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场中的牛》，305毫米×378毫米，创作于1948年
《长羽毛的猫头鹰》，高286毫米，创作于1951年
《西班牙大水罐》以蓝色和黑色绘制而成，高203毫米，创作于1954年
20世纪的西方艺坛大师毕加索92年的生活和创作旅程，堪称是一部绚丽而绵长的艺术传奇。相比毕加索那些充满情欲的油画和素描作品，晚年的陶瓷艺术其实是最能完整体现出他那与自然并驾齐驱的娴熟造型能力，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毕加索开创了立体主义艺术流派的先河，拥有众多女人，又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活着见证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身材矮小的他，却是个精力旺盛的多产艺术家，一生累计作品多达3.7万幅，如此算来，毕加索在有限的生命中，平均每天就创作出3、4件作品。
与水、火、泥做伴的晚年
出生于1881年的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甘(Málaga)，父亲是位美术教师，幼年学习语言时，神奇得从他嘴巴里吐出来的第一个词是“piz，”他其实想说的是“lapis”，也就是西班牙语中“铅笔”的意思。从记事起，就开始以画作伴。童年就把鸽子主题画得惟妙惟肖令父亲惊叹不已；14岁移居巴塞罗那，仅用一天时间就打破了隆哈美术学校需历时一个月完成静物写生的入学考试记录。有一种天赋叫做“与生俱来”。
1946年的夏天，65岁的他带着情人弗朗索瓦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克劳德(Claude)和帕洛玛(Paloma)来到小镇瓦洛里斯度假，这是个美丽的、有着传统陶艺制作基地的海滨小镇。在偶然的机会中，朋友邀请他们去附近在手工艺市集小逛，毕加索有兴随意地在小摊上捏了几个小件，还有幸认识了当地著名的玛都拉(Madoura)陶艺工坊的拥有者──乔治和苏珊夫妻，他们让毕加索随意使用其陶艺设备。
陶艺创作的三阶段
不知毕加索是因小镇的优美景色或是陶艺之魅力吸引，他在小镇一住就是25年。同时毕加索也进入了其陶瓷创作初期——“平面时期”。由于尚未经过陶瓷专业制作训练，起初他始终没能解决上釉和多重烧制的问题，于是就直接在结了块的粘土上塑造鸟、鸽子、猫头鹰的形态。他又找到了供应商提供西班牙浅口盘。五彩拉毛粉饰盘面替代了原先在的画布边框创作。他选了库存中的一些素烧碎片来装点，用来强调精致色彩和几何装饰感的盘器形态。在小型介质上创作，毕加索明显丢开了超现实主义时期画面的错综复杂感。在毕加索的陶艺作品中和绘画一样，常会出现梅塞德广场上成千上万只来去自由的鸽子、斗牛场等元素，这些元素均承载着毕加索对故乡的热爱和记忆。
在苏珊夫妇的帮助下，毕加索学习了一部分粘土基础知识，并得到了关于色彩、烧釉等方面的建议。他开始突破平面的图形表现，通过自由调整陶器的形态和比例，成功地将装饰趣味浓郁的元素植入壶，盘，花瓶等容器中，使之成为兼顾使用功能的陶瓷雕塑品。比如该场拍卖中以6万美元成交的《两只高手柄花瓶》，瓶身成了女人的身体，耐看的黑白配色，富有装饰趣味。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毕加索进入陶瓷创作的成熟期，他开始用电动燃煤窑炉自行烧制陶瓷，终于能够尽兴地体验到自由烧制的乐趣了。猫头鹰是毕加索作品中常见的主题，这其中有一个小故事：据说有一天晚上，毕加索和弗朗索瓦在回家路上发现一直受伤的猫头鹰，他们就顺便把它带回家治疗，痊愈后就一直留在了毕加索的家里。另一件作品──《猫头鹰女人》是一只形式对称的标准花瓶，通过在瓶背面中心位置增加一个裁剪不正的圆柱体，将其形状复杂化，这一有趣的细节设计为作品增添了令人喜出望外的装饰感，独特构成了“猫头鹰女人”的卷发。
凝固童趣和纯真的陶瓷作品
毕加索喜爱把女人和动物轮廓相结合，灵活而多变的视觉形象、神速而奇妙的嫁接转换应运而出的奇趣新造型，总是令人眼前一亮，仿佛是一种轮回和概括，将生命中最难忘的因素反复叠加，我们不得不佩服他那非凡而奇特的想象力。而生命的尽头，毕加索又回归到了最初非洲木雕艺术的灵感之下，开始关注原始艺术，这其中还包括了早期德兰非洲面具对他的启发。
毕加索的图形思索几乎从未真正意义上地离开过这片热情洋溢的地中海土地，在其最后的20年生命里，他对神话、民间传统、自然风景的理解和表现力日趋完美，自行设计了大量装饰风格的图形，对造型姿态、色彩上的尝试均有所创新和突破，继续玩味二维和三维世界里的组合的乐趣，进一步探寻个人和宇宙之间的联系和意义。
纵观毕加索一身的艺术成就来看，陶瓷艺术作为其一个重要的创作领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宽容度，是毕加索终身的、持久的领域。毕加索就是如此真诚而热情地拥抱着他的陶瓷艺术，他带着童趣和纯真，将零散的不系统的生活感悟，凝固于釉上。他又试图打破人们对陶瓷粘土的偏见，坚持认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陶艺产品应该被平价销售，要让普通民众都能用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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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艺术的审美和鉴赏
宜兴紫砂陶艺术起源于宋代，历明清两代的成熟，发展到今天，在壶的造型艺术上日臻完美、丰富，如何鉴赏这一门世界陶瓷门类中独树一帜的紫砂陶艺术，即对于紫砂陶艺术应持怎样的审美观点，直接影响了制作者的创作构思。所以，首先谈谈紫砂艺术的审美观问题。
