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一天下午2时许，犯罪嫌疑人杨某、蒋某、陈某等人在某市新城F区工地拉弃土等待装货时，发现施工挖掘机从地下挖出两陶罐陶瓷器皿，杨某、蒋某、陈某在明知该器皿为古物的情况下，与在现场施工的其他几人私分后拿回家中。杨某私分古瓷器36件，卖了10件（获利33万，退回28万），私藏14件（1个二级文物、10个三级文物、1个文物），上交12件；蒋某私分古瓷器21件，卖了6件（获利4万，退回4万），私藏4件（1个一级文物、1个二级文物、2个三级文物），上交9件，1件送人；陈某私分古瓷器25件，私藏17件（6件三级文物，11件文物），上交7件。上述嫌疑人贩卖文物均是在相关部门通知出土瓷器为文物之前，上交、私藏是在通知之后，私藏的文物均被追回。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杨某、蒋某、陈某将工地挖出的文物擅自藏匿并转移变卖获利，相关部门通知后仍拒不交出，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关于本案犯罪嫌疑人杨某、蒋某、陈某的行为定性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构成倒卖文物罪；第二种意见，构成盗窃罪；第三种意见，构成侵占罪。
[速解]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杨某、蒋某、陈某的行为不构成倒卖文物罪
倒卖文物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观上表现为故意，且以牟利为目的，对于不知为禁止买卖的文物而倒卖的，不以犯罪论处。本案中，杨某、蒋某、陈某对捡拾的出土瓷器进行贩卖时，并不知道该瓷器为文物，只知道是一些老东西、古董，可能要值钱，主观上并不明知所卖的瓷器为文物，且相关的贩卖出去的疑似文物公安机关未进行鉴定，是否属于文物无法确定，进而也无法确定已经贩卖的文物是否属于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因此，不符合倒卖文物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上述人员构成倒卖文物罪，宜认定为事后不可罚的行为。
二、杨某、蒋某、陈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其中“他人的埋藏物”，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可以是所有人不明的国家的埋藏物、集体的埋藏物和个人的埋藏物；狭义的解释，仅指个人的埋藏物，但是对此作狭义的解释又与《刑法》规定的“埋藏物”的字面含义不相符，作了限缩性的解释。《刑法》第270条对侵占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是亲告罪，属于自诉案件的范畴。如果按广义的解释，所有人不明的国家的埋藏物，应由国家提出告诉，具体的应由有关机关提出告诉，那么又违背了侵占罪是亲告罪的立法宗旨。这样看，立法确有缺失。在修法前，对“他人的埋藏物”宜作狭义的解释。本案中，上述犯罪嫌疑人据为己有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是国家的财产，被害人是国家，从上述狭义解释的角度出发，本案不宜定性为侵占罪。
三、杨某、蒋某、陈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均属于国家所有；发现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本案中，杨某、蒋某、陈某在发现出土文物后，一直未向施工方报告，也未向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报告，而是擅自藏匿并转移变卖，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手段将出土文物占为己有，变卖获利，且在相关部门通知后仍拒不交出部分文物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杨某、蒋某、陈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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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窑的圣火如何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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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史
