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
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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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货”就是现代“官窑瓷”
蓝釉葫芦瓶，上世纪50年代厂货，回流出口货。
红楼梦十二金钗之黛玉挂盘，1988年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监制。
描金花卉盖杯，上世纪80年代厂货。
上世纪80年代的华风瓷厂厂货，8头带茶盘青花茶具（部分）。
戴文辉最近喜欢上“老厂货”。他刚从古玩城用3000多元淘到一个蓝釉花瓶，只算是当时的二级品，但他却认为物有所值。不过，相比起前几年，老厂货中的精品价格也已经不低，而且市场“买少见少”，回流的货源也逐渐被市场消化，一对50厘米高的青花瓶价格也可达10万元。“不要以为老厂货就是便宜货，这些青花瓶40年前就已经值2000~3000元。”景德镇瓷器行家李木容说，“老厂货就是现代的‘官窑瓷’。”
1985年前的厂货最值得收藏
“厂货”在景德镇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十大瓷厂和后来陆续建立的四大瓷厂生产的瓷器，时间截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十大瓷厂是著名的建国、人民、光明、艺术、宇宙、东风、红星、红旗等，四大瓷厂则包括了华丰、曙光等国营和私营厂。
这些瓷厂的设置沿袭了明清官窑的传统，各有分工。譬如建国瓷厂是在古代官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高温釉和低温颜色釉、仿古瓷为主；艺术瓷厂以釉上粉彩为主；光明瓷厂生产青花和玲珑比较多；宇宙、红星瓷厂主要生产高档日用瓷，而红旗则“主攻”高温釉釉下彩。
这种官窑的分工方法有其优势。“一个人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做得很出色，集中力量进行创作和生产，才容易出精品。”李木容认为，能出精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老艺人思想单纯，没有任何商业市场的意识，能够专心致志创作；其次，当时即使是生产日用瓷也是倾多方之力，不惜成本，质量自然高。更重要的是，当时对于瓷器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100件（件是瓷器的专有计算单位）的瓷器，我们非常严谨，要精确到毫米计算。”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瓷器的海外需求量增大，生产要求开始不如之前。“以前别说四级品，三级品也不要，后来三、四级也都用上了。”李木容因此认为，真正好的厂货集中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连普通货、日用瓷的质量都很高，因为那正是老艺人年富力强的时期，“1985年前的东西还算过得去，收藏就要找这个时间前的厂货。后来老艺人、老工人都去生产高档东西了，年轻人跟着老人学艺，东西就稍微嫩了点。”
厂货日用瓷也有收藏价值
在景德镇瓷厂最辉煌的几十年间，出现了不少后来赫赫有名的陶瓷大师。不过当时仍然沿袭明清的做法，作品不署作者名，这也是王锡良大师一直强调的“瓷器不是一个人之力而成，而是多个能工巧匠共同完成的。”李木容认为，正因为这样的观念，上世纪70年代时也只有个别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作品上署名，瓷厂的产品极少有此做法，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种作品上署名的做法才逐渐增多。
这种历史形成的习惯也为现在收藏厂货的人带来难题。“无名无姓，只能看画风，收藏什么才有价值？”这是大多数收藏者的疑惑。李木容承认，现代瓷器中，署名非常关键，决定了作品的市场价格高低，但是对于无证可循的厂货来说，只能从作品的年代和风格来判断。近年一直收藏厂货的吴先生告诉记者：“我一般先看画风，然后再细致去对比有署名的真品。”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没有对证的作品价格远不能跟署名的作品相比。
“只要东西好，就有价值。”李木容说，这是收藏者在考虑市场之外必须坚持的重点。因此，厂货中日用瓷也有收藏价值。“以前明清的官窑也是以日用瓷为多，后来生活条件好了，艺术瓷陈列瓷才多起来。这些官窑日用瓷，不也能在市场中出高价？”事实上，当时只是“大路货”的厂货，价格也要几元或十几元，现在市场价格也并不便宜，高于现在生产的日用瓷。
回流厂货也已经买少见少
尽管很少人炒作厂货，但是市场上可以寻找到的厂货也买少见少。据了解，近两年，早年出口海外的厂货逐渐回流，很快被市场消化。目前在景德镇可找到的存货并不多，完整器物价格很高，甚至比外地市场更贵。有景德镇收藏者告诉记者，他自己还经常跑到深圳和广东找货：“当然新仿也很多，收藏都要靠眼力。”他认为，如果不熟悉厂货，不熟悉那段历史的收藏者还是不要随意入市，否则可能吃亏。
不过，相对于现代名家瓷器来说，厂货的价格还是很低。李木容说，近现代瓷器并非都好，只是1945年后的东西品质较高。不过，近年近现代瓷器整体价格因为“珠山八友”受关注而出现上涨，而现代名家瓷价格更是不停翻番。近日有市场观点认为，行情大涨的所谓近现代名家瓷资金参与炒作现象明显，宣传、包装手法越来越高明、多样，值得警惕。有行家认为，忽略近现代瓷器的时间概念而过分强调近现代名家的作用，会因为突出名家而使真伪鉴别的关键性问题变得模糊。这也意味着，市场很可能转而关注其他尚未崛起的板块。
“厂货的价格终有一天会涨上去的，毕竟这些老厂都已经不存在了。”戴文辉说，只要收藏的是好东西，总有一天会变成珍品，“厂货出现的那个时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未来市场价格将体现其重要性”。
中国瓷器的起源
摘要：中国瓷器的发明年代及发源地，多年来一直是中外陶瓷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有的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探索，有的用现代科学对古陶瓷及烧造工艺进行研究，都存在不够全面之弊，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全国古窑址的深入调查和多片古陶瓷片的化验证实，综合研究了陶瓷考古、陶瓷工艺、陶瓷科学，得到了以下结论：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青瓷又是从釉陶发展过来的；我国由陶向瓷的演变过程在汉代完成，真正的青瓷瓷器起源于1800年前的东汉；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最早烧制成功的青瓷产地是浙江省的上虞市小仙坛和帐子山一带。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源于陶器，而精于陶，远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制造和使用陶器了，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实现了从陶器到瓷器的进化。但是，关于瓷器的发明年代及发源地，一直是中外陶瓷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瓷器起源地区而言，有人认为源于北方，依据是郑州商代遗址出土过一件带釉的灰白色尊;一种意见认为源于南方，依据是南方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认为这种硬陶是瓷器的祖先。在南方起源地上又有两说，一说是江西景德镇;一说是浙江绍兴或温州。就瓷器起源年代而言，一说是诞生在1600年前的晋代，依据是晋代出现“瓷”字，并出现有关瓷器颜色的描写和瓷器产地的记载；一说是在1300年前的唐代，认为唐代越窑青瓷是瓷器，悠悠历史，千古之谜，因此揭开中国瓷器起源之谜，是本研究的宗旨和主要内容。
1、陶器和瓷器的区别