宜兴紫砂具有它的独特性，如泥原料的蕴藏占尽地利；成型技法以泥片镶接及拍打身筒为主要的成型方法，区别于其它陶瓷行业的各种成型法则。并联系到装饰上的文化层次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宜兴紫砂工艺所已具备的审美因素。面对一件具体的作品如何来加以鉴赏呢？譬如茶壶这个砂艺最著名的品种形式，从传统的造型来分析，在每件器形的结构中，根据造型艺术的理论和法则多是由点、线、面组成的主体与附件如壶的嘴、鋬、口、底、足、盖的子等等的配置关系，各个方面的比例适当与否，外轮廓线的结构上的缓冲过渡，明暗面的技法处理，空间与实体所形成的虚实对比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无穷的推敲，使对象（器皿或壶）蕴含着丰富的美感。
抽象地讲紫砂陶艺的审美，可以总结为形、神、气、态这四个要素形成，即形式的美，是指作品的外轮廊，也就是具象的片面；神，即神韵，能令人意远，体验出精神美的韵味；气，即气质，陶艺所内涵的和谐协调色泽本质的美；态、即形态，作品的高、低、肥、瘦、刚、柔、方、圆的各种姿态。这几个方面贯通一气，才是一件真正完美的好作品。但这里又要区分"理"和"趣"的两个方面。若壶艺之爱好者偏于理，斤斤较量于壶的容积的宜大宜小，嘴的宜曲宜直，盖的宜盎或平，壶身的或高或矮，侧重从沏茶茗饮的方便为出发点，那就只知理而无趣。一种艺术的欣赏应该在理亦在趣。一件作品不管它是大是小，壶嘴是曲是直, 盖子是盎是平，形制是高是矮，都在乎有趣，有趣才能产生情感，怡养性灵，百玩不厌。所以观赏一件新的造型，应该在领悟到美的本质以後才始加以评点。从这样的审美态度作出发点，才能中肯地赢得普遍爱好砂艺界的共呜。
当然，作为一件实用工艺美术品，它的适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使用上的舒适感可以愉悦身心，引起和谐的兴致。因此，也就要依据饮茶的习惯，风俗，有选择地考虑壶体的容量，壶嘴的出水流畅，壶把的端拿省力舒适等等。这些都是必须作为具体范围的内容来考虑的。
历史地看紫砂工艺鉴赏，一向是区分为三个层次：一、高雅的陶艺层次。它必须是合理有趣，形神兼备，制技精湛，引人入胜，雅俗共赏，使人爱不释手的佳器，方能算得上乘；二、是指工技精致，形式完整，批量复制市场的高档次商品；三、是普通产品，即按地方风俗生活习惯，规格大小不一，形式多样 , 制技一般，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日用品。这里着重讨论的是艺术品。在一件器物的内容和形式上，它包含着多方面因素的内在联系，形式的完美与制技的精湛固然是第一要素，其次是有在完整器形上加以装饰，使作品锦上添花地丰富观感。首先要审视纹样的适合，其次是装饰的取材（一是指题材和内容；二是指用何种材料），以及制作的手法，这些都是具体而细微维系到创作者的素养水平与鉴赏者的著眼力。
简约地举一些例来阐明，譬如说：砂艺的传统装"陶刻"，首先思考反映铭题的内容，必须是体现出切情切理的文学词藻，书法和绘画的美妙以及格调的高超，镌刻刀法、金石韵味的精到，能使人对器物的欣赏玩味无穷。而且真正由名画家，绘画之茶壶，必须是一个画面一个壶，经过反拓，或批量印刻已失去意义，那要视乎经营者的信誉及以作者本身艺术素养。诸如摹仿自然界形象性的雕塑制品，兼及装饰在几何形体上的浮雕、贴雕，图案的刻印板，以及釉料彩绘，其它材质的镶嵌，抽象的陶艺构思。任何艺术形式，都应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样居高临下地来看待品评砂艺和鉴赏砂艺，使作者与热衷砂艺的爱好者，相互感触以便领悟制壶艺术的真谛。
随着对砂艺热潮的兴起，传统的茶文化与陶文化的推广，热爱紫砂艺术的人士日益众多。较高档次的佳作生产，究属数量有限，远不能满足各界人士玩赏上的需求，尤其高雅名作，更是稀少。识别砂壶的真假，一如鉴定书画，首先从提高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理性即培养自己的学识素养，以资提高审美观感；第二是多方交流、互相观赏某些名家的杰作，提高感性，探讨和了解某些名作家的风格形制，技巧手法，艺技擅长，使用原料泥色的习惯性，印章的规格特征，把握关键性的依据，逐渐积累经验，自然而然地不难识别真假的。在任何一种艺术行当中，一个有所成就的佼佼者，都一定会有他的独到一面的过硬功夫，这是指艺术的和技巧的两个方面。这些内在的要领，就是所谓个人的风格和韵致，也就是所谓灵感。作伪者是绝对不易得其要领的。
子贺：重新定义陶瓷艺术的本体和价值
《st.art就地出发——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国际大展》展览海报
关于《st.art就地出发——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国际大展》参展艺术作品的选择及其他
文/子贺
《就地出发》这样一个展览，从文化角度上看，应该是一次前无古人的艺术展览(我并不是在夸耀这个展览有多么重要，或许，更多的是一种试错)。
艺术展览，作为一种艺术品集合呈现的方式，其原本的功能或者权限范围就仅限于呈现，因而所有的展览，包括沙龙性的展览或者有当代策展人机制操作的学术型展览，其基本操作特征都是选择、集合与呈现。
因而《就地出发》这样的展览，从一开始就被许多业内人士所诟病，其被诟病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着眼点过于宏大，很难让艺术家马上找到路径进入微观；其二、策展人基本上无法基于自身确立的展览着眼点，着手挑选现成的、合适的艺术品；其三、将一种范畴文化，而且是非常古老的文化范畴，作为一个题材来处理，在文化策略上的难度非常地高。所以，《就地出发》基本上无法用经验的策展概念去看待以及操作。
