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窑瓷器，品种繁多，精彩纷呈。成熟于元代的青花瓷，各期皆有杰作，并以瓷入画，有水墨青花的美誉；釉里红瓷更得明初皇家喜爱；五彩瓷乘宋、元红、绿彩之序，出现了釉上蓝彩的新工艺；斗彩之花于明宣德朝初绽，在明成化朝、清雍正朝两度怒放；当人们还在欣赏五彩瓷的古韵时，珐琅彩已携着大西洋彼岸的异国风情，款款而来；粉彩瓷则并五彩瓷与珐琅彩瓷之美，于康、雍、乾盛世涉入瓷海，其后一领瓷业风骚二百余年......彩瓷令人目不遐接，颜色釉瓷亦琳琅满目，以雅致简约亮丽匀静的风姿闲步于瓷坛。
【釉下彩瓷】
釉下彩瓷是直接在瓷坯上绘画，然后入窑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一次烧成的彩瓷。
青花瓷
青花瓷是以钴为着色剂，直接在胎上绘画，再罩以透明釉，经约1300°C的高温一次烧成的蓝白相间的彩瓷，其主要产地在江西景德镇。景德镇在元代就生产出成熟的元青花，当时是外销瓷。明代永乐、宣德二朝的官窑青花瓷，以深沉的发色为特征，是继元青花后的青花瓷的第二个高潮期。明成化朝青花瓷以如脂如玉的白釉配淡雅的青花发色，相得益彰，是其第三个高潮期。清康熙青花瓷，以亮丽的色彩，浓淡分层的水墨效果，将戏曲传说的美丽、唐诗宋词的意境再现于瓷画，是青花瓷的第四个高潮期，也是最高成就期。青花瓷还繁衍出数十个小品种，如青花金彩、青花五彩、黄地青花等。
釉里红瓷
釉里红瓷是以铜为着色剂的高温釉下彩瓷，始见于元代。它与元青花是釉下彩瓷中的姐妹花。明洪武时期，釉里红瓷、青花瓷与白釉瓷平分官窑瓷秋色，釉里红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正统朝以后，数朝都未烧制出成功的釉里红瓷。直至明末，釉里红的烧制技术得以恢复，并在清代康熙朝、雍正朝官窑二度重放异彩。
青花釉里红瓷
青花与釉里红共烧的瓷器称青花釉里红瓷，元代始见。青花用钴绘画，而釉里红则用铜作着色剂，都要烧出好的色泽来，十分不易。但清代雍正朝完全可以做到绿叶配红花，且两者呈色皆佳。
釉下三色瓷
釉下三色瓷又称釉下三彩瓷、釉里三色瓷。它是清康熙时期创制的新品种，数量较少。三色为釉里红、青花、豆青釉或米黄釉。前二者以绘画形式表现，豆青釉色极淡，近于白色，往往做辅助纹饰，似印章上的薄意雕。造型多见花觚、天球瓶、笔筒。
【釉上釉下结合彩瓷】
釉上釉下结合彩瓷的制作需先烧好青花瓷，再于上彩绘，最后经1000℃左右的中温、800℃左右的低温烘烤而成。
斗彩
斗彩瓷有广义、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斗彩瓷指各种色彩相拼逗的彩瓷。现在一般所言斗彩瓷，专指其狭义概念--先在坯上用青花细线条勾出纹饰的边，上白釉，然后入窑高温烧制，所成瓷器称淡描青花，再于线条内填色，最后入炉，经中温或低温烘烤而成的彩瓷。由于各种颜色所需温度不同，所以，有时需复烧多次。成化官窑的斗彩瓷十分名贵，其中又以"天"字罐和鸡缸杯为最。由于两朝皇帝的喜好一致，故清雍正朝多仿明成化斗彩瓷。
青花五彩瓷
青花五彩瓷是广义上的斗彩瓷。清康熙朝以前的五彩瓷中的蓝彩用青花表现，所以称青花五彩，最早见于明代宣德年间。完整器仅见于西藏萨迦寺保藏的官窑梵文莲池鸳鸯纹碗。景德镇珠山御窑厂也出土了三件同纹饰的碗、盘，但它们是作为次品打碎的，可见萨迦寺所藏碗的珍贵。当时，宣德皇帝承袭永乐皇帝的做法，不惜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厚待西藏的法王、大国师，安定西藏的政局。青花五彩梵文莲池鸳鸯纹碗应该是为此意图而做之物。
【釉上彩瓷】
制作釉上彩瓷，须先经1300℃的高温烧成白釉瓷，再于上绘画，最后经烘烤而成。
五彩瓷
五彩瓷是以多种彩料绘画的釉上彩瓷，五彩是泛指。明早期的五彩器不多，色彩也较单调，主要有红、绿、黄三色，而以红、绿彩为多。明代至清康熙早期，以青花五彩（晚清时期被称为古彩）形式表现。清康熙年间是五彩的鼎盛期，此期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黒彩，五彩成为纯粹的釉上彩。除原先的白地五彩外，还有以黄、黑、米色、豆青色为地的五彩瓷，造型以大型民窑器为多，多以戏曲故事为绘画题材。
素三彩瓷
