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 高34.5cm 中国嘉德 2013春拍
带有御制诗的瓷器，是清宫瓷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目前北京故宫收藏的历代瓷器中，大约有300件带有乾隆御制诗。品味这些瓷器，我们仿佛慢慢走进了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看看这位盛世之君，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帝王，有着怎样的爱好和情趣，又有着怎样的心思和喜怒哀乐。
清乾隆 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 局部
乾隆皇帝是作诗能手，关于其一生作诗的数量，有学者统计为4.3万余首，也有人统计为4.1万余首，还有学者认为超过5万首。但不管怎样，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总共才收录了4.89万首诗，而这些诗是2200多人花费数百年时间才写出来的。且不管乾隆诗作的水平怎样，至少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勤奋的人。总体来说，乾隆皇帝一生所作诗文，大致可分为五类。
第一，勤政恤民之作。如《郊外即事》：“郊圻犬吠杂鸡号，策马霜华点素袍。收获才完仍播麦，田家四季总勤劳。”
第二，骑射讲武之作。如在《率侍卫等习射殿庭》诗中写道：“我朝弧矢服天下，太平讵敢忘戎焉？吁嗟荩臣听予言，克念尔祖勤劳者。”
第三，国家民族兴旺发达之作。如《山田》：“旧代常愁烽火惊，于今此地有人耕。混同中外皆天泽，倍切乾乾保泰情。”
第四，说理咏史之作。如《夜静观书》：“看书如看山，其境日日殊。随境不会心，多闻不如无。”
第五，个人生活的写照。如悼亡诗《慧贤皇贵妃挽诗叠旧作春怀诗韵》：“牛女岁一会，讵云隔天汉。崦嵫虽下舂，扶桑复明旦。人生赴壑蛇，去势谁能绊。永惟王衍言，言笑忆晏晏……”
清乾隆 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
乾隆一生的诗作虽多，但其中与宫廷瓷器有关的，就数量较少了。据统计，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带有乾隆御制诗的瓷器约有300件，器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清代之前的历代名窑瓷器，特别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另一类是乾隆本朝御制诗瓷器。
《紫禁城》1998年第3期刊载的吕成龙先生《乾隆御制诗中的瓷器误定举例》一文谈到，乾隆皇帝一生做了大量的咏瓷诗，新中国成立前，耿宝昌统计为199首，其中咏柴窑4首、定窑32首、官窑70首、汝窑7首、钧窑9首、哥窑22首、龙泉窑5首、宣德朝瓷器8首、成化瓷器2首、嘉靖瓷器l首、咏陶器15首、咏白瓷1首、咏宋瓷9首。
清乾隆 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 局部
从上述统计我们不难发现，乾隆皇帝对宋瓷十分热爱。他也曾在自己的诗文中谈到，在自己心目中，只有宋瓷才能真正称得上是瓷器，才是真正的人间珍玩。既然对宋瓷如此钟情，那么写下大量咏宋瓷的诗作，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乾隆皇帝做为一代盛世之君，他把玩瓷器的方式绝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不但要写咏宋瓷的诗，而且还要把这些诗镌刻在宫廷收藏的宋代瓷器上面。前代瓷器上的乾隆御制诗：
据专家统计，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朝之前的历代刻有乾隆御制诗瓷器20件，御制诗被镌刻在器物内、外底及外壁等各处。例如，宋官窑粉青釉圆洗、宋官窑葵瓣口碗、宋官窑葵瓣口盘、宋汝窑天青釉三足圆洗、宋哥窑双耳炉、宋定窑白釉碗等等。
这些镌刻在瓷器上的乾隆御制诗中，乾隆对瓷器的釉色、造型、纹饰等方面进行了品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收藏和把玩古物的喜悦之情。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乾隆皇帝对这些瓷器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绝不是做为帝王的附庸风雅。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 哥窑双耳炉
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宋哥窑双耳炉，造型典雅端庄，釉面开有许多深浅不一的片纹，深者色呈黑色，浅者色呈黄色，俗称“金丝铁线”，这种自然天成的美趣，备受历代文人及鉴赏家推崇。此件哥窑双鱼耳炉在传世哥窑器物中称得上是精典之作，器底有六个圆形支钉痕，及镌刻乾隆御诗《咏哥窑炉》一首：“伊谁换夕薰，香诗至今闻。制自崇鱼耳，色犹缬鳝纹。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氲。辨见八还毕，鼻根何处分。”寥寥数句，即把哥窑釉色之美展示给世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 汝窑三足圆洗