在艺术史上，所有的变革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古典绘画比如巴洛克画派过渡到自然主义萌芽的巴比松画派，需要大致两百年的漫长演变历史，而从巴比松到印象派，则缩短到三十年，从印象派到表现主义，则又是二三十年的历程，现代主义的正剧才开始登台上演。因而印象派作为现代主义的序幕拉开到公元1970年左右(或者1965年？)，美学上的现代主义被精英所反思与“宣称式的终结”，也已近一百年的历史。但也正是这一百年，人类文明的演变从使用野火开始的200万年前到新石器时代钻木取火的近一万年前，逐渐缩短到几百年以及到一两百年的演变历程，最后在这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这个一百年左右的短短历程中，出现了爆炸性演变，从政治思潮到美学思潮，从生活形态到精神形态。
很难说这一定就是人类文明的先进性表现。
况且这一百年的爆炸式演变，基本属于强势西方文明的核心部位的演变(或者说叫做精英式的演变，因其演变基本上是通过媒介与话语在完成)，并非全球性的，因而也非人类性的。它远不及石器的使用、土器与陶器的使用这么具有普遍的人类性意义。
而现代主义的认知至今(21世纪10年代)在中国大陆才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及现代陶艺作为现代主义被宣称结束之后的最顽固的存世堡垒，依旧在作为某种先进性的或者别的什么优越性的主义与陶瓷的器物传统作斗争，就可以看出来，所谓的现代主义，其实远没有结束。
那么，我们将如何看待强势文明的艺术史的一百年的爆炸式演变作为人类文明的有效性？如何看待中国(或许还有其他任何在十八世纪以来没有参与到爆炸式演变的人类文明的群体与国家)在文明与文化上的自我辨认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非常政治的、统治学意义的所谓先进性问题，或者说是中心性问题(任何先进性与中心性问题都是统治学的)。
策展《st.art就地出发》——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国际大展，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展览，其实正是我个人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或者说是试图解决看法问题的一次探索。
为什么说《就地出发》这个展览着眼点过于宏大，估计也正在与此。
但其实不然，并非所有的宏大着眼点都需要配合宏大叙事，与其说选择了陶瓷艺术作为这个策展项目的主体，不如说正是通过“陶瓷”这个微观点，来看待人类文明的演变，在民族观与世界观上的关系，通过对陶瓷艺术的可能性的探索，来看待中国乃至其他更多近一百年没有参与爆炸性演变的国家与地区如何接纳与消化爆炸性演变所留下来的文明思潮的碎片。这些曾经被指认为“递进性先进关系”的众多思潮的碎片，对于中国乃至更多国家与地域来说，并不存在演进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可以同时在场的文化表现形态。
中国的所谓当代艺术不也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吗？所有在西方爆炸式演变的思潮碎片，以一种同时在场的方式呈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面貌。
于是有人们提出：中国没有当代艺术！
也有人提出：我活在当下所做的一切艺术施行都是当代艺术！
前者站在西方艺术史的角度在谈当代艺术(contemporaryart)，所参照的艺术代性是现代艺术(modernart)或者后现代艺术(Postmodernistart)，而后者所说的当代艺术，如果转换成英语语境，就是当时当下的艺术工作或作品(HereandNow)，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事物。至少在当下西方，依旧还有画古典油画的工作者，但并不能说他们也是当代艺术家。
这种毫不相干的事物相互打架的现象，在中国的景德镇比较显著，一个是景德镇作为陶瓷艺术的历史名镇，长期处在一种类艺术的文化氛围之中。
为什么说是类艺术，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并没有一种称为艺术的文化类型划分，也不存在美学这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性学科。艺术或者艺术家的语境出现，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情，而且艺术并非所指单纯的视觉或听觉享受，而是指人类思维在创造性感受层面的发现行为(笔者)。
从前在中国，从事绘画的只有两类人，一类被称为工画师，一类被称为文人绘画。前者是手艺人，或者确切地讲叫匠人，靠绘画为职业谋生的，此类人历史上景德镇或许是最多的，因为景德镇作为世界范围内的陶瓷生产重镇，其严格的生产工序划分造就了非常庞大的工画师就业岗位。后者则以绘画为修养，并不靠绘画谋生。然而文人作画转而单靠卖画谋生的，基本上属于被生活所迫，在政治上长期得不到地位所致，但凡有机会谋取功名的，都会弃商画而从仕。
商业画与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的雅俗之界，前者是来料加工，后者是闲情雅趣，不在同一境界。
至后景德镇的陶瓷绘画，则被划分到工艺美术的范畴。工艺美术，大致上可以被理解为：可以被工业化的美术。如果将严肃艺术比喻成科研探索，那么工艺美术就是科研成果转化成日常应用。前者属于高精尖，后者力求符合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因而艺术为大众服务，若不是指工艺美术，那就是希望艺术为政治宣传服务(还是工画师的级别)。
