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彩爱尔兰纹章盘(雍正)
大航海开辟了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双方及其商贸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瓷器贸易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
瓷器、丝绸、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常见的中国外销商品。与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主要销往东南亚、西亚北非不同，明清时代海上丝路，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也是很没有面子的事。《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迪福甚至说，住宅里若没有中国花瓶，不能算第一流的高档住宅。
克拉克：葡萄牙战舰
据说马可波罗最早带了一件中国瓷器到了欧洲。达伽马首航印度，带回几件中国瓷器，曾经献了一件给自己的国君，只不过这是从卡利卡特国君那里得到的物品。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最早进入中国，也是最早贩运中国瓷器的欧洲商人。当然，荷兰人作为17世纪海上马车夫，也是中国外销瓷的积极推动者。最富盛名的克拉克瓷，其出典就来自葡萄牙和荷兰。1603年，荷兰人截获了葡萄牙船只圣卡特琳娜号，船上装载的是青花瓷器，从此，同样风格的瓷器在欧洲都被称为克拉克瓷器。克拉克在荷兰语中指葡萄牙战舰的意思。
克拉克瓷器从此泛指明末清初中国外销欧洲的定制瓷器。其装饰欧洲时尚中国造
瓷器贸易量的逐年增大，使瓷器在欧洲日益从奢侈品变成欧洲人日常生活用品，这就促使欧洲商人开始根据顾客的需求和喜好定制瓷器。定制瓷器，有的是按照欧洲进口商提供的几多异国风情
外销瓷欧洲人的再加工
有些类型的中国纹饰或日本纹饰，在抵达欧洲后会被再加工，或出于风格考虑，或出于经济考虑，或为了易于保存，或为了调整今日之反思
大航海开辟了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双方及其商贸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瓷器贸易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感受异国情调并形成对该国印象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普遍的方式莫过于接触异国商品。自欧洲人发现了东亚，大量中国商品输入欧洲，不仅改变了欧洲人一些生活习惯，也成为欧洲人认识中国的第一窗口，还滋长了中国趣味，这种流行于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充满异域情调的独特艺术品位。外销陶瓷就是传递这种中国趣味的代表性商品之一。
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是传统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抹晚霞。这个时期，中国对于欧洲的瓷器销售，规模巨大。但是，除却艺术品位之外，瓷器外销中最丰厚的利润却是欧洲商人获取的。欧洲商人从接订单、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赚的钱，远远超过中国厂家仅仅在生产环节所赚的钱。中国成为西方厂家的打工仔。
更值得反思的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最贵的瓷器，也不全是中国产品。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日本生产的柿右卫门瓷器，就是欧洲进口瓷器中比较昂贵的一类，也是西方富裕人士热衷收集之物。原因就在于日本厂家是家族企业，世代制瓷，发挥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不断改进自己的技艺，比较明清时代的官府控制的制瓷业工厂生产的碧玉瓷。这家公司成立于1759年，所制瓷器，号称世界精品，一直得到英国王室和上流社会的喜爱。敢于向瓷器的故乡进献瓷器，可见马戛尔尼对于英国制造的自信。中国瓷器的外销史，不仅是亮丽的，也是酸楚的！
扩展阅读
古代瓷器：明代外销瓷“调温器”
外销瓷调温器
外销瓷调温器
