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浙江又是瓷器的故乡，是古代越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瓷器的出现深刻改变了古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模式，不仅是最普遍的日常用品，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支撑浙江作为世界瓷器起源地的重要证据，是大量古代瓷窑址资料，尤其是大量先秦原始瓷窑址及汉六朝时期的成熟青瓷窑址，数量庞大，时代上早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发展序列完整、制瓷技术高超，是探索世界瓷器起源、证明中国是瓷器的起源地的最重要与最直接材料。
先秦时期浙江原始瓷窑址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以德清县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东苕溪位于浙江省北部，发源于临安境内的天目山南麓，流经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一带，南北贯穿德清、湖州市中部，在湖州市区与西苕溪汇合后注入太湖。河流流经的区域是西部高大的天目山脉与东部水乡沼国的过渡地带，低山起伏，河湖纵横，既有山上制瓷的瓷土、燃料之利，也有舟辑运输之便，制瓷条件相当优越(图1)。
先秦时期窑址主要分布于东苕溪中游两岸(图2)，可以划分成两个大的窑址群：一个是以德清龙山为中心的原始瓷窑址群，规模大、数量多，从夏商时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是主体窑址群；一个是以湖州青山为中心的青山窑址群，数量相对较少，时代主要集中在商代。
整个东苕溪流域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群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是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从夏代开始出现窑址，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诸时期，连绵不绝，是目前国内已知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商周时期窑区(图3)。
第二是窑址密集、生产规模大。从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的窑址已发现近150处，占了全国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总数的90%以上(图4)。许多窑址，分布面积大、堆积层厚，产品产量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图5)。
第三是产品种类丰富。除生产日用的碗、盘、碟类器物外，还大量烧造象征身份与地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包括鼎、卣、簋、豆、壶、壘、罐、瓿、盘、盆、鉴、三足盘、镂孔瓶、提梁壶、提梁盉、匜、钵、镇和甬钟、句鑃、錞于、鼓座等。而这些大型礼乐器的生产，目前仅见于这一窑区(图6-图8)。
第四是产品质量高。本窑区的许多产品，特别是战国时期的产品体型硕大、制作规整、胎质坚致细腻、釉色青翠、施釉均匀、玻璃质感强,几乎可以与东汉以来的青瓷相媲美。
第五是龙窑的起源与发展。龙窑的出现与瓷器的烧造密切相关，东苕溪流域是目前最早的龙窑发现区域(图9)。窑具形态各异，装烧工艺成熟。春秋时期出现作为间隔具的托珠，形体小、制作精细，可有效地保护釉面。战国时期则涌现各种支烧具：有直筒形、喇叭形、托盘形和浅盘形等多种形式(图10、图11)。使大量高质量青瓷的烧成成为可能。
第六是独立窑区的出现。自夏代开始，本地区即形成独立的窑区而不再依托于遗址中，并且已有相当的规模，说明制瓷业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存在。
因此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群，无论是从生产时间、窑址规模，还是窑址产品种类、产品质量、装烧工艺等方面，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汉代成熟青瓷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作者：郑建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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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沙埠青瓷窑址
