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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窑开片的形成
哥窑瓷器的胎色有深灰、浅灰、黑灰和土黄等多种色泽，釉色更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的不同，而以油灰为主。其主要特点是釉面布满龟裂的纹片，通常称之为“开片”。这种由细小裂纹所形成的片纹，大小有别、裂纹颜色的深浅也不一。由于器形的不同和釉料收缩区域的不一样，在器物上造成了外观效果的差异，即由于纹片的交错呈现各种不同的形状：形成所谓细眼者俗称“鱼子纹”；纹片细碎者也叫“百圾碎”；较粗疏的黑色龟裂和细密的黄色裂纹交错着，呈现深浅颜色层次的碎纹，叫做“金丝铁线”。总之，它们舆底色形成色泽上的对比，深浅相近、条块分明，非常自然贴切。一件器物的周身布满这种碎裂的纹片，它好像隆冬江河中的冰裂变化万千，在艺术上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天趣，富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宋代青瓷中的哥窑就以其自然的开裂现象而博得人们的喜爱。哥窑瓷器釉面所产生的纹片，它是由于胎体和釉面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一件瓷器如果膨眼系数一致、釉面没有裂缝、胎与釉的结合紧密，那么出色作品的坯釉就具有浑然一体的效果。但当胎的膨胀系数比釉的膨胀系数小到一定程度时，釉就会在烧成后的冷却过程中形成裂纹。哥窑青瓷器物上的开片就是这一原因所造成的。可是这一烧成中的弊病—釉面所产生的大小、疏密的块面分割，即使哥窑青瓷形成一种自然的裂纹美，这就犹如画家变败笔为神奇一样，给哥窑青瓷器物增添了生机，在当时它给人们以一种崭新的艺术享受。哥窑窑址至今在浙江省龙泉县始终未找到确切的窑场，故对传世的器物和窑址的存在是当前学术界争论颇大的同题。归纳起来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窑址的地域归属，由于哥窑瓷器的胎体大多呈黑灰、深灰之色，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56—1961年在龙泉县的大窑、溪口等窑址发现黑胎的开片青瓷，它们的特征与传世的哥窑作品有一定的相似，因而认为“大窑、溪口窑址中出土的黑胎青瓷应当是哥窑的产品无疑”。对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通过对龙泉县黑胎青瓷和傅世哥釉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测试的结果，发现有一定的区别，故认为：“傅世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可以接受的”，据此，他们进而提出：“传世哥窑在好多方面都和景德镇的同类作品比较接近。”因而“很可能是宋以后景德镇所烧造”。哥窑是否为景德镇所烧造，没有窑址出土物为证，难以使人信服。2、从窑口本身来说，有人认为“修内司官窑就是传世哥窑”。这种新的见解，本身就否定传世哥窑的存在，对此当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对哥窑的时代也有不同的看法，就当今收藏最多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哥窑作品来看，形制多属瓶、炉、洗、尊一类器皿，造型富有宋瓷的时代风格。因此，哥窑还是宋代所烧造的一种青瓷器物。至于窑址究属在哪里？只能寄希望于日后的窑址调查和考古发掘。哥窑瓷器的造型除碗、盆、洗以外，还有各式的瓶、炉、尊等，贯耳炉更是比较多见的器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哥窑贯耳炉”可谓哥窑瓷器的代表作。此炉侧影近似长方形，它的外廓线表现为口沿以下向内收缩，而器腹微微外凸，这样一收一凸的器体弧腺显得十分饱满有力；两旁配置的双耳向外扩张，在造型上增强了器物庄重、凝重的效果。加之哥窑瓷器的釉层比较肥厚，更给人以浑厚、稳定的感受。作为当时祭祀和供神用的一件陈设瓷，这种贯耳炉则是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它应有的职能。
龙泉青瓷的历史
青瓷以龙泉所产尤为著名。龙泉青瓷是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瓷器，产于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庆元、逐昌、云和县等地，其碧玉般的釉色，优美的线条，博得人们的喜爱。早在数百年前它就已远销海外，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它是宋元时期销量最大的外销瓷。从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发现数以万计元瓷中，龙泉青瓷占大部份就足以论证。
南宋时期，龙泉青瓷的制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釉色追求一种青碧玉般的情调和效果。后来这种青瓷传入朝鲜，影响到高丽青瓷。日本人称之为砧青瓷，并大量仿造成。在欧注入龙泉青瓷叫做“雪拉同”（Seladon）。这个名字有着一段富浪漫色彩的传说。十七世纪初，法国作家雨费写了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当时法国最爱欢迎的读物之一。后来这个小说被改为戏剧，搬上舞台，上演后轰动一时。演出时，剧中的牧童雪拉同穿着一件像海水样碧绿，像青天一样美丽的青色外衣，逗人喜爱。而来自遥远东方充满神秘感的中国龙泉青瓷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艺术品，许多贵族对它的喜爱几乎达到着迷的程度，人们很想给它起个最能表达那种狂热感情的名称。恰好龙泉青瓷的色调和牧童所穿的衣裳相似，因而人们就把“雪拉同”赠给龙泉青瓷，直到现在，欧洲人还是把龙泉青瓷叫成“雪拉同”。
龙泉青瓷创烧于五代—北宋，停烧历史长达七、八年。釉色主要有成为青瓷釉色美之顶峰的粉青、梅子青等釉色。釉层大都很匀净，富有玉质感，色调柔和。八五年，笔者在杨州“全国古陶瓷鉴定班”学习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先生还拿来一种龙泉大窑仿官窑品瓷片标本给大家鉴赏，断面上可清晰地看到胎中紫金土，釉层比胎骨厚，形成有趣的“夹心饼干”现象。这也是龙泉青瓷中一种珍稀品种。
由于时代 的变迁，烧造工艺的变化，龙泉青瓷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时代风格。
五代、北宋时期的产品在数量上和制瓷技术上都有一定的发展，不过从整个发展进程来看，五代和北宋早期龙泉青瓷属于初创阶段。烧制工艺未成熟，胎厚粗，釉层较薄，釉色不纯，青绿中泛黄色，釉面透明，器物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璃点或璃划纹，此外还有波浪，云纹、蕉叶、团花、鹦鹉纹饰，跟越窑、温州窑、婺窑类似。
南宋中期是龙泉青瓷形成自己典型时代风格的时期，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达到顶峰，胎薄釉层厚，釉色青翠温润，柔和似美玉。圈足小且薄，器底施满釉，它好似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产品以炉、瓶、碗、碟等为主。宋代龙泉青瓷的每一片粹片，都令人为它的美感所倾倒。
