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福建平和等窑：
1991年6月接薛翘先生来信，得知在文物普查过程中．福建平和县山区发现了仿晚明景德镇外销瓷的窑址，产品主要为青花瓷及釉上红绿彩瓷。并得知这类遗址已发现十几处，均有一定规模。经初步比较，发现它们与景德镇同期产品有如下不同：a、平和窑碗盘的成形工艺特征是先旋挖圈足,后施外壁釉。但景德镇晚明瓷器却是先施外釉，再旋挖圈足，成型工序刚好相反。故平和窑碗盘圈足端面及足内多溅有釉汁(施外釉溅上的)，而景德镇瓷器的圈足端面无釉，其足内或满釉或完全无釉。精细瓷器足内满釉是旋足(或写款)后，向足内注入少许釉浆，轻而匀地将足内荡满釉汁并将多余的釉倾出，景德镇坯房称这一工序为“促釉”。平和窑不见“促釉”的器物。b、平和窑碗盘施外釉是采用泼釉或浇釉法，即一边浇泼釉浆，一边使外壁向上的坯件快速来回转动，以使釉浆分布、吸附均匀。有趣的是，在景德镇只有生产瓶罐类的琢器坯房是采用这一施袖方法的，操作者几乎全为抚州籍或丰城籍陶工。至于景德镇晚明碗盘施外釉的工艺，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延”的插图画得非常细致：陶工用一带斜钩的细长棒托住坯件，另一手扶按碗(盘)心，在釉浆捅内一沉即起，其下沉时要求釉浆刚刚浸齐口沿，但碗(盘)内不能让釉汁流入。以这种方法施外釉，器物外壁釉层不但均匀而且不会有溅釉痕迹。c、景德镇碗盘上外釉旋挖圈足后，还有个将圈足外沿旋出一道细窄无釉的斜边，俗称“倒角”的工序。这样，即使将碗盘直接放在砂渣上烧成，其足外沿也不易粘上太多的砂粒。至于讲究一点的瓷器，则将其圈足的端面“倒”成泥鳅背一样，再放在瓷泥垫饼上焙烧，砂渣铺在垫饼之下，不和瓷坯接触。但闽仿景晚明瓷器旋挖圈足时，没有“倒角”这一工序。由于足端溅有釉汁，在高温下会和垫饼粘连，所以也不可能使用瓷泥垫饼焙烧。d、景德镇窑为使碗盘尽可能少粘砂渣及增加窑内的空间堆迭密度，装匣时还使用了一个剖面为“凸”形，俗称“渣罗”的瓷质工具(照装坯前先用带把的圆瓷饼一一“渣罗”将匣底砂渣摩砑成平平的一层，制品直接放在平匀致密的渣垫上烧成，至多只会在圈足外沿粘上少许细砂，足内釉面是不可能粘上砂粒的。闽晚明仿景瓷窑由于没有使用“渣罗”这一装坯工具，陶工们装坯时是先撮砂入匣．再将碗盘坯件直接放置在不太平整的砂渣上，其足内溅有釉汁处当然会粘上砂粒。既影响美观，端拿时也会产生不快感。景德镇窑使用“渣罗”这一装坯工具还与使用瓷泥薄垫饼托烧瓷坯及降低瓷器的变形率有关。因为如不将砂渣砑平，装匣时瓷坯易将瓷泥薄垫饼压破，焙烧时瓷坯收缩，也易倾侧变形，甚至粘匣造成废品。e、闽仿景晚明瓷器，胎骨或疏松泛黄，或致密泛灰。其疏松泛黄说明原料含铁量较高(约在l%以上)且使用氧化焰烧成。其致密泛灰说明系采用还原焰烧成，但原料中含钛量比景德镇的高。由于其原料含铁、钛等杂质较高，所以无论其采用氧化焰还是还原焰焙烧，其瓷胎都不及景德镇窑中档瓷器。f、从王宗沐派对嘉靖时官窑回青流失民间，造成官窑瓷器与民窑青花瓷难以区分甚至无法区分的局面，发出“其制无复分”的哀叹，我们可以得知：在晚明，青花瓷使用哪类青料绘制，呈色如何？是区分宫窑与民窑或民窑上、中、下三档瓷器的重要标准之一。景德镇窑高档青花瓷在嘉靖至万历初使用的是回青加石青配制的高级青花料，万历中后期至崇帧使用的是发色幽雅兰翠的浙江青料。闽仿景诸窑在青花料的使用上不如景德镇窑讲究．由于其制瓷原料相对粗劣，作坊主不可能花高价购买昂贵的高级青花料用于中下档瓷器彩绘，所以闽仿景青花瓷一般呈色灰淡或灰暗，不如景德镇青花瓷明快、莹澈，福建仿景晚明瓷窑的兴起与海外市场的需求及其占据地理之便有关。正德嘉靖时倭寇大规模的武装走私贸易使月港一带成为走私货物的集散地。倭寇被剿灭后，隆庆开海禁，月港被辟为官港，年收税银三万两以上(注22)。这儿的货物除销往日本、马尼拉等地外、还由葡萄牙人直运欧州。在广阔的海外市场刺激下，临近月港的平和等窑得以兴起。万历11一30年，景德镇民窑面临原料危机，不能提供大量的优质瓷器满足欧洲及美洲(通过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马尼拉再转运美洲)的需求。针对景德镇生产的中下档瓷器，平和等窑大量仿制，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得以发展。万历32年以后，景德镇窑解决了高岭土危机，其瓷器量大质优并相对廉价，给福建仿景窑场以莫大的打击。天启时荷兰人在月港至马尼拉航线上拦劫葡萄牙商船并封锁马六甲海峡，给闽仿景诸窑以再次打击。但此时日本侵朝战争结束，原来几乎中断的中日贸易又逐渐恢复起来。经日本政府允许的“朱印船”也满载日本的白银到东南亚一带贸易(注23)，当时的日本市场对瓷质要求不高，于是闽沿海生产外销瓷的窑场便大量生产符合日本审美趣味的青花、红绿彩等瓷器。“天启赤绘”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进入日本。福建诸窑虽然以鲜艳的釉上红绿彩转移了人们对其粗劣瓷质的注意力，并开拓日本市场，又一次渡过危机，但明末清初的沿海拉锯战却给它以毁灭性的打击。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降清，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这时日本伊万里瓷不但量大质优，且青花、彩瓷俱佳，福建诸窑不能望其项背，所以至多只能维持小规模的生产。当时除闽仿景诸窑外，广东沿海的窑场甚至香港新界的瓷窑亦纷纷和平和等窑一样，生产仿景德镇的外销粗瓷，销往马尼拉等地。其窑业的兴衰当和平和诸窑相似。
2、日本伊万里窑：