但今天景德镇的绝大多数从事陶瓷绘画工作的人和作品，虽然属于工艺美术范畴，却长期售出艺术品的天价。拍卖市场等等也通过媒体等渠道，传递“当代陶瓷艺术”这样的概念，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混杂遥相呼应。
于是在文明与文化的自我辨认层面，已经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强势西方文明对他者的解释与命名，让所有非西方文明的文明体几乎无法实现自我辨认层面的语境再造，文化表述的文本中，被迫充饰着绝大部分似是而非的词语与命名。
“现代、后现代、当代”这样的词语，搅拌在一起，随意冠成定词，成为了一种恶俗的风气。
于是有人提出来：《就地出发》这个展览最好不要谈“当代”。
但这却正是《就地出发》这个展览，所希望去探讨的问题：不是谈不谈当代的问题，而是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当代性”问题，那么用《就地出发》这个展览，以古老的陶瓷作为严肃艺术的题材，来探讨现实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当代性”问题，成为这个展览的本体性策略之一。
换句话说：当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特定文化的遗传符号被人类全球化浪潮冲击时，我们该选择承认被命名还是不放弃文化自主再表述的权利，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处在强势文明的边缘，处在那个没有“被爆炸式演变”的文化体的激流之外。这已经不是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问题了，这是人类个体与人类群体的关系问题。
但我们要理解上面的话，务必记住一点：文化一定是群体性的，而文明可以是个体性的。也就是说：文明是觉知的问题，而文化是被觉知的问题。
用“陶瓷”这一事物来进行微观性表述就是：发明陶瓷是个体的文明觉知，而广泛使用陶瓷是文化的现象。
于是“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国际大展”这样的副标题所呈现的策略就是：中国文化在被迫命名与被指认的语境条件下，陶瓷艺术的当代性问题，需要通过国际文化的手段与现象进行参照，从而确立“陶瓷艺术”作为严肃艺术的当代语境。
于是《st.art就地出发——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国际大展》得以具有合法性与艺术作品的选择依据：通过针对最为广泛地影响了世界人类个体的“陶瓷”文化进行国际文化的多维度参照，萃取出一种可以被广泛辨认出的中国文化的遗传代码——“中国文化”在这里，被当做没有参与爆炸性演变的文化的个案与标本，而不是突出中国文化的什么独特性或优越性所在。任何文明体的文化，都有可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优越性或具有独特性价值，并不足为奇。
那些被广泛混杂的，因强势文化爆炸性演变而同时在场的碎片，被当做《就地出发》展览的技术参数，代入到针对陶瓷文化的再表述方程，以陶瓷为恒量，以艺术为变量，乘以技术参数，除以2(东西方二元论均值)，就是略等于或属于世界艺术史范围的“当代陶瓷艺术”的当代性问题。
那么这个方程的单位不再是艺术，而是文化。
其实当代艺术在强势文化爆炸性演变到现在，也早已经不是艺术的问题了，在西方学者那里，被称为与诗学的关系问题，而我将其称为与文学的问题，这个“文学”，不是指作文的技艺，而是针对“文的本体性”进行研究的学问。
在中国的初唐时期，确立“文的本体性”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用以最终指导国家国体的确立、官员的选择与国家方针政策的确立的重要高度。只有掌握和最终继承“文的本体性”的人与家族，才能进入到国家的官僚体系。这或者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唯一继续着其整体性的古老民族的本质所在：一种“天文与人文对应”的哲学系统确立下来之后，被作为这个民族历朝历代都要重新遵循与回溯的唯一法理，并被称为“道”。在西周，被显像为“礼学”，在唐朝，被显像为“文学”，因而确立“文以载道”这一千年国训，而在宋，则被显像为“道学”与“理学”并举，至此的“礼学”已不似西周的“礼学”了，而更近于统治学，今称“道统”。
陶瓷在宋是一个绝对的审美高峰，究其所以，乃是其完整地符合“道统”，符合“文以载道”的文化需要，而宋画的高峰性亦是如此，但宋画与宋瓷并没有结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于是有艺术家提出将宋瓷(原件)与宋画(仿艺)结合起来的一个作品方案，被我接受。但这并不是说这样一件作品就能够将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问题说清楚，我个人更看重的，是这样一个思路所能提供给观众的一个文化的提示性意义，而更为深层的东西，显然也不是一件艺术品，甚至一个艺术展就能够完成研究的，但至少可以让《就地出发》这样一个展览，成为一次提出问题的展览。
自蒙元统治以来，在陶瓷器物上的绘画逐渐成为陶瓷艺术的表现主流，这实在不是一个美学的问题，而是统治学问题，在民俗层面的延展，直至今日，陶瓷装饰与绘画，都在民俗里打转转，因而被今人列为工艺美术，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陶瓷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除了其统治学意义的民俗主义，应该还有其更为广泛的本体性存在表现，若纳入“艺术”的方程，该是何种面貌呢？我作为一个策展人，不敢妄加自认自己所做的，就是严肃艺术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陶瓷艺术一定不仅仅是基于民俗主义的陶瓷装饰，或者也不仅仅是强势文化爆炸性演变所带来的“现代主义陶艺”。
