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圆明园历史规模最大考古发掘还原如园赛江南美景
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是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它坐落在北京西郊，与颐和园毗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万春园组成。自1996年开始，圆明园遗址公园先后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自2013年开始至2020年结束，为圆明园遗址史上最大规模的发掘项目。日前，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圆明园面积35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一百五十余景，有“万园之园”之称。清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文物被抢掠，后又遭到匪盗的打击，终变成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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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掘分为三期，计划通过长期、持续的考古工作，明确绝大部分景区范围、布局和形制，完善整体保护体系，建立起可视、立体的考古成果展示平台，达到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利用和展示服务的目标。
截止到目前，圆明园考古队已经完成22处景区的考古勘探工作,基本探明了这些景区的遗址保存状况和布局。先后对如园遗址、养雀笼遗址、海晏堂蓄水楼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总面积7000平方米，出土文物达5万余件。
延伸阅读
长沙铜官窑出土文物展示“十里陶城”的风采
古城长沙正在全力保护、开发唐代铜官窑遗址，使世界釉下彩陶瓷发源地再续千年“香火”。
兴盛于一千一百多年前的长沙铜官窑，以釉下彩绘和诗文装饰闻名古今，至今仍保存着唐代以来最完整的古龙窑，系古城长沙的一个重要历史遗址。长沙铜官窑首创了釉下彩绘并最早把诗文引入瓷器烧造创作，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湖湘文化和对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遗憾的是，人们对长沙铜官窑创造的辉煌成就以及对世界陶瓷事业的贡献所知甚少。为充分展现其作为世界釉下彩陶瓷发源地的地位和价值，长沙市启动了铜官窑遗址保护开发工程，欲将铜官窑建设成集文化、文物交流、科学研究、参观游览等于一体的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区。
根据正在设计铜官窑遗址保护方案，铜官窑遗址保护区的范围占地五百九十六亩。除进一步加强对铜官窑遗址保护区的考古勘探外，还将对遗址内各类遗迹进行综合性系统调查，以保护文物及其环境的完整。
据悉，铜官窑遗址保护的规划目标将立足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申报“世遗”的第一步就是进行保护性开发。因此，在对铜官窑遗址保护的规划中，将充分考虑文物本体的组成要素及其环境的历史格局，尽可能减少对文物本体的干预，保护文物的原真性及完整性等，使铜官窑再现“十里陶城”的盛世风采。
宋代陶瓷文化历史
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陶瓷文化：汝州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 千年之谜有望解开
汝州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仪式现场
大河网讯汝、官、哥、定、钧是我国宋代时期的五大名瓷，其中，汝窑、钧窑、哥窑、定窑的窑址都已经被考古界发现，唯独北宋官窑窑址一直是考古界的一道“谜题”。6月21日上午，随着汝州市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仪式的启动，备受各界人士关注的张公巷窑址第四次发掘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届时，这一千年之谜有望解开。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西北距唐宋时期的汝州州衙遗址约1500米。2000年，张公巷窑址被发现，分别于2000年春、2001年夏、2004年春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三次考古发掘面积很小，出土以瓷片居多，极少整器，但胎之薄、釉之美已经震惊学界，业内人士对2017年的重新发掘充满期待。”出席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启动仪式的相关专家表示，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围绕张公巷窑的性质、年代、瓷种等也存在不少争论，诸多谜团有待此次发掘揭开。
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与与会专家交流张公巷瓷窑遗址相关情况。
据了解，张公巷窑青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
汝州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仪式现场
大河网讯汝、官、哥、定、钧是我国宋代时期的五大名瓷，其中，汝窑、钧窑、哥窑、定窑的窑址都已经被考古界发现，唯独北宋官窑窑址一直是考古界的一道“谜题”。6月21日上午，随着汝州市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仪式的启动，备受各界人士关注的张公巷窑址第四次发掘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届时，这一千年之谜有望解开。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西北距唐宋时期的汝州州衙遗址约1500米。2000年，张公巷窑址被发现，分别于2000年春、2001年夏、2004年春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三次考古发掘面积很小，出土以瓷片居多，极少整器，但胎之薄、釉之美已经震惊学界，业内人士对2017年的重新发掘充满期待。”出席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启动仪式的相关专家表示，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围绕张公巷窑的性质、年代、瓷种等也存在不少争论，诸多谜团有待此次发掘揭开。
与会专家参观2004年发掘的张公巷T2、T3探方。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表示，由于前几次发掘面积太小，发掘成果甚微，长期以来对于张公巷窑的性质，还缺乏统一的认定，许多谜团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来解开，但张公巷窑的重要学术地位毋庸置疑。希望通过这次深度发掘，能够确定张公巷窑的烧造年代和窑业性质，解决北宋官窑的相关问题。并为筹建大型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汝瓷之都”文化名城创造有利条件，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汝州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千年之谜有望解开。
汝州市政府副市长杨英武表示，汝州市正在着手编制张公巷保护性展示工程规划，积极争取2018年国家专项补助资金。随着张公巷瓷窑址的发掘进展，采用边考古发掘，边阶段性保护展示的方法，真实全面的展示张公巷瓷窑址的陶瓷烧制文化和艺术风格。
“预计今年年底，根据考古发掘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果，科学编制张公巷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力求让张公巷瓷窑址“活起来”，并结合汝州“建设汝瓷文化名城”的城市定位，建立一个文物保存状况良好、基础设施完善、拥有独特人文感观的优秀文物保护展示区。同时，根据考古发掘进度，逐渐向公众开放展示，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汝瓷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杨英武说。
考古发现广东境内早仿龙泉青瓷窑遗存规模宏大
中新社梅州1月1日电(杨草原唐林珍郑炜梅)记者1日从广东大埔三河镇余里村古窑群考古工作组获悉，余里村古窑群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陶瓷专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成基认为，这些古窑的部分产品当时应该是销往海外的。