对于宫中所藏汝窑瓷器，乾隆皇帝更是珍爱有加，在传世品的许多件汝窑器物底部都刻有乾隆皇帝的诗文，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汝窑三足圆洗，淡淡的天青釉色细润如堆脂，釉面遍布细碎片纹，韵味无穷。这件三足圆洗极为珍贵，底部镌刻一首乾隆皇帝于戊戌夏时所作的御题：“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谈。”
乾隆皇帝除了在前朝瓷器上镌刻御制诗文外，本朝瓷器上也多见他的诗文。只不过，这些诗文是以一种装饰手段出现在瓷器上，并成为宫廷御制瓷器特有的装饰手法。
有关乾隆御窑御制诗瓷器制作或使用的情况，《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最早的记载应是在乾隆七年，乾隆皇帝看到御制诗歌山水青花大罐发出“甚好”的赞叹，旨令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按其式样，别样瓶亦照有诗句、山水、花卉烧造。”
本朝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珐琅彩花卉纹瓶
北京故宫珍藏的一件清乾隆珐琅彩花卉小瓶，画面为洞石花卉图，画面一隅题五言诗二句：“夕吹撩寒馥，晨曦透暖光。”并钤印“金成”、“佳丽”、“旭映”胭脂红篆章三枚。瓶身整体装饰不仅诗绝、画精，且印更妙，达到了完美的和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粉彩开光花卉御制诗文瓶
北京故宫收藏有一件粉彩开光花卉御制诗文瓶，腹部呈八莲瓣形开光，四面开光内以粉彩绘牡丹、荷花、芙蓉、梅花四季花卉；另四面开光书楷、行、隶、篆四体乾隆御制诗各一首，其中一首咏牡丹的诗句写到：“锦绣堂中开画屏，牡丹红间老松青。日烘始识三春丽，岁暮犹看百尺亭。夭矫孥空欣得地，辉煊散彩正当庭。一般都是生意，坐对从知笔有灵。”描绘了一幅美妙的画卷，一诗一画，相得益彰。
中国嘉德2013春拍中，一件“清乾隆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lot3092）以原本估价6倍多的2702.5万元成交，该器亦是乾隆御制诗瓷器的佳器。
该瓶主体纹饰作于腹部四面开光之中。正背两面开光分别以墨彩隶书书写乾隆皇帝两首御制诗，诗作末尾分别钤“乾隆”、“宸翰”朱文、白文印。第一首为咏梅诗：“幽谷香凝冰玉腮，寻芳才见一枝开。雪过野径行行远，春到山村得得来。最爱轻盈含数点，莫愁狼藉落成堆。明窗雅助新诗兴，坐上曾延萼绿陪。”该诗是乾隆帝即位前青年时代的作品。主要表现诗人雪中探梅，偶有所得，仙风临身之感。
清乾隆 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 局部
第二首是咏菊诗：“霜华点染素花寒，枫叶纷披柳叶残。篱下爱看白玉盏，枝头忽作紫金盘。晚芳摇落香犹在，冷艳依迟秀转攥。我是诗人亦花史，一番吟赏一番看。”描绘了菊花生长于萧瑟秋风中，即使花瓣凋落仍香气犹存，歌颂了菊花清高的格调。
清乾隆 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 局部
两侧面开光中分别描绘诗中所赞咏的秋菊与冬梅。菊花图以各色不同品种的秋菊为主体，花朵漫生于画面之中，或含苞、或绽放，左上一隅，一只秋虫闻香而至，既巧妙填补了画面空白，又为花朵增添了动感与生气。
梅花图中，一株梅树于画面下方蜿蜒而出，左右伸展，布满整个画面，梅树枝头不见枯叶，唯有粉、白两色梅花傲雪而生，一株火红山茶与梅树同栖同生，绽放于梅干一侧，不仅为画面增添生机，也预示着春日将近。
乾隆御题诗除了与画面共同装饰器物外，还常单独作为主体装饰器物。在不少宫廷茶具上面，既有体现。如故宫珍藏的一套白地红花茶具，由长方盘、圆壶及两个盖碗组成，红彩书乾隆御制诗文：“荷叶擎将沆瀣稠，天然清韵称茶瓯。胜泉且免持符调，似雪天劳拥帚收。气辨浮沈原有自，火详文武恰想投。灶边若供陆鸿渐，欲向曾经一品不。”其情之高雅，显而易见。
清乾隆 矾红御制诗文茶碗一对 直径 10.8cm 中国嘉德 2011春拍
中国嘉德2011年春拍中，有一对“清乾隆矾红御制诗文茶碗”上拍（lot3962），以345万元成交。这对茶碗碗口微撇。碗壁以矾红御题诗文一首：“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火候辩鱼蟹，鼎烟迭生灭。越瓯泼仙乳，毡庐适禅悦。五蕴净大半，可悟不可说。馥馥兜罗递，活活云浆澈。偓佺遗可餐，林逋赏时别。懒举赵州案，颇笑玉川谲。寒宵听行漏，古月看悬玦。软饱趁几余，敲吟兴无竭。”落款：乾隆丙寅小春御题，加盖“乾”朱文圆章，“隆”朱文方章。
诗中提到的梅花、佛手、松实，是乾隆皇帝自创的一种茶——三清茶，采三者入茶，以雪水烹之而成。并在品尝佳茗之时，作诗以和，文雅之至，于御瓷中体现。史料记载，乾隆时期仅重华宫所办的“三清茶宴”就有43次，也称重华宫茶宴。“三清茶宴”于正月初二至初十间择日举行，参加者多为词臣，如大学士、九卿及内廷翰林。每次举行时，须择一宫廷时事为主题，群臣联句吟咏。
