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西南的崖门，面临浩瀚的南中国海，是宋元“崖山之战”的古战场。1279年春宋军战船千余艘连接成海上堡垒与元军最后决一死战，惨败后，陆秀夫负九岁皇帝赵量投海，宋亡。从崖门东岸古炮台城堡出发，北行约600米到达当时宋皇庭所建的慈元殿，往西横跨公路不远，在江边断崖处有一座古窑址，这就是国内不甚知名的新会窑。该窑窑址位于新会县古井区崖东乡官冲村。当地自古传闻该处不时出土“皇帝碗’，被认为是宋帝赵（）及其臣属的遗物。但文献记载极嫌不足，清道光《新会县志》载：“在全节庙（即慈元殿）旁畦陇间多古碗，帝（）时，士卒二十余万所用以饮食者”。1957年文物普查中始发现窑址和出土器物。经过广东文物考古界的研究和1961年的复查发掘，确知器物的胎质与器形与唐墓所出相似，窑中出土了一件刻有“政和二年”铭文的破片，故可认为此窑始烧于唐而止于宋末。事实上新会瓷也是唐代重要的外销瓷之一在当时，它与唐之邢、巩、定白瓷，越窑青瓷，长沙铜官窑以及粤之潮州窑（汕头窑）和梅县窑，一起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据载，在菲律宾棉兰老岛西北布土安的安伴冈利伯塔地方的古代沉船中，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等岛屿，马来半岛，泰国柴亚地区以及斯利兰卡的曼泰和阿努拉达普拉遗址都出土过新会窑的器物，除了从广州出口外，还通过西南海路，以海南岛东南端的陵水县为中继站，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业诸国。1987年4月29日作者蒙江门市政协副主席刘清劭、市文联主席薛剑虹、市政协干部周卓荣、新会县政协委员容汉勋、县博物馆馆长徐德贵和馆员陈贵荣诸先生的热诚支持和帮助，得以踏勘这一店代窑址，并且采集了若干残片标本。县博馆还赠送了一些鹤山窑残片供我们比较研究，为本文的工作提供了可贵的条件，非常感谢.应该指出，至今还没有见到新会窑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分析研究报告.鉴于它在唐代外销瓷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生产技术上的特色，本文将报导我们的研究结果。
1新会窑的一些特点
新会窑生产青瓷和黑釉瓷两类。器物有碗、碟、豆、杯、盆、罐、网垫、范母，而以碗、碟较多。成型方法为模、轮并用；蘸釉，器外施半釉；泥块衬垫、仰口、叠烧，瓷质坚实，强度颇高，烧成温度不低；器物造形单一，碗（碟）器微侈，素面无纹，比碗内常有压印花纹的唐洪州窑更原始.釉色淡青带黄比唐之岳、婺、洪都浅些，但同样有裂纹甚至裂成鱼子纹，易脱落。黑釉因人土或外露风化，残片釉面无光，某些残片的釉甚至有可能属泥釉，新会窑有下列几个重要的特点：(1)窑炉。唐新会窑所用的窑炉与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唐、宋窑址显然不同。三水洞口唐窑，石湾大帽岗唐、朱窑，南海奇石村、南海官窑和中山碗通等宋窑用的都是“均作长条形，依山势修筑”的龙窑。与此不同，新会窑为长方形，前端收窄，其平面图近窑门处如漏斗状。不论尺寸与形状都与唐耀州瓷窑近似，其结构分为窑门、燃烧室、窑床和烟囱四部分组成。不过新会窑后部的烟囱为筒状，尺寸略小，数目不是2个而是3个，窑壁均“用白色耐火土分层夯打而成”。耀州窑则用耐火砖砌筑。(2)底足.新会窑造形虽简单，但是它的圈足都比其他唐、宋各地的窑器复杂得多。常见的为实足，但其成型特殊。碗、碟成型后，其底部截面为圆弧状，将底部略为削平就算数。某些则以利器近底部处平削一圈，圆弧成一直角缺月，底部削平造成一个台阶，就成为大直径的实足；或在实足中部垂直深挖就造成各种宽度的玉壁底。若在实足距中心的各种距离斜挖一圈则造成各种各样形状的、外部为圈足、内部为实足的双圈足。这种底足的造形在其他古陶瓷中是不多见的。底足内有字，在唐代陶瓷中亦不常见。新会窑底足内已发现的字有“人”、“吉”、“兴郡”、“x”等。我们这次踏勘时新发现的有“九”、“印”等字。新会窑青瓷和黑瓷残片外观，底足形状以及刻有的文字残片如图1所示。(3)泥块衬垫叠烧。许多唐、五代陶瓷的叠烧工艺已经使用不规则的小土块或瓷胎小碎片摆成一圈垫在两只碗之间唇烧。以后进步到碗底内部刮去一圈釉成涩圈，使烧后上下碗不致粘牢。新会窑泥饼垫烧法比涩圈叠烧要原始一些。它使用高耐火的灰色土去塑制成数毫米厚的大块，然后切成20~30mm的长方小块，等距离置于碗内。因此再把另一只碗叠置于其上时，这只碗由于外部是挂半釉的，下方无釉，烧后泥块只粘住有釉的那只碗，出窑时马上可以分开。