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存于鹤壁博物馆的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的分析，来探讨其雅俗一体的特质，从分析器身题诗来探讨民窑瓷器雅化的一个变式。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是鹤壁集瓷窑出土的一件精品，现存鹤壁市博物馆。罐高31.7厘米，口径17.3厘米，重6800克。器型为唇口，下腹渐收，平底。外部通体施白釉，釉色纯白。器物自颈至底，各绘粗细弦纹五周，将器身分为五段。肩部绘花卉和缠枝牡丹各一周，腹部有行文铭文二行二十八个字：昨日西风澜漫秋，今朝东岸独垂钓。紫袍不识蓑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流。下部为底绘莲花瓣纹，内饰褐彩。众所周知，鹤壁集窑属磁州窑系，为民窑体系，因此鹤壁集窑的瓷器以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见称。这件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本身也具有了磁州窑瓷器这种共同的特点，朴实内敛，富有民俗特色，有其俗文化的一面。但同时，由于鹤壁集窑瓷器中以诗词作主要画面并不多见，且诗本身具有一定的文人色彩，具备了雅的特征。这里所说的俗，是民俗，而并非格调之分。鹤壁集窑创烧于唐而终于元，烧瓷历史达五百年之久。但所烧器物，基本上为民用瓷器，装饰以富有生活意趣的内容为多。如现存鹤壁博物馆的童儿戏莲瓷枕、褐彩虎型枕，都与民俗生活密切相关。白釉褐彩题字罐也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民俗文化特征：一、装饰花纹体现了民俗文化肩部绘花卉和缠枝牡丹各一周，下部为底绘莲花瓣纹。其中，牡丹花纹自唐以来就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代即把它作为装饰题材广泛用于各种工艺品上。白釉褐彩题字罐上的牡丹花纹是以缠枝花卉的形态出现，互为缠绕，花朵盛开，枝叶舒展，纹饰构一、以诗歌为主要修饰画面具备独特性在瓷器上写通俗诗句与民谚开创于唐代，磁州窑的民窑性质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靠市场运作来延续发展，必须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市井文化内容为题材来装饰产品。因此元代的很多瓷器上有元散曲、元杂剧，简单的还有以几个文字作为装饰，如鹤壁博物馆的香花供养盘、黄花红叶盘，以诗为装饰的在鹤壁集窑瓷器中并不多见，如我们谈论的这件题诗罐。历代文学作品中，词、曲的地位与传统诗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两者针对的受众也不尽相同，前者更偏向于茶楼酒肆、街头巷尾的人们吟唱传诵，后者更多的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相传。题诗罐的出现，可见民俗审美文化在潜移默化地提高自身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位。二、诗歌本身具有文人色彩这首诗为宋代杨朴所做，杨朴(9211003)，北宋诗人。《宋史》载：杨朴字契元，郑州新郑人。善歌诗，士大夫多传诵。与毕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来郭店，自称东里遗民。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构思为歌诗，凡数年得百余篇。朴既被召，还，作《归耕赋》以见志。真宗朝诸陵，道出郑州，遣使以茶帛赐之。卒，年七十八。[③]《苕溪渔隐丛话》中引《桐江诗话》：杨朴契元，一日秋晴，钓于道旁溪中。值漕台陈文惠出，从者呵之，契元竟不顾。文惠怒，摄至邮亭中诘之。契元丐纸笔供状，乃作绝句云：昨夜西风烂漫秋，今朝东岸独钓钩。紫袍不识莎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旒。文惠谢遣之。紫袍，代指达官贵人。南北朝以后，紫服为贵官公服。十二旒：本为天子冠冕前后悬垂的玉串，共十二挂，这里借代复指君王。这是杨朴写给陈尧佐的一纸供状：昨夜一夜西风，迎来了烂漫的秋季；今天早上我来这里，垂下钓钩钓鱼。你这个达官贵人，不认识我，当年我面对君王，曾经歌咏过《莎衣》。此诗之意，饱含了中国历史上高洁隐士的心声，杨朴乃一介草民，冲撞了达官贵人的车驾，可他却不道歉，反而责备陈尧佐不认识曾对君王的莎衣客，其蔑视权贵、平交王侯的态度跃然纸上。最后倒是陈尧佐向杨朴道了歉，因为莎衣诗不胫而走早已脍炙人口了。《莎衣》诗当为杨朴的代表作，原诗为软绿柔蓝著胜衣，倚船吟钓正相宜。蒹葭影里和烟卧，菡萏香中带雨披。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时。直饶紫绶金章贵，未肯轻轻博换伊。也是不慕富贵与权势甘做布衣平民的意思。