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黄岩区沙埠镇青瓷窑址群，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五代越窑青瓷遗址。是在1956年底省文馆会在秀岭水库考古发掘时发现的。
沙埠窑群是晚唐至北宋时期台州窑系中的佼佼者。窑址以仙姑岭为中心，在不到2公里长的地带中，窑址林立，烧造生活用瓷，艺术瓷和外销瓷，现存窑址有竹家岭，凤凰山，下山头，窑坦，金家岙，高桥的瓦青窑。窑身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一般厚1—2米，最厚处达6米。窑床均设置在山坡上，多属阶梯式龙窑，一般长30米，宽2.5米。烟囱在山顶，窑炉火堂及制瓷作坊均在山脚平地。窑群周围瓷土矿，水源和燃料十分丰富。器物造型端庄古朴，丰满秀气，精美别致。花纹装饰庄重，简练豪放。制作技法有轮制，手制、模制，透雕和塑瓷。瓷器胎质坚硬，细腻而且轻薄，火候较高。釉色以青绿为主，淡青色和青黄色次之，还有其它的七种颜色，通过施釉，釉彩光亮。
从窑址采集的瓷器标本看器形，以盘，盆，碗为主，杯，粉盒，水汞笔碟次之，壶，瓶等又次之。花纹图案秀丽，鲜明，生动。主要是划文，也有印文。文饰可分为飞禽和花两类。飞禽兽凤凰等；花有茄花，菊花，茶花等。此外还有云文，针点文等。从划文线条来看，其手法非常调和熟练。所有这些都证明当年沙窑址在技术上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陶瓷文化鉴赏-磁村古瓷窑址
位于淄川区磁村镇，共包括３处窑址：南北窑洼区，苹果园区和华严寺区。
（１）南北窑洼区，在村东约０．５公里处，面积约１５万平方米。１９７６年《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在窑址北部发掘窑炉１２座，采集了大量标本，按器型和釉色特征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黑釉为主，次为青釉、酱釉、茶叶末釉，釉色较纯正，器物主要有碗、盆、瓶等。中期以白釉为主，有少量青釉，并施护胎釉，白度不高。胎以红胎为主，灰胎次之，很少白胎。以白釉加绿点彩的装饰居多，大都施在碗的内壁近沿处。出土器物以碗最多，次为钵、罐、瓶等；晚期以白釉为主，黑釉少见。出现了划花、剔花等装饰手法，出土的器物有碗、罐、碟、瓶等。从器物造型、釉色、及制造工艺看，南北窑洼区当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时期的窑址。
（２）苹果园区，位于磁村南部，窑址现存面积２万平方米。地表散布有许多瓷片，以黑釉居多，青釉、酱釉次之，釉色不纯正。胎骨厚重，色为缸红、白、灰色等。器类主要有碗、盘、罐等。其年代约为唐代。
（３）华严寺区，在磁村南部，面积１．６万平方米。１９７６年《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对该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烧煤窑２座，料池１个，作坊遗址１处，并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釉色以白釉最多，次为黑色、酱色、黄色。白釉的白度很高，釉面光洁。胎亦白色、质薄而匀。制作规整，装饰精巧多样，有划花、剔花、篾纹、白地黑花、加彩、绞胎等。器物有碗、罐、盆、杯、盘，以碗居多。该窑址年代为金代。
１９８４年，磁村古瓷窑址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瓷文化：探秘唐宋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组图)
都江堰市的“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闻名天下，但该市玉堂镇赵公山下的凤歧村古羌瓷窑群遗址文化，却并不为世人所熟知。其实，早在千年前，古蜀国的先民们就已在这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陶瓷文化，制作出美轮美奂的陶瓷珍品，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这段历史亦愈来愈清晰。