素三彩瓷因不用红色，而以黄、绿、紫三色为主要色彩，故名。三色是统称，有时仅用紫、绿两色。官窑素三彩瓷始于明代成化朝，成化官窑素三彩香薰是所见最早的一件官窑素三彩佳器。明正德和清康熙两朝是素三彩瓷的鼎盛期。清康熙素三彩瓷中还有许多小品种,如雕地素三彩、虎皮斑彩等。
珐琅彩
珐琅彩瓷是清官窑最名贵的品种，烧制的时代在康、雍、乾三朝。珐琅是用硼砂、玻璃粉、石英加铅、锡等氧化物后，制成的一种涂料。烧制珐琅彩瓷须先在景德镇烧好极细的白瓷，运到北京紫金城内，再由宫廷画师用进口的珐琅料绘画，最后入炉以750℃左右的温度烘烤而成。它是宫廷玩物，民间难得一窥。康、雍、乾三朝的珐琅彩瓷各有特色。康熙年间的以色地为多，上面绘着极有立体感的花卉纹；雍正朝的多以白釉为地，器物的一侧绘工笔画，另一侧书与画面相配的诗文；乾隆朝的上乘康、雍二朝，还出现一些以西洋人物为题材的纹饰。民间将乾隆朝继承雍正风格的珐琅彩瓷称为"古月轩"。雍正珐琅彩瓷中还有用单色蓝.红彩绘画的品种。珐琅彩瓷的底部都有款，精品为料款。
粉彩瓷
粉彩瓷始于康熙朝，发展于雍正时期，盛于乾隆年间，此后，一直为清代釉上彩之首要品种。粉彩瓷由于在原料中使用了含砷的玻璃白，在描绘纹样时表现出浓淡层次，有粉质感，故名。因雍正、乾隆时期吸收了珐琅彩用油调彩料的"洋”法，故乾隆朝的官窑粉彩瓷又有洋彩之称。粉彩瓷，雍正朝的最为秀美，乾隆时期的多用色地，且纹饰布局繁縟，题材画必有意，最为精细。
水墨五彩瓷
水墨五彩瓷仅光绪官窑有见，器型多为花盆。它是学习元代黄公望而创制的一种以水墨勾线，以淡赭石渲染的山水人物画。它以中国画入瓷画，先用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勾勒线条，再染上淡赭和极少的水绿、草绿和淡蓝等彩，并题跋留名，然后用低温烘烧而成，使瓷画的效果与纸绢浅降彩画相似，所以有水墨五彩一名。可能是慈禧太后青睐色彩浓艳的粉彩瓷，而不喜欢这种相比之下色彩淡雅并作诗题跋，带有文人气息的品种，故作品数量极少，在官窑之作中未成气候，但它却濫觞了清末民初的浅降彩瓷。以至于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代表的一批作者所绘制的浅降彩瓷画，在当时的瓷坛上名燥一时。
扩展阅读
明、清官窑瓷器的造型分类
明、清官窑瓷器的造型有各式碗、盘、托、尊、瓶、瓷塑等，其中瓶的器型最多，有八棱、六棱等异体造型。
葫芦瓶
酒瓶，亦作陈设器。葫芦瓶因式样象葫芦而名，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其因其吉祥的谐音"福"、"禄"、历代皆受欢迎，且演变为其它造型，一侧支长流，另一安执手，既成葫芦式执壶，明嘉靖年间多见。
玉壶春瓶
始见于宋，宋、元时期多作酒器，明、清时期作陈设器。一说以"玉壶在春"而名。在玉壶春瓶的两侧分别装上把手和长流（壶嘴），就是执壶，多用来置酒。
琮式瓶
官窑特有的祭祀器。因圆口方身，形似玉琮而名。玉琮上下相通，但琮式瓶有底。
梅瓶
一说因插一剪梅而名，另一说是酒瓶，因可装一斤酒，故有些古书上又称之为经（斤）瓶。宋代用作酒器。明代皇家有用梅瓶随葬的现象。清代一般用作陈设。
天球瓶、赏瓶
陈设器。天球瓶因其腹部造型似球而名。
赏瓶，其与天球瓶造型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口部外撇，因最初用于宫廷赏赐，故名。
壁瓶
作半器造型，因挂于墙壁而名。最早见于明代万历时期。清乾隆官窑有轿瓶，专用于乾隆皇帝出行时挂于轿子的内壁。乾隆帝特别青睐轿瓶，他有七首咏轿瓶的诗刻于各式官窑粉彩轿瓶上。
转旋器
陈设器，清乾隆朝唐英督窑期间生产的特种工艺品。各式转旋瓶的外观大同小异，但内部结构与制作工艺不同，有转动颈部带动内胆旋转动的转颈（心）瓶，有利用水的动力转动内胆，以通过外套瓶的镂空花纹，观赏内胆上描绘的花纹，形似走马灯的转心瓶。除各式瓶外，还有外套瓶转动而内胆瓶不转的外转葫芦式灯盏、转旋高足碗、转旋笔筒等。画面上的葫芦式灯盏即是外转内不转的结构。转旋器的结构巧夺天工，仅台北、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有藏，且数量不多，大部分为一式一件，无复品。转旋器至今仿制未果。粉彩甲子转颈笔筒，上腹部书十二天干，下腹部绘十地支，转动瓶颈，使两者转换相配，妙哉。
尊
尊的式样与瓶大同小异，差异在于口、颈部的直径与腹径之比。相对而言，前者比例较大的为尊，反之称瓶。
五供
五供是佛前供器，由一只香炉、二只花觚、二只烛台组成。香炉仿青铜鼎、花觚仿青铜觚的造型。
