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晨真实的形象，与她在杂志大片上的判若两人。大片上的她上了妆，看上去更像个精明、时尚的女商人。但私底下，这个不施粉黛的设计师，完全就是随性、自由的女艺术家范儿，因为最近欧洲的徒步旅行被晒得黝黑的肌肤，配上修长眉眼，看上去和迪斯尼动画片里描绘的东方女性如出一辙。
海晨自创的瓷艺家具品牌“海上青花”，和她本人一样，同样充满东方韵味。她唯一一家品牌专卖店开在了外滩旁的福州路上。店里灯光有些昏黄，映得那些老松木青花瓷家具更显出古朴和淡然的情调，恍惚之间，犹如一朵朵饱满的东方青花，在海上悄然绽放开来。
“我的外祖父家里曾经收藏过一些青花瓷，后来流失了不少，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的我，对陶瓷这类东西毫无感觉，谈不上喜或恶。”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坐在店里的一把青花瓷松木的靠背椅上品茗的海晨，神态悠然，仿佛是在述说一件离自己距离十分遥远的事情。但是，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19年前，她突然被陶艺这种材质给迷住了，甚至为此从中央美院雕塑系改投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陶艺系。在很多人看来是“自降身价”的事情，海晨却觉得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喜欢上就去投入了，不觉得身价有什么降低。那是在景德镇之外，第一次有院校招收陶艺师。但让我吃惊的是，一个班里的十六个学生，真正冲着陶艺而来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这并不是海晨人生中仅有的一次转变，8年之前，她再度“自降身段”，从清高的艺术家转型成为家具设计师。“‘下海’之前有过犹豫和挣扎。”但经历过现实社会的磨砺之后，海晨已经无所谓别人对她的称谓了，“设计师也好，艺术家也好，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已经经历了那段观念转变的过程，现在想的，只是做好一块中国陶瓷家具设计的牌子这么简单。”
青花瓷遇上老松木
看到海晨的作品，很多人会恍然有所悟，原来瓷器还可以做成这么实用的东西。瓷器圆桶、梅瓶、鱼缸上安插一把倾斜度适宜的松木靠背，就成了名叫“洪荒时代”的瓷椅。圆桌、鞋柜、油灯罐，甚至是白色现代家具，也因为青花的装饰，多了几分古色古香的内涵。而那把被海晨取名为“聊天椅”的坐具，两把椅子各一侧的扶手和椅脚，通过老松木连接在一起。镶嵌在坐具中央的两块青花，则暗合了中国八卦图上的那两个白眼，似乎在暗示人际交流中的奥秘。
“我是双子座的，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愿意不断探索新的事物。当初做陶瓷的时候，我就一心想着要把陶瓷做成不一样的东西。”说起自己的家具设计，海晨把自己定义为充满着倔强和叛逆的理想主义者。她甚至觉得唐三彩的马很丑，于是就用青花瓷做出了一匹改良的小瓷马。
海晨“下海”之前，还没什么人认真考虑过把青花做成大件家具。走遍国内五大窑，还去法国跟随名师学习制陶的海晨，对之前景德镇的陶瓷设计也感到失望。“你到景德镇，看到那里的陶瓷制品，无非是些碗碟、花瓶，都是千古不变的样子。”那时，海晨便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把“食古不化”的青花设计变成实用的物件，设计师通过这些日常物件把自己对世界的一种观念和看法，无声地传达给使用的人，“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重新接上地气。”
根据海晨的观察，青花其实是一种很有东方哲学蕴涵的材料，它的变化可以非常个人化、艺术化。但青花又因为材料、烧制难度等原因，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很难做成大件家具。所以，当海晨七年前开始尝试设计家具时，她第一个考虑的是寻找另一种材料，与青花进行混搭，增加可塑性。
一次偶遇上海拆迁的老房，海晨如获至宝。她发现，上海老房子的门窗和大梁用的都是一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美国进口的松木。“中国人认红木、花梨，但不认硬木以外的这些木头。”被人忽视的老松木却让海晨眼睛放光，这正是堪与青花搭配的材质。“北美天气比较冷，松木生长比这里要慢，相对硬度高，可塑性强。和青花搭配不显得突兀，反而会凸显青花的气质，而且它的存在会增加青花家具的可塑性。”