但耐火泥块则吸去这只碗内与之接触的釉液。然而泥块并不烧结，容易刮去，该处却留下了缺釉的印痕。三上次男先生沿陶瓷之路考察游历东南亚和南亚各国遗址及出土的中国古代贸易陶瓷时，经常提到的“广东某窑的内部有大块星状无釉的唐代青瓷”，其实就是新会窑。除了鹤山窑之外，各窑都没有这种情况。鹤山窑位于高鹤县三洲乡塘尾村的西江西南岸，东北隔江与西樵山相对亦为唐代窑址。产品外观与新会窑相近。但釉色较深，厚釉处呈橄榄绿。用以垫烧的泥块呈土红色，不烧结，触之即溃，所以器内也会呈现“星状无釉区”。这是由于就地取材，取当地山区所产红土而用之的缘故。这一点，正是判别新会窑还是鹤山窑的特征之一。新会窑的灰土垫块，一碗有4至6块；鹤山窑的红土垫块，一碗中则有4至12块。图2表示新会窑青瓷碗内所存在“大块星状无釉区”的外观，可与泰国考古局所藏新会窑青瓷碗相比对照（见文献[4]图160D）。实物标本除新会县博物馆外，上海博物馆所展出的标本为泰国友好人士所赠。图3表示鹤山窑青瓷碗中红土垫块的情况。此外，鹤山窑青瓷碗外部口沿有指沟，也是两者区别的另一特征。(4)灰白胎。新会窑青瓷胎色无论在露胎处断口都明显呈现灰白色。各地唐代青瓷几无可与之比拟。瓷质坚硬，强度很高，有少数可见的气孔.黑釉器坚致的胎呈灰色，有肉眼可见的黑色芝麻点，大部分则为细泥质胎，灰色有木纹。新会窑胎釉的化学组成及其与其他著名青瓷的比较：以RXF定量分析了新会窑青瓷（XH）和黑釉窑（XHB）的胎釉化学组成。为了比较也分析了一个鹤山窑的样品（HS1）（详见92古陶瓷科学技术2——国际讨论会论文集A——19）。为了与同时代的有名青瓷和外销瓷加以比较，我们收集了目前已发表的胎釉数据，例如唐洪州窑（Hon）、晋至中唐各代的湘阴窑（Xia）、唐长沙铜官窑（Cha）、汉至唐及宋的越窑（Yuc）（包括唐尽唐以前的上林湖（lc）和上虞（lz）两地出土的）以及唐、宋耀州窑（Yao）等，计算了其中各氧化物重要百分含量（wt%）的最大值（Xmax）、最小值（Xmin）、平均值（Xa）、标准偏差（σn）、变异系数（CV%）以及样品数（N）（详见92古陶瓷科学技术2——国际讨论会论文集A——19），将它们绘成图4和图5。比较这些数据，就胎而言可知：(1)新会青瓷胎中的Fe2O3含量是最低的（1.34%），其他青瓷胎的含量约在2%左右变动，而以洪州窑中的含量最高，其中平均值已达3.61%由此可以确定优质的新会青瓷胎的Fe2O3含量在唐时已达到瓷器的一般标准。其白度除了与低FC2O3含量相呼应之外，显然与烧成的还原气氛亦息息相关。(2)这些青瓷中K2O含量具有相同的水平，大致在2.6%之问变动，以洪州窑和湘阴窑略高梦撇州窑最低。(3)新会窑胎中的R2O十RO含量亦最低，其他青瓷在同一水平上大大高于它，其含最以越窑为最高。(4)新会窑胎中的SiO2含量也是这些青瓷中的最低者，只有耀州窑可以之雷同。其他洪州、湘阴、长沙以及越窑等比它们高得多，并依次逐增，而以越窑最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鹤山窑则比它更高。(5)最重要的一点是新会青瓷胎的A12O3含量特别高，超过26%为群窑之冠。只有耀州窑能够望项背（24.7%）。其他青瓷的A12O3含量低得多。当然新会黑釉瓷胎的A12O3含量极高，已超过35%。
就釉而论，可知：(1)新会青瓷釉中的FC2O3也是最低的，此点并不太重要，只影响釉色的深浅而已。(2)最重要的莫如它的CaO含量低到无与伦比，还不到10%，这对唐及唐宋以前的青瓷釉说来是惊人的。这些瓷釉当时大部分皆为钙釉，即使耀州窑较低也超过11%了。其他如湘阴、长沙和越窑虽在同一水平，但都超过16%，而以洪州窑最高，达18.84%。R2O十RO的含量，新会窑与耀州窑亦最低。新会窑釉的SiO2为中等水平，但比长沙，洪州和越窑高，而以耀州为最高。(3)新会窑釉中的A12O3亦为各窑之冠，并且高得多，耀州窑虽高于其他各窑，但已不能望其项背。2新会窑的烧成温度与显微结构
选择够大和没有变形的残片切成试样作热膨胀曲线的测量求出了该残片的烧成温度如下：
青瓷烧成温度（℃）黑釉瓷烧成温度（℃）新会XH7≈1310新会XH1≈1310新会XH9≈1310新会XHB1≈1143鹤山HS1≈1186新会XHB2新会XHB2≈1098≈1310