这种士人际遇心声被装饰到瓷器上，可能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元代知识分子进身无望，地位潦倒，虽然短时间开放科考，但是对汉族文人又有许多限制，文人落拓自嗟、境遇凄苦。或有文人为谋生计不得已以制瓷为业，因此瓷器制作便成为抒发心中块垒的最妙之处。《中国陶瓷史》上讲磁县彭城出土的一件磁州窑瓷枕，枕面题《朝天子》：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救得贪心汉。它反映了失意士人与一部分在乡地主的情绪。[④]题诗罐的诗歌比之文人色彩更为浓重一些，可见有表现落拓文人抒发胸臆的可能性。其二，杨朴的这首诗果真是广为流传，又由于新郑与鹤壁不远，地域性的接近促进了诗歌的蔓延。又因诗歌本身具备了传说性质，内容较为通俗，同时可以衍生出一个倔强文人辞官不受、不畏权贵的故事，这符合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嗟身世、甘于清贫的心理，因此更容易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为了契合这一部分人所需所用，工匠把这样的诗饰于瓷器之上，也在情理之中了。综上所述，这件白釉褐彩题字罐体现了民窑瓷器的雅俗一体，体现了民间审美情趣的发展与民俗文化的雅化，为今后研究民窑瓷器的文人色彩有一定的启发，同时也为研究杨朴的诗歌提供了部分依据。
参考文献[1]蔡子谔侯志刚。磁州窑造型艺术与民俗文化[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261[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4]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瓷器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46m.TAoci52.cOM
扩展阅读
古代瓷器：宋代磁州窑褐彩文字盒
瓷盒，是由底和盖组成，生活日用品之一，用途很广。有盛装铜镜的镜盒、装药的药盒、盛装妇女化妆品的妆盒，而更为广泛的用途是盛装各种香料的香盒。瓷盒在各朝都有其经典的式样，这种圆形直身、盖矮底高的器型，创烧于唐，而流行于宋，是宋代整个社会最普遍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和女子陪嫁的用品之一。
褐彩瓷器，以唐代长沙窑青瓷最为丰富，内容题材涉及人物、山水、动植物、抽象纹样及诗词文字等，其诗文以抒发情感为主。宋代，长沙窑青瓷已趋衰落，河北磁州窑瓷器盛行褐彩装饰。
这件宋代青白瓷褐彩盒(见图)，通高13厘米，腹径15厘米，底径8厘米。胎上施传统的白色化妆土，内外施青黄色透明釉，釉质肥厚莹润，釉色白中泛青闪黄，表面光亮，光泽感强，有开片。盒底足露胎，胎体坚致，颗粒较粗，呈灰色。盒盖顶端题写褐彩草书道字，笔画流畅而不失规度。盒盖外围及盒的主体装饰有褐彩花草植物纹，线条流畅简练，绘画精美，立体感强。制作规整，构思巧妙，盒盖与盒底吻合严密，保存完整，不失为一件磁州窑精品。尤其是用毛笔蘸彩书写的道字，笔力雄健，韵味十足，充盈着大千世界的玄机与奥妙，使人遐想万千，爱不释手。
古代瓷器：元代官府的高级定瓷：卵白釉瓷
元卵白釉太禧铭印花云龙纹盘
元卵白釉折腰碗
卵白釉是元代景德镇窑在青白瓷基础上创烧的一种高温白釉瓷器，因釉色多白而微微泛青恰似鸭卵而得名。过去由于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卵白釉器物上常见在模印纹饰间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铭文，故又有枢府釉的别称。枢府即枢密院的简称，是元代掌管军事的最高机关，这些印枢府铭的器物无论在胎质、釉色还是制作工艺上，均比当时的其它产品略胜一筹，是景德镇受命专门为其定烧的官府用瓷，但传世卵白釉器中除印枢府铭外，还见模印有太禧即元代朝廷掌管祭祀机构太禧宗煙院的简称，以及福禄、东卫、昌江、天顺年造等铭文的器物，因此现在研究者均认为应以符合学术规范的卵白釉来命名这一品种。
元代卵白釉瓷器的胎体一般较为厚重，器物施釉比较匀净，由于釉中含钙量较低，而含钾、钠成分较高，高温下黏度大，所以釉层较厚，釉面呈失透状，釉质温润，光泽内敛，色调均匀无开片，有的制品釉面有小棕眼。
元代卵白釉瓷造型不见大器，多为盘、碗和高足杯等器型小巧的圆器，其中碗式见有折腰碗、斗笠碗、撇口碗等，以折腰碗最为典型，它的器型特点是撇口、斜壁，下腹呈直角形内折，小圈足，也有的为平实的小底足。而明《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条中所载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样者高，指的就是这种碗式。此外，传世卵白釉碗的器足也有元代景德镇产品的普遍特点，底足多无釉，外底心常有脐状凸起，削足规整，一些采用垫饼支烧的器物，底部常现火石红色砂底，并有褐色斑点，足墙边还常粘有砂粒。
元代卵白釉瓷的装饰方法相对简单，主要为本色印花装饰，纹样题材以各种花卉纹为主，亦有龙凤、云鹤及八吉祥纹等。由于器物施釉普遍较厚且呈失透状，所以传世器中一些制品内壁釉下模印纹饰往往显得不甚清晰。
