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

两宋时代的中国,在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各方面呈现出惊人的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中国是世界瓷器技术的原创国。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作为产量巨大的手工业生产系统,它因胎土、釉色、造型、工艺、装饰等差异而逐渐形成产地特色,俗称“窑口”。从唐代开始,在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期,瓷业之“窑口”达到昌盛阶段。如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之《中国陶瓷史》说: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170多个县市,其中分布有宋窑的就有130多县,占总数的近80%。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分别为北方的定窑系、耀窑系、钧窑系、磁窑系;南方的越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饶州窑系)、建窑系、吉州窑系以及涉及南北宋的官窑系。在十大窑系中,相关窑口至少有百个以上。这些窑系中的“越窑系”止于南宋之初,其他窑系在元初大体还在延烧,但质量明显下降。到元代中后期,建窑、定窑两系退出历史舞台,除少数窑口或窑系以优异特色占一席之地外,其他窑系多趋向衰微,仅“景德镇窑系”尤其是继承唐宋青花工艺的“青花瓷”一支独魁天下。自此,宋代中国南北各地百千瓷器窑口“各美其美、美美共美”的时代便成为历史的定格。其实,宋代还有大量的“窑口”无法进入现有的“窑系”之中,如邢窑、婺窑、瓯窑、宜兴窑、缸瓦窑、灵武窑等等;况且即使被列入某个“窑系”的“窑口”,它自身同样存在特色性甚至内涵的复杂性。

“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场,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划花、塑花、嵌花、绞花、镂花、绘花,在书法、绘画、诗词、印章、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前人总结说汝窑施釉润如堆脂,定窑印花工整严谨,邢窑着色淡雅素静,钧窑色变灿烂如云,耀窑刻花犀利潇洒,磁窑黑白对比鲜明,湖田窑釉碧如天水,越窑色如千峰揽翠,龙泉独擅青梅滴翠,哥窑断纹曲折奇丽,建窑黑彩变幻莫测,契丹瓷追求民族造型,西夏瓷讲求厚实朴茂,女真瓷追慕宋人风韵等等。其实,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实际工艺内容比今人所总结者要丰富百倍,难以摹状,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文化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经驾轻驭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大致可分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文房系、玩赏系、礼仪系、丧葬系等,每个功能系的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面前,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是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唐代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这方面证据有四:一是宋瓷实物在世界各国发现甚多。如东亚的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列国,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中亚的伊朗乃至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宋代文献里也有宋瓷大量外销的详实记录;二是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技术来自于中国的汝官窑;日本的濑户窑也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带动了日本瓷业的诞生;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伊朗、伊拉克一带的伊斯兰陶瓷工艺中也兴起仿造中国陶瓷的风气;三是这时瓷器外销为中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个新的国际化称呼—china;四是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因此而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总之,考古学视野下的宋瓷特质鲜明,富于创造,高贵雅致,光耀古今,她向我们诉说着中华宋文明的高度,折射着中国文化繁盛期的世道人心;她既成就了一个划时代的工艺篇章,也成就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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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宋金磁州窑瓷器、黑与白的艺术


磁州窑系是宋金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系,以河北磁县磁州窑为中心,窑场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广有分布。江西吉州窑南宋时也烧造磁州窑系风格的瓷器。磁州窑系诸窑多是综合性瓷窑,兼烧白瓷、黑瓷、彩绘瓷、三彩陶器等品种。

白瓷白瓷是磁州窑的主要产品,造型以盘、碗最多见,也有瓶,罐、水盂、镜盒、玩具等。白瓷以其胎釉质地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仿定窑产品,胎土经过淘洗,比较细密,胎色白或黄白,釉层较薄,釉质莹润,除底足外通体施釉,其中优质品与定瓷差别很小;另一类是粗白瓷,胎体厚重,胎质粗糙,呈土黄或红褐色,杂质明显,胎上有一层化妆土,多是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有些器物外壁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瓷胎、化妆土、白釉3个层次。