元明清官窑瓷器武汉展出 由数万青花瓷片复原
中新社武汉8月27日电(曹旭峰孙夏)由数万片元明清景德镇官窑青花瓷片，遴选修复的126件青花瓷器，8月27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出。来自西陆军事http://
记者当天在展场看到，展品中的元代青花松竹梅纹长颈瓶、明代斗彩鸡缸杯、明代青花海浪仙山双耳三足炉、明代青花莲托八宝纹僧帽壶等重量级瓷器，虽然皆由碎瓷片修复而成，但是整体品相较好。展品中，郑和下番时带往中东的充满伊斯兰风情的永宣青花器，以及专供宣德帝嬉戏的青花蟋蟀罐，都堪称孤品。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江建新介绍，在景德镇发现了元代官窑、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嘉庆等时期的大量官窑遗址，遗址中有数以万计的青花瓷片。有些瓷器稍有瑕疵就被毁掉，有的无瑕也被毁掉，足见当时官窑产品挑选之严、管理之严。
“清理修复的126件青花瓷器，涵盖了元至明正德官窑青花瓷器中的重要品类，是研究元明清官窑的标准器和最科学资料。”江建新说。
景德镇青花瓷器生产源于唐代，元明清曾在此设官窑。元代起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远销埃及、土耳其、阿拉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明代青花瓷器制作技术传至日本、朝鲜及越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此次展览由湖北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暨御窑博物馆共同主办，展期至11月24日。
明清官窑瓷器珍品亮相八大山人美术馆
2月7日，由江西省八大山人美术馆主办，台湾乾隆国际艺术品集团协办的“明清官窑瓷器展”将拉开序幕，此次展览共有近40件明清官窑瓷器亮相位于滕王阁仿古街8号的八大山人美术馆展厅，相信此次展览将带领观展者步入时空隧道，直面感受明清时期帝王级藏品传递出的尊贵气息。
官窑瓷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片段，在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后，便在当代社会扮演了另外一个重要角色——艺术珍品。官窑瓷器素来是高端瓷器市场的领跑者，因为它有别于为普通百姓烧制的“民窑”，是专为古代皇帝和他们的追随者而烧制，是瓷器烧造艺术的巅峰，也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时尚。自其诞生之时，就被历代追慕而成为经典，各种彩瓷和颜色釉瓷的工艺、造型、纹饰、款识更是代表着制瓷的最高工艺。
此次官窑展品涵盖明、清两代，如：明代万历青花五彩福禄寿捧盒，不但色彩丰富炽烈，更以色彩搭配运用巧妙为冠，以达到出神入化之境，所绘福禄寿三星人，人物情势俱佳，状物有神，古拙传情，颇具意趣，画面设色繁缛华丽，红绿二彩浓艳相应，青花匀净幽丽，黄彩璀璨夺目，用色巧妙，使红蓝黄绿诸彩转换自如，绝无重复叠杂之处，底以青花书“大明万历年製”六字二行青花双圈楷书款。
清代乾隆霁蓝釉描金八方如意葵口水仙盆，亮丽的宝石蓝釉上，葵口盆沿施一圈连连如意描金纹，盆腹八方以金彩描绘福自天来，吉庆年年，显得十分富丽华贵。底承三足是如意云头纹，上加以描金细绘，盆底平，满釉，两圈支钉共16个，款为“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描金篆书官款。还有雍正黄地青花灵芝双耳杯，此器杯花口，深弧腹，圈足。通体柠檬黄地上绘青花纹饰，碗心饰朵花纹，内壁绘双层灵芝见以各式花卉纹，外壁纹饰一致，两侧置鱼耳，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製”楷书款。
据悉，本次主办方精挑明清官窑瓷器举办展览，就是希望借此让更多藏家欣赏到精品官窑瓷器的特征，“亲手”触摸皇帝的瓷器，提升鉴赏力，从而购买到优质官窑瓷。
文/图记者刘媛
