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内，一个个生动形象，造型多样，细腻传神的“石湾公仔”正在静静的接受着游客们的欣赏。这是广东首家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行业博物馆。石湾，拥有着悠久的制陶技艺和文化，石湾窑和石湾工艺，也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的日趋繁荣。
在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内，一个个生动形象，造型多样，细腻传神的“石湾公仔”正在静静的接受着游客们的欣赏。这是广东首家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行业博物馆。石湾，拥有着悠久的制陶技艺和文化，石湾窑和石湾工艺，也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的日趋繁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石湾窑，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的纪文瑾主任，接受了中国文物网记者的专访，向记者介绍了石湾窑和石湾的陶瓷发展及现状。
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馆藏《春夏秋冬》
上溯至唐，发展至今——石湾窑的历史现状
石湾陶艺的历史，追溯源头，可以到新石器时代。石湾的贝丘遗址，出土的硬文陶片，经中国科学院鉴定，距今约五千多年，属新石器时代。但是，一般来说一个窑址的确定，必须是大规模的生产，零星的生产规模不能成为证明产区的存在。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唐宋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石湾逐渐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日用陶生产基地，产品远销海外，此时其艺术陶的生产已体现出在吸收北宋名窑色釉基础上创造石湾陶艺语言的特点。
石湾出现大型窑场的历史可上溯唐代。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先后在佛山石湾大帽岗和南海奇石发现唐宋窑址。从石湾大帽岗唐宋窑址发掘出的均属半陶瓷器，火候偏低，硬度不高，坯胎厚重，胎质松弛，属较典型的唐代南方陶器。
从唐代开始，石湾窑就是以大规模的生产生活陶器为主，然后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石湾的陶瓷艺术进入了一个大繁荣、大发展的阶段。美术陶瓷是在日用陶瓷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明代出现美术陶瓷的生产，虽处在初级阶段，生产规模尚小，但它使石湾窑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体现了石湾窑的综合性，为清代民国美术陶瓷的蓬勃发展奠定的基础。明代的美术陶瓷除器皿外，还雕塑鸟兽人物，人物塑造多为仙佛之类，形象各不相同，线条简练概括，一般都全体施釉，质朴无华，浑厚传神，如绘画中的写意手法，这是明代石湾人物陶塑的基本特色。
清康熙以来，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佛山则是繁华的商业重镇，对石湾制陶业有了很大的刺激和促进。随着国内外对石湾陶器的需求量的大幅增加，制陶业生产体系不断扩大和完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美术陶和园林建筑陶异军突起，烧制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石湾陶业进入鼎盛时期。
现在石湾窑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美术陶瓷，石湾本地人也叫做“石湾公仔”，以做人物、动物、微雕、瓦脊为主。而今的石湾窑，作为一个成熟的窑区，发展地非常繁荣。同时拥有者雄厚的大师资源。现在石湾15位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和陶瓷艺术大师，60位左右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和陶瓷艺术大师。
釉色丰富，器型多样——石湾窑的瓷器特色
石湾窑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釉色，一个是制作成型的技法。石湾窑的釉色种类十分丰富，斑斓多彩。其中最重要的釉色特点，就是仿钧。北宋时期，很多河南窑工迁移到广东，带来了中原的制窑的技术，仿钧的釉色特点便流传了下来。明代以来，石湾陶艺在“窑变”与“仿名窑”两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窑变指在窑内烧制过程中，器形釉药中所含的着色剂，经过高温的熔融所起的化学作用，使其呈现出意料之外的釉色变化。石湾窑变釉被誉为“石湾釉中之冠”，寂园叟在《陶雅》中以《洛神赋》中“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来形容石湾窑变。其中三稔花色釉、虎皮斑釉等最为名贵。仿造各大名窑的釉色，如仿造哥窑的“冰裂纹”，仿龙泉的“梅子青”釉，仿磁州窑的“铁绣花”，仿建窑的“鹧鸪斑”，仿钧窑的“玫瑰紫”、“仿唐三彩釉”、“翠毛釉”等，成为石湾窑釉色的重要组成部份。石湾窑慢慢形成了釉色斑斓、多彩的特点。可以说现在全国这么多窑口里面，石湾的釉色是最丰富多彩的。
石湾窑在明以前，生产的都是生活陶器，石湾是没有瓷的，都是陶器。石湾窑所生产的陶器，当时被广泛地出口到海外，包括高丽、日本、东南亚一带，器型有壶、坛、罐、缸、花盆等等。可以说，广东这边的生活陶器，基本上是从石湾出口出去的。因为都是一些生活陶器，所以制作工艺上有一些民间特有的特色。
造型传神，题材亲民——石湾公仔的特色