偶然翻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得知南宋道家典籍《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以下简称《丹经》)中介绍了一套成系列的炼丹器，这些炼丹器分别配备不同形态的温度调节器，竟获得了意外的启发。《丹经》中记录的炼丹器无疑在科学史上拥有不可轻估的地位。其中的温度调节器系列就颇为神奇，它们被刻意设计成不同形状、不同容量的盛水器，顶部是个敞口水盂(名为水海)，二者之间以密封水管相通。炼丹时，把容水器置于鼎即反应室内，在漫长的炭火加热过程中，随时通过水海添加温水，以此控制反应室内部的温度。李约瑟敏锐地指出，《丹经》中出现的温度调节器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炼丹界，而是被引入日常生活，发挥了更为广泛的、也是真实有效的作用。他所发现的例子是《北山酒经》中造酒母时所用的追魂瓶，并指出日本酿酒业也用类似的器皿控制酒曲的发酵过程。《北山酒经》中的方法颇为简单，把一个一两升容量的瓶子内装满热水，密封之后安置在盛满热糜的大瓮瓮底，等到饭糜开始发酵，便立刻撤走。这一加速发酵的方法称为追魂。有意思的是，《丹经》中记有断魂之法，是把炼丹材料以不同形式的温度调节器前后热加工两次。酿酒工艺与炼丹术一样，对于以容水器作为调温器促进化学变化的过程，用带有魂字的概念来定义，这也证明了二者之间必有某种联系。《丹经》中的多款调温器形状变化不一，是引人注目的亮点。断魂之法第二阶段用到的调温器，是三条弧形水管，在顶部和底部均汇合在一起，并于顶部通过一个短管与上面的敞口水盂接通。看到书中的相关插2厘米，顶部如杯，杯底有花形筛孔，其下为一段颈管，然后分成三条弧形管，每条弧形管各通向一个球形壶。此器如果盛装饮料则颇不实用，尤其难以清洁内部，所以其用途一直成谜。然而，一旦将其与《丹经》中的三管式调温器进行对照，就不难看出，白釉三壶连通器正是一件制作华美的调温器。与《丹经》所介绍仪器不同之处在于，景德镇出土瓷器的三条曲管没有在底部收拢到一起，而是分别膨大成壶，壶底带有圈足。显然，这样的设计能够增大散热或散冷面积，而且也可以让器体稳立。此件明代早期白釉调温器制作精美，颈管饰有一圈镂空花纹，器身遍布浅划的阿拉伯錾金纹样(《尘封瑰宝》，73页)。由此推测，这件美器应该是服务于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其杯式开口的底部有镂孔，适合堆置冰块，任逐渐融化的冰水滴漏而下，因此，它很可能是一件降温器或说冷镇器，在盛夏时置于饮料盆内。器内灌入冷水，并且有冰块的融水不断滴下，持续降低罐内水的温度，由此为器周围的饮料降温。值得注意的是白釉降温器上的阿拉伯錾金式纹饰，显示这件瓷器与伊斯兰世界相关。与它堪为互证的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中期青花瓷器。这件青花器当初是专为中东市场制造(《中国外销瓷》，107页)，造型极为罕见，开口如一只深筒杯，杯身的近底部之处分出六只弧管，这六只弧管向下接入一个密封式圆罐之内，罐底为圈足。关于它的用途，西方学者有各种猜测，意见不一。然而，将之与《丹经》中的设备做对比，便容易猜到，此件六管壶也是一件调温器。《丹经》还丹第六转中的调温器，是两只弧管，上承水海，下插入一个扁环形容水器内。六管青花罐在基本构造上与之完全一致，只是水海缩小为杯，弧管增加到六个，底部容水器膨大为圆腹罐，让散热或冷镇的表面增大。罗斯凯尔(RoseKerr)与路易莎蒙高尼(LuisaE.Mengoni》所著《中国外销瓷》(ChineseExportCeramics，维-艾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指出，在伊朗阿尔达比勒圣祠、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都收藏有与该件六管青花罐类似的古瓷珍品(137页)。可见，中国制造的瓷调温器一度在伊斯兰世界广受欢迎，属于固定的外销器型之一。由此可以推知，景德镇出土、带有阿拉伯风花纹的白釉三管调温器当初也是作为外销瓷而生产，原本准备运向遥远的西亚世界。作为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细节，这些幸存下来的瓷调温器昭示世界，历史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并非仅仅存在物品的贸易，同时，技术的交流、技术性产品的互相输送也很活跃。中国生产的精美瓷调温器，一旦随贸易到达伊斯兰世界的上层社会，究竟具体扮演什么角色？是如本文推断，置于大饮料盆中，冷镇饮料，还是有其他功能？恐怕有待结合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通过对这些地区传统生活的了解，来进一步破解明代出口瓷调温器的具体使用方式。