考诸史籍，陶字可包括瓷或用以称呼瓷。如元、明、清三代叙述景德镇瓷业的著作——《陶记》、《陶说》、《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和《陶冶图编次》等，均以“陶”称呼景德镇真正的瓷器。本文从现代角度探讨陶与瓷的区别及真正的瓷器出现的年代。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有人认为“凡是坯体以高岭土原料制成的是瓷器，以粘土原料制成的是陶器”，并据殷商时期一些釉陶用高岭土原料制成，而将其定为“瓷器”。实际上，我国传统日用陶瓷的主要原料都是粘土，高岭土仅是粘土矿物中的一个大类品种。高岭土可制陶，也可制瓷，因此以是否采用高岭土判别陶或瓷，失之片面。又如，以胎骨中是否含莫来石晶体作为区别，认为“陶器的胎骨中没有莫来石，瓷器中有莫来石”，并根据殷商釉陶的胎骨内含有莫来石晶体，而将釉陶定为“瓷器”。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一下观察，温州精陶和宜兴精陶以及宜兴紫砂陶的胎骨均可清楚见到许多发育良好的莫来石晶体，只是其含量较现代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细瓷少。研究表明，当高岭土和一些粘土烧成温度达1000至1l00℃时，莫来石晶体生成很快，一般陶器或瓷器的烧成温度均在1100℃以上，故坯体内是否含莫来石不能作为区别陶或瓷的标志。
根据笔者实践体会及对陶和瓷的认识，归纳起来，大体可按表1所列加以鉴别。表l表明，陶与瓷的区别主要有4点：烧成温度，吸水率，表面施釉，釉与胎的结合。
2、陶器向青瓷的演变
我国陶瓷的发展，经历了泥质或夹砂陶器、白陶器、印纹陶、釉陶(或称原始青瓷)、瓷器几个过程。
一般瓷器形成应具备：原料选用高岭土或瓷石，其主要表现是胎内Al2O3含量提高和Fe2O3含量降低，胎质呈白色或灰白色；经1250℃以上高温烧成，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击之发清脆的金石声；器表施釉，并经高温烧成，胎釉结合牢固，釉面均匀。三者中，原料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釉是外因，三者缺一不可。
出土文物考证，中国最早的瓷器是青瓷，且青瓷发展的历史也长，因此对青瓷起源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瓷器起源的研究。
2.1原料选用
原始社会，先民用田泥、地表等表面易熔粘土为原料，这种表面泥土含杂质多，含铁量高，烧结温度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出土的该时期陶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陶器之一，以偏光显微镜观察其刻纹陶和彩陶的岩相，结合化学分析，可知胎泥所用原料取自沉积的地表易熔粘土并渗入较多的谷壳、稻杆或植物种子，说明陶器是原始农业出现以后发明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部分彩陶也采用田泥等表面易熔粘土，含铁量高达8%~9%。至龙山文化时期，则选用粘性适度、泥质较细的红土、黑土和河谷沉积土等粘土为原料，更适于制陶，铁的含量也降到6%左右，并淘洗掉泥土中的砂粒、石灰、草根等杂质或掺和适量的砂，以增加制品的热稳定性，提高耐火性能。4000年前，先民已开始以瓷土或高岭土为原料，制造出精美的白陶。
商、周时代，我国已进入奴隶社会，手工业分工和发展促进了制陶技术的提高，原料的选用、淘洗以及精炼都较龙山文化时期认真，并出现了釉陶及瓷器的某些特征。这部分釉陶胎的含铁量已降到3%左右，杂质含量也较少，但氧化铝含量提高，这标志先民对陶瓷原料认识的深化，氧化铝含量增加，坯体能在较高温度下烧成，这对陶向原始青瓷的演进极为重要，它可使坯体中生成较多的莫来石针状晶体，从而提高釉陶的机械强度和在烧成中制品不易变形，从西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以及安徽屯溪西周釉陶的显微结构看，已有较多量、发育较大的莫来石晶体存在，这种釉陶实际上就是原始青瓷。
春秋战国时，现今浙江地方已大量生产釉陶，其中一部分制作精美，胎质较坚实，胎呈灰白色，以含铁量3%左右的瓷土为原料，且施一层薄薄的青中泛黄的釉，只是烧成温度较低，胎质气孔率较大，泥料淘洗还不够精细。此即原始青瓷，烧造的窑址在萧山进化区和绍兴富盛区都有发现，窑址也较密集，这表明早在2600多年前，浙江已有相当集中的生产釉陶或原始青瓷的窑场。至东汉，浙江上虞上浦镇石浦地区的小仙坛窑场选用含铁量2.5%以下的原生高岭土或瓷石。用水碓粉碎，提高了颗粒细度，经淘洗、精炼，去掉砂子、粗粒、可溶性杂质，提高了原料的纯度，增加了可塑性，氧化铝含量也相应提高，为制品在较高温度下烧成创造了条件，这是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发展的内在因素。
对浙江瓷土的分析表明，瓷上多为原生高岭土或瓷石。含铝量14%~24%，含铁量0.5%~3%，含硅量65%~80%，上虞、余姚、绍兴、萧山、东阳、兰溪、龙泉和温州地区都盛产瓷石。瓷石是云母和石英等的集合体，相当于高岭土、长石和石英三者的混合矿物，含有机物质较少，粘性和吸附性较小，并多杂有水云母系矿物。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我国北方的次生高岭土和耐火粘土高。适宜于用还原焰烧成，因为在还原气氛下，高价铁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比高价铁助熔作用强烈得多，能降低瓷坯的烧成温度，有助于瓷坯在较低的温度下浇结。可见，浙江青瓷虽烧成温度较低，但其化学物理性能均较我国北方的同期青瓷为优。
现代精细白瓷的原料要求含铁量0.4%以下，含铝量20%以上，含硅量70%以下。浙江瓷石由于含铝量低，含铁和含硅量高，制造白瓷很困难。精泥的铁含量和钾、钠含量较高，是由于瓷土中含有云母矿物成分的缘故。采用这类瓷石作原料，在还原焰中烧成时釉呈青绿色，在氧化焰中烧成时釉呈黄色。这就说明了我国最早烧制成功的瓷器以青瓷形态出现的原因。
东汉、三国、两晋及南朝以一类或二类瓷土为原料，瓷胎内氧化铝、氧化硅及有机物质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青瓷制品成形和干燥性质以及成瓷性能.氧化铝含量低时，易发生变形；有机物质少时，粘性和吸附性较差，成形和上釉就较困难；氧化铁含量决定胎和釉的着色及青瓷质量的优劣，如瓷胎氧化铁含量超过3%时，工艺上若不采取措施，想获得翠青色调是很难的。浙江几个名窑，除了造型和装饰风格不同外，胎和釉的呈色也有区别，这是由于所用瓷土不同，东汉越窑胎内含铁量仅1.5%~1.9%，釉呈较纯的青色；晋代越窑一部分产品胎内含铁量2.5%~3%，釉多呈青中带灰；晋代瓯窑瓷胎含铁量较越窑和婺州窑少(2%左右)，呈色较白，釉多呈淡青色。晋代婺州窑创用化妆土美化制品，先在坯体上挂化妆土再挂釉，化妆土系用精选后氧化铁含量低的白色瓷上，经认真淘洗而成，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唐朝，化妆土的作用为：使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滑；坯体烧成后呈现的猪肝色得到覆盖；制品釉面较饱满；制品釉色较美观。
德清窑由于原料含铁量较高，制瓷工艺上也和上虞的汉代窑一样选择了另一途径，即在烧制青釉时兼烧黑釉。从晋代起，含铁量低于3%的原料制青瓷，3%以上的原料则用来制黑釉，所以德清窑灰白色胎制品多为青瓷，猪肝色制品多为黑釉，这是在同一窑内烧制不同颜色高温釉的宝贵经验。
隋时，胎釉原料无多大变化，如湖北博物馆的隋代8件青瓷，胎内含铁量3%左右，釉呈较暗的青灰色，唐越窑和五代的秘色窑，胎、釉原料淘洗、练泥较好，气孔率较少，胎骨薄而致密，瓷音较前更为清脆，由于胎内含铁量在2.5%~3%，胎呈灰白色，釉呈灰青色，青的色调较隋代多，俗称艾色。
南宋龙泉弟窑胎的含铁量较唐、五代越窑少，为2%~2.5%，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胎用紫金土配成，含铁量3.5%~7%，含铝量22%~29%，胎呈猪肝色或黑色，釉呈灰青色，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釉面呈现开片。龙泉窑胎的化学成分也发生明显变化，东汉上虞越窑氧化硅为77.42%，氧化铝为16.28%，氧化钾2.67%;南宋龙泉弟窑氧化硅69.76%一73.95%，氧化铝18.36%一21.54%，氧化钾3.16%~4.54%。由于氧化铝含量的增加，莫来石晶体与机械强度均提高，同时龙泉窑胎料通过认真粉碎，淘洗精制，胎内石英颗粒和莫来石晶体分布比较均匀，石英颗粒大部分在20μm以下，所以南宋龙泉青瓷胎质比汉越窑青瓷大为提高。元、明龙泉青瓷胎和釉的原料淘洗也很精细，胎内氧化铝含量20%~21%；三氧化二铁含量1.6%一1.8%，比南宋时减少，而氧化钾5.5%一6.5%，比南宋时增加。所以，胎色灰白，胎质也比南宋时细腻致密。