玉堂古羌瓷窑群遗址属唐宋时期，遍布在都江堰玉堂镇凤歧村和中兴镇横山村一带。窑址的18座窑包有“上九堆、下九堆”之称，占地约2.5平方公里，窑高10余米，窑底直径上百米，犹如一座小山丘。窑堆及周围的地面上散布着大量的窑炉灰、窑具、瓷片及陶瓷器皿。成都市和都江堰市文物部门于1977年和1983年曾两次试掘罗家、何家和马家三座窑包，清理出陶瓷器皿上千件，有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及玩具等。仅青花瓷系列就有碗、盆、盘、碟、杯、壶、瓶、盒、盏、钵、灯、炉及纺轮、圆球、管饰、双耳罐、四分罐、提梁壶、座虎枕等22个种类，器皿上刻有反映北宋时代特色的“咸通”、“广明”、“淳熙”等字样。此外还出土了属于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北宋时期的“皇宋通宝”等钱币。
窑炉结构和器皿着色也很有创新和独到之处。炉内采用垫柱支撑、垫板承托、支钉间隔的双重敞烧法。窑形为斜坡式龙窑，由火堂、前后窑室和隔墙及烟道组成。窑场以散烧为主，装饰方法多为印花、划花和釉下彩。胎质以褐灰色为主，白土施表，釉为石灰釉。着色剂以铁青色调为主，依含铁量多少、火候不同而呈现出青、黄、黑、绿褐、本黄、茶黄等各式颜色。这种色调装饰和釉彩工艺，正好反映了唐宋时期陶瓷发展的特征，产品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实用性。
该窑址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保护之好，为国内外其他古瓷窑址少见。它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研价值，填补了四川及其西部无唐人陶瓷窑文物的空白，在中国“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它对研究唐宋时期的陶瓷发展，特别是在青瓷向其他颜色瓷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丰富了蜀西盆地陶瓷文化的内涵，证明了成都平原曾是西南地区陶瓷业的中心。同时，窑址对研究四川陶瓷业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研究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及川外地区当时的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发展情况和汉、羌、藏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迁徙与演变等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都江堰沿山一带有汉代崇义的“环山窑址”、南朝至唐代天马山的“六马槽窑址”、唐代大乐乡蒲村的“高碑堡窑址”、宋代金凤乡的“瓦岗坝窑址”，这些充分说明都江堰市以赵公山下的凤歧、横山羌瓷窑址为中心的古窑群，构筑了我国西部的“陶瓷之都”，成为成都陶瓷业发展的中心，反映了当时该地区陶瓷业的兴旺发达。玉堂古羌陶瓷窑址文化不但是中华民族，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块珍宝。经成都市文化局推荐，1985年8月，原灌县人民政府竖立了“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玉堂窑址”的保护志碑。2002年该窑址又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地区的羌族先民以“水文化”和“火文化”著称，其中“火文化”就是以烧石灰、制陶瓷最为突出。其陶瓷经夏代原始青瓷石灰釉阶段（夏代都江堰羌市人最先发明和使用石灰，本地盛产釉料石英砂），至晋代青瓷工艺相当成熟，蜀中青瓷已名冠全国，宋代已发展有三彩光釉，并有如玉堂、中兴的大型窑群出现，供应全川及出口外销。
先秦陶瓷
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就出现了陶器。据对南方地区洞穴居住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残片作碳－14测定，证明其年代距今约9,000~10,000年左右。
制陶的发明与人类使用火有密切的关联。先人们在日常生活作息中可能偶然发现被火烧过的土地或粘土变得坚硬而不易变型，这可能导致他们有意识地用粘土来制作他们所需要的器物。
在我国新时器时代不区域的文化类型中都有不同形制，不同工艺及装饰的陶器发现，这表明各地区文化的陶瓷发源应该是独立的。