古代瓷器：东西方文化的使者：明清外销瓷简析
在历史上，中国瓷器在西方国家一度价抵黄金，被其皇室贵族视若拱璧、竞相收藏。1557年明嘉靖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定居澳门，正式开始了欧洲和中国的贸易。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唯一的官方批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公司。我们所说的明清外销瓷，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贸易瓷，直到1844年鸦片战争后结束。外销瓷分为私人贸易瓷和公司贸易瓷两种
法国路易十五纹章汤盘私人贸易瓷以家族纹章瓷为主，还有少数私人特别定制的其余纹样瓷器。家族纹章瓷有各国不同的家庭订购，东印度公司代为定制和运输。这一部分瓷器的品质都很高，如法国路易十五纹章瓷汤盘等。中国纹章瓷总共有6000多个西方家族订单，每个家族定制200到300件。在当时的欧洲，纹章瓷的数量应该颇为可观的。公司贸易瓷除了一般订购中国内地样式的纹饰瓷之外，大多会根据欧洲室内装饰和餐饮的习惯需要改变原来中国器形。许多的陈设瓷被加以金属装饰，更加适合欧洲贵族豪宅的氛围。
普龙克设计庭院仕女纹饰盘欧洲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其国内销售中国瓷器，将许多的西方油画和版画送到中国来，要求景德镇的陶瓷艺人按照画中的样式临摹到瓷器上，或由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请大师专门设计定制瓷器纹样，使中国外销瓷具有全球文化的内涵。克里斯普龙克是当时著名的设计师之一，其设计的庭院仕女纹饰盘是典型的公司贸易瓷。由于文化差异和外销瓷涵盖的丰富内容，外销瓷的纹样非常复杂多变，不仅要画出西方立体光影的画面，还要把中国传统的纹样画得色彩富丽斑斓。由此可见，外销瓷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成为中国陶瓷史中一个重要的链条。中国官窑瓷在纹饰邹文玉等设计的一批官窑图案，一直沿用到19世纪。而外销瓷有非常丰富的图案画面和题材类型，涵盖了中西文化的许多范围，它既有官窑瓷器中各种典型的包括比较稀有的图案，还有数量极为稀少的西方艺术家的设计，有反映西方历史文化事件的画面等。每种设计的定制量最多不过数十到数千件，而官窑瓷的数量很大。乾隆二年正月宫廷造办处交给景德镇烧造的瓷器样式共59件，要求照样烧制47120件，后来每年的仿制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官窑瓷不仅设计图案不如外销瓷丰富，因量大也不如外销瓷珍贵。从明代嘉靖到19世纪中叶的近三百年间，中国外销瓷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当时光辉灿烂的文化。它不仅承载着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又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高超的技艺，同时又是中西文化与历史的见证。中国千百年来陶瓷文化辉煌的历史，外销瓷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清景德镇外销瓷的主要纹饰
明清时期是景德镇瓷业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是其瓷器外销最为兴盛的时期。随着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东西方各条新航线不断开辟，使中国的陶瓷外销也进入到全球化的时代。明清景德镇外销瓷，在带来经济交流的繁荣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审美观念，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通过瓷器这个载体，在交流与互动中绽放异彩。
明清景德镇外销瓷的主要纹饰：
克拉克瓷
克拉克(kraak)源自于葡萄牙语(caraack)“大舶”的意思。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截获载一艘满大量中国青花瓷器葡萄牙商船，这些瓷器拍卖后获得巨额利润，因为当时不清楚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生产一直持续到清代康熙时期。其特点是以盘、碗为多，盘、碗的口沿有圆口或花瓣口，绘花瓣形、扇形、椭圆形或圆形开光，开光内绘山水、人物、花卉、花鸟、果实等图案。此外，克拉克瓷器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图案—俗称“七头蛇”，这种图案的瓷器并不多见，虽然目前还不能明晰地解读其含义，但它明显带有宗教色彩，显然应是定制之物。
