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透光白瓷杯
邢窑瓷器作为中国白瓷的鼻祖，是屹立在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而要说起邢窑白瓷的品种，不仅有粗白瓷、细白瓷，而且还有一种叫做“透光白瓷”的品种最为世人所称道。那么，这个所谓的“透光白瓷”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瓷器呢？中国邢窑博物馆馆长、邢台市邢窑研究所所长张志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为我们揭开了邢窑透光白瓷的身世之谜。
据张志忠介绍，邢窑白瓷在发展初期，主要是以烧制粗瓷为主。到了隋代开始出现更为精细的白瓷。其中的少量透光白瓷工艺更是达到了登封造极的程度。这种瓷器釉色洁白如雪，表面光润晶莹，瓷化程度极高。出自九世纪中叶古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之手的游记中，曾写到“中国人用瓷土烧制成白瓷，从外面能够看到里面的液体。”从苏莱曼所处的时代和其描述来看，他在游记中提到的白瓷，极有可能就是出产自邢窑的透光白瓷。
张志忠告诉记者，透光白瓷之所以能够具有透光性，主要因为这种瓷器是采用长石、石英、高岭土三元配方在高温下烧制而成，胎体和釉面融合充分，从而形成了一种接近透明的效果。“透光白瓷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胎釉合一的先河。”张志忠说。
张志忠邢窑作品《白釉皮囊壶》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不过，令人颇为费解的是，如此精细的白瓷却在之后的历史舞台中消声觅迹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通过河北省邢台内丘县西关窑址出土的隋代透光白瓷片，才让世人得以重新目睹这一白瓷品种的真身。而这一发现也将中国薄胎瓷创烧时间提前了近十个世纪。
那么，为什么透光白瓷在当时没有被延续下来呢？ 据张志忠推断，这很有可能与隋朝后期国力日渐空虚有关。他告诉记者，隋炀帝登基不久，便命人在当时原料、工艺都很好的邢窑烧制透光白瓷，专供皇宫使用。可惜，这种不计成本的名贵瓷器成品率很低，产量也极少。后来，由于隋炀帝好大喜功，修运河，征高丽，国力日渐空虚，透光白瓷的烧制也就被荒废了。
张志忠邢窑作品
此外，透光白瓷的烧制工艺难度之高，也是后人难以重新将其恢复的一大原因。据张志忠介绍，由于透光白瓷的坯体薄、强度低，在制作过程中极易发生破裂和变形。所以需要制作者具备高超的操作技艺，按照严格的工艺流程进行制作。而最终烧制成功的透光白瓷，厚度仅为1毫米，可谓精细之极。
现如今，作为邢窑传统制瓷技艺唯一传承人的张志忠，已经恢复了邢窑鼎盛时期的多种白瓷，未来他也会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到研究和恢复透光白瓷上面。张志忠对记者说：“透光白瓷体现了中国古人的高超智慧，其胎釉料配方、烧制工艺至今都无法完全破解，而且越深入研究就越感觉到恢复难度之大。”不过，作为张志忠与邢窑结缘30多年以来的一大追求，他也会继续不断探索，力争能够将透光白瓷在当代重新恢复出来。
张志忠，1963年11月生，河北省临城县人。河北省陶瓷艺术大师、邢窑传统制瓷技艺唯一传承人，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陶瓷艺术委员会常务理事，现任邢窑博物馆馆长、邢台市邢窑研究所所长、河北邢瓷瓷业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张志忠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临城第一瓷厂美术组、河北省邢窑研究组从事邢瓷的恢复研究工作。对古代陶瓷的原料配制、成型、烧成，特别是传统拉坯、利坯工艺技术娴熟，有丰富的制瓷经验。在古代陶瓷工艺与艺术方面亦有颇多成果，2013年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陶瓷历史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
张志忠的作品多次在省级和国家级陶瓷大赛中获奖并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在邢窑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先后发表《邢窑工艺技术研究》、《邢窑隋唐细白瓷研究》等二十余篇论文，还出版《千年邢窑》、《邢窑研究》、《中国邢窑》等多部著作，被誉为“邢窑研究恢复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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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邢窑白瓷赏析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代邢窑白瓷五瓣口盂，高8、口径10.8，底径6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盂口沿外侈，为五瓣葵口，束颈，圆鼓腹，圈足。白色胎，坚硬细密。釉色洁白微泛青，施釉不及底，下腹和底足均无釉，透影性强。 该盂质白细腻，器形工整，从胎、釉、造型和装饰上来看，无疑为北方邢窑的产品，其用途为文房用具。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除了历年来全国各地纪年墓葬出土的白瓷外，1980年8月，在今河北临城、内丘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白瓷残片及窑址则可证明，而这里也是中外陶瓷学者提起的“南青北白”中邢窑的所在地。