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丰源观澜窑的源头——广东潮州市饶平县九村古窑址。
永丰源系列报道之观澜窑溯源
７００年前，在九村山脚下，刘氏的祖先们点燃了做瓷的第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
中华大地上，陶瓷制作历史悠久漫长。作为潮州市的文明古城，饶平是中国古瓷都和陶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考古为证，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就能作出精美的印花刻纹硬软质陶瓷了。
九村，四面环山，一眼甘甜清澈的山泉顺势而下，滋养这方朴实而勤劳的人们。早在宋朝中期，刘氏的祖先们便选择了这方水土，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有一天，靠山种植的人们偶然发现，雨水冲刷后，山体裸露出的土壤显得不同一般。好奇的人便开始拿捏它，用它制作各种不同造型物品，经过太阳光的晒制后，这些器皿的硬度让部分人感到这些土壤的特殊性。聪慧的九村人有的索性放下农活，开始对瓷土做进一步的研究了。终于，７００多年前，在九村的山脚下，他们正式的点燃了九村做瓷的第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而这把烈火将生生不息，把九村的制瓷历史和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起初的人们，靠着想象，借助自然的力量，用水车转动所带来的动力，用大木墩敲打着最原始的原料，这种工具就是机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机兑捶击着瓷土也拍打着大地，发出有力的节奏声，仿佛向世人传达九村制陶的历史。
当时没有任何模型可以参考，他们用藤条圈成一个个圆形，按照这些土生土长的圆形，靠着勤劳的双手，做出了九村最早的陶瓷模型。在山脚挖了一个比较大的土坑作为烧瓷的窑，垫上茅草，放上干水的胚，一层瓷胚一层茅草的叠放满整个窑。人们开始连续不断地在上面烧着柴火，红红的火焰映红了九村的夕阳。差不多经过一天时间的烧制，再经过数天的等待，就可以出窑。由于当时条件的不成熟再加上经验的匮乏，这些成型的瓷就是原始的粗瓷了且成活率很低。
１８世纪末，刘氏第一代传人刘陕创制“正玉瓷”，九村也因此声名远播
这样的烧制方法差不多有一两百的时间，人们发现这样的窑炉不利于达到火的最高温度，且柴火的利用率低。怎样才能既能让火的温度达到最高，而且火能均匀的将热传递给每个在窑炉里的瓷胚呢？
经过上百年的不断研究和探索，按照火势的走向，发明了另一种烧瓷的窑。这些窑炉如巨龙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这就是传统陶瓷烧制的龙窑。它们依山体而建，貌似龙的体型睡卧山体，顾名思义龙窑。这时的陶瓷制作也是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人们多是采用家庭作坊式的形式来进行。但较之以前，它的进步还是不小的。工人用单刀机制作匣钵，再根据匣钵做各种器型，天然烘干后，工人们要一个匣钵一个瓷胚往龙窑里放，封窑后每天不断地往窑炉里添加柴草，火红的火苗顺着山体到达每个地方，据当地制陶老人说，龙窑的温度可达到１３００多度。数百年来，九村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陶瓷的生命，几乎家家做瓷。当时这里以产白瓷、手彩、蓝釉等粗瓷为主，由于交通不便，九村的名声一直默默无闻，直到１８世纪末刘氏“正玉瓷”的出现：随着刘氏第一代传人——刘陕创制“正玉瓷”，九村也由此声名远播。
自刘陕创制“正玉瓷”之后，刘氏一族便代代传承祖先衣钵，从小看瓷、学瓷、做瓷、卖瓷，其间也曾历经家道衰落。历史进入本世纪中叶，到了刘氏第四代传人——刘石丰的童年时代，此时的刘氏家境贫寒，但他们一直居住在祖屋，坚持以老祖宗为榜样，从年幼时期就开始接触陶瓷，成家后，也就是在他２０多岁的时候，在祖屋的左侧盖起了一所小屋，在那里领着自己的儿女进行简单的家庭作坊式陶瓷制作，他秉承正玉瓷的风格继续在制陶路上积极的行走，但家庭的状况没有太大的转变。也许是耳濡目染，刘家的孩子们对陶瓷情有独钟。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刘氏陶瓷迅速发展，并把目光瞄准海外