黑瓷黑瓷也是磁州窑产品的大宗,这类产品的造型以罐、碗、瓶为主,也有盘、壶和玩具。胎质粗糙,胎色黄褐,胎体厚重,釉层较厚,黑色纯正。大多数器物是里施满釉、外施半釉,也有些里外均施半釉,有些罐类内壁施釉仅过口沿。黑釉碗除纯黑者外,还有一些油滴、兔毫、玳瑁斑等窑变装饰。绿瓷产量不大,大都是金代产品,主要造型有盆、盘、瓶等。

磁州窑瓷器釉下彩釉下彩绘是磁州窑独具特色的装饰手法,以釉色分,有白釉釉下彩和绿釉釉下彩以彩色分,则有黑彩和褐彩图案,以花卉纹居多,如牡丹、荷花等,也有一些动物图案,如鱼、蝴蝶、芦雁、鹭鸶等,还有少量龙、凤,人物很少见,主要是枕面上的婴戏图。宋代磁州窑的纹饰真切生动,具有生活情趣,最值得一提的是瓷枕的枕面纹饰,除了常见的荷塘小景、风芦鸣鸟、竹菊牡丹以外,最精彩的是婴戏、马戏、动物等纹饰。此外还有大量的诗词歌赋、警句格言等。宋、金磁州窑还生产三彩陶瓷器,尤以金代为多。

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文化因素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皇室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显赫自己的高贵出身,尊老子李耳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武宗一生醉心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唐僖宗时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其间涌现了不少具有社会影响和有学问的道士,如成玄英、张氲、李荣、司马承祯、杜光庭、吕洞宾等,他们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由于唐皇室对道教的推崇和偏袒扶持,使得道教一度呈现十分兴隆的景象。

唐代湖南地区的道教活动频繁,宫观建设兴盛,信众众多。如唐太宗于贞观二年(628),为南岳衡岳观亲书观额。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令著名道士叶法善来南岳封岳,轰动一时。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令道士孙智凉于南岳紫盖仙洞投金简告文,以求长生不老。并于天宝十二年(753)令高力士亲自监制4000斤铜钟一口,赐南岳九真观。唐武宗于会昌元年(841),昭封衡山道士刘元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这一时期湖南地区还兴建了许多的宫观,远近闻名的如南岳大庙、郴州苏仙观、湘西道德观、衡山黄庭观、岳阳大云山祖师殿等等。

唐代道教文化无论是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都进行了广泛的传播。长沙窑作为当时的代表性民窑,不可避免受到了道教文化因素深刻的影响。从出土的瓷器来看,道教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图案、器型和功用、诗歌等方面。

在长沙窑瓷器图案纹饰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鹿、鹤、龟、龙、凤等。鹿的图案在长沙窑瓷器上非常常见。如青釉褐绿彩奔鹿纹壶,该件所绘之鹿为奔鹿,形象生动,线条流畅,动态活泼,充满生活气息。鹿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兽,早在马王堆汉墓的漆棺上,就绘有仙人骑鹿的图案。在道教中,鹿是仙人的坐骑,是得道升仙的理想工具。正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所写:“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据道教著作《太平广记》记载,孝子吴猛最后得道成仙,升天而去,乘的就是白鹿宝车。在长沙窑瓷器中,所绘之鹿或奔或行,动态简练,种类繁多。

