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神秘的秘色瓷贡窑在哪里？浙江这一发现解开了千年悬案

2021-07-03

秘色瓷，一直是考古界的千年之谜。

最早记录秘色瓷的当属唐代诗人陆龟蒙。在他的《秘色越器》中，这样说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首次向世人介绍了秘色瓷的存在。

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发现的秘色瓷，证实了诗歌文献所提及的“秘色瓷”的真实存在，但这些瓷器产地在哪、如何烧制却成了谜案。

法门寺出土秘色瓷，秘色瓷位于地宫中室的银香炉之下

而今，这个千古谜题解开了。日前，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发掘项目，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批出土的瓷器给了我们答案。

何为秘色瓷?

它是越窑青瓷精品之一。秘色瓷是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的瓷器精品，因其制作工艺秘而不宣得名。所谓“秘色瓷”，实为唐、五代之际越窑青瓷中的上乘之作。而秘色瓷之所以被抬到一个神秘的地位，主要是技术上难度极高。青瓷的釉色如何，除了釉料配方，几乎全靠窑炉火候的把握。不同的火候、气氛，釉色可以相去很远。

五瓣葵口凹底斜腹秘色瓷碟，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陶瓷文化：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吗？

中国陶瓷史上,最能引起陶瓷研究者兴趣的课题,莫过于北宋官窑的存在。此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面积发掘汝州张公巷窑,能破解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吗?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一般以地名命名,唯有北宋官窑,没地点没出处,也没有传世品,文献记载仅有区区14个字“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再加上存在时间太短、制作产品太少、宫廷之外极其罕见等原因,对于其是否存在尚有诸多争议,一直无法确认。2004年,河南汝州张公巷窑考古发现宋元时期有别于汝窑的全新青瓷器,发掘单位邀请国内外陶瓷专家举行“中外专家学术研讨会”,鉴于出土青瓷的精美,与会专家对其官窑性质达成共识,但对其年代看法不一。“由于发掘面积太小,目前学术界对于张公巷窑年代和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学说,多数学者认为是北宋官窑,也有学者认为是金代官窑,个别学者认为是元代官窑。”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孙新民介绍说。他说,过去发掘面积太小,从考古学的地层上来确定其年代,尤其是绝对年代,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张公巷窑的年代定得比较宽泛--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学术争议也由此而起。时任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现已故)力主“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他直言不讳地说,张公巷窑就是他寻找了几十年的北宋官窑。出席“中外专家学术研讨会”之后,日本东亚陶瓷学会会长伊藤郁太郎申请到日本文部省的一个科研基金,课题研究目标就是“汝州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为此,他连续5年到河南调查,认为张公巷窑瓷器的釉色、造型、制作工艺等,与宋徽宗皇帝的审美品位是合拍的,他撰写论文力挺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因为张公巷窑发掘面积太少,窑炉、作坊等没有发现,一些主张“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的专家持谨慎态度。现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说,张公巷窑出土的折腰碗等器物造型继承了晚唐风格,这在北宋很风行,我判断它应是北宋时期的,但进一步弄清是否北宋官窑还要进一步发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认为,张公巷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非常重要。但因为窑炉没有发现,烧造工艺流程没有被揭示出来,现在说它就是北宋官窑还为时过早。一些专家对张公巷是北宋官窑的说法提出质疑:文献上记载官窑是“京师自置窑烧造”,而张公巷距当时的京师开封200公里之遥。另外,出土器物和北京故宫、台北故宫里收藏的清代宫廷传世北宋官窑瓷器对不上号,张公巷窑有可能是金代或元代官窑。亲手发掘汝窑和张公巷窑两个遗址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木森认为,汝窑被南宋官窑继承的脉胳很清楚,张公巷窑距汝窑烧造区仅20公里,近在咫尺,但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却不如南宋官窑。特别是从考古学上的地层关系上来看,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金代官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但根据考古的文化层和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张公巷窑是金元时期窑址。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柄认为北宋官窑并不存在,官窑就是汝窑,因为汝窑的年代也在北宋晚期,皇家没有必要设两个窑址,再说开封没有瓷土和釉料,不具备烧造瓷器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应尊重文献记载,北宋官窑在开封,只是北宋开封被泥沙淤积,当时的地面在如今地表7米以下,无法发现线索。专家相信,随着张公巷窑的大面积考古发掘的进行,这些问题和争议将迎刃而解。

陶瓷文化：欲解千年柴窑谜

在中国，有一种瓷器是“诸窑之冠”，却始终不能确定它的窑址。

有一种瓷器身世迷离，但文献中只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记录。

这便是柴窑，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的千古之谜。

从三十年前见到第一件瓷瓶开始，河南收藏家邰振春踏遍全国各地，四处搜寻柴瓷踪迹，三十年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柴瓷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同时揭开柴窑尘封千年的神秘面纱。