在清宫的各种陈设用瓷器中，壁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从史料看来，乾隆皇帝特别钟情壁瓶，将十四件式样各异的壁瓶装饰于珍藏稀世法帖的养心殿三希堂之东壁墙上。此时清宫对壁瓶的称谓改为“挂瓶”、“轿瓶”。名称的变化，亦反映功能的转变，因为乾隆时期壁瓶多出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悬挂在皇帝的御辇中。
有统计显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248件乾隆时期的各式壁瓶，其中的138件壁瓶上有不同体例的乾隆御制诗。这些诗文中，大多数是乾隆的《咏挂瓶》。
清乾隆 仿古铜釉御制诗文轿瓶 高20.5cm 中国嘉德 2011春拍
中国嘉德2011年春拍中，有一只“清乾隆仿古铜釉御制诗文轿瓶”上拍，以667万元成交。这只轿瓶隽巧别致，气质华贵，取双夔龙为耳，以仿古铜釉为底色，口沿以下分别装饰如意云头纹和夔蝠纹，瓶腹中间为长形倭角开光，围以模印鎏金夔龙纹，开光内白地墨书篆体《咏挂瓶》诗，篆法古雅清秀。末钤红彩篆书“乾”、“隆”关联章。底部为“乾隆年制”阴文四字篆款，端庄稳健，有别常见的描金篆款，是为乾隆壁瓶少见之款式。底部与背部皆敷设金彩，以模仿铜胎之效果。较之乾隆朝其它壁瓶，本品最为独特之处正是色釉之罕见，为乾隆壁瓶当中仅知的一例。
乾隆御制诗以它特有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为瓷器装饰拓展了一片天地，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乾隆时期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瓷器上所镌刻或书写的诗文多是乾隆皇帝的有感而发，这些“历史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的御制诗，不仅记录了当时宫廷中许多的政治活动，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乾隆皇帝的审美取向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提供了最直接的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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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商周时期的龙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鳞虫形态的龙，就是蛇体形，身体像蛇，无肢爪，有一首二体形，也有一体二首形；另一类是兽体形龙纹，张目，有肢有爪，身像兽体，尾巴卷转。春秋战国时期的龙都是兽体，爪是三趾，尾细而卷，张大口，角呈后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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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龙纹的特征是：身体是胖美健壮的蛇体；身上以斜方格组成的网状纹鳞片，代替了鱼鳞片纹；龙爪从过去的兽爪变为鸟爪形，爪甲绘成略弯的三角形，显得锋利有力；龙首的双角多分叉，口角比前期明显加深，所以上颚较长，特别是上唇，长而往上翘起；眼睛从过去的圆眼、三角眼变为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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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纹的体态在宋、元、明、清也有不同的变化。宋代龙纹头小脚大身躯壮，发后冲，有须，三趾，有威武感。元代龙纹头小，颈细，肢瘦而有力，龙首无发或疏发，舌长，身绘鱼鳞片或斜格纹。明代永乐以后，龙体变粗，张嘴伸舌，上颚高突，五趾为鹰爪。成化至正德时期，龙纹多闭嘴，方首，毛发上竖，龙睛圆睁平视，风车爪。嘉靖至万历时期，龙身又趋细长，毛发增多，龙首上颚伸出，面端鼻尖绘成如意状，似猪嘴，俗称“猪嘴龙”。崇祯时期始见正面龙，俗称“老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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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早期的制陶历史
陶瓷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古代埃及、西南亚、印度、波斯及希腊的劳动人民，也和中国古人一样，在辛勤的劳动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制陶工艺也都在新石器时代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后又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而发展。