在长沙窑瓷器纹饰中,鹤也是比较常见的图案之一。鹤的形象亦多种多样,或驻足闲憩,或漫步水边,或昂首飞翔,神态各异,形态生动。如青釉褐绿彩鹤纹壶,该件所绘之鹤漫步水草之中,神态怡然自得。在道教中,鹤也是长寿的象征,修道之人修成正果被称为驾鹤西归。在《诗经 ·小雅》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淮南子》则言:“鹤寿千年,以极其游”。在成仙思想的刺激下,道士向往的是三天仙境,他们穿羽衣、戴羽冠,将自己看作是能够进入仙境的羽士。如盛唐诗人王昌龄在《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一诗中写道:“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仙老言余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唐代诗人张说也写过一首《寄天台司马道士》的诗:“……朱阙青霞断,瑶堂紫月闲。何时枉飞鹤,笙吹接人间。”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仙鹤为道教艺术的呈现,与长寿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在楚人的心目中,鹤似乎一直与升仙有关。早在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图》中,就有仙鹤的图像出现。如《楚辞》有记载:“蓍蔡兮踊跃,孔鹤兮回翔”。而《楚辞》刘向《九叹·远游》中则言:“周浏览于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征九神于回极兮, 建虹采以招指。驾鸾凤以上游兮,从玄鹤与鹪明。孔鸟飞而送迎兮,腾群鹤于瑶光。”在《九叹·忧苦》追思屈原之辞中亦描叙:“听玄鹤之晨鸣兮,于高冈之峨峨。 独愤积而哀娱兮,翔江洲而安歌。 三鸟飞以自南兮,览其志而欲北。 原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这些似乎都与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从器型和功用方面来说,在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葫芦瓶、龟形器、独角兽等。

在中国道教活动中,葫芦与灵药关系密切,为道教仙人最具特征的伴物之一。在道家看来,葫芦具有攘死镇物的意义。道士随身携带葫芦盛以“仙丹妙药”,并以此作为法器。古人常有“葫芦里装着什么药”的问语,其意蕴朦胧、耐人寻味,体现了葫芦在古人心目中的神秘性。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器中,葫芦瓶有多件。如绿釉葫芦形小瓶,小巧精致,其用途为盛放“丹药”。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在道教典籍中,葫芦被视为一个小宇宙,被诗人们幻想为浑成而自足的仙境。正如其他众多事物一样,葫芦本身也有阴阳之分,其表为阳,其里为阴。如晚唐诗人李商隐描写的壶中仙境:“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句中一个“别”字,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世界。此葫芦瓶不仅象征着仙境,也见证了当时道士服“仙丹”,求长生不老风气的盛行。

在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有许多玩具为龟形器,另外还有不少龟形烛台、水注、镇纸等。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绿釉八“王”瓷龟,小巧玲珑,精致可爱。龟是道教供奉的神兽,它是长寿、祥瑞的象征。在道教神话中,很多仙人的坐骑就是神龟。道教经典《抱朴子·论仙》载︰“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寿焉。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的T形帛画中,都有龟的形象出现。有专家认为神龟的形象为四神中的玄武,是我国古代所崇奉的北方之神。如唐孔颖达注疏 《曲礼》 说 :“玄武,龟也。”李贤《后汉书》注 :“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在道教图腾崇拜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将龟推崇为水神或北极大帝,使它主宰与人生关系极大的雨水旱涝,甚至可以调遣兴云布雨的四海龙王。唐代在继承历代崇龟遗风的基础上,把龟的崇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诗歌方面来说,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道人诗,即道士自己创作,描写归隐、入道、成仙等思想感情的诗歌;二是诗歌内容反映道教活动与神仙题材,还有楚原始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相关的诗歌,它不一定是道士所作。

道人诗在长沙窑瓷器中较少,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诗词壶。该件壶诗文爽口,书道遒劲。在腹部题写诗文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诗为《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张氲《醉吟三首》之一。张氲(654—745),一名蕴,字藏真,号洪崖子,晋州神山(今山西浮山)人。曾隐洞中15年,熟读仙书秘典、九经百氏,著《老子》、《周易》、《三礼》等,又著有《高士传》、《神仙记》、《大周易言》等,皆未行世。张氲历游名山,善金丹,精于易形炼化之术。该诗反映了张氲归隐入道之后回到大自然中,以花为友、以鸟为伴,自由自在的隐者情怀。唐代道人诗出现了繁荣景象,从著名道士到一般道士,有不少人投身于诗歌创作行列。除张氲外,著名道士如叶法善、张果等都有作品行世。

又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褐彩“欲到求仙所”瓷壶,壶身上用褐彩写有“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诗文一首。诗中王母娘娘,即天下道教全真道祖师。王母娘娘在汉代时成为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理念与道教对长生的追求是一致的。在上古时代的汉族神话传说中,王母的全称即为西王母,东汉末年,道教兴起,把作为上古先祖神祇的西王母纳入道教神话体系,并且逐渐演变为高贵的女神。在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中,西王母开始成为天上的一位帝王、人类幸福和长寿之神。西王母的仙桃又称为“蟠桃”,种植于昆仑仙山上的蟠桃园里,传说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实,拥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