古代瓷器：宣德皇帝与蟋蟀罐
在中国历史上养蟋蟀和斗蟋蟀是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非常盛行。宣德皇帝就对养虫和斗虫就十分喜好。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但在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中，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却罕见蟋蟀罐。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而北京故宫也仅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这是何故？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罕究其原因，即：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郑重，绘画精美，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其珍稀亦是自然之理。
但在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从此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古代瓷器：唐：长沙窑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唐代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唐代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1973年10月下旬，在扬州市区石塔路宋代文化底层的考古挖掘现场出土了一件唐代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代表了唐代长沙窑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1973年10月下旬，在市区石塔路宋代文化底层的考古挖掘现场出土了一件唐代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代表了唐代长沙窑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唐代扬州是我国南北交通的枢纽、国内外贸易中心之一，正因如此，扬州出土的陶瓷文物极其丰富、精美。在这些唐代陶瓷器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以长沙窑瓷器最为突出。此唐代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高29.8厘米，口径16.3厘米，最大腹径25厘米，底径19.5厘米，大口、侈唇、高颈、窄肩、深腹呈圆筒形，肩部置对称的扁环形模印纹饰的双系，其中间为阳文王字，两侧为阳文云纹。罐外壁满施均匀黄釉至底，露出米黄色胎，而外底内周(即内心)向器内凸入处则满施黄色釉。凸入处十分规则，这是经过窑工精心制作的，这样可以增强罐壁承受容载物体的压力。
从器皿内壁露出的一道道弦纹来看，可知其是采用轮制方法成形的。其胎之薄、体之轻，就唐代大件陶瓷器皿来说，尚属少见。此罐以褐、蓝两色的圆点相间排列组合成联珠状云荷纹，云荷纹即是以五朵小如意云为主，组合成一朵大如意云纹，并于其两侧云梢处饰以亭亭玉立的莲花各一枝，又在对称的两组云荷纹之下的间隙，各补上一枝荷叶纹，这样，就使此罐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云荷纹图案。其相间排列的联珠状云荷纹的两种色彩线，在黄釉衬托下，显得更加醒目、突出。
综合来看，此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彩釉瑰丽，形体大，纹饰满；二是构图奇异，别具一格，绘画显示出一种气势美，纹饰采用的联珠纹与波斯萨珊王朝工艺上的珠纹相同，颇有异国风格；三是色调明快、和谐，意趣横生；四是制作工艺精湛。因为这些特点，使其在出土的唐长沙窑器皿中显得极为稀见，1994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宝文物。
这件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扬州博物馆，凡来扬州的国内外的陶瓷研究者无不前来一睹芳容。这件唐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的出土不仅丰富了我国研究唐代陶瓷艺术的实物例证，而且为扬州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提供了一件国宝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