现在的石湾，是举世闻名的陶都，石湾的陶塑艺术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现在人们谈起石湾窑和石湾的陶瓷业，重点和中心就是“石湾公仔”。作为艺术陶瓷、美术陶瓷，石湾公仔具有着超强的美术性艺术性和人文性。对比全国众多的窑口，大多做的是器皿，而石湾的陶塑公仔制品，在全国众多窑口中，是独一无二的。
它的美术性，就表现在它的传神，艺术的品评标准，第一就是以形传神，石湾公仔在表现人物的神态上，处理的非常到位。它的人文性，在于他的亲民属性。石湾窑，系民窑。它一直以来，就跟皇家体制没什么关系，而是与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是给老百姓做、用、欣赏的一门艺术。所以，石湾窑的公仔人物，多表现的是生活的场景，如，喝茶、扇扇子、爷孙俩、甚至是抠脚趾等生活中的场景。
历史上的石湾由于长期以来与中原联系较少，保留了很多岭南文化的特色。后来由于人口的迁徙，陶工也带来了中原的造像技术。所以，石湾公仔的技法，也较多地保留中国传统雕塑的遗存。如：陆羽品茶、刘伶醉酒、水月观音、钟馗、关公等。
广东美院的一位老教授胡博就曾说：“石湾陶塑，是中国传统雕塑的最后标本。”因为在全国，那么多的窑口里面，只有石湾较为完整的真正地保留下了中国传统雕塑的味道、题材和技法，包括衣纹、眼珠和神态的表现方法。M.taOCi52.cOM
价格适中，潜力巨大——石湾陶瓷的价值
虽然，石湾陶塑特色鲜明，有非常成熟的工艺性，非常讲究泥、釉、火工艺上的特性，也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的雕塑的味道，但是石湾陶塑的市场价格，一直以来比不过其他的窑口，市场价值不是特别高。有人曾表示“佛山陶艺的艺术价值在市场被严重低估。”
目前，中国的艺术拍卖市场的价格普遍高昂。比如宜兴、景德镇某些大师的工艺品，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是很普遍的价格。但是，石湾陶塑最近几年才有少数几个顶尖大师的作品超过百万。但也正因如此，现在有很多的收藏家，看中石湾陶艺这个洼地，开始收藏石湾陶艺。
延伸阅读
红绿彩瓷器的发展及其艺术特色
12世纪后期，在中国北方的女真人统治区域，窑工们创烧出了一种装饰新颖的彩瓷一红绿彩瓷，给陶瓷家族增添了新品种，开创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时代，也为明清以来中国五彩缤纷的成熟彩瓷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初，红绿彩瓷引起了研究界的注意，当时称其“宋加彩”，这一名称沿用了很长时间。近年来，陶瓷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女真人统治区内的北方金代陶瓷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宋加彩”面目越来越明晰，它作为早期成熟的彩瓷也逐渐为学界所共识。 迄今，经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红绿彩瓷的古窑址有山西长治八义窑，河北磁县观台窑、观兵台，河南鹤壁集窑、焦作牛庄窑，山东淄博磁村窑，可以确认这几个窑口烧造红绿彩瓷。在这些窑口以外，也发现留存红绿彩瓷的窑址，如山西浑源、介休城南街瓷窑，河南的新密窑沟、登封曲河、鲁山段店、禹州扒村，修武当阳峪等地都发现过红绿彩瓷，但这些窑口有的并不烧造红绿彩瓷，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在以往的发现中，生产规模最大、品种较丰富的窑口当为长治八义窑。该窑口以烧制红绿彩瓷为主，也烧制质量上乘的黑画花或铁锈花及其他品种瓷器。 从目前发现看，红绿彩瓷的出土地区和原产地区在装饰上存在差异。出土地区指产品流通使用地，系生产窑口以外的地区。这类遗物在原产地(窑址)中不可能见到，比如红绿彩贴金器，它是成品器流通到市场后，使用者依其所需再进行加工而成的器物，在窑址中不可能找到。这有些类似后世的珐琅彩瓷以及外销中东、欧洲的大量青瓷、青花瓷，它们都经使用者依自己需要而进行包嵌金银的再加工。原产地区指烧造窑口。金元红绿彩瓷的烧造窑口现已确认的有前面所列几处，基本上为金后期至元中期烧造地，元代中晚期乃至明初北方烧造红绿彩瓷的窑口目前还不能确定，有可能为前面确认的烧造地点，也可能另有所在。经调查发现，红绿彩瓷器的窑址在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还有很多，约在30处以上。
白釉红绿彩瓷是在唐三彩、宋三彩低温彩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装饰品种。它是在1150℃左右高温下将白釉瓷或白釉下黑彩瓷烧成后，再在白釉之上以红、绿、黄等彩料勾画或涂染出纹饰，第二次入窑以800～900℃低温烧成。红绿彩中的红彩是伴随着这种彩瓷出现的中国最早的矾红彩，它是金代北方窑场的一大发明，为明清景德镇釉上彩工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 从目前的发现看，红绿彩瓷品种较多。最常见的是自地上施加红绿彩，还有酱地红绿彩、绞釉加红绿彩、孔雀蓝加红绿彩、黑釉加红绿彩等等多个品种。白地红绿彩品种本身，也有篦划花加彩、印花加彩、划花加彩、贴金加彩等多种。红绿彩瓷的出现将中国的瓷器带向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长治八义窑率先创烧了红绿彩瓷，开创了我国瓷器史上多彩装饰的先河，为以后的五彩、斗粉、粉彩、浅绛彩瓷的出现，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有关方面1996年曾对长治窑作过详细调查和小规模试掘，近年来也有一些重要发现。资料表明，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期以前(金代后期至金亡国或略晚)，在长治八义、东山、南泉庄一带大量烧造以红绿彩为主的器物，同时烧造白釉黑画花、黑釉、钧釉器物和低温三彩器物。按施彩方法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在高温烧成的白地黑彩瓷上再加填低温红、绿、黄彩。