中国风：山水纹、戏剧故事、人物纹、大花篮、花鸟纹等
遥远的东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令不少西方人觉得神秘和向往。17—18世纪的欧洲，生活的奢靡之风蔓延，中国瓷器的在欧洲价格不菲，拥有精美的中国瓷器，成为了当时贵族和有钱阶层的炫富资本。传统的中国瓷器纹饰，如山水纹或山水人物纹、戏剧故事纹、人物纹、大花篮、花鸟纹等，是当时外销瓷中的热销品种。人物纹除了戏剧故事的内容外，较受西方人欢迎的还有仕女图、仕女婴戏图、农家乐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充满东方情调的内容。虽然这些纹饰的寓意西方人不一定了解，但这些纹饰的中国瓷器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虚荣心。
中国“伊万里”
明末清初当时中国社会政局动荡，无疑对景德镇瓷业的外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于是欧洲市场把目光瞄向了日本。从1650年起，原先专门外销中国景德镇瓷器到欧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外销日本九州有田烧的瓷器制品到欧洲地区，以代替中国瓷器外销的不足。这种外销的有田烧瓷器在纯白的质地加上青花、矾红和描金，清丽而豪华，在欧洲各国广受欢迎、风靡一时。因有田烧瓷器多从九州的伊万里港口装船出海，因此人们称之为“伊万里瓷器”或“伊万里烧”。景德镇在清初康熙、雍正时期直至乾隆早期，也根据市场的需要，模仿生产了部分伊万里风格的瓷器以供外销，纹饰包括花鸟、人物等题材。乾隆中期以后这类纹饰逐步消失。
图案式样与烟叶纹
图案式样是指带状或三解形图案内绘花草、花鸟、龙凤等图案的纹饰，通常画面丰满，基本不留白或留白较少。有的是绘类似如意云的图案内再绘花草等纹饰，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图案像项链上的吊坠，称之为吊坠式样。这类纹样一般为青花和五彩制品，多见于瓶、罐、壶等类器物。
烟叶纹式样的命名来自西方的学者。烟叶瓷其实与烟草无关。它的图案主要由翻卷的西蕃莲、圆形的皮球花或牡丹、芍药等其他花卉和大片的叶子构成，有的还加上孔雀、雉鸡等鸟类。因为大叶子像极了烟叶，因此西方学者俗称它为“烟叶瓷”。它有青花加彩和粉彩两个品种，构图较为丰满。烟叶瓷通常色彩丰富明丽、花卉娇艳怒放，给人秀美、艳丽、热闹、生命旺盛的感觉。它流行的时间主要在雍正至乾隆中期。
西洋花卉纹
景德镇青花和广彩在乾隆、嘉庆时开始较多出现画西洋花卉的纹饰，花卉品种与画法均与中国传统的不同。花卉是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品种。画法是引用了西洋画中的透视技法和版画的技巧，以细致的线条表现明暗关系。
普朗克(PRONK)设计
考纲利斯-普朗克是荷兰画家和设计师，他于1734-1740年间受聘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专门为定制瓷器设计纹样。他所设计的纹样据说有4种，但只有“花伞”系列和“博士”(或称“学者)”系列留下了纸本样稿或订单，因此其他系列—“凉亭”和“仿中国花鸟人物”系列已无从考证。(相关资料有部分还收藏在印度尼西来的雅加达和阿姆斯特丹)他设计的纹样被送到中国后，在景德镇绘制成青花和粉彩瓷器，然后运到广州出口外销。
南京式样(柳亭纹与山水人物)
南京式样量大且流行所以单独列出，实际上可归于中国风。青花柳亭纹瓷器可以说是17—18世纪最受西方欢迎的中国风瓷器之一，有盘、瓶、壶、茶具等等。欧洲人不仅大量仿烧这种纹饰的瓷器，还为这种画面编撰了一个非常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
纹章与字母组合
徽章纹瓷器又称纹章瓷，是由欧美国家的皇室、贵族、社团、城市、军队首领等把象征或代表自己权力、地位、身份的徽章图案，烧制于定做的瓷器上面，作为自己独有的标志。在十八世纪末期部分销往美国的外销瓷上写有表示某人专属的大写字母，通常是用金彩等彩料写姓和名开头的第一个大写字母。这是因为有些美国的新移民没有家族纹章，帮以此代替。
Fitzhugh(菲次休)式样
以四组或六组、八组中国传统花卉(牡丹、芍药等)，下面绘丝带结八宝，这种纹饰在中国俗称八宝花。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常驻广州管理会主任Fitzhugh(菲次休)经常定做这种纹饰的瓷器，帮这种瓷器又被西方人称为菲次休(Fizhugh)瓷。
