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直口，细颈，凸腹。从颈至身呈六棱式，底为六方圈足。器体丰满，棱线突出，分隔出六面装饰区间，分别在腹部饰团寿纹，于瓶颈下半部、肩部和近底处饰以变体蕉叶纹、连弧纹、仰覆莲瓣纹、蔓草纹等，纹饰多变而规律，与光素的颈部恰成对比，虚实之间意蕴丰富。器身之棱线至器口渐归于圆滑，显现出渐变的外形轮廓线，是又一引人注目之处。器底足内有阴文隶书填绿彩御题诗一首：
幸谢蒸鹅佐脱粟，
却成槌纸得全壶。
囫囵弗藉范而范，
穆何妨觚不觚。
孝士漫嗤书依样，
陶人那问铸从模。
无烦贮水安铜胆，
随意闲花簪几株。
末署“乾隆壬寅新正月御题”，并“古香”、“太璞”。壬寅年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此诗载《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八五，原题作《咏壶卢缾》。此题诗亦见于匏制缠枝莲纹槌形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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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
乾隆帝不仅酷爱书画艺术，对各类工艺美术亦非常嗜好，特别是对瓷器艺术更为偏爱。在乾隆帝浩若烟海的诗篇中有一批专门题咏瓷器的，约为199首。对宋代五大名窑的赏鉴是乾隆帝的重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一件孩儿枕是定窑白瓷中的名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有两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细部纹样、尺寸等略有差异外，面貌、衣饰皱褶基本一致。带到台北的这件器底还有当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所刻乾隆御制诗《咏定窑睡孩儿枕》一首：“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荘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籖劳。乾隆癸巳春闰御题”。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孩儿枕的喜爱。而在乾隆咏定瓷的御制诗中，也以孩儿枕题材为最多，共计11首。
乾隆不光作诗，而且还把诗作直接镌刻在自己喜爱的瓷器上。每得到一件宋官瓷，特别是五大名窑的作品，他必要赋诗一首，同时命工匠把诗镌刻在器物上，传之久远。乾隆帝降旨刻诗，并非整批送交，而是分次交办清宫专门负责的如意馆和懋勤殿处理，间接反映出镌刻御制诗背后所存在加以选择的意向。在清代之前漫长的瓷器发展史中，并未有帝王诗篇被题写于器身上。如明代御厂所制官窑瓷，帝王并不亲自监督参与宫廷用瓷的制作，多由内臣指定和设计纹饰，因而以图案化的官样纹饰为主，极少有文化气息。乾隆御题刻瓷器几乎都是采用阴刻的手法，将诗文刻在器物的釉面上，故其文字都是低于釉面的凹型字体。字存原釉，阳文凸现；间隙剥釉，显纹露胎。之所以把御题诗刻在器身上，是为了更加有利于观赏，工整、秀丽的文字也给器物平添了几分艺术气息。为了尽量避免对器物釉面的损害，在镌刻时只将文字间隙处的瓷釉刻剥掉，而所有文字上都保留着器物原有的瓷釉。这样，既使文字有了立体感，而且间隙处被剥掉瓷釉后，露出的器物胎体上的开片纹清晰可见，细细观赏颇多情趣。如此超凡的技术，非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的高级工匠所不能为。
乾隆瓷器御题诗，书法风格并不多样，早期延承康熙书法遗风，主要是晚明董其昌派，格调较高，气势较宏伟，而中后期则因乾隆帝的喜爱而转为以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为主体。因而，乾隆御制诗瓷器书法大都精谨沉稳、圆转秀逸、骨骼清纤，如出一人之手。宋代五大名窑以釉色取胜，极少题字，而乾隆帝命御题诗镌刻其上，平添其文化品位。乾隆瓷器上的御制诗大多为乾隆帝所创并复制其上，往往是对瓷器本身的解读，使观者能加深对瓷艺作品艺术风格的理解。
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高4、口径18.5、足距16.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承盘圆口，浅腹，平底，下承以三足。里外施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纹片。外底满釉，有5个细小支烧钉痕。乾隆皇帝曾为其题诗一首，由宫廷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器物外底。诗曰：“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谈。”后署“乾隆戊戌夏御题”，下刻钤篆书红文方印“德充符”。这是1778年夏，乾隆帝为皇室传下的国宝宋汝瓷三足樽承盘的题诗，用金刚钻镌刻于底部。全诗仅28个字，从烧制、函理、密藏、夸藏几层内容，高度地赞扬了汝瓷的精绝名贵。镌刻字体为楷书，十分规整，字和诗融为一体，更为此承盘增添了色彩，使之成为传世汝窑瓷器中难得的一件珍宝。