2.2成型工艺
原始社会，古人在平地上将粘土搓成泥条，圈叠或盘叠成形状简单的陶器粗坯，然后修饰整形，小件器物则直接捏塑而成。仰韶文化前期，始将粘土放在木板上搓成泥条，然后不断转动木板，用盘塑法成形，较大的陶罐大体用8层泥条盘塑，是陶轮的雏形。这种成形方法，在云南勐海县曼贺地区现在还可见到。整个过程采用光拍、斜纹拍和直纹拍3种木拍。以制陶罐为例，先在木板上用光拍拍打泥片成陶罐底部；再用泥条盘塑成粗坯，经阴干、拍打整形，然后用带花纹的拍板拍印出兰纹、方格纹或水浪纹，这种方法不方便，在木板下加一个倒截的圆锥木墩，成形时能在地上转动，这是陶轮的前身。后来在木墩中心开洞，地面上再安插一根木头支杆，木墩装置在支杆上转动，即成陶轮。在云南景洪曼斗寨还可见到这种慢轮成形的工艺，这种慢轮，成形一只陶罐粗坯，要30min左右，整形加工和拍打花纹图案，要15min左右。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开始采用快轮拉坯成形，上虞横塘王家村古窑出土的战国几何印纹硬陶，就是用泥条盘塑成形，用花纹拍拍印出方格纹、米筛纹。
汉代沿用这种成形方法，上虞汉代窑址遗物中，印纹陶罂、双系泡菜罐、盘口壶、五管瓶等较大的器物，大多用泥条盘塑法成形，经整形后拍印波浪纹、斜方格网纹等纹饰，有的在肩部划双线弦纹、耳面布杉叶纹。碗、盏等小件器物系用快轮拉坯成形和修坯。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快轮拉坯成形已广泛应用，拍坯成形大为减少。成形方法的改进，能在堆贴、压印各种人物、动物或刻划各种花纹图案，同时还采用模印成形以提高工效和统一规格。如上虞皂湖公社宋家山晋代青瓷窑址出土的狮形水注陶模和鸡首陶模，是采用陶土素烧而成，鸡首陶模表明，胎泥是压印成鸡首形状后再安装在壶上的，鸡首壶的鸡首是实心的，仅起装饰作用。1973年衢县上圩街路村出土的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的长方形九格隔是拍片成形的。绍兴出土的东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高达47cm的青瓷谷仓，主体是用快轮拉坯成形的，谷仓上堆贴的乐伎人物、鱼龙水龟、守卫门犬、飞禽走兽和佛象亭阙，部分用手工捏塑成形，部分用陶模压印成形，也有拍片成形的，各种小件还需经刻划修饰后再安装在坯体上，工艺十分复杂，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成形技术水平。除成形工艺较为繁复的鸡首壶、谷仓、灯、鬲、蛙形水注、香熏和兽圈之外，还有品种较为特殊的具有双领的泡菜罐、盖钮成铁锚状的盖罐、盘口斜肩的直腹罐，江苏宜兴周墓墩出土的造型新颖的西晋青瓷神兽尊(现藏南京博物院)和南京林口梁代大墓出土的造型宏伟、装饰复杂、高达85cm的南朝青瓷莲花尊(现藏南京博物馆)等，充分反映出瓷器成形的各种技巧方法和匠师们的创作成果。南京赵士冈出土的上刻“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铭文青瓷虎子和江苏金坛县白塔公社出土的“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铭文的青瓷扁壶，是十分难得的有当时制瓷名匠袁宜和范休可姓名的珍贵作品。
唐代，由于拉坯成形的技巧不断提高，并已采用匣钵装烧，所以日用青瓷规格基本一致，胎骨显著减薄，品种增加，器形更为规则端正，坯体均匀光洁。五代吴越钱氏，在余姚上林湖(现属慈溪市)建立“御窑厂”，烧造秘色瓷，造形技巧又有发展。如五代越窑青瓷鸽盒，有在盖上浮雕的狮与凤、镂空的花与草以及画着人物的一个局部，反映了我国瓷器最早的雕刻、镂空和开光等技法。
南宋龙泉青瓷在造形上又有新的成就，对器物的形态极为讲究，器形简练，结构谨严，线条流畅，曲直有致。如双鱼耳瓶和双鱼洗的双鱼是用精细陶模压印成形。龙虎瓶瓶身是拉坯成形，龙虎雕塑成形后粘接在瓶身上，鬲炉的3只炉足用手捏成形，在器身边缘及足部的转折处，凸有棱角线，使釉呈色较淡，成为一条白线，产生“出筋”现象，由于成形技巧熟练，器形多幽雅庄重，规格一致，特别在器物口缘部分坯体较薄，给人以端巧工整、秀丽挺拔的感觉，器物的底足不施釉部分呈血红色，形成“朱砂足”，与青釉相衬托，使器物更为美观。
元明龙泉青瓷在成形上又有进展，最突出的是高1m以上的大花瓶和直径60cm以上的大盘等大型器物制造成功。大花瓶系分段拉坯成形，各段坯体厚度比例掌握极为恰当。瓶身下部较厚，中部次之，上部较薄，各段的粘接工整，修坯极为认真，瓶体表面光滑。青瓷大盘用拍坯成形，各部厚度也颇合理，靠近口缘部分较薄，接近盘底部分较厚，以承载荷重，减少变形。此外还在盘心堆雕大枝的花果，使青瓷的造塑别开生面。
2.3釉的创制和施釉方法
原始社会陶器无釉，表面粗糙，易吸水，又易污染。到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时期，古人用各种工具修括、磨光，仍不能解决防水去污问题，到商代才创制石灰釉。从无釉到有釉为从陶向瓷演进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由于标本收集不易以及釉层较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仅分析了少数商周及汉晋时期的青釉，氧化钙含量介于16%~20%间，而战国山西侯马二个釉陶的釉含氧化钙分别为15.71%和20.59%。釉料中大量氧化钙是加入石灰石的缘故，氧化钙在釉料中是助熔剂，使釉的熔融温度降低，能在较低温度下玻化。
石灰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优点，适于作青瓷的釉料，坯体上刻划的花纹图案和浮雕的人物，可以通过釉的透明性清晰地映现出来。我国历代烧造青釉陶瓷器物的窑，如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汝窑、临汝窑、耀州窑、官窑和龙泉窑等，都以铁为主要着色剂，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越窑釉内二氧化硅含量约57%~61%，三氧化二铝仅11%~15%，氧化钙含量16%~20%，二氧化钛0.52%~1.14%。
从东汉到北宋，青瓷一直沿用石灰釉，氧化钙含量是愈早愈高，釉层厚度却愈早愈薄，早期仅0.10mm左右。南宋时，随着技术的改进，釉中氧化钙含量不断减少，从汉晋16%~20%，减少到9%~12%;氧化钾含量，汉晋在4%以下，南宋提高到5%左右。因此南宋龙泉窑除用瓷上和石灰石外，又加入草木灰配制青釉，成为石灰-碱釉。石灰釉的主要特征是高温粘度较低，流动性好，釉面光泽很强，石灰-碱釉的高温粘度则显著提高，在适当温度下烧成时，釉面光泽柔和，没有强烈的浮光感，南宋改用石灰-碱釉，使釉厚而不流，釉内气泡不致太大，从而获得晶莹丰满、翠青如玉的色釉。南宋用含铁量4%以上的紫金土原料，创制成官窑和哥窑的碎纹艺术釉，是中外陶瓷史上杰出的创举。
石灰釉用还原焰烧成，釉内铁含量1%~3%时，釉呈青绿色；铁达到4%~5%时，釉呈暗灰青、茶叶末或墨绿色；8%左右时，釉呈赤褐色乃至暗褐色；釉厚lmm以上或釉内铁含量10%左右时，釉就变成黑色了。
石灰釉以铁作着色剂外，钛和锰也是很强的着色剂，上虞越窑远在汉代就开始利用石灰石和紫金土等原料配釉，烧成酱色釉。晋代德清窑用含铁量高的紫金土甚至掺和含锰粘土来配制黑釉，在制瓷工艺上是巨大的进步。
釉陶为陶向瓷演进创造了必要条件。初期釉料配制工艺尚未成熟，刷釉法上釉施釉简单，釉层极薄，釉面不匀，有裂纹或失透现象，釉的玻化不良，釉色不纯，胎釉结合不好，由商周到春秋战国，施釉技术有所提高，萧山县进化区和绍兴具富盛区出土的战国釉陶及原始青瓷，釉层虽薄，只有10~50μm左右，釉色浅黄，但胎釉结合比前稍好了。汉代开始浸釉法施釉，浸釉法上釉难度比刷釉法高，制品的釉面较均匀，釉层也较厚，釉色大有提高。上虞出土的东汉青瓷四系罐，全体施釉，釉呈较纯的淡青色，釉面色调和釉层均匀一致无裂纹，釉厚0.2mm以上，玻化良好，胎釉结合牢固。1972年湖北当阳出土四系罐，釉呈淡青色略泛黄，色调上下基本一致，厚度0.lmm以上;二件四系坛，釉呈虾青色，厚度0.5mm左右，光泽中等；钵，釉面略有不匀，青中稍带黄色。这些器物烧结良好，已是成熟的青瓷。
三国、两晋时期已较普遍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呈色亦较稳定，西晋青瓷的釉层厚度一般已在0.lmm以上。但莲花尊是刷釉法上釉，釉层较薄。1958年在南京电力学校发掘的甘露元年东吴墓出土的一对青瓷羊，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青瓷谷仓釉色呈现较深的绿色，釉层也厚，离开了原始青瓷釉薄和釉色淡绿带黄的阶段。南朝有一部分制品胎泥以含铝量较高和含铁量很低的白瓷土做原料，氧化焰烧成，这样胎质的烧结温度提高了，但没有相应调整釉的化学组成，结果烧成后，釉已完全玻化，胎尚未烧结，造成胎、釉结合极为不良，产生龟裂和严重剥釉现象。