邢窑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邢窑瓷器多朴素无纹，仅有少数划花贴花之物。虽然比同时享名于世的越窑青瓷之多有纹饰而似乎略有逊色，但是就烧制技术来说，白瓷的烧成条件显然要求比青瓷要高。该瓷器做为有准确纪年墓葬出土的邢窑产品，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它是现存五代邢窑白瓷中最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胎体具有极强的透影性，釉色符合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特点，整体造型舒展大方，装饰拙朴，表现了一种沉静素雅的艺术风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房艺术珍品。
五代邢窑白瓷柳斗纹高足杯，高5.8、口径8.1、底径4.3厘米，1956年11月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口沿为五瓣葵口，弧腹，高圈足，足底外撇呈喇叭状。杯外壁模印柳斗状纹饰。胎体呈白色，胎体薄，透影性极强。通体施白釉，微泛青，晶莹透亮。柳斗，是用柳条或藤条编织的用具，窑工先制作好瓷坯，再摹拟柳斗编织的图案，在素胎上模印出柳斗纹。从这件小器物上可见制作者匠心独运，美化提炼，将柳斗与陶瓷工艺特点相结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情趣的陶瓷精品。 该白瓷柳斗纹高足杯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的精品，瓷质透影性强，造型端庄舒展，并在有可靠纪年的墓葬中出土，是研究五代时期白瓷的重要资料。
五代邢窑白瓷仰莲注子，高6.7、口径4、底径3.8、足径3.8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小口，圆唇，球形腹，圈足。六棱形短流，宽扁带式曲柄，口沿以下饰两道凹旋纹，腹部浮雕六瓣仰莲纹。胎色洁白，质地细腻，通体施白釉，釉质莹润，造型优美，装饰新颖，为五代时期邢窑产品。该器物的造型承袭唐代风格，腹部造型又区别于唐代器物，特别是其腹部雕刻的莲瓣纹饱满、挺拔、构思巧妙、造型独特。莲花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一般都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件瓷器装饰莲花纹也是如此。该注子形体较小，一些专家认为其可能是文房用具。五代时合肥地区属南唐国所辖，南唐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文人对文房用具的使用最为精雅考究，在五代十国中居最高水平。该器物做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白瓷产品，出土于纪年墓葬，是现存五代时期瓷器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对于研究邢窑的晚期生产情况和对该时期产品的鉴定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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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部佛国史，百座艺术馆。博大精深，光华耀祖的佛教艺术，在艺术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的成就，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笔者所要说的也是佛教文化，只不过是邢窑的佛教文化艺术品白瓷佛像、佛教用品系列。
佛教从东汉时期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此华夏大地上得到广泛而持久的传播。佛教信徒的膜拜，历代统治集团的信仰，是石窟大肆开凿，寺庙争相构筑，而一尊尊来自印度的佛像、菩萨、罗汉、诸天，在北魏年间就开始与中国的民族艺术相融合，很快形成了中国独立风格和模式的佛像。北魏时期的秀骨清香、隋代时期的朴达拙重、唐代时期的健康丰满慈祥、宋元时期的世俗可亲，明清时期的体态丰腴。
佛造像的材质一般有石雕、木雕、泥塑、铜质、陶质、瓷质等。当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有关邢窑白瓷佛像、佛教用具等方面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能更进一步的认识邢窑白瓷是博大精深的，品种是涉及多方面的。
至于邢窑白瓷何时开始制作生产出佛像、佛教用品，我想佛像、佛教用品，有原始青瓷时期就有佛像、佛教用品了。因为邢窑白瓷是由青瓷转换而来，如果说邢窑白瓷是在南北朝时期创烧的话，那么，邢窑白瓷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就开始制作生产制造佛像、佛教用品了。