第一次高温烧成的白地黑彩依需要再配以二次低温烧成的红、绿、黄彩，白地上衬托出的黑、红、黄、绿各种色彩，斑斓多姿，已完全具备了五彩的特性。这种装饰主要见于瓷塑类器物上。第二类是在素白瓷上以红绿黄三彩勾画或涂染各种纹饰，其与第一类的区别是没有釉下高温黑彩的使用，红彩为主要色彩，黄彩仅用于花叶的叶头和边饰以及部分装饰。第三类是在素白瓷上仅以红绿二彩勾画各种纹饰，红彩为主要色彩，纹饰中的主要部分如鱼藻纹中的鱼、花草的花卉、禽鸟纹中的鸟等，全部用红彩绘出，绿彩仅用于辅饰，多为花草轮廓线或边饰填彩。第四类是在绞釉(或称为绞化妆土)器物上加饰红绿彩，目前仅见长颈瓶采用这种双重装饰手法。第五类是在素白瓷上施加红或绿色单彩，是红绿彩瓷中数量最少的一种。目前所见红绿彩贴金或描金一类的器物标本，应当是产品流通到市场以后进行的再装饰，在窑址堆积标本中是看不到的。 长治窑红绿彩瓷器装饰题材丰富，手法多样。花草类以牡丹花、栀子花、菊花、荷花为主，各种花卉在表现手法上又有多种形式。如菊花在花瓣的表现上就有四五种，牡丹花和其他的花样也各自有别。碗盘类器物往往在器物内底加绘带枝叶的双桃。开光装饰是常见的手法之一，开光内或为花草或为文字。开光文字有“富贵长命”“龟鹤齐寿～清净道德”“南屏晚钟”等，多为吉语，表达美好的心愿。禽鸟类纹饰题材活泼，充满生机。鱼类纹饰较多，有金鱼和鲤鱼之分。 长治窑生产的红绿彩瓷，彩色呈色稳定，在绘画手法和色彩的运用上已经达到了较成熟的阶段。胎色大部分为土黄色，基本烧结，但断面无玻璃光泽。经测试，烧成温度在1140℃左右。有少量灰胎器物，可以明显看出是火候过高所致。白釉、绿彩、黄彩都有细密纹片，而红彩没有这种现象。红彩的色调多呈枣红色，但由于色料分散得不太均匀，有深浅不均的现象，表面不甚光滑平整，有毛糙的颗粒状凸出物，这是彩料颗粒细度不够所造成的。长治窑的黄彩和绿彩则呈色纯正。 就目前掌握的山西红绿彩瓷考古资料看，长治窑生产红绿彩瓷器的时代当在金代中期以后至元代立国前后或略晚。汾西县一座纪年砖墓中曾出土一件红绿彩碗，墓葬年代为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从烧造工艺和胎质、胎色看为长治窑产品。元代中期以后的墓葬中常出土红绿彩器物，而这些器物的烧造地点目前还不明确。从翼城县元村元代晚期墓(至正六年，即1346年)出土的红绿彩小俑看，其已走向衰落，它和金代晚期(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最为辉煌的红绿彩烧造期产品相比，已是落日余晖。 元代红绿彩器物在山西南部的翼城一带出土较多，山西西北部也有出土。所见器物以小型玩具人物为主，在古玩店时有所见。这时期的器物在呈色上已经显得粗糙暗淡，绿彩发色不正，红彩呈枣皮红且颗粒较粗，整体工艺衰落，其烧造窑口目前尚无线索可查。
明代何朝宗观音瓷塑的艺术特色
何朝宗 渡海观音 泉州海交馆藏
何朝宗 坐莲观音
一、“何氏观音”的艺术特色
何朝宗的观音瓷塑历来为人称道，现以“渡海观音”（图一）和“坐莲观音”（图二）这两件作品为切入口，分析何氏观音作品的艺术特点：
1.材质美
德化白瓷的“洁白可爱”（清乾隆《泉州府志》）不仅让中国人的爱不释手，西方人也对之颇为喜爱。德化白瓷“白如雪、润如玉、透如绢”，是中国白瓷的一个里程碑。德化瓷中有一种白瓷白中泛黄（或红）、温润典雅，人称“猪油白”。何朝宗的作品里多见此种材料，这种“猪油白”赋予了何氏观音瓷塑一种别样的美。白瓷温润的色调使人心里感到温暖与亲切，这犹如少女白里透红的肌肤，充满活力与生机，让人喜爱不已。这样的色调拉近了远离尘世的观音大士与百姓的距离，仿佛这位女神进入了世俗的生活，她少了一些神秘，多了一些亲切。这样的感觉在“渡海观音”像中体会很深，这位观音泛着温润的光泽踏浪而来，进入凡尘，保佑万民，颇具亲和力。
2.造型美
何氏观音的造型美主要体现在观音身躯的曲线美、观音服饰的线条美及丰富的造型。
身躯曲线美在何氏的站姿观音中十分明显，以“渡海观音”为例，有人称之为“梅瓶式”身材，颇为形象。《饮流斋说瓷》有言，“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而“渡海观音”与梅瓶相似至极，其口若樱桃，浑厚饱满；肩部宽圆，线条流畅有力；腰部以下，向内稍狭；在足部向外侈开。总体来说，造型设计紧凑而精心，这样的体态美为“渡海观音”增添了一份雍容优雅的神韵。如此造型在其他站立的“何氏观音”中也是常见的。
何朝宗 渡海观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线条是基本的造型原素之一，其主要服务于二维的造型艺术，因此在中国的绘画和书法创作都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得益于毛笔这种对线条极有表现里的工具，中国的古代绘画和书法中已经有了完整的线条表现技术和理论。但是在瓷塑方面，主要由于工具和制作技法的限制，在之前还没有人能像何朝宗一般完美地运用以线为主的塑造手法。何氏的线条造型手法在观音服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酣畅的线条造型处理，和书法草书中体现的流畅奔放的“势”（即节奏、韵律感）颇为神合。以“坐莲观音”为例，她的衣服纹路如此之多，但衣纹的走向总与塑像的每一部分体积结构相衬，使得这些纹路有序的体现了观音的动态形象，其衣褶上还运用反“S”型线条，此源于古代太极图，不仅有上升、回归等象征意味，这样的构图还产生了“疏可走马，密不容针”的艺术效果与“吴带当风”的飘逸神韵。
何朝宗 坐莲观音 2012年5月17日伦敦邦瀚斯
除了渡海观音，坐莲观音的形象，根据后图，可见何朝宗还塑造了观音持鱼篮、持花、持如意、持佛珠经卷、盘腿远观、携童子、坐蒲团等多种形象，或坐或立，皆面色慈祥，典雅端庄。
何朝宗 鱼篮观音 2016年4月6日香港苏富比
何朝宗 坐蒲团观音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姿态各异的观音形象迎合了当时流行的观音信仰，契合了大众的审美与精神寄托需要，有广泛的心理基础与市场。何来观音形象惟妙惟肖，仿佛观音现真身。从何来观音的形象上可见，除了一批神性浓厚的观音作品外，何朝宗还十分关注普通百姓在俗世的诉求。这些形象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雅俗共赏的观音图卷。
二、“何氏观音”与观音信仰