九村刘氏陶瓷真正走向世界、创造辉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是在刘氏第五代传人手中实现的。
１９８２年，刘氏陶瓷第五代传人刘权辉先生从新丰镇九村中学初中毕业，家庭的贫苦不得不终止他求学的道路，第二天，刘权辉就怀揣父亲刘石丰老人给的３００元钱，带着家庭制作的陶瓷到云南，广西等地进行推销——一代商业巨子开始了他做陶的辉煌旅程。
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刘氏的陶瓷事业也一步步得到发展。１９８７年，不满九村交通闭塞和市场信息匮乏，刘石丰老人率领儿女举家搬迁到离老家不远的三饶镇，翻开了刘氏陶瓷新的一页。
来到三饶镇后，他们租用了农械场的地进行彩瓷加工，并聘请了８名工作人员，添置２台小型的电窑。此时的刘权辉先生仍负责工厂全部产品的推销工作，在这期间，他的足迹遍及了海南等１３个省市，刘氏陶瓷占据了海南市场日用瓷绝大份额。正是这一段时间丰富的阅历给他今后的腾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刘氏陶瓷与时代同步前行。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刘家陶瓷业务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农械厂的地不够用了，便租用了供销社仓库作为正式的彩瓷加工厂，此时企业人员也扩大到几十人，业务形式从刚开始的内销逐渐形成出口与内销齐头并进的形式。当时刘家与天津外贸公司签订的一笔销往埃塞俄比亚的销售合同，得到了外贸公司的好评及信任。从此，刘氏陶瓷外贸业务一发不可收拾，并把目光瞄准了海外的世界。
１９９３年，伴随着改革的春风，在当地党委及镇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刘权辉先生在大岸口工业开发区购买了１０．８亩地自己建厂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彩瓷制作及加工工厂，取名为盛兴瓷艺有限公司。此时公司人员量扩大到１３０多人，业务销售量继续攀升。三年后，公司出口量进一步上升，产品也由原来简单的杯叠增加到精细的青花瓷及运用浮雕金装饰的彩瓷，年产值达到４０００多万，销售不断扩大。随着市场的不断推动，２０００年，盛兴瓷艺又在三饶购买了１７．８亩土地，兴建了当时当地最具现代化、最具规模的新型彩瓷加工厂，并将企业正式更名为广东省永丰源陶瓷有限公司。此时的永丰源年轻而活跃，年产值达到１亿多，出口量更是再上台阶。生产陶瓷的设备均来自进口的高档设备，制陶技术趋向世界最高端。
２００３年，永丰源在深圳观澜选址并建起全新的现代化陶瓷企业，刘氏陶瓷发展迎来新的腾飞节点
永丰源声名鹊起，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和公司运营经验的基础，２００３年，永丰源迎来了刘氏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腾飞节点：公司在深圳观澜买下１２０亩地经过３年多的兴建，耗资３亿多，２００６年第三座集研发、设计、生产、包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环保性陶瓷企业诞生了。此时的永丰源从日用瓷的基础上继承正玉瓷的特点和工艺，经过多次烧制的方法，产品质量更精细而且品种丰富，多达数千种。
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永丰源人的开拓精神让永丰源每天都在进步，在白瓷的基础上，永丰源向骨瓷这个高难度的领域进军。２００５年，永丰源在进行投产研制骨瓷，在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共同攻关下，用不到半年的时间，晶莹剔透、釉面平整的永丰源骨瓷华丽的走进大众的视野。在生产制作骨瓷的基础上，永丰源的科研人员再接再厉进行技术攻关，在骨瓷上成功独创了拥有永丰源特色的“帝王黄”和“满堂红”。从生产至今，“帝王黄”、“满堂红”深受各界的极力追捧，产品亦是供不应求。它们，有力的向世人展示了永丰源——这颗陶瓷业内璀璨明珠的独特魅力。