于是我通过《就地出发》这个展览，提出当代陶瓷艺术，或者直接指称为严肃的陶瓷艺术，应该是陶瓷文化的范畴历史，而不仅仅是陶瓷的材料历史。自陶瓷被发明以来，它就一直以材料的演进历史作为其惟一历史表述文本模式，包括“现代陶艺”在内。
特别指出的是，现代陶艺只不过是将陶瓷的材料当做一种表述工具而已，利用的是陶瓷材料的可能性，而不是直接指涉陶瓷文化的内在本体性——陶瓷的出现，与人类使用火的选择，都是人类依托地球这个星球所发展的宿命本体。
于是我认为，当代陶瓷艺术，或者说必将发生的，新的陶瓷艺术，将打开陶瓷艺术(一种发展了千年的民俗主义工艺美术)作为实物与材料的历史，包含进前实物(人与泥土的关系及精神性)到后实物(陶瓷的碎片作为历史遗存符码的再表述可能)的所有范畴。
因而艺术家傅镭的《百晃图》以及李晓峰的青花碎瓷片壁挂《海光》纳入我的展览。《百晃图》所观照的事物，并非陶瓷的实物，而是在陶瓷的文化层面，切入对与泥土发生关系的人的一个集体精神状态的观照，这个状态呈现出一种职业的病态。而李晓峰的《海光》，则通过将古瓷片重新拼接的方式，重新塑造了历史信息的美学编码。
还有艺术家沈少民以及艺术家苍鑫的作品，分别作为两类非常重要的艺术参照系，纳入我的展览，沈少民的作品《黄路灯》以及《我是我自己的结果》，分别使用了现成品方案和符号学方案，延续了沈少民一贯的诗性叙事的个人传统，其作品将对旧文化的遗存与景德镇作为陶瓷圣地在当下所呈现出的荒诞、悲剧色彩和强权特征纳入批判。苍鑫的《蒸化》选择了一种神话学再表述的方式，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精神分析。艺术家黄岩的作品则体现出针对陶瓷本体性的边界进行试探的方法论。艺术家崔迪的《逐》，则通过陶瓷作为泥土的另外一种形态的特征进行被强化的再表述，对文化殖民进行了演绎性反思。
艺术家黄岩的作品，则通过分析叙事的方式，表达对当下陶瓷艺术在材料层面的反思和探讨。特别在景德镇，陶瓷艺术更多的是以陶瓷为介质的其他艺术，比如绘画艺术或者装饰艺术，陶瓷的本体性退在了绘画等艺术的背后，充当了纸张或者画布的角色，这显然是陶瓷文化的某种畸形(中国陶瓷艺术的精神高峰被学界普遍认为在宋代，而宋瓷无绘事显然不是一种偶然)。黄岩将瓷板与钢板的混合使用，利用传统粉彩技法，让两种作为介质的材料，自我脱离介质的层面成为艺术表达的主体。
艺术家龚循明的《溯源之冰川》，则通过将陶瓷的材料特性、绘画性、以及雕塑的空间性、观念代入的时间性，共同探寻文化在本源层面的自然主义，同时对工业文明对生态的破坏展示了某种可能的结果：伪造的冰川成为消失的自然景观的最后凭吊。
陶瓷艺术回到陶瓷的本体性上去思考的另一个参展案例是艺术家艾旭东的《不可结案》，艺术家将传统陶瓷材料普遍性的特征：精致、华美、易碎等等，转换成艺术表达的基本词汇，从而精炼地讽刺了人类法制作为政治工具的本质所在。
艺术家沈历的《鸟巢》，观照的是职业陶瓷人的生存状态，而艺术家大渔的《陶瓷的语言表述——黑屋子》，则通过去掉眼睛观看的方式，让人们重新获得对陶瓷这一材料的文化性表述经验。
以及艺术家许仲敏的《云梯》、扈海风的《一小时四十分钟》、周先锋的《陶瓷作为时尚的另一种方案》、张婧婧的《浮》、朱国东的《观澜》、耿雪的《灵昭寂灭》、戚彧《元界·天青》、马红娟的《呼吸的花瓶》、张玥的《马尔塔的鹰》、郑冬梅的《一花一世界》、周军的《华丽的碎片》、齐冬根的《怀胎图》等等，分别通过各种观念手段的表达尝试，呈献给观众一系列完全不同于时下人们所认知的陶瓷艺术的样式。
本次展览还邀请到李伶美(韩国)、JUZ(澳大利亚)等国际陶瓷艺术家的加盟，他们作为中国当代陶瓷文化的参照系，观众将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不同文化在艺术思考和施行角度与层面的迥异。
还有更多加盟艺术家的作品正在定案当中，只能在最后的展览现场才能感受，至少时至今日，《就地出发》这个展览的参展作品，基本上符合了当初的学术设想，30多位艺术家为这个展览所提供的艺术方案，已经充分体现出了陶瓷艺术脱离材料历史与民俗主义之后的另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站在艺术的高度创作陶瓷艺术
陶瓷艺术是造型、装饰、材质、工艺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是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晶。陶瓷艺术大师通过巧夺天工的艺术创造和科学合理的精心设计，使瓷器具有物质和精神双文化特征，深受古今中外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纵观中国瓷器艺术的发展，千百年来不断在创新中前行，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传世佳作。可以说创新是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创新的基础来自于瓷器大师对国学、历史、艺术以及自然等各方面的修养与学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陶瓷大师一味模仿，追求暂时的利益价值，缺乏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成为困扰当今瓷器艺术发展的藩篱。
李砚祖教授作为一位学者型陶瓷艺术家，在多年的陶瓷艺术研究中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的瓷器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是创作型的，他追求每件作品都不一样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到作品中，使作品有了生命与灵性。