瓷器上的端午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祭祀屈原还是祭祀伍子胥或是曹娥一直争论不休，但赛龙舟、吃香粽、避五毒、跳钟馗、烧艾叶、系彩绳等习俗却是一致的，这些习俗不仅仅体现在节日当天，也浸润在中国人的方方面面，中国的英文CHINA，是瓷器的意思，就让我们从瓷器说起，那些“瓷器上的端午”。
五彩张天师斩五毒纹小盘
明万历，高1.9cm，口径10.6cm，足径6.6cm
盘撇口，浅弧壁，圈足。内外青花五彩装饰。内底绘张天师斩五毒图，张天师持剑立于树下坡地上，周围描绘蟾蜍、蝎、蛇等。内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共八组。外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间绘以蛇、蝎、蟾蜍、蜈蚣、壁虎等。外底青花双圈内署青花楷体“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款。
从此盘上的装饰题材看，这应是一件万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供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图案寓“袪毒辟邪”之意。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又名“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夏节”等。五月天气渐热，细菌容易繁殖，蛇、蝎、蟾蜍、蜈蚣、壁虎(俗称五毒)等毒虫纷纷出动，疠疫常常发生，致使五月又有“恶月”之称，五月五日又有“恶日”之称。因此，人们想方法设法在此时辟瘟祛邪，以求安康。民间在端午节这一天家家于在门上悬挂艾草、菖蒲或石榴、蒜头等，都是有此用意。因为菖蒲的叶子像剑，被称作“蒲剑”、“水剑”，因此，人们认为将其插在门上可以斩千邪。艾草有异味，是可以用来治病的药草，人们认为将其悬于户上，可禳毒气。花红似火的石榴花正是这个季节的花卉，也有治病的功能，可以避祸。大蒜头像锤子，气味辛烈，具有祛病消炎的功用。
张天师名陵，又名道陵，是东汉五斗米道的创立者，教人信奉道教，并用符水咒法给人治病，后世道徒尊其为天师。传说中的张天师神通广大，有龙虎护法，能除五毒并，辟瘟消灾。因此，民间习俗常在端午节悬挂张天师画像，以祛邪除祟、镇宅佑安。
霁蓝釉艾叶形洗
清乾隆，高1.7cm，长15.6cm
洗呈艾叶形，洗内随边沿的起伏划出叶脉纹。通体内外施霁蓝釉，釉色深沉匀净。
此洗以艾草叶为蓝本制作而成，当非偶然所为，必有其深层含意。
艾，又名家艾、艾蒿。其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以艾入药，有理气血、祛寒湿的功效。而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民谚曰：“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时民间重要的习俗之一就是在门上插艾草或菖蒲，用以杀菌防病、驱瘴辟邪。
由上述可知，这件霁蓝釉艾叶形洗看似普通，却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慎德堂制”款粉彩赛龙、凤舟图盘
清道光，高5.4cm，口径28.5cm，足径17.8cm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内外粉彩装饰。内壁近口沿处以金彩描绘如意头纹，内底以粉彩描绘赛龙舟、凤舟图，水中儿童们正在分别奋力划着一龙舟和一凤舟。龙舟的头、尾上各立一童，均手执令旗呼号指挥，尾部一儿童在鸣锣加油。凤舟之头上亦站立一儿童，正手执令旗呼号指挥。两舟上的其余儿童们正奋力划桨。岸上站立五位小童，正在燃放鞭炮、呐喊，为双方加油。外壁以粉彩描绘结带折枝花、杂宝纹，杂宝有书画、笔锭、方胜、如意、珊瑚、犀角、铜钱等。外底署矾红彩楷体“慎德堂制”四字双行款。