但海晨对青花的花纹也并非没有讲究。在她的家居作品中，你会发现很多类似明早期和元青花的图案。“明清之后的青花，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工艺化。”这并不是海晨所欣赏的。“明早期和元青花，多用写意的手法，有笔墨韵味，完全可以表达中国传统文人意境审美。”
仍在坚持的陶艺师
“我做事极没有定性。小时候尝试过很多事情，做着做着，腻了就扔了。但唯独做陶瓷这件事，居然做了十几年还没把它扔掉，一直坚持到现在。连我自己也感到震惊。”用海晨自己的话来说，陶艺设计之所以还未让她感到厌倦，是因为制陶、烧陶的过程，好像一个取之不尽的百宝箱，仍然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可以挖掘。
事实上，在海晨当初学艺的班里，与陶艺结缘至今，并真正以此为生的，也只有海晨一个。“我的同学后来干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在娱乐圈做幕后工作的。”和陶瓷本身一样，陶艺师的艺术生命易碎而脆弱。“陶艺师在中国很难生存，最明显的是，现在一说起油画，我们知道有这个画廊，有那个画廊。但没有一个画廊专门做陶瓷的。”
让海晨感到庆幸的是，在福州路上开店，是她走得极为准确的一步。“至少，你有了一个展示自己想法的好窗口。”不过，在海晨创业开店的日子里，她放下了艺术家和设计师该有的架子，一个人坚守在自己的小店里。当时，连她的母亲都看不下去了，总是到处跟人抱怨说她的女儿创业如何辛苦。
同时，陶瓷本身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它的“淘气”曾让海晨经受了极大的心理考验。在2001年，广东美术馆举办了设计展览。当时，海晨的设计方案就是用陶瓷烧制出一个巨大的装置作品。“最主要的部件就是一米二左右高的几个柱子。”整个春夏，海晨都灰头土脸，浑身上下沾满高岭土，埋头在景德镇的瓷窑中工作。“我记得当时从5月份开始做，光是做坯就花了一个月。”当海晨满怀期冀地把坯送到窑里去烧。“烧制了几天，打开窑门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坯全瘫了。又做，每一窑是6根柱子，又瘫在里面，连着3窑瘫了。”整个制陶过程直到9月开展之前的几天才结束。回忆起那种付出大量的劳动后，遭遇失败的经历，海晨至今还会露出纠结的表情。“当时我几乎心理崩溃。经过这种打击以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承受。”
做了十几年，海晨对瓷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那种紧张感和纠结感已经逐渐消失，心理更为放松了。”有时候，一些客人会要求海晨为他们特制大件的青花家具。“我一般会拒绝这种定制。我会跟他们说得很玄，要靠缘分什么的，但其实，是我太了解青花的脾气了，不想给自己压力。”
现在，海晨还要分出一部分精力，着力培养她的学生。“海上青花”最新发布的“宝贝”等一系列作品，就是出自海晨的门生之手。年轻学子的加入，也许会让海晨的品牌变得更年轻、更时尚。那一朵看似孤傲的青花也许会接上更多的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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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书丛中一朵花：陶瓷书型花瓶
相信很多不喜欢阅读的人可能也会有一个怪癖：喜欢买书。这大概也算是一种特殊的兴趣爱好了。买的书越来越多，却发现书架却很少，于是就有这样的苦恼：书没处放。现在，很多设计师从此入手，比如下面的一位艺术家将花瓶做成了书本的形状，不仅可以作为书架还可以增加了美感，兼具了实用与装饰的功能。
Hanabunko这款陶瓷书型花瓶，出品自日本的五八Product工作室。Hanabunko的名字来由也别出心裁，hana取自日文“花”、“bunko”则来自日文“文库本”，恰恰符合了这只花瓶的设计概念。
五岛史士绘出设计稿后，便前往佐贺县交由肥前吉田烧的职人制作而成，塑形及窑烧最艰难的部分要属瓶身中间镂空的圆心，还有如书本般完美的四个边角，选用雪白的白磁与宝蓝的琉璃，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花瓶深藏于书丛之中，淡淡地流泻出低调的惊喜。
如此既具有实用功能又具有美感的花瓶设计，放在书桌上插一朵鲜花，靠几本书，不失为单调的书桌增添了几份生机和活力。