文禄、庆长之役后，朝鲜陶工李参平等来到日本，在有田发现了瓷石矿。烧造出可与景德镇瓷媲美的伊万里瓷器。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争动乱，外销瓷来源几乎断绝，而欧人又急需购买景德镇瓷器。此后伊万里窑便大量模仿景德镇瓷器的造型、纹样，生产景瓷代替品投放欧洲市场。l7世纪末一l8世纪初，伊万里瓷器在欧洲风靡一时，但售价偏高(注25)。为与伊万里竞争，约从l7O0年起，景德镇对仿景外销的伊万里瓷器进行再模仿(注26)。这些质优，相对价廉的仿伊万里瓷投放欧洲市场，无疑给日本伊万里以致命的打击。从工艺角度来看，l8世纪的日本陶工在装烧大盘时，为防止丘其焙烧时发生“塌底”的毛病，或将其圈足的直径缩小(如“锅岛烧)，或使用几个支钉在盘内起加托作用。由此可知其时的日本瓷器胎中的铝氧含量不会太高，其正烧温度比景德镇高档外销瓷略低，烧成范围也比较窄，窑址上因过烧或微过烧而造成的废品多。据熊海堂先生考察研究，l7世纪一18世纪中叶，伊万里瓷仍采用朝鲜落后的技术烧制(注27)。其窑具不用耐火土而是使用瓷土制作，不但成本高，不耐用，而且因其高温荷重软化点比较低．不能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空间尽可能多地堆摞装烧瓷器（一般只能堆摞三、四层)。既浪费了大量的窑室空间和燃料，废品率也比较高。其生产成本自然比景德镇瓷器高得多。至l8世纪中叶，有田地区的柴草资源日益枯竭．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的有田瓷业，终于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日本政府不得不下令对窑业进行整顿，压缩(注28）。在与伊万里瓷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景德镇窑再一次以其量大质优，成本低取得了竞争的胜利。
3、欧洲于l7O8年发明了以高岭土、长石、石英“三元配方”烧制硬质瓷。
l7l0年迈斯森作坊仿景德镇瓷器的造型、纹样生产的硬质瓷在欧洲收到欢迎，并很快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景德镇作坊主象对待伊万里瓷一样，又瞄准仿景的迈斯森硬质瓷进行仿制，并在欧洲作为真迈斯森出售(注29)。景德镇瓷对迈斯森瓷的冲击，必然使其售价下跌，一时难以得到迅猛发展。m.TaOci52.CoM
4、江西乐平华家窑：
嘉靖l9年浮梁大水，20年岁饥食。景德镇作坊主趁机不付乐平籍陶工的工资，引起械斗，最后“尽遣逐之”。乐籍陶工为了生存“遂行劫夺”(《明实录》)。湖田窑离乐平最近，首当其冲。这次事件加速了湖田窑的衰落，也促使了景德镇制瓷业因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需要向市区集中的进程。返回乐平县的陶工因人数太多，没有生活来源，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上级官员便决定在乐平设立“永靖”、“嘉兴”二镇，烧造瓷器。其生产工艺虽然全套照搬景德镇的，但由于乐平境内缺乏优质高岭土，其产品只能达到景瓷中下档甚至下档的水平。《乐平县志》“城池”条亦载：“永靖镇、嘉兴镇，府志以上二镇，因明嘉靖庚子(1540年)浮梁扰攘，奉上司创立。然水土不佳，嘉兴寻废，永靖虽存，瓷多粗恶，而岁亦渐替矣”。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乐平明代青花窑址调查》告诉我们：华家窑堆积最丰，制品除有“大明年造”“万福攸同”“富贵佳器”“长命富贵”“福”“寿”等题记外，还有写“永靖镇造”款的。其产品为碗碟盘盅，纹饰有人物、马、八卦、折枝、缠枝花卉、变形梵文、鱼、蟹、免、菊、牡等。其附近的匣厂窑和张家桥窑(嘉兴镇)规模不及华家窑，产品则与其大致相同。华家等窑产品粗劣，只夺走了景德镇的部分内销市场，对其外销并无影响。在与景德镇窑的竞争中，它必然走向衰落。至万历，由于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陶工“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王世懋《二酉委谭》)，而嘉靖时的械斗早已被人们淡忘了。约至万历后期，华家窑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其陶工只有重新回到景德镇才能谋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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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景德镇窑
中国古代著名的瓷窑址。位于今江西省景德镇市。始烧于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均为著名瓷器产地。
烧造历史景德镇瓷窑，据元蒋祁《陶记略》记载，南朝时期即已有瓷业，唐代已烧白瓷，其时景德镇名新平，又名昌南镇。北宋初年，向京师贡白瓷，宋真宗景德年间贡瓷得到赏识，改镇名为景德镇,并设置监镇,由官监民烧，创烧出影青瓷。元代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监烧瓷器，创烧出卵白色的“枢府”釉瓷及釉下彩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中国著名的制瓷中心。明代在此设置御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御器厂控制了最熟练的工匠、垄断优质瓷土和釉料，对制瓷工艺过程制定统一的、精细的分工，规定了各道工序的规格，使制瓷水平大为提高。明代主要烧造青花瓷器，同时创烧出点彩、釉下彩、釉上彩、斗彩等多种彩瓷品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由于帝王对瓷器的奢求，在仿制古代名窑瓷器，创造新品种，仿造其他手工业品及制作专供外销的外国形式的“洋器”等方面都获得成功。青花及多种彩瓷品种，闻名中外。清代御器厂的监窑官如臧应选、刘源、郎廷极、年希尧、唐英等对景德镇制瓷技术的提高，起了促进的作用。他们督制的瓷器，被称为“臧窑”、“郎窑”、“年窑”、“唐窑”等。其中尤以唐英的贡献大，他亲自参与烧造，并总结经验，编写出《陶成记事碑》和《陶冶图说》两部清代制瓷工艺史的重要资料。清末，景德镇制瓷业已趋衰落。