永丰源在深圳这块开放的热土上，传承中国五大名窑的历史内涵，重新挖掘中国瓷文化的精髓，携手全球精英，汇集世界资源，凝聚社会力量，以高科技升华陶瓷技术，锤炼出在国际上“响当当”的中国陶瓷品牌——“盛世国瓷”，打造中国第六大名窑——观澜窑。并立志将“观澜窑”打造成当今朝代盛世文化符号，为国家和民族争回属于自己的荣耀。
永丰源五代传人
潮州自古以来就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的木雕、陶瓷和潮绣三样民间工艺样样精美，被称为“潮州三绝”。由于潮州的海上交通方便，在使用进口颜料的时间比较早，潮州生产的“洋彩”在清朝中期就已开始，陶瓷工艺技术人员在陶瓷的彩绘上推陈出新，采取一些民间的画法，吸收中国画工笔色彩，形成了格调清新、线条流畅、层次分明、填彩堆金、素淡金璧的“潮彩”风格。
“红釉瓷”创于元代而成熟于明代，永乐时红釉更有鲜红为宝之称，宣德红釉更为盛名，被列为皇室用品，正德后红釉技艺曾一度失传。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红釉瓷”曾发出耀眼的光芒，只是因为先前的红色釉料不耐高温，烧制艰难，它的宝贵的技术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真正纯正、稳定的红釉瓷是明初的鲜红，到嘉靖时，又创制出以铁为着色颜料的铁红，鲜红为低温红，铁红为高温，但铁红不呈色不鲜艳为暗红。因高温“红釉瓷”的烧成难度大，烧成成功率低，在技术工艺上没有突破，“红釉瓷”的也一度低迷，没有人去深层瓷研究，它宝贵技艺也面临失传，庆幸的是历经潮州九村刘氏家族几代人的探索和研究，不仅继承了颜色釉的传统制作技艺，而且进一步拓展了颜色釉的使用领域，从白瓷到了骨瓷，创作出了灿烂夺目的“满堂红”“帝王黄”骨瓷产品。
现将刘氏家族创造发展颜色釉的过程分述如下：
第一代
刘陕男１７９５年出生（乾隆６０年）
刘陕出生于清乾隆年间九村（九村镇位于潮州市饶平县北部山区，原九村镇于２００４年４月合并后仍称新丰镇。）新丰镇是著名“九村窑”所在地，已有７００多年陶瓷生产历史，素有饶平陶瓷的发祥地和原发地之称。以其“历史久、瓷窑多、规模大、产品全、产量高”而闻名。
刘陕根据当时作坊生产的瓷器晶莹剔透，釉面光润，似白玉取名“正玉”瓷。刘陕作坊的窑炉是当时“九村窑”的重要组成部分，“九村窑”始于宋，盛于元；至明清两代，饶平“九村窑”青花瓷器名闻遐迩。
青花瓷生产在元朝时已远近闻名，至明清两代声名大振，青花用料主要是指浙江、云南一带出产的“土青”，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完善了在素胎上直接施色釉的工艺。正德后期青花料使用进口“回青”，颜色纯正，价格昂贵，过于黄金。青花瓷以其“鲜活、清丽、雅致、明快”而独树一帜。酷爱绘画的刘陕将中国的传统绘画技艺运用于正玉瓷的装饰中，在绘瓷艺人的生花妙笔下，或浓抹淡施，粗细有致；或刻意求工，层次分明；或寥寥数笔，都使人感到美不胜收。奠定了“正玉”的历史地位。
第二代
刘亮男１８６０年出生
青花瓷是一种最通俗又美观的瓷器品类，日常使用范围广泛，生产世代承传不衰。从小生长在陶瓷作坊的刘亮对正玉瓷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父亲的影响下，刘亮重点改进了正玉瓷的装饰技艺，从单一的“青花”瓷发展到“洋彩”。
饶平“九村窑”生产的青花瓷器是以贸易瓷为主，均沿着母亲河——韩江，源源不断地输出国外，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频繁进行贸易。由于对外贸易潮州九村能够进口一些颜料，因此九村做“洋彩”比较早，所谓“洋彩”是在采用一些民间画法，吸收中国画工笔淡彩而发展起来的。
由于陶瓷颜料的应用陶瓷装饰效果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刘亮开始尝试直接用颜料与釉料混合生产带颜色的产品。这种新的尝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古有神农尝百草，也有刘亮试百矿的艰辛。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筛选颜料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十窑九废，十件九残”是经常的事情。因此在此期间只是诞生了“满堂红”“帝王黄”的原形，能够生产出青色、黑色、黄色及红色等色系的产品，但是存在“入窑一色，出窑万象”的情况，色彩不够艳丽，色度不够一致。