迷上柴瓷

邰振春称，收藏柴瓷，纯属偶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邰振春在郑州街头闲逛，见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蹲在街边，破纸箱内放了几个瓷瓶。“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时眼前就是一亮，首先它不是现代的东西，新东西没有那种历史沧桑感。直觉告诉我，它不是五大窑口中任何一个窑口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它是好东西。”

邰振春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告诉笔者：“老头称不识字，是在盖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共几十件，都在一起。”当邰问有没有其它东西时，老头称，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其它的。“买这批东西共花了两万块钱，而当时市场上一件宋代的钧瓷不过几百块钱。”邰说，“那时只顾看东西，没考虑价格，老头看我喜欢这东西，漫天要价。”邰振春说，在今天看来，是值了，但在当时，有人称他是“疯子”，“有钱没地儿花”。

瓷器买回来后，兴奋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中看了又看，如此激动了好几个月。从那时起，邰振春便开始四处查数据，到全国各地搜寻类似的瓷器，然而遗憾的是，不管到西安、南京、香港还是在北京，三十年来，邰振春未在其它地方发现过一件类似瓷器。

在经过三十年的深入研究之后，邰振春认定自己手中的这批瓷器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柴瓷。

为了研究柴瓷，同时给自己手中的瓷瓶验明正身，邰振春卖掉了南阳的房子，定居郑州。“说是定居郑州，其实我在四处流浪，今年我都六十一了，到我这个年龄还背井离乡，只有一个目的，为柴窑正身，为柴瓷正名，而后将这批东西捐给国家，这是我唯一的心愿。”邰振春说，“之所以来郑州，因为柴窑就在郑州。”

深入研究欲解谜

《事物绀珠》曾这样盛赞柴窑：“诸窑之冠，五大官窑之首。”世称柴、汝、官、哥、定。由于连年战乱，柴窑器物传世稀少，世有“片柴值千金”之说，加之世人对柴瓷不认识，认可度不高，到宋代便演变成了汝、官、哥、定、钧。柴瓷在人们心中慢慢淡化，便造成柴窑瓷器沉冤千年，与世人隔绝。邰振春说：“要研究柴瓷就必须与历史相结合”。

“柴荣年轻时是大瓷商，以经营瓷器、茶叶为生，柴家的财势可上追到唐初，因为柴荣家族势力庞大，加之瓷器作为当时民间主要生活器物，柴家有瓷窑是肯定的。”邰振春称，种种迹象表明，柴窑址就在河南新密市牛店镇的柴窑村。

从邰振春的研究来看，柴窑品种繁多，纹饰特别丰富。礼器是柴窑的重器，有马、牛、骆驼、鼎、香熏、净瓶、长颈玄纹瓶、出戟尊、凤首瓶、花瓣口瓶、蒜头口瓶、盘、壶、酒具等。纹饰主要是仿商代青铜器式。有饕餮纹、人面纹、动物、连珠纹、龙纹、堆塑、划花、贴花、刻花等纹饰。此外，柴瓷的堆贴花工艺在五代也有了新的发展，改变了六朝时期粗糙的堆砌现象。

三十年来，邰振春总结柴瓷的种种特征，提起柴瓷，他总是滔滔不绝。

在制造工艺上，柴窑借鉴前朝方法，采用胚模合成法，它使器物比前朝的手拉胚要薄三分之二。“唐三彩在制胚时使用的是陶范压胚法，柴瓷借鉴了这一工艺，采用胚模合成法，这一方法的使用让器物造型规整、大方、精致、美观。所以柴窑瓷器的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对接线。”邰振春称，这便有了世人形容柴窑瓷器“薄如纸”的原因。柴瓷在原料加工十分讲究，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胚泥在成形前经过揉练，所以瓷胎细腻，胎体白而坚硬，轻重适度，胎壁较薄。

在施釉方面，柴瓷实行的是刷釉法而非蘸釉，所谓刷釉就是器物成型后，将釉刷上去，而非将器物放入调好的釉中，然后取去。正因为此，柴瓷釉色薄、刻花清晰可见、立体感强。柴窑瓷器颜色丰富，在唐三彩配色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把各种色料在瓷器上使用，有天青、天蓝、豆绿、黑色、红色、祭兰等色。

在落款方面，柴瓷多落“易定”款。据邰振春考证，五代时期，周世宗柴荣把河北保定一带的易定节度使管辖下的部队，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以“易定”为后周部队的番号，涵义有两层：一是容易平定天下之意；二是以周文王的周易为治国之道。柴荣皇帝为了纪念“易定”军，下令把“易定”字样刻到了柴窑的瓷器上，示意他博大的胸怀和帝王的霸气。这就是柴窑瓷器上“易定”款的由来。“因为当时瓷器刚从民间走向宫廷，所以并不注重『品牌』，官柴的落款除了『易定』外，还有一字、官字、御字等落款。”邰振春称。