在偏光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了上述全部试样，新会青瓷的釉，如肉眼所见那样，在显微镜下呈现淡黄色透明的玻璃体，偶然会看到个别的大粒残留石英和气泡。个别样品烧成温度较高，在胎釉之间形成的大釉泡已局部地连成一片，这也是釉层在出窑以后易于脱落的原因之一个别样品可能有意无意地混人了少量的粗粒钙长石矿物（CAS2），在高温烧成时瓦解，重晶在其外围形成了CAS2微晶束.未破坏的残留核心仍可以看到2V-的干涉图（XH7）。一些试样的胎釉中间层反应并不明显，但某些试样的中问层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CAS2析晶层（XH4、5、6），在烧成温度高的试样中，中间层的反应特别醒目。由于胎中的粘土和长石的颗粒都较粗，加之反应温度亦高，故在镜下观察，胎釉界线已不再是直线而像是地图上的海岸线那样，在粗粒或中粒的粘土残骸上长满了针茫状的莫来石，狭长的中粒宛似一只只小毛虫（XH7、8、9）（图6），有粗粒的CAS2原矿处则长成如芦草的一丛丛（XH7）。有这种中间层结构的试样，肉眼仔细观察时可以发现胎釉间有一白线存在。瓷胎的粗颗粒由残留石英构成，肉眼难以分辨，最粗者约0.3mm（XH9），并且明显有熔蚀边。在镜下经常看到粗、中粒的长石残骸，其中莫来石针晶随烧成温度愈高而发育越大，并且含有大的气泡（XH4、5、6、7、8、9）（图7）。在一些试样的大中粒粘土中发现了“高岭蠕虫”（XH2）或明显地看到了高岭残骸（XH6），基质中含有胶体尺寸团粒的氧化铁已与玻璃相混为一体。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经过仔细寻找并未发现值得一提的云母类矿物。显然，新会青瓷胎的原料组成属典型的高岭——长石——石英系，其结构显然与高岭——云母——石英系裁然不同。鹤山窑青瓷釉亦为透明釉，镜下偶见有析出的CAS2针晶丛。胎釉中间层无反应析晶结构。胎中粗粒以石英为主，亦偶见有2V一干涉图的CAS2矿物，同时含有高Si02质粘土大粒残骸以及少量的长石残骸，基质中玻璃相混有胶状氧化铁如云雾状。Ti02以金红石或锐钦矿多晶微晶小聚集体存在。这种结构在镜下易与新会青瓷判别。黑釉瓷的情况较为复杂。在镜下试样XH1的黑釉呈黄色，与一般高铁含量的黑釉无异。但不同部位则有莫来石针晶丛或CAS2针晶丛析出，并且某些部位亦如黑釉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产生分相结构。胎中含有数量较多的粗粒残留石英、粗大的长石残骸以及易熔粘土块。与青瓷一样，大小残留石英颗粒边缘都有明显的熔蚀边而与其高温烧成相对应，某些石英颗粒周围亦析出了犬牙状的方石英微晶.值得一提的是，新会窑的一些器物胎的断面，肉眼看去有少量孤立的黑芝麻点，在镜下它们实际上是一种高含铁量的某种粗粒原料在高温下与瓷胎料周围尽应，形成中心为一空洞、周边为黑色富铁玻璃的结构。如果颗粒更大些，事实上就是陶瓷工业中常见的铁斑缺陷。陶工如果有意加人则是一种愚昧行为，否则就是不时的污染所致。另一些黑釉外观为黑色土状，极薄，实际上是一种涂层，结构难以分辨（XHB2、4、5）。试样XHB1胎体为砖红色，含粗粒石英和看得出2V-干涉图的CAS2矿物以及其中已有莫来石已有莫来石析晶的长石残骸。烧成温度较低的样品，则镜下看到了与石英或钙长石共生的长石部位熔融成局部玻璃态（XHB2），甚至这些玻璃态中析出莫来石针晶（XHB3）。这些瓷胎中大多含有高铁的基质。XHB4为泥质陶，有足够的强度，表面有黑色涂层，胎中发现偶有植物微管、孢子以及羽纹硅藻。由此可见，新会的尸部分黑釉瓷的结构比较原始，烧制年代可能会更早。
3新会窑粘土垫块的化学一矿物组成
从碗内残留的粘土垫块中取样，进行了ICP化学定量分析。知其化学组成（wt%）为：Na2O0.047，K2O0.26，CaO0.022,MgO0.065,MnO0.01，A12O314.07，Fe2O32.13，TiO20.22，P2O50.070。XRD曲线显示其主要矿物为α——石英和莫来石，还有少量的方石英和一些玻璃相（图9）。可知新会窑灰色枯土垫块属于高SiO2和Fe2O3含量不高的粘土，其烧后的矿物组成正与器物的烧成温度相呼应。
4结论
(1)店代新会窑青瓷造型简单，圈足多样，釉色浅淡，胎色灰白，灰色泥块衬垫叠烧，在1300℃左右高温烧成，故其胎质坚致，具有颇高的强度。(2)与洪州窑、湘阴窑、长沙窑、越窑和耀州窑等著名青瓷比较，新会窑青瓷胎中的Fe2O3、R2O十RO和SiO2含量是最低的。相反，它的A12O3含量特别高，为各窑之冠。显微结构表明，新会窑青瓷胎属高岭一长石一石英系，使用该地出产的高岭质瓷泥为原料制成。(3)新会窑青瓷釉的Fe2O3特别是CaO含量亦最低。低Fe2O3含量为釉色浅淡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生产青瓷釉多属钙釉的这一时代，它已沿着低钙的的技术路线走在发展的前面了。(4)“碗内有大星状无釉区”是在外观上判定新会窑特别是海外出土的新会窑青瓷的重要特征。