观音瓷塑是偶像崇拜的对象，德化窑作为民窑，其作品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地民众的喜好。何朝宗的作品里出现如此之多的观音瓷塑，无疑是观音信仰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反映。在地域方面，尤以德化为甚。而以“何氏观音”为代表的观音瓷塑为何在德化流行？其所承载的“观音信仰”应如何解读？
1.解救海难
何朝宗在观音瓷塑，中描绘了观音脚踏浪花的庄严形象，踏浪主题在其他德化瓷塑中亦常可得见，观音踏浪，这一造型可追溯至古印度。
在观音信仰中，最本初的信仰即是救人于海难，而救苦救难则是该信仰的扩展衍生。这可追溯到印度南滨的观音道场由来，在那里观音扮演着解救“罗刹鬼难”的角色，帮助航海者顺利返乡。类似地在观音信仰被中国化之后，中国人将观音道场选在舟山的普陀山上，这亦与舟山独特的海岛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舟山人民饱受大海的惠赐，也同时承受海难的痛苦，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超凡的力量来护佑他们的幸福，而观音正好符合了民众的期盼。而德化位于福建省，福建临海，汹涌的大海既是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又是人们畏惧的领域，海难常常无情的夺取人们的生命，而观音恰恰是一位慈悲为怀，解救人们于海难的女神，故颇受福建民众喜爱，何朝宗这尊渡海观音瓷塑恰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2.儒道思想
何朝宗的观音瓷塑中，观音造型丰富多变，有送子、持书卷、持如意、持鱼篮等等，这些造型中无不流露出儒道思想的气息。
中国社会处处浸润着儒文化的气息，福建地区亦不例外。儒家文化长于伦理思想，其影响下观音信仰在中国往往超出了宗教范围，具有社会教化的倾向。社会教化必须使观音与俗世生活相融，因此在中国观音的“广行方便”的形象较之印度被极大扩充，此外还流传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力图表现科考入仕、子嗣、长寿等观念，这亦被“何氏观音”中持书卷、送子、持如意等造型所表现。
何朝宗 如意观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在民间流传广泛，其善于改造吸收各种神灵信仰并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将其纳人自己的宗教体系之内，从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神灵崇拜现象，世俗趣味浓郁。观音在道教里成为了天界中玉皇大帝手下的一员，这一点，古典小说《西游记》将之发挥到了极致：观音以各种形象出现于其中，帮助唐僧师徒西行。在民间，观音的品格几乎完全世俗化了，除了神通广大之外，观音在心境上已与一般世俗人无异。德化瓷塑中对于这些故事也有体现，何朝宗的持鱼篮的观音瓷塑则与道教中的神——龙王有关。
与儒道这两大深植中国社会的思想融合无疑是观音信仰流行的关键，“何氏观音”则作为一个载体，对这一融合进行了忠实的记录。
3.妙善公主
观音的女性形象是其广受欢迎的重要因素，观音性别的转变无疑是其中国化过程中最为成功的一步。观音变性“始于六朝，发展于唐代，定型于宋”，其形象转变中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人抛开印度宗教中观音为“不旬太子”和“莲花童子”的身世，另立他说，如老子的再传弟子尹喜等，但其中最著名的是妙善公主的故事，妙善有童子善财作为侍从。
关于妙善和侍从的形象被忠实记录在了何氏的瓷塑里。此外，将观音形象定位为女性，既增加了观音的亲和力使之广为流行，还方便了“送子观音”的出现，从而在中国这个“以孝为先”的国度里为观音信仰争取了一大批虔诚的女信徒，德化民众亦不例外。
何朝宗 送子观音 2013年5月16日伦敦邦瀚斯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三峡博物馆所藏的一尊“何氏观音”被学界认为是男身，这可以说明何氏的对观音本初男身有所了解？还是还将观音“广行方便”的男相化身加以记录？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何朝宗 如意观音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当然观音信仰的流行还有其灵感方式便利（直呼六字真言等方式），直面现实苦难（满足了中国人求神的功利心理），观音入世解救众生与儒家的入世思想不谋而合等等原因，这里不再赘述。总之，观音信仰的流行，为“何氏观音”的出现提供了一片沃土，极大的推动了德化瓷塑中观音形象的发展，而大量观音瓷塑的出现（“何氏观音”无疑是其中表率）又进一步加强了观音信仰在当地的传播。
辛店文化陶器的艺术特色 古代瓷器知识
陶罐辛店文化，1956年甘肃临洮郭家坪出土。
辛店文化是西北地区一支重要的文化遗存，其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搀有石英砂、碎陶末、蚌壳末和云母片等搀和料。陶质粗糙、疏松，火候较低，器表多磨光，有的施红色或白色陶衣。器型以罐为主，有鬲、盆、杯、鼎、豆、盘等。彩陶的数量较多，彩与陶胎结合不紧密，易脱落。多圜状凹底器，主要器型有罐、盆、鬲、盘、钵、杯。纹饰别具一格，笔触粗犷，以双钩纹、S纹、太阳纹、三角纹为主，还有少量的动物纹犬纹、羊纹、鹿纹、蜥蜴纹等，反映出了畜牧生活的特色。
古代瓷器：明代何朝宗观音瓷塑的艺术特色
何朝宗渡海观音泉州海交馆藏
何朝宗坐莲观音
一、何氏观音的艺术特色
何朝宗的观音瓷塑历来为人称道，现以渡海观音和坐莲观音这两件作品为切入口，分析何氏观音作品的艺术特点：
1.材质美
德化白瓷的洁白可爱不仅让中国人的爱不释手，西方人也对之颇为喜爱。德化白瓷白如雪、润如玉、透如绢，是中国白瓷的一个里程碑。德化瓷中有一种白瓷白中泛黄、温润典雅，人称猪油白。何朝宗的作品里多见此种材料，这种猪油白赋予了何氏观音瓷塑一种别样的美。白瓷温润的色调使人心里感到温暖与亲切，这犹如少女白里透红的肌肤，充满活力与生机，让人喜爱不已。这样的色调拉近了远离尘世的观音大士与百姓的距离，仿佛这位女神进入了世俗的生活，她少了一些神秘，多了一些亲切。这样的感觉在渡海观音像中体会很深，这位观音泛着温润的光泽踏浪而来，进入凡尘，保佑万民，颇具亲和力。
