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晚明至清乾隆是景德镇民窑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欧洲诸国先后来到东方，大规模开展与东南亚诸国，特别是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欧洲、美洲空前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古老的手工业如丝织业和制瓷业等，纷纷获得了新的活力。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就促使丝织业和景德镇刺瓷业终于发展到它们的顶峰一一工场手工业时期，其生产力也提高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延：“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即是景德镇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物质文明史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史。因此研究人类历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我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及丝织业和制瓷业的遗存和有关文献，无疑极有意义。但是其时的丝织品多已朽坏，其手工业遗存也难以寻觅。然而，就景德镇制瓷业来说，其时的窑业遗存却极为丰富，且基本保存完好。欧洲现今传世的景德镇这一时期瓷器尚多达数百万件，当时的贸易档案仍被保存下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景德镇制瓷业在这三百年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两落两起，既经历了原料危机与明末清初的动乱，也迎来了晚明的繁荣与康雍乾的鼎盛时期。其兴盛是诸多因素促成的。除了社会安定，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有利政策，广阔的内销市场以及巨大的海外需求，特别是欧洲市场的需求为景德镇制瓷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外，另一方面还与它拥有精密的分工，较先进的制瓷技艺和优质的原料以及具有极强的竞争意识，千方百计地与对手展开激烈的国际竞争，打败或成功地抑制对手有关。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然而在乾隆末(1794年)，由于有伤地脉，高岭山高岭土禁开(注30)，一夜之间，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它不能再象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这表明欧洲市场对瓷质下降的景德镇瓷器缺乏兴趣，这便使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大发展的机会。乾隆以来，优质高岭土虽有开采，但规模不大，故优质瓷产量有限。它转而使用星子高岭土，以生产中挡内销瓷为主。由于内销瓷的利润不能与外销瓷相比，其效益大不如以前。嘉庆、道光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陶瓷外销却不能与之同步，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综观景德镇16—18世纪的外销瓷与制瓷业，其外销瓷生产兴旺，则景德镇制瓷业也随之兴旺；外销滑坡，则瓷业亦随之衰落。其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令人感慨。