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陶刻艺术的题材极为广泛，形式更是丰富而多样，举凡山水、人物、花鸟、博古诸图案均可作为入画素材。陶刻作品特别讲究各体书法，利用正、草、隶、篆、钟鼎、石鼓等各体不同的书法来表现于各式形体，或图文并茂，或情趣皆有，表现出作品的构图严谨、参差有致，体现了陶刻艺术的精髓,更是和壶型方、园相得益彰。
方与圆在艺术作品中的被广泛应用，除了因其视觉上独特的审美效果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中国古人“天圆地方”思想的影响。这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并由此影响到中国人的审美倾向。比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就主要以圆形和方形为主，但似乎方器比较多些，大件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小件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缶等等，不胜枚举。有趣的是这似乎和紫砂壶的整体状况刚好相反，后者恰恰是圆形壶大大多于方壶。专家认为这是紫砂方器的制作难度大和其实用性不如圆形器的结果。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还渗透到大到建筑，比如天坛，小到玉琮和钱币的设计上。由此可见，方圆造型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深深烙印到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之中。
圆是最有弹性的几何形，它在紫砂艺术的造型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几乎所有的壶形都有圆的踪影。人们通常对圆形壶外形的基本要求是“圆、稳、匀、正”，甚至要达到珠圆玉润的地步。实际上在圆壶中是不可能真正地做到“珠圆”的，一般的情况恰恰是多个大小、弧度不同的圆形的重叠、变化、映衬，以此构成壶体的“圆润”之美。有时是壶身壶盖壶钮的圆形对照，比如邵大亨和程寿珍的掇球壶；有时是提梁和壶身的圆形对照，比如经典的大彬提梁壶；更多的还有圆形把圈与壶身的对照，拿在手中把玩一番，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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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器型的审美形态
《说文解字》：“形，象形也。从彡开声。”指形象、形体。《易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也取此意。在紫砂壶造型艺术里，我们可以理解为：造形及造形要素点、线、面、体，即所谓“形乃谓之器”，“成形曰器”。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规定的制作式样。例如，宫殿、服饰、瓷器等器用的式样。而“意”的内涵就比较复杂。《说文解字》：“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从造字的来源看是与“内心”有关系的，指内心的想法，意思。李煜《浪淘沙》词有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又引申为“意味”。不过这还是与审美上的概念差得很远。审美上我们把它引申为“意象”，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传统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形成是客观物象经主体意识的加工，糅入人的意志，情感，思想观念，带有理想化、审美化的形象。它也是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一种审美形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然后使玄解之宰，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意象的获取乃是造型观念、审美心理最基本的部分。本文所说之“形”即指紫砂壶的点、线、面所形成的形体和式样，“象”的概念近之；“意”即指融客体与主体的审美境界，与“境”的概念近之。
概念既明，进入正题。前文说过“中国传统美学注重形与意的关系。重写意而不否弃形似，肯定理性与直觉统一，但偏重于直觉。”其实，形与意的关系，远在庄子、《易传》和魏晋玄学家那里就多有论述，比如，“圣人立象以尽意”（《易传》）“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王弼）等等。唐代刘禹锡受前人启发提出“境生于象外”之说。由此，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紫砂工艺杰出代表的紫砂壶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境生象外”。“境”或“意”指的是由紫砂壶的“形”“象”而引起的趋向无限的朦胧的想象和境界。司空图称之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并且引戴叔伦的话“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与极浦书》）来加以形容。
