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从东汉中叶至隋代的500年间,上林湖的制瓷作坊不多，处于就地销售的小规模生产阶段。从窑址的地形和废品堆积状况分析，很可能是龙窑。东汉窑具有圆筒形、叭形垫座和三足支钉等；晋代和南朝有钵形、叭形垫座和盂形齿口间隔具等。东汉常见的产品有碗、钵、樽、罐、壶、锺等。瓷胎呈淡灰色，施青或青黄色釉。晋代以生产碗、盘、钵、罐、壶、鸡首壶、砚为主，施青釉，常见的纹饰有弦纹、斜方格纹和褐色点彩。南朝时以碗、盏托、罐、壶为主，也有钵、砚和鸡首壶等。碗分大中小多种，多数外壁划莲瓣纹。胎呈灰白色，施青釉，釉层均匀柔和，胎釉结合紧密。
中期唐至五代，上林湖瓷窑激增，制瓷工艺显著提高，在胎、釉配方、造型装饰、窑具和烧成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改进和提高。唐代晚期,创制和使用了匣钵,坯件装在匣钵内烧成，不再相互叠压和受烟火、灰砂的熏染，因而釉面光洁，色泽一致。瓷器胎质细腻，并且把各种生活用瓷做成花、叶、瓜果的形式，出现了敞口碗、莲花碗、海棠式碗、荷叶形碗、盘，以及瓜形注子、粉盒、油盒、瓷塑、瓷枕和各式水盂等,器形新颖活泼,轻盈可爱。釉层均匀，色泽淡雅，达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纹饰除划纹、印花外，还在罂、钵、香炉等大件瓷器上，采用釉下彩绘工艺，绘以褐色的云纹和莲瓣纹等，使器物更加庄重华丽，同时在一部分宫廷用瓷和贡瓷中镶嵌金边、银边和铜边，即“金”、“银”和“金棱”瓷器。由于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上林湖自唐代开始设立“贡窑”，专烧进贡用瓷。1980年在调查上林湖张家埭窑址时，发现1件碗底残片，其上划“官样”2字，当是官窑的产品。
（见彩图[青瓷(唐)]
[上林湖越窑青瓷双系罐(五代)]
晚期宋初，上林湖的瓷业仍处在兴旺发达阶段。瓷器制作精细，品种丰富，碗、盘、盏托、注子、盖盒、罐、钵、香熏等等胎骨细薄，式样优美，并运用刻、划、镂、雕和堆塑等各种装饰方法来美化瓷器，如在粉盆上刻划相对飞舞的蝴蝶，首尾相随的鹦鹉或鸳鸯，或者刻饰婴儿图；在碗、盘等饮食器皿中，刻划神龙或游鱼等。到北宋中晚期，品种逐渐减少，装饰简朴，制作逐渐粗糙，上林湖瓷业趋向衰落。到南宋时终于停烧。参考书目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金祖明：浙江余姚古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朱伯谦：《中国陶瓷·越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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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诞生出梅瓶的上林湖越窑走向衰落是历史必然
梅瓶亦称“经瓶”，它形成于唐代，宋代起广泛流行，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梅瓶也由最初的贮酒器逐步演变为陈没、观赏器。近代许之衡所著的《饮流斋说瓷》中对梅瓶的造型、特征、使用功能及名称的由来等作出过较详尽的阐述。通过对梅瓶的演变过程和使用功能的转化，都反映出它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又一显著标志，同时，也显示了梅瓶在陶瓷器皿中的地位和髙尚的艺术品位。图为南宋越窑生产的刻花梅瓶。该瓶造型古朴、优雅，通体施青釉，瓶腹以刻划缠枝莲纹构成装饰主题。画面中的莲纹刻划技法娴熟，刀法运用自如，在莲瓣中以细密的篾划勾勒出经脉；近足处以双层仰莲纹作衬饰。精致的刻花图案与优美的器物造型相配合，可谓是相得益彰。上林湖窑是越窑的主要产瓷区，当时间进入南宋时，该窑因多种原因已处于废烧状态。然而此时在主窑场周边的寺龙口、低岭头等诸窑并来受到影响，它们仍以越窑传统的制瓷技术风格在生产。由于地缘的关系，人们对上述几窑的总体产品风格特征等现实状况将它们一并归类于越窑青瓷系列，所以史学界将它们共同称为越窑。而实际上它们与早期上林湖越窑产品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列几窑的产品仅仅是反映出它们是越州主瓷窑制瓷风格与技术的一种延伸。上林湖越窑在长达千余年的生产历史后至南宋时消亡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以往的岁月里，它曾为书写中国陶瓷史作出过杰出贡献，也曾在各个不同时期创造过一个又一个辉煌，其中它所产的秘色越器至今仍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越窑的衰落除自身原因外，也与同地域的龙泉窑的崛起有关联。