真所谓：“其兴也难，其衰也速”！3、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外销瓷最引人注目，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克拉克瓷”(或”加橹瓷”、“芙蓉手”)的万历~崇祯的青花瓷。器形主要是盘、碗、瓶、军持等。纹饰题材多为纯中国式的折枝花卉、吉祥纹样、禽兽、走兽和人物。常作开光或锦地开光式。嘉靖以前最为流行的缠枝纹样反而少见。其繁缛的装饰，细密的水路及新颖的郁金香纹样又具有异国情调。克拉克瓷一面世，即受到欧洲贵族的喜爱，由于畅销，且利润高，所以各类仿克拉克瓷也大量涌现。通过上节的考察，我们可以大致作如下区分：a、景德镇窑高档克拉克瓷：以高岭山优质高岭土(以土膏形态赋存的次生高岭土或伟晶岩的风化物)掺合瓷石制作。器壁薄腻，胎骨洁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兰翠，优雅、明快、绘制萧洒生动，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窑最佳瓷器媲美。其烧制年代，约在万历30年高岭山优质高岭土开采以后(《高岭土史考》定为万历20年，似太早)。日本平户荷兰商馆仓库遗址出土，其相对时代约在l609一l0年的洁白透光的优质白瓷，亦可归入这类高档瓷内（注31)。b、景德镇窑中上档克拉克瓷：器壁较高档瓷稍厚，透光度较好，胎骨较白，青花呈色较高档克拉克瓷稍淡或清亮沉静。绘制亦老练，生动。这类中上档克拉克瓷系采用吴门托出产的高岭土或高岭山一般的原生高岭土(粘性较以土膏状赋存的优质高岭土差一些，铝氧含量也要低一些)掺以瓷石制作，其年代亦应在万历初至万历l0年或万历30年以后。c、景德镇万历30年以前的中下档克拉克瓷(包括旧金山ColdenHind号沉船所载景德镇克拉克瓷及更早一些的克拉克瓷。如广昌万历元年纪年墓出土克拉克瓷(注32)可靠的话(甚至可以早到隆庆)系采用麻仓及高岭以外所产的原生高岭土一一“假(官)土”，掺以瓷石制作。由于其粘性和铝氧含量较以上二者稍低一些，故其器壁相应要厚一些，白度亦要低一些。其青花的呈色有介于回青与石青之间者亦有与中上档克拉克瓷一致者。d、福建仿景德镇克拉克瓷：如本文第二节所述，其胎骨较景瓷粗劣，成型工艺也有所不同，其足端及足内有溅釉痕并粘有砂粒，青料的呈色也不如景德镇克拉克瓷，有明显的精粗之别，较易区分。e、江西广昌县近年出土了一大批有缺陷的仿景克拉克瓷盘，窑址尚有待发现(注33)。其兴衰原因应与福建平和等窑相似。这类瓷盘，肪的白度，透光度，釉的亮度，青料的呈色多不及景瓷，倒与国外某些仿克拉克瓷的产品有相似之处，故冯先铭先生认为其“风格有异国情调，兼有传统装饰”“有着自身的特点”(《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f、日本仿景克拉克瓷：日本伊万里、有田窑仿景克拉克瓷达到了乱真的程度，所以能在欧洲风行一个世纪。17世纪中叶伊万里瓷几乎完全按中国样式生产，所以l655年(或此后不久)荷兰人向有田订烧瓷器应该是持景德镇克拉克瓷为货样的。但年复一年地生产下去，其局部纹样也渐渐发生了变化，成为具有日本风格的仿景克拉克瓷(注34)。如前所述，其瓷胎的铝氧含量较景德镇高档瓷低，烧成温度也相应低一些，釉面的白度不如景德镇高档外销瓷，器壁也要显得稍厚一些，但透光度比较好。g、欧洲仿景克拉克瓷：17l0年德国的迈斯森作坊即仿克拉克瓷的造型与纹样生产硬质瓷，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竟相仿制，由于采用三元配方，这些仿品的瓷较景德镇克拉克瓷更优，烧成温度更高。但其釉薄而匀，缺乏景瓷石灰碱釉的润泽和白里泛青的玉质感。青料的呈色亦不如景优雅沉静，色调富于变化，其画风与景瓷相去甚远，有明显的异国情调。h、景德镇仿伊万里、迈斯森克拉克瓷：景德镇窑为商业竞争，对仿景克拉克瓷的伊万里、迈斯森瓷进行再仿制。其纹饰经过“变异”和“再变异”，有些已面目全非。但此时已是康熙中后期，景德镇的这些仿品，不论所绘如何，因其青料为优质浙料，混水技法高超，色阶丰富，明快莹澈，犹如鱼鳞片般层层相叠，具康熙青花典型特征，故不难鉴别。