调查研究对景德镇窑址的研究，从清代即已进行，如唐英的著作，及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和朱琰的《陶说》等。1949年以前关于景德镇制瓷业的著作，有江思清的《景德镇瓷业史》，吴仁敬、辛安潮的《中国陶瓷史》等。50年代初，景德镇陶瓷馆、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及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先后对窑址进行调查。到70年代，景德镇陶瓷馆又作了试掘。从调查和试掘中了解，该窑址主要分布于市区及其近效、南河流域、东河流域3个区域,窑址点分布密集，各地点时代不一，最早为五代，最晚至清代，文献中提及的唐代白瓷窑址则迄今尚未发现。景德镇地处赣东山地之间，有附近的麻仓山、高岭山及稍远的婺源、祁门等地供应瓷石。高岭土是制造白瓷最优异的原料，因出产在景德镇东的浮梁县高岭山而得名，也因此成为世界通用的瓷土名称。
窑炉结构及烧造工艺五代窑址发现于石虎湾、杨梅亭、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湖田、瑶里等处。但尚未找到窑炉和作坊。出土白瓷，胎、釉洁白，胎质致密有透光感；青瓷胎厚呈灰色，釉层薄。两者皆用支钉重合叠烧，制作较粗。
宋元窑址分布很广，在市内及近郊，东河、南河两岸等地均有发现。窑炉皆为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在湖田窑址发掘的两座元代窑炉，上部已残，底部分前后两室，前室圆形，前端有火膛，后室椭圆形，尾部有烟道。室内皆平铺仰置匣钵，排列有序。匣钵内放置瓷坯，底部垫有带沙渣的粗垫饼。宋代对器物的制作及装烧方法可分为3期,北宋初期为仰置垫烧。北宋中期出现有芒口的碗、盘，是采用多级覆烧垫钵装烧，壶、罐类器仰烧,采用两节模印粘合成型法制作。北宋晚期至南宋,芒口器采用覆烧支圈,不仅使瓷器规格统一、形制规整,而且产量增多。到元代又流行仰烧法，但器底垫饼带沙渣，故元代器物底足外皆沾砂粒，粗瓷则采用涩圈叠烧法。
明初设御器厂，窑炉形制有统一规格。据王宗沐的《江西省大志?陶书?窑制》条记载，明宣德时御器厂有58座窑炉，其中有专烧鱼缸的缸窑30余座，应是大型窑炉。烧小器的称青窑，烧颜色釉器的称色窑。在市区珠山路发现的明宣德年间残窑，似马蹄形,容积小,窑室宽2米，东西长0.6米,仅能装烧小碗300件，应是记载中所述的青窑或色窑。明代民间的窑炉，皆制长阔大，每窑可烧千余件小器。
清代景德镇的窑炉有重大改进，根据龙窑与马蹄形窑的优点及用松柴烧造的特性修建成的窑炉，外形象覆置的鸭蛋，称为蛋形窑，具有容积大、装烧量多等优点。烟囱顶部呈尖状，倾向窑头，防止了风向改变时抽力波动或倒灌。由于窑底向上倾斜，窑顶逐渐下降，窑的高度大于宽度，烟囱高度等于或稍小于窑长，加上注重装砌匣钵，采用各种投柴方法，从而使室内温度及气氛便于控制，并可充分利用热量。这种窑炉可同时烧成多种产品，燃料消耗较少，在建窑的时间及费用上也较龙窑节约，因而延用了很长时间。
产品特征五代时期的产品以仿唐代的名窑为主,如青釉瓷仿越窑、长沙窑，白釉瓷仿邢窑、定窑。由于景德镇的原料质优，所以产品胎质细密、釉色光洁，但造型尚粗糙，器形只以碗、盘为主。
北宋初期的产品有碗、盘、壶等，薄沿、深腹、厚底、高圈足。胎洁白细密，釉色白中稍泛黄，装饰以素面居多，仅少量器外有刻划纹，有的内底有印花或文字。北宋中期除碗、盘外，盒、壶、罐等增多，出现覆烧芒口器，釉为青白色的影青釉，薄处泛白，厚处呈青绿色，光泽透明。碗的形制多斜腹、薄壁、厚沿、厚底、小低圈足，装饰以刻划为主，采用一边深、一边浅的“半刀泥”刻花法，刻线流利。在壶、罐类器肩部有牡丹、菊花、莲花、飞凤、水波等印花纹样。北宋晚期至南宋器形品种多样,多直口弧壁或撇口斜壁的芒口碗,碗口、腹壁胎皆薄，仍以影青釉为主，装饰多为印花，题材更丰富，有花草虫鸟、人物、动物，造型极生动。
元代产品中多折腰碗、小圈足盘，高足碗及大型的盘、瓶等，釉色除影青外，创烧出印“枢府”铭记的卵白釉，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釉下青花，以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仿烧龙泉窑的青釉瓷、黑釉瓷等。元代青花瓷经测试，为使用含锰量低、含铁量高的进口青花料（明清时期称为“苏麻离青”或“苏泥勃青”）烧制。装饰仍以印花为主，刻划纹较简洁，刻痕深，纹饰题材丰富，喜用龙纹。
陶瓷文化鉴赏-明弘治景德镇官窑瓷业的衰落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两年以后（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或无法）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三）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四）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代景德镇与赣文化特征
左：清同治粉彩刀马图狮耳大瓶1对 右：清道光松石绿地粉彩福寿双喜纹盖罐
