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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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碗砾与陶片遍布河岸与山边，拨开浓密的草丛，隐约可见一个个黑咕隆咚的洞口。那些古瓷窑遗址，是否在静静述说往昔的荣耀与遥远年代的秘密？
朱德三是较早发现古窑秘密的人。1952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小学教师朱德三在北流河上游岭垌田间劳作，突然“嘡”的一声轻微脆响，挖到一只小瓦缸类的东西。再挖，似见模糊的字迹。祖辈都是陶瓷工匠的朱德三敏感地提醒自己，这东西是宝物！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拣起来——那是一只瓷器印花碗模，草抹水洗后，竟露出“绍兴二年壬戌岁梁二郎号记”清晰圆润的字样。他一阵狂喜，赶回家翻书查阅，得知“绍兴”是宋代的年号，“绍兴二年”是公元1132年。那么，这碗模已是近千年的古董了。然而，在对文物并不崇尚的年代，发现碗模的朱老师惟有用木箱子珍存宝藏。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一个略显疲惫的青年从北流河下游的藤县溯江而上，直抵上游的北流平政岭垌村。这青年是自治区博物馆考古人员韦仁义。他被岭垌漫山遍野的碗砾与陶片吸引，黄昏时邂逅一位老人，闲聊间，老人说：年前去世的朱老师家有一只古碗模，说是宝物，可谁相信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韦仁义找到朱老师的后人，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被验证了——岭垌，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村庄，竟是宋代南方一个重要陶瓷生产基地。不久，自治区博物馆几位考古专家在地、县两级文物管理人员的陪同下，对岭垌古瓷窑进行考察，发现了有“宣和三年”、“绍兴十年”、“乾道六年”、“淳熙四年”等年款的瓷器印花模，还有碗、盆、杯、碟等数百件瓷器。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中午。岭垌村民林宝在一座古瓷窑旁发现一只有“开禧丁卯腊月陵水何绍先掘工”字样的瓷器印模。1995年6月，一个夏风吹拂的傍晚，岭垌小学学生窦东元在岭垌圩头河岸拾到一只有“南宋嘉定元年李五郎制”字样的精美雕花纹碗模。据说与其相同类型的碗模全国也仅出土数只，这引起了陶瓷考古界的重视。不久，区内外数十名考古界的权威专家在岭垌进行长达三个月的考古挖掘，挖出了数千件宋至民国各个时期生产的陶瓷器和数件弥足珍贵的陶瓷模具。中科院文物院的李德金教授认为，岭垌古窑挖掘出大量影青瓷器，生产时间大多在南宋中后期，为广西之最，全国罕见。《广西出土的陶瓷器》一书这样介绍：北流河流域宋代生产的影青瓷与景德镇的影青瓷媲美，有青出于蓝之誉，可以说北流河流域的瓷窑群是“中国瓷都”景德镇的陪都。
曾经富甲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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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北流河流域，是中原通往交趾（今越南）的必经之地，秦汉起便接纳了来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先进文化，并因陶瓷业的崛起，成为富庶之区。陶瓷业的繁荣，带动了航运和贸易业的鼎盛，北流河沿岸便成为桂东南陶瓷的生命线。沿岸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河水丰盈。沿岸的州县，靠它打破偏处一隅的局面；靠它上溯粤西高州、化州等名邑之境，源源不断运来制瓷原料、燃料。盛产的陶瓷，又源源不断运抵梧州、广州，并“施及外洋”。北流河两岸五百里，呈现一派“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时时遮江来”的繁盛景象，舟楫穿梭，千帆竞放，陶瓷业自南宋兴盛一直延伸至清代乃至民国初年。
宋代北流河流域制瓷业的盛况，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从考古发现的陶瓷残片可知，当时容县城关窑可烧制体积硕大的瓷腰鼓，瓷化程度非常高。