元代龙泉青瓷产量多，早期有南宋遗风，中后期器形增大，胎骨较厚重，釉色多青灰、泛黄、俗称黄龙泉，圈足厚，足底内多不施釉，有的带鸡心点。装饰艺术多样化，露胎二次氧化花纹装饰，阴文刻印、花果、双鱼等都是元代龙泉的特色。
南宋至元、龙泉青瓷中，较有突破性的作品，就是“飞青瓷”，它与鲜朝时代越窑制造的青瓷斑有些相似，越窑时代的青瓷釉下铁斑釉色不鲜明，效果不佳。但到龙泉窑已变幻出浮现美丽青瓷铁斑釉。
明代龙泉青瓷胎色较白，釉的透明度高，光泽较强，无沉着的色调，釉色多见青绿或灰黄色，俗称菜玉色，釉色肥厚已无玉质感，色泽很不悦明，明中期后逐渐走向衰落，至清初便销声匿迹了。
龙泉青瓷鼎盛于南宋、元、明开始衰落，这与明代景德镇彩瓷的兴盛有关。这些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的彩瓷出现，使单一色调的龙泉相形见拙。此外，龙泉青瓷生产工艺复杂，成品率低，也是它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龙泉青瓷虽然停产了二百多年，但它的声望却越来越高。近年来，国际文物市场对东方古代艺术珍品渴求甚殷，宋代青瓷更是国外著名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物以稀为贵，宋官窑青瓷洗更创拍卖二千一百万港元纪录。
龙泉窑自五十年代恢复生产，同时也开始传统造型釉色配方研究。到了八十年代，仿古产品日趋精美，造型釉色惟妙惟肖，足可乱真。东南亚印尼、泰国、越南亦有仿制，尤其是印尼仿制也很成功。另一种将旧胎残釉去掉，再施釉重烧，收藏家见此类器物要多与真品对照，以免吃亏后悔莫及。
宋哥窑盘
明代《宣德鼎彝谱》载：“宣德三年，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由于柴窑被传为五代所烧，故后世只列五大名窑，即汝、官、哥、钧、定。 但哥窑至今窑址尚未发现。哥窑一直是考古学家、古陶瓷学家和收藏家重视、关注和研究的热门话题。哥窑瓷器非常珍贵，传世稀少，据统计全世界仅有一百余件，比元青花数量还少。
天津博物馆藏宋哥窑盘高3.2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5.6厘米。胎骨呈土黄色，米黄色釉，布满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开片纹，“金丝铁线”纹路清晰。釉质纯厚，不甚莹澈。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故通称“聚沫攒珠”。盘内外釉点明显，是气泡破裂所致，为传世哥窑的典型器物。
如今发现的真正谈到哥窑最早的文献当推明代陆深《春风堂随笔》：“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文中明确了哥窑烧造于龙泉的琉田，琉田今名大窑，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区。
传世哥窑以仿三代铜器造型为主，常见的有胆式瓶、贯耳长颈瓶、弦纹瓶、八方贯耳瓶、葵花口盘、葵花口洗、双鱼耳炉、三足炉、菊瓣口盘和圆口碗、盘等。仅收藏在台北故宫、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少数博物馆。传世哥窑胎体较厚，胎质细腻，胎呈黑、深灰、浅灰、土黄等色。釉色有灰青、月白、深灰、青黄和米黄。釉质肥润，有油酥光和缩釉小坑。釉面开裂有不规则的细碎纹片，纹片呈黑、黄二色，浅黄色的为“金丝”，深黑色的为“铁线”，俗称“金丝铁线”。天津博物馆藏宋哥窑盘上述特征明显，是传世哥窑的典型器物。
宋代哥窑之美
宋 哥窑圆洗
哥窑被列为宋代名窑，哥窑是历史上唯一的宫庭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宋 哥窑葵纹洗
虽迄今未找到确切窑址，但有传说描述了哥窑起源：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
宋 哥窑碗
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纹片呈血色、黑蓝色、浅黄色等，其中以黑色最多,被称为“金丝铁线”；而按形状分则呈网形纹、梅花纹、细碎纹等。釉面开片时产生的美妙声音，如涧如泉、如琴如铃，犹如隐于大山深处的天籁之声，让人如痴如醉。
南宋 哥窑洗
攒珠
哥窑最主要、最奇妙、最令人称道、又最被人忽视的特征，即所谓“攒珠聚球”。陶瓷界先辈孙瀛洲就写过，“如官、哥釉泡之密似攒珠”，“攒珠”指的是哥窑器中之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物的内壁和外壁或内身和外身上。
哥窑胆式瓶
龙泉青瓷上的鱼纹饰
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的青瓷名窑。龙泉青瓷肇始于三国，兴起于北宋，在南宋中晚期达到鼎盛，明代中晚期后开始衰落，其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作品主要以釉色吸引人，是最著名的单色釉瓷器品种。双鱼洗，鱼耳瓶均是宋元时期龙泉窑青瓷中的经典之作。
大英博物馆藏双鱼洗
大英博物馆藏四鱼洗
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四鱼洗
成长于深山绿水之间的龙泉窑工匠，他们所见到的花草鱼虫、飞禽走兽皆可创作入瓷。据说当年陈万里先生在看到宋元龙泉窑双鱼洗上有很多鱼的形象好像从未见过，后来在龙泉老百姓家中吃饭，无意中看到餐盘里盛放的鱼与瓷器上的鱼极其相像，遂意识到龙泉瓷器上的鱼纹很可能就模仿自龙泉本地土生土长的品种。
元龙泉窑贴花双鱼纹折沿洗
瑞士玫茵堂藏青瓷双鱼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鱼耳纸槌瓶
历代古陶瓷的纹饰，不论官、民窑，都有以寓意和谐音来象征吉祥的图案，如游鱼——富足有余、年年有余等。龙泉窑游鱼有单鱼和双鱼，单鱼的时代较早，双鱼中，两鱼同向一般早于相向者。有双鱼成对同向并行，有首尾相对戏嬉，有阴刻纹装饰，有阳印纹装饰，还有堆塑纹装饰。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双鱼洗
台北故宫博物院元代鱼耳纸槌瓶
台北故宫藏元代双鱼洗
龙泉青瓷的莲花纹装饰
北宋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曾咏赞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最著名的咏莲名句。中国人爱莲花，莲花自古以来就是被人们不厌其烦吟咏的题材，诗仙李白也曾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
莲花在中华文化中是有特殊寓意的景物，它那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美德富有人格意义。龙泉青瓷色泽素雅，釉色青莹，意境深远，其冰清玉洁的超脱形象，与莲花超凡脱俗的品格相辅相成。我们总能在龙泉青瓷的许多作品中，发现附有莲花纹饰或者本身就是莲花器形的精品物件。1972年在南京灵山南朝大墓中出土了一件名为“青瓷莲花尊”的青瓷器，该瓷器一出土，便得到世人的赞叹，这件瓷器有着“六朝青瓷之王”的美誉，通体装饰有浓郁佛教色彩的莲瓣，是罕见的青瓷艺术珍品。收藏家们对莲饰青瓷也是情有独钟，赞赏不已。那么，莲饰之青瓷备受推崇是何道理？莲纹又与青瓷有何渊源？