隋唐时期，我国的瓷器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北方的邢窑白瓷和耀州窑青瓷，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浙江青瓷生产，尤其是越窑青瓷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由于施釉技术的提高，唐、五代的越窑青瓷，釉层厚度达0.2~0.5mm，釉面比晋越窑均匀滋润，青的色调增多，釉色也较稳定，有“千峰翠色”之誉，对国内外瓷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南宋龙泉窑在施釉工艺上有新的发展和提高。用对器物里面荡釉和外面浸釉的方法，通过素烧，经过儿次上釉来提高釉层厚度，厚度普遍达到lmm。偏光显微镜观察，胎和釉间，可清楚看到有一层约0.lmm的中间层，中间层处有石英晶体和莫来石的微细晶体，它们是高温时坯和釉相互扩散和熔融产生的。中间层可使坯釉间的热膨胀系数差异得到补偿而结合牢固，消除裂釉和剥釉现象。同时，釉内含有5%~10%肉眼不易看到的小而均匀的气泡，大小在0.01~0.05mm之间，并有5%左右均匀分布的石英晶体，还能较好掌握釉料配比，一般能控制三氧化二铁在1%~2.5%，三氧二化铝在14%~16%，二氧化硅在65%~69%，氧化钙在9%~12%之间。釉面均匀，釉层增厚，呈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但釉层丰满，而且晶莹润澈，出现“似冰”、“类玉”的粉青、梅子青等翠青色釉，为世所称颂，被誉为“青瓷之花”，驰名中外。
到了元、明，龙泉窑的大件产品增多。大件产品有的用浇釉法上釉，中、小件产品仍沿用浸釉和荡釉法。釉料组成仍然采用石灰-碱釉，釉层厚度减薄，为0.5~0.8mm，釉的透明度和光泽度均比南宋时提高，釉色以豆青色为主，粉青和梅子青少了。总的来说，釉色不及南宋。
2.4窑炉型式
最初烧陶是没有窑的，仅是用柴草把陶器围盖起来，点火焙烧，烧成温度700℃左右。后来采用在草上抹泥的办法，烧陶器时于平地建一个临时性窑，烧成温度800℃左右，这种窑，由于在烧成过程中窑体开裂，冷空气进入窑内，烧成温度较低。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竖穴式窑和横穴式窑，烧成温度950~1050℃。竖穴式窑，窑室在火膛之上，火膛是口小底大的袋状坑，窑室和火膛之间有数条火道。横穴式窑，窑室圆形或方形，窑底有箅，上开有火孔。火膛的火焰经火道和火孔到达窑室。
横穴式窑，到龙山文化时，窑室扩大，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和窑箅孔眼增多，这样，既加强了火力，又使窑室受热较为均匀。
殷代有直焰式的圆窑和方窑，烧成温度1200℃以下，能烧成硬陶和釉陶。窑炉分前后两部分，前火膛，后窑室，窑室平面呈圆形或方形，箅长宽各约lm，上面约有9个火眼，火焰通过火通进入窑室。西周晚期张家坡及洛阳王湾两座陶窑又进一步改进，窑床呈平台形，火膛从窑床下面移到前面，使火焰直接进入窑床，可提高烧成温度，但窑仍建在地下。战国中期以后，窑炉有了较大发展。1956年发掘的洛阳陶窑，窑床面积从西周的2m2左右增加到l0m2，土坯砌成，已有用草拌泥制的窑顶，烟囱位置移到窑腔后面，有利于减少窑内上下温差和提高窑内温度，烧成温度可超过1200℃。春秋战国湖北江陵毛家山陶窑是目前发现最早把窑建在地面上的馒头窑。
浙江萧山进化区也有战国时代的窑，窑的平面呈马蹄形，窑室为半圆形，前面设火门和火膛，窑室后面设置烟囱，窑体较大，壁高lm，上口横宽4m。
横穴式窑的结构不断改进，除发展成马蹄形外，还向龙窑方向发展。浙江在商周时期已有龙窑和马蹄形窑，上虞和余姚、永嘉东汉时已较普遍使用龙窑。
古仁虞县的陶瓷业十分发达，在上虞境内已发现的古窑址有200余处，其中汉代40余处，三国34处，西晋63处，东晋29处，南朝10处，唐宋118处，窑型基本上都是龙窑。
龙窑需一定的倾斜度，一般都建在山坡上。窑址选择在燃料和原料资源较为丰富、交通和水源都比较方便的地区。龙窑的优点有：(l)利用山坡建造龙窑，形成一定的高度差，有自然抽力，可不设烟囱，且不易受到地下水的影响；(2)当时青瓷系采用明火叠烧，生坯的机械强度低，不宜叠高，龙窑较矮，适合要求；(3)龙窑的窑床面积较大，火焰流通比直焰窑均匀，产量较高，质量较好；(4)龙窑具有一定的长度，可利用部分余热，热效率较高，单位燃料耗用省，产品成本低；(5)龙窑结构简单，建筑材料要求不高，造价低，适合当时手工业窑场的发展；(6)松柴的挥发分多，灰分熔点高，着火温度低，燃烧速度快，火焰长，便于快速烧成。浙江还因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应以还原焰烧成，并要求快速冷却，减轻铁的二次氧化，龙窑适应这种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的工艺要求。
由于龙窑的这些优点，故在浙江发展迅速，炉窑结构也逐步完善和合理。
明代开始采用阶级窑，在龙窑中间用墙把窑床分成若干室，每间前面近隔墙处有燃烧室，每间隔墙下有通气孔，使火焰成为半倒焰式，阶级窑比龙窑较易控制还原气氛与正压。
2.5烧成技术
选好制瓷原料，掌握原料化学组成，对原料进行精细加工，施釉，是成瓷的内在因素。但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时，也不能烧成瓷器，如现代的精陶就是这样。制造青瓷还要恰当地掌握还原气氛，才能烧成翠青色釉。到了东汉，上虞窑场已解决了原料选用，龙窑的出现又为提高烧成温度创造了条件。所以，部分原始青瓷的窑址中，发现有成熟青瓷。如上虞联江大湖岙的窑址中，有原始青瓷和青瓷残片堆积在一起，是原始瓷与青瓷同窑合烧的。在大湖岙附近的石浦小仙坛瓷窑遗址，作者选取了3个瓷片进行吸水率测定。其釉层厚度均在0.2mm以上，釉呈淡青色，釉面无裂纹；胎以含铁量2%以下的瓷石为原料；烧成温度在1250℃以上，瓷化良好，胎质较白，细腻致密，胎的薄片微透光，胎釉结合牢。吸水率分别为0.5%、0.26%和0.16%，基本上已达到现代瓷器的要求。
东汉以来，一些窑址除烧成温度已达1300℃左右外，对烧成气氛也能较好地控制，进入三国后，烧成技术更为熟练，上虞县帐子山的西晋青瓷片，烧成温度1280℃，上虞县鞍山的西晋青瓷片高达1300℃，烧成气氛也控制得更好。
烧成气氛的控制，主要是控制增加或减少入窑的空气量。青瓷在烧成时的火焰性质，取决于产品胎釉的还原比值。还原比值越大，气氛的还原能力越强；反之，还原能力越弱，釉内还原比值低于0.3时，气氛性质逐渐由还原转向氧化，0.2以下时即成强氧化性质。
据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分析，殷代晚期安阳釉陶胎内FeO含量0.35%，Fe2O3含量1.28%，它的还原比值为0.27，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东汉上虞越窑瓷胎内FeO含量1.26，Fe2O3含量0.30%，它的还原比值为4.2，是在较强还原气氛中烧成的，还原比值大于殷代釉陶15倍，证明已能较为成功地控制烧成气氛。
3 结语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可知，浙江在由陶向瓷演变和在陶瓷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最早有关瓷器的文字记载，是晋人泮岳在《笙赋》中说:“披黄苞以授甘，倾漂瓷以酌”，晋人杜毓在“赋”中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东阪即今之浙江温州、永加、瓯海一带。东瓯窑被誉为“东瓯漂瓷”，可见当时浙江青瓷具有相当的影响，浙江远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已有青釉器的生产。春秋战国时期，至少在浙江萧山的进化区、绍兴的富盛区已大批生产黄绿色釉和青釉的碗、杯、盘、盂、鼎等青釉器。分析当时浙江和全国等地的青釉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已具备了瓷器的某些特征。但还不能达到瓷器的标准，而只能算作原始青瓷，因为当时的青釉器经测定，胎泥所用原料有两种：一类含铁量在3%以上，多属陶土，淘洗也不够精细，只能算釉陶；另一类是高岭土或瓷石，含铁量低于1.5%，淘洗也较精细，在提高烧成温度后，可以成为瓷器，但高岭上耐火度高达1730一1770℃，烧结温度在1400℃左右，而当时受窑炉结构的局限，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温度，所以不能烧成瓷器。