为金沙寺提案。”汤可可说，他在《中国紫砂》杂志上看到了《探寻金沙寺》的文章，文中介绍了紫砂爱好者对金沙寺的探访，并在该寺遗址附近发现不少遗物和传说,他深为所动。
根据汤可可的介绍，记者昨天联系了《中国紫砂》编辑部的有关人士。对方介绍，2008年夏，该编辑部组织宜兴紫砂艺人，曾在湖进行了一番寻访。在《湖镇志》编辑者杨明俊的帮助下，得知金沙寺在湖西街村寺山南麓。原是唐昭宗时宰相陆希声避战乱所建，后改禅院，即金沙寺。宋熙宁三年赐额“寺圣金沙”。苏轼在这里喝过茶；岳飞在寺里驻过军、题过词。后来这金沙寺又成为明代宜兴进士吴颐山读书的地方。鼎盛时，该寺有房屋千间，明嘉靖年后，该寺屡修屡毁。解放初期，该寺仍留有数间僧房，并有一棵传说岳飞拴过马的银杏树。考察人员发现，现在的金沙寺遗址处在一片农田里，背靠的山麓因开石已破坏了原貌，寺庙的基础上已经建起民宅。但在当地一些农民家中，仍然保留着一些金沙寺的碑刻、石质构件。附近还有寺僧的墓葬，曾经留下苏轼“竹符换水”传说的金沙泉仍然在流淌。作为专业的紫砂刊物，他们认为金沙寺维系着两位宜兴紫砂的宗师级人物，这里无疑是紫砂的圣地。应该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
汤可可表示，金沙寺在宜兴地方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这寺庙的开发保护工作，他建议：第一步可以先由专业部门进行遗址和文物调查，查清金沙寺的历史和遗址现状；第二步是划定保护区；第三步是可以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规划恢复和开发。记者在互联网上检索，发现一些宜兴人士近年也有类似呼吁，建议政府挖掘金沙寺、金沙泉所传承的人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