此盘造型规整，绘画笔触细腻，所署“慎德堂制”款字体工整。“慎德堂”系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行宫，署有“慎德堂制”款的瓷器，应是道光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道光皇帝特制的，以供其居住在慎德堂时使用。从盘上所绘的赛龙舟和凤舟图看，此盘应有其特殊用途，应是供道光皇帝在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之一，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遂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屈原踪影。此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这一天，人们都要划龙舟以纪念屈原，主要目的是借划龙舟来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了屈原的尸体。
瓷胎矾红钟馗鼻烟壶
钟馗为民间传说中趋凶避鬼的真神，原为唐朝人，因长相狰狞遭小人谗言武举未中，触阶而亡。后托梦唐明皇，誓除天下恶鬼。由此钟馗的形象便在民间广为流传，是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钟馗也是端午节常出现的题材。此壶高6.3厘米，呈扁圆形，直口，圈足，上配裹铜矾红盖。两面所绘纹饰相同，矾红立姿钟馗，头顶天脚立地。乱发蓬髯，双眉倒竖，目光炯炯，左手执剑，右手怒指，面目威严可怖。瓷胎，胎质细密，釉色光洁。
青花五彩人物五毒纹盘
青花五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绘瓷品种之一，由宋金红绿彩瓷发展而来。青花五彩是在已高温烧成的青花瓷器上，用釉下青花与多种金属为着色剂的釉上彩料绘制图案花纹，再经低温烘烤而成的。此盘口径16厘米，撇口，浅弧壁，圈足。通体以青花五彩装饰。盘心绘张天师驱五毒图。张天师胯下骑猛虎，手挥宝剑，周围描绘蟾蜍、蝎子、蛇、蜈蚣、壁虎等，辅以松树、花草、山石纹等。内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从此盘上的装饰题材看，这应是一件万历时期景德镇御窑场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供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图案寓“袪毒辟邪”之意。
碎瓷“复活”传世孤品 明三代官窑瓷器展侧记
略懂鉴藏的人都知道，古玩的残损件与完整品相比，价格差上百倍甚至万倍。近日，记者却在上海世华艺术馆揭幕的“皇帝的瓷器——景德镇珠山出土‘明三代’官窑瓷器特展”中发现：陈设于玻璃展台中的152件(套)展品无一例外由破碎瓷片拼合而成，某些展品的碎瓷多达近百块。据悉，其中传世孤品、绝品逾四成。
1982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在景德镇珠山某工地偶然发现一个不同于其它陶瓷碎片的堆积地层，经过抢救性发掘，这一明代官窑遗址重见天日。耗费数十年“复活”这些器物，有着商业价值以外怎样的考量？
钩沉官窑制度
“这些碎瓷即为明朝督窑官将一些稍有瑕疵或过剩御用瓷器砸碎销毁后的残损件。”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明清瓷器研究专家康蕊君指出。
她向记者解释，明代是一个御用瓷器销毁制度甚为严苛的朝代，官窑烧制的100件相同瓷器中，只有4件能够成为贡品，剩下的贡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必须全部销毁并就地掩埋，宁可不惜成本、精益求精，也不允许御用瓷器流入民间。其实，不少碎瓷并无明显瑕疵，其胎骨、器型、图案、烧制温度等工艺都真实地体现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成就。
“打捞”鉴藏盲点
据悉，由于历代战乱和天灾及日常损耗，流传至今的“明三代”官窑瓷器极为有限，远不能刻画明代官窑瓷器真实的整体面貌。而珠山官窑掩埋的品种颇为齐全，此次特展中不少传世孤品、绝品意外“打捞”起某些鉴藏盲点。
以往鉴赏家认为“永宣”(永乐年间瓷器和宣德年间瓷器)不分。刘新园却认为：“从珠山出土的遗物来看，永宣瓷器不仅可以而且非常容易区分。”他指着一尊永乐年间的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告诉记者：“永宣两代梅瓶在形体上就有所不同，永乐梅瓶肩部丰满，颈部线形较刚硬；而宣德梅瓶则为溜肩，颈部线形内弯外撇。”
