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中最古老,亦是最能打动人的是颜色釉陶瓷。颜色釉瓷是指在釉中掺入不同金属氧化物和天然矿石为着色剂,施在瓷器的坯胎上,再将坯胎高温焙,烧成后呈现不同颜色的瓷器。由于窑变的不确定性,每件颜色釉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绝品。
早在商代,颜色釉瓷就已经有了,可以说是陶瓷出现就出现颜色釉了。商代历史有六百多年。商代的陶器前后差别较大,陶瓷史家们往往把它分成三个时期来介绍:商代早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较夏代为多。商代中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约占同期陶器总数的90%以上。商代晚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像已经出土的商代黄釉瓷罐,侈口、折肩、深腹、弧壁下收,至底内凹。器表遍饰方格纹(麻布纹)。烧成温度在1200摄氏度左右,吸水性弱,叩之有金属声,已完全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征,口沿及肩部施淡黄色釉,釉面光亮、莹润。现收藏于安阳市博物馆,这就是最早的颜色釉。
在汉末晋初,开创了青釉瓷器。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有月白、天青、粉青、梅子青、豆青、豆绿、翠青等,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青釉特点为釉色古雅、沉稳,釉面均匀、滋润,釉质坚致、细腻。在刘子芬《竹园陶说》中有:“青色一种,常与蓝色相混。雨过天青,钧窑、元窑之青,皆近蓝色”。到了唐代,又创造了以黄、紫、绿为主的三彩。三彩瓷器在魏晋南北朝开始萌芽,在唐朝大展拳脚,亦称作“唐三彩”。三彩瓷种类繁多,主要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墨地三彩、酱白地三彩、虎皮三彩。还有釉下三彩,即由青花、釉里红和豆青三种釉下的色彩组成,它是康熙时期一种特殊品种。继唐代之后,宋代仍继续生产三彩器,与唐三彩相比,宋三彩以生活用具为主,有枕、洗、盂、盆、盘、佛塔及一些玩具。
在宋代出现了天青釉、粉青釉、红宝釉、紫宝釉和黑釉。先说说天青釉吧,天青釉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它还有一个文艺的名字叫做“雨过天青”,天青釉之名出自五代后周柴世宗批语:“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蓝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对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天青釉在宋代的名窑中就开始出现,嗣后各代都有仿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优美的传统色釉大放异彩,除装饰陈设瓷以外,还广泛地用它装饰茶具、餐具、陶瓷酒坛、糖缸等日用陶瓷。
颜色釉雕刻荷花陶瓷酒坛
受到广大人民的一致称赞。粉青釉,釉色青绿淡雅,釉面光泽柔和,达到类玉的效果,为青釉中最佳色调之一。南宋许多瓷窑均烧制粉青釉,郊坛下官窑亦烧成仿龙泉窑粉青。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烧制的粉青釉,釉中除铁外,还有微量的钴元素,因此呈现浅湖绿中闪微蓝的颜色。其釉色发色略带乳浊性,乃龙泉窑首创,宋官窑和以后的景德镇窑均有成功作品。黑釉,发色为黑色或者黑褐色,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油滴、兔毫、玳瑁、麻酱釉等,即属花色黑釉。黑釉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但当时的釉色为深褐绿色乃至黑色,釉层也薄厚不均,常有蜡泪痕,并在器表的底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黑釉适用于工艺瓷、日用瓷、陶瓷酒具等装饰。黑釉广泛使用于强化瓷、骨质瓷、软质瓷、硬质瓷、日用瓷、建筑瓷等瓷种的釉上装饰。并且,适用于陶瓷烤花、玻璃装饰、马赛克。品种有大黑釉、孔雀绿、艳黄系列产品等等。
从元朝往后看,钧窑逐渐衰落,渐渐断烧。明清两朝,颜色釉发展到了极致,同时皇家对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