生活在尼罗河两岸肥沃土地上的古埃及人民，很早就熟悉陶器的制造，最初他们生产的也是红陶和黑陶，质地较疏松，吸水率很高；后来曾出现一种方法，即用某种物质，例如石墨等，在陶罐外面摩擦，把它涂上一层，使陶罐能发现黑亮的光泽，随后以逐渐学会在陶器上描绘各种图案。他们还曾采用过一种制造彩陶的工艺，即用某种含氧化铁的泥土掺入坯料，这样烧出来的陶器具有瑰丽的红砖色。这种红陶曾普遍地流传在近东一带，当埃及进入奴隶制国家时，制陶工艺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古埃及人民很早掌握了制造玻璃的技术。
人们曾从公元前千余年的墓葬中和干尸上发现许多玻璃器皿。古代的玻璃几乎全都带色，也不很透明，因为那时制造玻璃的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什么埃及能这么早地发明制造玻璃的技术呢？这是因为在埃及的一些湖岸上，存在着天然碱（碳酸纳），就在制陶的实践中，人们发现，将天然碱与砂石混合，在高温中熔化后，得到一种美丽透明的物块，这就是玻璃，最初用玻璃制造珍贵的装饰品、酒杯、花瓶、香水瓶等，后来玻璃器皿才逐渐成为日用品。制造玻璃的技术也慢慢地由埃及传到邻近的西南亚各国，在纪元前又传到希腊、罗马。
罗马人对制玻璃技术进行了改革，以玻璃炉代替了烧锅，提高了熔烧温度，使其熔化成清稀的液态。进而又发明了吹管，生产出美观明亮的各种用具，他们还逐步掌握了借添加铁、铜、铅等金属的方法，制成彩色玻璃。这种夹层玻璃制品充分反映了当时玻璃制品的工艺水平。玻璃制品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还对中古时代欧洲炼金术、制药化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玻璃仪器及器皿也为近代化学实验所必需，是个有力的工具。古代的西南亚地区，主要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这一地区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公元前八千年左右，这里已处于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也进入金石并用的奴隶社会。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制陶业是主要的手工业之一。他们生产的陶器有黄色、红色和褐色，大多数具有单柄或双柄，这是该地区陶器的特色之一。在该地区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古代遗址中，曾发掘出红色和灰色的陶器，另外还有一种黄色雕花的陶器，最引人注目。同时人们还发掘出了有轴的陶轮。这说明制陶术又有了很大进步。后来陶轮传到了埃及、印度及古希腊。在埃及古城底比斯，从一个古墓中曾出土一张公元前1800年的壁画，上面绘着一个陶工跪在地上，在一个回旋着的陶轮上塑造一件器皿。这壁画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陶轮使用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一个侧面，公元前四千年，这地区的几座大都城，象古代世界有名的巴比伦，都采用了大量的砖来筑城，砖瓦是制陶业在建筑上的运用，普遍地烧造砖瓦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和繁荣。
印度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近五十年来，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很多古代城市文化遗址，这些城市文化遗址通称为哈拉帕文化。哈拉帕文化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遗址的材料表明，当时的生产力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制陶工艺也是这样，当时已普遍采用陶轮了。陶器上常饰有优美的图案和动植物的花纹，烧造得相当好，同时还发现一些坚硬的陶管和陶质的玩具，这表明陶器的应用已很广泛。
古代瓷器：宣德皇帝与蟋蟀罐
在中国历史上养蟋蟀和斗蟋蟀是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非常盛行。宣德皇帝就对养虫和斗虫就十分喜好。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但在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中，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却罕见蟋蟀罐。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而北京故宫也仅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这是何故？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罕究其原因，即：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郑重，绘画精美，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其珍稀亦是自然之理。