西方人物：宗教题材和神话传说故事、闲适生活
景德镇瓷器上出现西方人的形象，始于雍正、清乾隆时期，延续至嘉庆、道光。道光以后逐步少见。品种以青花、粉彩为主，题材涉及宗教福话、休闲生活场景等。
历史与政治图案
在18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外销瓷中，有部分瓷器纹饰的内容描绘的是欧洲当时的政治事件或历史事件、政治人物。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与现在有明显的不同。这些纹饰多绘于餐饮用具上，如啤酒杯、盘子等等。
港口与帆船
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全球贸易便以海港贸易为主，并且发展迅速。因此，外销瓷器中绘港口、海船等纹饰的也逐渐增多。有些西方的船长或船员，往往喜欢定制港口或海船为纹饰的瓷器作为航行纪念。
锦上添花：欧洲装饰
18世纪时，欧洲人喜欢把买回去的中国瓷器进行二次加工，有加彩、加金、加金属配件等方式，其目的有的是为了让器物更华丽、美观，有的是为了能让器物卖出更高的价钱。
古代瓷器：精品明清瓷器赏析
明晚期龙泉窑露胎印人物流镶有铜饰。
明万历五彩花卉纹盖盒
扁圆形格盒，上下相合。盒内围绕中心圆格，分为六瓣花朵形格，盒外壁五彩绘四组开光花鸟绿彩、红彩、黄彩绘洞石、枝叶、花卉、小鸟，色彩浓艳，搭配协调，周围亦绘花鸟宣德时期瓷器纹饰的典型特征之一。
清道光斗彩寿字纹盘
盘心及外壁以斗彩绘贯套花卉及寿字纹图案，青花淡雅，色彩丰富，工艺精细。这一品种自清雍正创烧以来，直至晚清历代都有烧制，是官窑传统品种。
清道光豆青釉月牙罐
短颈，丰肩，两侧饰半环形堆塑耳，腹下渐收，浅圈足。因其半环形耳形似月牙，故又名月牙罐。通体施豆青釉，釉质均匀。底落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此为康熙至道光时期官窑的传统品种。
清道光仿哥釉贯耳瓶
扁方形瓶体，侧饰贯耳一对，腹部突起杏圆状装饰。器身通体施仿哥釉，釉面布满大小开片。为清代官窑传统品种。
清道光祭蓝釉描金双龙耳洗
清道光大清乾隆年制款胭脂红地粉彩花鸟壶
清康熙白地绿龙碗
敞口深腹，略呈墩式，圈足。碗心及外壁均绘绿彩龙纹，纹饰下刻划海水纹，色彩雅致。
12345下一页古代瓷器：新安海底沉船中的元代外销瓷掠影
清雍正青花矾红描金竹石牡丹纹盘高4.1厘米口径37.8厘米足径21.8厘米清乾隆镂空青花吉庆如意纹盘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足径4.2厘米清乾隆模印开光青花楼阁山水纹瓶高28.8厘米口径5.9厘米
清康熙青花仕女春水照影“瓷器作为一种文化，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欧洲人最先倾倒于瓷器的物质因素后，也逐渐被它的精神内容所折服。瓷器的细腻、精巧、温润慢慢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美学风格，再加上其他因素的推波助澜，形成了欧洲盛极一时的洛可可艺术风格。”
以追求柔媚细腻为情调的洛可可艺术，喜欢用贝壳、旋涡、山石、卷涡、水草及其他植物等花纹作为装饰题材，其追求视觉华丽和舒适实用的风格在中国瓷器艺术中得到印证——晶莹光润、精致秀美、接近大自然的色彩。
本次展览再现了清代，尤其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体现了中国瓷器艺术在18世纪中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上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反映了国内学者对清代外销瓷研究的现状。此展无论是对普通观众，还是对瓷器爱好者、瓷器收藏家以及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而言，都是很好的机会。
古代瓷器：明清珐华器精品赏析
珐华器，又称珐花器或法花器，是汉族传统工艺美术品，始于元而盛于明。色彩艳丽，线条生动，形象简练，具有独特的山西地区风格和特殊的装饰效果。珐华一词原始于方言俚语，意为粉花、粉画。由于晋东南人法粉不分，外埠人误粉为珐，明景泰年间官家珐琅罕迹于民，色彩鲜丽斑斓，珐华彩亦雍容华贵，同有珐字，珐华器的色泽釉彩及其刻绘艺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美丽的意外倒也给珐华陶瓷增添了些许神秘的传奇色彩。
明正德嘉靖珐华八仙纹大罐
明珐华釉双龙耳瓶
明珐华釉龙纹抱月瓶
明中晚期珐华开光瑞兽罐