宋汝窑天青釉碗，高6.7、口径17.1、足径7.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汝窑碗造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如湖水映出的青天，堪称稀世珍品。目前所见传世宋代汝窑碗仅有两件，除这件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亦收藏一件。碗撇口，深弧腹，圈足微外撇。胎体轻薄。通体满釉，呈淡天青色，莹润纯净，釉面开细小纹片。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及楷书乾隆御题诗一首。诗曰：“秘器仍传古陆浑，只今陶穴杳无存。却思历久因兹朴，岂必争华效彼繁。口自中规非土匦，足犹钉痕异匏樽。盂圆切已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后署“乾隆丁酉仲春御题”，并钤“古香”、“太朴”二印。
宋官窑青釉圆洗，高6.4、口径22.5、足径1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宋代官窑圆洗是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乾隆帝对此物尤为喜爱，为此洗作诗一首，由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洗之外底。诗曰：“修内遗来六百年，喜他脆器尚完全。况非髺垦不入市，却足清真可设筵。讵必古时无碗制，由来君道重盂圆。细纹如拟冰之裂， 在玉壶中可并肩。”下署“乾隆御题”，下刻钤篆书方印“八徵髦念”、“自强不息”。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高9、口径11.8、足径9.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鱼耳炉因可用来焚香且炉身两侧置鱼形耳而得名，是宋代哥窑瓷器中的名品。元、明时虽有仿品传世，但均貌似神离，无法企及原作之风韵。此炉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S”形轮廓线上敛下丰，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腹两侧对称置鱼形耳，下承以圈足。造型古朴典雅。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密布交织如网的“金丝铁线”开片纹，使素净的釉面富于韵律美。外底有6个圆形支钉痕。炉之外底刻御制诗云：“伊谁换夕薰，香讶至今闻。制自崇鱼耳，色犹缬鳝纹。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氲。辨见八还毕，鼻根何处分。”款署“乾隆丙申仲春御题”， 下钤“古旨”、“惟金”印。
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绝不仅仅停留于文学意义，也并不只有史学价值，而是与各类文化艺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乾隆在古瓷上的御题诗或题跋中可知，他对宋瓷的定位、辨别和审美情趣达到了他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瓷艺作为乾隆艺术品中具有最突出成就的品类之一，与乾隆御题诗亦有着极密切的关联。
清乾隆青花龙寿纹螭耳六方瓶
清乾隆青花龙寿纹螭耳六方瓶是乾隆皇帝喜爱之物，曾传旨称赞:“此尊花样，款式甚好”。它高57.4厘米，口径14厘米，足径15厘米。瓶呈六方形，撇口，直颈饰对称螭耳，敛腹，圈足外撇。青花纹饰，口沿饰回纹，颈上下对称饰如意云头及变形莲纹，中间写篆书“寿”字，腹绘正面龙抱篆书“寿”字宝珠，肩、足墙皆饰回纹，近足处绘变形蝉纹、螭纹和联珠纹。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乾隆时期各种瓷器加工工艺已臻成熟，由于皇帝自身的喜爱，皇宫内务府造办处更是严加督办。这一时期烧制的官窑瓷器无论是品种还是器型都很丰富，陈设于宫殿之上和后宫嫔妃处的瓷器珍品可谓琳琅满目，各种异形瓶都开了历朝之先河。尤其是当时的督陶官唐英长期亲临景德镇官窑瓷厂，他不仅严加督促，还亲力、亲为参与设计画样，此瓶为当时督陶官唐英亲自画样，其造型新颖，青花艳丽，纹饰含祝寿之意。
此瓶烧制极为不易，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和景德镇瓷艺大师经反复研究，终于使烧制出的高仿品不会变形，再现了原物的艺术神韵，特向社会限量发行，满足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鉴赏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