但在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从此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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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瓷上的文字装饰，除了常见的汉字外，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文字。它们作为瓷器装饰图案之一，有着独特而又深邃的文化内涵，是承载古代文明交流、文化互鉴、贸易往来等真实可感的重要资料。下文仅就较为罕见而又容易混淆的阿拉伯文、梵文与藏文三种瓷上装饰文字进行介绍与解读。
阿拉伯文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四系扁壶，现藏于扬州市博物馆
阿拉伯文是穆斯林国家普遍使用的文字，属于拼音文字，行文从右向左，横向书写。根据考古材料，湖南长沙窑在唐代中晚期最早烧造出以阿拉伯文为装饰的瓷器。那是一种青釉釉下彩绘瓷器，尤以褐、绿彩为常见。工匠们用毛笔蘸上彩料，将阿拉伯文书写于瓷坯上。文字的内容多伊斯兰教常用语，如“阿拉的仆人”“真主最伟大”等。这些带有阿拉伯文装饰的瓷器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中国对外瓷器贸易的繁盛而兴起，并对后世外销瓷的烧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的时候，景德镇窑青花瓷上所见的阿拉伯文装饰，是一种带边框或无边框的款识图案，以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梅瓶、大盘为代表，在它们的肩上、胫部或足边常有这种阿拉伯文款识。有的由镌孔填红色颜料制成；也有的用钴蓝料书写上去。
元代 景德镇窑青花后刻阿拉伯文款梅瓶 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
据专家研究，这些镌刻的阿拉伯文款识是由阿拔斯大帝（1578-1629年）下令后填上去的。因为阿拔斯大帝坚信，瓷器赐与祖先之前，将自己名字刻在瓷器上并摆在陵寺“瓷宫”的壁龛上，就如同他本人在向祖先行屈膝礼，以表达无上的敬意。因此它们虽是简单的标记，却也让我们知道了元青花的曾经流传经历与特殊使用情况。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随着郑和率领大型船队七次下西洋并到访阿拉伯半岛，瓷器上的阿拉伯文装饰也获得了更大发展。尤其是景德镇窑的工匠们巧妙地将中国瓷绘艺术与阿拉伯地区传统工艺相融合，运用毛笔为书写工具，蘸上钴蓝料，将阿拉伯文书写在瓷坯上，产生了著名的外销阿拉伯文青花瓷。文字的内容有“万物非主”、“赞颂归于真主”等。
正德时期，因皇帝信仰伊斯兰教并通晓阿拉伯文，故这一时期装饰阿拉伯文的瓷器不仅数量多，且造型丰富。除了碗、盘、罐、盒等多种生活器皿外，还有笔架、砚台、烛台、炉等各式文房用具。装饰形式上流行以圆形、菱形或方形作开光，再于开光内书写阿拉伯文。内容大多出自《古兰经》。装饰工艺技法与品种上也有所发展，当时除了青花还有白釉红彩。此后，瓷器上便很难见有阿拉伯文装饰了。
明正德 景德镇窑青花阿拉伯文笔架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明正德 景德镇窑青花阿拉伯文碗 现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明正德 景德镇窑白釉红彩阿拉伯文盘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藏文
明宣德 景德镇窑青花藏文僧帽壶 现藏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藏文属于字母书写体系。根据实物资料可知，明代永乐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上最早出现了藏文装饰，至宣德时期盛况空前，达到鼎盛，以西藏地区的藏品数量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西藏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僧帽壶，腹部书写藏文一周，内容为：“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昼夜吉祥，三宝吉祥。”器底书青花双圈“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竖款。造型借鉴西亚地区金属器的艺术元素，被称为中西合璧式瓷器的经典之作。