景德镇制瓷业历史悠久，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成就。粉彩瓷大约产生在17世纪中叶的清代康熙年间，后人把那个时代称作陶瓷史上五彩缤纷的时代。当时青花、五彩、斗彩、单色釉等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粉彩瓷集前代之所长，以其淡雅飘逸的色彩、新颖奇特的风格以及精妙绝伦的工艺成为独树一帜的釉上彩绘新品种。
粉彩瓷画是在五彩、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彩料、熔剂、制作方法上和五彩大致相同。当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借鉴珐琅彩的制法，在含铅的玻璃质中引进了“砷”元素，发明了著名的“玻璃白”（其成份为：P6O3、Sio2、As2o3），以此打底，使之产生浓淡、明暗相宜的绘画效果，层次丰富，立体感强，故《陶雅》中称粉彩“鲜艳夺目，工致常殊”。由于粉彩是以玻璃白掺入彩料之中，因而产生不透明的“粉”感，故称“粉彩”。入炉烘烧后色料熔化成玻璃状，并与釉面结合紧密，呈色晶莹。
清代景德镇民间粉彩瓷带有鲜明的赣地域文化特点，在内容题材方面都是与赣地其他民间美术形式相近的。景德镇制瓷艺人用极朴素的方式将审美与瓷器的装饰功能直接联系在一起，蕴涵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特质以及中国式的功利倾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物是景德镇粉彩瓷画中最常见的主题，带有明显的大众特点，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景德镇粉彩瓷的艺术风格及象征思维
粉彩出于五彩而胜于五彩，主要原因在于粉彩种类繁多，彩料“深于胭脂，浅如蔷薇”。早在雍正年间绘制的许多粉彩瓷大都用上了十几种彩料，有的甚至多达20多种。我们在景德镇民间粉彩瓷上随处可以看到江西民间年画、木刻版画、剪纸甚至玩具中的内容和主题。其人物、动物的造型风格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字、吉祥图案方面尤其趋于同一，很难把它同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割裂开来。正是这种彼此的渗透和交融才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深厚的根基和肥沃的生存土壤。
景德镇粉彩瓷在清代中期出现较为明显的图案化，有些在表现喜怒哀乐、富贵繁荣的题材时直接使用福、禄、寿、喜、万寿无疆等吉祥文字作装饰。粉彩瓷纹饰中，无论是动物、花鸟、山水，在造型中都是较具体、写实的，表意明确而直观，这与景德镇民间艺人的真诚与纯朴是分不开的，构图方面采用散点构图居多，也有采用平视构图（或叫“平摊构图”），题材大体分如下几个方面：
1.人物，分为戏曲人物图、婴戏图、仕女图、刀马图、神话风俗图几种。如表现生殖文化的婴戏百子图、麒麟送子图，反映宫廷贵族及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仕女图、高士图、竹林七贤图，反映百姓生活的耕织图、望子成龙图，还有表现神话故事的天仙配、八仙过海、八仙祝寿，及反映尚武精神的刀马图，到了民国甚至还出现了太太、小姐休闲图等等。 2.花鸟，在粉彩瓷中也是相当普遍的，其中以凤凰牡丹最多，还有雉鸡牡丹、孔雀牡丹、双凤图等，其他花鸟题材的还有喜鹊登梅、四时花木、岁寒三友等，在民间还以谐音寓意喜庆吉利，如葫芦——“福禄”、蝙蝠——“福”、鲤鱼——连年有“余”（鱼）等等。
3.动物，民间粉彩瓷中的动物纹饰除常见的瑞兽图、百鹿图、奔马图外，龙纹和狮纹是最常见的，龙是权利、威严的象征，狮纹是威武、勇猛、尊严的化身。
4.反映佛教、道教、儒教思想的纹饰。如八仙图（明八仙、暗八仙）、八卦图、云鹤图、太极图等。
5.文字吉祥纹饰，常见的有喜字纹、丰登图、三多图（多子、多福、多寿）、如意、蝙蝠、博古、渔樵耕读等，还经常与回纹、锦地纹、唐草纹、莲瓣纹等辅助纹共用，不仅起到装饰作用，还起到表意教化作用，反映出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渴望。
清代景德镇粉彩瓷的主题表现
1.粉彩瓷是按照赣地域文化的传统伦理道德与做人规范准则进行创作，同一题材可根据使用时间、地点、贫富而有所区别，并且是程式化创作。
2.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采用象征、寓意和谐音等手法来表达人们的愿望，如将福、寿、吉祥这些不具物质形体的观念付诸形象并充分表现出来。
3.在表现形式上，只要是主题需要，可以将不同时间、空间中发生的人与事组合在一起，取消三度空间，刻意创造出全方位时空的装饰效果，如渔乐图中孩子是画面中心，而围绕孩子的鱼、蝙蝠、书画物象是象征祝愿的符号。
4.构图表述上，吸收了历代寺庙壁画强调求全、饱满与集中的创作方法，同时又融入赣地石雕、剪纸等线刻构图的艺术特点，既照顾了整体的装饰美，又注意到了局部的变化，而且在传承历史构图方法的同时，又利用新的材料表现形式，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把自己想要表达的理念单纯地表达出来。
5.在人物造型与色彩取向上，景德镇粉彩制瓷艺人总是从主题出发，不拘泥艺术法则的限制，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与精神气质，进行大胆的夸张和变形，以达到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
清代景德镇民间粉彩瓷反映的儒学伦理内涵