经多年对柴窑的考察与研究，邰振春大胆提出：柴窑器身细纹刻片，口沿与足底有黑色垫痕，因为器足底部大部分是沙底，不施釉，用粗黄土作垫烧制，口沿、足底留下黄土窑变后的黑色垫痕。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邰振春引用的《夷门广牍》中记载，“柴窑出北地，天青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汝瓷是支钉烧，钉便成了汝瓷的一个特点，像汝瓷一样，足底呈黑色便是柴瓷的一个明显标志。”邰振春说。

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邰振春还认为，青瓷加铜元素的历史是从柴窑开始，而非瓷器史所说的从宋代开始的历史。他告诉笔者：“柴荣皇帝是创烧瓷器的先驱者，他运用新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势，釉里加铜红和本地所产的密玉硅酸盐玉石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过窑变，釉的流动变化，器烧成后，器物外面出现透明的玻璃釉，器物足底和下垂之处有玻璃珠。由于釉里面有多种矿物质，窑温很难控制，造成了铜红色流动大，施釉不均，与宋代钧窑相比，釉色的稳定性有差异，胎质有差异，柴青瓷是白胎，宋钧瓷是灰胎，这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区别。”

邰振春说，柴瓷器皿多礼器，并非自己凭空想象。五代后，由于连年战乱，金属多用于兵器或钱币铸造，官方不得不改金属器而用陶瓷，而皇家所用又不能与平民一般，为显尊贵便有了官窑，柴窑便是中国官窑的先河。柴荣命柴窑烧造仿商代青铜器式的各种器皿，保留传统礼器的造型，以瓷代铜，为宋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窑之所以存世以礼器为主，是因为礼器是国之重器，没有皇家御订，任何民窑不能烧造。五代以后，礼器开始用瓷器代替金属器，一为节约金属，二来向民间表明，皇帝对宗教的重视。“五代时，佛教盛行，柴荣本身就信佛、道，八仙就成形于五代，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讲道。”邰振春说。

二○○九年年底，一件有着雨过天晴后天空般青色的千年古瓷器─“青百合花瓶”，在日本露面，这件被日本文物专家认定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中国柴窑，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专家将其估价三亿元人民币。得到此消息邰振春颇感震惊：柴瓷千年的神秘面纱将必被揭开，他的数十件藏品与三十年的研究也该有个定论。他期待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

瓷城一运岂千年

醴陵城区风貌

本刊记者郭佳封锐实习生甘博

中国瓷，醴陵彩。

因始创“釉下五彩”工艺，“瓷城”醴陵在近现代陶瓷业中，占据无可替代的位置，并被捧为“红官窑”。

从工坊到工厂

百世传承衍变

醴陵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在两千年前的东汉王朝，就有大规模立窑设坊烧制陶瓷的痕迹。

当年那些带着共同目的聚集起来，从事陶瓷制作的大批作坊工匠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事业居然会在这里百世流传，从两千年前的夹沙灰陶工坊，到一千年前的青瓷、白瓷、黑瓷产业，再到近代享誉世界的釉下五彩瓷，无数代后继者将醴陵陶瓷发扬光大。

在醴陵，考古发现有远至商、周的青铜时代的陶片，新阳乡还有东汉古陶窑群遗址。据考证，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的县城（板杉古城村）近郊已有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生产的日用陶器为夹沙灰陶，火候高，质地坚韧，没有上釉，纹样清晰，品种包括砖、釜、壶、缸、碗、罐等十多种。

一千年过去，到宋、元时期，醴陵的青瓷、白瓷生产呈现发达景象。黄獭嘴镇、枫林市乡、东堡乡，均发现多处青瓷窑遗址，甚至出现五十座瓷窑集中连片生产，堪称古代的规模产业。

又几百年过去，到明、清时期，醴陵瓷器制造业持续兴盛。新阳乡的明朝砖窑遗址上仍有完整砖窑留存，证明这里曾参与明朝首都南京的城砖烧制。清朝雍正年间，广东人到东堡乡开设瓷厂，规模化生产粗瓷器，碗、碟、壶、酒器、调羹、罐、坛、钵、油灯等不一而足。

醴陵的陶瓷生产始于汉，兴于宋，盛于清，古作坊、古窑遗址遍布。直到清末民初，在仁人志士的推动下，醴陵终于诞生了“釉下五彩瓷”，并一举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被世界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被首选为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和国家礼品瓷，俗称“国瓷”、“红色官窑”。

实业救国

催生“釉下五彩”

1904年，晚清官员熊希龄考察醴陵瓷业，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办法，改良发展醴陵瓷业，为清政府采纳。