十大名家画瓷盘 景德镇瓷品中一朵奇葩奇葩
■程十发《少女》
■朱屺瞻《钟馗学耕》■张大壮《鱼乐图》■林风眠《仕女图》■刘旦宅《马前泼水》■陆俨少《青花山水》■关良《宋江杀惜》■谢稚柳《泼墨山水》
1964年，沈智毅陪画家唐云、林风眠、朱屺瞻等赴江西景德镇蹲点绘瓷。这期间，林风眠为沈智毅在十寸瓷盘上画了《仕女图》：瓷盘上仕女盘膝而坐，手持鲜花，妩媚温馨，优雅文静。线描匀细，圆润、飘逸的曲线美，令人羡爱。唐云除了在瓷缸盖上为沈智毅画了蝴蝶花之外，还在十寸的瓷盘上画了《水仙麻雀》：翠绿为裙的水仙，梢头数朵白底黄心的花蕊，清姿幽香，水仙旁有一大青石，麻雀站立于上翘首自乐，沈智毅说：“此乃唐云瓷盘画中的精品，他是用着心为我画的。”在景德镇，沈智毅一面照顾画家，一面偷闲学画。他说：“那时我学到了两样本领，一是林风眠用纸揿画及用牙签刮画的本领。二是掌握了画瓷的颜料、调色以及基本材料的运用。”沈智毅发现请名家在瓷盘上画些小品，用作市领导出访礼品，效果很好。于是他带回了许多画瓷材料。正巧，时任领导王一平要出访日本，希望上海美术馆请一批画家画一批瓷盘，于是沈智毅策划了十大名家画瓷盘的活动。活动很成功，烧制了近十套瓷盘。
岁月沧桑，“文革”中这些瓷盘砸的砸，散的散，能成套、完整无损的几乎没有。然而沈智毅家的一套用锦盒装好的十位名家画的瓷盘，非常精致。沈智毅说：“我这一套瓷盘前前后后也收集了近四十个年头，最早的数唐云和林风眠，1964年画的，最晚的是刘旦宅2003年画的《马前泼水》。”
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沈智毅偷着请朱屺瞻画钟馗。心有余悸的朱屺瞻说：“钟馗捉鬼有多种解释，画得不好有含沙射影之嫌，这样吧，还是画幅《钟馗学耕》吧，它没有政治性。”果然画面上的钟馗头戴乌纱，身穿红袍，拿着锄头使劲劳作，颇为好笑。然而笔挟风雨之味还是能让人捕捉得到的。
关良画了《宋江杀惜》，陆俨少画了“青花山水”《一帆风顺》,张大壮画了浮萍、桃花、鲦鱼，陈佩秋画了兰花和石头，程十发画了他的拿手绝活“民族少女与飞鸟”，而谢稚柳却画了泼墨山水。沈智毅说，请谢老画时，谢老很实在地说：“这活我从来没有画过，要出丑的。”沈智毅对他说：“你按平时画山水画的手法大胆地去画，你要用什么颜色，我为你调好。”在沈智毅的协助下，谢老画了一张如张大千式的大泼墨，气势很大，待烧制出来后，谢老自己也爱不释手。谢老在上海美术馆办展览时还专门以它为封面制作了首日封。从此，谢老爱上了瓷画，也常为上海美术馆画些小品之类的东西了。一次，他与沈智毅开玩笑地说：“你教会了我画瓷盘，我又在为单位画，单位付的稿费当与你对半分。”沈智毅说：“谢老讲的尽管是玩笑，但亦能折射出一个画家的人格魅力。”
沈智毅的这套十大名家的瓷盘画弥足珍贵，也可以算是景德镇瓷品中的一朵奇葩。名家喜瓷，玩瓷，在瓷盘上挥毫抒情，这更增加了瓷器的魅力。
“黑花”开后“青花”开
宋代名窑蜂起、名瓷迭出，是中国瓷业的巅峰。
赵宋一代，瓷窑众多，特色各具，其中以五大名窑（钧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八大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定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和越窑系）为代表，它们最能突显宋代瓷器的沉静素雅之美。
在学术界，大都把扒村窑归于磁州窑系。磁州窑系的典型特征是“白地黑花”，“白地黑花”是扒村窑的典型产品。
扒村窑与钧窑近在咫尺，也大量烧制钧瓷，把它归于钧窑系也未尝不可。“学界也有人把扒村窑称为磁州窑系扒村窑类型，甚至主张把扒村窑从磁州窑系中独立出来。”教之忠先生说，“无论是五大名窑还是八大窑系，都是后人对宋瓷的一种总结与概括。”
无论是磁州窑还是磁州窑系，大体上是个考古学概念。扒村窑归入磁州窑系，只是考古学上的一种归门分类，这与仰韶文化以渑池县仰韶村命名是一个道理。尽管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仰韶村并以此命名，但这不是说仰韶村是仰韶时代最为文化先进的地方。
磁州窑系是宋、金、元时期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它上承唐代北方烧制白瓷、黑瓷的诸多窑口，如巩义窑、相州（安阳）窑等，到了宋代蔚然而为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至少在北魏、北齐时代，巩义窑、相州窑已经相继烧出白瓷。白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有了白瓷，才会有白地黑花、白地青花（青花瓷），才能在瓷器上绘出最好最美的画卷。