一向习惯于使用青瓷的人们对越窑单一的色调从审美的角度看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而此时的龙泉窑则为丰富的釉色变化和造型多样化打入了市场。令人耳目一新的造型设计和色釉的多种多样性迎合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久而久之，龙泉窑青瓷逐步取代越窑青瓷而占领了南方青瓷市场，并且成为了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朵奇葩。上林湖越窑走向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南宋时仍有寺龙口、低岭头窑在延续它的技术与风格，但出于国人审美意识的提髙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一代名窑的名落孙山，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陶瓷文化鉴赏-天池窑址
天池窑址是清代、民国时期烧制砖瓦的遗址。位于天池盘山道下、停车场东边的白土山上。遗址为七八个竖穴窑连成一片，窑壁有釉渣、火烧痕迹，青砖砌的窑炉等
如果说天山天池的古建筑是天池文化的载体，那么天池窑址无疑就是这些建筑的母体。
清代、民国年间，还没有通往天池的车路，所有建筑所需的砖瓦都是在这里烧造，然后由羊、牛、马、骆驼等畜力驮运到山顶。铁瓦寺、东岳庙遗址上中间带孔洞的砖瓦就充分说明了做为山下的这个烧造中心，为运输方便而烧造的带有特殊标记的产品。
大自然真是充满了玄奥。天池周边绝然就只有这么一脉土山—白土山。其他地方都是石山，地表覆盖的土层很薄，而且不适宜制砖瓦。最初的天池寺庙建设者们发现并利用了这天造地设的白土山，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对天池古建筑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的窑址。
陶瓷文化鉴赏-霍窑址
在今山西霍县，故名。又称彭窑。创烧于金而盛于元，结束于清代，以烧白瓷为主。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胎体白而细腻，但不致密。釉色洁白。（2）产品有仿定窑折腰盘、盏托、洗、高足杯、盖罐等，口沿极薄，制作规整。（3）装饰仅见少量印花，大多光素无纹。见有折腰盘内印六条直线纹的。（4）器物圈足足端一般平切，足内无釉，足内旋痕明显。金代盘碗挖足较深，器内刮釉一圈（即&xqypic涩圈&xqypic）。元代产品挖足较浅。（5）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叠烧，碗盘器内及器足一般留有5个小支钉痕，与定窑不同。（6）定窑白釉有泪痕特点，霍窑没有。（7）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胎色灰黄，胎质较松，产品有唇口碗、高足杯等。（8）明清两代绘花卉的较多，也有少量书写文字的。
陶瓷文化鉴赏-邢窑址
唐代白瓷窑址。分布在河北省临城、内丘二县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的程村、解村、澄底、岗头、祁村、双井村一带。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具有典型邢窑特征，与唐陆羽《茶经》记载的邢窑白瓷“类银”、“类雪”相吻合，也与李肇《唐国史补》所记的“内丘白瓷瓯”相一致。窑址发现于1980年，经调查，证实了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一部分白瓷是邢窑的产品。邢窑白瓷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并对其他瓷窑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窑址中未发现窑炉。窑具比较先进而多样，除一般漏斗状匣钵、桶式匣钵外，还有一种盒式匣钵，有盖有底，坯体置其中，然后放在漏斗状匣钵之上，专用于烧造高档白瓷。
邢窑产品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则是其主要特点。器形有碗、盘、壶、罐、盏托等。碗最多，大多为浅式、敞口，口往往凸起一道边沿，底为玉璧形，足矮浅。壶短流。罐丰肩平底。盏托为五瓣口沿，腹较深，矮圈足。器物均施满釉，釉面光滑，色纯白或白中微微闪青。唐代邢窑白瓷不仅销售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在埃及著名的富斯塔特、印度河上游的婆罗米纳巴德等古代遗址中，都有发现。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及其周围地区，也出土有邢窑白瓷。
