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与世界的纽带 探底鄱阳湖：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千百年来，无论南方金银瓷器船只北上进入长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长江南下岭南，鄱阳湖都是必经之地。作为连接景德镇与世界的纽带之重要一环，鄱阳水运的兴衰，始终与景德镇这座瓷都生死与共。
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景德镇古码头
自江西都昌县多宝乡西行，便进了一片土黄的沙岭间。每每觉得前行无路时，拐过一个弯，又会看见山道蜿蜒向山壁阻挡的极远处。如此兜兜转转三小时，才能到达鄱阳湖畔的“老爷庙”，一片只有两户人家和一个沙厂、一座千年古庙的湖畔荒地。
两年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国内“物探”专家，在这鄱阳湖东岸楔入湖心的最深处，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水下考古勘测，打捞出了大量明清景德镇青花瓷碎片、仿龙泉窑青瓷，还有少许白瓷和黑釉瓷。
主持此次水下考古工作的肖发标研究员说，此前他们就曾预判这片水域考古价值极高，水下很可能有大量满载金银和瓷器的沉船，它们或分别来自江西省内的德兴金矿和老爷庙以东一百多公里的瓷城景德镇。
此前，江西古陶瓷研究泰斗余家栋说得很明确：由景德镇沿昌江西进，到鄱阳县姚公渡转道饶河，再转鄱阳湖入长江，然后沿江出海，到达明州（宁波）、泉州等大港，再装上远洋货船运往阿拉伯、东非、欧洲或是东南亚：这正是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外销通道。
这次水下的考古成果，再次佐证了鄱阳湖曾是水上瓷器通道这一事实。
瓷源高岭村
经过老爷庙、而将景德镇与世界连接的“古代水上瓷路”，起点并不在景德镇城区，而在45公里外、鄱阳湖源流支脉之一的昌江更上游处，一个名叫浮梁县高岭村的所在。
从古到今，高岭村遗留下了几十上百个元明清古高岭土矿坑及数百万吨尾矿，以至于被世人称为“青山浮白雪”。
然而，如果没有制瓷业以及最早在这里发现的专用优质原料高岭土，这个村庄或许会一直和千万个江南小山村一样籍籍无名。
1004年，对景德镇制瓷史而言是一个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重要年份：北宋朝廷从高岭村所在的浮梁县，设置新镇，名为“景德”。景德镇首创青白瓷，“光致茂美、天下咸称”。此后，景德镇日趋繁盛，渐成大邑，浮梁反而成了景德镇的一个郊区县。但很少人知道，设置景德镇的那一年，年号是景德。
大约是从元代开始，高岭村出产的一种白色粘土，因为煅烧后能大大提升瓷器的硬度和耐火度，而被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制作。这被称为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在此之前，一直采用单一瓷石为原料的景德镇制瓷业，已经随着上层瓷石逐渐枯竭而面临危机。正是这种后来称为瓷土、或因地而名高岭土的白色粘土，不仅助景德镇安然渡过危机，更使它在元、明、清时期走向瓷都巅峰。
从这里出发，成批的高岭土、瓷石等，由景德镇人称为“船巴佬”的船民们装上小船。烧瓷必需的燃料如松柴等，则在被锯成一两米长的木头段子后，扎成木排沿昌江而下，或是劈成和瓷土一样的小块，用一种首尾较高、船身宽而设有桅杆的大鹜梢船，运往景德镇。
昌江：瓷器出山路
昌江自安徽祁门大洪岭深处沿山盘旋而下，直奔西南方的鄱阳湖而去。清浅狭窄只容竹筏的河道，到景德镇城区时已经宽达二百多米。
景德镇老城便沿着碧水涟漪的昌江呈长龙形延伸、展开，长达13里，两岸沿河建窑，沿窑成市，是谓“陶阳十三里”。
在这里，人们安装大水轮车，利用昌江中下游水位落差之力粉碎瓷石，淘洗瓷土。待瓷器出窑，又是“船巴佬”们将一批批青花瓷、青白瓷，装上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木船，或是沿河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到达安徽祁门。
自昌江运往鄱阳湖的瓷器，常装在一种船头船尾尖而翘起、船身狭长，顺风张帆即可行驶的雕子船和罗荡船上。此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景德镇通汽车之前，当地瓷器都还是靠木帆船运送。
小船一路碧水清潭，亦有急流险滩，临近鄱阳湖滨平原，地势渐行渐低，江面渐行渐宽。过鄱阳县凰岗镇后，便进入了临鄱阳湖河段，此时天地一宽，河道阔处已达350米，15吨以下的大帆船和中小客轮曾可长年通航。
小船行程的终点，在凰岗镇25公里外的姚公渡。在这里，昌江与另一条源自江西婺源、安徽休宁交界处五龙山的乐安河汇合，便成为鄱阳湖五大主要源流之一的鄱江。而瓷器也被从雕子船和罗荡船上卸下，换到了体量庞大的木帆船上。
由于特殊的东高西低地形，鄱江竟然在此折向西北，在大约三十公里外的莲湖乡龙口村，出了窄窄的河口，顿时水天茫茫相接，浩淼无限——终于进到了南宽北狭形如一个大葫芦的鄱阳湖里。
其实，瓷器船进入鄱阳湖后，还有一条折向南方，出赣江南下广州的通道。甚至是根本不走鄱阳湖、自闽江上游下船运至福州、泉州，或是自瑞金走长汀入闽，转陆路自漳州去泉州等瓷器外销路线。
但这些路线无一例外都是水陆结合，需要肩挑和畜驮，人力成本极高，而且瓷器脆弱，很容易在沿路颠簸中损坏。因此，鄱阳水道始终是无可争议的瓷路首选。
瓷路多难
鄱阳湖是个大葫芦，而老爷庙-湖口水域就是葫芦颈。千百年来，无论南方金银瓷器船只北出鄱阳湖口进入长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长江南下岭南，这里都是必经之地。