磁州窑系窑口烧瓷品系繁杂，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以白地黑花为主流，纹饰题材取自民间生活。
磁州窑与磁州窑系是两个概念，尽管磁州窑在河北，但磁州窑系的重要窑口，大都集中在河南。
磁州窑系窑场主要分布在今日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以河南为多、为早，如河南鹤壁窑、禹州扒村窑、登封曲河窑都创烧于唐。唐代北方民窑除主烧白瓷以外，兼烧黑瓷、花瓷、青瓷、三彩等，品类多而不单一。至于磁州窑系之磁州窑本身，创烧历史倒是晚于河南磁州窑系诸多窑口，烧瓷年代不会早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
北宋时期的墓葬，不见出土磁州窑系瓷器；禹州白沙宋墓壁画上，绘有磁州窑系的瓷器形象。
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窑口主要有：河北磁州窑，河南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禹州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与江西吉安吉州窑。
磁州窑：宋代文献不见记载，明初文献开始提及，但很简单。此后，文献记载日渐增多，但对它的评价不是很高甚至有失公允。这也许全在它的民窑身份与大胆创新——烧了白地黑花瓷器。１９５７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磁州窑进行了考古发掘，证明其创烧年代不早于宋神宗时代。
修武当阳峪窑：不见文献记载，上世纪３０年代在焦作煤矿任职的英国人Ｒ·Ｗ·Ｓｗａｌｌｏｗ调查过该窑址，此后北京古董市场上开始叫卖当阳峪窑的东西，从此引起注意。
鹤壁集窑：不见文献记载，１９５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普查时，才发现了窑址。
禹州扒村窑：１９５０年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写了《禹州之行》，它才为学界所了解。扒村窑白地黑花器物有瓶、罐、盆枕、盘、碗等，黑花笔调粗放、简练，下笔任意，勾画简单，皆在似与不似之间。
登封曲河窑：１９６１年３月发现，代表作要算珍珠地划花装饰，但珍珠地划花当创始于新密西关窑，曲河窑对它有了改进与发展。
山西介休窑：上世纪５０年代被发现。创烧于北宋，至今尚未进行考古发掘。
江西吉安吉州窑：文献不见记载，烧制的瓷器具有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风格，因此学界把它归入磁州窑系。
之所以节外生枝地简要罗列学界公认的磁州窑系的这几个代表性窑口，旨在寻找唐青花的“下家”，元青花的“上家”。
青花瓷起源于唐代巩义窑，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陶瓷界的共识。唐代青花瓷器是中国青花瓷的滥觞期，宋青花、金青花比唐青花还要少见，但到了元代，青花瓷一下子成熟起来——固守在“青花”上，寻找青花瓷的发展脉络，寻来找去，命若游丝的宋青花、金青花还是不能背负起中国元、明、清的巍峨大厦。
回到中国瓷业巅峰的赵宋一朝，环顾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八大窑系之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定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和越窑系，也许会顿然发现：五大名窑八大窑系中，唯有磁州窑系诸窑在瓷器上书写着最新最美的图画，指示着中国瓷业的发展方向——只不过，这种图画，是黑花，而不是青花。
巩义窑创烧的唐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这也是中国陶瓷界的共识。至少在元代之前，国人喜欢黑色与黑白分明，不爱青色与青白不分。蒙古人尚青，改变了国人的色彩欣赏习惯，明、清继之。生产白地黑花瓷器的北方磁州窑系代表窑口，全都“死”在元代，明、清成为遗址。这，也许是“黑花”凋零，转为“青花”的一种见证。
巩义窑因处在赵宋皇陵区域，宋初被迫停烧。十里窑场的大多数工匠，自然不会从此种地，不再烧瓷。而磁州窑系诸窑，恰好以巩义窑为中心，画圆布局的。这，难道只是巧合？