景德镇粉彩瓷器与其他江西地方民间艺术一样，多取材江西民间传统故事与情节强的历史人物故事与戏文题材等，不仅是高品位的艺术，而且是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它们用生动具体的形象语言表达严谨、缜密的理性思考，绝大部分内容都体现以仁爱为核心、以忠孝为根本，强调“礼”的行为规范，强调美的伦理性本质，重视审美的情感体验和道德伦理的结合。景德镇粉彩瓷所具有的这种以儒家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精神，是从江西地域崇儒兴文的独特文化氛围的母体中诞生的。光影协调、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赣地含蓄内敛、温柔敦厚的个性气质。景德镇制作粉彩瓷的民间艺人在内容上并非面面俱到，在物象的取舍安排上有很大随意性，也常用概括、简化和夸张、虚构的手法，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抓住人物和事件的特征加以刻画，在时间、距离、比例、透视上并不拘泥，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对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思维极具启示意义。
陶瓷文化：乾隆窑瓷器的特点及其介绍
乾隆（1736-1795年）是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窑产品，主要指唐英督理窑务时的制品。唐英原为内务府员外郎，早在1728年（雍正六年）即到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窑务，担任年希尧的副手。在1736-1749年（乾隆元年至十四年）、1752-1756年（乾隆十七至二十一年），唐英先后任淮安关、九江关监督，兼理景德镇窑务。唐英不仅一般地管理厂务，完成朝廷交办的大量瓷件，而且深入窑厂，研讨工艺，在仿造和创新上成就显着。每年贡献给朝廷的大小盘、碗、锺、碟、瓶、勰、尊、彝等，多达57种。《景德镇陶录》记述唐英的成就说："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土则白壤，而埴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乾隆窑继承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精华，所仿历代名瓷几乎无所不有，同时吸收东、西方艺术，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制瓷工艺，力求新的创造，真可谓集各种技艺之大成，冶古今中外于一炉了。
其特点是品种繁多，形式各样，做工精细。如象生瓷、转心瓶、转颈瓶等，纹饰多仿名家笔意，并吸收西洋的画法。釉色以茶叶末最为成功，并巧妙用于变化为古铜釉而精仿青铜器，同时利用釉色仿珊瑚、仿翡翠、仿漆器、仿竹器、仿玉器等，不仅形体以极象，而且极富质感。
清景德镇浅绛彩瓷的特征与文化元素
崛起于清末的浅绛彩瓷是当时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它一洗当时繁冗的装饰纹样，开创了瓷画装饰从师法宋院的工致转而师法元人空灵雅淡的风格，因此，立即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从同治、光绪到民国初约50年之间，风靡一时，直至民国后才被进口高温彩所取代。它首次大规模地将中国书画艺术的“三绝”——诗、书、画，在瓷器上表现，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刘新园认为：“毫无夸张地说，晚清浅绛彩艺人是景德镇现代彩瓷风格的开创者”。对浅绛彩瓷的研究，应该是二十世纪景德镇瓷艺研究的重要一环，并且，由于浅绛彩瓷与中国画史上的“海派”有密切关系，因而与近代画史研究也不无关联。
浅绛彩瓷的特征与沿革
“浅绛”原是借用中国画的概念，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起源于元代。其画家代表人物为黄公望。而浅绛彩瓷中的“浅绛”，系特指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650—700℃)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釉。
从烧制工艺角度看，浅绛彩所用之彩料与粉彩大致相近，烧成温度也一致，然而它们之间仍有质的区别。据刘新园先生《景德镇近代陶人录》所言，两者区别在于：(1)粉彩所用之黑料为纯度较高的钴土矿，而浅绛彩所用黑料，称之为“粉料”(即在钴土矿中加入铅粉配制而成)。由于粉料含铅，纹样画出后不用“雪白”(一种含钴料)覆盖便能烧成。故粉彩之黑深而亮，浅绛之黑浅而淡，但烧成效果似水墨浑化，别有韵味；(2)粉彩填色之前需用玻璃白(含砷的不透明白色料)打底，浅绛彩不用，而是直接将淡矾红、水绿等彩直接画上瓷胎，故粉彩有渲染而浅绛则无；(3)清代粉彩艺人由于分工细，文化程度不高，故多数只能专工一种题材。浅绛艺人则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多数兼善山水、人物或花鸟；(4)清代官窑粉彩由宫中发样，工匠照描，描完后填色，故很难表现出艺人的个性。浅绛则从图稿设计、勾画到渲染都由一人完成，能自由表达画者的风格与个性，因而粉彩为局部工人分工合作的产物，而浅绛则是文化层次较高的艺人得心应手之作，故粉彩板而浅绛活。晚清粉彩多取自前代瓷器图案，浅绛则多借宋元以来的文人画稿，故粉彩“工”而浅绛“放”。
除上述之外，浅降彩瓷还有一大突破是在瓷画上题写作者名字，或题诗、署款兼备，这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种创举。因为它首次使中国画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诗、书、画”一体的优良传统表现在瓷器上，其文化气息更加浓郁，也为近、现代的新粉彩瓷创造了新模式。