同时当时不仅烧成温度低，而且烧窑的操作技巧也不成熟，还不能按照陶工主观愿望，控制烧成气氛，采用还原焰来烧成制品。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烧成温度，就成了当时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演变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浙江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龙窑是在浙江首创的，用龙窑来烧制高温釉陶(1200℃)是古陶瓷技术的一次飞跃。1984年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上虞县城南的樟塘乡严村，发现了两座约6m长的商代龙窑，这是我国古窑址中最早的龙窑。龙窑既可烧陶器又可烧瓷器，特别适宜于浙江地下水位较高这一特点，同时又为以后烧窑技术发展为用还原焰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创造了条件，因此春秋战国尤其是东汉时期，龙窑在浙江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浙江境内的越国，注重经济发展，绍兴地区原始青瓷的生产已相当发达，这种青釉器，后来统称为“越器”，这就是后来誉满中外的我国越窑青瓷——越瓷的始祖。
在考古工作的配合下，自70年代开始，作者调查了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几乎所有的著名古窑址或省级博物馆。调查中，古窑址数量多且密集，首推浙江上虞。上虞位于浙江绍兴地区以东，秦时为会嵇郡辖县，它北靠钱塘江的入海口杭州湾，东邻余姚、慈溪，南接奉化、嵊县，西邻绍兴，境内山岭起伏，水网纵横，8大水系，条条相连。曹娥江贯穿南北，上接嵊县剡溪，下通杭州湾，水路、陆路交通都很方便，瓷土矿藏和燃料资源丰富，且瓷石的含铁量在2%左右，“水土宜陶”、“人皆冶陶”，具备了发展瓷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近年来，在上虞已陆续发现古窑址278处，其中汉代古窑遗址有40余处，且普遍使用龙窑。小仙坛、帐子山等地的东汉龙窑，长度已在l0m以上，有的达到13m以上，烧成温度可以达到1300℃，烧制真正瓷器的所有基本条件，浙江上虞在东汉时期已经都具备了。
在浙江省文物研究工作者朱伯谦，任世龙和朱瑞钱以及考古学者冯先铭、宋伯胤、蒋赞初等同志协助下，对我国自商代以来有代表性的青釉陶瓷器标本，尤其是浙江境内古窑址标本——古陶瓷片，共一千多片进行外貌观察，吸红试验，并选取一部分有典型的标本进行吸水率测定，在此基础上，选取东汉、三国和西晋、唐、宋等时代的标本，送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国家建材研究所、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和浙江大学进行理化性能等测定，证实浙江上虞小仙坛地区东汉青釉瓷片等标本胎质均较坚硬细腻，有贝壳光泽，呈淡灰白色，不吸水，不吸红，断面均匀光滑没有气孔，釉呈青色，透明光亮，厚薄较均匀，釉层厚度在0.lmm以上，有晶莹如玉的美感，胎釉结合良好，无剥落现象，无纹片；瓷器残片击之有铿锵声，瓷胎0.5mm的薄片有微透光性，符合现代瓷的外观标准。
胎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上虞青瓷胎内含氧化硅75%~76%，氧化铝16%~18%，氧化铁仅1.5%~1.8%，碱金属氧化4.8%，可见胎内氧化铝和铁的氧化物含量较低，系采用瓷石为主的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由于胎内含有0.8%~1.0%的氧化钛，在钛和铁共同着色影响下，胎呈淡灰白色并降低了透明性。
釉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含氧化钙18%~20%，较德清西周釉陶的氧化钙含量约高一倍，显然是属于石灰釉的。石灰釉透明度高，硬度大，光泽好，有利于呈现青的色调和增强釉面抗磨损的能力，所以以松柴作燃料时，石灰釉作青瓷的釉料比较合适。
东汉时，采用龙窑，烧成温度高达1260℃至1310℃±20℃，吸水率分别为0.28%、0.16%和0.22%。此外，对东汉越窑瓷胎化验，是在较强的还原焰中烧成的，说明用还原焰烧制青瓷的操作技巧在东汉已趋成熟。另外，对抗弯强度测定也可看出，其指标高达710kg/cm2，超过康熙厚胎五彩花觚(7ookg/cm2)的抗弯强度，比德清西周青灰釉陶抗弯强度仅200kg/cm2，要增强3倍多，也可证明东汉上虞小仙坛地区烧造的青釉器已达到了瓷器的要求。
对小仙坛古瓷片进行岩相观察，可见残留石英颗粒较细，分布也均匀，石英周围有明显的熔蚀边，梭角均已圆钝，说明烧结温度较高，长石残骸中发育较好的莫来石到处可见，偶尔亦见玻璃中的二次莫来石，玻璃态的物质也较多，还有少量闭口气孔。在瓷胎的显微结构中还观察到少量云母残骸。显微照相可见釉内已无残留石英，其他结晶亦不多见，釉泡大而少，这是这种釉特别透明的原因，胎釉交界处可见多量的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长形成一个反应层，胎釉结合较好，无剥釉现象。扫描电子显微镜形貌观察和物性测定，发现东汉晚期越窑青瓷的胎釉质量不比唐和五代时期差，从而可以肯定，东汉晚期浙江上虞小仙坛一带烧造的青瓷已达到现代瓷的标准。中国瓷器的创制时代应为公元一至二世纪的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比西方创制瓷器要早15个世纪。最先创造瓷器的地方是浙江省上虞市。东汉青瓷实物有湖北当阳出土的两件东汉青瓷坛，一件青瓷四系罐和一件青瓷钵，它们均是随葬品，从造型和装饰分析系浙江越窑器物。上虞文化馆收藏的一件东汉四系罐，青润如玉，作为一件成熟的早期青瓷正是在东汉古窑址中发现的，意义非常重大。
综合以上分析和研究，关于我国瓷器起源可有如下结论：
(1)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青瓷是从釉陶发展来的。
(2)我国由陶向瓷的演变过程在汉代完成，真正的青瓷瓷器起源于1800年前的东汉。
(3)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最早烧制青瓷成功的地点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一带。
中国瓷器龙纹研究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中，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自从红山文化出土的第一龙一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龙纹是祖先崇拜的图腾，是几千年来人们崇拜的偶像，并且，中国人一直以龙的传人而自居。龙的文化博大精深，龙纹传承到现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大量广泛出现在我国玉器，石器，铜器，漆器，绘画，瓷器等几乎是所有的器物上。龙的形象从瓷器诞生就出现在了瓷器上，一直直到现在，未曾断绝。那么瓷器上的龙纹不是一呈不变的，每个时代，甚至是每个朝代，龙纹都会有不同之处，有各自的特点，下面，就中国瓷器龙纹的演变予以介绍。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龙纹少见，多为堆塑，捏塑，范印以及龙首壶等，而且此时的龙纹常常和人物，走兽，花鸟，花纹等堆塑组合使用，与道教，佛教相关联，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三国西晋时期，龙凤等珍禽异兽所组成的花纹带便被用于印在瓷器的肩部；在堆塑罐上堆贴龙以及其他一些珍禽异兽，这在当时是一种审美的时尚。
六朝时期，龙普遍成鳄鱼的形态，神态凶猛到唐朝时期，龙的的形象渐渐有了生气，跟一般动物差不多，没有神圣威严的气势。
五代到宋辽朝时期，还是继承了前面朝代的风格，基本上仍是以堆贴，捏塑，模印为主。在此期间，龙纹并不多见与瓷器器物上。宋代时期，龙纹经常会出现在定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等窑口。