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首见于六朝青瓷。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此时莲纹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随后，莲花题材的瓷器随着佛教在华夏大地上的发展不断地增多，工艺更日趋成熟。佛教艺术发展到唐代，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幻想的宗教世界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莲纹自东晋出现在瓷器上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宋代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影响，成为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莲纹此时已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日益表现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格。由于唐宋以来推崇牡丹，莲花已逐渐失掉其传统的优势地位，但深受人们喜爱的莲纹仍是宋代各大窑系中普遍使用的题材。
龙泉溪口窑出土青瓷瓷片，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龙泉青瓷是继浙江的越窑、瓯窑之后兴起的青瓷窑系。早在五代北宋时期,龙泉青瓷就已经大量采用莲纹来装饰青瓷器物，如当时大量生产的碗、盘内壁和大粉盒盖面都装饰各种写意莲荷纹，有的纹饰繁密，两张荷叶托一个饱满的花蕾；有的纹饰较为简约，为两枝花蕾相向的缠枝莲。到了南宋和元代，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期，由于这一时期的青釉已经由原来较透明的淡青釉发展为半透明的乳浊釉，装饰风格也为之大变，原来的细线写意刻花变为阳刻凸雕装饰，大量的碗、盘、瓶类的圆器外壁都采用莲瓣装饰，有覆莲瓣，更大量的是仰莲瓣装饰。
南宋龙泉青瓷的仰莲瓣装饰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径。此时其他窑系已不甚流行的莲瓣纹,而在这里仍作为主要纹饰盛行不衰。龙泉青瓷装饰技法以刻划为主，早期产品与瓯、越两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刻划花逐渐由纤细娟秀向繁密发展，器物外壁经常装饰一种带叶脉纹的莲瓣。“外壁单面刻制莲瓣的装饰似乎已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几成一个时期的装饰风格。这种半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中脊显明而挺拨，瓣面自中脊坡向两侧，大小相间，形成双层仰莲，象一朵盛开着的荷花”。到了南宋，这种莲纹装饰技法终于走向了成熟的顶蜂。
工艺美术大师叶小军龙泉青瓷作品【莲花碗】，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工艺美术大师叶小军龙泉青瓷作品【一品清莲】，现收藏于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当代龙泉青瓷的艺术匠师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莲饰仍然是主要的装饰方式。许多青瓷器，比如莲花碗、莲花熏炉、莲花茶具等，以凸雕的手法进行器物外表的莲瓣装饰，既优雅大方，又富于美感。
龙泉青瓷之所以被世人珍爱，除了她优雅端庄的造型和晶莹清亮的釉色外，吉祥富丽的纹饰也是其深受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历史上龙泉青瓷各个朝代的作品装饰题材丰富多样，尽现古代窑工的聪明智慧与巧思。但不论哪个朝代，莲瓣纹或莲花装饰都是其主流装饰手段。许多当代龙泉青瓷艺人在自己的青瓷作品创作过程中，注重表面装饰，并且特别钟爱莲花装饰，而且在莲纹装饰过程中，不仅仅仿效古代大量采用莲瓣纹装饰，还大胆采用莲叶、莲花、莲蓬的全景式写实图刻画到高度近一米的观音瓶、天球瓶等大型青瓷瓶体上，那荷叶风卷云舒的动感，那荷花摇曳生姿的俏态，无不令人喜爱。
龙泉青瓷中的莲纹、莲饰不但赋予了青瓷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也使得青瓷造型极具动感，富有变化，优美异常，龙泉青瓷因为莲花而更具灵性。将莲饰灵活运用于龙泉青瓷的制作，彰显了青瓷艺人们高超独特的造型工艺，他们以气传神，以形传神，却又含而不露，造就了莲饰青瓷的极高境界——佛法清远人格以及青瓷艺术的完美结合。
可以这么说，莲花纹饰的青瓷就如同传说中的飞天，轻盈灵动又温婉端庄。在过去她既为我们青瓷制作技师们所钟爱，也为广大青瓷鉴赏家所喜欢，她的生命力是如此的强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她还会随着社会变迁的潮流继续发展下去，会带给人们更新更美的精神文化财富。
南宋官窑与哥窑青瓷
浙江是我国青瓷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又是南宋都城的所在地。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和对瓷器需要量的不断增大，“袭故京遗制”建立了官窑，专门用以烧制供宫廷享用的官窑瓷瓷器，南宋官窑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浙江青瓷生产的格局，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龙泉窑青瓷的发展。这种“官窑”与“民窑”的共存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南宋瓷器发展的基本面貌，也是浙江地区瓷器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一、南宋官窑宋代是我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北宋和南宋时期，宫廷所需要的瓷器由官办瓷窑进行生产，这种官办瓷窑，一般简称“官窑”。宋代官窑有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分，而南宋官窑又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之别。这种划分是根据南宋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与叶真的《坦斋笔衡》的记载而沿用至今的。“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佯矣”。此段文字是根据《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所转引的《坦斋笔衡》中的一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顾、叶均为南宋人记载的又是本朝之事，内容丰富详尽，把南宋官窑建立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均作了明确的叙述。