i、仿景克拉克瓷的还有欧洲的费恩斯薄胎陶器和伊朗的仿瓷陶器，它们反映了其时欧洲和西亚对克拉克瓷的迫切需求。4、万历时的官窑器是有明一代宫窑中瓷质最差的。它与万历以前采用“假土”(原生高岭土)加瓷石制作的中上等民窑器，没有质的区分。另一方面，约在万历11一30年，民窑瓷质明显下降，粗瓷产量急增至80%左右，这与万历时社会安定，生活富裕，经济繁荣不吻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隆万时，厂器除厂内自烧官窑若干座外，余者已散搭民窑烧”(兰浦《景德镇陶录》)。也就是说，万历11年以后在官土(以土膏状赋存的优质高岭土)已枯竭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烧造的官窑，除了强取民窑使用的“假土”(麻仓以外所产的假官土—原生高岭土)中质量相对好一些的原料外，还要民窑承担官窑坯件的烧造任务。民窑较好的原料被官窑垄断，窑室中能装烧中上等瓷器的好窑位被御器厂霸占，于是民窑就只能利用较差的窑位烧造烧成温度偏低的中次等瓷器，以增加产量，薄利多销来获取利润.当时中上等瓷器约占总烧造量的20%左右(就装烧中上等瓷器的瓷垫饼进行统计)，但在窑址堆积中罕见中上等瓷器的废品。这也许是因搭烧官窑瓷坯．无论烧出正品还是废品，都得全部交还御厂核实，销数：其时朝廷派太监四出征税，聚敛钱财，矿税太监潘相对景德镇制瓷业横征暴敛，连次等青花料也不放过。制瓷业这时已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封建专制王朝的种种榨取主要是针对代表新兴资本主义势力有钱的作坊主;所以万历30年火烧御器厂的“民变”实质上是在武昌、苏州“民变”的基础上，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对封建王朝的再一次造反。5、由于欧州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乾隆时，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四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景德镇瓷商贩运白胎瓷至广州设厂加工釉上彩，于是遂有“广彩“的出现。由于粉彩柔美，艳丽，雅俗共赏，且粉彩颜色不透明，有利于遮盖瓷器上的疵点或缺陷，提高了一级品率，所以它出现以后很快便取代部分青花装饰，成为景德镇艺术瓷的主要装饰形式之一，并使景德镇瓷器进入彩瓷时代。粉彩的流行还使景德镇制瓷业的分工与组合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清代中后期，景德镇街头巷尾无处不是绘画釉上彩(主要是粉彩)的“红店”，形成家家彩瓷，处处烧炉（粉彩烤花炉)的繁荣新局面。这种家庭手工业形式的“红店”和工场手工制瓷业的结合，使景德镇的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极限。在与熊海堂同志谈文化交流理论时，他认为，异文化之间生活用品的外观模仿属于文化的表层交流，只有人的思想与技术的交流才是深层次的、高难度的，并给吸收者带来质的变化和发展上的飞跃。欧洲和景德镇珐琅彩粉彩技术的交流，是一种可读性技术(不需要技术者之间直接的传授便可以传摩仿制)的间接交流。它虽没有使景德镇制瓷业发生根本的变化，却使景德镇瓷器在外观上一改旧貌，给这个手工业城市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使其向工艺美术城市过渡。M.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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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景德镇窑