珐华瓷始出元代中后期，属硬陶，烧结仅高出陶器100度左右，与唐三彩相类，而山西珐华器为低温釉陶瓷。珐华陶瓷由琉璃演变而来，而琉璃多为绿黄色，色彩单一，而珐华彩比较丰富，绿、黄、白、蓝、紫、黑等，特别是茄皮紫、葡萄紫、色泽透明鲜亮历久而弥新。
明万历珐华双龙莲花纹兽面足香炉
明珐华开光花卉八棱梅瓶
明16世纪珐华莲塘纹罐
明珐华釉一鹭莲科八宝纹大罐
珐华最大的特点是隔釉见胎，开芝麻纹片，琉璃则开大甲纹片。纹片的开法均为片四周起翘，如胶泥地日晒后的龟翘状，且反铅，隐现蛤蜊光。珐华器与琉璃器的最大区别是在釉中添加了草木灰，也称牙屑釉，在色釉上比琉璃器更纯正丰富，刻画细腻。明中期以后珐华器从建筑构件走向庭堂，其精美不言而喻。其中盘、碗、碟、香炉、文房用品，人物造像、瓶罐、缸、吉祥神像、神兽，最为多见。
明珐华釉释迦坐像
清珐华缠枝花卉瓶
清珐华菊花纹双耳瓶
清珐华人物坐像
晚清珐华釉调琴仕女
清珐华佛坐像
东西方文化的使者：明清外销瓷简析
在历史上，中国瓷器在西方国家一度价抵黄金，被其皇室贵族视若拱璧、竞相收藏。1557年明嘉靖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定居澳门，正式开始了欧洲和中国的贸易。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唯一的官方批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公司。我们所说的明清外销瓷，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贸易瓷，直到1844年鸦片战争后结束。 外销瓷分为私人贸易瓷和公司贸易瓷两种
法国路易十五纹章汤盘私人贸易瓷以家族纹章瓷为主，还有少数私人特别定制的其余纹样瓷器。家族纹章瓷有各国不同的家庭（含皇室、贵族）订购，东印度公司代为定制和运输。这一部分瓷器的品质都很高，如法国路易十五纹章瓷汤盘（图一）等。中国纹章瓷总共有6000多个西方家族订单，每个家族定制200到300件。在当时的欧洲，纹章瓷的数量应该颇为可观的。公司贸易瓷除了一般订购中国内地样式的纹饰瓷之外，大多会根据欧洲室内装饰和餐饮的习惯需要改变原来中国器形。许多的陈设瓷被加以金属装饰，更加适合欧洲贵族豪宅的氛围。
普龙克设计庭院仕女纹饰盘欧洲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其国内销售中国瓷器，将许多的西方油画和版画送到中国来，要求景德镇的陶瓷艺人按照画中的样式临摹到瓷器上，或由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请大师专门设计定制瓷器纹样，使中国外销瓷具有全球文化的内涵。克里斯·普龙克是当时著名的设计师之一，其设计的庭院仕女纹饰盘（图二）是典型的公司贸易瓷。由于文化差异和外销瓷涵盖的丰富内容，外销瓷的纹样非常复杂多变，不仅要画出西方立体光影的画面，还要把中国传统的纹样画得色彩富丽斑斓。由此可见，外销瓷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成为中国陶瓷史中一个重要的链条。中国官窑瓷在纹饰图案上远不如外销瓷丰富。康熙十九年宫廷画家刘源和雍正时期的戴临、邹文玉等设计的一批官窑图案，一直沿用到19世纪。而外销瓷有非常丰富的图案画面和题材类型，涵盖了中西文化的许多范围，它既有官窑瓷器中各种典型的包括比较稀有的图案，还有数量极为稀少的西方艺术家的设计，有反映西方 历史文化事件的画面等。每种设计的定制量最多不过数十到数千件，而官窑瓷的数量很大。乾隆二年正月宫廷造办处交给景德镇烧造的瓷器样式共59件，要求照样 烧制47120件，后来每年的仿制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官窑瓷不仅设计图案不如外销瓷丰富，因量大也不如外销瓷珍贵。从明代嘉靖到19世纪中叶的近三百年间，中国外销瓷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当时光辉灿烂的文化。它不仅承载着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又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高超的技艺，同时又是中西文化与历史的见证。中国千百年来陶瓷文化辉煌的历史，外销瓷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瓷器：明清时期黑釉瓷器珍品欣赏
明永乐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
明永乐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
明永乐景德镇明御窑厂遗址出土
明代黑釉梅瓶
清康熙黑釉笔筒