与之比较，鹤山窑不是灰土垫块而是红土垫块；烧成温度低得多（约1186℃）；胎中不是高A12O3低SiO2，而是相反，为低A12O3高SiO2；但釉都是高CaO釉（约18%）。其外口沿具有指沟，这是与新会窑区别的另一重要特征。(5)新会窑的黑釉陶瓷有两类。其一与青瓷类似，胎的A12O3含量更高，釉的结构与宋代一般黑釉类似；另一类则属泥质陶，器面有黑色涂层及平行线，似为印纹。两者的烧成温度相差颇大（1098~1310℃）。胎质亦有两种，一种与青瓷类似而混有高Fe2O3原料颗粒，形成铁斑，外观为黑芝麻点；另一种则属泥质，其烧成年代当更早。(6)新会窑不像珠江三角洲其他唐、宋瓷在龙窑中烧成那样，而是在类似唐耀州的那种窑中烧成，其胎质和结构也与耀州窑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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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至唐代的青瓷窑址。位于湖南省湘阴县城内。唐代称“岳州窑”。窑址堆积南北长约150米，深约6米。1975年湖南省博物馆进行试掘。
湘阴窑产品以高足盘、圆饼底杯、碗、盘口瓶、檐口坛为主，兼烧砚、洗、皿、盂、壶与缸、罐。盘心内壁与壶、洗的外壁戳印多变的莲花、草叶纹，或少量刻划纹，然后施釉。除少数碗、罐施满釉外，绝大部分只施半釉。釉色淡青或豆青，也有施酱色釉的，青釉莹洁有闪光，透明或半透明，往往开片，垂釉如泪。也有施圆块状釉，或器心有一方块露胎，这些都为后来长沙窑所继承。酱釉不透明，略开片或不开片。胎骨可分为瓷胎、瓦胎和缸胎3种，瓷胎的比重占产品总数的2/3。窑具中以多齿圈垫作承托。早期的碗心（底）往往残留10余个支钉痕；晚期的碗、皿往往器心露胎，故叠烧时不使用支垫。湘阴窑发明匣钵装烧法，是中国陶瓷工艺中的一大革新。对提高产量与烧成优质产品起了促进作用。
[湘阴窑印花青瓷洗(隋代)]
湘阴窑的早期产品多饰几何纹，也有少量褐色点彩装饰。主要器物有网状纹（或斜方格纹）大平底碗、青釉褐彩碗、罐。时代早至西晋，而盛于东晋。中期产品以莲花草叶纹作为主要装饰。主要器物有高足盘、圆饼底杯、多足砚、莲纹皿、檐口坛、盘口瓶等。其时代相当南朝而盛行于梁、陈时期。晚期产品除继续生产中期诸器外，还出现器口施一圈青釉而器心与外壁腹下露胎的大小套碗，以及八角短嘴式壶、圆块状青釉缸等。其时代相当隋至唐肃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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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长沙窑的陶瓷艺术特征及陶瓷文化背景
长沙窑器具敦实的造型、写意般的釉下装饰图案是对楚地民风生动活泼的反映。其装饰题材体现了湖湘人平和、朴实，热爱生活的特征，书法装饰和伊斯兰图案则反映了对现实的关注，装饰中的佛教文化形象又表现出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两个特征表现出长沙窑陶瓷器具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的精神之美。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大致兴起于唐代中期，于五代逐渐衰落。唐代时，我国瓷器已大量外销，外销陶瓷品种多样，除邢窑白瓷、越窑青瓷以及三彩陶之外，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亦可谓独树一帜。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吸收三彩陶以及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釉下彩工艺，成为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长沙窑的陶瓷艺术受着诸多文化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其根基。长沙窑是楚人的智慧结晶，是湘楚大地培育的艺术之花。楚地的环境、文化与湘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得长沙窑在唐代陶瓷业繁荣的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瓷窑的风格特征。“长沙窑陶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产品是碗、碟与壶”，从这些饮食器具与众不同的造型和装饰中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湘民独特的性格特点。