邢窑白瓷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两周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高17厘米、口直径14厘米、口宽9.5厘米。胎质较白，釉色泛黄，施釉较薄。这件用白瓷制作的司母戊鼎应该是佛寺中的专用焚香器具香炉。该鼎应该是皇家寺院专用的法务，因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邢窑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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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代邢窑白瓷五瓣口盂，高8、口径10.8，底径6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盂口沿外侈，为五瓣葵口，束颈，圆鼓腹，圈足。白色胎，坚硬细密。釉色洁白微泛青，施釉不及底，下腹和底足均无釉，透影性强。该盂质白细腻，器形工整，从胎、釉、造型和装饰上来看，无疑为北方邢窑的产品，其用途为文房用具。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除了历年来全国各地纪年墓葬出土的白瓷外，1980年8月，在今河北临城、内丘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白瓷残片及窑址则可证明，而这里也是中外陶瓷学者提起的南青北白中邢窑的所在地。邢窑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邢窑瓷器多朴素无纹，仅有少数划花贴花之物。虽然比同时享名于世的越窑青瓷之多有纹饰而似乎略有逊色，但是就烧制技术来说，白瓷的烧成条件显然要求比青瓷要高。该瓷器做为有准确纪年墓葬出土的邢窑产品，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它是现存五代邢窑白瓷中最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胎体具有极强的透影性，釉色符合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特点，整体造型舒展大方，装饰拙朴，表现了一种沉静素雅的艺术风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房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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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瓷之源——唐代邢窑“盈”款精品瓷器欣赏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公元907~960年）时仍烧造。窑址位于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是中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
邢窑创烧于北朝时期，主要生产日用产品的粗瓷，造型质朴大方，粗犷豪放，是典型的北方青瓷。
隋代时期的邢窑，生产规模已经相当成熟，器物的品种较丰富，邢窑白瓷为举世闻名的唐代邢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已能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中国白瓷的“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此之前，许多专家普遍认为，薄胎透影瓷始于明永乐时期（当时欧洲称“中国白”），而邢窑隋代透影瓷的发现，将中国薄胎瓷创烧时间提前了近十个世纪。
邢窑白瓷陆羽《茶经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大中初年，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越瓯、邢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李肇<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另外，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
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
早先在河北邢窑遗址内丘城关窑区发掘的8座早期窑炉和早期堆积层，这证明了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可追溯至北朝时期，这也证明了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邢窑是中国古代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目前在河北内丘、临城、邢台、高邑四县广大范围内发现北朝至元代各时期的邢窑窑场遗址近30处。在邢窑诸窑址中，历史等原因造就了内丘城关窑场的核心地位，是邢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区域。1996年，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丘城关窑场以西关一带为中心，在西关村北、村西、村西北、村南等多处区域都发现有邢窑遗址，分别编号为“1—4”号。此次发掘地点就位于西关村南编号为“4”号窑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内。邢窑考古队于今年5月上旬开始进行发掘，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出土遗迹有瓦棺葬1座、灰坑3座、窑炉遗迹8座。
这次发掘的8座窑炉遗迹可上推到隋或北朝，发现集中且保存完整，至少有3座尚存窑顶、烟囱，作为窑炉重要组成部分的窑门、火膛、窑床、窑壁等都基本保存完好。
其中4座窑炉环绕在一个不甚规则的工作场周围，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场地，这种多窑组合在一个工作场周围的做法为国内罕见，为研究邢窑早期窑炉开凿方法、窑炉结构、工作场地功能以及烧窑过程行为等提供了考古资料。
同时，在窑前工作场下层和发掘区西部都发现了较早期的堆积层。从出土遗物看，堆积层形成的年代可上推至北朝。