宋、金相对于唐朝，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乃至贸易往来，无疑是减弱的。特别是金，海上与陆上都难以与伊斯兰世界沟通，在金朝地盘的磁州窑系诸窑，把参与海外贸易“青花瓷”，转换为中国人喜欢的“黑花瓷”，自然而然。
没有“黑花瓷”，元青花瓷没有道理一夜成熟，明、清没有道理主宰中国瓷业几百年。
“瓷上青花”与“瓷上水墨”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
没有“黑花瓷”，青花瓷也就真的如周杰伦的《青花瓷》一样“走笔至此搁一半”，缺少它的“前一半”了。
画以墨为韵，瓷以青为贵，青花在瓷胎上的色性，一如水墨在宣纸上铺展，具有无法言说的韵味：或明朗宁静，或曲折幽深，或如蓝天白云，或如荷塘月色，淡到极致，也浓到极致。青花以它的这种独特瓷韵，自蒙元以降，始终是中国瓷器的主流。
但“瓷上青花”并不是中国传统中的“画中水墨”——谁都知道，宣纸上的中国书画，黑白分明，书画颜料，是黑墨，不是青墨。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认为，扒村窑瓷器才是真正的历史中国的“瓷上水墨”。在为《中国扒村窑艺术》一书作序时，他这样写道：扒村窑“将釉下彩的黑并加染淡赭互相衬托，以增进彩绘艺术的美感，绘画内容丰富，纹饰用笔工细、粗犷兼备，既有人物、动植物、鸟禽，也有来自民间的民谚童语为装饰，取意都是民间喜闻乐见祈福求祥；并且生产釉上的红绿彩瓷与三彩。绘画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郁，实为瓷上水墨。它为磁州窑系的一个新的亮点”。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著名作家兼书画家冯骥才先生，不是古瓷专家，面对扒村窑瓷器残片，话语无多。在展开的宣纸上，他挥笔而题的，正是“瓷上水墨”。
作为民协主席，他看重的是作为中国民窑代表窑口的扒村窑瓷器残片绘画所遗存的民风风俗；作为书画家，他看重的是扒村窑白地黑花瓷器是“瓷上水墨”。
这，当然是他冒雪乃至冒险探访扒村窑的两大根由。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磁州窑系部分工匠南迁江南等地，继续烧制瓷器，这是中国学界的共识。他们烧什么？是否还是磁州窑系的代表瓷器“白地黑花”？
江西吉州窑遗址试掘所获资料判明：吉州窑北宋时烧青白瓷，出土标本有注子和注碗。注子腹如球形，没有纹饰；注碗有敞口深腹与瓜棱形两种，没有纹饰。这类标本压在最下层，时代最早。压在青白瓷上面时代稍晚的，则有釉下彩瓷器，也就是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等。也因此，学界把江西吉州窑列为磁州窑系，尽管磁州窑系通常被称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
吉州窑釉下彩绘，也就是白地黑花等，对景德镇青花瓷器影响颇大。元代青花瓷器中的蓝地白花画法，借鉴的，正是吉州窑。因此，已故著名陶瓷学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前会长冯先铭认为：“……很可能是北方陶工为了逃避金军入侵，南迁到吉州窑，以磁州窑的技法生产出瓷器。后来到南宋末，吉州窑许多陶工迁移到景德镇，这时白釉黑花技法传到景德镇。”
青花瓷，说得文气一点儿，无非就是白釉青花、白地青花、釉下青花瓷器等；但不管是白釉黑花、白地黑花、釉下黑彩瓷器，说得简洁一点儿，不就是“黑花瓷”吗？
唐青花——宋黑花·宋青花——金黑花·金青花——元青花·元黑花——明青花·明黑花（此时尚有少量烧制）——清青花，这样的序列，也许道出了中国“花瓷”——青花与黑花，“瓷上青花”与“瓷上水墨”向前演进的历史轨迹。
在宋代五大名窑与八大窑系中，作为民窑的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为明、清瓷器的演进种下力量。除磁州窑系诸窑，五大名窑与其他窑系，都在追求窑变与釉色，没把“花儿”烧在瓷器上。
不能因为青花走进皇宫变得高贵了，就割断它与民窑黑花的血缘，“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扒村窑作为北方磁州窑系最南端的一个窑口，当是“黑花”南迁变“青花”的重要跳板。宋、金之际，这儿是岳飞以武汉为根据地，实施北伐的主战场。岳飞退军后，很多百姓随军南迁，当然包括杰出的瓷器工匠。田野考古业已证明，扒村窑金、元瓷器烧制水平，大不如宋。
扒村窑地接南北，扒村窑“黑花”承前启后，当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