清康熙黑釉胆瓶
明清时期黑釉瓷器珍品欣赏
随着两宋王朝的远去，斗茶文化、饮茶方式的改变，黑釉瓷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且又因为元、明、清时期，中国瓷业的中心转移到了景德镇后，素雅沉静的青花和五色斑斓的彩瓷，独领风骚、一统了中国瓷器的江湖。黑釉瓷也就离中国瓷器的主流越来越远，并最终从中国瓷器史的嫡系中悄无声息退出了。
古代瓷器：明清单色釉瓷器的魅力
单色釉，单色釉也称一色釉纯色釉或一道釉。由于瓷釉内含不同化学成分，瓷器烧成后就呈现出不同的单一色泽，如青釉、红釉、黄釉、黑釉、绿釉、蓝釉和白釉等。宋代以后，单色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单色釉瓷器的烧制工艺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单色釉瓷以纯美取胜，其制作水平的细节要求非常讲究。烧制需特别留意釉面质量和光泽质感。如果纯正明快的色釉在烧制过程中氧化略有不佳，釉面的色调就不均匀，这对烧制工艺提出近乎完美的苛刻挑战。由于是光素釉面，与之相得益彰的器型也大多是优雅、流畅的胎体。部分单色釉瓷，釉下暗刻花纹，似有若无，既不失单色釉的素雅，又有白釉是瓷器的本色釉，釉内含铁少。白釉还可以分为甜白、象牙白、猪油白、卵白、月白、青白、鱼肚白等。明永乐朝创烧的这种白瓷，则有汁水莹厚如堆脂，光洁如美玉之感。但当时还没有甜白的美称，直到16世纪，也就是明朝末年，白砂糖进入中国后，国人见之尝之，其甜美之感让人恍然想起永乐白瓷，遂以甜白命名。
清雍正霁蓝釉橄榄瓶
蓝釉瓷：以氧化钴为主要呈色剂，包括雾蓝、洒蓝、天蓝、翠蓝、宝石蓝、抹蓝、祭蓝。蓝釉最早见于唐三彩中，但这时还是低温蓝釉，高温蓝釉的出现是在元代。入明以后，特别是在宣德时，蓝釉器物多而质美。后人把霁蓝、霁红、甜白并列，推为宣德单色釉瓷的三大上品。清代霁蓝釉瓷器生产历代未断，均有精品传世。
红釉瓷：以氧化铜为主要呈色剂，包括祭红、豇豆红、宝石红、郎窑红、抹红、珊瑚红、胭脂红、粉红、海棠红、矶红、肉红、鲜红、朱红、大红、柿红、盖血红等。红釉始见于唐代长沙窑的偶然之作，宋代钧窑烧制的红、紫、蓝相间的铜红色已很普遍，纯然一色的红釉则是元代景德镇窑工的首创。由于铜在高温下易挥发，对窑室烧成气氛非常敏感，烧成技术不易掌握，故而初创阶段红釉呈色不够纯正，发色暗红。到明永乐、宣德时烧出的呈色鲜艳的鲜红、宝石红，清代的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铜红釉名品。
明弘治黄釉碗
黄釉，以适量的氧化铁为呈色剂，也称铁黄，分高温和低温两种烧制方法。因其谐音皇，历来是皇家的专属。或用于宫廷器皿，或用于祭祀地神，是被严格控制的色釉，象征权力与尊贵，严禁民间使用。黄釉包括蛋黄、娇黄、鸡油黄、姜汁黄、鹅黄、鱼子黄、蜜蜡黄、鳝鱼黄等。
清乾隆粉青釉刻博古龙纹壶
青釉是我国使用最早，延用时间最久，分布最广的一个釉种。是以氧化铁为主要呈色剂，包括天青、粉青、豆青、冬青、翠青、灰青、虾青、影青、蛋青等。青釉在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六朝至唐宋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宋到元明的龙泉窑系青瓷；耀州窑、临汝窑、钧窑等宋代北方青瓷；以及明、清以来的景德镇青釉瓷，是青釉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所谓的宋代汝、定、官、哥、钧五大名窑，除定窑外均属青釉瓷。
豆青釉
铁绣花
茶叶末
霁蓝釉
豇豆红
没有青花复杂的花纹，只依靠细腻艳丽的色彩，单色釉瓷器在我国的瓷器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彩瓷之母，也被认为是陶瓷收藏的较高境界。质地迥异的胎体和美不胜收的釉色，见证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一代又一代的辉煌。
明代外销瓷“调温器”
外销瓷 调温器
外销瓷 调温器