中国古代著名的瓷窑址。位于今江西省景德镇市。始烧于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均为著名瓷器产地。
烧造历史景德镇瓷窑，据元蒋祁《陶记略》记载，南朝时期即已有瓷业，唐代已烧白瓷，其时景德镇名新平，又名昌南镇。北宋初年，向京师贡白瓷，宋真宗景德年间贡瓷得到赏识，改镇名为景德镇,并设置监镇,由官监民烧，创烧出影青瓷。元代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监烧瓷器，创烧出卵白色的“枢府”釉瓷及釉下彩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中国著名的制瓷中心。明代在此设置御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御器厂控制了最熟练的工匠、垄断优质瓷土和釉料，对制瓷工艺过程制定统一的、精细的分工，规定了各道工序的规格，使制瓷水平大为提高。明代主要烧造青花瓷器，同时创烧出点彩、釉下彩、釉上彩、斗彩等多种彩瓷品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由于帝王对瓷器的奢求，在仿制古代名窑瓷器，创造新品种，仿造其他手工业品及制作专供外销的外国形式的“洋器”等方面都获得成功。青花及多种彩瓷品种，闻名中外。清代御器厂的监窑官如臧应选、刘源、郎廷极、年希尧、唐英等对景德镇制瓷技术的提高，起了促进的作用。他们督制的瓷器，被称为“臧窑”、“郎窑”、“年窑”、“唐窑”等。其中尤以唐英的贡献大，他亲自参与烧造，并总结经验，编写出《陶成记事碑》和《陶冶图说》两部清代制瓷工艺史的重要资料。清末，景德镇制瓷业已趋衰落。
调查研究对景德镇窑址的研究，从清代即已进行，如唐英的著作，及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和朱琰的《陶说》等。1949年以前关于景德镇制瓷业的著作，有江思清的《景德镇瓷业史》，吴仁敬、辛安潮的《中国陶瓷史》等。50年代初，景德镇陶瓷馆、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及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先后对窑址进行调查。到70年代，景德镇陶瓷馆又作了试掘。从调查和试掘中了解，该窑址主要分布于市区及其近效、南河流域、东河流域3个区域,窑址点分布密集，各地点时代不一，最早为五代，最晚至清代，文献中提及的唐代白瓷窑址则迄今尚未发现。景德镇地处赣东山地之间，有附近的麻仓山、高岭山及稍远的婺源、祁门等地供应瓷石。高岭土是制造白瓷最优异的原料，因出产在景德镇东的浮梁县高岭山而得名，也因此成为世界通用的瓷土名称。
窑炉结构及烧造工艺五代窑址发现于石虎湾、杨梅亭、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湖田、瑶里等处。但尚未找到窑炉和作坊。出土白瓷，胎、釉洁白，胎质致密有透光感；青瓷胎厚呈灰色，釉层薄。两者皆用支钉重合叠烧，制作较粗。
宋元窑址分布很广，在市内及近郊，东河、南河两岸等地均有发现。窑炉皆为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在湖田窑址发掘的两座元代窑炉，上部已残，底部分前后两室，前室圆形，前端有火膛，后室椭圆形，尾部有烟道。室内皆平铺仰置匣钵，排列有序。匣钵内放置瓷坯，底部垫有带沙渣的粗垫饼。宋代对器物的制作及装烧方法可分为3期,北宋初期为仰置垫烧。北宋中期出现有芒口的碗、盘，是采用多级覆烧垫钵装烧，壶、罐类器仰烧,采用两节模印粘合成型法制作。北宋晚期至南宋,芒口器采用覆烧支圈,不仅使瓷器规格统一、形制规整,而且产量增多。到元代又流行仰烧法，但器底垫饼带沙渣，故元代器物底足外皆沾砂粒，粗瓷则采用涩圈叠烧法。
明初设御器厂，窑炉形制有统一规格。据王宗沐的《江西省大志?陶书?窑制》条记载，明宣德时御器厂有58座窑炉，其中有专烧鱼缸的缸窑30余座，应是大型窑炉。烧小器的称青窑，烧颜色釉器的称色窑。在市区珠山路发现的明宣德年间残窑，似马蹄形,容积小,窑室宽2米，东西长0.6米,仅能装烧小碗300件，应是记载中所述的青窑或色窑。明代民间的窑炉，皆制长阔大，每窑可烧千余件小器。