宣德年间是否有五彩也曾困扰中国陶瓷史。据刘新园介绍，同样陈设于展厅的一款宣德年间鸳鸯莲池纹盘证实了宣德五彩的存在。记者看见盘内鸳鸯以青花勾，再以红、紫、黄三色画羽毛，色彩丰富而浓艳。
成为野史佐证
“这件是皇帝赏赐给西藏高僧的壶；这件是皇帝赏赐给后妃的酒坛；这件是放香料的，用以熏皇帝的龙袍；这件体现了皇帝的审美趣味曾受朝鲜文化影响……”记者一面观展，一面听几位古陶瓷专家如数家珍地介绍着。
记者饶有兴致地发现，宣德的蟋蟀罐此次总共展出18个，罐上图案囊括龙、凤、芦雁、海兽、苍鹰、鸳鸯、鹭鸶、松竹梅、牡丹等，花色品种蔚为大观。据世华艺术馆馆长赵月汀透露：“单这蟋蟀罐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专题。明代宣德皇帝爱好蟋蟀的记载大都出自晚明时期的野史笔记，无实物可考；如今从这么多蟋蟀罐中不难窥见宣德皇帝独嗜斗蟋蟀的癖好。”
成都摩诃池遗址旁挖出明蜀王府城壕 出土官窑瓷器
7月8日，摩诃池遗址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城壕(圈中)。
“摩诃池杜甫陆游在这儿泛舟吟诗”后续
@华西都市报：今年5月，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区发掘出摩诃池遗址。7月8日，摩诃池遗址旁又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红砂石墙壁，初步推测为蜀王府内河道旁的城壕，年代大约在明初。城壕内出土了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上有龙纹和凤纹，应为蜀王府之物。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该遗址的保护方案也在拟订中。待考古发掘完成后，各方专家将评估该考古遗址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并以此决定原计划修建的综合停车场是否需要修改方案。
今年5月下旬，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区发掘出隋朝蜀王杨秀挖的人工湖摩诃池遗址，让存在于古诗词中的摩诃池露出“真容”。随着进一步挖掘，明代蜀王府河段旁的城壕也再次重见天日。7月8日，记者从成都市考古工作队了解到，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作业区又有新发现，摩诃池遗址旁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红砂石墙壁，初步推测为蜀王府内河道旁的城壕。“城壕内出土了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上有龙纹和凤纹，应为蜀王府之物。”
摩诃池被填改成蜀王府河道
北起东西御河，南到红照壁，东至东华门，西达西华门，面积38公顷有余……这是现存资料对明代蜀王府的注解，这个明代藩王中最华丽的宫殿，就在现在的天府广场和四川科技馆一带。1381年修建，1390年竣工，蜀王府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儿子朱椿所建。这座皇家建筑，园林精致优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其中的“菊井秋香”被誉为成都八大景之一。
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摩诃池东南部的走向、范围和堆积情况，这个让诗圣杜甫“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宋代陆游“一过一销魂”的人工湖，终于穿越到现代，露出了一小部分的“真容”。但据史料记载，修建蜀王府时，大半个摩诃池被填平了，那么摩诃池在蜀王府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考古现场给出了解答：蜀王府利用这个人工湖，改造成为了河道。成都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易立说，最近他们新扩考古面积约1900平方米，在摩诃池的遗址旁，发掘了两段由1米长红砂石组成的“墙壁”，初步推测为城壕。