2.造型美
何氏观音的造型美主要体现在观音身躯的曲线美、观音服饰的线条美及丰富的造型。
身躯曲线美在何氏的站姿观音中十分明显，以渡海观音为例，有人称之为梅瓶式身材，颇为形象。《饮流斋说瓷》有言，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而渡海观音与梅瓶相似至极，其口若樱桃，浑厚饱满；肩部宽圆，线条流畅有力；腰部以下，向内稍狭；在足部向外侈开。总体来说，造型设计紧凑而精心，这样的体态美为渡海观音增添了一份雍容优雅的神韵。如此造型在其他站立的何氏观音中也是常见的。
何朝宗渡海观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线条是基本的造型原素之一，其主要服务于二维的造型艺术，因此在中国的绘画和书法创作都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得益于毛笔这种对线条极有表现里的工具，中国的古代绘画和书法中已经有了完整的线条表现技术和理论。但是在瓷塑方面，主要由于工具和制作技法的限制，在之前还没有人能像何朝宗一般完美地运用以线为主的塑造手法。何氏的线条造型手法在观音服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酣畅的线条造型处理，和书法草书中体现的流畅奔放的势颇为神合。以坐莲观音为例，她的衣服纹路如此之多，但衣纹的走向总与塑像的每一部分体积结构相衬，使得这些纹路有序的体现了观音的动态形象，其衣褶上还运用反S型线条，此源于古代太极观音以各种形象出现于其中，帮助唐僧师徒西行。在民间，观音的品格几乎完全世俗化了，除了神通广大之外，观音在心境上已与一般世俗人无异。德化瓷塑中对于这些故事也有体现，何朝宗的持鱼篮的观音瓷塑则与道教中的神龙王有关。
与儒道这两大深植中国社会的思想融合无疑是观音信仰流行的关键，何氏观音则作为一个载体，对这一融合进行了忠实的记录。
3.妙善公主
观音的女性形象是其广受欢迎的重要因素，观音性别的转变无疑是其中国化过程中最为成功的一步。观音变性始于六朝，发展于唐代，定型于宋，其形象转变中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人抛开印度宗教中观音为不旬太子和莲花童子的身世，另立他说，如老子的再传弟子尹喜等，但其中最著名的是妙善公主的故事，妙善有童子善财作为侍从。
关于妙善和侍从的形象被忠实记录在了何氏的瓷塑里。此外，将观音形象定位为女性，既增加了观音的亲和力使之广为流行，还方便了送子观音的出现，从而在中国这个以孝为先的国度里为观音信仰争取了一大批虔诚的女信徒，德化民众亦不例外。
何朝宗送子观音2013年5月16日伦敦邦瀚斯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三峡博物馆所藏的一尊何氏观音被学界认为是男身，这可以说明何氏的对观音本初男身有所了解？还是还将观音广行方便的男相化身加以记录？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何朝宗如意观音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当然观音信仰的流行还有其灵感方式便利，直面现实苦难，观音入世解救众生与儒家的入世思想不谋而合等等原因，这里不再赘述。总之，观音信仰的流行，为何氏观音的出现提供了一片沃土，极大的推动了德化瓷塑中观音形象的发展，而大量观音瓷塑的出现又进一步加强了观音信仰在当地的传播。
张公巷汝窑
张公巷汝窑——张公巷汝窑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汝州老城中大街与张公巷交汇处北，遗址中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在汝州张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发现一些类似汝窑瓷器、窑具和素烧坯残片，遂引起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高度重视。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张公巷东、西两侧分别开挖探方两个，发掘面积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个和过滤池1个，出土了一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和窑具。
这次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堆积复杂，遗物种类繁多，从唐宋到金元，直至明清各个时期的文物标本都有出土，但只有类似汝窑的青釉瓷器，才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唯一产品。张公巷窑青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而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则为汝窑所不见。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和六枚。
关于 张公巷汝窑的性质孙新民和郭木森等专家考证认为，首先，在张公巷窑址首次发掘出土较多的窑具、丰富的素烧坯残片和有别于其它汝窑的青瓷器，这对于深入研究汝窑烧造工艺的流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青瓷文化的内涵。
其次，2004年 发掘获得古钱币３３０枚，除２枚金代海陵王时期“正隆元宝”出现在Ｔ４第五层和第四Ａ层下的Ｈ６７内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３２８枚皆较地层的年代偏早。结合张公巷青釉瓷本身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设窑烧造可能性不大。因此，可以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