清代景德镇的窑炉有重大改进，根据龙窑与马蹄形窑的优点及用松柴烧造的特性修建成的窑炉，外形象覆置的鸭蛋，称为蛋形窑，具有容积大、装烧量多等优点。烟囱顶部呈尖状，倾向窑头，防止了风向改变时抽力波动或倒灌。由于窑底向上倾斜，窑顶逐渐下降，窑的高度大于宽度，烟囱高度等于或稍小于窑长，加上注重装砌匣钵，采用各种投柴方法，从而使室内温度及气氛便于控制，并可充分利用热量。这种窑炉可同时烧成多种产品，燃料消耗较少，在建窑的时间及费用上也较龙窑节约，因而延用了很长时间。
产品特征五代时期的产品以仿唐代的名窑为主,如青釉瓷仿越窑、长沙窑，白釉瓷仿邢窑、定窑。由于景德镇的原料质优，所以产品胎质细密、釉色光洁，但造型尚粗糙，器形只以碗、盘为主。
北宋初期的产品有碗、盘、壶等，薄沿、深腹、厚底、高圈足。胎洁白细密，釉色白中稍泛黄，装饰以素面居多，仅少量器外有刻划纹，有的内底有印花或文字。北宋中期除碗、盘外，盒、壶、罐等增多，出现覆烧芒口器，釉为青白色的影青釉，薄处泛白，厚处呈青绿色，光泽透明。碗的形制多斜腹、薄壁、厚沿、厚底、小低圈足，装饰以刻划为主，采用一边深、一边浅的“半刀泥”刻花法，刻线流利。在壶、罐类器肩部有牡丹、菊花、莲花、飞凤、水波等印花纹样。北宋晚期至南宋器形品种多样,多直口弧壁或撇口斜壁的芒口碗,碗口、腹壁胎皆薄，仍以影青釉为主，装饰多为印花，题材更丰富，有花草虫鸟、人物、动物，造型极生动。
元代产品中多折腰碗、小圈足盘，高足碗及大型的盘、瓶等，釉色除影青外，创烧出印“枢府”铭记的卵白釉，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釉下青花，以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仿烧龙泉窑的青釉瓷、黑釉瓷等。元代青花瓷经测试，为使用含锰量低、含铁量高的进口青花料（明清时期称为“苏麻离青”或“苏泥勃青”）烧制。装饰仍以印花为主，刻划纹较简洁，刻痕深，纹饰题材丰富，喜用龙纹。
浅析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
摘要: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是我国传统陶瓷艺术的一朵奇葩，其民间的图式、题材和行云流水的笔法，给人留下无限暇想的空间。木文通过分析历代青花的演变、重点阐释明代民窑青花的形成、题材、装饰风格，以及与其他艺术的关系。
关键词: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文人画民间艺术
一、前言
随着历史的变迁，景德镇制瓷历史的宋景德年间迎来了辉煌的声誉，但景德镇瓷业真正迈向历史高峰则应始于明代。明代是景德镇民窑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景德镇作为商品大量远销国外的时期，尤其在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民窑逐渐摆脱封建桎桔的束缚，这使得民间大量烧造瓷器远销各地成为可能。这一时期，青花瓷成为明代景德镇民窑陶瓷生产的主流，可以说青花瓷印证了明代景德镇民窑发展的痕迹。
“青花”在中外陶瓷史上，以特有的纯净、朴素、大方、幽雅的艺术效果和质感美博得全世界的赞誉。它采用一种含氧化钴的单纯青色料描绘在瓷坯上，再施以透明自釉，经1300度高温焙烧而成。青花具有中国国画的笔致韵味，由于它是用毛笔把图像直接抒画在瓷器的坯体上，烧成后会在洁自光润的瓷面上，透出青色的国画般的艺术效果，而且青自相映，幽靓苍翠，极富艺术魅力。青花瓷由于有官窑生产和民窑生产，艺术风格也不完全相同，尤其是民窑生产的中、低等级的民窑青花瓷，其装饰风格更是表现泼辣，大胆奔放。
二、历代青花的演变，铸就明代民窑青花的辉煌