曾经辉煌千年的中国陶瓷，如何复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多年来，许多热爱中国陶瓷艺术的人们多有探讨，也有实践。这些前行者的努力其实已为中国陶瓷这个千年古窑燃起了新焰。
融传统元素于都市环境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陶瓷，要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得以复兴，必须探索各种将传统陶瓷文化的元素与现代都市环境相融合的途径。
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的陶艺个展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陶艺家已突破了陶瓷作为“器皿”的创作模式，而将陶瓷创作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环境艺术。本世纪以来，朱乐耕创作完成的大型环境陶瓷艺术作品有：世界上第一个以陶瓷材料装饰而成的音乐厅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九江市民广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莲趣》；上海浦东机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惠风和畅》；天津瑞吉酒店大堂的陶艺装置壁画《流金岁月》；最近刚完成的，安装在韩国济州岛衣恋·肯辛顿济州酒店的《生命之绽放》(350平方米)、《天水之境象》(120平方米)等大型环境陶艺装置作品。
且以济州岛这件作品为例，来看朱乐耕如何融传统元素于现代都市环境的。这家五星级酒店大堂跨越两层的巨大墙面，被朱乐耕用数以万计的各种造型陶瓷“元素”覆盖。远远望去，仿佛是古窑址历代陶瓷碎片的堆积层，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陶瓷的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对传统陶瓷艺术形式和各种技法的深刻了解和熟练掌控，使得朱乐耕创作的陶瓷自然流露出一种“古意”。同时，他对现代抽象艺术的了解，又令其创作思路空前自由。他以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的构成法，来布局他心中无穷“古元素”，将数以万计的各式瓷片、瓷条、瓷卷等进行组合，回旋起伏，形成浩大而空灵的气韵。
在这个巨大的瓷片“堆积层”下方，是他用陶瓷制作的耕牛群和马群（见图），令人生田园牧歌之思；上方又是另一面夺人眼目的红地白云“瓷墙”。他像是多多益善的统帅，调兵遣将，设局布阵。他又像是导演，在营造一个梦境。这个陶瓷空间给观众带来多元的感受可能，体会着人与自然、历史、生命、梦想、升华的关系。
进入环境艺术领域，将使陶瓷艺术在作为陶瓷之国的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可能，因为面对当今世界，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标志。
像笔墨一样被普及使用
随着陶瓷烧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各种为陶艺创作的服务日益完备，制作陶艺作品的技术壁垒将很快被打破。创作陶艺，将会像国画、书法一样在大众普及。家庭拥有瓷窑，中小学开设陶艺兴趣课，在西方一些国家早已不是稀罕事。旅美陶艺家周光真近年来致力于回国推动陶艺普及。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随轩艺术中心从2012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市少年儿童陶瓷艺术展”。
除了陶瓷学院以及各大瓷都，大城市如北京、杭州、上海的艺术学院均已纷纷开设陶瓷专业。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柴窑艺术中心不久前落成。这些将有助于更多的艺术家投身于陶瓷艺术创作。有别于过去画家蜻蜓点水式的玩票，上海的著名国画家陈家泠10年前就设立了自己的陶瓷工作室“泠窑”，坚持至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上海最早汇集名画家们尝试陶瓷创作的“申窑”，据悉即将扩大规模。