最早的制陶技术一般认为是捏制法和贴敷法等，然后才发展到泥条盘筑法。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可能已出现了陶车，因此，陶器的制作就由慢轮陶车代替了泥条盘筑。轮制陶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它的出现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可能使当时的制陶业成为一种特定的劳作而引发社会分工。此外，因轮制陶器对坯体的要求更高，因此迫使先人们更加重视原材料的採集、淘炼，这对后来瓷土的发现不能不说是一大诱因。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青铜时代早期，各地域文化均有相当精采的陶器产生。我们可以看到距今4,000~6,000年前仰韶文化彩陶，其纹饰活泼生动，器表光滑平整，显然是经过精心修坯。类此琢器已显现出慢轮修整的迹象。马家窑文化陶器经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190~前1715年间。这种泥质红陶多採用几何来装饰，线条流畅，色泽鲜艳。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型制相当特别，要求成型工艺难度较高，烧成温度也较高。龙山文化以砂质黑灰陶和泥质黑灰陶的数量最多，特别是素面磨光黑陶最具特色。这种黑陶器壁薄如蛋壳，修胚均匀，显示出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至迟在青铜时代中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了瓷石并遂渐在制陶生产中加以应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瓷石不同于粘土的特性。因此，在青铜时代中、晚期原始青瓷开始出现。在山西夏县东下冯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了原始瓷瓷片，晚商或商周之际的瓷窑亦已被发现，故原始瓷的烧制至迟在商代已经开始。
原始瓷与陶器的主要区别在于：
陶：原料是粘土，中温（1000℃或以下）烧成，表面无釉。
原始瓷：原料是瓷石，高温（1200℃或以上）烧成，表面有釉，为氧化钙质的石灰釉。
从无釉到有釉，又是陶瓷工艺中的一大进步，它为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工艺模式的基础。
与各地域文化都有各自的陶器生产略有不同，原始瓷的烧制地区相对集中，主要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境内，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则很少发现。此时江南窑扬所烧制的原始瓷已有相当的水准，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虽然王公贵族大部份仍以採用金属制品为主，但亦有不少精美的陶瓷制品出现，如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原始青瓷甬钟，虽只是冥器，但从其制作工艺来看已完全不亚于真正的日用礼器。又如本网所入藏的战国原始青瓷虎子，也是极为精美之实物。
在世界各地均有古老的陶器出土，从它们的形制、原料采用、制作工艺等各方面来看，各地的陶器应是互不相通独立起源的。而原始瓷和瓷器却都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然后流向世界各地，可以说是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瓷器，在英文中，瓷器（China）就和中国同名。
宋元时期泉州陶瓷窑地
宋、元古窑址
据解放后的考古调查，当时泉州所属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莆田、仙游等县，发现宋、元古窑址达137处。其中南安境内50处、安溪36处。
安溪古窑址：
1985年10月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安溪发现宋代古窑址近20处，可见安溪当时制瓷业相当发达。其中桂瑶窑釉色属影青和青瓷。产品大量行销日本。
宋至清代，安溪瓷窑址分布在安溪县南部、中部、北部等12个乡镇的46个村庄，以魁斗、龙门、龙涓、长坑、尚卿等处最为密集。共发现155处，其中宋元36处、明清119处，以生产青白瓷、青花瓷为主，还有白瓷、黑釉瓷、黄釉瓷等。尤其是龙门桂窑烧制的青瓷碗，在日本称为“珠光青瓷”。
安溪窑规模仅次于德化，居全省第二，为古代泉州重要的外销瓷产地。
晋江磁灶古窑址：