记者在现场看到，城壕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段，其中东西向长70米，南北向长45米。“在这些城壕下，古时侯应是一段河道。城壕旁边，还有完整的踏道与其相连，供人们从这里上下河道。”这段明末的“踏道”，就在城壕的南北角，一段2米宽的青砖路斜斜延伸至城壕边，古人可以从这里进入摩诃池。
新发现城壕出土龙纹官窑瓷
红砂石的墙壁为何称为“城壕”却不是“城墙”呢？易立说，这排红砂石的墙壁，区域是在蜀王府内，不是皇城的外城墙，年代大约在明初；而城壕旁边的河道也不是护城河，只是蜀王府内的一片水域。城壕的中间有4个平台，平台两两相对。一组平台长6.50米，另一组平台则长16.50米，它们紧沿着城壕墙脚向外延伸出4米，形成一个高约1米多的平台。易立说：“这些平台在当时的用途，现在还没有定论。”
河道内出土的一些瓷片，证明了这片城壕的“皇室”身份。在前期的考古工作中，现场发掘了瓦当、陶器、瓷器等物品，多为成都本地的青羊宫窑、邛窑、琉璃厂窑烧制，算不上等级高。但新出土的一批瓷片，却是景德镇官窑烧制，其中包含有五爪龙纹和凤纹，乃是皇室的图腾。
在现场，易立展示了一块青花碗的残片，底部的印章清晰可见：大明宣德年制。另一只蓝釉瓷器残片上则印有五爪龙纹，另一款白底黑釉瓷器绘有一龙吐珠的图案，周围祥云飘浮，仿佛龙在云中腾飞。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成都体育中心的升级改造计划，拟在体育馆北侧修建一会议中心，南侧修建一停车场。
随着摩诃池的考古发现，究竟该保留该遗址，还是让位于市政建设，抑或者二者并存也因此而进入研究之中。
据了解，此次补充发掘，将为成体中心考古项目补充更详实的考古资料。待考古发掘完成后，各方专家将据此评估该考古遗址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并以此判断原计划修建的综合停车场是否有必要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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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府毁坏缘由
1644年，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入成都，张献忠在蜀王府自称大西王，并以蜀王府为西王府，1646年，张献忠在撤离成都前焚烧了蜀王府，蜀王府部分建筑被烧毁。
1659年，清朝军队攻占成都，将蜀王府设为贡院。
1917年和1932年，两次军阀混战，蜀王府遭到极大破坏，该地方逐渐废弃，成为市场，但未毁灭。
1967年，剩余建筑被炸毁，变为展览馆。
记者王浩野摄影吴小川
陶瓷文化鉴赏-明弘治景德镇官窑瓷业的衰落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两年以后（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或无法）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三）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四）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瓷器上的历史故事
从明朝起，瓷器越来越具有观赏性，画面也不再单一，制瓷艺人开始学会讲故事
瓷器自由陶器演变而来以后，就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精致，而陶器还保持着它的质朴的品质和粗砺的外表。
细腻的瓷器更容易让制瓷艺人产生各种美好的联想，富贵吉祥、妻贤子孝、欢庆锣鼓各色喜庆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发展到清朝前期，青花、五彩瓷器上又出现了一大主题，那就是历史故事。