次年，熊希龄与醴陵籍举人文俊铎在城北姜湾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并在学堂附近的姜岭下筹建“湖南瓷业公司”，从日本、江西景德镇引进部分技术人员和制瓷机械。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湖南瓷业学堂创制出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1908年，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生产出釉下五彩瓷器，成为醴陵瓷器独有产品。

釉下五彩瓷，突破了一直以来陶瓷釉上粉彩和釉下单彩的局限，光洁的釉面下，颜色清新多样。甫一面世，“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受到热捧，其精美绝伦程度令世界震撼，也让中华陶瓷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接连荣获“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金奖、“南洋劝业会”一等金奖、“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巴拿马太平洋(601099,股吧)万国博览会”金奖，醴陵釉下五彩瓷被推上了“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醴陵陶瓷风靡于世，各路商贩往来贩运者络绎不绝，一批批私营醴陵瓷制造公司相继兴起，城北姜湾、中和一带成为集中产区，上百家瓷厂欣欣向荣。后因饱经战火，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生产一度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原湖南瓷业学堂毕业、擅长釉下彩瓷工艺的古稀老艺人吴寿祺被请出山，传授技艺，培训学徒，并按照国务院的批复组建“湖南省瓷器工业公司”，釉下彩瓷器重新恢复生产。2007年，醴陵瓷器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代表作“扁豆双禽瓶”，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

一个现代瓷城

400亿陶瓷产业

人类历史上，瓷器文化曾伴随海船和驼队，满载着财富，从中国流向世界各地。现代，运输方式变了，不变的是日益丰富和拓展的陶瓷需求。

中华陶瓷文化博大精深，醴陵是湘东门户，也是一座至少有两千年大规模陶瓷烧制历史的著名“瓷城”，是陶瓷文化的重要源流地，品质淡雅精美的“釉下五彩瓷”风靡全球。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醴陵的日用陶瓷、工业陶瓷当年产量分别达到59.25亿件、80.6万吨，产值401.6亿元。

近年来，醴陵陶瓷产业被确定为湖南省十大标志性产业之一。一个现代化的瓷城内，6个技术创新平台，23家研发中心，还有多家企业与科研院校共同组建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近三年，醴陵陶瓷企业专利申请量超过1500件，80%实现产业化。轻质陶瓷填料、抗菌陶瓷、陶瓷手机面板、陶瓷光纤插芯和套管、核电机用进出线绝缘端子等一批自主研发的新型陶瓷产品产业化，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使醴陵陶瓷在能源、电子、航空航天、生物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现在，醴陵已有陶瓷企业503家，配套企业205家，形成了集陶瓷材料、陶瓷制造、陶瓷机械、陶瓷颜料、配送物流等于一体的产业链，拥有产业工人12.8万人，产品涵盖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工业陶瓷、新型陶瓷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这里的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是湖南全省唯一的县级海关口岸，每年为醴陵数量庞大的陶瓷产品出口，提供了快捷通道。

传承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醴陵将东方陶瓷艺术在现代商业背景下焕发出新的光彩。坚持自主创新，推动陶瓷产品产业化运作，瓷城一直追求着穿越时空的永恒之美。醴陵陶瓷产业的价值远不止四百亿，他们的长远目标是—千亿产业。

陶瓷文化鉴赏-千年风流磁州窑

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嵯峨峥嵘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去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人们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但透过已被打碎的陶瓷碎片，穿越浩渺的时光隧道，仍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繁荣景象。

磁州窑，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1987年，北大考古系和我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48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九座瓷窑和作坊，以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式可复原的瓷器两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其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内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她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

在磁县文保所的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

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坛，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以及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都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并成为皇家贡品。

如今，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众多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的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的骄傲，也是河北乃至中国的骄傲。

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揭开湖田窑的千年烧瓷历程

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

深山蕴瓷史——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偏远乡镇，本该寂寂无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龙泉青瓷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于式微中延续着青瓷的血脉，于断断续续中承载着传承的窑火，在近现代龙泉青瓷的发展史上，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宝溪也因自身所深蕴的历史内涵，一如镶嵌在大山中的一棵明珠，熠熠生辉。

山中乡镇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宝溪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　

“宝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不仅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填补了龙泉青瓷历史上的空白，还在龙泉瓷厂的恢复和当代青瓷发展的两个过渡时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宝溪乡乡长周义泉在谈到宝溪的制瓷历史时这样告诉记者。

众所周知，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之一，它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发展于北宋，兴盛于宋元，而衰落于明末清初。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从宋元以来极盛数百年的龙泉青瓷几近断脉。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土生土长的宝溪青瓷艺人却一直在家乡传承着龙泉青瓷的窑火。

据《龙泉瓷厂厂志》记载，1825年间，宝溪乡溪头村李君义在当地建窑称“李生和号”，这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

1934年，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怀德、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等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仿古青瓷研究小组，青瓷生产技术和工艺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承，仿制古青瓷的热情也在龙泉民间一度高涨。