磁灶是宋元时期泉州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发现宋、元古窑址12处，分布在梅溪两岸。
磁灶属于丘陵地带，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周围产瓷土。梅溪源于南安市，宽阔曲折，汇于晋江而后入海，是古代磁灶重要水上交通枢纽。充足的燃料，便利的航运加之丰富的瓷土资源，为磁灶古代瓷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乾隆《晋江县志》：“瓷器出晋江瓷（磁）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
在磁灶的蜘蛛山、金交椅山（参见下文《金交椅山古窑址》）、溪墘山、童子山等古窑址，都发现青瓷窑。产品主要是碗、碟、执壶、盆、盏、杯、注子、军持等。碗有的印有弦纹、蔓草纹、莲蓬纹，多数为素面。有的盆在釉下彩绘花卉、鱼藻、钱纹或题诗，开泉州釉下彩绘之先河。釉色青绿，有的青中泛黄，亦有黑色和酱色的。胎骨若瓦胎，用匣钵装烧，托座垫烧。
磁灶生产的瓷器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均有发现：日本的横滨、长野、福冈、京都等地出土有磁灶童子山所产黄釉下铁绘花纹盆，蜘蛛山窑所产绿釉剔花器、龟形砚滴等。菲律宾曾发现磁灶土尾庵所烧制的双龙抢珠缠枝牡丹花纹饰绿釉军持和黑釉军持、印纹碟、黑釉罐、黑釉刻花炉、灯盏等，蜘蛛山窑的印纹碟、军持、绿釉龟形砚滴等。菲律宾各地的古墓中也出土不少磁灶窑烧制的龙瓮。马来西亚沙捞越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产的绿釉盘、黑釉龙纹的军持。印度尼西亚出土有土尾庵、蜘蛛山窑的军持、执壶，金交椅山、童子山等窑的执壶等。雅加达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烧制的军持。
晋江磁灶金交椅山古窑址
位于晋江市磁灶镇沟边村村北的金交椅山上，南邻沟边村，北邻南安，西为农田，东隔梅溪，与南安珍珠山相望。该窑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现4座古龙窑址。2003年发现的第4座龙窑位于窑址西北坡，南侧约10米处为一深沟。窑炉遭受严重破坏，不见窑头。窑炉呈长条形，方向284°，残长44.5米，宽1.6—2.20米，高差11.9米，尾部则架于山脊之上。出土器物有执壶、罐、盒、灯盏等，釉色主要施酱、青釉。窑具以垫座为主，还有垫饼、垫柱、垫圈等。
4座龙窑的共性有：窑墙外都有石头护墙，石头排列有序；烧制器物的窑具都用垫座、垫饼、垫圈、垫柱等，在各窑炉内未见匣钵，仅在废品堆中采集过一两个；各窑炉烧执壶、罐等多种器形，釉色有青釉、酱（黑）釉两种；4座窑都存在叠压打破关系，说明窑炉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曾有改建过，同时也说明金交椅山烧窑时间较长。
2003年的挖掘还发现了作坊遗迹，有利于全面认识宋元时期晋江烧窑及制瓷工艺。作坊遗迹位于坡地上，东部与南部破坏严重。作坊区发掘面积为150平方米。在发掘范围内发现有贮泥池、沉淀池、磉墩3处遗迹，其中贮泥池中还残存50厘米厚的青灰泥。令人最为惊叹的是：东侧坡下几乎是一线排列着10口大缸，其中3口缸套放在一起，最大的缸腹直径95厘米，最小的底直径15厘米。
在一个遗址中揭露四座龙窑（若该遗址完整，应不止四座窑），在田野考古中并不多见，且每座窑至少使用过两期，说明宋元时期晋江制瓷业已相当发达。窑炉及其两侧废品堆中清理出来的瓷器标本，发现少量的五代物品，主流是宋元时期的器物，可见金交椅山烧窑有可能始于五代时期，兴盛于宋元时期。
泉州碗窑古窑址：
在泉州东门外碗窑乡，有南、北窑。北窑烧影青瓷，南窑烧青瓷。产品有碗、洗、执壶、瓶等。多素面，釉色灰青，烧制用垫圈，露胎处有硃砂红瘢，胎质灰白，且厚重，俗称“土龙泉”。在南洋群岛多有发现。
德化盖德古窑址：
北宋初，盖德窑以产青瓷闻名，色呈青灰，釉层透明，胎釉密贴。胎质坚结致密，吸水率低，近于青白瓷。器物以碗、粉盒、军持为主。除影青为主外，也有部分白瓷、黑釉瓷。产品行销东南亚、菲律宾等地。
青白瓷用石灰釉配制，釉色白中泛青、青中带白，莹润明亮。因釉中含铁量少，经充分还原焰烧成，加之瓷胎纯白，故釉色白胜于青。自北宋至今，青白瓷的延烧历史最长，采用最广泛，尤盛行于德化。
德化屈斗宫古窑址：
位于德化县浔中镇宝美村破寨山西南坡，为我国宋、元时的古外销瓷重要遗址之一（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现与屈斗官窑出土的相同器物），1976年由“福建省德化县古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队”发掘，1988年1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窑炉坡长57．１米，宽1．4至2．95米，鸡笼式窑基，共有17间窑室，14个窑门，结构较为完整。