一、敦实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壶的数量很多。其造型都很丰满，大都壶颈偏短，壶腹体量偏大，因此形体给人感觉偏胖；壶的底足直径大都较长，器形更显敦实。有一部分为溜肩椭腹壶，更显挺拔。罐的口径长，只略短于底径，器形像中间略鼓起的圆筒，尤显庄重大方；有些罐的腹部直径大于器身的高度，更显浑圆结实。长沙窑出土的瓶与壶的造型难以区别，都是同样的敦实圆浑。但出土的文物中有自名为“瓶”者，其中长颈大盘口瓶的口径只略短于腹部直径和底径，与其它窑的瓶类造型不同，同时期的越窑的秘色瓶则多有长颈小口，显得修长俊俏，温润秀美。可以看出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代表性的壶、罐、瓶类等器具造型敦实，有一种阳刚之美。长沙窑器具的装饰以独具特色的青色釉下彩绘花纹饰最为出名。其内容有人物、走兽、花草、几何抽象图案。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以线描为主，其用笔和设色已有一定的规范性，主要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铁线式，多用于褐彩白描，线条灵活，犹如铁线一般遒劲有力。
第二种为棉线式，以粗线条做没骨画，大多数呈绿色。这种线条有如浸水绒线，其软如绵。
第三种为复合式线条，即铁线式和棉线式两种线条配合使用，它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勾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条描绘细部，比如动物的眼、嘴、羽毛，植物的叶脉等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画的装饰图案，则用笔洒脱肯定，线条变化莫测，像草书一样潇洒率性，如行云流水般，与器形的弧线相互映衬。
长沙窑的器具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细腻中不失洒脱之美，深深根植于楚文化当中。秦汉以后，楚地凭借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南学的摇篮，禅宗的温床，理学的中心和新学的基地。正是在这种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长沙窑器具圆浑饱满的造型与写意般的装饰图案。特别是其装饰图案，构图多流转回旋之态，线条兼凝重与轻盈之美，是楚文化精神内涵的生动反映。
二、质朴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的产品不属于高档瓷。胎质一般不够精细，或含有细砂；虽然胎壁轻薄，但内壁往往残留凹凸不平的工具痕。而且，其烧成温度不高，没有达到真正的瓷化程度。长沙窑出土的壶具的流部大都为棱柱形，这些棱形不是很规范，棱边宽窄不一，多少不定，以八棱形最多，也有九棱、十棱或多至十二棱，据推测棱边是以快刀信手削出。长沙窑碗碟的圈足制作一般比较粗放，底沿往往有明显的刀削痕，孔心顺手旋挖而不正圆，甚至歪斜作桃子形。与长沙窑相比，同时期邢窑和越窑的器具造型更为端庄，底足也很规整。长沙窑器具不规则而严谨的造型，虽然略显随意，却让人感觉自然畅快，有一种清新的质朴之风。
长沙窑的陶瓷产品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产品物美价廉。长沙窑瓷能在既不如邢窑瓷器之白，又不如越窑瓷器之坚的劣势局面下，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它的价格定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长沙窑的陶瓷器具不属于宫廷用的高档瓷器，主要是用于外销和国内广大百姓使用，所以其器具的造型和装饰呈现出浓厚的民间风韵，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沙窑陶瓷器具的质朴生动之美，是湘楚大地的淳朴民风、生机蓬勃的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反映。长沙窑的陶瓷器具就像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湖湘人一样，具备了平和、朴实、憨厚的品格。三、体现文化背景的精神特征