文献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已被今天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即使如此，对《坦斋笔衡》中这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的可靠性一直仍有人质疑，特别是对于修内司官窑的问题，认为上述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通过乌龟山官窑遗址的发掘，证明南宋官窑只此一处，别无修内司官窑。近三十余年来，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以及南宋的郊坛下官窑的遗址均已发现并进行了发掘为研究南宋修内司官窑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除汝窑、钧窑、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已经找到外，还有一宫藏的所谓“传世哥窑”，至今还未能找到其所属窑口，因此，在南宋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有修内司官窑，但无传世的实物予以印证；(二)宫中收藏有所谓“传世哥窑”瓷器，但末发现它的窑址。对宫中收藏的传世官窑瓷器的研究，文献资料是极其重要的依据。因为官窑的窑址不易发现、墓葬中也不见出土，所以将传世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便成了一种可取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官汝窑、官钧窑的窑址末发现以前，就是以宫中收藏的传世品为依据寻觅其窑址的。南宋官窑例外。如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的发现也是与宫中的传世官窑瓷器相印证而确定下来的。所以，在修内司官窑的窑址发现以前，将文献记载与宫中收藏的传世品相印证的方法也是完全可取的。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所隶官署十”，首列“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营及瓶击之器”。可见，窑务本非修司所管辖。可能由于南宋初年，战事频仍，官署多有裁并，修内司除营缮宫城太庙本职之外，还兼统宫廷窑务。所以，置窑于修内司当是可信的。《坦斋笔衡》中的“袭故京遗制”与“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两句，明确表述出修内司官窑上承“袭故京遗制”，下启郊坛新风的枢纽关系。由此可见，修内司官窑瓷器是根据北宋官窑瓷器的形制烧造的，在胎色、釉质、器形以及文钉支烧等方面，酷似官汝窑。宋室南渡后所建郊坛新官窑，与修内司旧官窑又有着一定的差距，即产品“比旧窑大不侔矣”。从南宋建都与建坛祭典的时间上看，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南宋定都临安(杭州)的时间，据《宋史.高宗纪》记载为绍兴八年(1138)。北宋立于宣和末年(1126)，高宗赵构南渡时，兵荒马乱，时时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直到正式定都才得以安定，其间颠沛长达十二年之久。定都后五年(1143)，置建郊坛，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后的十七年间，特别是建都后，宫中使用的究竟是什么瓷器?因为北宋亡后，宫廷珍藏珍宝器用己被金兵掠夺一空，转战逃亡之中，很难想像会把官窑瓷器带到江南。在这种情况下，皇家势必采取临时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俭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这说明郊坛祭典时，由于缺乏所使用的铜、玉器，只好临时以当地生产的青瓷与竹木器取而代之。又据《宋史.高宗纪》记载，在南宋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五月、九月和十一月，也曾举行三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也应是陶木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四年(1144)以前，为了定都后的宫中用瓷以及郊坛祭典用瓷，极需置建官窑大量烧制瓷器。那么，这个官窑又是哪一处?自然应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198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官窑今何在》一文，文章以文献及实物(残片与窑具)，印证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尔后故宫博物院又派人前往了解，幸又获得修内司窑器物残足一片，这是窑址遗存的又一实证。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过早给予否定。南宋官窑根据文献与宫中的收藏，应当包括修内司窑与郊坛下窑两处。
二、清宫珍藏的“哥窑”是修内司官窑
南宋人的《负喧杂录》与《坦斋笔衡》是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文献。清宫珍藏的官窑瓷器窑口鉴定与时代的划分，都是据此而确定下来的。明人曹昭《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叙述明以前各大名窑的情况，亦多与今天考古发现相吻合。该书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征又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坦斋笔衡》与该书的描述，恰好与宫中收藏至今的所渭“传世哥窑”器相吻合。尤当注意的是曹昭对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分条叙述的，他称“哥哥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这说明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窑。
明高镰的《遵生八笺》沿袭曹昭之说，又将修内司官窑器与哥窑器相比较后认为，“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窑者，烧于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明确指出了其不同性质，并把修内司官窑器的釉色分为：“粉青为上，淡白次之，釉灰色，色之下也。”把纹片分为：“冰裂、缮血为上，梅花片、墨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并指明了修内司官窑窑址在杭之风凰山下及万松岭一带的大内所辖范围之内。清代以后的《博物要览》等文献有关修内司窑的记载，都来源于此。
根据上述历代文献记载，把修内司官窑及其产品的特征，可归纳如下几点：
1.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建立的第一座南宋官窑。