文物专家表示，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一直被学界认为应早在北朝时期，但都是从零星出土物上得出的认识，没有相应的发掘地点和地层包括窑炉证据，这次发现的早期堆积层及早期窑炉正可填补此空白，也从而证明，此处乃至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邢窑的款识
2003年7月,原内丘县委礼堂、电影院一带在改建步行街时发现了窑址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这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盈”字款和“翰林”款白瓷及刻印花瓷、唐三彩等,并且还首次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残片。这次发掘的面积和出土的遗物数量在邢窑考古史上都是空前的,特是“官”字款白瓷的发现为我国唐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的归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
带有底款的邢窑瓷器属于细白瓷，为官用或皇室用品，特点是瓷器底部刻有“盈”、“翰林”或墨书“翰林”。邢窑遗址被发现以来,先后出土了“大盈”“盈”,“官”,“翰林”,“药”,“王”,“张”,“李升”,“李”,“口弘”,“口楚口”,“解”,“退”等带款识的瓷片标本。这些款识多为尖状工具刻划而成,也有个别用毛笔墨书在成品上。除在瓷器上刻有款识外,在窑柱、匣钵等窑具上刻字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常见的有“士”,“吉利”,“笼盖”,“苏家”,“石”等。
底部刻有“翰林”款字，为唐代翰林院在邢窑定烧的瓷器，现代常见都刻在罐上，不排除碗上没有“翰林”字款；刻有“盈”字款器物，是唐代大盈库在邢窑定烧的瓷器。
“大盈”款:邢窑白瓷的“大盈”款，是皇家私库“百宝大盈库”的简称。最早发现邢窑白瓷带有款是“盈”字，而不是“大盈”款。在发现“邢窑遗址”以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才陆续的发现有“大盈”款。奇怪的是除西安唐金胜寺遗址出土一片外,其他均出自邢台市旧城区清风楼东的长街一带，而非在内丘的“邢窑遗址”。标本目前已发现有十几片,胎质细白坚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出土器物全部为平底碗,其时代应早于“盈”字款瓷器。这批标本究竟来自哪个窑址目前尚难判断,但确系邢窑产品无疑。
大盈库属于由皇帝直接支取的“私库”，库中之物的取用，在于皇帝本人的旨意，而且多以宦官主领其事，库中之物的出处，一是赏赐给宾妃大臣，二是用于紧急国情下的支出，所以，大盈库又称之为“中藏”、“内藏”、禁藏”、“内库”、“中库”等。因此，在以后为皇宫烧制白瓷一律都刻写为“大盈”，再以后就干脆缩写成为一个“盈”字。因为不论是“大盈”、还是“盈”字都能代表是皇家专用白瓷。
“盈”字乃是唐代宫内大盈库的简称（皇家私库），是贡品，也只有是皇家自用，外人不能随意使用，赏赐除外。是“大盈”款的缩写，常出现在邢窑的白釉碗上，也不能排除罐上没有“盈”字款。只是出土发现的较少。 “盈”字款是目前发现最多的款识,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出土了数百片。出土“盈”字款的窑址主要是内丘县步行街、农贸市场、服务楼、交通局、西关北等。另外,在西安、北京、杭州、赤峰、长治、易县、邢台、临城、隆尧等地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发现主要器型有碗、盘、罐、洗、执壶、盏托、粉盒、瓷枕等。
邢窑白瓷“盈”字款，从发现“邢窑遗址”至今，“盈”字款发现的最多，一般都刻写在碗上，早期邢窑白瓷碗是平底无釉，“盈”字款平底的碗比较少，一般都是刻在玉璧底碗上的比较多，“盈”字上覆盖有釉；而刻写在罐、执壶类的盈字款居多，平底无釉。“盈”字款出土最多的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县，另一个出土比较多的是陕西省的西安市；一个是贡瓷出产地，另一个是贡瓷接收地，所以，两个地方出土的“盈”字款比较多，但内丘出土的要比西安出土的多。
唐白釉“盈”字款枕 “盈”Tang Dynasty高7.7厘米面15.2×11.2厘米1960年山西省长治市东郊唐墓出土 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藏
枕体长方形,枕面略弧,枕边抹角,腹下收,平底无釉。此枕釉色洁白,胎体细腻坚实,较厚重,釉白中泛黄,使用磨痕明显。此器造型简朴大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邢窑“盈”字款白釉瓷枕。
唐白釉“盈”字款粉盒 高4厘米直径8.3厘米
上下均等,折角,直壁,子母口,有芒,旋削规整,棱角分明。胎质洁白坚硬。满釉,釉色白中泛青。底有三支钉痕,阴刻“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盈”字双款罐“盈” Tang Dynasty高22.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9.2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官遗址出土 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
圆唇,鼓腹,平底,底阴刻“翰林”、“盈”字双款。胎质坚实细腻,内外施透明釉,釉质莹润,积釉处泛水绿色。此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器上刻有“翰林”和“盈”字双款的邢窑器物。