“应该说，民国时期宝溪的仿古青瓷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否则，当时的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也不会挑选百余件精品送给政府。”据周义泉介绍，1945年，陈佐汉曾把仿宋弟窑制品牡丹瓶、凤耳瓶等100余件仿古青瓷精品寄送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分送盟友，并被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予以勉励。而这在宝溪的历史上也有明确记载。

至于宝溪在现代龙泉青瓷史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

据张高岳老人的回忆录记载，195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恢复面临绝迹的“龙泉青瓷”生产。当时，浙江省政府按照总理批示成立了11人的仿古小组，由他牵头，连他在内，包括李怀德、李怀荣、李怀川、张照坤、龚庆平、张高文等共有七位宝溪青瓷艺人参与其中。当时，仿古小组把地址也设在了宝溪，即当时的宝溪张二昌小厂内，取名“宝溪仿古瓷厂”。可以说，现代龙泉青瓷的第一窑火就是在宝溪点燃的。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宝溪仿古青瓷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据周义泉回忆，1967年，从张家菜园里挖出300多件仿古青瓷没收，八十年代中期，仿古青瓷被禁，很多仿古艺人也不得不放下了这门手艺。但时隔不久，80年代后期随着浙江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90年代初仿古瓷又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龙泉瓷厂、艺术瓷厂等国营企业先后破产，龙泉青瓷又一次走向困境，一大批宝溪青瓷艺人下岗回到了家乡。而正是这批下岗工人，重新拿起瓷土，做起了仿古瓷。

对此，宝溪青瓷艺人曾轶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在大批国营瓷厂倒闭的时候，龙泉青瓷行业几乎是奄奄一息，但是一大批宝溪工人却回到宝溪做瓷，形成了一个仿古青瓷的文化市场，延续着青瓷的血脉。 “在关键时刻，宝溪总是成为青瓷文化延续的最后一块净土，把宝溪称为近现代龙泉仿古青瓷中心一点也不为过”。

百年龙窑群“佐证”人类文明　

曾轶星是现在宝溪青瓷艺人中从事仿古青瓷制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龙窑是2000年中国南方烧制陶瓷的历史见证。“龙窑在结构、功能和形状上延续了2000年，从未有过改变，可以说龙窑也是见证人类文明活动的重要佐证。 ”

对于龙窑，曾轶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眼中，宝溪不仅有龙窑，还有龙窑群。“这样的龙窑群，现在只有宝溪乡有，世界上也只有宝溪有。”作为土生土长的宝溪人，对宝溪的认知自是不同一般。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记者实地走进了宝溪乡溪头村，感受龙窑群见证历史的痕迹。

据曾轶星介绍，宝溪共有12支龙窑，大多建于民国时期，也有几支建于清代，主要以生产民间家用器皿为主。由于后来煤气窑取代了龙窑，古老的龙窑逐渐退出实用生产领域。“煤气窑成品率高，宝溪的几支龙窑几年前都先后停火了”。

而在溪头村，记者看到，现存的几支龙窑依岗而建，气势不凡。窑室多为宽1.6-1.8米，一般为19间，多则26间，整体风貌保存较好。

位于溪头村老桥头附近的龙窑，是最迟停烧的，之前一窑可烧制上万只碗。窑主丁绍清对当年的龙窑盛况记忆犹新，他说，“每逢烧窑，火出窑尾，烈焰腾空，数里之外均可看到”。虽然歇业多年，但从龙窑的轮廓和摆设中，我们仍能够想象出当年民间利用龙窑烧制土碗的场景。　

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市窑工在北宋时期就建立了龙窑，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结构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可见龙窑应该是非常科学的制瓷工具”。

但宝溪拥有的12支龙窑，自停烧后，命运各不相同。“龙窑占用面积较大，有几支龙窑在几年前被村民拆除了，现在仅剩下7支。近期在宝溪乡党委政府的重视下，组织人手进行了清理，目前已焕然一新，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几支。”

据他介绍，为了让龙窑炉火再燃，日前，宝溪乡的一批青瓷艺人打算重新烧窑。“龙窑隔5-6年就要修缮一次，长期不用会坍塌，近期有准备开窑的打算。”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青瓷申遗成功，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青瓷艺人，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技艺传承历史，而重燃龙窑窑火，就是传承的重要一步”。

而记者也从周义泉那里了解到，“恢复宝溪龙窑烧制领导小组”已于8月初成立，目前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预计10月底前可以开窑。“做为党委政府，我们也在做一些规划，以更好的保护及传承宝溪的这份历史。”

中国陶瓷艺术千年不灭的窑火

中国陶瓷艺术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丰富多彩，众多的陶瓷艺术品的制作技术无与伦比，创造了人类奇观而引起举世瞩目。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于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而其发展到宋代，才逐渐形成了"窑"的概念，但是，宋人对瓷器的记载还比较零散。