2.修内司官窑瓷器以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深受世人珍爱。
3.南宋朝，在郊坛下建立第二座官窑，其产品远逊于修内司官窑器。
4.修内司官窑瓷器，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5.修内司官窑器大率与哥窑相同，官窑器为官家造也，哥窑器烧于私家。
6.修内司官窑遗址，在杭州凤凰山下万松岭一带地方。
当修内司窑址尚未发现以前，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与宫中珍藏的实物相印证，明确了宫中 珍藏的所渭“传世哥窑”器是修内司官窑器。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遗址的发掘也证明了“传世哥窑”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因此，哥窑与宫中“传世哥窑”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那么为什么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宫的收藏是在历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许多藏品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及《宣和博古图》等文献中均可见诸著录。清乾隆间，又效法宣和皇帝将宫中收藏辑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箕》等书。乾隆皇帝在许多宫中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底部刻有御制诗，诗中根据文献把宋代官窑瓷器定为汝窑、钧窑、哥窑、官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先后两次对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凡四种窑口器物。1935年，郭傈昌先生在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期间，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了研究和辑录o。据此，郭氏结合文献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特别是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瓷器专门委员时，他对参展的瓷器进行了挑选与再鉴定工作。这次正式鉴定的结果，可见公开刊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其中将宋代官窑瓷器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他的鉴定或许是受了御制诗的影响也未可知，但与乾隆御制诗的分类颇相吻合。其结果是将“官窑”器分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三种官窑器，尤其是又把宫中的许多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这种“三分法”与“张冠李戴”的错误，就导致了如下情况的产生：
1.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
2.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
3.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
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对郭之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此文对当时官窑瓷器鉴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我们了解南宋官窑早期的鉴定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文章说：“此处(指《图说》)所谓的南宋官窑，当然是南渡后修内司官窑……就文献的记载，说是沿袭旧京的制作，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窑，跟汗京的官窑，有什么分别，恐怕谁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的判断，不晓得郭先生当时根据何种鉴别方法，判断这15件为南宋官窑，而不说它是南渡以前的官窑。”同时，他还提到《图说》中的“哥窑盘，官窑盘，当时(原题名时)已经搅不清楚了，就印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个为哥，一个为官，到了郭先生又称之南宋官窑，真是一种好笑的事”。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当时缺少窑址印证的情况下，郭先生不仅对什么是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官窑)模棱两可，而且对什么是哥窑也是含湿不清的。正如陈先生说：“我从这一点，就可以提出以前的命名，确实没有绝对的根据，所以说它哥好，说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着堕入五里雾中，更是莫名其妙。”重温陈先生之说，不能不引起当今瓷器研究家的深思与关注。
陈万里先生是重视文献史料，更重窑址考古的瓷器研究家，但因修内司官窑窑址未能发现而持怀疑的态度。也由于历史局限，陈先生对哥窑的认识同样是模糊的，他对哥窑的失鉴是与他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直接相关的。正因为他对修内司官窑持否定的态度，所以对郭氏把宫中传世的修内司官窑器，定名为哥窑器，也就不能予以正名。
50年代初，陈先生为了搞清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曾建议有关部门对龙泉哥窑进行发掘。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对哥窑遗址龙泉大窑(文献上的刘田)等地作了考古调查与重点发掘。然而，大窑等地发掘出土的黑胎青瓷，同文献记载的“哥窑”瓷器所具备的特征吻合。据此，发掘者断定大窑即是文献所记载的哥窑，而名为“哥窑”的宫中传世品则绝非龙泉大窑烧制。本来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解决了哥窑瓷器的产地问题，而且还反证了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馆以及各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为“传世哥窑”的瓷器，实非哥窑，过去专家把它定为“哥窑”器显然是错误的。对通过发掘所得出来的这一结论，有的学者根据《格古要论》“有黑土者渭之乌泥窑”的记载，认为龙泉黑胎青瓷非哥窑产品而是乌泥窑，是仿官窑的产品。这一意见后来又被发掘者全盘接受，并修改了《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文中有关哥窑问题的结论。