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瓷器是中国文明的瑰宝，是古代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但是在我国悠远的瓷器锻造历史中，似乎青蓝白诸色比较闻名，以红色为主色调的瓷器并不多见。事实上，中国红瓷在四大发明出现以前就以精湛的制技艺著称于世，它就已经传遍世界。今天，国博金萃发行的毛泽东福寿瓶承载着吉祥、尊贵以及超震撼的现代工艺完美亮相，可以说是陶瓷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大盛事，它将中国红瓷文化发挥的淋漓尽致。
红色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并且也是最受世界各国青睐的颜色。如今，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千年文明精髓，经当代众多考古专家，学者及瓷器大师的多方努力，毛泽东福寿瓶终于还原了中国红瓷的整套烧制流程，并且成功实现了以恒定1450度的高温反复多次入窑烧制，才有不到15%的成品。由此可见其价值远在黄金，玉器，青铜器之上。因此，就目前来看红瓷只有中国才有，是所有瓷器中烧制最难，价值最高的，可以说是是价值连城。
毛泽东福寿瓶，超大器型、极为罕见的整体中国红瓷，更有纯黄金手工描金完成的毛主席福、寿金字，和主席最喜爱的喜上梅梢和松鹤延年国画图案及祖国不同时期颁发的四大功勋章图案，赤红明亮，气势非凡，黄金璀璨，造型庄重、大气是收藏史上的奇迹。且每一套毛泽东福寿瓶，都蕴含了对开国领袖毛主席的深切缅怀，表达着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愿及对中国元勋们的无限敬仰。毛泽东福寿瓶既是艺术经典，又具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史上首次发行的历史标志，其价值不可估量。
红色意味着平安、喜庆、福禄、康寿、尊贵、和谐、团圆、成功等，红色在许多重大场合都代表着勤劳的中国人满腔的热情。而红瓷作为国粹，它所承载的是无上的吉祥和尊贵。今天，国博金萃发行的毛泽东福寿瓶用它独特的工艺和现代品鉴理念向世人再一次展示了红瓷的无限魅力和价值导向，它让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以及光辉灿烂的陶瓷文化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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贲巴瓶与“金瓶掣签”
黄地粉彩香莲八吉祥纹贲巴瓶 清 乾隆
“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佛教地位最高的两位领袖，师承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清顺治皇帝赐予五世达赖以“达赖喇嘛”封号，康熙皇帝赐予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以后，历代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
说到册封制，就不能不提及宗喀巴塑像前摆放的一只金质贲巴瓶，此瓶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御赐。其选材贵重，工艺精美，是18世纪我国艺术品的杰作。筒内盛有5只如意头象牙签，用来抽签决定达赖、班禅及其他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灵童所用。这项活动称为“金瓶掣签”，是黄教最神圣的仪式之一。
“册封制”和“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不但加强了西藏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同时也把众多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件器物上——“贲巴瓶”。“贲巴”作本巴，藏语音译，意为“瓶”，而器物本身也是瓶子，所以“贲八瓶”其实应该说，是把藏语和汉语结合到一起取得一个名字。
瓷质“贲巴瓶”是仿藏族金属贲巴瓶而来。其口部成折腹水盂状倒扣在上面，有三个渐渐向外扩张的斜面组成。长颈，上部细，渐渐收小，然后渐渐扩大，从头到颈皆由斜面组成，圆腹，外撇至高圈足。腹部饰“八吉祥”纹，底书篆款。此类器物很讲究造型线条，在变化之中牢牢抓住了分寸感，保持了传统的“塔”形结构。其优良的瓷质、秀美的造型、协调的色彩与精美的纹饰浑然一体，体现出西藏地区传统造型与内地悠久的陶瓷烧造工艺高度完美的结合，赢得了市场人士的追捧。
贲巴瓶虽小，却价值极高，引万众瞩目，它不仅包含了很高的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的内容，同时对研究汉藏文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国博十大镇馆国宝
一个世纪，几代国博人建成国家宝藏。120余万件藏品，国宝荟萃。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后母戊鼎、晚清“海内三宝”的大盂鼎、有“中华第一龙”美誉的红山玉龙、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体量最大的宋代木雕“木雕观音”……
盘曲欲飞 红山玉龙档案:高26厘米，重1000克，周身呈墨绿色，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红山文化文物，1971年出土于翁牛特旗赛沁塔拉。1989年红山玉龙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随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赏析:这是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龙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平齐又微微上翘，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粗壮的龙尾内屈，迎向龙首，整个身体构成一个反“C”字。
目前已发现的原始玉雕中，时代较早、工艺最有特色的，首推红山玉雕。红山玉龙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克商之证 利簋
档案：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铸造于西周时期，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重器，也是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珍贵文物之一。
赏析：簋，流行于中国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也是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青铜利簋见证了中国古代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
鸿盘史诗 虢季子白盘
档案：重215.3公斤，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铸造于西周时期。据传，清朝道光年间，虢季子白盘出土于陕西宝鸡嵋县。1959年入藏国家博物馆。
赏析：虢季子白盘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形制，还有盘内底部正中铸刻的111字铭文。这些铭文被后人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鉴赏价值。
青瓷之王 青瓷莲花尊
档案：高59.5厘米，北朝时期，大约烧制于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出土于河北景县的封氏墓群。此物为馆藏，而相似的南朝文物青瓷莲花尊正在国博地下一层展出。