青花瓷最早出现在唐代，然而唐青花并不是唐代陶瓷装饰的主流，在扬州唐城出土的青花瓷片上，青花主体及装饰多为植物纹，如花草相缠的蔓草纹、宝相花，团形花等，只有少量动物纹、青花色调虽鲜艳，并有晕散现象，但色调浓处有黑色小斑点、胎釉灰、釉质多气孔，加之唐代尚豪华、器丰满、色华丽，多采用釉色装饰，如:唐三彩在唐代大量盛行。这使得唐青花昙花一现，没有得到推广和发展。同样宋代青花色暗蓝，不鲜艳、坯体釉质灰黄，如:浙江龙泉城南北宋金少寺出土的青花瓷残片、胎质较粗糙，腹壁胎体作红色，日部呈奶白色;内外均施釉、日和腹上部釉层较厚，釉色自中泛蓝，青花纹饰绘在外壁胎面、形如盛开的菊花，青花色调暗淡，色泽不鲜艳，这与钴土矿色料不纯有关，这些因素致使青花装饰的魅力无法展现。直到元代，青花才开始得到大量发展，元代前中期的青花虽然呈色蓝中暗灰，但从纹饰构图和绘画技巧看来却颇具匠意，如:狮首纹、象首纹、如意朵云纹等丰富了器形的变化。到了元代中晚期，景德镇青花烧造技术完全成熟，胎体洁白厚重，釉面自里泛青，光润透亮，青花料色青翠披离，色泽光彩鲜亮，装饰题材也十分丰富，如植物题材方面，除了宋代的牡丹、莲荷、菊花、宝相花等外还新增了松、竹、梅、灵芝、蕉叶、枣花、山花、月季等，动物题材方面则新出现了孔雀、白鹤、麒麟、狮子、海马、异兽等。元代青花还采用流行的戏曲故事作为装饰画面，如:萧何月下追韩信，昭君出塞，元代青花装饰艺术，不仅继承了汉唐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说明代景德镇青花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和发展了元代的青花艺术。从烧造技术到制瓷原料和青花色料上都为明代民窑青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明代民窑青花的装饰与题材
明代前期，以永乐、宣德为代表，这时民窑从胎釉到制作技术比元代有了进一步提高，胎土淘练精细，胎体温润细腻，轻重适度，釉面平净，釉层晶莹肥厚、青花发色深兰苍翠，明艳深厚，料色透入釉骨，线条往往有晕散现象，很象中国写意画在宣纸上形成的墨晕，使画面显得深融沉着。永乐、宣德民窑青花料有的采用进口原料，即文献记载中的“苏麻离”青料，价格昂贵，但呈色好。据从湖田出土的青花瓷片看，虽然早在宣德年间，民窑青花器也有用“进口苏麻离”青料烧制的宗教用器和民用品，但明初到成化以前的产品，用得较多的还是国产料、其色泽比“苏麻离”青稍灰，没有黑色的斑点。这样民窑青花的发色也就有呈色上的区别，不如官窑器色泽鲜亮。人们总认为民窑无论是技术还是工艺都比较粗劣，实际上民窑生产在装饰、器型上已日趋丰富多变，制作工艺也日臻成熟。在装饰上，明代早期民窑青花装饰采用一笔勾划的技法，执笔连贯，一气呵成，青花色晕圆润，笔法简洁，风格古朴淳厚，如:明代吉祥纹饰蝙蝠、鱼纹、如意纹都几乎是一笔连划而成，仿佛书法之行草，意到笔到，这种大写意的中国水墨画技法运用到青花装饰上，使得青花装饰别具一格，独树一帜。正应合谢赫《画品》中的意韵。这种技法的形成即受中国画的影响又与明代民窑陶瓷器皿大批量生产有关，由于绘瓷匠人劳作的强度大，使得一些青花纹饰装饰程序化、纹样也由繁复变为简略，这样既降低了绘制的难度，又增加了瓷器的产量。装饰题材上纹样，较之元代变化也大。植物纹样和动物纹样都很丰富，植物纹中的牡丹、莲花、蔷薇、山茶花等形态比元代生动、富于写生趣味。动物纹流行龙纹、凤纹、麒麟纹、鱼藻纹，特别是龙纹比之元代，具有装饰形式化的倾向，龙的整体比元代龙纹丰满、粗大。
到了明代中期，以成化宣德为代表，景德镇民窑逐渐改变了朴素凝重的风貌，胎体轻薄，近光透视呈牙白或肉红色，青料采用国产青料“平等青”，也叫“陂塘青”。烧成后呈现柔和、淡雅而透彻的兰色，并且装饰技法上以勾勒渲染为主，并适应青花色料如水墨的特性，用渲染填色的技法使得所绘纹饰层次丰富，典雅柔和，装饰轻松愉快，疏简轻柔。花鸟、婴戏、梵文、龙以及树石纹饰大量使用，纹饰线条纤细，画意飘逸潇洒，可以说不论民窑、官窑都具有这种轻灵秀巧的艺术风韵，如扬州出土的成化年景德镇民窑烧造的青花碗，青花纹饰笔法流畅、疏密有致，莲花纹采用双线勾勒填色，树筋采用淡描双勾法。成化青花瓷器富于秀丽清雅的艺术特色，装饰性强，花纹多图案式，流行规矩花，有的器皿内外“夹彩”，并流行“斗彩”和“填彩”。确实具有别具一格的装饰意匠。