第三，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汝窑。明《格古要论》记载：“官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张公巷窑获得的大量瓷器标本，从整体上看不及汝窑，但的确有色好者与汝窑接近，所以初步认为张公巷窑极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中的北宋官窑。同时，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的可能性。张公巷窑烧制的产品制作讲究，质量上乘，显然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它的性质是官窑。
一般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张公巷窑烧制的产品独特，制作讲究，古朴雅致，质量上乘，显然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它的性质应属官窑。在2004年5月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不少中外陶瓷学者认为该窑址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2006年5月张公巷汝瓷官窑遗址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
参考文献：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 - 文物 - 孙新民
《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 郭木森
石湾第一件陶器的由来
人人都说：“石湾陶器甲天下。”因其独特的创作特色受到人们的喜爱，不论是在家居饰品中还是陶瓷日用品中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你可曾知道石湾第一件陶器是怎样出世的？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石湾仍大是四面环河的一群山丘。这里森林茂密，野草丛生，白天鹰飞鹤舞，野兽成群，晚上松涛可闻，野狼嚎叫、那时这里只居住着一对夫妇，男的叫陈武，女的叫杨娇，他们是从部落逃婚漂流到这里的。他们一来到这里，就选择了石湾的北面（现河宕村）安家。陈武首先把周围的野草杂树砍掉，然后伐木搭屋，杨娇在屋四周挖成壕沟，装上竹签，以防野兽侵袭。陈武白天出外打猎，杨娇在家剥野兽皮做衣，削野兽肉做饭。两口子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相亲相爱，过着美满的幸福生活。
十年以后，这对勤劳勇敢的夫妇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人口多了，家业也大了，他们为了防备荒年暴月，需要在家里储备一些食物，于是，杨娇平日就在家里用树枝纺织成一个个圆筒形的箩筐之类的东西，而在外表涂上厚厚的泥巴，让阳光晒干后，专门用来盛储野兽皮和烤熟的野兽肉。
一天，忽然，九岁的大儿子鹰几慌慌张张地跑进屋来，脸色吓得煞白，怔怔说；“妈妈，门外的树林着火啦……” 杨娇慌忙冲出门外看个究竟，果然是野火燃着了森林，满天家禽乱飞，遍地野兽乱窜，烈火映红了天空。杨娇大吃一惊，倒吸一口冷气，她顾不得屋里的一切了，慌忙拖儿带女往外逃命。
他们刚走出森林，就遇见飞奔而来营救他们母子几人的陈武，一家人凄凄凉凉的走到河边。望着被烈火吞没的木屋方向，想起十年来茹苦含辛地创立的家业已毁于一旦，化为乌有，不禁伤心地抱头痛哭。
大火烧了三日三夜才被一场倾盆大雨浇灭。陈武他们立即奔回老家去看个究竟。只见木屋和一切家私杂物已经全部烧成灰烬。但是有几个从未见过的瓦缸瓦盘模样的东西却奇迹般地出现在废墟的灰烬之中，仿佛漆黑的天空突然闪出几颗流星。杨娇惊愕地跑上去察看，不禁喃喃自语：“奇怪，难道这是神仙恩赐的？”当她发觉“瓦缸”里还有一道道树枝编织的痕迹时，才恍然大悟。于是，她一边高兴地招呼陈武来家看，一边喜孜孜地说：“唉呀，泥巴同岗沙混合可以烧成硬缸硬盘。”
于是，这一对劫后余生的夫妇和儿女们高兴地捧着原始陶器雀跃起来，这真是个不幸中的大事。于是在这场大火劫难中，石湾的第一件陶器出世了。后来，杨娇夫妇就根据这种原理，专心制作起日用陶器，先是自己用，随后便挑去其它部落交换食物。
杨娇边生产日用陶器，边从想象中创作其它日用陶器。陈武也不去打猎了，带着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砍柴筑窑烧制陶器，传到后代。
如今，石湾陶瓷工艺既有源于现实生活的，又有取材于神话传统的表现形式，有写实和夸张的不同手法，陶质运用上有素胎和上釉两大类型，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工艺品。
独具特色的辽代契丹瓷器
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
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西元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
随著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
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
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辽在历史上不停侵犯北宋国土，为什麽?穷，国土上没什麽资源，北宋生活得好，他光瞧着不行，得过来拿点儿，所以辽多次进犯北宋。北宋重要的北方窑口定窑，在定州这个地方，曾在宋跟辽的拉锯战中五易其手。辽人看到雪白的白瓷，垂涎三尺。定窑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商品。