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记录了包括高丽窑、大食窑在内的15个古窑，其中绝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学者的清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清代，随着从宫廷到士庶对宋瓷的追逐、收藏，开始出现专门的陶瓷专书，也开始记述鉴定要点，并涉及到了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的不同观点。这类记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大体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

吴仁敬、辛安潮于1936年刊出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说："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钧等名窑。"

宋代的制瓷业有官窑、私窑之分，并且出现了御窑。官窑由监窑官管理，部分产品上交官府或宫庭，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产品供出售。私窑则由民间投资经营，产品供给的对象既有品官、士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种类丰富。御窑大约是在北宋末期才兴起的，其规模虽小，产品质量却非常高，全部供给宫廷或官府的大型仪式使用，不合要求的产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场。

划、刻、印花的单色装饰和素面单色釉器物等主要是以官窑御用器为代表的"雅器"，造型庄重典雅，釉色单纯，尤尚青色。纹饰简洁，追求古铜玉器神秘庄严的艺术效果，既有纹饰，也是玄妙的弦纹或毫无生气的"规矩花"。这种幽玄苍古、趣味高雅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宋代上流社会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趣味。

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宋市民阶层的产生，因而瓷器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这方面的需求。彩绘装饰和彩釉瓷器多数是民窑的产品，与官窑迥然不同，造型灵活多变，讲究实用功能，如磁州窑生产的瓷枕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颇受欢迎。而且，这些所谓"俗器"色彩强烈明快，纹饰丰满富丽，花纹图案多含吉祥寓意。这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充满着浓郁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

御窑：体现皇权的威仪和神秘

官窑（御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窑口，由官府亲自设立并掌管，由为皇帝服务的内侍官、太监等兼职提举，其产品主要为宫廷和国家重大典礼使用，所以又称"内窑"，与前述的设官监烧并将部分产品供官府使用的官窑概念不同，其生产方式规定为宫廷制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士兵供役。南宋人叶在《垣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官窑共有3处：其一为北宋官窑，地点应在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或附近，由于黄河的淤理，开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十余米处，所以致今还未发现这个窑址；其二为南宋初期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皇宫附近修内司范围内建造的窑，称"修内司官窑"，即文献所说的"内窑"。大约是由于距宫城太近，出于防火安全的考虑，不久就停烧了；其三为修内司官窑停烧后，在郊坛下别立的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由于在杭州市乌龟山发现了其遗址，也称为"乌龟山官窑"。

南宋前期由宫廷建造成的修内司官窑，产品相当单纯，全部是青釉瓷器。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两种，合格的产品都釉色匀净，光洁温润，釉面大多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尤其是小块开片，密集并程倾斜状开裂，称为鱼鳞开片。器物的组合除了日用的碗、盘、瓶、饮茶用的托盏外，还有仿古代青铜器的鼎式香炉、尊、觚等。工艺上的特点是器物的釉层均很厚，因此显得肥润，宝光内蕴。厚釉的工艺是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窑、钧窑发明的。它要求先要将瓷坯在不施釉的情况下先素烧一遍，这使得坚硬的坯体上可以多次施釉，达到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入窑釉烧。这种厚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革新，开后来官窑、龙泉窑等釉色极美之青瓷的先河。

御窑最重要的特点是官建、官管、官用，产品具有皇权特有的威仪和神秘性。又因其不存在商品化、需要谋利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捡选出供宫廷使用的优质器物后，其他器物一概打碎后就地埋藏，绝不允许流入市场。这一点即使前述之汝官窑也无法做到。老虎洞窑址所发现的24个瓷片坑，就代表了这种特点。被定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的器物，很少出土于地层堆积中，而绝大部分集中出土于24个瓷片坑中，这些坑特意修建，集中埋放次品和废品瓷器。

以三号坑（H3）和二十号坑（H20）为代表。H3为一边长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四边相当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非常坚硬。出土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胎的颜色和釉色有多种，以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出土瓷片达一万余片，绝大多数可拼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在发掘后的整理中发现，H3中出土的瓷片几乎都可以拼对起来，仅完整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20多种器形。H3中出土的部分器物釉色呈黄色，是因为窑炉中错误的出现了氧化气氛而形成的，显然是废品；H20平面近似长方形，长2.2米，宽1.14米，厚约0.06-0.15米，利用自然低洼处略加修整而成，表面覆盖一层碎瓦片和残砖。出土物以仿青铜器的礼器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为主。