学院派陶艺家正在崛起。如白明、白磊、刘正、胡小军等，正吸引了新一代陶瓷收藏爱好者的关注。从小习画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小军，很早就投身陶瓷艺术创作，他从练泥、拉坯、修坯、配釉、绘画、喷釉到烧窑都亲历亲为。这种全能型的陶艺家，能更好地通过陶瓷这个媒介表达自己内心的艺术灵感。让陶艺成为真正的陶艺，而不是画在陶瓷上的画（见图）。
在当今世界艺术大环境下，只有形成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陶瓷像纸、笔、颜料一样普及运用于艺术创作，以致更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投身到陶瓷创作中来，非但中国艺术家，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亦共同参与，中国陶瓷才可能迸发出无愧于祖先的新辉煌。
推动雅文化进入现代生活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田子坊的教学实验基地举办了“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参展的所有台湾陶艺家的作品都是实用的“小器皿”—茶壶、茶杯、茶叶罐等。但其各具韵味的艺术气息，又让这些实用小器皿变得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见图）。
将中国古代的雅文化通过陶瓷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结合，是台湾陶艺家多年来孜孜以求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已故台湾陶瓷学者、陶艺家、香学研究者刘良佑，在精研宋代汝官窑的基础上，探索出新汝窑的烧制法，设计制作了兼具宋代和现代意韵的茶具和香具作品。这些作品既有艺术的传承，又有艺术的开拓，还具有生活的实用功能。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之必然。雅文化生活方式，是古代中国文明对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伟大贡献。在经历了巨大的文化断层之后，面对当今浮躁、快节奏的世界，雅致生活的理念再度引起人生的反思和向往。陶瓷作为古代中国雅文化的重要载体，若能顺应艺术生活化这一世界潮流，化身千般风雅，让世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人生的雅意和美好，千年古陶瓷的圣火便真正复燃了。
古中国与埃及瓷器的渊源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古中国与朝鲜瓷器的渊源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朝鲜瓷器
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瓷器上的纹饰是如何弄上去的？
纹饰是指陶瓷表面的纹样，它可以是用划、刻、贴、印、绘画等方法来完成。纹饰有简有繁，随陶瓷工艺进步以及人们的信仰、喜好、时尚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变迁。纹饰的原始功能是美化陶瓷器和表达人们的信仰及情趣。但从鉴定的角度看，它们往往起着协助断代的参考作用。因此熟识某个朝代陶瓷纹饰的特微， 或者某种纹饰的起源、发展及消失的年代是古陶瓷爱好者应具备的知识。它们与对陶瓷胎、釉、器形等的认知一起成为古陶瓷断代的重要依据。
划、刻、贴、印纹样均是陶瓷工艺技术。它们的出现在历史上有迟有早，但往往不能作为断代的绝对依据，必须对具体的瓷器进行具体的分析。有时一件器物会同时出现划、刻、贴、印两种以上的装饰技法。
划花是操用尖硬的竹、木、铁杆等工具在半干的器坯上划出所需的花纹，然后上釉入窑焙烧。划花线条纤细流畅，在釉面下有一种飘逸的美。北宋定窑白釉瓷和景德镇窑影青瓷的划花装饰是这方面的代表。
刻花与划花不同，它是工匠们操用铁刀等工具在半干坯体上刻出较深的花纹。相比于划花，它的线条有宽、窄、深、浅的不同。配合深浅不同釉色的变化，纹样在釉下颜色变幻有很强的立体感，北宋耀州窑陶瓷的刻花器是最典型的器物。
印花是使用已刻好花纹的陶模，在未干的坯件上印出花纹。另一种印花方法是直接在模具上模制出有花纹的坯件，然后上釉入窑焙烧。显然，印花比起划花及刻花工艺生产效率要远远高得多。印花工艺出现较晚，约在北宋中、后期才成熟并广泛应用。宋定窑印花器及南宋景德镇印花器均是典型的精美器件。我们注意到一些器件上同时使用了印、刻两种工艺，通常是在印花坯件上进一步修饰、加刻，使之美化。耀州瓷常见这一类器物。印花刻花常混淆，鉴别方法是刻花通常较深、线条变化幅度大，特别是刻花纹样可以刻出垂直器面九十度的深刻面。而印花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印花是模印，要有"拔模斜度"。不然在脱模的时候，坯件上该处花纹被模具拖出。破坏了纹样的完整性。
