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盒，是由底和盖组成，生活日用品之一，用途很广。有盛装铜镜的镜盒、装药的药盒、盛装妇女化妆品的妆盒，而更为广泛的用途是盛装各种香料的香盒。瓷盒在各朝都有其经典的式样，这种圆形直身、盖矮底高的器型，创烧于唐，而流行于宋，是宋代整个社会最普遍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和女子陪嫁的用品之一。
褐彩瓷器，以唐代长沙窑青瓷最为丰富，内容题材涉及人物、山水、动植物、抽象纹样及诗词文字等，其诗文以抒发情感为主。宋代，长沙窑青瓷已趋衰落，河北磁州窑瓷器盛行褐彩装饰。
这件宋代青白瓷褐彩盒(见图)，通高13厘米，腹径15厘米，底径8厘米。胎上施传统的白色化妆土，内外施青黄色透明釉，釉质肥厚莹润，釉色白中泛青闪黄，表面光亮，光泽感强，有开片。盒底足露胎，胎体坚致，颗粒较粗，呈灰色。盒盖顶端题写褐彩草书道字，笔画流畅而不失规度。盒盖外围及盒的主体装饰有褐彩花草植物纹，线条流畅简练，绘画精美，立体感强。制作规整，构思巧妙，盒盖与盒底吻合严密，保存完整，不失为一件磁州窑精品。尤其是用毛笔蘸彩书写的道字，笔力雄健，韵味十足，充盈着大千世界的玄机与奥妙，使人遐想万千，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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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宋代磁州窑器物之美
磁州窑是一个庞大的窑系，宋代以来，北方地区绝大部分窑场，都烧制磁州窑风格的瓷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窑场有：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登封窑、扒村窑、鲁山窑，山东淄博窑，山西大同浑源窑、长治窑，还有北方辽代的赤峰缸瓦窑等，都有自己独立风格的磁州窑系产品；南方的一些窑场，如吉州窑，也烧制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磁州窑系，主要烧制黑瓷、白瓷和白地黑、褐彩绘瓷，其胎质粗松，胎色也较深，因而施化妆土，再罩以透明釉。装饰技法划分品种有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白釉釉下黑彩、白釉红绿彩、绿釉釉下黑彩和低温铅釉三彩等，纷繁竞妍，各具特点。
装饰技法方面善于利用在化妆土与胎质颜色的反差，加以彩绘、刻剔等多种手法，令对比强烈，风格明快。纹饰题材多为花蝶、龙凤、如意头、人物等，线条流畅，细腻逼真，情趣盎然。亦有不少以书法和诗词作为装饰题材，平添诸多雅致。
器形丰富别致，凡生活器皿皆多种多样，最有代表性的器型有：瓶、枕、罐、盆、炉、碗、盘等，其中瓷枕留存的数量比较多，表现形式多样化同一类产品亦有数种变化，满足人们不同的日用需要和审美偏好。
古代瓷器：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的雅与俗
白釉褐彩题字罐
本文通过对存于鹤壁博物馆的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的分析，来探讨其雅俗一体的特质，从分析器身题诗来探讨民窑瓷器雅化的一个变式。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是鹤壁集瓷窑出土的一件精品，现存鹤壁市博物馆。罐高31.7厘米，口径17.3厘米，重6800克。器型为唇口，下腹渐收，平底。外部通体施白釉，釉色纯白。器物自颈至底，各绘粗细弦纹五周，将器身分为五段。肩部绘花卉和缠枝牡丹各一周，腹部有行文铭文二行二十八个字：昨日西风澜漫秋，今朝东岸独垂钓。紫袍不识蓑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流。下部为底绘莲花瓣纹，内饰褐彩。众所周知，鹤壁集窑属磁州窑系，为民窑体系，因此鹤壁集窑的瓷器以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见称。这件元代白釉褐彩题字罐本身也具有了磁州窑瓷器这种共同的特点，朴实内敛，富有民俗特色，有其俗文化的一面。但同时，由于鹤壁集窑瓷器中以诗词作主要画面并不多见，且诗本身具有一定的文人色彩，具备了雅的特征。这里所说的俗，是民俗，而并非格调之分。鹤壁集窑创烧于唐而终于元，烧瓷历史达五百年之久。但所烧器物，基本上为民用瓷器，装饰以富有生活意趣的内容为多。如现存鹤壁博物馆的童儿戏莲瓷枕、褐彩虎型枕，都与民俗生活密切相关。白釉褐彩题字罐也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民俗文化特征：一、装饰花纹体现了民俗文化肩部绘花卉和缠枝牡丹各一周，下部为底绘莲花瓣纹。其中，牡丹花纹自唐以来就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代即把它作为装饰题材广泛用于各种工艺品上。