据韦仁义考证，北宋末至南宋初，北流河流域迅速成为南方重要产瓷区，瓷窑烧制的产品，远远超过了当地的需要。《宋史》卷九十记载：广南西路“户四十八万八千六百五十五，口一百三十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二”，年产瓷器数量约400万件，最多的年份达800万件，按照当地人口实际购买力，无法容纳这么多的瓷器，因而带来商业价值的瓷器大量向外销售。当时销售的路线有四条：一是经鬼门关入南流江达合浦渡北部湾到交趾、东南亚等地。二是下浔州，逆西江而上入桂西腹地往云贵。三是肩挑牛驮至广东高州、化州到梅录及电白出海。四是沿江顺流而下抵广州远及海外。这是北流河流域瓷器最大的销售线路，充分发挥了舟楫之便，获利甚丰。
盛极而衰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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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兵的金戈铁骑踏平了苟延残喘的南宋朝廷，也碾碎了岭南最后的陶瓷命脉。元初，泉州一跃而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和世界上最大的商港，而广州对外贸易的衰落，也给以其为口岸、以生产外销瓷器为主的北流河流域各瓷窑致命的打击，纷纷停产。特别是产量较大的中和窑和岭垌窑，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北流河流域制瓷业迅速衰落。元朝统治者还把手工业控于“官办”之下，全国所有产瓷区中，仅在景德镇设一个“浮梁瓷局”，并将各地技术较好的工匠集中起来从事奴隶式的劳动，且税负繁重，这就迫使南宋时期遍布全国各地一片兴旺景象的民间瓷窑濒临破产，北流河流域的影青瓷也逐渐衰落，少量产品相当粗糙，到了明初便销声匿迹了。
明末，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北流河流域制瓷业缓慢复苏。至清代中叶又迎来一个高峰期，并生产出轻巧俊秀、幽雅精致、线条柔和圆润的青花瓷，有些产品造型、装饰技巧和风格几乎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如今，那些宋瓷依旧默默躺在展厅里，悄无声息。而在我们的目光中，涛声依旧的北流河仍会掠过舟楫穿梭的帆影，一页页泛黄的史书承载着往昔光荣的履历。
精选阅读
古瓷香炉
《辞海》云：“熏炉，古时用来熏香和取暖的炉子；香炉，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由此可见，熏炉与香炉二者功用是有所不同的。
宋代之前，多用熏炉，到了宋代，香炉制品出现了一个高峰。由于北宋统治者尚礼学，博雅好古，使上流社会出现一种崇尚淳朴、自然、含蓄的审美观，香炉亦成为一种“神人合一”的时尚文化登上了文人士大夫的几案，并出现在帝王的内廷。瓷质香炉被上流社会当作高雅的把玩之物，置炉、晶炉、玩炉，成为当时“烹茶、焚香、挂画、插花”所谓文人四艺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上宋代“五大名窑”瓷业之盛，也使得这一时期的香炉成为空前绝后的艺术珍品。
降至元、明、清，香炉由上流社会赏玩为主转向用于祈神供祖为主，观赏功能逐渐降为从属地位，从而也使香炉走入了寻常百姓之家。在色彩上，由单色釉变为以青花为主流装饰。由于香炉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历史文化内涵，又成为占瓷收藏家青睐之物。
古瓷香炉器型丰富，但总体上看不外乎鬲式、鱼耳、鼓钉、莲瓣、三足、五足、筒式炉等。现结合笔者藏品作些介绍。
托炉
流行于南朝的一种炉式。炉口外敞，平底，蹄形三足，立于敞口直壁平底浅盘中。这种炉式是托盘熏炉向三足炉过渡的一种形式。这类青瓷炉是六朝一种专供祭祀的供器，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宗教的虔诚。
鼎式炉
清初出现了一种祠庙成套使用的“鼎”字形青花香炉，炉体为三节组成，上部为长方宽沿盆形，中腹呈四方形，下部为腹足，四足外撇，造型雄浑敦厚，青花纹饰流畅。
钵式炉
因炉体似钵而得名。明末清初广为流行。唇沿外侈，圆腹，圈足，有青花、五彩、冬青釉、洒蓝釉、霁蓝釉等装饰品种。
筒式炉
又称三足尊式炉，因炉身作筒状而得名。宋代烧造筒式炉的瓷窑有汝窑、官窑、龙泉等窑。宋代筒式炉口、底直径几乎相等，三足落地，筒腹以数道弦纹为饰。北宋官窑烧制一种筒式炉，口、底向内微敛，腹底贴有三足。元代开始，筒腹下部逐渐收小，器底凹，三足逐步上移，少数几乎与底平，但仍然起支撑作用。明代宣德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烧制的器形比较规范，器身如筒，口沿微向外凸，与器身凸起的弦纹相呼应。而民窑所烧制的器形开始变化，腹部呈鼓式，高矮不‘。弘治时期，部分制品唇口向外侈，有些烧制不太考究的器皿，炉底中心下凸，成为支撑面，三足仅为一种装饰。