贴花是向素坯体上贴加装饰小坯件。通常是将模印或者捏塑出的花件、人物、动物、铺首等用泥桨粘贴在原坯件上，然后上釉入窑焙烧。因此它们是堆砌成的具有立体纹饰的器件。贴花工艺从汉代开始流行，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古陶瓷器物中，当以六朝及隋唐的贴花器件最为典型。
古中国与马来西亚瓷器的渊源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展示刚打捞出的中国瓷器
在05年的时候，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马来西亚海域，打捞出10吨重的中国明代的外销瓷瓷器和碎片，这些外销瓷是景德镇专为销往欧洲烧制的。经过鉴定这些瓷器是景德镇观音阁窑口出产的。观音阁窑是景德镇最著名的民窑之一，由于水准高超，所以产品几乎可以与官窑媲美。而万历号所运载的瓷器，则是观音阁窑口外销瓷器中的精品。
据有关专家介绍，由于这批瓷器是用于出口，所以其形制和花饰与我国传统瓷器有别。比如一只军执大象，其实是用来盛放液体的壶。还有其他一些瓷器上的花纹，在国内瓷器中也是从未见到过的，显然是当时的工匠为了配合外销特制的。这些瓷器上，凝聚着４００多年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和贸易史。
盛开古瓷器上的牡丹，你见过吗？
□记者段伟朵通讯员胡寅文记者张琮摄影
核心提示|除了花圃里盛开的牡丹，你见过开在文物上，千年不衰的牡丹吗？昨日，记者走进洛阳博物馆，探访在各种器具上“盛开”的牡丹花：有的盛开在宋代的瓷枕上，有的盛开在清代的挂屏中；有的牡丹盛开在珍宝馆里的白釉黑花梅瓶上，有的盛开在慈禧太后御用画师的笔下。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象征着富贵和吉祥的牡丹纹饰始见于唐代，北宋宫廷和民间的使用非常广泛。洛阳博物馆目前展出的文物中，有20余件绘制有牡丹相关的纹饰或者图案。
【发现】洛阳文物上的牡丹纹饰始见于唐代
昨日上午，记者在洛阳博物馆对开在文物上的牡丹进行探访。
商代的兽面纹铜觚、战国的彩绘蟠龙纹陶壶、战国的狩猎纹铜壶……早期的精美文物不少，但纹饰多以动物、人物为主，到了汉代，彩绘陶器上开始出现花草纹饰，但大多造型简单，并非“牡丹”。
“牡丹”到底在哪里？
随后，记者来到展出五代北宋洛阳城文物的一楼第三展厅。牡丹终于出现了！一件青釉印花缠枝牡丹纹瓷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个瓷碗外表看起来与现在使用的瓷碗差别不大，但碗内有非常精细的牡丹纹饰，一朵牡丹“开”在碗壁上，周边装饰着各种枝叶。
在这个瓷碗不远处，一批牡丹文物“集体”出现了：是宋代的瓷枕，包括珍珠地牡丹纹瓷枕和三彩牡丹纹枕等。据介绍，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唐代以后开始批量生产，北宋时期进入繁荣期，造型很多，从实用品转为艺术品。记者眼前的这个三彩枕长32厘米，宽19.5厘米，高11厘米，枕面饰单瓣棕黄色牡丹一朵，花蕊呈绿、白色，周饰绿色，光泽浓艳。
“从考古发现来看，洛阳文物上的牡丹纹饰始见于唐代，兴盛于北宋，这与当时人们对牡丹的推崇相吻合。”洛阳博物馆一位工作人员说，自隋唐起，随着牡丹在洛阳人工栽培成功，牡丹图案开始作为装饰出现，寄寓了人们对生活的美丽憧憬和良好祝愿，还出现了具有独特魅力和艺术成就的牡丹瓷。
【珍宝】白地黑花开光鸭戏纹梅瓶，黑色牡丹格外亮
在珍宝馆内，记者看到了一件宋代的白地黑花开光鸭戏纹梅瓶，白地黑花，瓶身上的牡丹图案异常清晰。
记者了解到，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类型更为丰富，碗、盘、壶、罐、盒、炉、枕、砚等，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梅瓶1970年出土于宜阳县东王庄洞沟村，通体施白釉，绘黑彩，中部饰牡丹和鸳鸯戏水纹，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
“梅瓶的主题纹饰的牡丹花，枝叶缠绕其间，仪态万方，是博物馆馆藏的精品之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牡丹象征着富贵和吉祥，在民间和宫廷都很受欢迎。如传统的代表吉祥的“缠枝纹牡丹”，又名“万寿藤”，其结构连绵不断，有“生生不息”之意；有牡丹与石头或梅花组成的图案，寓意“长命富贵”；将牡丹图案周围饰月季、长春草等，象征“富贵长春”等等。