天显三年(西元928年)，辽兵又一次攻下定州，在那儿待了八个多月，很长的时间。八个月的时间足以把这个地方的经济以及生产情况瞭解透彻。辽国当时急需这些人才，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把这些人才带走了。所以辽代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瓷器叫“辽白瓷”，非常白，与定窑白瓷非常像，不是专业人员，几乎不能区分。
辽代瓷器的产生，跟当时辽和北宋之间订立澶渊之盟有关系。西元1004年，即景德元年，这一年签订的澶渊之盟，辽国得了便宜，坐享岁贡，每年宋朝政府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该给多少东西就给多少东西。这个大的政治前提的出现，为瓷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基础，辽代的瓷器也得以发展。今天能够发掘出来的辽代的瓷窑大约有七座，离北京最近的一座就在北京门头沟。
辽代瓷器中有三彩器。宋代也有三彩，受唐三彩影响。辽三彩跟宋三彩之间，可能相互都有影响。辽代瓷器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瓷器，方盘，方形的盘子。瓷器一般都是圆的，上转盘一拉就圆了，方的反而不好做。那辽瓷为什麽做成方的呢?因为辽在历史上都是用木头盘，木头做成圆的麻烦，做成方的简单。所以当用陶瓷做的时候，还是沿袭旧制，也做成方的了。
辽代陶瓷器製作基本承袭唐代陶瓷工艺，有些器形具有契丹族的民族特色，如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注壶等。
器物造型有其独创的风格，如凤首瓶、长颈瓶、鸡腿坛和鸡冠壶等，都是中原地区所罕见。有些品种的造型来自契丹族传统的皮容器和木容器，如鸡冠壶造型具有明显的皮革容器的痕迹，有的甚至把皮条、皮扣、皮雕花、皮绳环梁都一一表现出来，清楚地保留的游猎生活的形迹。
辽瓷，是我国古代陶瓷史上一朵意蕴迷人的奇葩。它是辽代在继承唐朝的传统技术，吸收五代和北宋中原地区的新工艺的基础上又发展创新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陶瓷。其白山黑水般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特点，反映了古代契丹族勇猛、刚烈、彪悍的部族气质，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凝聚和缩影。在契丹人的祖居之地——辽河源头老哈河(土河)流域，近些年来，零散地出土过许多精美的辽瓷。
这些瓷器当年都是披髮左衽的契丹人在这片土地上简朴生活的普通拥有。千百年后被农人在民间偶然遇到并挖掘。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文保部门搞文物普查，到老哈河流域各个小村徵集文物，人们纷纷把这些宝贝拿了出来。杯盘碗盏、碟盆盂盒、壶瓶坛罐……这数百件精美的辽瓷，数以千计的辽瓷残品和标本，演示过当年辽代一幅多麽立体而又庞杂的社会生活图景啊！
不管是装酒，盛水，储存马奶和牛乳，还是用作餐饮，那些茶、绿、黄、褐、青、白和三彩等器形纹饰繁杂、颜色用途不一的瓷器，都曾在各自的位置上富有灵性地陪伴过人们的生活。可以想像，当一个弥漫著水汽的早晨悄然来临，土河居民的日子也静静绽放在毡帐内外的瓷光之中；健美的契丹女子背起长颈瓶到河边取水，闪烁不息的水波漫过瓶沿，溅湿了古代的一片阳光；打猎男子背起箭囊跨马而去，背上斜背的那只装满了水的鸡冠壶格外耀眼；一大户人家的毡帐裡，一男侍已立身恭候在陈设有盛满食物的桌旁，等候主人到来，桌上的盛食器品类上乘，釉色簇新。
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
中原类型的瓷器有从北方流如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流落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
契丹类型的瓷器胎稍厚，釉质略粗，呈牙白色，多光素无纹。契丹类型的瓷器具有本民族的风格，主要器型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时代越晚，契丹式瓷器越少。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特色的造型，它的原型是契丹族游牧时用以盛水或奶的皮囊壶，最早的鸡冠壶完全模仿皮襄壶，皮革缝製的痕迹很逼真，甚至还堆出皮绳、皮扣；时代越晚，皮囊壶的特征就越少，有些仅成为装饰。
契丹族的特色器具——鸡冠壶
褐釉瓷马镫壶 辽（公元916年—1125年），1956年北京复兴门外出土。此壶为扁体双孔壶，胎质粗硬、坚致，遍施褐色釉，晶莹光亮，壶身边缘堆塑泥条以仿造皮革接缝，并装饰以清晰逼真的针脚纹，形如皮囊，极具游牧民族特色。
绿釉皮囊壶 辽（公元916年—1125年），绿色是草原的颜色，绿釉陶瓷也为契丹所常用，此器物是一件颇具契丹特色的瓷器。
白釉暗花皮囊壶 辽（公元916年—1125年）
在契丹族的特色生活用器中，鸡冠壶是最具契丹族游牧色彩的器物。
鸡冠壶又称“皮囊壶”或“马镫壶”，由契丹族盛水用的皮囊演变而来，伴随着契丹民族的发展历史也不断变换着各种造型。早期的鸡冠壶上部有一个孔，方便系上绳子挂在马上或挎搭在人身上。因为单孔不便固定，逐渐发展成双孔，同时为了防止壶在运动中滚来滚去，壶身下部也从浑圆型演化成了扁平型。
随着城市和农业的发展，契丹族更多地过上定居生活，鸡冠壶不再需要随身携带，而是摆放在家里的常用器皿，因此带提梁的鸡冠壶逐渐取代了带孔的鸡冠壶，而且壶底部多做成圈足，方便放在地上或桌上。
尽管契丹人过上定居生活，他们仍然将鸡冠壶做成逼真的皮囊形状，寄托了他们不忘游牧生活的民族感情。今天我们看到鸡冠壶，自然就会联想到储水的皮囊，想到契丹族马背上的游牧生活……
富有契丹民族特色的辽代瓷器
辽代瓷器造型博采众长，各类釉色兼具，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主要烧造产品有白瓷、黑瓷、辽三彩等。白瓷是辽代一种非常重要的瓷器，它源于中原地区，与北方的形窑定窑磁州窑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之契丹族有尚白的习俗，故白釉瓷器在辽地得以迅速发展。辽三彩是承袭唐三彩传统的一种低温釉陶，又有创新和发展，通常用黄绿白三色组成明丽的色调，独具契丹民族风格，唐三彩用作明器，而辽三彩多为实用器。