然而， 鄱阳水道尤其是老爷庙水域，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行船的地方。这缘于老爷庙水域一直是传闻已久的“神秘事件”频发地，如某船在岸上人的目送中忽然消失，以及某年某月某日一天沉没十几艘船等等。
传闻并非完全杜撰。当地谚语云：
船过老爷庙，犹趟鬼门关；十船经过九船翻，若要不翻难上难。
直到二十多年前，老爷庙水域仍一直频发人亡船沉事故。为了乞求行船安全，旧时这一带的水手、渔民行船经过段任柏家旁边、已延续了1200年香火的老爷庙门口时，必定停船上岸、进庙虔诚叩拜，乞求平安，还要进香、放铳、供上祭品，在庙门前斩杀雄鸡，以至于庙门外那对石狮上终日鸡血淋漓。
不过，肖发标与世居于此十一代的渔民段任柏，都断然否认沉船频发与所谓“神秘事件”有关。事实上，科学家们也早已给出了真相：这片葫芦颈水域长四十多公里、宽仅仅3-5公里，西北部是连绵起伏的庐山诸峰，东南部则是地形开阔、植被稀疏的沙丘，这就形成了“狭管效应”，风行至此风速猛增，比周围陆地要大出3-4级，这里全年8级以上大风平均达163天。
夏天时，两岸沙丘与湖面温差异常大，还常会形成破坏力极强的龙卷风、风暴雨，这正是导致1985年13艘船同日沉没的元凶：当天下午6时，有一股“水龙卷”急速扫过了湖面。
此外，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五河流水都在这里老爷庙水域交汇，流速变幻不定的湖水，不断形成漩涡暗流，即便无风时，也令行船面临极大凶险。
段任柏还解释了为何湖底不见沉船，乃是由于湖岸均是沙岭，大量沙土终年随风落入湖中，湖底沉船就被尽数掩埋了。他在行船时，就曾多次从湖底泥沙钩出木帆船的碎片。
历史上，鄱阳瓷路的另一大阻碍，是战争。
极具财富意义的水陆交通要冲，自然免不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军事角度看，这段葫芦颈水域控扼赣北，得之则可腰击大江、威胁江北，抑或南下九江平原、直入赣中，甚至西进湖南湖北，素被军事史家们称为“势重东南”。
于是，自西汉以降，鄱阳湖一带每每争战不休，两千多年间水战陆战不下百次。东晋桓玄篡立，大将刘裕、何无忌等起兵讨伐，大破其部于今鄱阳湖口八里江一带水面；公元1275年，元将伯颜率军至鄱阳湖，祷大孤山神，风息桥成，大军皆渡，江南遂成元域；抗战时期，日军又沿鄱阳湖西进，兵锋直指武昌…
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则是1361年的朱元璋、陈友谅鄱阳湖口大战。战争打了37天，“飞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动一二万”，最终是朱元璋赢得这场惨烈的决战，而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业，也由此战奠定。
然而，对于景德镇瓷业来说，纷飞的战火即是灾难的同义词。
以瓷器史上昙花一现的元至正青花为例，这种专供元朝宫廷或销往海外的精品青花大瓷，成熟期始于1340年代，但仅仅十年之后，便在世上销声匿迹。其原因正是鄱阳湖、景德镇一带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开始的连年战争。
战争阻断交通，尤其是鄱阳湖这个南来北往必经之地，不仅导致景德镇瓷器外销之路被堵死，对于需要从海外进口青料的元至正青花而言，连制瓷原料都无法运抵。
等到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完全控制景德镇和鄱阳水道时，由于制作元至正青花所需苏青料长期匮乏，人们已经习惯掺入国产青料混合绘画烧瓷。加之烧瓷温度上的掌握也有所不同，于是元至正青花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色泽灰暗的明初洪武青花。
瓷路新起点：沿海四大港
船到湖口往北，就出了鄱阳湖的葫芦颈，进入长江、再出上海吴淞口转海路，到达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四大港。然后，趁着七八月份季风起时，商人们携带整船整船的景德镇瓷器，出海远行至日本、南洋群岛、阿拉伯一带商埠，这便是自新疆-波斯-叙利亚丝绸之路之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名“海上瓷器之路”。
此前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樊昌生曾推测：2007年轰动全国的“南海一号”沉船，出水过大量景德镇青花瓷、青白瓷，很可能就是从景德镇出发、经鄱阳湖水路外销的。在“南海一号”的时代，景德镇已是全国著名瓷窑，“青如天、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白瓷，正是它当时的主要产品。
实际上，早在“南海一号”出土之前的2005年6月，考古学家们已经从福建平潭县海域的清代康熙年间沉船“碗礁一号”上，大致弄清楚了水上瓷器之路的特征。那一年，在这片因渔民们捞起过大量瓷碗而命名的海域，中国水下考古队看到了满眼清前期景德镇青花瓷，还有一种在低温下烧出珍贵五彩绘瓷。而且，这艘船上竟没有一件景德镇以外的瓷器。
“碗礁一号”的年代，是景德镇青花瓷烧制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年代，青花瓷也是16、17世纪水上瓷器之路最重要的贸易品。