提到瓷器艺术，历史上曾出现了不少瓷艺大师，如清代陶瓷艺术家唐英、民国初期的珠山八友等。到了当代，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学院派陶瓷艺术大师李砚祖教授。李砚祖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西省政府特聘“井冈学者”，景德镇陶瓷学院终身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从事美术、装饰艺术及艺术设计的历史及理论、陶瓷艺术、中国画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多年。
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使他在创作中积累、凝练，在积累中迸发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光芒，在凝练中闪烁出唯美艺术光辉。2012年，李砚祖教授作品展在广州举行，其六十件个人陶瓷作品，在短短几天内便被慕名而来的收藏者定购一空，让许多晚来一步的收藏者不禁“望洋兴叹”，后悔未能先人一步而与大师瓷失之交臂。
他以一个学者的思考对陶瓷艺术创作、陶瓷艺术理论和陶瓷艺术教育有着独特的认识和感悟。作为一位学者型瓷器艺术家，他站在艺术的高度，去理解、去思考、去创作中国的瓷器艺术，进而使中国当代陶瓷艺术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成为当今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瓷器艺术创作的领军人物，影响着当代瓷器发展的方向。
从陶瓷艺术创作来讲，对工艺技术的掌握并不是太难，关键就是怎么能形成自己的语言，怎样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到作品中，赋予作品灵魂。李砚祖教授的作品融入了他多年来对艺术的思考，追求新意又不脱离生活，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老套，他以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在泥与火中演绎出精灵般的瓷器之美。其作品无论从构图还是画工，都显示出精巧与精细，自然与和谐一气呵成，给人予格调高雅、气势豪迈、品格超逸、工艺精湛、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等唯美的艺术享受，这是其他“工匠性”瓷艺大师所不能及的，也是目前国内陶瓷艺术界所罕见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珍藏价值。
浅谈青花瓷装饰艺术的继承和创新
青花瓷装饰艺术的继承和创新， 是青花艺术自身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完善的内在运动表现形式。继承和创新二者的关系是：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发展。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统一体， 如果我们在理论研究上为了便于阐明学术上的一些问题而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意义上作某些划分是必要的，但一定要适度，如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划分是相对的，即相对于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同一作品在昨天它是“新”；在今天它就是“旧”的。在今天，它是“新”：到明天它又属于“旧”。当此类作品大家司空见惯的时候，就觉得“旧”。当人们很少接触或第一次欣赏时，又觉得它“新”。如青花瓷装饰艺术传统和现代，前者有反映新内容的，后者也有运用前者艺术手法的，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景德镇康熙款青花瓷龙纹将军罐
青花瓷装饰艺术的创新， 是以一种与当今内容相适应而具有浓厚民族色彩和时代精神的新青花形式。这种形式的“推陈出新”，不是对传统的割裂，而是通过向传统学习，向民间美术借以滋补剂，把各个阶段的青花瓷装饰艺术和蕴藏在民间艺术中固有的特色风貌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加以择取和保留，并有机地运用到青花装饰创新实践中来，同时剔除其原来消极过时的因素，根据当今内容的需要和现代工艺的表现手法，把旧有艺术形式进行加工、改造和创新，从而变化发展为来源于传统，而高于传统的现代青花装饰艺术形式。我先后创作陶瓷作品8 0 余件。把它统称为青花民俗装饰艺术。镶器《十二生肖》上部和基脚部为影青刻花纹饰，瓶身巧妙地将极富中国剪纸艺术和生肖特点的传统《十二生肖》青花，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采用半刀泥手法和吹釉手法，使生肖更具形象突出，充满灵气和人性味。宝珠瓶《渔娃》是传统“连年有余”纹饰图案和民间剪纸童男童女莲花下抱着刚捕上大鱼的生动情景，开面三处突出主题，采用勾线和分水技法，料分五色衬托主画面。从构图上要求精确对称，布局细腻、强调突破传统，具有现代装饰风格韵味。今天的创新即推陈出新，就是对传统的学习、研究、扬弃、开拓与升华。而青花的继承和创新，使青花瓷这一装饰艺术形式和日益丰富而有活力的内容，它们之间由不适应到适应，不断推动青花瓷装饰艺术变化和发展。