有的历史故事因为篇幅比较长，还会出现类似“连载”的情况，就是一个故事必须用一套瓷器来叙述，每件器物只是故事中的一出或一个场景；而篇幅短的故事，在同一件器物上就能运用它的几个侧面来一次说清。
早在数百年前，画工就知道出现在瓷器上的故事必须大都家喻户晓，这样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如果都是陌生面孔谁还会买呢？因此世俗的主题应运而生，明亡以后，宫窑匠人流落在民间，于是更精良的工艺和世俗主题同时出现在清朝前期。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突出这些故事的情节，越曲折越好，哪些场景冲突多就描绘哪些。于是，一些神话和传说出现在瓷器上：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西游记等。而民间故事和话本也为瓷器提供了另一个故事来源，比如空城计、《西厢记》等。因为《西厢记》这份古典的浪漫更有人情味，所以也被描绘得更多，所以瓷器发展到清初又成为文人雅士眷顾才子佳人戏的一个艺术载体。德-化-陶-瓷-总-站
在我们此次展示的《西厢记》青花碗中，一出才子佳人故事有序地开展：
唐贞元年间，洛阳书生张君瑞远赴长安赶考，途经河中府探望了好友白马将军，并游普救寺。正巧前朝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携女儿侍从等也路过此地暂住。于是莺莺、红娘与张生佛殿奇逢后，就演绎出张生与莺莺、红娘三人一里一外地待月西厢。
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英雄救美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通行的章节，待月西厢之人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叛将孙飞虎的出现为张生救美创造了条件。孙将军为传说中的莺莺美貌所惑带兵抢亲，在崔夫人求救无门时，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不知张生是为了这纸婚约还是真的见义勇为，总之，是他请来了白马将军，战斗场面在这只口阔20cm的青花大碗中也有表现。
神话故事也是民间对美好事物遍布人间的寄托。八仙、麻姑、《封神榜》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麻姑做为道教女仙，“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关于麻姑的传说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麻姑原是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后世不同艺术载体都将麻姑献寿当做吉祥的作品献给尊长。
清道光年间的四只粉彩麻姑献寿碗，直径都只有8.5cm，是一口“小平珍玩”款。杯形玲珑小巧，方寸间以粉彩描摹麻姑献寿，人物纤毫毕现，印证了“道光所绘人物亦有极精者”的记载。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人物也是瓷器的绘画题材。清康熙年间五彩三国人物故事图筒瓶以24.2万的价格在北京保利春拍中成交。瓶身成直筒形、撇口，五彩绘刀马人物，为执双股剑之刘备於虎牢关大战执方天画戟的吕布。康熙“刀马人”画片为清代之冠，列阵厮杀、“奇伟可喜”。此瓶有趣之处在於所绘观战者为几个小童，有二童则对战争场面熟视无睹，仍然蹴鞠为戏。这也显出康熙晚期的太平盛世，战争已成回忆，对儿童而言，“刀马人”不过是一出戏曲罢了。
诗仙李白一生洒脱，民间文学对他的记载总是和不羁有关。清康熙年间出品的这尊青花李太白故事花觚造型秀美，青花发色浓艳有层次。尊上部绘“李太白醉草吓蛮书”故事。腹部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康熙朝政宽松，无文字狱。明代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等均能以明的遗民自居。因此，这一时期出品的诗仙花觚有可能为时代之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