同样瓷器在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中也有出土，它们在造型、纹饰等方面完全一致，堪称是传世品与出土品完美呼应的佐证佳品。另外，西藏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高足碗也颇具代表性，其外壁饰缠枝莲托八宝纹和莲瓣纹，器内壁书藏文一周，译成汉文是：“白日平安，夜晚平安，中午平安，日夜平安。”外底青花书“宣德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
明宣德 景德镇窑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现藏于西藏自治区萨迦寺
除了青花，还有青花五彩。尤以西藏自治区萨迦寺收藏的这件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为典型，其口沿内以青花书写藏文一周，译为“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昼夜吉祥、三宝吉祥。”圈足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青花款。不仅绘画精细严谨，且制作工整讲究。这几件装饰着藏文的青花及青花五彩瓷器，均带有帝王年号款，文字的内容多为藏传佛教的经文或祈祷吉语，应是当时朝廷命令景德镇官窑为西藏上层贵族而专门烧制的赏赐瓷。成化以后，藏文装饰的官窑瓷器便较为罕见了。
梵文
明宣德 景德镇窑青花梵文出戟盖罐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梵文发展于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印度，传说是由梵天所创，也属于字母书写体系，代表性字体有悉昙体、兰札体、天城体三种。天城体流行于当今，也是印度佛教界和国际公认的梵文标准字母。明代永宣时期景德镇官窑青花瓷上最早出现了兰札体梵文装饰图案。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出戟盖罐为代表，盖面中心写一梵文，外环绕四个梵文；罐身环形书写三周梵文；盖内顶部及罐内底部“大德吉祥场”五个篆字外环饰的莲瓣内亦各书写一梵文。
这些梵文均以兰札体写成，内容为密咒真言，代表佛和菩萨的保佑，寓意佛光普照、驱邪避难与吉祥如意。明代中期，瓷器上的梵文装饰更加广泛，也极具时代特色。如成化年间的盘、杯类器物，梵文装饰不仅字数增多，且覆盖面积扩大，有的甚至全部由梵文装饰而成，装饰效果得以强化的同时也给人一种视觉冲击力。正德年间，以“花捧梵文”为代表，这是一种创新的图案形式，也颇具装饰艺术性与年代鉴定意义。
清代，瓷器上的梵文装饰在技法与内涵上又不断创新与扩展。除了青花还有斗彩。尤其是梵文与“寿”字组合的“梵文捧寿”斗彩图案，作为官窑产品一直持续发展至清代晚期，无论制作工艺、装饰艺术还是文化内涵均达到较高水准。
清道光 景德镇窑斗彩梵文盘 北京艺术博物馆
通过对古瓷上几种特殊文字装饰的简单梳理可知，唐代中晚期长沙窑瓷器上最早出现了阿拉伯文，历经发展，至明代永宣时期景德镇窑瓷器上又出现了藏文与梵文。这些充满着神秘色彩的特殊文字，不断向我们传递着各种不同的信息与内涵，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当时瓷器烧造者的用意与使用者的用途。但限于考古资料与文物研究之不足，仍需继续深入探讨与严谨解读。
宣德皇帝与蟋蟀罐
在中国历史上养蟋蟀和斗蟋蟀是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非常盛行。宣德皇帝就对养虫和斗虫就十分喜好。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 但在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中，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却罕见蟋蟀罐。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而北京故宫也仅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这是何故？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罕究其原因，即：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郑重，绘画精美，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其珍稀亦是自然之理。
但在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从此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佛教艺术纹饰在陶瓷上的表现