宋代龙纹的特点是矫健雄奇，看似异常迅猛，龙犄角分叉较早，龙角曲度大，多云纹环绕，龙嘴大张，露齿，吐舌，眼睛不明显，龙发龙须均为几缕，飘向脑后。此类龙纹大多出现在定窑印花器物上，龙凤纹在宫廷用瓷上大量采用，民间则不得使用，特别是在定窑印花云龙纹洗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类器物，盘心是矫健蟠龙，印纹清晰，线条流畅，釉色柔和，白中微微闪黄，口镶铜口。早期定窑用匣钵装烧，不见芒口碗，宋代之后，定窑器物开始为宫廷烧造，产量大，多采用复烧工艺，因而多芒口器，并且多在口沿镶上铜银等材质，方便使用，瓷器显然是当时的进贡器物，因此表明，龙纹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代表了皇家的威严。宋代时期，耀州窑由于质地及纹饰精美，成为地方朝廷常年例供的供器，在黄堡镇烧制，《元丰九域志》有耀州“土供瓷器五十事”的记载，窑址出土了龙纹盘残片，是当年烧造贡瓷的遗存，1951年北京西郊曾发现一处专门储藏耀州贡器的窖藏，器皿为盘碗之类用器，纹饰以龙凤纹为主，再次说明，龙纹在宋代已经是皇家专用纹饰，在民用瓷器基本上见不到龙纹，龙纹的皇家威严在宋代已然确立，在宋代，龙纹一般多为三爪，四爪龙，龙矫健迅猛，龙爪有力，张口吐舌。南宋吉州窑烧制的剪纸贴花瓷器，也出现了双龙的剪纸纹饰。但是次非贡器，可见宋代龙纹的皇家威严并不是绝对的。
元代龙纹特色很鲜明，元龙纹龙形蜿蜒细长如蛇，头比身躯小，头呈扁长形，上头鼻梁前端有尖挺形和平整形两种，平整行鼻尖两侧有龙须，但是很短，尖挺形则无。龙光头无发或者有几缕飘在脑脖处。龙张口，露齿，吐舌，额头高凸，两眼凝视前方，角和发朝向后方，龙角与鹿角相似，背脊朝上状如火舌，四足肌肉结实，关节弯曲，爪张而有力。有三，四，五爪不等，五爪罕见。尾部渐细而尖，也有少数火焰状尾，一部分龙纹腹部呈环节状，犹如蛇腹，鳞片有多呈鱼鳞状，网格状，胸部和身躯间绘有火焰状条带纹。双龙戏珠纹珠子比较小。
元朝官方规定，五爪者为龙，五爪下者为莽；至元二年(1336年)元廷下令“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舆服》)，是龙纹最终变成封建帝王权威象征的开端。
明朝的龙纹在元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总体的特征是龙的形态整体看起刚烈凶猛，龙纹极具威严之气，散发出浓重的皇家气息。龙爪呈风火轮状，五趾间距几乎相等，第一趾与第二趾呈蟹钳状，后四爪同向。龙鼻多数上翘，特别是表现在夔龙上，夔龙鼻高翘并且翻转。
龙发明显，有一簇清晰可量的长竖发，状如火焰，有的倾斜，但是很僵硬。鼻端有两根龙须飘扬，少数龙的龙睫毛比较明显，并且上扬。龙眼睛渐渐的清晰起来。龙嘴一般，上颚要长于下颚，俗称猪嘴，龙大多是尖尾，并且五爪龙居多。前期多数龙纹的龙角描画模糊。
洪武，永乐，宣德时期，龙身比元代要粗大，其他方面基本承袭了元代的方格，在宣德时期，有一种双翼龙纹出现，此后各代知道清朝都还有。弘治之后，龙眼逐渐描绘清晰，龙两眼平视。嘉靖龙纹的睫毛写实，一般用数根短竖线来表示。嘉靖龙纹新题样，
有常见行龙，穿云破雾，威风凌凌，霸气十足。 有一种正面龙，龙体不作弯曲状，而是竖直的伸张开；还有一种螭虎龙，描画简单草率，状似壁虎，有行走状，有团状。明晚期，龙画得比较草率，线条凌乱，色彩浅淡，填涂粗糙。崇祯时的正面龙，面容枯槁，老态龙钟，了无生气，更无威严之感，反映明王朝气数已尽。
清朝龙纹继续流行，清朝的龙纹整体特征比较秀美，端庄。龙头的龙发增多，长披发或者多簇短发。龙的睫毛形态多样，不少被画成倒竹叶形，龙身依然雄壮，但是更显得平和，没有明朝龙纹的那种威压霸气，龙爪与明朝龙爪截然不同，第一趾和其他四个龙趾距离较大，特别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呈直线型，趾尖比明朝短，非常尖锐，看起来特别有力道。龙的下颚普遍比上颚要长，鼻子也没有明朝的那么翘了，比较平整(夔龙纹和羽翼龙除外)。龙身多为鱼鳞片纹，并且腹部多有明显的环节纹，形似蛇腹，饱满充盈。
龙须大多数向两侧伸展，长且翻转，乾隆以后，眼睫毛现象普遍。龙身曲度大，题材有云龙纹，龙凤纹，云涛龙纹，海水龙纹，蟠龙戏珠纹，双龙抢珠纹等其中，蟠龙戏珠纹和双龙抢珠纹在清代尤为盛行，与民间传说“龙爱珠宝”相契合，宝珠一般个体较大，状如火球，尤如火珠。
清朝早期龙的形体和
形象具有明朝的遗风，比较威严。康熙朝始见过墙龙纹。乾隆时期，龙的神态变得和善，少了神圣不可侵犯之感，多见于凤合画，意为龙凤呈祥，多二龙抢珠纹。
嘉庆以后，龙纹大量出现于瓷
器上，大大世俗化，婴戏舞龙，龙穿花等，龙大大失去了神圣威严的权威形象，龙纹越是到后期，越彰显出老气横秋之意，代表清朝日益衰微的国力。龙身变得稍细，没有三代的那种生动，富有神采之感。
龙纹是瓷器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贯穿于瓷器历史，富有意味，极具品味的题材，了解了瓷器上龙纹的发展变化，对于增加对瓷器的了解大有裨益，同时也是欣赏瓷器和鉴定瓷器的一个重要方面。
“院子就是我们最大的作品”
马禅园里的特色音乐厅。
艺术家办庄园试业开放
园主杜马夫妇：
葱郁的南丹山麓，木制的大门背后，有个神秘的庄园———杜马禅院。近日传出杜马禅院试业开放的消息，然而园主杜马夫妇的艺术家身份也引发艺术是否向商业化低头的争论。
对此，低调的杜马夫妇首度开腔回应：艺术和商业化，就像手指和手掌的关系，每个人都需要手掌的支撑，但五指却各有长短，两者并不相悖，“我们的院子就是我们最大的作品。”
在迳口找到心水地点
杜马禅院的创办人杜边疆坦言，创办杜马禅院纯属机缘。
“我们曾在大学里面教书，教的是陶瓷专业。”杜边疆说，他和太太两人后来离开教书岗位后，开设了企业从事陶瓷首饰的研发，但在1999年又有了新想法，“想通过开设庄园呼唤文化的回归。”但他们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2003年，在一位学生的邀请下，无意中来到迳口，觉得这就是我们想找的地方。”杜边疆说。
9间客房风格迥异
在瑟瑟的竹林之间，庄园内9间命名为“金、木、水、火、土、琴棋、书画、茶、陶”的雅筑客房别具特色。
记者看到，“土”房间以深沉的土黄色为主，“水”房间则洋溢着淡蓝色的清爽，“火”房间则是热烈的红橙色，9间客房，间间风格不同。
“当初设计完房间，找了5个性格不同的朋友，按照他们各自的特点安排到相应的房间，他们住完第一天出来，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他们都说没有，我觉得奇怪，后来查看一下，原来是两个人住错房间了，后来我又重新安排了一下，结果第二天，效果出来了，他们住完以后觉得精神爽利，我想这是因为色彩学影响了感官触觉。”杜边疆说。
希望培养本土陶乐队
杜边疆笑言：“我知道有很多关于杜马禅院的传言，但肯定的是，这里不是我们的私家庄园。”杜边疆说，杜马禅院现在向市民开放。
原本从事陶瓷教学，后来办企业，到现在办庄园，离原本坚持陶瓷艺术的路是否越来越远？杜边疆表示，其实一直没有背离，我们的院子就是最大的作品。院子的用材都是就近取材，都是我们亲自设计的，不走奢华路线。迷宫般的艺术工作室其实使用普通的砖头堆砌而成，而音乐厅的内墙是用了鸡蛋包装隔板当回音壁，用材相当环保。
杜边疆透露，“以后这里会专门从事艺术的研发，里面将包含15个独立工作室，我们设想在里面可以研发陶乐器，希望有朝一日，能培养佛山本土的陶乐队。”
有意前往杜马禅院参观的街坊，需先在杜马禅院的博客预约。自驾车可沿“南丹山风景区”路牌到南丹山北门，前行1公里。
中国故宫瓷器
对于中国故宫瓷器大家一定很熟悉吧。故宫“瓷器门”从7月4日发生到31日正式向外界披露，长时间的“隐瞒不报”，明显违背相关法规“2小时之内”上报的明示要求。整个事故处置过程中显现出的各种信息，导致舆论质疑步步升级。
事故已然发生，如何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这是摆在文物管理部门面前的头等大事。公众所关心的，除了真相，还有相关责任的追究、制度漏洞的弥补，一切质疑的最终目的都在于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我国文物的宏观管理体制，存在管理责任和权力的分配脱节、职责关系界定交错等弊端。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权分散混乱，部门权责不对称，缺乏相对完善的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出现利益之争时谁都可以管，但出现类似文物遭破坏的问题时，责任主体又相当不明确。将文物视为私货，在利益驱动下整天想着如何发挥文物的变现价值，过度开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故宫“瓷器门”只是一个警示，能否彻底根治中国故宫瓷器的种种乱象，根本上取决于能否重塑保管者对文物的敬畏感，唤起他们对文物保护的职责。这需要政府部门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着手建立以国家保护为主并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文物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不再被视为一些人的私产；有专门的执法监督机构，能够时刻紧盯着那些躺在博物馆或是埋藏在底下的“历史活物”；公众能够借助公开透明的平台，随时监督管理者，以确保他们不会懈怠。