白釉褐彩题字罐上的牡丹花纹是以缠枝花卉的形态出现，互为缠绕，花朵盛开，枝叶舒展，纹饰构一、以诗歌为主要修饰画面具备独特性在瓷器上写通俗诗句与民谚开创于唐代，磁州窑的民窑性质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靠市场运作来延续发展，必须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市井文化内容为题材来装饰产品。因此元代的很多瓷器上有元散曲、元杂剧，简单的还有以几个文字作为装饰，如鹤壁博物馆的香花供养盘、黄花红叶盘，以诗为装饰的在鹤壁集窑瓷器中并不多见，如我们谈论的这件题诗罐。历代文学作品中，词、曲的地位与传统诗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两者针对的受众也不尽相同，前者更偏向于茶楼酒肆、街头巷尾的人们吟唱传诵，后者更多的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相传。题诗罐的出现，可见民俗审美文化在潜移默化地提高自身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位。二、诗歌本身具有文人色彩这首诗为宋代杨朴所做，杨朴(9211003)，北宋诗人。《宋史》载：杨朴字契元，郑州新郑人。善歌诗，士大夫多传诵。与毕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来郭店，自称东里遗民。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构思为歌诗，凡数年得百余篇。朴既被召，还，作《归耕赋》以见志。真宗朝诸陵，道出郑州，遣使以茶帛赐之。卒，年七十八。[③]《苕溪渔隐丛话》中引《桐江诗话》：杨朴契元，一日秋晴，钓于道旁溪中。值漕台陈文惠出，从者呵之，契元竟不顾。文惠怒，摄至邮亭中诘之。契元丐纸笔供状，乃作绝句云：昨夜西风烂漫秋，今朝东岸独钓钩。紫袍不识莎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旒。文惠谢遣之。紫袍，代指达官贵人。南北朝以后，紫服为贵官公服。十二旒：本为天子冠冕前后悬垂的玉串，共十二挂，这里借代复指君王。这是杨朴写给陈尧佐的一纸供状：昨夜一夜西风，迎来了烂漫的秋季；今天早上我来这里，垂下钓钩钓鱼。你这个达官贵人，不认识我，当年我面对君王，曾经歌咏过《莎衣》。此诗之意，饱含了中国历史上高洁隐士的心声，杨朴乃一介草民，冲撞了达官贵人的车驾，可他却不道歉，反而责备陈尧佐不认识曾对君王的莎衣客，其蔑视权贵、平交王侯的态度跃然纸上。最后倒是陈尧佐向杨朴道了歉，因为莎衣诗不胫而走早已脍炙人口了。《莎衣》诗当为杨朴的代表作，原诗为软绿柔蓝著胜衣，倚船吟钓正相宜。蒹葭影里和烟卧，菡萏香中带雨披。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时。直饶紫绶金章贵，未肯轻轻博换伊。也是不慕富贵与权势甘做布衣平民的意思。这种士人际遇心声被装饰到瓷器上，可能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元代知识分子进身无望，地位潦倒，虽然短时间开放科考，但是对汉族文人又有许多限制，文人落拓自嗟、境遇凄苦。或有文人为谋生计不得已以制瓷为业，因此瓷器制作便成为抒发心中块垒的最妙之处。《中国陶瓷史》上讲磁县彭城出土的一件磁州窑瓷枕，枕面题《朝天子》：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救得贪心汉。它反映了失意士人与一部分在乡地主的情绪。[④]题诗罐的诗歌比之文人色彩更为浓重一些，可见有表现落拓文人抒发胸臆的可能性。其二，杨朴的这首诗果真是广为流传，又由于新郑与鹤壁不远，地域性的接近促进了诗歌的蔓延。又因诗歌本身具备了传说性质，内容较为通俗，同时可以衍生出一个倔强文人辞官不受、不畏权贵的故事，这符合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嗟身世、甘于清贫的心理，因此更容易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为了契合这一部分人所需所用，工匠把这样的诗饰于瓷器之上，也在情理之中了。综上所述，这件白釉褐彩题字罐体现了民窑瓷器的雅俗一体，体现了民间审美情趣的发展与民俗文化的雅化，为今后研究民窑瓷器的文人色彩有一定的启发，同时也为研究杨朴的诗歌提供了部分依据。
参考文献[1]蔡子谔侯志刚。磁州窑造型艺术与民俗文化[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261[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4]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瓷器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