神奇的古瓷修复技艺
中国古陶瓷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璀灿明珠。沧海桑田，逝者如斯川。完好无损保存至今者甚少。大部分古瓷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修复古陶瓷是一项传统技艺，当古陶瓷成为香饽饽时，古陶瓷修复技艺就应运而生了。我们说的修复一般指的是商业交流修复,顾名思义，就是把破损残缺的古陶瓷修复的完好如初,恢复其原始完整风貌，起到商业交流的作用。在博物馆里，人们凝视的绝世名瓷，曾经是粉身碎骨、残缺不全，如今却精美绝伦，不免让人们以为是天方夜谈。
对高古器的修复，常用的方法是将残缺处，用玻璃胶调和用出土器碾制成的粉末加水彩颜料，填充在破损处，使之平整如初，过几天，再粘上黄泥土，出土物修复就完成了。我朋友闽建阳古街的陈良先生，修复本领甚是了得，他的修复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古瓷修复专家。有的损坏的器物经他的巧手魔术般的修复后，我常误以为是完器；他的工作室有12平方米，但他的工具并不多，其桌上摆放着几瓶化学制剂、数把刀具和喷笔、超声波清洗机、小鼓风机、水彩颜料、打磨机、加热器、锉刀等。桌旁有一台“长风”牌空压机。他告诉我，虽然粗看修复工具很简单，但其中的学问颇深。如一条冲口，其修复的技术难度却较高，要分清洗、加固、做色、喷绘、上釉等数个步骤，所以一般修复一件器物通常需要一至两个月。曾有一汉陶大罐，口磕好几处，修复后，我竟然发现不了经他补过的地方。他说古瓷的修复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是将原物拍摄写真，存档用。接下来是清洗工作。把器物放入超声波清洗器内，在清水中加适量化学试剂丙酮微加热处理，把污绩、粘合剂去除。开机2至3小时后污绩粘合剂自然脱落。在清洗过程中，应看看清洗机内的沉积物中，是否留有古瓷残片，若有应清洗后确认与该器吻合，再将残片重新利用，尽量做到原汁原味，还其庐山真面目；要先将冲口内的黑色洗掉若无超声波清洗机，用含氯消毒剂滴在冲口上，一边用电吹风对准冲口，加快药水挥发。陈良说，一般这样的程序要重复进行多次，才能彻底将线内黑绩洗出，再用清水漂净，有时因黑色比较难洗，仅清洗这一个步骤就要花好几天时间。第二步是进行修复。一般采用的是无色透明选择用502胶或双份组环氧树脂将古瓷残片粘接复原，残缺处用瓷粉加合成材料（聚酯）制成瓷器腻子将底做平，进行补缺。第三步是待古瓷拼装完整后，再做底色化妆及画青花等彩色和上釉。釉是一种新型仿釉涂料，如聚酯等。上完釉后器物表面光亮，硬度高，装饰性强。有时口沿的青花直线，它中间深、二边淡，有如国画的墨韵，若隐若现，虚中有实。他说在处理口沿时，应选择手工描与机械喷的工艺相结合，才能做到天衣无缝。最后是用地板蜡罩光。经修复后的古瓷，光彩如初，重现原貌。
民国瓷，华夏古陶瓷的“拐点”
民国粉彩花鸟纹座镜
民国粉彩婴戏纹盖
民国粉彩松竹梅纹赏瓶。
民国珊瑚红描金塘缸
民国粉彩花卉纹橄榄瓶。
民国云居轩粉彩山水笔筒
在烽火连天、饿殍满地的38年岁月里，正如民国时期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书法、学术、教育等领域仍然取得辉煌成就一样，民国瓷器尤其是艺术瓷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数千年陶瓷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艺术个性的释放和发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社会风气民主化、平民化、人本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上流社会的各种特殊需求等，民国瓷器在品种的创新和开发方面、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方面，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
民国“御瓷”，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质量，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