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紫砂壶这民间工艺品显得实在太苛刻，因而符合这样要求的作品确实不多。但正因如此，则更能显出创作者的高超技艺和艺术感悟力。个人认为顾景舟的“上新桥”精巧绝伦，就达到了形与意的完美结合。身筒上荡漾着波纹，桥形钮让人不能不联想到江南的石桥，把圈上的飞扣设计成小舟更是点睛之笔！宁静的小河泛起圈圈涟漪，一叶扁舟唉乃着划向石桥，这简直就是一幅意境隽永的江南水乡图。波纹、桥钮、舟形飞扣巧妙而简练地组合起来并形成一种“气韵生动”的审美效果，引人无限遐想。可以看出顾大师的匠心独运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艺术境界的深刻领悟之上的，也难怪有人说他是中国最有文人情怀的紫砂大师。他借助经过提炼、简化的形，写意地表现了水乡的神韵和意趣，这极像中国水墨山水画带给人的简淡玄远的紫砂艺术享受。皎然的《诗仪》中说：“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境”与“象”概念不同，“境”是“虚”，“象”是“实”；其二，虽有虚实之别，但融合在一起，很难分清。我想顾景舟的上新桥就达到了境象难明，形意不分的境界。
紫砂壶“鱼化龙”经典壶型
“鱼化龙壶”也叫“龙壶”、“鱼龙壶”"、“鱼龙戏浪壶”，蕴涵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理想，和大多数瓷器花瓶和谐寓意很像。据史料记载，明末紫砂艺人陈仲美制作过“龙戏海涛”壶，但未有实物流传下来。有专家认为“龙戏海涛”壶就是“鱼化龙壶”，陈仲美就是“鱼化龙壶”的创造者。但是，直到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经过邵大亨的精心设计，“鱼化龙壶”才成为一种成熟并广泛流传的经典紫砂壶壶型。后世许多紫砂艺人都曾仿制“鱼化龙壶”，然而没有一件仿制品在造型尤其是气韵方面能与邵大亨相比。
清末紫砂艺人黄玉麟模仿邵大亨，但做了一些改动，后来他的“鱼化龙壶”取代邵大亨，成为“鱼化龙壶”的标准样式。黄玉麟所制“鱼化龙壶”，砂质温润细腻，紫里透红；壶面饰云浪纹，生动和顺，舒展流畅；鱼、龙、云浮雕装饰与壶身浑然一体，刻画精细，出神入化；作品整体风格奇巧俏丽。肩部前后有双穿孔耳环装配铜质软提梁。在相当一个时期制“鱼化龙壶”的名家中，做软耳提梁的只有黄玉麟一家。但也发现有的“鱼化龙壶”，艺术的风格是黄玉麟的，却打着邵大亨的款，这说明它们既不是黄玉鳞制的，也不是邵大亨制的，应是民国时期的制壶高手做的。在当时人眼里，邵大亨的壶比黄玉麟名气大，于是就打了邵大亨的款。
黄玉麟之后，清末民初的紫砂艺人俞国良也擅制“鱼化龙壶”，形式与黄玉鳞的几乎相同。当代苏州著名作家陆文夫就藏有一把俞国良的工艺品壶“鱼化龙壶”。
“鱼化龙壶”是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的一款著名紫砂壶型。经过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紫砂巨匠邵大亨的精心设计，寓意吉祥的“鱼化龙壶”成为一种成熟的壶型，并广泛流传。后世许多紫砂名家都把“鱼化龙壶”当作经典壶型，或依样仿制，或变化出新，生生不息，蔚为大观。
紫砂壶型子冶石瓢：移情作用
大多数的爱紫砂壶者，都喜欢壶型子冶石瓢。它的整个壶体巧妙地运用了三角形的对照变化，身筒与盖合为一个大的三角，把圈为三角，钮为三角，三足也构成三角，甚至直流与身筒也构成了“虚”的三角。这些三角更能巧妙而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可以说，子冶石瓢是几何壶型中运用三角形的经典之作。不过，器形的流畅与和谐还不是喜欢它的根本原因。在把玩欣赏好的子冶石瓢作品时，常常感到壶体中透出一种“骨力”，简洁利索、清奇脱俗。壶身内外氤氲着一种刚健挺拔的风骨，一种正直文人所特有的不同流俗、遗世独立的风骨。有时，甚至偏执地认为子冶石瓢上只有刻绘一二或纵或横的竹枝最为合适，最有逸趣，因为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地具备“风骨”。因而用子冶石瓢泡茶，常常感觉是在和一位高士对饮交流。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审美趋向呢？或者说，为什么子冶石瓢的造型能带给我们这样一种充满骨力的“感觉”呢？
专家告诉我们，这个是审美心理上的一个重要概念——移情作用。美学家朱光潜说：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茶具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这样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多的，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些诗句中的观者无疑和外物已难分解，似乎有“庄周梦蝶”的趣味。应该与子冶石瓢的对饮或许有这么点意思。但有一个问题随即产生，就紫砂壶而言，为什么此型能使人产生此情而彼型则会使人产生彼情呢？若敬亭山乃荒山一座，李白还能看不厌吗？鸟儿的鸣叫若轻柔婉转何来“惊心”？由此联想，可能是我们欣赏不同风貌的紫砂壶而产生的不同审美心理，从主观上讲是移情作用的结果，而客观上茶壶本身的造型则给了我们“移情”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