尽管大部分的浅绛彩瓷器上留有作者的款识及年款，但目前仍无法具体判定这种格式诞生于何朝何年，或像其他瓷器一样，也有一个变种和蜕化的过程。笔者认为，浅绛彩瓷产生于道光末年(即1835至1850年前后)应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其一，大部分浅绛彩釉面呈细微波浪纹起伏，称“橘皮釉”，是道光时期釉的特色；其二，浅绛人物画明显受道光时期流行的“无双谱”人物影响；再者，道光时开始，文人士大夫自行设计与制作文玩已不是新鲜事，著名的“曼生壶”、“子冶壶”等即诞生于此时，因此文人画家在瓷器上别出新意的创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这时浅绛绘手名家辈出，蔚然成风，浅绛彩瓷器的书画水平空前发展，足可媲美纸绢丹青。以程门、王少维、金品卿、俞子明等为代表的名家留下不少佳作。在流俗影响下，一些非绘瓷专业名家也加入到创作中来，如篆刻大师黄士陵、山水画家吴待秋等都有作品传世。浅绛彩器也从供观赏的瓷板、扁壶之类转向日常用品，如帽筒、水盂、印盒、花盆等，几乎覆盖整个日用瓷领域，风行一时。一些器物上还烧有“某某堂藏”等字样底款，则说明是藏家专门订制的珍玩。
到了光绪末年，外国进口的洋彩，由于颜色鲜丽，很快吸引了景德镇的绘瓷艺人，同时也给浅绛彩画上了句号，尤其是民国之后，许多陶瓷学校、研究所和私人都致力于复烧各种彩釉。民国时期著名的“珠山八友”很多人在早年都曾画过浅绛彩，但后期亦都转用新粉彩了。到民国初年，浅绛彩瓷便已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为粉彩所代替，至今景德镇也没有人能画浅绛彩。但是浅绛彩的技法与创造力并未随之消失，而是被“珠山八友”为首的彩瓷艺人在其它领域成功地继承和发展，其流风余绪至今未绝。
清代景德镇粉彩瓷器与赣文化特征
景德镇制瓷业历史悠久，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成就。粉彩瓷大约产生在17世纪中叶的清代康熙年间，后人把那个时代称作陶瓷史上五彩缤纷的时代。当时青花、五彩、斗彩、单色釉等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粉彩瓷集前代之所长，以其淡雅飘逸的色彩、新颖奇特的风格以及精妙绝伦的工艺成为独树一帜的釉上彩绘新品种。
粉彩瓷画是在五彩、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彩料、熔剂、制作方法上和五彩大致相同。当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借鉴珐琅彩的制法，在含铅的玻璃质中引进了“砷”元素，发明了著名的“玻璃白”，以此打底，使之产生浓淡、明暗相宜的绘画效果，层次丰富，立体感强，故《陶雅》中称粉彩“鲜艳夺目，工致常殊”。由于粉彩是以玻璃白掺入彩料之中，因而产生不透明的“粉”感，故称“粉彩”。入炉烘烧后色料熔化成玻璃状，并与釉面结合紧密，呈色晶莹。
清代景德镇民间粉彩瓷带有鲜明的赣地域文化特点，在内容题材方面都是与赣地其他民间美术形式相近的。景德镇制瓷艺人用极朴素的方式将审美与瓷器的装饰功能直接联系在一起，蕴涵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特质以及中国式的功利倾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物是景德镇粉彩瓷画中最常见的主题，带有明显的大众特点，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景德镇粉彩瓷的艺术风格及象征思维
粉彩出于五彩而胜于五彩，主要原因在于粉彩种类繁多，彩料“深于胭脂，浅如蔷薇”。早在雍正年间绘制的许多粉彩瓷大都用上了十几种彩料，有的甚至多达20多种。我们在景德镇民间粉彩瓷上随处可以看到江西民间年画、木刻版画、剪纸甚至玩具中的内容和主题。其人物、动物的造型风格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字、吉祥图案方面尤其趋于同一，很难把它同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割裂开来。正是这种彼此的渗透和交融才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深厚的根基和肥沃的生存土壤。
景德镇粉彩瓷在清代中期出现较为明显的图案化，有些在表现喜怒哀乐、富贵繁荣的题材时直接使用福、禄、寿、喜、万寿无疆等吉祥文字作装饰。粉彩瓷纹饰中，无论是动物、花鸟、山水，在造型中都是较具体、写实的，表意明确而直观，这与景德镇民间艺人的真诚与纯朴是分不开的，构图方面采用散点构图居多，也有采用平视构图(或叫“平摊构图”)，题材大体分如下几个方面：
1.人物。分为戏曲人物图、婴戏图、仕女图、刀马图、神话风俗图几种。如表现生殖文化的婴戏百子图、麒麟送子图，反映宫廷贵族及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仕女图、高士图、竹林七贤图，反映百姓生活的耕织图、望子成龙图，还有表现神话故事的天仙配、八仙过海、八仙祝寿，及反映尚武精神的刀马图，到了民国甚至还出现了太太、小姐休闲图等等。
2.花鸟。在粉彩瓷中也是相当普遍的，其中以凤凰牡丹最多，还有雉鸡牡丹、孔雀牡丹、双凤图等，其他花鸟题材的还有喜鹊登梅、四时花木、岁寒三友等，在民间还以谐音寓意喜庆吉利，如葫芦“福禄”、蝙蝠“福”、鲤鱼连年有“余”(鱼)等等。
3.动物。民间粉彩瓷中的动物纹饰除常见的瑞兽图、百鹿图、奔马图外，龙纹和狮纹是最常见的，龙是权利、威严的象征，狮纹是威武、勇猛、尊严的化身。
4.反映佛教、道教、儒教思想的纹饰。如八仙图(明八仙、暗八仙)、八卦图、云鹤图、太极图等。