三彩香薰 辽 高8.7厘米
熏香用具，形制源于唐代金银器--香球，其内放置香料，点燃后香气袅袅，养神怡心。此香薰造型别致，镂空与贴塑完美结合，工艺精湛，体现了契丹贵族对唐宋生活方式的向往与仿效。
人首鱼龙形白瓷水注 辽 高16厘米
研墨时可以装水、滴水的文房用具，整体造型为一个摩羯，壶身为鱼形，双鸟翼，人首为一少女头像，双手捧一个螭形短注，融合人、鱼、龙、鸟、螭等动物造型于一体，构思巧妙，造型独特，是辽瓷中的精品，经常代表契丹文物形象出现在书刊中。
三彩套盒 辽
宴饮或祭祀中盛放菜肴果品的常用器皿。瓷质套盒最早出现于五代，由多层漆奁演变而来，此盒每层由莲瓣形浅盘和底座组成，子母扣，层层相扣，十分精巧，通体施黄釉，外壁浮雕牡丹花叶，花施白釉，叶施绿釉，色调独特，是辽代晚期三彩器之精品。
摩羯形三彩陶壶 辽 高22厘米
盛水、酒、奶等液体的容器，整体造型为莲花托起以个展翅跳跃的摩羯，壶与摩羯融为一体，巧若天成，摩羯口里含着一圆珠，珠孔为流，兽角后游注水口，翼和尾之间以梁相连为执手，通体施黄绿白三色釉，为辽三彩中罕见的精品。
八角形三彩砚 辽 文房用具
整体为八角形，辽地冬季寒冷，为防止墨汁冰冻，底座可置炭火以保温。
三彩釉印花游鱼海棠式长盘 辽 1959年内蒙古宁城辽墓出土
三彩釉印牡丹纹盘 辽
定窑酱釉印花盏 辽 高5.7厘米 内蒙古辽墓出土
茶盏，通体施酱釉，内壁六等分模印折枝花卉，内底印一朵牡丹花。 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仅少量烧制其它颜色釉瓷，故这款酱釉瓷极为名贵。契丹贵族尚团茶，故茶盏口大底小，大口可以容纳更多汤花，小底正与茶团相合。
白釉盘口穿带瓶 辽 口径12.8厘米 高37厘米 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墓出土
此瓶是盛酒、奶的容器，比例恰当，浑然天成，是迄今出土的最大的穿带瓶。 穿带瓶是契丹民族游牧时域马背上携带的盛器，最大的特点是两侧肩部与腹部有对称的桥形穿钮和竖直的凹槽，均为牢固系带而设计，方便背负，反映了辽瓷在追求美的同时，非常注重附加实用装饰。
黄釉盘口穿带瓶 唐 高31厘米
此瓶造型纹饰继承中原汉文化，又融合了契丹民族独创的凤首盘口瓶风格，兼容并蓄，风格独具。契丹人以黄金为贵，为美，并将这种观念反映在瓷器上，故黄釉陶瓷精品时有出土。
定窑白瓷瓜棱形注壶 辽 通高12厘米
定窑常见酒器，构思巧妙，壶顶上堆塑绳状提梁，身上堆塑缠枝牡丹花叶纹，花叶疏朗，以线刻刻出叶脉纹，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定窑烧制的瓷器被视为陶瓷艺术的珍品，为契丹人所喜爱。
白瓷注壶 温碗 辽 高22厘米
注壶和温碗成套使用，注壶盛酒，温碗温酒，注壶和温碗皆为白色胎，外施白釉，装饰剔花莲瓣纹，这套酒具是辽代中期白釉瓷器的精品，也是契丹贵族结束游牧、追求生活品质的见证。
白瓷提梁鸡冠壶 辽 高30厘米 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墓出土
辽代早期产品，辽代早期有不少白釉皮囊壶，这与契丹族“青牛白马”的古老传说有关，相传契丹男性始祖以白马为图腾，两外也与烧造精美白瓷的定窑有关，辽军曾数度占领定州，俘工匠北上制瓷。
辽代皮囊形陶瓷壶是辽代最有草原特色的器物，其造型来自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因为早期皮囊壶上部饰有鸡冠状孔鼻，又名“鸡冠壶”，辽早期的鸡冠壶较多的保留了皮囊的样子，装饰简朴，形状浑圆，壶面上有仿皮子缝制的突棱、皮绳、皮扣合缝线等纹饰，自中期开始，壶身变得较为瘦长，底部有了圈足，便于放置在平面上，到了晚期，壶身更为瘦长，已经不具有皮囊样式，从皮囊壶的演变，可以看出契丹人从游牧向定居转化的进程。
白釉鸡冠壶 辽
此壶为鸡冠壶的一种形式，因形似马镫，也有人称为马镫壶，辽代瓷器常常出现表现出适合于契丹游牧民族生活的特征，这些器物便于携带，适于骑马射猎生活需要。
酱黄釉马镫壶 北京通州出土
黄釉鸡冠壶
褐釉鸡冠壶 辽
酱釉犼纽盖鸡冠壶 辽 北京顺义辽墓出土
绿釉鸡冠壶
三彩釉鸡冠壶 辽
黄釉迦陵频伽纹皮囊壶 辽 高22厘米
提梁式皮囊壶，壶身饰人首鸟身的双头“迦陵频伽”，迦陵频伽是佛教世界中的妙音鸟，歌声婉转动听，双头迦陵频伽是唐人的创新，契丹也采用此形象来装饰本民族特有的皮囊壶。
绿釉提梁皮囊壶 辽 高29厘米
绞索式提梁壶，辽代中期产品。绿色是草原的颜色，绿釉陶瓷也为契丹所常用，此器物即是一件颇具契丹特色的瓷器。
绿釉皮囊壶 辽 高31厘米
孔鼻式皮囊壶，壶身刻划卷草纹，质朴简洁。
绿釉“杜家”款缨络纹净瓶 辽 北京密云冶仙塔基出土
瓶身上是有7处莲花叶瓣，还有杜家2个字铭，釉色翠绿，间或泛出葱白，无论是釉色釉质还是造型都极为精美，是少见的瓷器精品。
净瓶为佛教用器，源于印度，僧侣游方时可以随身携带用以贮水或净手，净瓶一般从肩部注水，从长长的管流中倒出，瓷质净瓶流行于唐宋和辽代。
黄釉凤首瓶 辽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藏
颈部为鸡头的样式，承托了一个小盘，鼓圆腹，整体造型美观大方。
龙泉务窑白釉刻菊莲纹葫芦式执壶 辽 北京丰台辽墓出土
龙泉务窑遗址在北京门头沟区，是契丹王朝在北京的瓷器烧造中心，以烧白瓷为主。
白釉刻双凤纹盒 辽
缸瓦窑白釉刻莲瓣纹瓶
黄釉龙柄洗北京阜成门外出土
缸瓦窑白釉剔花填黑梅瓶 辽
梅瓶造型出现于北宋，称为经瓶，为盛酒器，以其挺拔优美的造型流行于宋元明清，清代多用作陈设器或插花，因瓶口较小仅可插梅枝，称为梅瓶。
绿釉凤首瓶
黄釉长颈瓶
玳瑁釉瓷枕 辽
龙泉务窑三彩菩萨像 辽 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址出土
辽三彩是受唐三彩的影响而产生的，多用黄绿白三色釉，此菩萨像头戴花蔓冠，胸前饰有璎珞，腰间有蝴蝶结，通体施黄绿琉璃釉，明亮光润。
灰绿釉鸡腿瓶
“鸡腿瓶”是契丹民族典型的陶瓷器物造型之一，形似鸡腿。 “鸡腿瓶”因其腹部长形如鸡腿而得名，是契丹民族习用的贮酒工具。通常在贮酒时，它们的下半部被掩埋于地下，这样做既可以保证酒的质量；又能保持器物的平衡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