【亮点】手掌大的牡丹画为慈禧“代笔”缪嘉惠所作
除了各种器物上的牡丹，还有画作上的牡丹。在书画馆内珍藏着一幅《牡丹图轴》，泛黄的卷轴上，绘制着数枝遒劲有力的牡丹花，为清朝著名画家恽寿平所作。恽寿平从前人的作品中吸取经验，并参考画史文献，创造了没骨花卉画法，这幅牡丹图轴就是这种画法的代表之作。
除了民间，牡丹纹饰在宫廷也非常受欢迎，在清代宫廷文物展厅内，展出一批故宫慈宁宫大佛堂的文物，这是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由故宫博物院调拨给洛阳博物馆，主要以宫廷佛教法物为主，兼有宫廷生活用品，在这里，记者找到了一幅出自于慈禧“代笔”、宫廷女画师缪嘉惠所绘制的牡丹图插屏。
这个插屏底座为牡丹纹饰，上面装裱着5幅精美的花鸟图，每一幅图画约有手掌大小，其中，最右边一幅为牡丹图，虽然历时百余年，依然笔画清晰、色泽鲜亮。
此外，黄杨木雕的花鸟挂屏、四季花卉挂屏、紫檀边刺绣百鸟朝凤挂屏等，上面均有牡丹图案。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古人眼里，凤为百鸟之王，牡丹为花中之王，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凤穿牡丹”或称“飞凤穿花”的吉祥图案，在元、明、清青花瓷器中十分常见，“龙凤呈祥”在宫廷艺术中大为流行，“凤穿牡丹”却成为民间大众十分喜爱的画面。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洛阳博物馆目前展出的文物中，有20余件绘制有牡丹相关的纹饰或者图案，主要分布在一楼河洛文明展第三展厅、书画展、珍宝展以及清代宫廷文物展等展厅。此外，博物馆二楼长期展出著名画家王绣老师绘制的牡丹作品，与流传千年的文物相映生辉。
成都摩诃池遗址旁挖出明蜀王府城壕 出土官窑瓷器
7月8日，摩诃池遗址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城壕(圈中)。
“摩诃池杜甫陆游在这儿泛舟吟诗”后续
@华西都市报：今年5月，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区发掘出摩诃池遗址。7月8日，摩诃池遗址旁又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红砂石墙壁，初步推测为蜀王府内河道旁的城壕，年代大约在明初。城壕内出土了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上有龙纹和凤纹，应为蜀王府之物。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该遗址的保护方案也在拟订中。待考古发掘完成后，各方专家将评估该考古遗址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并以此决定原计划修建的综合停车场是否需要修改方案。
今年5月下旬，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区发掘出隋朝蜀王杨秀挖的人工湖摩诃池遗址，让存在于古诗词中的摩诃池露出“真容”。随着进一步挖掘，明代蜀王府河段旁的城壕也再次重见天日。7月8日，记者从成都市考古工作队了解到，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作业区又有新发现，摩诃池遗址旁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红砂石墙壁，初步推测为蜀王府内河道旁的城壕。“城壕内出土了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上有龙纹和凤纹，应为蜀王府之物。”
摩诃池被填改成蜀王府河道
北起东西御河，南到红照壁，东至东华门，西达西华门，面积38公顷有余……这是现存资料对明代蜀王府的注解，这个明代藩王中最华丽的宫殿，就在现在的天府广场和四川科技馆一带。1381年修建，1390年竣工，蜀王府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儿子朱椿所建。这座皇家建筑，园林精致优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其中的“菊井秋香”被誉为成都八大景之一。