对于外来文化艺术的学习和借鉴，我们的创新，首先是以继承传统为基础，弘扬民族文化， 但亦不排斥外来文化艺术的学习、借鉴和吸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接触、交流和借鉴，日益频繁。景德镇历届国际陶瓷博览会都吸引了国内外的陶瓷艺术家，它们带来了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陶瓷艺术品、日用工艺品等，在瓷博览会期间现场技艺表演和参加陶瓷论坛，拍卖等等多项活动，广泛交流学习。
这对增进友谊、增进技艺交流，对中华陶瓷文化的振兴无疑是件有益的好事。当然， 倘若我们只知“ 拿来” ， 不善“ 消化”，乃至以“洋”代“中”那就不免把好事办砸。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怕好事办砸，就像我们看到饭里有几颗砂粒而不敢吃饭那样，而害怕外来文化的引荐、交流和学习，那就未免可悲了。一个民族，如果怕与世界交往，就等于慢性自杀。我们的民族自古对外开放交流。明代青花瓷器的发展，进入空前未有的高峰，被称为“江南雄镇”，繁华景况“毂击肩摩、四方云集、巷连鳞接、万户星惆、诚江右一大都会也”。郑和下西洋，陶瓷工艺品、日用工艺品等， 远销世界各国， 交流甚广。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我们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是为我所用，融化于我们的创作实践中。再者，当我们强调对于传统的纵向学习、研究和继承的时候，对诸如金石、书法、砖刻、木雕和油画、版画等其它姐妹艺术的横向博采和借鉴。
我们对于传统既要尊重但又不厚古薄今。从事创新活动的作者多数是有作为的中生代，是景德镇陶瓷文化事业发展的希望，都应关心新青花艺术的创作，关心新生力量的成长。对于他们的创新和创意活动，我们要给以充分的肯定和扶持，要为他们创作成果大开绿灯，恰如其分地颂扬。奋力图新的创作确是很难很难的，因而他们受挫跌跤在所难免。对于中生代还要有开拓探索和牺牲精神，只要他们的立足点是对的，不是以其它绘画手段代替陶瓷的艺术语言，那么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某些不成熟的部分，不要过多地指责。而要满腔热血地给以正面启迪与指导，使新青花的装饰艺术作品由“ 不象” 到“ 很象”，日臻成熟起来。起到尊重传统，继承中求新、求变，求发展。
关于青花应用范围的开拓、创新设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范围和功能的扩大，我们借鉴民间艺术姐妹、兄弟艺术应用到陶瓷艺术中，相反青花瓷纹饰装饰艺术应用于( 瓷) 乐器、服装、舞台、舞蹈、礼仪服和文艺、体育大型表演、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园等，青花元素无处不在。同时应用到户外雕塑、灯柱、建筑、地面砖、卫生洁具、灯具、装潢等等，他就像一首首民歌，给人们以健康、纯真、清新和优美的艺术享受。唱响时代，唱响中华民族气魄。
总之，我们对于传统要敏而好学，对于出新要勇于探索，对外来文化要善于融化，对青花装饰艺术要勤于开拓。创新不要割断传统，继承即为新的创作。创新它既是来于民间又高于民间的升华，创新亦必然是丰硕的秋天。
春季沙龙的艺术陶瓷
杨志洪
本人对当代艺术陶瓷有种偏爱，最初是因为对古陶瓷的自卑而引发的，因为古陶瓷的价格不菲，而自己囊中羞涩；因为古陶瓷的厚重与沉淀，而自己浅薄无知；因为古陶瓷假货猖獗，而自己良莠难辨，不想上当又不想坑人……因此在敲打键盘时，力求回避，实在无法回避，也是蜻蜓点水，泛泛而谈，绝对不涉及具体。
这次上海春季沙龙开幕，有大量的当代艺术陶瓷展出，据说效果不错。其中上海景通艺术品公司就有五六十件大师作品参展。对景通公司比较熟悉，它是在上海滩上做当代艺术陶瓷比较早的，老总原先就是个景德镇人，曾经是当代大师张松茂的弟子，因此在景德镇拥有较深厚的人脉，也就是能够收到诸多大师的力作或新作，与张松茂、周国桢、解强等大师都有签约。
这次春季沙龙展出的艺术陶瓷中，有不少大师力作。如被誉为中国艺术陶瓷雕塑第一人的周国桢教授，他的《站起来的雄狮》，非常具有震撼力。虽然不是新作，本人在坊间曾看到过多次，但此番参展的雄狮显然个头大了很多，据说周教授为了将《站起来的雄狮》做得更大，更显威猛，花尽了心血，他前后一共做了四个，结果只成功了一个。有时候艺术品的价值往往就在于大小，小一号成功了，大一号就未必。
《站起来的雄狮》用近于写实的艺术手法，把雄狮的威武形态拿捏得栩栩如生，苏醒的雄狮如同中华民族，仰天长啸，威风凛凛。《初出茅庐》形象生动，捕捉了小公鸡出世不久，那种初生鸡仔傲视一切的神态，令人忍俊不禁。《母子羊》是用两只一大一小的山羊，悠闲之中，表达舔犊之情。周国桢对当代雕塑语言驾轻就熟，无论具象抽象、或者两者之间，都能大胆创新，游刃有余，展示其中国当代陶瓷雕塑一代宗师的风采。
解强是景德镇艺术陶瓷的中年才俊，他的利用窑变艺术可谓独具匠心，信手拈来。在他的诸多展品中，有一幅瓷板画《山高水长》一改了解强的擅长窑变艺术之风格，他大胆尝试当代中外绘画艺术的新元素，一改传统瓷板画浓妆艳抹的技法，在淡妆素衣上下功夫；并且抛弃了昔用黑料勾线的习惯，大胆尝试用熟褐色，浅浅勾勒出山川烟岚树石的轮廓，营造桃花源里人家的诗情画意，再略施淡青、粉红，层层渲染，明暗交错，借重光影，讲究透视，既呈现出崇山峻岭的气势磅礴、奔腾不息江水之浩荡，同时又展现桃花盛开、天人合一之秀美。而那种壮美激昂之中，又显得沉静优雅。这种剧烈的碰撞产生的美感令人回味无穷。
白磊的《秋雁梅瓶》，是景德镇当代传统艺术的精品，其窑变艺术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色彩斑斓，结构独特，作者将土与火的完美创造，进行艺术再加工，画上灿烂梅花，几只秋雁穿梭而过，感受天人合一的乐趣。