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艺术因素是以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通过概括简练的绘画、娴熟流畅的书法、通俗易懂的诗歌、朴实大方的造型等多种方式予以呈现。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湖南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长沙窑作为该时期的民窑代表,其艺术创作在许多方面必然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唐代道教发展的最好见证。

陶瓷文化鉴赏-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办法


一是釉质的差异。宋代官窑器釉质肥厚,酥光宝晕,有玉质感。釉下气泡颗粒大而明亮,并累叠密集,如史料“聚沫攒珠”之述。釉色以粉青、天青、炒米黄等色为多。雍正仿宋官窑器釉层较薄,釉下气泡小而疏,釉表多数均透明光亮而欠润泽。釉色以豆青、灰蓝、月白为多,有的甚至接近亮白。二是纹片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纹片有大小开片两种,大开片纹痕长而粗壮,有的纹痕在瓷器上自上而下呈经线走向一直到底,如一根牛毛一样垂披于臀,因此有“牛毛纹”之称。即使是小开片的瓷器,也不乏有几条较长较粗的纹痕。纹痕的颜色以鳝血、鱼籽黄、墨色、油灰居多,鳝血者为上品。雍正仿宋官窑器以小开片居多,纹痕粗细大体相差不大,迄今未见有牛毛纹者。纹痕颜色比较单调,基本为黑色或浅黑色。三是胎色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胎色呈灰黑色或深灰色(紫灰),均色深,故称“黑胎”,其著名的“紫口铁足”特征的形成,完全是由于胎色所致。而雍正的仿宋官窑器,胎色为白色、灰白色和浅灰色,这样的胎色在器口釉薄处和足根露胎处不可能形成紫口铁足。四是底足的差异。宋代官窑器有满釉裹足支烧和足根露胎垫烧两种,前者器底有支钉痕,后者足根露胎为铁足,足部修胎比较粗糙,底部无款识。雍正仿宋官窑器除了足根施以酱釉以外,其足部修胎十分精细规整。

陶瓷中的水文化


水是人类共同的资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古人制作陶瓷,其目的是用来汲水盛水。古人对水的崇拜反映在中国古陶瓷器装饰上,便形成了内涵复杂的水文化。

陶瓷器上的水纹装饰,表现水流动形态的,称为水波纹、波浪纹或波状纹等;表现水漩涡的,称为漩涡纹或涡纹;而表现海水波涛的,则称之为海水纹或海涛纹。水波纹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早期河姆渡文化陶器上为刻划水波纹,中晚期马家窑文化彩陶器上为彩绘水波纹。工匠们在划绘水波纹时,凭藉平时对水的观察和印象,随兴而至,线条流畅优美,构图丰富变化,富有艺术感染力。商周的硬陶器、战国秦汉的彩陶和原始青瓷上,水波纹成为主要装饰。东汉至西晋青瓷上,仍流行水波纹。惟独东晋南北朝青瓷器上不见水波纹,为弦纹和时兴佛教的莲瓣纹所取代。也许受人类活动范围和视野的影响,此前古陶器上的水纹装饰,所模拟的是与先民活动相关的江河湖泊塘中之水,与后来的海水纹在气势上还逊色一大截。隋代起,又重现水波纹,欲寻觅先人情怀,崇尚古朴,作为古陶瓷器边饰出现。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与海外贸易的兴起,宋人的眼光穿越到海外,宋人的胸怀盛装了波涛汹涌的海水,其情愫表现在瓷器上,便有了宋代吉州窑瓷器上的白地褐彩海水纹,景德镇影青瓷中的海水婴戏纹,定窑瓷器上的海水游鱼纹,耀州窑器上的落花海水纹。那模印、刻划、彩绘的海水,波涛汹涌、惊涛拍浪,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以至于今人模仿造假时,所刻绘的海水纹均无法再现宋人海水纹的那种神韵,显得死板呆滞,成为绝响。元、明、清瓷器上的海水纹屡见不鲜,白龙、绿龙、青花龙在海涛迭起的托衬下,气势夺人,表现了盛世的张狂、帝王的威严、征服者的得意。