中国瓷器的鼻祖-青瓷
欧洲人把中国青釉瓷器称为“雪拉同”。这个名词来源于是6世纪晚期，法国作家杜尔夫的长篇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被子搬上舞台。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穿的一件青色衣服极惹人喜爱，这种颜色一下就成为法国流行的颜色了。正巧中国的青瓷第一次传入法国，那青翠欲滴的釉色使法国人为之倾倒。以至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名称呼它，只有雪拉同那件衣服的颜色可以与之匹敌，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青瓷为“雪拉同”。直到今天，欧洲许多人还常常这样称呼中国的釉瓷器。
青釉瓷器是以铁质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品种。考古学家们说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古人写出了“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脏赞咏青瓷。青瓷不但包括蓝、绿，而其质方面也有深浅不同。是因为釉层厚度和差别，烧成后呈现不同色调的缘故。
景德镇烧制青釉瓷器远在唐代即已开始。《中国青瓷史略》介绍，“离镇二十里，在湘湖田间，地名白虎湾的公路上，发现糖代烧造的青釉碎片极多，公路上，发现一般较厚，薄的较小，盘子底有釉，色泽极似长沙出不士的东西，青釉带黄。青的程度已接近越窑的艾色（即橄榄色）。施釉薄，有极细纹片，外面有凹痕，个一切制作显然是唐代的风格，后于湖田镇南入山约两三里，地名胜梅（俗称杨岭）的山坡，又发现当年烧造时成叠的窟底货之长，证实了当年景德镇也是烧造青器的“。
宋代，景德镇取各地名窑之长，在虾青、秘色以及白定的基础上创制了影青瓷，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面白而青，暗雕塑花纹，内外都可映光，故有人以叫隐青、或罩青。《竹陶说》载“近来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种碗蝶，质薄而色白，微似定，市肆人呼为影青，以其釉色白，微带青色也。
中国瓷器的仿制历史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
“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
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业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永乐、宣德瓷器以“鲜红为宝”， “青花为贵”；而成化瓷器则一斗彩名世。然而当时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逊色。从现存的藏品看，这一时期景德镇窑仿烧的汝、哥、龙泉等宋代名窑瓷器，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真品。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
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清乾隆时并有“大清乾隆仿古”专款。这样的仿作只能称作“仿品”而非赝品，其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清末民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
中国古代瓷器
瓷器器形若按大类分：有碗、杯、盘、壶、罐、盆、瓶、炉、盒、匝、枕、洗、尊等。每一大类又有若干品种，主要有：
（一）碗
造型特点是敞口、深腹、平底或圈足，形式多种多样。如六朝时的青釉莲瓣纹碗，唐代越窑海棠式碗，邢窑的釉花口碗，以后出现的折腰碗、斗笠碗、卧足碗、敦式碗、盖碗等。
1、宫碗口沿外撇，腹部宽深丰圆，造型端正，多为皇宫用器。明正德时烧制最为著名，有“正德碗”之称。
2、羽觞杯的一种样式。器身椭圆、浅腹、平底。腹两侧置半月形双耳，亦有饼形足或高足。明末清初流行。碗身上往往题有信士弟子名称乞求内容、施舍时间等，多为青花瓷。
3、注碗温洒用具，与注子配套使用。一般碗壁直而深，有的通体呈莲花形，用时碗内放适量热水。注子内盛酒置于碗中。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南方居多。
4、盏瓷碗的一种样式，饮茶用器。敞口、斜身、深腹、圈足，体略小。宋代有黑、白、酱、青、白和青白釉茶盏，以黑釉为贵。兔毫盏、玳瑁盏为“斗茶”之上品。
5、茶船放茶盏的用具。因形似船，帮名。明清时景德镇窑烧制有仿官釉、表花、粉彩茶船。
（二）盘
盘的尺寸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有敞口、撇口、敛口、洗口、卷沿、板沿、折腰式、葵瓣式、荷叶式、方形转角式和花形攒盘等。六朝时已有青瓷刻莲花纹盘，以后又出现白、酱、黄、绿红、紫等单色釉盘。也有在单色釉上饰以印花、刻花和划花纹饰的。明清景德镇窑又烧制了斗彩、五彩、粉彩、红绿彩、矾红彩装饰的盘。
1、攒盘用以盛放干鲜果品的用具，是由一定数量、各种式样的小盘，拼攒成一个多格的大盘。流行于清康熙年间，以素三彩和五彩器为多。式样有圆形、六方、八方形或叶形、牡丹形、梅花形、莲花形、葵花形、菱花形等多种。
2、高足盘盘心下承以高足。一般高足盘的造型是洗口、盘心平坦，盘以下承以喇叭形高足。最早见于隋代青釉高足盘，多数在盘心印图案或朵花纹样。明清两代景德镇窑多烧制青花与釉上彩绘高足盘。
（三）杯
1、高足杯杯身小，下承以高足，故名。饮酒用具。明代景德镇窑烧制青花高足杯、斗彩高足杯。宣德青花海水红龙纹高足杯、成化斗彩缠枝莲纹、葡萄纹高足杯是精粹之品。清代以青花高足杯居多。
2、羽觞杯的一种样式。器身椭圆、浅腹、平底、腹两侧面置半月形双耳，亦称“耳杯”。古代饮酒用具。东汉时有绿釉陶羽觞。两晋时有大量青瓷羽觞，南北朝时羽觞数量减少，形状如两端微尖略上翘的船形。
3、压手杯明代杯的一种式样。口平坦而外撇，腹壁近于竖直，自下腹壁内收，圈足。握于手中时，微微外撇的口沿正好压合于手缘，体积大小适中，分量轻重适度，稳贴合手，故称“压手杯”。是明永乐时独有的名贵器物。杯身绘青花缠枝莲纹饰，杯内心书“永乐年制”四字篆款。款形有花心、鸳鸯心、双狮戏球三种。
4、高士杯明成化斗彩杯之一。饮酒用具。直口沿边微撇，口以下渐收敛，浅圈足造型小巧丰腴。所谓“高士杯”是杯身绘有文人行乐的图画，如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等。
5、三秋杯明成化斗彩杯的一种，敞口、浅斜式腹壁、圈足，杯身以秋菊、蝶、草组成画面，故名三秋杯。色彩以青花色勒，草花和飞蝶轮廓，以鹅黄、紫红、姹紫点染飞蝶和花蕊。杯形秀巧，画面素雅，为明瓷珍品。
6、爵杯酒具。仿青铜器造型，口沿外撇、圆腹略深、前尖后翘，下承三高足，口沿两侧有对称立柱，一旁有。明清两代均有烧造，有青花、白釉、蓝釉及粉彩等品种。
（四）瓶
盛酒或供陈设用器。唐代越窑青釉瓶、邢窑白釉、工艺精细、釉色纯正。宋代南北各地瓷窑大量烧制青、白、黑、青白、白地黑花、白地褐花、三彩和黑地铁锈花等装饰的瓶。造型有玉壶春瓶、梅瓶、筋瓶、净瓶、卷口瓶、盘口瓶、直径瓶、穿带瓶、弦纹瓶、瓜棱瓶、橄榄瓶、胆式瓶、葫芦瓶、双鱼瓶、多管瓶、蟠龙瓶、贯耳瓶等。元代的八方瓶、四系扁瓶为独创之作，明代有天球瓶、葫芦扁瓶、宝月瓶、象耳折方瓶、鹅颈瓶、蒜头瓶，清代有棒槌瓶、柳叶瓶、凤尾瓶、灯笼瓶、象腿瓶，双陆瓶，转心瓶，转颈瓶等形式各异的品种。
（五）盒
一种由盖、底组合成或如抽屉的盛器，装放食物、药品或化妆品用具等。按用途分，有食品盒、香盒、粉盒、药盒、镜盒、油盒、黛盒、盒、文具盒、棋盒等。其形制有圆形、长方、八角形、瓜形、石榴式、桃式、双鸟式、方胜式、银锭式、朵花式、镂空式、委角式、菊瓣式、筒式等。还有在大盒内套小盒的“子母盒”和多节套装的“套盒”等。唐代以后各地广为烧制。以宋代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釉盒产量最大，盒底部多印有某家盒子记的作坊标记。