出土800多件烧制工具和6793件完、残瓷器。这些器物的造型和烧制方法，具有明显的宋、元时代的特征。以墩仔式碗、折腹弦纹碗、铜罗盘、高足杯和直道弦纹洗为主，还有印花粉盒、洗、盖盒、壶、军持、莲瓣碗。这些瓷器应用了印花、划花、贴花、浮雕等多种工艺，纹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和牡丹、莲花、梅花、菊花等四季花卉以及鱼、雁、人物等，不少器物上带有模印阳文（如“长寿新船”等）或毛笔书写的文字款识，有二件直道纹洗的底部，分别印有蒙古人特征的头像和阴刻元代花押，有些匣钵还刻有“郑”、“张”、“颜”姓字款，或“丁未年”年款。
这一窑址对研究宋元时代德化窑瓷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规模、窑炉结构、烧制工艺和瓷器外销，都有重要的价值，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和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安东田南坑古窑址：
位于南安市东田镇南坑村一带，于1977年发现，大多为宋元窑址，少数延续至明，其产品在日本及东南亚大量出土或出水。1991年3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坑四周群山起伏，南坑宋元时期的窑址共33处，占南安古窑址一半以上，分布在南坑村抢仔岭、长埔、大坝、牛路沟、顶南埔、大官后等地山山岭岭之间。在古窑址的山坡上，遗有大量陶瓷片，面积20万平方米，堆积层厚达1至5米，是目前闽南地区发现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窑群。
南坑窑址依山而建，出产青瓷、白瓷、青白瓷，且以青瓷和青白瓷为最多。主要产品有碗、碟、盏、洗、壶、瓶、杯、罐、盆、炉、器盖和动物玩具等。胎骨里呈灰色、白色、灰白色，质地坚硬细腻，釉色晶莹润泽，釉水均匀。装饰技法有莲瓣、菊瓣、草叶、缠枝、斜直线、篾纹和弦纹等，风格活泼奔放，线条刚劲流畅。釉色繁多是南坑窑的一大特点，除大量烧造篦点划花青瓷（日本称为“珠光瓷”）外，还仿烧龙泉、官窑等多种釉色青瓷。工艺水平已经非常成熟，采用龙窑式窑炉烧造，大量采用匣钵正烧法，另有匣体复叠法，叠烧法支圈复烧等方法。
2003年省考古队发掘整理出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南坑坪圹古窑址三处。
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是此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前半部分（约10多米）因建有一个砖瓦场而被切断，后半部发掘出了46米，窑底及遗迹保存较好。该古窑址都是烧青白瓷，主要品种有碗、盘、杯、炉、水注之类，器型、花纹规则，连窑具都很规则；尤其是水注制作工艺比较高，此次出土的就有一种很精美的水注——凤首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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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共发掘了3段，长度约30多米，窑尾虽被破坏，窑头却保存相当完好。该窑址主要烧青白瓷，产品以盒为主，其它也有碗、盘、炉等。该窑址出土的盒类实物尤其精致，据称与“南海一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盒子几乎一模一样。
南坑坪圹古窑址窑炉遗迹保存较好，下层烧青白瓷，上层烧青瓷（又称珠光青瓷）。印证了青白瓷比珠光青瓷出现得更早，解决了考古界长期争议的“哪一个出现得更早”的问题。
近年，在澎湖出土大量陶瓷，有许多篾点划花青瓷，与南安南坑窑出产的产品有关。在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也陆续出土泉州宋元陶瓷产品，而其中多数是南坑产品。
正当南安南坑窑群进入鼎盛时期，元末一场战争阻碍了陶瓷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特大的地震，黑蜂成灾，把这一带的古窑址推向灭绝，明清时，这里只剩下3个窑址。
陶瓷历史中的原始文化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