这期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一度曾使景德镇瓷外销陷入困境。以致当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非常稀有——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16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直到l683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才恢复生产。
随即，渴望与东方贸易的欧洲人，先后在当时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
一个世纪后，中国外销瓷器逐渐增多，在欧洲开始从宫廷珍藏品走向民间日用。“洋器，专售外洋者……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景德镇陶录》）其中已有部分瓷器是按照国外订货合同所需式样生产的。最为普遍的便是餐具和咖啡具，其器形、尺寸和图案在订货合同中都有明确规定，瓷器图案则有静物画、人像画和圣经故事等。
人们无法统计由鄱阳水道外销出去了多少景德镇瓷器。但仅在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中国瓷器；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整个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而鄱阳水道，便成了景德镇连接整个世界的枢纽之地。
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鄱阳瓷路的兴盛，如今已然远去。
衰落从源头开始。史载，明嘉靖年间景德镇烧制陶瓷的柴窑数量有九百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此时，景德镇陶瓷形成了“利通十数省”“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天下窑器所聚”的局面。
然而，到了乾隆末年（1794年），由于认为有伤地脉，朝廷严禁开采瓷土之源高岭村的高岭土。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便再难以像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了。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
也正是在此时，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外销瓷所占比例却日渐缩小，这预示着，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唯一永恒的，是昌江至鄱阳湖间，水底那些一路散落的碎瓷——可能随便捡一块都是明代的，还有鄱阳湖底埋藏数百年的整船整船瓷器，在沙土和鹅卵石间静卧，等待着不知年岁、遥遥无期的重见天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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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Silk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釉下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1200—1400℃）一次烧成。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显得晶莹透亮。它的特点是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当代陶瓷艺术大师易武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专家评委、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易武陶瓷艺术作品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同时被中国美术馆存览；釉下彩瓷作品《荷韵》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馆藏；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台湾佛光山享誉国际的星云大师珍藏了《荷韵》、《荷趣》二件艺术瓷作品，永久馆藏在台湾佛光缘美术馆，这对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釉下彩瓷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醴陵瓷器地理标志，作品多次参加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陶艺展出。其作品造型雄健、釉色古朴，呈现出古香古色的釉下彩瓷艺术效果，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国家级美术馆、国家级图书馆等珍藏。
责任编辑：小赖
浅谈中国的“陶瓷之路”（下）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据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到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