（六）罐
用以盛放或烹煮食物。造型特点是口径大腹丰且深，胫部内收，大底足。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了多种式样、多种装饰的瓷罐。如瓜棱罐、折方罐、鸡心罐、天字罐、撞罐、月牙罐、冰梅罐、蟋蟀罐、鼓式罐等等。以青釉、白釉、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等装饰，精致华美。
（七）壶
汉晋时瓷质壶开始流行，历代烧制有大量有同形制的壶，如西亚的扁壶、鸡头壶、唾壶，唐代的凤头壶、皮囊壶，辽代的鸡冠壶、马镫壶等。壶式的演变是：早期壶形由口颈、腹、足构成，有的加双耳、无流与柄。六朝后盛放汁液的壶，在腹部置流和曲柄，如西晋时的鸡首流、羊首流，唐代的短颈管状流、八方流，宋代细长而弯曲的流。柄式有管形曲柄、龙柄、凤柄、龙柄、凤柄、曲带式柄等等。
（八）尊
其形制为敞口，粗颈、深腹、圜底、圈足。商代有原始青瓷尊，北朝青釉仰覆莲花尊形体高大精美，颇为富丽。宋以后瓷尊盛行，用于盛酒或做宫廷陈设用器，如汝窑三足尊、出戟尊。清景德镇窑产品丰富，有苹果尊、鱼篓尊、石榴尊、太白尊、马蹄尊、络子尊、百尊、萝卜尊、观音尊、牛头尊等等。
（九）
古代洗用具之一。造型为圆形，口部前侧有较宽的出水流，平底或圈足。最早见于汉代，此后历代瓷窑多有烧制。元代景德镇的蓝釉描金、釉里红雁纹、蓝釉白花，都是稀世珍品。
（十）洗
古代洗与文房用具的统称。最早见于西晋青釉制品，敞口、宽折沿、阔腹直壁、平底。洗沿和里心多刻画水波纹。宋代以后均有烧制。如仿古铜器式样的青釉双鱼洗耳恭听、鼓钉洗、圆洗、单柄洗、葵瓣洗、委角洗、蔗段洗耳恭听、莲花洗、桃式洗、叶式洗等。
（十一）炉
焚香用具，多用做生活燃香用具或佛前供器。造型多样，西汉时有陶质熏炉和博山炉，两晋时有青瓷熏炉，宋代南北瓷窑烧有鱼耳炉、鼓钉炉、乳钉炉、莲瓣炉、烧制下班香炉，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烧制青花米，以明宣德青花海水纹双耳三足炉为最。
（十二）灯
古代照明用具。陶、瓷制品均有。造型特点为上有油碗，中间承以支柱，下有底盘，盘下有足。灯柱的形式较多，有筒形、螺旋形、兽形等。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青花和彩绘高足烛台，因以蜡烛照明，故灯的造型变化较大。上有金属扦以插蜡烛。洗式小扦盘下接以长柄、中间承以洗式托盘再接以高圈足。
（十三）枕
有脉枕与生活用枕两类，后者最多。还有少数殉葬用的尸枕。唐代枕形体较小，以长方形为多。宋代南北窑广为烧制，产品多。陶与瓷制品均有，造型丰富，有长方、腰圆、云头、花瓣、椭圆、八方、银锭、鸡心以及婴孩、卧女、伏虎、双狮等形式。尤以磁州窑枕数量多，彩绘生动、民间生活气息浓郁。宋代瓷枕较唐代增多，元代瓷枕枕身更有长达40厘米以上者。瓷枕枕底一般有作坊标记。
欧洲追过哪些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一出现在欧洲，就震惊了欧洲人，凶为它具有其他材料难以匹敌的精致耐用和洁白晶莹。l500年至1850年间，随着贸易新航路的出现，亚洲、欧洲和美洲问有了直接联系，中国瓷器成为了销售到欧洲的众多亚洲物品之一。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达到了顶峰。
中国瓷器虽然在贸易量上远不及香料、丝绸、茶叶等商品，但它在欧洲的出现对于欧洲经济、社会生活、消费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数百万件中国瓷器，包括成套的茶具、餐具、酒具以及装饰陈设用品等，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经过拍卖或私人经销，成为欧洲富庶家庭的必备物品。
这种贸易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中国瓷器的输入，到欧洲人根据喜好定制瓷器的过程，与此同时，这种贸易也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并开启了欧洲人自制、模仿中国风格瓷器的热潮。日前，笔者有幸参观了正在国家博物馆(微博)举办的“瓷之韵一一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其问展出了两馆所藏的100余件中国外销瓷和欧洲瓷器精品，中国风格和欧洲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呈现出了别具特色的瓷器风韵。
改装增加身价
在元代和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很少为欧洲人收藏，随着中国与欧洲直接贸易的开辟，商人们便开始在中东购买了一些具有中国明代中期风格的瓷器，并把它们带回了欧洲。起初人们认为瓷器非常神奇，拥有特殊的性质，比如可以用来试毒，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由牡蛎贝壳制成的。正如17世纪中叶，英国作家、医生和收藏家托马斯·布朗爵士写道：“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瓷质的盘碟，通常认为它们是用泥土制成的。”
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都被看成稀世珍宝，购买和收藏它们的都是国王、王子、公爵等。而与其他奇珍异宝一样，这些瓷器通常会加装金、银等贵重的金属配饰件，不仅表现了其价值，也提高了其地位，中国瓷器也因此经常获得新的功能。比如，通过加装一个或更多的金属饰件，碗可能被改造成杯子，罐可能被改造成啤酒杯，军持或花瓶可能被改造成执壶等等。这些经过改装的中国瓷器变得实用而富丽。
欧洲定制纹样
销往欧洲的瓷器，装饰图案起初完全呈现出中国特色，随着欧洲皇室贵族对瓷器的需求增加，西式内容的装饰图案逐渐增多，展现出了同时期欧洲的流行风尚。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开始根据欧洲顾客的要求或私人委托制作非中式形制和纹饰的瓷器。
版画、藏书票、银行券以及硬币、陶瓷器、玻璃器、银器等等，都被运到中国，成为瓷器作坊里陶工和画工仿制的样品。比如，版画和素描作为瓷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讽刺和纪念主题外，受欢迎的还包括宗教题材、神话和寓言故事、历史事件、求爱场面以及狩猎、丰收、海洋贸易等活动。
同时，定制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装饰着家族或企业盾徽的纹章瓷。在正式场合或私人用品，诸如餐饮、家具和丝织品等上加入纹章装饰，这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表明其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有效视觉手段。16世纪至19世纪间生产的纹章瓷，大部分都是牧师、乡绅、高级官员、银行家或参与高利润亚洲贸易的商人等定制的。现存的纹章瓷图案数量惊人，仅英国就有至少6000种。
细审丰富多彩的欧洲定制瓷，有些对图案来源的模仿惟妙惟肖，而有一些则呈现出中西杂糅的装饰效果，透露出中国与欧洲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
效法中国风情
中国风格的陶瓷传至欧洲后，其造型和纹饰也为欧洲人所效仿。从欧洲最早的瓷器生产开始，工厂主就是从中国瓷器中获取灵感盼，他们不断改变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供国王和贵族们使用。
欧洲人广泛模仿两种风格的中国彩绘瓷器，一种是以粉色为主的粉彩瓷器，另一种是以绿色为主的五彩瓷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和改进，总是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欧洲入对中国传统纹样的一知半解，往往与日本和欧洲元素混合在一起。比如一些瓷瓶是按照日本清酒瓶的造型制作的，但上面却装饰着中国的浮雕纹饰。此外，由于当时很少有欧洲旅行者到过中国，遥远的距离和完全的陌生感使得欧洲人对中国充满了各种虚幻的想像，而这种想像也具化为宝塔、渔夫、鸬鹚、梅花、牡丹、菊花、凤凰等等元素，成为欧洲瓷器上司空见惯的纹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