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摩诃池东南部的走向、范围和堆积情况，这个让诗圣杜甫“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宋代陆游“一过一销魂”的人工湖，终于穿越到现代，露出了一小部分的“真容”。但据史料记载，修建蜀王府时，大半个摩诃池被填平了，那么摩诃池在蜀王府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考古现场给出了解答：蜀王府利用这个人工湖，改造成为了河道。成都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易立说，最近他们新扩考古面积约1900平方米，在摩诃池的遗址旁，发掘了两段由1米长红砂石组成的“墙壁”，初步推测为城壕。
记者在现场看到，城壕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段，其中东西向长70米，南北向长45米。“在这些城壕下，古时侯应是一段河道。城壕旁边，还有完整的踏道与其相连，供人们从这里上下河道。”这段明末的“踏道”，就在城壕的南北角，一段2米宽的青砖路斜斜延伸至城壕边，古人可以从这里进入摩诃池。
新发现城壕出土龙纹官窑瓷
红砂石的墙壁为何称为“城壕”却不是“城墙”呢？易立说，这排红砂石的墙壁，区域是在蜀王府内，不是皇城的外城墙，年代大约在明初；而城壕旁边的河道也不是护城河，只是蜀王府内的一片水域。城壕的中间有4个平台，平台两两相对。一组平台长6.50米，另一组平台则长16.50米，它们紧沿着城壕墙脚向外延伸出4米，形成一个高约1米多的平台。易立说：“这些平台在当时的用途，现在还没有定论。”
河道内出土的一些瓷片，证明了这片城壕的“皇室”身份。在前期的考古工作中，现场发掘了瓦当、陶器、瓷器等物品，多为成都本地的青羊宫窑、邛窑、琉璃厂窑烧制，算不上等级高。但新出土的一批瓷片，却是景德镇官窑烧制，其中包含有五爪龙纹和凤纹，乃是皇室的图腾。
在现场，易立展示了一块青花碗的残片，底部的印章清晰可见：大明宣德年制。另一只蓝釉瓷器残片上则印有五爪龙纹，另一款白底黑釉瓷器绘有一龙吐珠的图案，周围祥云飘浮，仿佛龙在云中腾飞。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成都体育中心的升级改造计划，拟在体育馆北侧修建一会议中心，南侧修建一停车场。
随着摩诃池的考古发现，究竟该保留该遗址，还是让位于市政建设，抑或者二者并存也因此而进入研究之中。
据了解，此次补充发掘，将为成体中心考古项目补充更详实的考古资料。待考古发掘完成后，各方专家将据此评估该考古遗址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并以此判断原计划修建的综合停车场是否有必要修改方案。
□相关链接
蜀王府毁坏缘由
1644年，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入成都，张献忠在蜀王府自称大西王，并以蜀王府为西王府，1646年，张献忠在撤离成都前焚烧了蜀王府，蜀王府部分建筑被烧毁。
1659年，清朝军队攻占成都，将蜀王府设为贡院。
1917年和1932年，两次军阀混战，蜀王府遭到极大破坏，该地方逐渐废弃，成为市场，但未毁灭。
1967年，剩余建筑被炸毁，变为展览馆。
记者王浩野摄影吴小川
古中国与拉丁美洲瓷器的渊源
15世纪 ,新航路的开辟使海洋贸易发展了起来 ,沟通了世界各地的联系。由于海洋交通便于瓷器的大量运输 ,使在新航路开辟前只有西方王公贵族才能享有的中国瓷器成为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较为普遍的生活用品。哥伦布发现美洲后, 拉丁美洲各地先后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 中国瓷器也随欧洲殖民者一起传播到了拉丁美洲。最初是葡萄牙商人, 后来是荷兰等国商人贩运中国瓷器转销欧美各地。
16世纪初, 在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贵族家庭中已有人使用中国瓷器。到16世纪后期从中国销往拉美的瓷器已占相当数量。本世纪40年代,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在旧金山以北德鲁克海湾附近, 发掘出70余件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器。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象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大量传入拉丁美洲 ,使拉丁美洲人民了解中国悠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窗口。中国瓷器具有独特的工艺美术文化和昂贵的价值，是收藏家争相购买的珍品 ，而且瓷器属于精美的工艺品和实用的生活用品以及装饰工艺品等原因，深受拉美人民喜爱。