偶然翻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得知南宋道家典籍《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以下简称《丹经》)中介绍了一套成系列的炼丹器，这些炼丹器分别配备不同形态的温度调节器，竟获得了意外的启发。《丹经》中记录的炼丹器无疑在科学史上拥有不可轻估的地位。其中的温度调节器系列就颇为神奇，它们被刻意设计成不同形状、不同容量的盛水器，顶部是个敞口水盂(名为“水海”)，二者之间以密封水管相通。炼丹时，把容水器置于“鼎”即反应室内，在漫长的炭火加热过程中，随时通过水海添加温水，以此控制反应室内部的温度。 李约瑟敏锐地指出，《丹经》中出现的温度调节器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炼丹界，而是被引入日常生活，发挥了更为广泛的、也是真实有效的作用。他所发现的例子是《北山酒经》中造酒母时所用的“追魂”瓶，并指出日本酿酒业也用类似的器皿控制酒曲的发酵过程。 《北山酒经》中的方法颇为简单，把一个一两升容量的瓶子内装满热水，密封之后安置在盛满热糜的大瓮瓮底，等到饭糜开始发酵，便立刻撤走。这一加速发酵的方法称为“追魂”。有意思的是，《丹经》中记有“断魂之法”，是把炼丹材料以不同形式的温度调节器前后热加工两次。酿酒工艺与炼丹术一样，对于以容水器作为调温器促进化学变化的过程，用带有“魂”字的概念来定义，这也证明了二者之间必有某种联系。 《丹经》中的多款调温器形状变化不一，是引人注目的亮点。“断魂之法”第二阶段用到的调温器，是三条弧形水管，在顶部和底部均汇合在一起，并于顶部通过一个短管与上面的敞口水盂接通。看到书中的相关插图，我忽然醒悟，景德镇出土的一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白釉三壶连通器”(现藏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其实正是一件调温器。 这件造型奇特的明代白釉器乃是经考古发掘从景德镇窑址出土，出土时为破碎状态，经修复才得以重现原貌。整器高仅31.2厘米，顶部如杯，杯底有花形筛孔，其下为一段颈管，然后分成三条弧形管，每条弧形管各通向一个球形壶。此器如果盛装饮料则颇不实用，尤其难以清洁内部，所以其用途一直成谜。然而，一旦将其与《丹经》中的三管式调温器进行对照，就不难看出，白釉三壶连通器正是一件制作华美的调温器。与《丹经》所介绍仪器不同之处在于，景德镇出土瓷器的三条曲管没有在底部收拢到一起，而是分别膨大成壶，壶底带有圈足。显然，这样的设计能够增大散热或散冷面积，而且也可以让器体稳立。 此件明代早期白釉调温器制作精美，颈管饰有一圈镂空花纹，器身遍布浅划的“阿拉伯錾金纹样”(《尘封瑰宝》，73页)。由此推测，这件美器应该是服务于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其杯式开口的底部有镂孔，适合堆置冰块，任逐渐融化的冰水滴漏而下，因此，它很可能是一件降温器或说冷镇器，在盛夏时置于饮料盆内。器内灌入冷水，并且有冰块的融水不断滴下，持续降低罐内水的温度，由此为器周围的饮料降温。 值得注意的是白釉降温器上的阿拉伯錾金式纹饰，显示这件瓷器与伊斯兰世界相关。与它堪为互证的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中期青花瓷器。这件青花器当初是专为“中东市场”制造(《中国外销瓷》，107页)，造型极为罕见，开口如一只深筒杯，杯身的近底部之处分出六只弧管，这六只弧管向下接入一个密封式圆罐之内，罐底为圈足。关于它的用途，西方学者有各种猜测，意见不一。然而，将之与《丹经》中的设备做对比，便容易猜到，此件六管壶也是一件调温器。 《丹经》“还丹第六转”中的调温器，是两只弧管，上承水海，下插入一个扁环形容水器内。六管青花罐在基本构造上与之完全一致，只是水海缩小为杯，弧管增加到六个，底部容水器膨大为圆腹罐，让散热或冷镇的表面增大。 罗斯·凯尔(Rose Kerr)与路易莎·蒙高尼(Luisa E. Mengoni》所著《中国外销瓷》(Chinese Export Ceramics，维-艾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指出，在伊朗阿尔达比勒圣祠、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都收藏有与该件六管青花罐类似的古瓷珍品(137页)。可见，中国制造的瓷调温器一度在伊斯兰世界广受欢迎，属于固定的外销器型之一。由此可以推知，景德镇出土、带有阿拉伯风花纹的白釉三管调温器当初也是作为外销瓷而生产，原本准备运向遥远的西亚世界。 作为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细节，这些幸存下来的瓷调温器昭示世界，历史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并非仅仅存在物品的贸易，同时，技术的交流、技术性产品的互相输送也很活跃。中国生产的精美瓷调温器，一旦随贸易到达伊斯兰世界的上层社会，究竟具体扮演什么角色？是如本文推断，置于大饮料盆中，冷镇饮料，还是有其他功能？恐怕有待结合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通过对这些地区传统生活的了解，来进一步破解明代出口瓷调温器的具体使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