这就便得哥窑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上述官窑鉴定史申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将官窑(郊坛下官窑)误作“三分法”(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另一个是修、哥两者之“张冠李戴”代把宫中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这两个问题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纠葛。因为“三分法”涉及到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及修内司官窑，而张冠李戴的出现又源于修、哥不分。由于“张冠李戴”的延误，阻碍了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寻找发掘，致使修内司官窑为“传世哥窑”所掩。这就是修内司官窑在瓷史上销声匿迹的由来。现在，笔者仍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当初龙泉窑发掘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对解决哥窑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清清宫珍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器不是哥窑器，而很有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
三、龙泉窑与“龙泉仿官”
在南宋人的《坦斋笔衡》的记载中，除了重点记述了宋代官窑建置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外，还记载了有关民窑及其品质：“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据此可知，曾为北宋朝廷烧造过“贡瓷”的定窑，因有芒不堪用，而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南方的龙泉县窑因质颇粗厚，也不为当时宫廷所看中。
北宋后期，龙泉窑青瓷的生产虽然以大窑、金村等地为中心已具规模，但烧制的青瓷以青黄釉瓷器为主。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浙江省轻工业厅的理化测试结果，说明此时的龙泉窑青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还相当高，基本上属石灰镭的范畴。所以釉面光泽很强，釉层透明，高温粘度低，易流釉;同时还原焰烧成气氛的控制不夥熟炼，这是这时期青瓷釉中泛黄并多有细密的开片的重要原因，与文献记载的“南方龙泉县窑，质颇粗厚”相符。
南宋前期的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尽管与北宋后期的制品不同，釉色青翠，釉面开片与流釉现象较少，说明对釉料的配制和烧成气氛的控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龙泉窑真正进入到它的鼎盛时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应当是在南宋后朗，特别是在南宋官窑建立之后。因为南宋官窑的建立，给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高宋官窑由于集中了优秀工匠，不惜工本、选料优质、工艺精湛，烧造了很多适应皇宫使用的高档瓷器，这种官窑烧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窑的生产发展。龙泉窑烧瓷工艺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龙泉窑青瓷粗厚笨重的造型，使其玻璃状的透明薄釉转变为乳浊注的青釉烧制出釉层丰厚，滋润如玉的粉青、梅子青、豆青瓷艺“三昧”产品，与当时的官窑产品相比，好者并不逊色，把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工艺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官窑的烧制技术的影响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龙泉窑吸取了南宋官窑烧瓷技术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烧制的青瓷尽管不是官窑的产品，但也不是一般民窑所能相比，因而受到朝廷的极大重视，高宋朝廷所使用的瓷器，除了大部分来自官窑者外，还有一部分用瓷需要龙泉窑烧制。这部龙泉窑的产品，后被人称为“龙泉仿官”。《格古要论》记载的“伪者皆龙泉烧者，无纹路”就是龙泉仿官窑的无纹路的产品。
在南宋龙泉窑青瓷中，除了原有的白胎青瓷外，又新出现了一种黑胎青瓷，如果说“龙泉仿官”，提高了原有的烧造水平并受到宫廷青睬的话，那么，“黑胎青瓷”的出现、更是“龙泉仿官”的直接产品。
黑胎青瓷的最大特征是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这些均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明、清文献中称它为“哥窑”是有其理由的，明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中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的记载，其中的“官窑”即指“修内司官窑”，“哥窑”即“龙泉哥窑”。证明“龙泉哥窑”是仿“修内司官窑”的。
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的发掘，找到了烧黑胎青瓷的窑址，文献上所称谓的“哥窑”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宫中传世品，则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在宫中“传世品”的窑址末发现以前，为了便于研究，把它们加以区别，故分别取名为“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两种。“传世哥窑”既然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当然它与“哥窑”无关。而文献上所记载的“哥窑”，证明是在龙泉烧制的，就应肯定它是“哥窑”。所以过去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是错误的，应当加以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谈到“龙泉仿官”往往否定黑胎青瓷是哥窑，认为它是龙泉仿官窑的产品。因否定了修内司官窑，所以就把龙泉黑胎青瓷与郊坛官窑相比较，如“证之以实物，郊坛下南宋官窑和龙泉黑胎青瓷确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那种粉青釉瓷器，真是形神相似，难分‘官’、‘哥’。”经过排比研究，尽管这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从黑胎青瓷的主要特征上看，较多地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相似。再者，这类黑胎青瓷在龙泉青瓷中数量不多，除了龙泉溪口瓦窑详窑是以烧黑胎青瓷为主外，其他各窑尽管有一些烧制，但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烧制的，产量也较少。考古工作者在龙泉窑的发掘中，也没有找到它发生和成长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黑胎青瓷的突然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宫廷达官贵族们的少量需要，适应当时他们对修内司官窑的怀旧心理而烧制的。因此，更确切地说，“龙泉仿官”就是指黑胎青瓷(哥窑)仿修内司官窑的产品。