唐白釉“盈”字款盖罐 通高31.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9.5厘米 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置盖,口微外撇,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带拱形圆钮盖,底部阴刻“盈”字款。里外满釉,盖内及罐底无釉,釉色洁白似雪,釉面莹润光亮。是传世邢窑白瓷中一件稀有珍品。
唐白釉“盈”字款瓜棱罐 “盈” Tang Dynasty故宫博物院藏
上口、颈均残失,腹饰凸起的棱线条,圈足外撇,底阴刻“盈”字款,胎坚细洁白,釉光润。
唐白釉“盈”字款托盏一对 盈” Tang Dynasty 通高5.8厘米口径11.2厘米托径10.9厘米
托为四处花口,圈足,盏圈足直口,盏与底均刻“盈”字款。胎坚硬,釉光莹润,色白中泛灰。与上页“白釉盈字款执壶”是一套器物。所刻“盈”字笔体一致,为同一人书写。
“翰林”款:邢窑白瓷“翰林”款，与当时的“翰林院”有关。“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初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职，并非特为文学侍从而设。至玄宗时，置翰林侍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其职始重。玄宗又别置学士院，并兼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诰，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为显赫，历代相沿，变成了文学儒臣官职。多出于内丘县城关窑址,西安市及邢台市区也出土过,器型主要为罐、粉盒等。出土量远不及“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款罐 高25.5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10.5厘米河北省内丘县西永安唐墓出土 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藏
罐口微撇,圆唇,短颈,溜肩,圆腹,腹以下渐收敛,平底。底阴刻“翰林”款。
唐白釉“翰林”款盖罐 高2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8.2厘米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圆唇,直颈,丰肩鼓腹,平底,有盖,盖上有宝相花形提手。罐底阴刻“翰林”二字,字体工整紧凑,造型浑圆饱满,端庄丰盈,制作精细。胎质细腻洁白,结构紧密,造型规整。釉色白微闪青灰,土浸较重。
“官”字款: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在邢窑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只要看到有“官”字款的白瓷被认为是定窑烧制。2003年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建设步行街工程，河北省文物部门会同内丘县文保所，对内丘县城东侧的大礼堂旧址进行考古勘测挖掘，发现了邢窑窑群，并首次出土“官”字款白瓷，这一发现，填补了邢窑白瓷没有“官”字款的空白。共出土了十几片。均为细白瓷圈足碗残片,有些还粘有匣钵。
“官”字款瓷片过去曾在邢台市旧城区出土不少,限于资料多将其划归定窑。而此次发现的“官”款白瓷与“盈”字款白瓷则出土于同一地层或灰坑,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即如何鉴别窑口问题。邢窑“官“字款瓷器的时代应为晚唐,与定窑“官”字款瓷器从时代上说大体相当,其胎釉及刻写的方法差别不大,化学组成和烧成温度也较为接近,这使我们鉴别各地出土“官”字款瓷器(如浙江临安出土带金银扣的“官”、“新官”款白瓷)窑口问题更增加一定难度。
“药”字款:目前仅见一例,器物为白釉玉璧底花口碗,出土于内丘县西丘砖厂。对于“大盈”、“盈”、“翰林”、“官”款的解释目前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与唐代皇宫的百宝大盈库有关,为官府的定烧器。另一种观点认为邢窑出土款识是因窑场众多,为了竞争而刻制的商标或记号。多数学者则倾向于前者,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最终会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其他诸如“张”、“王”、“李升”、“吉”、“吉利”款均为姓氏或吉祥语,对此争论不多。这些款识的发现给研究邢窑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信息。
唐白釉皮囊壶 高12.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壶上窄下宽,上端一面有小流,流直口,中间凸起曲形柄,壶两面凸起包袱褶纹线各一道,中间凸线一道,划刻“徐六师记”四字匠师题款。胎坚细,釉面白净光润。
唐白釉“张”字款执壶 “张高10.5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3.6厘米河北省临城县东街砖ㄏ刘府君墓出土(唐大中三年)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扁唇,喇叭形口,鼓腹,短流,双泥条把平底。底心阴刻“张”字款。通体施白釉,釉润泽,有土浸痕。
古代瓷器：中国白瓷之源——唐代邢窑“盈”款精品瓷器欣赏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五代时仍烧造。窑址位于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祁村一带，是中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
邢窑创烧于北朝时期，主要生产日用产品的粗瓷，造型质朴大方，粗犷豪放，是典型的北方青瓷。