5.文字吉祥纹饰。常见的有喜字纹、丰登图、三多图(多子、多福、多寿)、如意、蝙蝠、博古、渔樵耕读等，还经常与回纹、锦地纹、唐草纹、莲瓣纹等辅助纹共用，不仅起到装饰作用，还起到表意教化作用，反映出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渴望。
清代景德镇粉彩瓷的主题表现
1.粉彩瓷是按照赣地域文化的传统伦理道德与做人规范准则进行创作，同一题材可根据使用时间、地点、贫富而有所区别，并且是程式化创作。
2.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采用象征、寓意和谐音等手法来表达人们的愿望，如将福、寿、吉祥这些不具物质形体的观念付诸形象并充分表现出来。
3.在表现形式上，只要是主题需要，可以将不同时间、空间中发生的人与事组合在一起，取消三度空间，刻意创造出全方位时空的装饰效果，如渔乐图中孩子是画面中心，而围绕孩子的鱼、蝙蝠、书画物象是象征祝愿的符号。
4.构图表述上，吸收了历代寺庙壁画强调求全、饱满与集中的创作方法，同时又融入赣地石雕、剪纸等线刻构图的艺术特点，既照顾了整体的装饰美，又注意到了局部的变化，而且在传承历史构图方法的同时，又利用新的材料表现形式，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把自己想要表达的理念单纯地表达出来。
5.在人物造型与色彩取向上，景德镇粉彩制瓷艺人总是从主题出发，不拘泥艺术法则的限制，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与精神气质，进行大胆的夸张和变形，以达到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
清代景德镇民间粉彩瓷反映的儒学伦理内涵
景德镇粉彩瓷器与其他江西地方民间艺术一样，多取材江西民间传统故事与情节强的历史人物故事与戏文题材等，不仅是高品位的艺术，而且是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它们用生动具体的形象语言表达严谨、缜密的理性思考，绝大部分内容都体现以仁爱为核心、以忠孝为根本，强调“礼”的行为规范，强调美的伦理性本质，重视审美的情感体验和道德伦理的结合。景德镇粉彩瓷所具有的这种以儒家为代表的古典美学思想，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精神，是从江西地域崇儒兴文的独特文化氛围的母体中诞生的。光影协调、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也体现了赣地含蓄内敛、温柔敦厚的个性气质。景德镇制作粉彩瓷的民间艺人在内容上并非面面俱到，在物象的取舍安排上有很大随意性，也常用概括、简化和夸张、虚构的手法，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抓住人物和事件的特征加以刻画，在时间、距离、比例、透视上并不拘泥，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对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思维极具启示意义。
景德镇的现代陶瓷文化
景德镇是闻名中外的瓷都，建镇一千年来，景德镇陶瓷以其悠久的历史、精湛的工艺、繁多的品种、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闻名于世。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制度、经营理念、管理形式、贸易方式、技术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民营陶瓷企业有了一定发展,出口陶瓷也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据统计，今年1至10月，景德镇出口陶瓷4126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0%。
景德镇检验检疫局为促进陶瓷出口，根据景德镇陶瓷企业规模小，出口量不大的特点，制定了“严格把关保质量，热情服务促发展”的工作方针，通过抓源头，加大对企业生产过程的检管力度，严格安全卫生项目的检测，落实分类管理措施，强化热情服务，有效地促进出口陶瓷贸易增长，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严格检测确保质量
近年来，景德镇检验检疫局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对出口陶瓷的检管要求，积极推进检验检疫工作向前期监督管理转移；向涉及安全卫生的检验工作转移。把陶瓷检验的重点放在安全卫生项目上，将铅、镉溶出量的检测控制、监管、把关前移到生产过程，从源头抓起，加大对企业生产过程的检管力度。
一方面强化企业铅镉厂检工作，针对多数企业检测设备缺乏的实际，要求企业必须与具有铅、镉有害元素检测设备且已获得CNAL认可实验室签订委托检测合同，对企业生产过程加工的铅、镉安全卫生项目实施报检前厂检，确保出口陶瓷必须符合进口国或我国国家标准要求。
另一方面，对输美陶瓷重点企业由检验检疫局实验室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实施过程监控。建立了企业生产过程中产品铅、镉溶出量检验和抽样送检制度，确定企业每生产班次抽样间隔、抽样位置、抽样数量、送样频次。对每班抽取的样品进行登记、标识、签收，了解和掌握企业产品加工过程的质量。对测试结果可能导致产品存在不合格的风险时，适时向企业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对存在问题的不合格产品，及时深入企业生产第一线，督促和帮助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参数，提高产品质量。