在明代,出现了钧红、祭红、郎窑红、胭脂红、美人醉等色釉,这些色釉极其名贵。均红的出现有着重大意义,钧红釉瓷器属我国最早出现的一个铜红釉品种,它的诞生,结束了当时青花瓷独占鳌头的局面,这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意义深远,不仅是钧瓷工艺的一大创举,而且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为元、明、清时期出现的釉里红、鲜红、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名品奠定了基础。那它为何叫均釉呢?因它最初为宋时河南禹州钧窑(现河南禹州市)所烧造,故称“钧红”。祭红,它妖而不艳,红中微紫,色泽深沉而又安定,釉中无龟裂纹理,是颜色釉瓷中之珍品。它还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一烧瓷艺人,技艺超群,专为宫廷烧制御瓷。这位艺人育有一女,名叫继红,天生丽质,父女相依为命以烧瓷为生。一次因皇宫要烧制御品佳瓷,御窑连烧数十窑也未成功,眼看日期己到,再不烧成御瓷的窑工全将被杀害,继红为救其父和众窑工,便以自己鲜血做釉料烧制出一种稀世罕见的、色调安定肃穆的釉瓷。继红少女救了父亲和众窑工,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为纪念这位舍身救众的女子,后人便将此瓷称之为“祭红”,改“继”字为“祭”。郎窑红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因此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所以郎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胭脂红,俗称洋红,呈淡玫瑰色,光亮透明,主要用于花头或人物服装的洗染,彩烧温度范围很窄,对彩烧温度的要求,基本以它为标准。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末年,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朝均有烧造,其中以雍正朝产量最大,质量最精。胭脂红不同于以往御厂制瓷时所用的铜红和矾红,它是一种以金着色、带有紫色调的粉红色,由于釉中含金,因此也常被人称为“金红”。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颜色釉瓷在陶瓷发展的长河中渐渐失去主导地位,釉上粉彩和釉下青花,渐渐独领鳌头,还有一些新兴瓷种的出现,使颜色釉瓷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认为,颜色釉瓷应该得到后世的传承与发展,它独特的文化魅力需要被世人所熟知。
明,清仿影青釉,均是薄胎刻印暗花,以明永乐仿影青产品最佳,传世完整器见有一种刻暗花的碗,胎壁很薄,多刻缠枝纹,刻纹中渗入釉汁,使刻纹产生层次变化,此种碗未见一件刻官款的。嘉靖、万历时流行一种小碗、小杯,器口多施一圈酱黄釉,胎壁印荷莲、鸳鸯等纹饰。
窑变花釉是清雍正时期在仿钧釉的基础上新创烧的品种,釉面以红色为主,天蓝、月白、绿、褐,黑等杂色交融流淌其中,其偏红者习称"火"。常见造型除仿古的匜,洗之外,以瓶、尊陈设用瓷居多。官窑均在底款阴刻篆书四字或六字本朝款,民窑则以砂底为主,少有酱色釉底的,且均无款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窑变花釉继续生产。同治以后,窑变花釉逐渐演变为红、黑二色的颜色釉,尤以大件瓶,尊居多。
官釉是清雍正时唐英仿明代官釉新发明的品种,分为鳝鱼黄、皮绿和黄斑点3种,现习称"茶叶末釉"。此外尚有蟹甲青釉一种,此种釉色呈深青绿色,类螃蟹壳色,故而得名。
铁锈花釉和仿古玉釉是清雍正时新创的釉色品种,它们都是铁结晶釉。乾隆时铁锈花釉曾盛行一时。两种釉多为官窑所产,多有篆刻阴文本朝款,乾隆以后两种釉色均较少见。雍正时出现、乾隆时盛行的仿石,仿木,仿漆器,仿青铜器、仿金银器等的各种釉,均是低温釉,与其说是釉,不如说是彩。总的特点是制作上精要细作,全是官窑所产,或刻款,或描金款,没有青花款。鉴定这类瓷器,一是要记住它们全是低温釉;二是仔细辨认款识特征,字体均有时代特征,或写"年制",或写"仿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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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器形周正,两侧以细长的绶带如意柄装饰,束腰部模印菊瓣纹,潇洒飘逸,满施茶叶末釉,釉色纯正均匀。