从窑址发现情况看，官窑在烧制时大体上就是一座龙窑和一、二个用来烧素烧坯的小馒头窑一同烧造。与磁州窑数百"窑家"一同生产的情况极不相同。因为官窑这种专门的御窑，只是为了生产专用的瓷器精品，并不需要利用集体的优势和规模生产来赢得声誉，占领市场。老虎洞窑址中发现的南宋时期的作坊都质量极高，全部用质地细密的灰砖砌建并铺地，房外还有防雨水的散水。这种砖用来建造官衙和宫殿。在全国各地发掘的窑址中，从未曾见过这样高质量的作坊，体现了皇家气派。

民窑：活泼新颖的艺术品味

私窑（民窑）是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可见也有着雄厚的基础。比较著名的有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

物尽其用是民窑瓷器发展的基本原则，各地制瓷作坊将采来的瓷土，精细原料制作高档用具或陈设艺术瓷，粗料作粗瓷，下脚料则用来生产黑瓷，因为黑釉掩盖能力强。这些档次不同的生活用瓷，价格有高有低，能满足广大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这种物尽其用的作法反映民窑工艺能力的提高，因为不同品种的瓷器都要求不同的科学知识，并不是不费力就可以作出来。比如青瓷、酱色釉瓷和黑瓷在胎、釉配方和烧成气氛的控制上都有不同要求，都要求以科学技术作基础。随着岁月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品种都在提高。到东晋时期黑瓷已经不满足于用下脚料来制作，水平大大提高，和青瓷一样进入艺术瓷的领域。

元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窑占有最优质的瓷土、配釉原料、技艺高超的工匠，同时宫延积累历代最好的工艺品和外国朝贡的艺术珍品可供参考。有皇帝最欣赏的艺术家来参与创作，包括器形设计和装饰绘画。不惜工本，瓷器作得豪华、典雅、新奇、甚至精美绝伦，代表了一个时代瓷艺的最高水平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这些绝世的优秀之作也为民窑模仿。但是，官窑的发展方向是向宫延艺术的方向发展，代价很高，做不到民窑那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而且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精美富贵的品质庶民百姓不好使用，不可能在社会普及，其工艺很难推广。民窑则贴近庶民生活，质朴亲切，这些因素使民窑工匠受约束少，创作思路比较活跃，优良的工艺技巧能代代相传，民窑和官窑一样能体现民族工艺的精神。

民窑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浓郁的地方风情。民窑的地理分布宽广，长江以南、黄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可以分出不同的窑系，产品有浓郁的地方特点。这些来源于民间的工匠就在当地生活学艺，一般不大四处流动，因此对当地制瓷原料的本质特点民众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当地的工艺传统。他们最知道作出怎样的瓷器才能有人买，符合市场销路。

各地区的原料品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窑体系形成浓郁的地方风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窑青瓷，河北的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安徽淮南地区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宋人的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景德镇窑、德化窑、建窑、定窑、钧窑等窑区域性的特点特别明显。

第二，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

第三，激情满怀的书画艺术。民窑工匠可以自由地在瓷器上绘画写字，最突出的是磁州窑，用黑彩在白瓷胎体上画画写字。这些书画艺术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相比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但有它的特色。由于工匠们平静单纯，生活根底扎实，视野比较宽阔，在瓷器上画的画，定的字都纯朴、浑厚，没有无病呻吟的病态。以绘画为例，题材广泛，有作边饰或辅助花纹的回纹、几何线条、波浪纹、卷枝蔓草等。作主题花纹的主要有牡丹、月季、菊花和闲花野草、游龙飞凰、禽鸟野兽、山林中的小雀、花塘溪流中的鸭鹅和游鱼等。绘画从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小景，到气势恢宏的高山瀑布，从农家茅舍到市井小民，从神仙故事到严肃的历史题材，这些紧贴人民生活的通俗的艺术领域是民窑的优势。

1970年河南省镇平县出土一件白瓷黑花梅瓶高49厘米，小口细颈，丰肩长腹，中腹饱满，下腹瘦长；胎施洁白化妆土，肩和上腹以黑彩绘锦土纹，衬以白色卷枝花；中下腹以黑彩绘茁壮的牡丹和多姿的莲瓣，上罩白釉，花纹壮实生动，与胎釉对比鲜明。挺拔高挑的造型结构，对比鲜明的花纹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说起梅瓶人们可以想象，在黄土高原，黄澄澄的大路从脚下延伸至遥远，广袤的大地点缀着村镇茅舍、酒肆小店。勤劳的人民祥和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劳动，丰收之后他们也会置身酒店，村姑为他们抱出一瓶美酒，瓶就是磁州窑的梅瓶，抱瓶的姑娘健壮的体魄，红润的面孔，高高的胸脯，明亮的眼眸闪灼出青春的光彩。酒美、人美、瓶也美，让人陶醉，诗人情不自禁的写诗称赞："欲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虎形枕，是山西地区金代磁州窑产品。枕塑成一个老虎形状，虎眼圆睁，竖耳，卷尾伏卧，满身用黑彩绘虎皮纹。在白色枕面上作画，开阔水面飘浮一物，上立一长尾鸟，天空双雁高飞，枕底墨书"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二十日"铭。磁州窑在元代还在继续发展，生产大量优秀之作。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横宽40.5厘米的长方形枕，主题花纹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图，唐僧师徒四人在山道中艰难行进。枕面四角绘折枝菊花，前壁绘黑竹，后壁绘猛虎，两端绘牡丹图案，枕底楷书"古相张家造"铭记。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僧人幺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取经，历尽艰苦，费时七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取回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经回长安。