（见彩图[邢窟白瓷碗片(唐)]）
[邢窑白瓷碗残片(唐代)]
陶瓷文化鉴赏-德清窑址
东晋至南朝初期的窑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发现于浙江省德清县城，故定名为“德清窑”。当时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烧造黑瓷的窑。1956年以后，在德清县、余杭县发现多处窑址，说明德清窑的分布范围较广。上虞县帐子山、宁波市郭唐岙、鄞县东钱湖谷童岙等处东汉青瓷和黑瓷合烧窑址的发现，又改变了德清窑首先创烧黑瓷的论点。德清窑的烧瓷历史有100多年,以生产日用瓷器为主。产品注重于实用，而不追求华丽。胎壁薄，造形工整,制作精良的黑瓷别具一格,同时生产青瓷。产品运销浙江、江苏、福建的许多地方，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瓷窑。
该窑址未经考古发掘。从窑址建在山坡上，废品顺山坡堆积等情况判断，窑炉应属龙窑。窑具有直筒形、叭形垫座和盂形锯齿口间隔具等。烧制大小不同规格的碗、盏时，常采用套装，碗与碗之间用几颗泥点间隔，以防粘合。
德清窑生产的青瓷，胎呈灰色，胎面普遍施奶白色的化妆土，因而釉层均匀柔和，釉面光滑，呈淡青、青绿等色。常见的器物有碗、盘、钵、罐、盘口壶、鸡头壶、盏托、砚、盒、、熏炉、唾壶和虎子等，不少器物配有器盖，碗大小配套，盏有托盘。装饰只有弦纹和在口肩等部位加几点褐色斑点，俗称“点彩”或“铁锈斑”。也有用褐彩书写文字的，如镇江东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盒，外底写有“偶”字。东晋末年以后，在一部分碗、壶和盏托上划饰复线莲瓣纹。德清窑生产的黑瓷，胎壁较薄，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经过测试，胎料中氧化铁的含量为3％，氧化钛为1％左右，因而胎色较深。黑釉层丰厚，釉面滋润，色黑如漆，釉光闪闪，可与漆器相媲美。这种釉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含量高达8％左右。
[德清窑黑釉鸡头壶]
陶瓷文化鉴赏-古窑址
泉州港在唐代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宋元时期发展为驰名世界的贸易大港。从泉州输出的货物中，陶瓷制品占有很大的比重。至今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以及环印度洋地区乃至欧洲，发现大量中国陶瓷的遗存物，其中不少是产于泉州地区的古瓷窑。泉州地区制造陶瓷的历史十分悠久。很久以前，居住在晋江流域的古越族人就懂得烧制陶器。考古发现数十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都可以见到印纹陶片，一些地方还伴有青绿釉陶。这是泉州陶瓷生产的起源。迄今为止在泉州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窑址，是位于晋江市磁灶镇下官路村西双溪口处的溪口山西坡，始于南朝晚期延续至初唐的窑址。该窑废弃1300多年，地表已垦为农田。从周边遗留的瓷片和窑具及尚存1米左右的堆积层可以看出当年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产品以罐、缽、盆为主，碗、盏次之，还有盘、瓮、盘口壶等，器物胎质坚硬，施青釉，大多粗糙而笨重。唐朝至五代是泉州陶瓷业初步发展时期。现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古窑址有18处，其中以沿海的晋江、惠安居多。产品主要有四系或双系罐、缽、碗、盘口壶等，胎质坚细且较薄，呈灰白色，釉色有青、黄、褐、黑。与磁灶溪口山古窑址出土的陶瓷残片相比，质量明显提高。泉州在唐代已步入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至中晚期，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五代时王审知、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长达数十年之久，海外贸易却有新的发展。王延彬任泉州刺史二十多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清源留氏族谱》记载了五代末年，泉州的“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还，民甚称便”。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泉州生产的陶瓷器物已是外销的主要货物。