隋代时期的邢窑，生产规模已经相当成熟，器物的品种较丰富，邢窑白瓷为举世闻名的唐代邢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已能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中国白瓷的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此之前，许多专家普遍认为，薄胎透影瓷始于明永乐时期，而邢窑隋代透影瓷的发现，将中国薄胎瓷创烧时间提前了近十个世纪。
邢窑白瓷陆羽《茶经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唐大中初年，有调音律官郭道源者，善击瓯，率以越瓯、邢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李肇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另外，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
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
早先在河北邢窑遗址内丘城关窑区发掘的8座早期窑炉和早期堆积层，这证明了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可追溯至北朝时期，这也证明了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邢窑是中国古代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目前在河北内丘、临城、邢台、高邑四县广大范围内发现北朝至元代各时期的邢窑窑场遗址近30处。在邢窑诸窑址中，历史等原因造就了内丘城关窑场的核心地位，是邢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区域。1996年，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丘城关窑场以西关一带为中心，在西关村北、村西、村西北、村南等多处区域都发现有邢窑遗址，分别编号为14号。此次发掘地点就位于西关村南编号为4号窑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内。邢窑考古队于今年5月上旬开始进行发掘，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出土遗迹有瓦棺葬1座、灰坑3座、窑炉遗迹8座。
这次发掘的8座窑炉遗迹可上推到隋或北朝，发现集中且保存完整，至少有3座尚存窑顶、烟囱，作为窑炉重要组成部分的窑门、火膛、窑床、窑壁等都基本保存完好。
其中4座窑炉环绕在一个不甚规则的工作场周围，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场地，这种多窑组合在一个工作场周围的做法为国内罕见，为研究邢窑早期窑炉开凿方法、窑炉结构、工作场地功能以及烧窑过程行为等提供了考古资料。
同时，在窑前工作场下层和发掘区西部都发现了较早期的堆积层。从出土遗物看，堆积层形成的年代可上推至北朝。
文物专家表示，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一直被学界认为应早在北朝时期，但都是从零星出土物上得出的认识，没有相应的发掘地点和地层包括窑炉证据，这次发现的早期堆积层及早期窑炉正可填补此空白，也从而证明，此处乃至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邢窑址
唐代白瓷窑址。分布在河北省临城、内丘二县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的程村、解村、澄底、岗头、祁村、双井村一带。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具有典型邢窑特征，与唐陆羽《茶经》记载的邢窑白瓷“类银”、“类雪”相吻合，也与李肇《唐国史补》所记的“内丘白瓷瓯”相一致。窑址发现于1980年，经调查，证实了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一部分白瓷是邢窑的产品。邢窑白瓷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并对其他瓷窑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窑址中未发现窑炉。窑具比较先进而多样，除一般漏斗状匣钵、桶式匣钵外，还有一种盒式匣钵，有盖有底，坯体置其中，然后放在漏斗状匣钵之上，专用于烧造高档白瓷。
邢窑产品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则是其主要特点。器形有碗、盘、壶、罐、盏托等。碗最多，大多为浅式、敞口，口往往凸起一道边沿，底为玉璧形，足矮浅。壶短流。罐丰肩平底。盏托为五瓣口沿，腹较深，矮圈足。器物均施满釉，釉面光滑，色纯白或白中微微闪青。唐代邢窑白瓷不仅销售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在埃及著名的富斯塔特、印度河上游的婆罗米纳巴德等古代遗址中，都有发现。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及其周围地区，也出土有邢窑白瓷。
巩县窑白瓷概要
唐代白釉长颈瓶。
唐代白釉贴兽面纹罐。
唐代白釉双龙柄瓶。 河南巩义市东约5公里，伊洛河的一条支流由东向西汇入伊洛河，然后又与黄河交汇。巩县窑址就分布在这条支流的两岸，总长5～6公里，分为3段：上游为白河段，因主要烧制白瓷而得名；中游为铁炉匠段，主要烧制酱瓷、黑瓷兼烧白瓷；下游为黄冶段，因主要烧制唐三彩而得名。白河段、铁匠炉段和黄冶段之间并没有明确分界，只是因各段主要烧制的陶瓷制品略有不同，所以学术界有人分别称之为“白河窑”“铁匠炉窑”“黄冶窑”。