明代中晚期民窑则以嘉靖，万历为代表。自嘉靖起，青花色料一改成化青花的淡雅，呈现出一种兰中泛紫的厚重色调，造型也开始趋于多样化。除了日用器皿外，还有各种宗教供器，尤其以道教供器居多。青花纹饰除动、植物，吉祥纹外，还大量出现道教纹饰:如八仙、八宝、八卦、灵芝捧八卦等。青花绘制更加精细、画意潇洒，人物体态修长、姿态飘逸。万历时期新兴纹饰更多，万历青花瓷风行锦地开光装饰，开光式样繁多，有压字锦、古钱锦、梅花锦以及圆形、长圆形、长方花瓣式样，纹饰有简有繁，用笔精致挺拔，构图较严谨。特别是嘉靖、隆庆以后，由于资木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官搭民烧制度的实行，有一些高级的民窑青花瓷器，其胎、釉制作的精细程度和官窑器相仿，而且纹饰上也可能冲破了官方的规定。据《江西大志》载“青色狼藉……流于民间，其制作无复分”。可见民窑与官窑制瓷无论在造型、纹饰、工艺上都几乎没有多大的差距。这一时期的民窑青花瓷器还有供中、上层地主官僚使用的极精细制品，并在瓷上绘有款识。例如:“博物斋藏”“京兆郡寿房记”“东书堂”等，万历时期，景德镇民窑还为外销欧洲特制大批青花器皿，图案装饰都为欧洲风格。
明代末期，民窑以天启、崇祯时期为代表。据《天工开物》载，“凡饶镇所用，以衡、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上高渚邑者为瓷器则用中，丰城诸处者为下也”。这说明青料的使用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当时的官窑和民窑烧制的高级青花瓷为上料画成，而普通的民用青花瓷用中、下等青料。由于民窑产品这时已大量供应国内外市场，因而天启、崇祯时期的民窑青花瓷遍步世界各地。明末民间青花瓷器图案装饰题材也丰富多样，完全突破了历来官窑图案规格化的束缚，写意山水也很盛行，画面构成上也如国画配诗题跋。笔者认为，明代末期的青花装饰对清代民窑青花的艺术风貌也有积极的影响，这种继承性在清代青花的装饰技法上尤为突出。
四、民窑青花与文人画、民间艺术的兼容并蓄
民窑青花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文人画、民间艺术的营养，尤其受同时代的文人画影响，明代的文人画上承元人传统，至明代中期形成了波澜日壮之势，如:“吴门四家”的文征明、沈周、唐寅、仇英等以及后期的陈淳、徐渭。还有一些具有文人气质的工巧匠人，如制紫砂壶出名的时大彬等。这些文人巧匠不仅对后期的中国绘画艺术有深远影响，而且推动了陶瓷绘画的日臻成熟，特别是在青花领域，表现形式多吸收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山水、花鸟、人物等无一不能，草草几笔的山水、人物、还加上国画的题跋。这种利用青花色料特性的技法，即可作工笔，也可为写意。与在宣纸上、绢上作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民窑匠人也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养料，如民间剪纸、年画、木刻版画，绣织等。题材装饰也丰富多彩，除大量花果图案，吉祥纹样外，还有许多戏曲人物、民间传说，麒麟异兽，还包括了宗教题材。许多丝织纹饰如团花、缠枝、几何形等也经常运用到青花瓷的装饰中。由于民窑青花把许多有用的艺术形式融合到一起，因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形成了格调奔放、典雅敦厚的艺术特色。
五、结论
纵观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特色的形式与发展，以及明代陶瓷生产的基木面貌和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不仅为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它那奔放、典雅、秀丽的艺术特色激发了世界陶瓷艺术爱好者的共鸣。
“悠悠岁月，漫漫瓷路”。景德镇民窑的辉煌不只是代表过去，它更激励了我们这一代青年陶艺爱好者去探索，去追求更高的艺术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