第三代
刘一来男１９１９年出生
刘一来在继承父亲刘亮的颜色制作工艺的同时，重点将颜料的制作与釉料的制作分开来，采用二次釉烧的工艺，基本解决了颜料的发色与颜色的不一致问题。
刘一来采取将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铜等采取适当的温度煅烧，粉碎，采用风簸、淘洗、过滤的办法，得到颗粒细小均匀的氧化物，再将得到的纯净的氧化物按照比例与其他的原料混合得到了比较稳定的颜料。
由于是采用二次烧成的工艺上色与釉烧很好的控制起来了，同时采取一器一匣，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为以后陶瓷颜料的发展做好了技术准备。
但是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军占领潮汕地区，对刘氏家族的陶瓷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窑场基本被荒废，作坊倒闭，工人死的死，逃的逃，窑埕生杂草，龙窑藏狐鼠。刘氏家族的陶瓷传承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此时刘一来将家族产业传给了刘石丰。
第四代
刘石丰男１９３９年出生
在抗战期间刘氏家族的陶瓷生产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对陶瓷的需求量激增，刘石丰的陶瓷业才得以复苏，１９４６年产销量恢复至抗战前水平。在此期间主要存在大量恢复重建的基本需要，因此刘石丰组织大量生产“青花瓷”，少量生产颜色釉瓷器。可惜，这短暂的繁荣很快又再次衰落，１９４９年，经过国民党胡琏兵团溃逃前的劫掠抓丁，商号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在此期间由于现代机械、窑炉的出现，陶瓷的生产已经有现代生产的雏形，虽然颜色釉生产数量少，但是精品却多了起来。主要是在此期间刘石丰组织研究了色料的生产。由于可以买到比较纯净的化工原料如硼酸、纯碱等，由于已经有了玻璃窑炉，按照配方做成某种色料了，如红色、黄色等等，进一步发展了色釉产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引导成立合作厂，由于当时生产计划安排的需要，颜色釉产品基本停止了生产。
第五代
刘权辉男１９６６年出生
改革开放后，刘权辉开始经营刘氏家族的陶瓷事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地方各种品牌的陶瓷企业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的导入，陶瓷的生产受到严重的挑战，因当地制作工艺技术的落后，设备的陈旧，不少的陶瓷生产作坊被淘汰或停业，有不少的生产厂家已处于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的困境。在此时刘权辉决定对祖传的陶瓷技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高，以便在竞争中取胜。
骨瓷在中国的生产历史较短，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如果能够将正玉瓷的颜色釉生产移植到骨瓷的生产上将是一大创举。刘权辉决定首先选择两种中国人最喜爱的黄色和红色作为突破口。
由于是用于骨瓷生产必须解决色料烧成不稳定，不耐高温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研究，刘氏家族摸索出一套稳定加工色料的工艺，将色料进行特殊处理，用特殊的方法和特殊的材料将色料颗粒进行包裹，在色料颗粒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色料颗粒在高温条件下就不易被基础釉侵蚀或破坏，可以保证颜料发色均匀，耐高温，终于取得了成功，诞生了今天的“满堂红”“帝王黄”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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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陶瓷文化历史