巩县窑是我国北方烧制白瓷的代表性窑场之一。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时期便已烧制白瓷，隋唐时期臻于成熟阶段，所烧制的精细白瓷曾为朝廷贡品。除文献记载外，西安唐代大明宫的考古发掘中亦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精美白瓷残片，为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巩县窑烧制的白瓷，也和其他陶瓷品种一样，由粗到精，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巩县窑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相当优越，附近有丰富的陶瓷胎料、釉料资源，以及燃料和水资源，并具有良好的商品交易环境。加之工匠师具有长期烧造陶瓷的传统经验和创新精神，因之巩县窑以其各类陶瓷制品工艺精良、品质上乘、风格特殊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并被邻近地区瓷窑竞相模仿、学习，乃至成为驰名中外的名窑。
北魏窑炉、窑具与白瓷制品
北魏窑炉(ⅢY1)残长13.7米，由窑前作业坑、火膛和烟囱组成。作业坑平面呈长方形，长6.1米，宽6米，深0.7米。作业坑的东部有炉灰堆积，东壁与附近地面均有一层烧结面，表明这里是窑工把炉灰从火膛清出时暂存炉灰的地方。火膛平面呈马蹄形，残高1.1米。火膛口部残缺较严重，火膛两壁下部残留部分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壁砖，后壁用耐火砖平铺9层，与窑床面持平。窑床平面呈长方形，残长4.7米，宽3.35米。窑室壁残厚仅0.22米，保存状况较差，周围护墙以及窑后烟囱均已破坏无存。
窑膛内出土大量青瓷器和少量白瓷器，以及大量三角形或柱形支烧等窑具。有的支烧器与青瓷器粘连一起。从窑炉形制结构与窑内出土遗物可判定此窑炉是北魏时期烧制青瓷和白瓷器的窑炉。
窑炉周围比较集中地分布着多个包含北魏白瓷和青瓷制品的灰坑。
窑炉与同期灰坑中遗存大量大小不一的三足支垫和柱形支垫等窑具。两种支垫均为捏制而成。
从遗迹、遗物情况观察，初步推测北魏时期烧制瓷器的装烧办法是：先在窑床上放置柱形支垫，柱形支垫上放置器物，器物内底放置三足支垫，三足支垫上再依次叠加数层器物。以柱形支垫支撑器物，其作用是避免和防止器坯受窑床底部沙尘污染釉面，又可使瓷器坯件处于适当的最佳温度区；三足支垫的作用是隔离瓷器坯件，防止坯件在烘烧过程中相互粘结。
这种“重合叠烧法”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其优点是增加了装窑密度，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因之这种装烧方法延续时间很长。
巩县窑的北魏白瓷一般是与青瓷同窑一起装烧的，数量上青瓷多于白瓷，两种瓷器在窑床上安放的位置可能不同并且是固定的。就目前而言，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烧制白瓷的窑炉。
与青瓷同窑烧制伴出的白瓷，在器类、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基本上与青瓷相同，器类以碗为主，皆为深腹，下有饼形足，口沿外饰弦纹一周。其次是杯，此外有盘、斗、钵、盆等。一般北魏白瓷制品胎壁都比较厚重，而且厚薄均匀，自口沿向下逐渐加厚，胎质较细白，可知瓷泥经过了淘洗，烧成温度高，胎体有的有气孔和黑点。一部分器物通体施化妆土。器内壁施满釉，器内积釉现象较普遍，外壁色釉过腹，少见垂釉现象。釉色一般白中泛青，显然是早期白瓷的特征。这也表明早期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逐步改进而来，主要是选用含铁量低的胎、釉原料，通过筛选、淘洗、制作、烧制等工艺改良而完成的。当然，早期白瓷的烧制成功，是制瓷技法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成为我国制瓷史上由青瓷向白瓷转化的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精细白瓷和多种多样的白釉彩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的白瓷
巩县窑烧制白瓷，隋唐时期是以白河段为主，其次是黄冶段。由于白河段北魏时期已烧制出较精的白瓷，随着时间的推移，隋唐时期的白瓷烧制技术已臻成熟阶段，烧制的白瓷制品其特点是烧制技术起点高，产品精，以高品质与精美的造型取胜，在唐代已成为河南府开元前后贡白瓷的重要窑场之一。
1.窑炉、窑具与装烧技术
唐代窑炉(ⅡY1)：此窑炉是在以前黄冶段考古发掘中发现多座窑炉之后，于2005年至2008年白河段发掘中发现的。瓷窑炉残损较甚，残长8.5米，宽4.6米，由窑前作业面、火膛、窑室和烟囱构成。烟囱和窑室后半部因被民房所压未进行清理。
作业面是用废弃的耐火砖铺垫而成。呈扇形。火膛口损毁相当严重，平面呈马蹄形，底部遗留一层炉灰。火膛北部被现代水井打破处的断面可看到火膛底部有两层堆积，上层是废弃耐火砖铺成的火膛面，下层是厚薄不均的青灰色烧结面。窑室与火膛结合处的断面上，可以看到用石英沙粒铺垫的三层窑床面。窑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3.6米。根据火膛、窑室等各部位残留的痕迹，以及火膛内和窑床上清理出的璧形底白瓷碗、器盖、盏、瓶等器皿以及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可以判断此窑炉是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窑炉。窑具的种类相当多，仅匣钵的形状就有筒形、漏斗形、盒形等，另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垫圈、垫饼、支烧等窑具。