陶瓷器纹饰中的江河水演化为海水,鱼蜕变为龙,工艺上的刻划、彩绘、模印、拍印,构成一道水文化的风景线,足让后人观赏个够,研究个透,赚得瓷友藏友尽白头。

陶瓷历史中的原始文化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日本陶瓷中的“禅文化”


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相比起来,虽然自然随性却稍显放逸,虽然朴质本原却过于枯淡,虽然纯真多情却略为纤细,虽然空寂闲淡却流露悲凉。而这一切也在日本的日用陶瓷中得到了体现,呈现出日本日用陶瓷的独特之美。

“物哀”是日本式审美文化的一种专用名词,即是对事物的悲哀之情。日本人的潜意识里不相信永恒,以忧郁而敏感的心灵去看待万事万物,日本民众共有的这种审美心理使得他们迅速接受了禅的无常观和空观。

表面上,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一样崇尚自然简朴、随性闲适,幽玄静谧,但在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禅宗没有“清规”,不持“戒律”,所以,我们在日本禅文化的艺术作品里,既可以领会到自然真率、空寂幽玄的情感,又可以略略感到一种颓废悲哀、虚无放逸的凄凉之美。

从材质上、造型上以及装饰上能够体现出禅宗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不刻意追求却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念。所谓“放逸”,是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即兴性强,娱乐性强,不拘小节。体现了人性世俗化的一面。这种作品有的显得很有韵味,虽虚怀若谷却能触动人心。

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中逐步本土化,不只研习打坐冥思,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引发了日本俳句、茶道、枯山水对朴素审美的追求,倡导一种自在、超然、化繁为简的艺术境界。它冥合于自然气韵适应于微妙的季节变化共感的“稻村文化”因而它很快便深入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再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深入到了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

宋钧窑瓷器


本世纪以、二十年代,北京文物市场上先后出现过一对宋钧窑鸡心杯和一件钧窑花盆,在国内外古董中引起轰动。现在,那对鸡心杯在天津博物馆收藏,那件花盆在美国博物馆保存。老古董商谈起这段往事,是津津乐道,颇有兴味。

巧买鸡心杯

民国元年,博韫斋在琉璃厂开张,一位跑合拉纤的古董商李竹君来到柜上,跟经理杨伯衡讲:“我给你介绍号买卖,后门梳头刘家有对鸡心杯要卖,是不是宋钧窑瓷器,就全凭你的眼力了。”

李竹君领着杨伯衡来到后门迺子府,走进“梳头刘”(给西太后梳头的太监)的府上。梳头刘给杨伯衡看一对鸡心杯,声称这是“老佛爷赏的”,你们卖古玩的也没见过的好钧窑。杨伯衡一看这对鸡心杯确实是传世珍宝,小巧玲珑,造型魅力。看釉色是蓝色的乳光釉似蓝天,几块海棠红色,像是红云在蓝天飘荡。杨掌柜被这对鸡心吸引住了。

梳头刘说是西太后赏给他的,到底是不是赏的,谁也不知道。这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鸡心杯是供皇帝使用或欣赏,是历代皇帝传下来的,由宫廷珍藏的国宝。

杨掌柜看杯子,梳头刘问:“你看这杯子值多少钱?”杨伯衡反问他:“您要多少钱?”梳头刘说:“我要买所前后两个院的四合院,三十来间房子,得多少钱?”杨说:“我是做古玩生意的。您说要买的那套房子,我说不准价钱,估摸着怎么也得千、八百块钱。”“我想用这对杯子换那套房子,那你就给我一千块现洋吧!”“一千块可不值,最多也超不过八百元。”梳头刘一转高声说:“你给咱家八百两银子,东西就归你啦!”