以商周时期古铜器尊为原形,圆腹,撇口,足略外撇,肩部装饰一双鹿形描金耳;尊体表面纹饰亦以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风格为蓝本,古铜色釉褐中略带紫,上描金,模仿嵌金铜器;圆腹上绘米字形纹饰和蕉叶纹,颈部为蕉叶纹,足墙上为回纹,底帛"敬畏堂制"四字二行楷书款。
酱釉又称:“柿色釉,紫金釉”,是一种以铁为呈色剂的高温色釉,其釉料中含氧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总量较高,达5%以上。酱釉的出现始创于北宋的北方窑口,如定窑、耀州窑等窑场中均有烧造,以定窑酱釉最著名。明曹昭《格古要论》中“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的论述。所谓紫定并非紫色,其釉呈棕红色,实际上与今天芝麻酱色调相近的釉,故而得名。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曾一度为官府烧制宫廷用瓷,以其优美的造型,精湛的艺术魅力著称于世,令后人仰慕。而景德镇仿制酱釉瓷始于明初。1964年春,南京博物院于明故宫玉带河遗址中,发现大量明代瓷片。其中酱色釉碗、外酱釉里蓝釉暗花云龙碗,揭示了明初烧制此类产品的奥秘;而在美国堪萨斯城阿脱肯艺术博物馆、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外酱釉里蓝釉高足碗,从工艺到纹饰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云龙碗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印证了洪武官窑的客观存在。与此同时民窑中的酱釉瓷生产也毫不逊色,出土于北京丰台区,现收藏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的两件酱釉梨形执壶,通高12.5cm,口径4cm,壶体呈梨形,壶颈较短,流弯曲深硬不自然;腹部丰满,底足平切,底边垂直,足内较深,旋削整齐;胎质细腻洁白,器表有旋坯痕,釉较薄,釉色呈酱褐色。此壶造型构思新颖独特,稳重典雅。但与同期官窑器相比,不足之处在于:造型不够规整,同一器物上壶盖、壶身色调不能统一,施釉不均匀,釉面有缩釉点,制作工艺较粗糙。
永乐时期酱釉瓷仍在烧造。从目前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尚未见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但笔者于1985年5月,在扬州市缺口工地上,距地表3m左右与洪武地层具有叠压关系的土层中,发现叠摞在一起的酱釉碗。由于施工繁忙,未能及时制止民工的挖掘,致使四只碗同时被毁,实在令人痛惜扼腕。这四只酱釉小碗,造型均为撇口式,高6cm,口径12cm,器表光素,里外均施酱釉,釉面匀净光洁,有缩釉点,无橘皮纹。胎质细腻润滑,胎色洁白,胎体自上而下,由薄渐厚,制作隽秀灵巧又不失敦厚稳重。圈足小,足呈外敛内直墙式和外敛里斜坡式;足端外侧斜刮削,足端平切,足底面有明显的旋痕和细密的跳刀痕;而细砂底光滑细腻,不见火石红;釉底的胎釉结合处,却留有一线火石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酱釉的助熔剂钙含量低,高温黏度较大,不易流釉;从断面看,底足处的釉层与器口处差不多同样厚,因而不会产生象其他釉有“厚此薄彼”的现象。以前不少出版物,常用釉层厚来形容明早期器物的釉质,然而对酱釉这一品种而言,以上说法在了解了酱釉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能后,似乎提法上值得商榷。再则,上述四只碗虽一起出土,但碗的釉色却有明显差别;一种颜色接近今天的芝麻酱色调;一种颜色呈褐红色;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可知,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与器物的二次氧化或窑位有关。