回国以后，奉旨主持佛经翻译，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慧立、彦宗又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容为西域及佛教发源地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都充满神异的色彩，二是唐宋以来民间有许多故事，神话广为流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明朝吴承恩汇集这些传说写成《西游记》影响极为深远。这件瓷枕对研究这部文学名著的成书过程有重要价值。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生产大量的青花瓷器，不但内容极为广泛，而且画得诗意盎然。很多画面抽象、夸张、大写意，往往是工匠激情满怀一挥而就，真的达到绘画艺术追求的"无迹可寻，然后入神"的境界。

千百年来，不管是官窑还是私窑都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绘上了浓重的一笔，体现了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表现出中国古代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作为一种陶瓷文化，伴随着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传播，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深渊的影响。

深山蕴瓷史浙江宝溪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山中乡镇传承龙泉青瓷千年“血脉”

宝溪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

据《龙泉瓷厂厂志》记载，1825年间，宝溪乡溪头村李君义在当地建窑称“李生和号”，这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

至于宝溪在现代龙泉青瓷史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

百年龙窑群“佐证”人类文明

而在溪头村，记者看到，现存的几支龙窑依岗而建，气势不凡。窑室多为宽1.6-1.8米，一般为19间，多则26间，整体风貌保存较好。

曾轶星告诉记者，龙泉市窑工在北宋时期就建立了龙窑，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结构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可见龙窑应该是非常科学的制瓷工具”。

丽水古瓷诉说千年文化

蓓蕾挂枝头，花开满园闹处州。对于有着1400多年建州历史的丽水而言，民间艺术宝藏，种类繁多且弥足珍贵。“艺术之乡”的桂冠，戴在丽水的头上再合适不过了。8月中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丽水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丽水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地级市级别的“艺术之乡”。

翻开丽水民间艺术的珍贵画卷，丰富程度让人惊喜。其中有以“丽水三宝”为代表的民间工艺美术；有以被称为“戏剧活化石”松阳高腔和丽水鼓词为代表的民间戏曲和曲艺；有以处州古廊桥为代表的民间古建筑艺术；有以青田鱼灯舞、畲族稳凳等为代表的民间舞蹈和杂技；有以畲族三月三歌会等为代表的民间习俗；还有以刘基、仙都传说等为代表的历史名人和传说。

龙泉宝剑，名扬天下。“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万里横戈探虎，三杯拔剑舞龙泉”，不知不觉，龙泉早已成为宝剑的代名词。相传春秋末期，铸剑大师欧冶子遍访江南名山大川寻找铸剑佳地，最终在龙泉秦溪山下铸成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名剑。龙泉铸剑用材讲究，良工锻炼，工艺独特。以锋刃锐利、寒光逼人、刚柔并寓、纹饰巧致四大特色著称。欧冶子开创的龙泉宝剑传统技艺，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及社会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在我国历史上，属龙泉青瓷烧制年代最长、窑址分布最广、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和外销范围最大。龙泉青瓷起始于南朝。宋代，龙泉的哥窑为全国五大名窑之一，弟窑被誉为青瓷民窑之巨掌。“哥窑”产品釉面布满纹片，胎色灰黑，古朴而庄重。“弟窑”产品釉面无纹片，胎白或底色呈朱红，青润如玉，莹澈剔透。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为我国瓷器制作技术提供了丰富经验。

“国宝”青田石雕最早问世于魏晋时期，以青田本地所产的蜡石为原料，精细雕琢成为名贵的工艺品。如今，青田石雕早已名闻世界。其石材质地细润，脆软相宜，色彩丰富，花纹奇特，其中以灯光冻石最为名贵，价等黄金。青田石雕因材施艺，因色取俏，造型新颖，层次丰富，形象逼真，为石雕艺术之奇葩。

东方陶瓷艺术瑰宝之一的遂昌黑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艺术，具有胎质细腻、精雕细镂、纯朴庄重、无釉无彩、古色古香的特色。缙云河阳剪纸工艺精巧，带有浓郁的江南风格，在全国剪纸艺苑中独树一帜。

文章来源：http://m.taoci52.com/t/36007.html

上一篇：古代瓷器：历朝女俑，传承千年的美！

下一篇：古代瓷器：亚洲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越南彩绘瓷

陶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