一块银元含银量是七钱二分,八百两银子比八百块银元,多出二百二十四两银子。杨伯衡是聪明人,马上算清了这笔帐,所以他说:“那还不如我给您一千块哪,一千块钱才合七百二十两银子!”梳头刘眼睛往上一挑,大声说:“一千块可是你说的,东西我卖给你啦!”杨伯衡想,今个儿已经是民国了,皇上逊位了,老太监还这样讹人?!又想:不管你怎么讹,也讹不出圈儿去,这东西一千块值!所以,他和颜悦色地说:“公公!您比我聪明,很会算计,佩服、佩服!”连连共收,又说:“一千块买对杯子是破天荒,我赚不着钱了,以后请您多照应。”说完还作了个揖,老太监乐了。

这号买卖做成了,按照行业的“成三破三”老规矩,李竹君的了五十块佣钱。杨伯衡总共花了一千零五十块银元买了对宋钧窑鸡心杯。

美国古董商登门拜访

杨伯衡买了对宋钧窑鸡心杯,李竹君当了活广告,他跟同行讲,是他给拉的纤,杨才买到皇宫里的传世珍宝。很快,全城的古董商都知道了,上海的同行也知道了。京城里大古玩铺掌柜的都来看货,还引来了上海出口古玩的私人公司——卢吴公司的吴启周和日本在华开办的山中商会的经理高田等人。大家都认定是宋代钧窑烧制的贡品鸡心杯,宫里的东西。但最多的给三千五百银元,杨伯衡不肯卖。

一天福开森闻讯赶到,令杨伯衡很惊异:一个月前,这位福大人声言不准我在登他的门,今天他反而等我门来了!

福开森(JohnCalvinFerguson),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来华,光绪二十年前后便到琉璃厂买古玩。在华近六十年,不断跟古董商有来往。所以在古董商中有三代人都认识他,称他为“福大人”。在光绪、宣统年间,他穿的是靴帽袍套,马蹄袖的朝褂,像是清廷的官僚,就是鼻子大,个子高。

朗窑瓶辨真

民国元年,福开森来琉璃厂穿的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白布袜,一副中国绅士的打扮。博韫斋开张不久,福开森走进店堂,客气地说:“你们的买卖开张,我祝贺来迟,请原谅。”“小店开业怎敢劳福大人之大驾。今日光临,请多关照。”杨伯衡边说边拱手作揖。福开森躬身拱手还礼说:“杨掌柜柜太客气。请给我看看你们的好货。”

杨伯衡拿出康熙朗窑瓶请福大人鉴赏。福开森边看边讲:“郎窑红稀少,当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监督烧制郎窑红就少,他在景德镇只有六年,康熙四十五年到五十一年是郎廷极当江西巡抚的时间。”杨伯衡说:“福大人对郎窑有研究,对历史都了如指掌。敬佩!敬佩!”福大人高兴地往下讲:“郎窑红是仿宣德宝石红,很是成功。我看郎窑红胜似宝石红,比宝石红浓艳。有人说郎窑红如初凝牛血,你们称之为猩红,我认为说得恰当。”福开森具备鉴别郎窑红的书本知识,能说出许多道理。但瓶的造型是叫棒槌瓶还是叫油槌瓶,他说不清,杨伯衡告诉他这叫油槌瓶。

这郎窑红的油槌瓶是真是仿?他看着是真不是仿。可是当他要买这件真东西时,却要问杨伯衡,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并说:“你说是真的,我就留下。”杨伯衡说:“我看是真的才给福大人欣赏,您看这东西怎么样?如果您相信我的眼力,就请您留下它,我让给您了。”“相信!相信!”福开森说了这话,杨伯衡才跟他要了两千元的售价,福开森从不讨价还价,要两千就给了两千,这号生意就做成了。

不料,一周过后,福开森派人请杨伯衡到他府上来一趟。福开森一见面便说:“你的郎窑瓶是仿的,请你拿回去!”杨伯衡愣住了,冷静了一下说:“福大人说相信我的眼力,我看是真不是仿,您才买下,今天您说是仿的!这是眼力不一样,可以退货,我拿走。”杨伯衡要走时,福开森来了火,声言从此不准杨伯衡进他的门。杨伯衡憋了一肚子气,离开福开森的家,再也没理他。