根据文献记载，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尽管“龙泉仿官”这一历史事实是存在的，而且在明吕震等《宣德鼎彝谱》中有“……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的记载，但因“哥窑”为当时权宜之计的伪品，所以后来并不受宫中重视，因此，传世下来的极少。
四.修内司官窑与“龙泉哥窑”的区别
南宋官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两种，龙泉窑青瓷有白胎青瓷与黑胎青瓷两类。所谓“龙泉仿官”就是指仿修内司官窑的黑胎青瓷的产品。那么，“龙泉哥窑”与修内司官窑的产品有什么不同呢?"哥窑"与宫中传世品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尽管两窑烧制的瓷器在风格与基本特征上“大率”相同，如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等，但因为黑胎青瓷是着意模仿的伪品，它们毕竟是两窑之物，非尽相同也。一般讲，宫中传世品胎骨较厚，釉较薄;哥窑则胎薄釉厚。传世品的胎色不一，有沉香色、浅白色、杏黄色、深灰色、黑色等多种;哥窑则以黑胎为主(黑胎青瓷)。传世品釉质不透明，釉面光泽如肌肤之微汗，润泽如酥；哥窑釉则透明，玻璃光泽感较强。在开纹片上，传世品追求典雅。讲究装饰效果，一般均着色；“哥窑”则不着意装饰，一般不着色。在所谓的“紫口”、“铁足”方面，两者也不一样。宫中传世品由于胎色不一，釉的流动性较小，“紫口”或有或无;哥窑则胎色黑，釉质厚而透明度强，流动性大，一般均有“紫口”。在烧造方法上，宫中传世品因裹足支烧者居多，故此，铁足者也少;哥窑则均采用垫饼烧，圈足底端失釉层，烧成后露黑胎，故均为“铁足”。因此，文献所载的“紫口”、“铁足”，更确切地说应为“哥窑”的主要特征，这也是两窑的根本区别所在。
五、结语
文献记载的“哥窑”实是“龙泉哥窑”，被冠以哥窑之名的宫中传世品，不是哥窑，这已为龙泉哥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宫中“传世哥窑”是否就是修内司官窑呢?因其窑址尚未发现，目前还不能作定论。关于修内司官窑的窑址问题，笔者己撰文作过一些论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也作了一些科学化验分析。不过，最后的结论还有待窑址的发现。
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目前尽管有了一些线索，同时最近又有了一些新发现，看来对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的彻底澄清已为期不远了。但是，官窑的窑址是不易发现的，这是由官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除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发现了一些窑迹外，还应当考虑有无可能与北宋官汝窑一样，其窑址不在州治临汝，而是在离都城不远的宝丰。同样，修内司官窑的窑址，也可能不在修内司官署所在地，而在都城临安附近的其他地区发现，这恐怕是在修内司窑址末完全确定下来以前，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本文作者：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李辉柄
龙泉青瓷的纹饰及文化内涵
古代崇尚青瓷，对白瓷不很重视，认为白瓷太刺眼，锋芒毕露，而青瓷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能变幻出许许多多不同感觉的青绿釉色，既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庸、中和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思想。龙泉青瓷不但具备了青瓷所共有的为世人广泛接纳的秉性，而且从南末中晚期起，以先后创烧出粉青、梅子青等不同凡响的釉色而独树一帜。这些釉色主要是釉料的改进而出现的，由传统的石灰釉改变为石灰一碱釉，使釉料的高温性能大大改善，多层施釉或釉层加厚后，高温中不流泻，釉层丰厚滋润，釉色温柔动人，仿佛用翡翠雕琢而成，这就是所谓的“类玉”。对于玉，中国的传统文化赋予它独特含义。《荀子·法行》里有孔子论玉的—段话：“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儒教思想以玉喻示了人的许多美德，玉因此历来被十分重视，诚如民国时古玩家赵汝珍先生所云：“古代视玉之重，几乎物可与争衡，用玉之广亦无物可以拟举，凡国家重要典信无不以玉为之，重要典礼无不以玉成之。社会人文庶民活动往往以玉为中心，故国家玺印、祭礼乡宴，朝会征聘、盟誓歃血、乐器律器、男女发饰服饰、男人冠饰带饰、女人耳饰腕饰、文房用器、酒器、食器、饮器、佩饰、笏版等无一而不用玉。”类玉的龙泉青瓷自然深受古人的欢迎，其器形及功用大量涉及玉器的文化、艺术、习俗乃至宗教、政治等范畴。在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龙泉青瓷因为有翡翠般的釉色，人们便像珍爱翡翠那样珍爱它，而这种人见人爱的东西据说是用泥巴烧制而成，更让人感到伟大而不可思议。在伊斯兰教，也就是回教人眼里，青绿色正是他们崇尚的吉祥颜色，如同中国人以红色为吉祥色，过年过节挂红彩、发红包，他们以青色彩带装点家居，分送青包。因此，龙泉青瓷被伊斯兰教认为是吉祥物，其钟爱的程度可想而知。 龙泉窑在南宋中晚期出现过一类黑胎开片瓷器，其特点是胎黑色或褐色，胎质较疏松，釉色有粉青、灰青、蟹壳青等，釉层丰厚，常由多次施釉素烧，然后一次烧成；釉面冰裂多为几何形，极碎者称“百圾碎”，另有鱼子纹等，偶有象形图案。器物口沿呈紫色，足部露胎处呈铁色，即所谓“紫口铁足”。紫口有两种形式，一种口沿满釉，烧制时受到高温后口沿釉薄，映出胎骨颜色，另一种为了叠烧， 口沿一圈刮釉呈芒口，出现紫口。此类产品以造型、釉色及釉面开片取胜，因为开片难以人为控制，裂痕无意而自然，可谓天工造就，每件器物开片不一，绝无雷同，更符合自然美的审美观念，因此格外珍贵。 白胎类产品露胎处呈橙红色(俗称“朱砂胎”或“朱砂底”)，为龙泉青瓷又一特色。这种现像由烧成后冷却阶段经二次氧化造成。青翠的釉色，配上橙红的底足或露胎图形，产生了一种赏心悦目的效果，因此，自南宋中晚期起，尤其在元代，运用露胎的作品屡见不鲜，人物塑像的脸、手、足等，盘类器物内底贴饰云、鹤、龙、花卉等，装饰独显神韵。 龙泉青瓷的纹饰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它既充满了历代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时代信息，又是各时期审美观念、艺术情趣等诸领域的曲折反映。通过纹饰，能隐约窥测历史的痕迹；通过对历史与纹饰关系的理解，对器物时代进行鉴别。龙泉青瓷纹饰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宗教题材，如受佛教影响的莲瓣纹、八吉祥、万字纹等。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影响很大，莲瓣纹在南朝时已在青瓷纹饰中相当流行，并常盛不衰，在器物的外壁用刻、划、雕、印等手法饰以仰莲或覆莲在历代龙泉青瓷中十分常见，八吉祥、万字纹在元代时有所见。又如受道教影响的八卦、八仙、神仙等，也于元代起开始较多出现。