中国瓷器传入拉美后，对拉美民众的生活习惯、宗教文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拉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拉人民友谊的纽带。
不同时期古瓷器器型、纹饰的不同
器型方面，应侧重对器物造型的古拙、敦厚、粗笨、秀美、玲珑、华丽等不同风格进行研究，详加分析对比，摸清其演变规律。仅举玉壶春瓶为例，自宋代始创以至晚清民国，历朝均有制作，而风格却代有变迁。如清雍正时仿明宣德青花玉壶春瓶，虽然制作精工，但其余姑置勿论，仅造型一项的微妙差异亦可略见端倪。整体风格外，对于不同器物，还要从口、腹、底、柄、耳、颈、流、系、足以至器里等各个局部加以观察，看看各时代有何异同。若能经常把玩和测量古瓷的器体部位，体重厚薄，熟记大小，对于鉴定工作十分有利。
纹饰方面，也同造型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无论题材内容、装饰手法抑或工艺技术，不同时期的纹饰均有不同的表现，成为瓷器断代和辨伪的有力依据。例如明初永宣瓷器中的青料晕散和下凹斑痕等特有现象，后代仿品都不能准确再现。清雍正仿永宣器，常用复笔加重点染青花来刻意仿效宣青的效果，但因钴料不同，就无法克服色彩漂浮的弊病。又如成化斗彩纹饰中"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画人物衣纹不加渲染，表里不分，如著单衣。这些微妙的时代特点，往往为后世仿造者所忽略。至于施彩工艺的演变，如成化斗彩中独具的姹紫色和不施黑彩；明代及清初红彩均为深枣皮红色；明代绿彩多显黄绿色；粉彩是于康熙中晚期才出现的；此类知识必须具备。另外，纹饰图案所表现的画风和笔法，也特别值得注意。如后仿清前朝珐琅彩、粉彩、五彩、斗彩等器物，运笔常显拘谨、稚嫩、生疏、滞断，或图案层次不清，无生动感。还有的纹饰过于细腻，亦足以引起我们的怀疑。
陶瓷文化：宋代瓷器的特点及鉴定古市源
推荐关键字瓷器官窑陶瓷宋代瓷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很多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占大多数。宋代陶瓷窑以材料，工艺分很多瓷窑系，有时一个地区出现很多窑系，从生产性质而言，有官窑与民窑之分。以地域而言，受唐朝制瓷业影响，有“南青北白”之说，南方以越窑、龙泉窑、景德镇影青等青瓷为主，北方以邢窑、定窑等白瓷为主。宋代瓷器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当时的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
一胎釉：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窑系：其中最著名的为：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当时只有官窑瓷器为朝廷使用，其它窑系挑选精品为朝廷官家使用，剩下的为民间使用。
例如:1汝窑胎质细腻，工艺考究，以名贵玛瑙入釉，色泽独特，随光变幻。其釉色，如雨过天晴，温润古朴，其釉面，平滑细腻，如同美玉。器表呈蝉翼纹般细小开片，釉下有稀疏氧泡，在阳光下时隐时现，似晨星闪烁，在胎与釉结合处微现红晕，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莹润如堆脂的质感。
2官窑瓷器选料精细，用料考究，胎质细腻，胎色呈紫黑色，足边及口沿釉薄处呈紫褐色，故有“紫口铁足”之称。釉厚如凝脂，釉面莹润如玉，光泽柔和。釉面有粉青、翠青、灰青、米黄等多种。釉面纹片是官窑器物的特征之一。
3哥窑器物胎色较深，胎质细腻，足边及口沿釉薄处也可见深色胎，制作工艺精湛，装烧方法亦采用支钉支烧或垫烧，一些盘炉器物的足底有极为规整的圆形支烧痕。釉色以青灰、米黄为多，釉质肥润，釉面有细碎的片纹，纹分两种，一种开较大的黑色片纹，另一种是在黑色片纹中又开细小的黄颜色片纹，俗称“金丝铁线”，是哥窑器物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
4定窑定瓷胎质坚密、细腻，釉色透明，柔润媲玉。定窑以装饰见长，其刻花奔逸，印花典雅，辅助以剔花、堆花，各得其趣。定窑以白色为多，之外有红、黑、紫、绿诸色。
5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钧瓷以釉色窑变见长，素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双”的特点。同样的釉色，入窑经1350度高温烧成后，每件瓷器呈色不一样，并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景观效果。
作者：古市源来源：中国文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