永乐酱釉虽仅见于碗,而未见其他器型,但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尚不多见,因而是目前研究永乐民间瓷器不可多得的宝贵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宣德时期酱釉瓷在官窑器中已不再难得一见,而是作为各种单色釉中的一个品种而批量生产。常见的器形有撇口碗、盘、水仙盘及桃式执壶,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的收藏以及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代御窑厂遗址的发掘成果,让我们拓宽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与永乐酱釉瓷相比较,同样的器型,宣德酱釉瓷釉色稳定,釉面光洁莹润,无缩釉点,有橘皮纹。在器物里外施酱釉的情况下,足内均施白釉,并锥刻暗款或用青花楷书款。这与永乐酱釉瓷足内仅施青白釉或细砂底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
而宣德时期的民窑酱釉中,有外酱釉里白釉、外酱釉里青花,尤以外酱釉里青花的品种较为多见。其造型有高足杯、撇口碗等。高足杯器表光素,外壁通体施白釉,釉面光洁有橘皮纹,杯内心大多数用青花隶书“寿”字的习俗。杯上部受元代枢府型器的影响,呈撇口,硬折腰,下承明代特有的竹节柄,柄中空不施釉。足外撇,足端外侧斜刮削,足端平切。其造型俊秀挺拔,古朴凝重。外酱釉里青花碗,碗口外撇,腹部丰满而略敛,碗内用青花隶书“福”字或月华锦等纹饰,足呈外敛内收式,足端平切,底面施亮青釉。作为民窑的一种装饰技法,它不仅是宣德时期的品种特色,也对后来清代瓷器的装饰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酱釉瓷生产,从本世纪50年代至今的考古发掘和传世瓷器中,尚未发现有一件确切纪年酱釉瓷的报道。因而这三期的酱釉瓷认识,仍嫌不足。尽管查阅古文献中,有正统十二年(1447年)不许民窑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的禁令,但此中所禁“紫”,是指紫金釉?抑或紫釉(茄皮紫釉)且不得而知了,需深入研究探讨。
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酱釉瓷的生产官窑器中已属少见,民窑器则更是凤毛鳞角。
直至嘉靖、万历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在全国迅速发展,刺激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作为瓷器门类中的一个品种,随着市场的需求,再度应运而生。其中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1959年陕西省耀县寺沟墓葬出土的“酱釉戗金孔雀牡丹纹执壶”是这一时期酱釉瓷器的代表作。执壶通高30cm,口径5.9cm,足径8.8cm。盖顶隆起,盖纽为一蹲坐小兽,腹下有穿可系,壶敞口,颈细长,腹侧扁,腹面凸如鸡心。高圈足,下部略外侈。细长流……有“S”形加固件与壶颈相连。与流相对的一侧有长柄,柄顶端有小环,可穿绳系盖。壶内及圈足内底施青白釉,外壁通体施偏紫红色的酱釉,整个器型饰以金彩,壶盖用团花,花瓣以兽纽为中心向四面垂下,颈部饰有一周仰蕉叶,颈下部饰下垂的如意莲纹。两侧腹部正中为桃形开光,中有牡丹一株,花繁叶茂,一只孔雀踞立枝头,回首而鸣。圈足、流、柄部也都饰以简单的纹饰。圈足内心用青花书“富贵佳器”四字吉语款。该执壶造型清秀俊俏,其纹饰富丽华贵,可与御窑厂贡品相媲美,然而它却出自民窑工匠之手,这不得不令人钦佩赞叹。
至万历时期,除有外酱釉里白釉墩式碗外,民窑中甚为流行一种酱釉白花器,其釉色浅淡,釉面光亮。较常见的器物有:梅瓶、蒜头瓶、胆瓶、盘、碗、香炉等。其中以香炉最常见。而香炉中筒式三足炉和钵式三足炉数量较大,其胎体厚重,工艺粗糙,胎体衔接痕明显,器里为白釉或青白釉,器足往往留有切削痕迹。器外常以酱釉为地,釉面凸起白花纹饰,纹饰中龙纹、凤纹、麒麟、折枝花卉、花鸟、花虫等多见。而酱釉地白云青花龙纹碗,却鲜为人知。笔者有幸在扬州市区古城改造施工工地,偶尔发现这一纹饰的残片,其造型为撇口碗,腹部较丰满,内施白釉,外施酱釉。釉色较浅,釉面光亮,纹饰写意而略显草率。胎体上薄下厚,制作不够精细。综观民窑酱釉瓷,绝大多数都不落款识,偶有“富贵佳器 长命富贵”等吉语款,亦为数廖廖。
明未天启、崇祯时期,景德镇民窑瓷器的生产量很大,但主流是青花瓷器。它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还根据客户的需要大量运销欧洲、日本等国。所以酱釉瓷的生产,因市场的需要而被冷落,直至清顺治开始,才又恢复生产,并历朝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