南朝、北朝均有装饰莲瓣纹的陶瓷器物出土，由于地域差异，其风格也略有不同。莲瓣纹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其形制也发生了变化，或变形，或作为一种辅助纹饰出现在器物的肩部、颈部。五代宋初莲瓣纹变成长条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莲瓣纹的宗教意义逐渐减弱，从而成为一种优美的装饰题材。万长林指出：“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逐渐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这种变化反映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审美领域逐渐摆脱宗教意义和神化思想的束缚，而以自然花草为欣赏对象，获得思想上的解放。”
忍冬纹是古代纹饰题材之一。忍冬又称金银花，为多年生长的绿灌木枝叶缠绕，忍董而不凋萎，故而得名。构成方式是以“S”行为基本骨架，在其两边分别生长出双叶或单叶。在陶瓷装饰上以3个叶瓣和一个叶瓣互生于波曲状的茎蔓两侧的图案。常与莲瓣纹相配作为主体纹饰。忍冬纹是由西方传入，东汉末年出现，魏晋南北朝时甚为流行。早期多被用于佛教建筑，随着这一纹饰的广泛运用，经古代工匠流用广泛。“忍冬纹的出现并使用即符合以植物花草来粉饰宗教的要求，又合乎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习惯，可谓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创造。”闫琰在《浅析忍冬纹装饰图案的应用》一文中述到：自从忍冬纹引进之后，优美生动的图案便日益丰富了起来，忍冬纹激发了合乎中国审美理想的新的装饰样式的形成。同时他还认为：忍冬纹被大量的运用于和佛教有关的装饰中，和它的形态变化多样，延绵不断，与佛教的轮回永生之念似有内在的联系。忍冬纹是一种变形植物花纹，是生命及命运树的简写形式，并与象征着佛诞生的莲花一起存在。忍冬纹的出现和佛教入传绝非是一种偶然。加之这一时期，忍冬纹和莲瓣纹搭配同时出现。前文述到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器上大多有忍冬纹的存在。
具有代表性的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朝青釉刻花忍冬纹单柄壶，高21.3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12.4厘米。此壶纹饰共有3组，肩部及腹下刻仰覆莲瓣各一周，两层莲瓣间，刻忍冬纹，每层纹饰之间隔以弦纹。纹饰层次清晰，线条简洁、明快、流畅。到隋代继续采用忍冬纹，唐代以后，忍冬纹逐渐被缠枝卷蔓的枝叶纹所代替。
佛教传入中国，并相继传播开来。而莲花和忍冬纹这一佛教语言也随之渗透到华夏文明的各个方面。美是提炼出来的一种形式，有它特有的时代背景和审美取向。南北朝时期佛教盛传，佛教艺术的主体纹饰—莲瓣纹、忍冬纹在时代背景和审美取向的基础上成为南北朝时期陶瓷纹饰的主流。
中国皇帝可任性处理各种藏品
每次看故宫博物院的展览，老是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收藏珍品是怎么被积累并被保管起来的？比如在清皇朝被推翻前后，逊帝溥仪即以赏赐为名，将宫中的大量书画文物运出故宫，这证明当时皇禁不严，皇上可以任性地处理各种藏品，既如此，这官府收藏的规则何在？
收藏：收藏故事
商周时代起，王室与贵族就已经具有文明承传的意识，开始以收藏来积累文明的物质样态了。河南安阳殷代王宫遗址的发掘中，宗庙建筑的左右时见窖室，其中有许多器物尤其是青铜器在焉！但当时的确尚无体制，并无规矩可寻。西周时代则特设“天府”、“玉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较早”，“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在“天府”“玉府”有专职“藏室史”负责藏品归类整理并作“簿记”。其中，青铜彝器必然成为其中之大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哲学家老子曾为周之“守藏室之史”，更有“苏秦发书，陈箧数时，墨子南游，载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梁启超语)，如果这些还只是书籍收藏与应用，那么像司马迁“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观孔子之遗风”，则证明当时孔子有宗庙，“衣冠琴车书”--生前的生活起居、著述、讲学诸遗物，受到“岁时奉祀”。这就是实物收藏的最早历史记录。
春秋镶嵌狩猎画像纹豆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汉代特别建立“天禄”“石渠”“兰台”……诸台阁；汉武帝设“秘阁”，搜求天下法书名画和古物名品。尤其是后汉中期如陈遵辈手札尺牍久负时誉，于是受到从朝廷命官到士大夫的追捧。而在南朝梁武帝时的收藏，其规模之大，诚有今人想象以外者。隋文帝建“妙楷台” “宝迹台”，是皇宫书画分类贮藏的开端。但直到唐代，有萧翼赚兰亭故事，有兰亭殉葬昭陵故事，但关于唐代书画以外的古物尤其是青铜器收藏，却是语焉不详。北宋时期从宋太宗到宋徽宗，大批收藏书画而外，对青铜器古物的收藏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仿器的规模与质量，如大晟乐钟以及其宫廷演奏，还牵涉有名的词曲家周邦彦，实在是一个自古未有的涉及音乐与文学、兼合词史与乐史的大文化事件。