陶瓷文化鉴赏-温柔恬静宋定窑


定窑是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古属定州而得名。定窑是继唐代邢窑而起的著名白瓷窑坊,虽受邢窑影响,但后来形成了自己的制瓷工艺和风格,始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停烧于元代。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的《定州花瓷》诗则称定窑:“定州花瓷琢红玉”。元代文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花瓷瓯”是对白瓷上有刻花、划花、印花和剔花等多种的装饰而言。定窑是最早被选为北宋皇室用瓷的窑坊。在已发现的瓷器上刻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华”、“聚秀”、“德寿”、“慈福”等字样的铭文,多达十五种之多,这在宋代瓷器上是极为罕见的。有的瓷器是到了宫廷后,由宫中玉工刻的,如“奉华”、“聚秀”、“德寿”等。这些都是当时北宋皇宫内的殿名,充分说明定窑曾是北宋宫廷选用的御用瓷器。北宋定窑以产白瓷为主,当时也兼烧酱釉、黑釉、红釉、绿釉等瓷器,即著名的紫定、黑定、红定,其中绿定不见有文献记载,但考古已证实当时有烧造绿釉瓷器。定窑的造型品种极为丰富,有盘、碗、灯、炉、盆、瓶、乐器等,几乎应有尽有,其中盘碗生产量最大,有的口径近三十厘米,在当时为其它窑中少见。在各式各样的枕中,以孩儿枕而著称于世。笔者收藏一件北宋定窑孩儿枕,是当时医生给病人切脉专用的器具。枕从头顶部至座底高9.3厘米,身长15.3厘米,底座长10.8厘米,宽5.4厘米。器物造型生动别致,既有实用价值,又是一件十分精美的艺术杰作。造型把孩儿塑成俯卧于床榻上,把床榻当作底座,显得十分自然巧妙。以孩儿背作为枕面,背面微凹,利用微凹部分,病人手臂可放在上面,便于医生切脉。孩儿抱紧双臂,右手在下,左手在上,用合拢的双臂当枕头,头向左侧,两只大眼睛活灵活现,目光直视前方,神态自然可亲。右手紧握着一条丝条状织物,其上挂有一绣球,球上有清晰可见的花纹。在绣球的两侧用丝条各打结一只蝴蝶。孩儿两只小腿向后举起,并交叠在一起,脚尖朝下,使人感到孩儿既调皮又逗人喜爱。头部两侧各扎孩儿发髻,显得天真活泼,身穿丝织长袍、坎肩、长袍下团花依稀可见。床榻的四面印有螭龙如意纹饰。孩儿头发、衣纹等用刻划的手法。从中可看到以印花、刻花、划花为主的图案来装饰器物,其图案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密而不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特别是其中刻花的刀法清新明快,刚劲有力,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和简洁豪放的风格。定窑瓷器上的装饰,是当时高明的匠师别出心裁,把宋代丝织品中缂丝图案的纹样,应用在瓷器装饰上,在暖白色釉层的掩映下相得益彰,工巧富丽,独步一时,可谓冠绝当世。床榻底面露胎无釉,可见竹丝刷纹,胎质白,以手指轻叩器身,铿然作金属声,说明烧结程度甚高。床榻底面还有两个圆孔,并刻有细小的“丁”字铭文,应是指器物大小的标记。整个器物釉面细薄润滑,釉色白中微闪黄,温润如玉,光亮可鉴,它属暖白色,恰似东方少女润白的肌肤,给人以温柔恬静的美感。细看器物的局部,隐约有垂釉的现象,俗称“泪痕”,这是定窑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有极少数的器物也没有这种现象。总之,北宋切脉孩儿枕是定窑瓷器中杰出的作品之一。其造型轻盈秀美,技艺独特,而且人物形神毕现,印花、刻花并用,线条流畅自然,釉色温柔恬静,实属罕见,是定窑瓷器中十分难得的稀世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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