植物题材，主要为花草、瓜果等，如莲瓣、莲花、牡丹、梅、兰、竹、菊、桃、葵、菱、芙蓉、芍药、蕉叶、蔓草、灵芝、葡萄、石榴、枇杷、牵牛花等。一些花卉图形在元代前已出现，而大多数元代起较为流行。
动物题材。如龙、虎、鸡、狗、凤、鹤、鱼、龟、鹿、羊、鸟、昆虫等。鸡、狗等在北宋时被捏塑成瓶类盖钮已出现，龙、虎在南宋时被堆塑在瓶的肩部成为特有器形龙虎瓶，凤、鱼等则在南宋前期就被配以云、水、花、草纹等刻划在盘、碗等器物上。大多动物题材纹饰从元代前开始流行，至元代达到了高峰，像内底贴饰鱼纹的双鱼洗就是元代典型器形。
人物题材。多出现在明代的产品中，这与明代崇尚理学有关。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历史人物故事碗，即在碗的内壁印上几组人物，每组为一个故事，有些在人物图形旁还印上说明文字，如“孔子泣颜回”，另一类是戏曲人物瓶，即在瓶体一周贴饰数个戏曲人物造型。
文字题材。一类是纪事、纪年的铭文，如“天下太平元丰三年闰九月十五圆日愿烧”铭文双耳盖瓶，“大清顺治八年制”铭文青釉刻花瓶。另一类是窑名印记或吉祥语，一般用印戳印在碗、盘、高足杯类器物的内底，如“项宅正窑”、“刘”、“张”、“顾氏”、“早攀仙柱”、“日高”、“吉昌”，有些与图形搭配组合，如在“福”字旁印饰鹿纹，以寓福禄双全。还有一类即蒙古八思巴文，大多为百家姓氏与吉祥语，有八思巴文单独使用的，也有与汉字搭配组合的。八思巴文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正式颁行，是元朝政府强制推行的新文字，但受到极大阻力，饰有八思巴文的瓷器，目前发现除龙泉窑产品外，只有福建德化屈斗官窑产品。
根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尚可分吉祥类、寓教类等。一般来说，龙泉青瓷纹饰可谓纹必有意，意必吉祥。龙凤的至尊吉祥，鱼虫花草的祥和安宁，鸟兽之和谐，铺兽之庄严，松鹤之长寿，牡丹之富贵，莲荷出污泥而不染，兰之清雅，菊之高洁，以及福禄寿禧、金玉满堂，无不寄托了窑工美好的祝愿与向往。从发展历程来看，龙泉窑南宋重造型，重釉色，元代起重纹饰；器物造型早期较高大，南宋时端巧稳重，元代起渐趋高大，明代后日渐瘦长。
宋代哥窑瓷器珍品——金丝铁线
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八方碗 国家博物馆藏宋哥窑鱼耳炉 上海博物馆藏宋哥窑五足洗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与汝、官、定、钧窑齐名，是为宫廷烧造御器的官窑。其产品历来珍贵，明代宣德时，宫廷藏品目录《宣德鼎彝谱》即有“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的记载，清代乾隆皇帝更将哥窑瓷器视为珍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器，均为历代宫廷旧藏，加上其他流散于海内外的传世品，约计也只有300件左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器，均为历代宫廷旧藏，加上其他流散于海内外的传世品，约计也只有300件左右。
传世的 “宋哥窑”与“宋官窑”一样，迄今未曾发现确切的窑址，既没有在文献《天工开物》记载的地区—浙江省龙泉县觅到遗址和残片，也不见于宋皇室陵寝的随葬品中。(宋陵多早被盗，故历史上有无不详，此类情况与汝、官窑器相同)，故至今还难以从考古角度寻找科学的佐证材料。
宋代哥窑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笔者仔细观察，其琢器造型多以仿青铜器为本，古拙、质朴、浑厚。胎质坚细，可分灰、油灰、黑、储诸色，其中胎质粗松者叩之吉音沙哑，呈色土黄，似欠火为。釉质凝厚如同堆脂，色泽有粉青、灰青、油灰、月白、灰黄、深浅米黄等多种，釉间均开裂有不同角度的冰裂状纹片，色浅黄者如金丝，色黑者宛若铁线，两者相互交错如织，故名“金丝、铁线”。釉中蕴含的气泡密集，显微镜下如同聚沫串珠，凝腻的釉面则光泽莹润，油滑如酥。器口沿多尖锐窄小，故厚釉难以留存而显现胎骨黑色，此一现象传统上称为“紫口”。垂釉多在口边稍下处形成略为高突的环形带，是为哥窑器之一绝，除宋 “官窑”作品外，后世各窑口作品及历代仿宋哥窑器均无此特殊现象。宋哥窑器底足工艺分为施釉裹足支钉烧和露胎圈足两种，多数器足因呈黑色而被称之“铁足”。支烧者钉痕小若芝麻，此为宋器之共同特征。支钉数量，较小的器物，如盘、碗等以三、五个为多，略大器物如洗等则达六、七个，鼎、炉的器里也多留有不等的支钉痕，系叠套烧所致，此后无这一烧法。露胎圈足，足背平齐或略圆，修足干净利落，手抓不起。其盘、碗器型多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最为风行，如花形口器、葵瓣六出口器和奋斗，尤其是葵口折腰碗最为典型，广见于越窑、汝窑、官窑、定窑及耀州窑，八方杯见于钧窑，贯耳瓶、壶、鼎、炉、洗也为宋初所盛行，与上述诸窑一样精致。可见，“宋哥窑”器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哥窑器50余件，其中多为宫廷旧藏，少数来自社会，计有：盘口弦纹瓶(原系私人收藏，1940年征自扬州)、锥把瓶、贯耳瓶(分椭圆、六方和扁方三种)、投壶式小瓶、戟耳炉、鼎、盘、碗、洗等。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原宫廷遗存的各种造型器皿190余件(其中个别时代或许有误)。
清代乾隆皇帝好古成癖，对历代古器都进行过鉴别欣赏，诸如书画、碑帖、陶瓷、玉石等精品无不留有其鉴赏痕迹，书写或镌刻御制诗句，瓷器中尤以汝、官、哥器为多，有的还刻出甲、乙、丙、丁等字，揣度这些珍品的优劣。有的器物还附有带明代收藏家项子京(元汴)字样的梓檀嵌金器座。清宫秘藏西人画家郎世宁所绘的两幅弘历鉴赏古器图，画面中都有传世宋哥、官窑的瓶、炉、盘等，可见这些瓷器在乾隆时期已经十分珍贵。乾隆御制诗中亦有专门评论哥窑与仿哥器的诗句：“铁足腰圆冰裂纹，宣成踵此夫华纷，而今景德翻新样，复古成不易云云。乾隆丙申一御题。”钤“古香”印章。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乾隆皇帝就曾认识到这些器物具有早年遗物的特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传世宋哥窑决非是元、明时期产物。我们期望，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能够发现哥窑遗址，那时才能完全拨开所谓“宋哥窑”的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