他认为，该处是广东省境内已知最早的仿龙泉青瓷窑业遗存，而且是同类窑址中罕见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的明代龙泉系青瓷窑场。
余里窑窑址地处大埔县三河镇余里村水口山尾陲，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八十年代中期，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曾做过小规模的发掘。2013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客家博物馆、大埔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大埔县博物馆等单位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为400平方米。
目前，考古工作组发掘探方4个，探沟1条，揭示龙窑遗迹4座，出土大批窑具和瓷器标本。从考古发现情况看，余里古窑址群分布范围较大，现已发现有作坊遗迹。遗址中还有大量废弃堆积瓷碎片和匣钵，出土大量青釉瓷器残件，种类有碗、盘、杯，碟、瓶、炉、砚台、盖罐、灯盏、烛台、印模等十余种日常用瓷以及窑具匣钵、窑垫等生产工具，烧造制作流程等附属建筑均有遗迹保存，遗物丰富。
刘成基介绍，余里窑属浙江龙泉窑系，产品烧成采用南方地区流行的龙窑，用匣钵装烧，制瓷技术和烧成技术高超。他说，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看，余里古窑群烧造历史悠久。烧制的瓷器精致，造型典雅，装饰艺术富有特色，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看，濒临韩江，水运便利，这些产品部分应该是远销海外。
大埔县素有“南国瓷都”美誉，陶瓷生产至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是中国四大青花瓷生产基地之一，以及出口陶瓷的主产地之一。大埔生产的青花瓷工艺精湛，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坯体薄似蛋壳”享誉国内外。2010年，大埔县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青花瓷之乡”称号。(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台湾陶瓷历史文化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清朝文化陶瓷历史 (4)
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型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末年，又遭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受到巨大损失，陶瓷业也难逃厄运，所以咸丰时期的传世精品很少。这一时期的产品更加粗糙轻率，胎体厚重且疏松，表面施釉厚薄不一，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造型笨拙最典型者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字外无圈栏。
咸丰末年，景德镇官窑厂被损毁，陶瓷业被破坏无余，清代瓷业之败落，莫过于此。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
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
德化陶瓷历史文化
德化的瓷业，历代烧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确实壮观，从人口密集的城关到偏僻的山村，从田野到丛山密林，经常可以发现古瓷片和古瓷窑的遗址，白莹莹、花艳艳的瓷片，象颗颗星斗撒在人间，似片片白玉镶织大地，把青翠翠、绿葱葱的山乡点缀到更加美丽。全县目前已发现的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的窑址达238处，全县十八个乡镇都有古窑址分布，其中“屈斗宫德化窑址”（包括浔中、龙浔、三班、盖德，4个乡镇宋至明代的窑址）1988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即开始生产和使用隐患。至唐代后期，德化三班、泗滨一带制瓷业已开始发展。唐末五代出现陶瓷专著《陶瓷法》、《绘梅岭图》。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系统工程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商品。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彩轮制、模制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器形以碗、盘、杯、碟、瓶、罐、壶、盒、洗、花瓶为主，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装饰方法以刻花、划花和印花为主，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以及篾纹、菊瓣、葵纹、麦穗、卷草等纹饰，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发现。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月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釉色滋润、白度高、透光度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焰的“鸡笼窑”。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元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有17间窑室，出土了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多件完、残瓷器标本。这座窑的发现，特别是大量外销瓷器的出土,对研究德化穴元时代的烧造规模、烧制工艺、窑炉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填补了过去德化龙窑的空白。
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似玉、色调素雅，被称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明代，德化窑炉也有新的创新，在全国首先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窑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
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夺斗艳，青花瓷取代建白活跃主要地位。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画面明静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或幽菁淡雅或浓郁艳丽的网络，开创了德化窑彩瓷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
晚清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外来侵略，我国城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创作的《木兰从军》、《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许友义师徒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行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全县有陶瓷企业11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三大陶瓷产品体系。也涌出了一批陶瓷名企，如佳美集团、冠福集团、顺美集团等等！也使很多大企将分公司设至美国、德国、英国等等国家……。2001全县陶瓷产值38亿元，占全县经济总量的69.72%，陶瓷业纳税占全县税收总额的50.11%。2003年陶瓷产值达53.1亿元，出口交货值达42.1亿元。1993年,李鹏委员长任总理时题词德化名瓷，瓷国明珠，高度概括了德化陶瓷在国内的影响和地位。1996年3月，德化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德化人民充分发挥山多、水足、矿富、瓷美四大优势，大力实施大城关发展战略，成功闯出一条山区经济发展路子，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继1996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之后，2003年又被称评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瓷都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