以书法作为装饰，是长沙窑瓷器制作上的又一特点。长沙窑瓷器上收录的大部分诗歌、格言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古佚诗和谚语。有反映商人经济生活的，反映做客的，反映男女感情的，反映求学科考的，都是对世俗生活的集中体现。
长沙窑器具装饰上还有一种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釉下点彩装饰，以及釉下彩绘的图案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的波斯人。这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反映了湘楚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气度，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只要可取，湘楚人民都加以吸收。
对现实的关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难看出楚人对生活的热爱。巫学是楚人的传统文化，“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原始哲学，当然也有巫术、巫法。原始科学中有天文、历象、算术、地理、医药等，这表明关注生活、执着于现世、富有创造性，是楚文化的重要特点。
长沙窑器具上的釉下彩绘外，还有模印贴花。在模印贴花装饰中出现了佛教形象，是湘楚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的反映。莲花，是佛教圣花，它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在长沙窑的模印贴花中有很多莲花造型，特别是在有的模印贴花中莲花内还有孩童形象，据推测“不仅与吉祥语‘连生贵子’有关，而且很有可能是象征‘莲花佛陀’”。除此之外，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佛教人物纹饰造型、佛塔模印贴花，以及观音菩萨的坐骑鱼龙——摩羯等。
长沙窑作品的书法装饰中还出现了一些为佛教教义作宣传的诗歌，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还有“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渔，劝诸行过众，修学香无余”等。
长沙窑器具装饰中出现的佛教文化的形象，表现了湘楚文化深受道家玄学以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湘楚文化崇尚道学，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在北方盛行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时候，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主要是楚地，则盛行老子的道教学说。西来的佛学主要借助玄学，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有一种说法叫“老子化胡”。
湘楚人民不仅有对物质的要求，还有对精神的追求。楚地的人才自古便有两极发育的趋向，蕴育出了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哲学家。春秋时期，楚庄王有着“三年不飞，飞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的雄心壮志。在哲学上则有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和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所以，湘楚大地才蕴育出了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精神之美的长沙窑陶瓷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