今年1至10月，该局共检出不合格陶瓷12批，货值56125美元，通过严格把关，把不合格商品堵在国门之内，减少了企业和国家的损失，有效地保护了景德镇千年瓷都这块金字招牌，维护了贸易双方的利益，维护了景德镇对外经济贸易的良好形象。
分类管理通关提速
在出口陶瓷企业中，景德镇采取“抽批检验+企业质量体系监督”分类管理办法，积极探索企业分类管理、企业诚信与检验监管相结合、质量分析与风险分析相结合的新路子，建立完善企业档案、报检台账，将企业报检情况、抽批检验的质量情况、生产过程现场监管情况、型式试验、守法情况等逐一进行登记。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加强对企业一次检验不合格、监管等情况统计，及时向企业发出预警，指出企业检验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整改。对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不稳定的企业责令停产整顿，限期整改提高。强化对企业诚信评估与动态分类管理，促使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制订监管计划，落实监管职责，年初将每个企业监管工作目标分解到每个检验人员，重点出口企业安排重点监管，做到监管有要求，计划有安排、内容有落实。同时把日常监管的重点放在对关键工序和生产环节的监控，着重了解企业原材料、成型、烧成等关键工艺参数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要求企业进行整改，督促其完善生产过程工艺控制和质量保证体系。
为适应“大通关”的需要，该局还建立陶瓷产品质量风险评估制度，确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对产品铅镉含量低产品（如：高温釉下彩瓷）和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的企业实行定期抽样检测，对铅镉含量高的产品和质量管理体系尚不够完善的生产企业实行批批检验，提高检验效率,加快企业通关速度，降低出口陶瓷的检管风险。
强化服务提升水平
“增强服务观念，创新服务办法，变原来的适应景德镇外贸形势需要，为促进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向规模经营转化。”本着这一精神，景德镇局把服务的重点放在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上，改变企业粗放型管理模式，帮助企业向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转变，引导企业采用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最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黎川环球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是1999年成立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管理水平相对落后，产品质量合格率只有60%，年出口量不到20万美元。该局积极帮助企业完善质量体系，健全陶瓷生产关键环节的控制，规范企业各个管理环节的职责，督促企业提升管理水平，使企业质量管理向现代化管理模式转变。去年，该企业顺利取得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产品质量的合格率从原来的60%提高到93%，出口量达400万美元。
提高实力有效执法
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直接决定着检测水平的高低，是保证检验工作质量的关键所在。景德镇局党组高度重视实验室建设，为增强实验室的实力，在国家质检总局和江西局的大力支持下，投资300万元对实验室重新进行改造，聘请专家教授进行检测项目技术认证，制定实验室重建方案。从发展的观点、科学的观点认真抓好重建的每个环节，做到了从超前的观点对仪器设备选型、检测结果准确性的要求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认证，使陶瓷检测设备能够覆盖现有全部项目，并满足未来国外可能设置壁垒检测项目的需要。
经过科学严谨、认真细致的工作，2004年7月，该局实验室顺利通过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CNAL）监督和扩项评审。检测项目由18项扩展到31项，覆盖了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建筑陶瓷、卫生陶瓷物理化学性能全部项目的检测，使实验室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使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和检测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如今，景德镇陶瓷实验室作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经常开展实验室之间检测结果比对，检测人员的检测水平日益提高。2003年在全国陶瓷铅镉溶出量检测能力验证活动中，该实验室取得了优秀成绩，2004年有两项陶瓷检测标准，列入国家质检总局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