陶瓷艺术装饰的发展
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的图案纹样装饰形式；另一类是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的工艺转换表现形式。
梅开五福家居装饰陶瓷盘
陶瓷装饰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开始，由于青铜器的出现，青釉硬陶也随之产生。装饰也由模印、刻花所代替。东汉到三国是我国陶瓷才完成从无釉到有釉，釉层由薄增厚，实行通体施釉、釉层光润似玉的重要阶段。
入唐以来北方的白瓷与南方青瓷相呼应，形成了唐代南青北白的陶瓷业布局。造型以丰满庄重、浓厚有力为特点。装饰纹样饱满而富有变化。
宋代是中国瓷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著名的“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产品的单色釉彩划花、纹片釉与堆雕影青与釉上加彩等技法的运用，透明的影青釉一举博得帝王喜爱，跻身于宋代名窑行列，为以后景瓷突飞猛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专烧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集合了各种能工巧匠给景德镇陶瓷装饰带来了青花、釉里红和卵白釉的崭新时代。
明代装饰纹样以人物故事、花鸟虫草、回纹、吉祥图案、适合纹样见多。宣德的甜白釉瓷，成化的孔雀绿、娇黄釉瓷，弘冶的珐花彩、素三彩，嘉靖万历的五彩、矾红描金彩瓷等等都风靡于此世。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是景德镇制瓷历史上的高峰。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粉彩多采用工笔画、山水画以黑货蓝色画成，朴素清逸。墨彩为雍正时期首创，乾隆时期色釉品种齐全，其中以青花装饰形式多样，方法除双勾分水外，还有“月影”、“白描”、刻花堆青釉加描青花等，料分五色，色泽娇脆欲滴，成为青花史上一朵奇葩。
在现代陶瓷装饰中，有许多艺术家并不遵循这一固有的装饰艺术形式，在陶瓷上开展了各种形式语言的艺术装饰探讨。一致认为有下列因素改变了陶瓷装饰的艺术语言形式：
1、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导致了人们越来越要求消费产品潮流的快速变化，服装、建筑、电子等一切物质产品都在日新月异地变更风貌，而和人们家居装饰紧密相关的陶瓷艺术品，必须要改变传统习俗，随之和时代同步，创造新的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装饰艺术风格。
2、陶瓷造型风格的改变。由于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变化，现代陶瓷器皿的设计必须要摒弃传统固有的造型规律，使陶瓷器皿随现代社会简化、直观、快节奏的发展趋势而形成简练、美观、大方和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形式，陶瓷器皿造型风格的改变，无疑要击破原有的装饰艺术形式。
3、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样使陶瓷工艺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出现了泥釉料和颜料，窑炉、工具、设备的变革，使艺术家们能利用更多的工艺装饰手段来创造陶瓷艺术作品，产生出不尽相同风貌的艺术陶瓷。
4、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艺术语言是相通的，虽然中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但人们对美的认识是共同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产生出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西方陶瓷的现代艺术风格、西方艺术的油画、水彩、摄影等艺术形式，都对东方文化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当代的陶瓷艺术装饰形式将是多元化的、新老装饰艺术形式并存的时代。中西文化的交叉，新工艺新材料的利用，必然会产生新的艺术语言。但怀旧的、创新的审美观念仍然共同存在，也会使新、老装饰艺术形式各显风采。保持装饰纹样和器皿的水乳交融这一特定的形式要求，进行各种风格和装饰形式的陶瓷艺术作品创作，只会推进陶瓷艺术装饰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反对仅把陶瓷承载体作为一张宣纸、一张画布、一张照片的形式进行装饰创作，而忽视陶瓷产品乃是一件占有空间的立体形体，绘画装饰只有在和它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才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进行欣赏，从而能得到不同视觉效果的艺术品。任何一种工艺美术作品，必受它特定的材料、制作工艺与使用目的所制约形成各不相同的品种状貌，有它自己的艺术语言。古代那些不知名的陶瓷艺人，用他们的智慧，为我们留下了装饰设计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