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辽金时期瓷器的生产名窑辈出,产地遍布全国各地,各个瓷窑的产品都有自己的市场。经过元代的过渡,到了明代,景德镇依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大量优秀的技术人才一跃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它生产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虽然仍有一些地区在制作特定类型的陶瓷器,但在质和量上都无法超越景德镇的瓷器制品。因此景德镇瓷器代表了明代陶瓷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明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兴盛,使景德镇的民窑制瓷业十分兴旺。明代宫廷于洪武初年在景德镇设置了专烧宫廷官府用瓷的御窑厂,御窑厂拥有最好的制瓷艺人,为了满足宫廷官府的需求,烧瓷不计工本,精益求精,并且大力创新。因此明代官窑瓷器的新品种不断涌现,继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绘瓷器创烧成功之后,明代又有斗彩、五彩、素三彩、黄地红彩、白地绿彩等大量的釉上彩绘瓷器创烧成功,中国陶瓷也由此进入了以彩绘瓷器为主的新时代。此外,除了传统的青釉、白釉瓷器之外,在明代,红釉、蓝釉、甜白釉、黄釉、酱釉、绿釉等各种高低温色釉均能成功烧制,它标志着景德镇的陶瓷工匠们已完全掌握了各种金属元素的呈色技艺。明代景德镇陶瓷工艺的发展进步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明代不同时期上看,每个时期因制瓷所选原料、烧制工艺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差异,使得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一些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瓷器品种。如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甜白釉、红釉、青釉、蓝釉、酱釉、仿哥釉、仿汝釉瓷器;成化时期的青花、斗彩器;弘治时期的黄釉瓷器;正德时期的孔雀绿釉、素三彩瓷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青花、五彩瓷器等。这些各具特色的瓷器名品,历来为后人所尊崇和仿效。
随着制陶工具的逐步改善,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制陶原料的深入了解,人们渐渐烧制出一些初步达到瓷器标准,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完善的器物,这就是原始青瓷。
商周时期是从陶器过渡到瓷器的渐进阶段,也是原始青瓷的发生发展阶段。当时有一部分陶器用高岭土做胎体的原料,这一方面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坚致、不渗水;另一方面也使胎体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白度。器表施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经过1200℃以上高温烧制后,胎釉结合在一起,使器物具备了瓷器的条件。但当时制作工艺水平低下,胎中还是有一定量的铁成分,在略低的温度中烧结,颜色较深,透光性较差。因工艺不稳定,铁含量和烧成气氛不能自如控制,釉色也不好掌握,所以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商周到西汉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所涂的釉是用石灰石加黏土配制而成的,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由于含铁元素,所以呈青绿、黄绿、灰绿、褐绿等颜色。器表多拍印米字纹、方格纹、麻布纹、圆圈纹、曲折纹、叶脉纹、篦纹、水波纹、云雷纹等纹饰。主要器型有:尊、豆、瓿、盂、罐、盖罐、提梁壶、鼎、瓮、簋、墓、杯、钵等,绝大部分器型仿当时的青铜器器型而作。
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
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
珐琅彩瓷器,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在康熙晚期将铜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一种新品种瓷器。
雍正是一位审美情趣偏重清新雅致的帝王,他将自己的追求融入宫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对常用的宫廷器皿在装饰纹样上倡导“内廷恭造式样”,要求宫廷文物必须与宫外生产的“外造之气”有所区别,亲自下达“秀雅”、“细致”的御旨。特别指定唐岱、戴恒、贺金昆、汤振基和郎世宁等宫廷画家为画珐琅器制作稿样。而前朝所制的珐琅彩瓷主要采用的是色彩单一,品种不多的进口珐琅料,无法满足皇帝要求。为此造办处的工匠们不得不开始了国产原料的试制。在雍正六年,宫中自制彩料获得成功,多种淡雅的色彩,为雍正珐琅彩多姿的纹饰提供了丰富的色彩。
制作珐琅彩瓷器所需要的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专供,这里不能不提到唐英,他于雍正六年起担任御窑厂的督陶官。正是由于他的督窑有功,御窑厂才能烧制出造型完美、白润坚质的薄胎瓷,为珐琅彩瓷器的制作提供了首要条件。白瓷胎运到宫廷后,因为雍正帝喜欢水墨画及设色山水,要求把“院画”复制到珐琅瓷器上,有如国画,“勾、画、皴、染”各种作画技法都要运用,使得纹案活泼,主体感强。且在画面上增加了诗文、书法和印章,形成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中国画形式,最后入炭炉经600℃炉火焙烧而成。
雍正朝的珐琅彩不惜工本,名手彩绘,名工烧制,一件珐琅彩瓷器烧制成功往往要经历数月时间。由于瓷胎太薄,在二次烧制时极易破裂,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珐琅彩瓷器的数量极为有限。
不得不承认,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珐琅彩瓷器如雍正朝的那般典雅秀丽,以瓷胎为画绢,布局章法沿袭了中国画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的传统。我们可以用《陶雅》中的语句来评价雍正朝珐琅彩瓷器:“质地之白,白如雪也,一绝也;薄如卵幕,口嘘之欲飞,二绝也;以极精之显微镜窥之,花有露光,鲜艳纤丽,蝶有茸毛,且颈项竖起,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如蝇头,四绝也。”我们看到的这件合家欢珐琅彩赏瓶,正是这“四绝”的完美体现!
雍正珐琅彩瓷器,无论是满饰纹样还是装饰有诗、书、画、印四种元素的组群,无不美轮美奂,展现出独特的帝王品味。
商代釉陶胎质薄,硬度高,胎釉结合紧密,吸水率低,烧成温度已达1200℃左右。其物理、化学性能与陶器已有质的区别,但又与现代瓷器有一定的差异,因而人们将这一时期的釉陶称之为“原始瓷器"。它的出现为瓷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原始瓷器的生产,.从商周到战国、秦、西汉时期都不曾中断,烧制工艺也在不断提高。其造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模仿当时流行的青铜器造型,如尊、簋、筒、鼎等;另一类是民间使用的生活器皿,如罐、盘、碗、壶等。装饰纹样有水波纹、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席纹、网纹、圆圈纹、曲折纹等。
中国瓷器的烧制成功,始于东汉晚期。在浙江宁波、上虞、永嘉、慈溪等地均烧成了成熟的青瓷。这些青瓷制品胎质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釉面光洁,烧成温度在1260℃~1310℃之间,物理、化学性能已基本符合现代瓷器的标准。此时江浙地区青瓷的器型主要有碗、盘、盏、盆、洗、钵、壶、钟、四系罐、砚、唾壶等。装饰纹样以弦纹、水波纹、网纹、麻布纹、三角纹、方格纹和贴印铺首等较为常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仍是瓷器生产的主流,其产地以浙江地区为中心,并扩大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和北方的河南、河北等地。这一时期青瓷的常见器型有碗、盘、洗、碟、盆、钵、灯台、砚、香炉等日用器皿。还有随葬用的明器,如谷仓、鸡笼、火盆、渣斗等。此时青瓷的纹饰也有所变化,三国时主要有弦纹、水波纹、铺首及叶脉纹;西晋时多斜方格纹、联珠纹、忍冬纹和飞禽走兽等组成的花纹带;东晋时纹饰以弦纹为主,偶见水波纹,并开始采用莲瓣纹,褐色点彩比较盛行;南朝时由于佛教的兴盛,刻画莲瓣纹最为常见,褐色点彩则比东晋的点小而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