赏析：莲花尊除了是佛教文化孕育出的产物外，它的用途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现存的莲花尊大多是处于墓葬之中，所以专家认定，它们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
青铜奇葩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档案：长58.1厘米，高34.1厘米，重13.5公斤。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1963年在陕西出土。
赏析：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盛酒器，多为圆腹，大侈口，下有圈足。犀牛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犀牛腹部是空的，可以存酒，在犀牛嘴的一侧可以往外倒酒。
青铜美器 四羊方尊
档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器身高58.3厘米，重量接近34.5公斤。铸造于商后期。1938年春天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山村。1959年入藏国家博物馆。
赏析：方尊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当属位于肩部四角的卷角羊头。“四羊方尊”便是由此得名。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
青铜之王 后母戊鼎
档案：原称“司母戊鼎”，通体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重达875公斤，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铸造于商后期，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1959年入藏国家博物馆。
赏析：考古工作者认为后母戊鼎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jǐng）的庙号，“司”应为“后”，代表她生前的地位。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
宁静致远《木雕观音》
档案：坐像高两米，为宋代文物。2005年，国家文物局将这件长期被海外收藏家收藏的艺术精品收购回国，进而入藏国家博物馆。这是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体量最大的宋代木雕。
赏析：据粗略统计，北美多家大型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宋代木雕佛像数量在20件以上，而国内各大博物馆在此之前尚无宋代木雕佛像精品。这件高达两米的大型木雕观音造像的入藏，填补了国家博物馆的馆藏。
西周重器大盂鼎
档案：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清朝道光初年，也就是1891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1959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赏析：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都为青铜器中的重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为晚清“海内三宝”。
圆鼎之最子龙鼎
档案：通高103厘米，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铸造于商末周初，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
赏析：因其鼎腹内壁铸有“子龙”二字，因而得名。“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子龙鼎和后母戊鼎也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方圆重宝”。
陶瓷文化鉴赏-中华名窑-哥窑
相传宋代龙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哥者称哥窑，为宋代名窑之一。窑名最早见于明初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极碎"；《处州府志》又载："从其兄其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极碎，亦冠绝当世"，曹昭《格古要论》，"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中关于"哥窑的记载，哥窑，宋代所烧，本龙泉琉田窑，处州人章姓兄弟分造，兄各生一，当时别其所陶，曰哥窑。土脉细紫，质颇薄，色青浓淡不一。有紫铁足，多断纹隐裂如鱼子。釉惟米色、粉青两种，汁纯粹者贵，唐代《肆考》云：古哥窑器，质之隐纹如龟子，古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碎器纹则大小块碎。古哥器色好者类官，亦号百极碎，今但辨隐纹耳，又云汁釉究不如官窑。"
清代《南窑笔记》"哥窑"条记载："即名章窑，出杭州大观之后，章姓兄弟，处州人也，业陶，窃做于修内寺，故釉色仿佛官窑。纹片粗硬，隐以墨漆，独成一宗釉色，亦肥厚，有粉青、月白、淡牙色数种。又有深米色者为弟窑，不堪珍贵。
间有溪南窑、商山窑仿佛花边，俱露本骨，亦好。
今之做哥窑者，用女儿岭釉加椹子石未，间有可观，铁骨则加以粗料配其黑色。
由此，哥窑铁足，釉面莹润多断纹，风格特征近类南宋官窑。哥窑器以纹片着称，其中多为黑黄相交，俗称金丝铁线。
关于金丝铁线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宋代龙泉县，有一位很出名的制瓷艺人，姓章，名村根，他便是传说中的章生一、章生二的父亲。章村根的擅长制青瓷而闻名遐迩，生一、生二兄弟俩自小随父学艺，老大章生一厚道、肯学、吃苦，深得其父真传，章生二亦有绝技在身。章村根去世后，兄弟分家，各开窑厂。老大章生一所开的窑厂即为哥窑，老二章生二所开的窑厂即为弟窑。兄弟俩都烧造青瓷，都各有成就。但老大技高一筹，烧出"紫口铁足"的青瓷，一时名满天下，其声名传至皇帝，龙颜大悦，钦定指名要章生一为其烧造青瓷。老二心眼小，心生妒意，趁其兄不注意，把粘土扔进了章生一的釉缸中，老大用掺了粘土的釉施在坯上，烧成后一开窑，他惊呆了，满窑的瓷器的表面的釉面全都开裂了，裂纹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曲有直，且形状各异，有的象鱼子，有的象柳叶，有的象蟹爪。他欲器无泪，痛定思痛之后，他重新振作精神，他泡了一杯茶，把浓浓的茶水涂在瓷器上，裂纹马上变成茶色线条，又把墨汁涂上去，裂纹立即变成黑色线条，这样，不经意中形成"金丝铁线"。
传世哥窑器的主要特征：
其一，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有米黄、粉青、奶白诸色。
其二、"金丝铁线"的纹样，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迭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成百圾碎"或"龟子纹"），以"金丝铁线"为典型，即较粗琉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
其三、"聚沫攒珠"般的釉中气泡，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这是辨别真假哥窑器的一个传统的方法。
其四、"紫口铁足"的风致，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
哥窑釉质纯粹浓厚，不甚莹澈，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故通称"聚沫攒珠"。釉色宝光内蕴，润泽如酥。纹片多种多样，以纹道而称之有鳝鱼纹、黑蓝纹、浅黄纹、鱼子纹；以纹形而称之有纲形纹、梅花纹、细碎纹、大小格纹、冰裂纹等，总名为百极碎。哥窑器物传世的以各式瓶、炉、洗、盘、碗、罐为常见。但哥窑窑址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