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记录者：紫砂茶具的文化内涵
一般来说，茶、水的比例随茶叶的种类及嗜茶者情况等有所不同。嫩茶、高档茶用量可少一点，粗茶应多放一点，乌龙茶、普洱茶等的用量也应多一点。对嗜茶者，一般红、绿茶的茶、水比例为1：50至1：80，即茶叶若放3克，沸水应冲150至240毫升；对于一般饮茶的人，茶与水的比例可为1：80至1：100。喝乌龙茶者，茶叶用量应增加，茶与水的比例以1：30为宜。家庭中常用的白瓷杯子，每杯可投茶叶3克冲开水250毫升；一般的玻璃杯，每杯可投放茶2克，冲开水150毫升。
首先是泡茶用具宜小大不宜大，以瓷器最好，陶器和玻璃皿次之，一般不用金属茶具。现在有些人喜欢用保暖杯泡茶，其实不科学。茶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芳香油，在高温和恒温的水中，部分芳香油会挥发，香味因而减少，茶碱大量浸出，茶叶色泽变得过深，味变苦涩，甚至还有闷沤的味道，最重要的是降低了茶的营养价值，失去了那份雅哉。
随着社会的发展，紫砂茶具实用价值被很少人所得知，也就渐渐的茶艺也淡了了下去。紫砂茶具的作用慢慢的变化为了文化的传承和想历史的记录者。
专家沈教授说：当茶艺缺失很多的时候，茶艺文化就成了主流。现在的紫砂茶具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历代陶艺家挖掘我国陶瓷文化富矿中把握时代脉搏，按照文化艺的规律，通过泥土的捏制，展示出来的，有着与人类依存的渊源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紫砂茶具已超越了实用功能的束缚，逐步成了物化了的精神艺术品。
闻名中外的紫砂茶具，除具良好的材质外，特别注重外形的装饰。融书、画、诗、印诸艺为一炉，又集雕、琢、捏、塑、贴、绞、堆、绘、喷、嵌、釉、漆、镶、包等诸般制作技艺为一体。可谓出类拔萃，巧夺天工。
紫砂茶具的创制始于北宋末年，兴盛于明代正德年间，以紫砂壶最为著名。
宜兴紫砂壶的系别可分为：创始、正始、大家、名家、雅流、神品、别派等。始创者为宜兴“金沙寺”寺僧，专抟当地的特产--细陶土加以煅炼，手捏为坯，经几道工序烧制而成，世代相传至今。
至明代正德年间，宜兴进士吴颐山曾在金沙寺寓居攻读诗文，时书憧名“供春”者，因闲暇无事，见寺僧在从事紫砂壶生产，就在暗中淘细土制坯仿效。又经自己刻苦钻研，日积月累，制壶技艺日精，终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一代制壶高手，成为阳羡茗壶“正始”之首。据说当时供春在寺内学艺时，曾看到寺内一古银杏树上有树瘿，形状古朴，奇拙，就模仿树瘿的造型，用手指捏为形，再用茶匙挖空内壁，做成几把“树瘿壶”。这一独树一帜的紫砂器物，受到当时社会名流、雅士们的认同、欣赏和赞叹，为其起名曰：“供春壶”，供春遂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制壶名家。
名家评供春其壶曰：“脱手则光能照面，出冶则资比凝铜”，“供春之壶胜于金玉”。历代以来，供春壶均为极其名贵之物，名闻遐迩，存世极少，历代藏壶名家竞相搜求而不可得。
供春以后的制壶名家当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四家。四家之后制壶技艺最高者为一代制壶名家时大彬（时朋之子），时人谓其制的壶“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时大彬初仿供春制作大壶，后因人们品茗斗趣之需而改制小壶，并以柄上拇指为标志，流传之广，以致人人“几案一具”。清人陆绍曾见时大彬所造之壶，有名为“六和一”者，即壶身、底、盖都可分可合，“合之为一壶”、“离之乃为六”，水注其中“滴屑无漏”，可谓匠心独运，巧夺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