装烧方法也有改进：首先在窑床上摆置与器物相应的垫饼或三叉支烧，然后置放器坯。大件器物如炉、钵等，多在器内置放支烧具，装上小型器物，然后在大件器物口沿上放一个拱形三叉支具，拱面向下，这就形成一个套、摞并用的烧造方法。为了充分利用窑床空间，还采用窑柱上架设垫板以分层摞烧的新工艺。这又是装烧方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一直沿用到晚唐时期。此外，匣钵烧造已在瓷器烧造中广泛应用。
2.巩县窑白瓷制品的阶段性发展
从隋到唐代晚期，巩县窑白瓷制作水平逐渐提高，且有明显的阶段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其发展、改进过程中，精美白瓷的出现以及整体白瓷制品的质量和数量的普遍提高，加之各类华丽典雅而独树一帜的色釉瓷和白釉彩瓷等优良产品的生产，使巩县窑在河南陶瓷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当时的创新型名窑。
隋至唐初，白瓷的品类较少，仅见罐、塔式罐、瓶、砚、碗，以碗、罐数量较多。盛唐时期，白瓷的品类大增，成为大宗产品，这从文化层和灰坑中包含的白瓷残片数量之大得到证明。品类有罐、碗、杯、盆、执壶、瓶、盘、灯、水注、茶托等。各类白瓷制品的器体造型、胎质、釉色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较之北魏与隋、唐初期大有提高，出现一批质坚、胎薄、釉色纯白的精美、细致、规整的白瓷，标志着巩县窑的白瓷生产已达到鼎盛时期。中晚唐时期，白河段和黄冶段生产的白瓷仍为大宗产品，并且烧制工艺和整体质量普遍提高，但精美、规整、薄胎的白瓷制品确已极为少见，显然此时白瓷的生产和使用已趋向大众化。由此可以推测，晚唐时期，巩县窑可能出现了专烧对外贸易或为朝廷、权贵所用白瓷精品的窑炉，只是尚未被发现而已。
巩县窑白瓷产品的质量逐渐普遍提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在胎料的选择与加工方法的改进上，首先是选择含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的胎料，再经过多次淘洗、沉淀，已达到净化、减淡胎色的目的。同时，胎体表面开始普遍涂一层化妆土或二次涂釉的方法，不仅改变了胎体表面的颜色，也可以填补瑕疵，增强胎体表面的平滑度。此外，选择铁元素与其他杂质少、而含硅铝元素高的釉料，使烧成后釉的成色更清淡。施釉的工艺技法有所改进，可能是器物内壁以荡釉为主，外壁则为蘸釉，施釉后，在烧前作二次修整，使釉层薄而均匀，烧成后达到釉面洁白、透明、光亮、莹润的效果。
窑炉内烧造气氛和火候的控制及装烧方法的优劣，对瓷器的呈色、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是瓷器烧制技法中的关键所在。在窑内烧装与气氛控制的改进上，隋到初唐时期，白瓷的烧制技术较之北魏与北齐时期更为完善和成熟，已初步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体现在外观上，是减轻了釉色不均和白中闪黄或泛青程度，更趋于洁白、透明，为盛唐时期烧造出整洁、纯白、薄胎的精美白瓷，以及成熟期炼制白釉蓝彩、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白釉红彩等彩瓷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隋唐时期白瓷制作与装烧工艺的不断改进并不是孤立进行的，更多的是延续了两汉以来低温釉陶器的烧制工艺，也直接促进了白瓷制作技术的多种创新，这从青瓷、白瓷同窑装烧以及器类、器形、制作与装烧工艺等方面的较大的一致性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几点认识
白瓷制品是巩义窑的大宗产品。从考古发掘与暴露的文化层堆积都可看出，大量白瓷制品是供大众日常生活用的较粗放产品，而不见作为外贸和宫廷贡品的精致上乘白瓷掺杂在内。
形式多种多样的塔式罐(包括白瓷、绿瓷、青花瓷以及陶质三彩塔式罐)和双龙瓶(包括白瓷、青瓷、绿瓷以及陶质三彩双龙瓶)，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都可看到这两种造型规整、形式多样并带有中东伊斯兰风格的产品。因而可以认为它们是巩县窑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是巩县窑的经典。
在河南省范围内烧制白瓷的窑场中，学界一般认为以安阳相州窑为早，年代可早到北齐或隋。安阳北齐范粹墓(葬于575年)出土10件白瓷器，可能即是相州窑的产品。这次巩县窑白河段出土的大量北魏白瓷器，与距巩县窑址不远的洛阳汉魏皇城中出土的北魏白瓷器在造型、器类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完全一致，由此表明：一、找到了北魏皇城所出白瓷器的产地；二、安阳相州窑在白瓷的烧造工艺与器物造型上曾受到早于它的巩县窑的影响。
日本国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所著《陶瓷之路》《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等著作中谈到，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埃及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的考古调查中都发现了巩县窑所产白瓷制品。由此可知盛唐至中晚唐时期，巩县窑白瓷产品和唐三彩制品曾大量出口到海外，并受到当地人的青睐。三上次男先生在谈到尼罗河流域和菲律宾群岛地区时写道：“中国陶瓷不仅为下游地带贵族、富人所崇拜，而且是尼罗河流域所有都市普遍的爱好物。”“中国陶瓷的研究脱离了名品鉴赏的领域，现在可以说已经渐渐地开始活跃在艺术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甚至世界贸易史的舞台……它对于广义的历史的贡献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