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中说，波罗洲之文莱发现的唐代两耳罐，与在安溪县出土的随葬品无异，马来半岛发现的唐代耳罐，也与在肖厝区山腰镇唐基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这些实物资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五代时期泉州陶瓷业发展的状况。宋元时期，泉州的陶瓷业伴随着泉州港的日益兴旺而迅速发展起来。陶瓷业的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海外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又直接带动陶瓷业的发展。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事务。元代泉州多次设行省，海外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泉州的陶瓷业在宋元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主要的原因是依托于泉州港而十分便利地把产品推向海内外市场。为了防止钱币外流，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规定凡买外货，“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这一规定无疑加强了陶瓷器物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必然要刺激陶瓷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南宋偏安江南，福建被视为后方，社会较为安定，北方因战乱或不满异族统治的移民来到这里，他们带来的新技术，也促进了泉州陶瓷业的发展。宋元时期，泉州的陶瓷业生产，无论在规模或质量上，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至今在泉州地区发现的宋元古瓷窑已有133处，主要分布在德化、南安、安溪、永春、晋江等地，其中又以德化的宋元古瓷窑最为引人注目。德化于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正式置县，属泉州管辖。宋元时期，德化生产的青白瓷就以其质美量多而闻名海内外。现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古窑址有42处，半数以上集中在城关周围的浔中、盖德、三班等地，其中以盖德的碗坪仑窑址和浔中的屈斗宫窑址保存较好。碗坪崙窑址坐落在城关以西约5公里的一处山丘上，周边约1500平方米的范围之内，堆积着厚约2米的匣缽和瓷器的遗存物。经发掘发现两座龙窑残基和数以千计的标本。据专家研究认定，碗坪崙窑址系北宋晚期至元朝初年的古窑遗址。龙窑，或称土龙窑，俗称蛇目窑。这类窑依山坡而建，头下尾上，头为燃烧室，也称火膛，尾置烟囱，利用地势坡度增强窑室烧成时的空气抽力。窑室为阶级式，每级称为一目，于两边设投柴烧火孔，数级立一窑门以供装运瓷器之便。龙窑目数无定式，可增可减，长者二三十，短者十几目而已。以松木、松枝或杂草、山芒为燃料。碗坪崙发现的两龙窑，仅存窑基遗迹。一座残长3.7米，最宽处1.4米，高约1.5米。有半圆形火膛，约0.8米×0.45米，膛前有半圆形灰池，膛后窑床高出0.43米，呈10度斜坡。窑底铺沙，窑后设挡火墙，墙下有火道，分前后两排，相距0.2米，每排通火孔9个，窑墙用耐火砖，窑顶用扇形砖拱砌而成。另一座仅存窑身中间一段，残长12米，宽2.6～2.8米，亦呈10度斜坡状，用砖砌成的窑墙上可以看到残存的玻璃质烧结面。有窑门5个，宽0.4～0.55米。两窑切是托座叠烧式的瓷窑。碗坪崙窑的产品以纯白釉、青白釉和青灰釉瓷为主，另有少量酱褐釉瓷。器物均以转轮托胎成型，胎质细致，薄而硬，呈白色。釉层较薄，纯白釉釉色洁白，青白釉则色调不一，介于淡绿与白色之间。所见瓷器按用途分类，属饮食品类有碗、盘、缽、碟、执壶、注子、军持等，陈设器类有瓶、炉、笔洗等。纹饰以花草为主，构图疏密有致，层次分明，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工艺分刻画和模印两种，有的器物上还有制作者的铭文。屈斗宫古窑址位于浔中镇宝美村破寨山西南坡。1976年4月由省、市县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组成“福建省德化屈斗宫古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队”，历时三个月完成发掘工作，发现古窑床一座，出土800多件生产工具和67900多件完残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