不是修养深湛的宋徽宗，根本无法措手。当时士大夫阶层如欧阳修、刘敞、吕大临、米芾、薛尚功、王俅、赵明诚、李清照、李公麟等等介入收藏后，与文史相结合，遂形成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的宋代金石学运动。欧阳修有《集古录》十卷，李公麟收藏古代青铜器，考订世次，辨别款识，赵明诚、李清照则编《金石录》，集金周钟鼎彜器汉唐石刻拓本有2000多件；著名书法家米芾还开研究收藏史研究著述之先河，著《书史》《画史》流布世间，把这些私人收藏私人著述再与宋徽宗御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联起来看，或再与宣和画院等专业机构互为映照，说宋代是人文时代，在收藏、研究方面有大进步，应该不是虚妄之言。
元明清以下皇宫的收藏虽然没有“首发”优势，但只要看看金章宗那一手漂亮的瘦金书，和柯九思任画学博士等等，即可知文脉不断。
真正在王朝的收藏历史中再续辉煌的，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部《石渠宝笈》，一部《天碌琳琅》，一部《秘殿珠林》，一部《佩文韵府》，一部《佩文斋书画谱》，浩瀚博大，条分屡析，几十册巨著的详细著录，是古代收藏史中从未有过的典籍记载，与此相对应的士大夫民间收藏，也是规模宏阔。比如周亮工、顾炎武、安岐、黄丕烈、高士奇、张廷济、瞿中溶、吴云、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吴大澂……朝野交汇，遂成清代收藏奇观。其中士大夫民间收藏与王朝收藏也未必非常泾渭分明，比如安岐、高士奇的收藏，最后全部被强迫捐献纳入皇宫，皇恩浩荡，岂敢有半个不字？
许多青铜彝器古物，都铸有“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字样，反映出收藏家本人希望传之久远的美好愿望，但千百年来，有哪些古物最后是可以“永保”的？历代收藏家们的际遇与心态告诉我们，富不过三代，“永保之”其实也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而已。勿为物累，勿为心炫，顺势而生，随遇而安，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王朝如此，王朝的收藏亦复如此。
制釉和挂釉
制釉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把土或岩石原样不动地调合来用。另一个方法是将土或岩石混合用火使之熔融，然后骤然冷却作成玻璃，名之为“熔块”。这样作成的釉要碎为细粉混入水中，使之成为有粘性的汁液用来挂坯。如果这种浆粘力不足而不易附着在坯上时，可以在浆内混入糊精、甘油或其他有粘性的有机物质，例如海带的浆糊等。有的坯体露天干燥后立即挂釉，但也有预先在800~900℃低温下煅烧，即所谓素烧后才挂釉的。
前一个方法叫作“生坯挂釉”，在我国多有使用。而国外瓷器则一般是用后面所谓“素烧”方法。因此，对一件瓷器的鉴别，首先看它是生挂还是素烧，便可大略知道是中国所制或国外所制。不过这也只能作为一种较为便利的线索，当然为一般精通陶瓷的人们所熟知。有些日本仿制的我国古瓷，故意作成使人一看便认为是生挂的样子，如果只靠这一点便作决定，往往是很容易上当的。
挂釉时，若是素烧坯，普通多是很快地把它放入调好的釉汁中立刻就提出来，这样釉便吸着在坯的表面，和用刷或笔涂的一样匀平。若是茶碗一类，就要夹着碗足很快地放进釉中，急忙上下两三次，叫作“浸釉法”。若是庞然大物，可以用杓子一类东西盛釉从周围溜挂，一般叫“浇釉法”或“溜釉法”。
生坯挂釉时，若是里外一次挂釉，很容易使坯体破坏，所以要在里面注釉并加以转动，待干燥后外面再行浸挂或溜挂。也有用刷和笔来涂挂的，这种方法多用于色釉，例如明朝初期的青花器足内往往出现刷纹，可以看出是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此外，虽还有“喷挂”的方法，但是主要用于极大或极薄的器物上。例如所谓“脱胎器”似乎能够透视的薄瓷器，就是除去使用这种方法以外别无其他挂釉法的。这种方法是：先在里面喷上釉，干燥后将外面的坯体削薄，然后再喷釉在外面。如宋代有名的郊坛窑的作品，就是坯薄釉厚，甚至釉的厚度竟有坯的一至三倍左右。若仔细观察这些作品的碎片，显而易见是挂釉两层至三层的，所以说这类瓷器大约使的就是喷挂法。再如康熙时代的桃花红便与郎窑红不同，根据当时住在景德镇有名的旦特克尔氏信中所载，也是用“喷釉法”作成的。
景德镇的瓷器多是在挂釉以后方将器足削去。相反，日本瓷器都是在全部成形后再挂釉。所以细看江西瓷的外足釉与坯的分界，釉是以锋利的切线断然而止的，这一点与日本制品迥然有别。古瓷中明代制品多留有削足的痕迹，而清代所作除劣等品外，大都在切削过的足端用濡笔或布加以揩拭，因而足底面总是带有一种柔软、滑润之感。试看清代瓷器中有仿明代制品很相似的，但从未见有模仿这种削足之癖。有时虽然很难用肉眼判断，然而如果用放大镜一看便可大体了然。当我们鉴别明瓷与清瓷的时候，固然一般都可由它们的器形、釉色以及图样等各方面综合来看，不过有时也会陷于迷惑而莫知所是。此时如能注意一下这种削足之癖，便会成为鉴定上的一个有力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