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4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6000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600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政府，这里面就有那600余件“洪宪瓷”。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此款瓷器多为大瓶。“双照楼制”款瓷器为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的专用品，署此款的瓷器甚为罕见，传世有白釉碗。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在餐厅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定制的一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
与蒋介石有关的特制瓷器，包括蒋介石用瓷、祝寿瓷和国府礼宾瓷，数量不在少数。在庐山一座博物馆的展品中，就有蒋介石用过的“蒋”字瓷盘。194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以他们的名义将特意定制的高级成套瓷器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公主，作为祝贺她结婚的礼品。
民国“御瓷”的制作尽管是出于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个人爱好或特殊需要，但在客观上也对民国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袁世凯令人为英国国王乔治刻制瓷像，蒋介石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瓷器，作为高贵的国礼，都在世界上对民国瓷器作品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珠山八友”,引领民国瓷行情
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引领民国瓷器行情，其价格成倍增长，已经成为一些重要拍卖会瓷器专场的重头戏。
民国艺术瓷代表着民国瓷的最高水平，也是民国瓷在中国几千年陶瓷史上得占一席重要之地的最重要的筹码。这不得不归功于以“珠山八友”为主要代表的景德镇艺术大师们。“珠山八友”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流派，开辟了陶瓷装饰与陶瓷绘画相结合的新天地，将粉彩绘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珠山，是一座小山丘，现处于景德镇老市区的中心，原为“立马山”，因四周山势蜿蜒，有“五龙抢珠”之说，所以又被人们称为“珠山”，也被人们当做景德镇的别称。又因珠山是昔日龙珠阁和明清御窑厂所在地，所以制瓷名家在绘瓷后落款时常常不用“景德镇”而用“珠山”。
清末民初，御窑厂倒闭之后，一批知名瓷画艺人转入民间，新粉彩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其先驱是汪晓棠和潘匋宇，继之而起的是以王琦为首的“月圆会”，因每月十五聚会而得名，人称“珠山八友”。当时“珠山八友”中的人物画家王大凡曾绘有《“珠山八友”雅集图》。“珠山八友”并非都是江西人，却云集景德镇，定时探讨瓷绘艺术。他们多以八人合作的形式，画八块长条瓷板组合成一套画屏销售，人见人爱，销路极畅。
关于“珠山八友”的具体成员，据“珠山八友”中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回忆，当年参加月圆会经常一起论画的艺人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八人；而“珠山八友”的另一位成员王大凡则回忆为王琦、王大凡、毕伯涛、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邓碧珊、何许人八人，而无徐仲南、田鹤仙。
实际上，“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一样，是指一个画家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扬州八怪”的风格，戮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成就斐然。“珠山八友”生前就名扬海内外，特别是在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瓷艺作品备受推崇，价格不菲。
作为当时绘瓷领域的顶尖人物，“珠山八友”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各领风骚。如王琦擅写意人物，邓碧珊工鱼藻，徐仲南精松竹，田鹤仙专梅，王大凡专人物，汪野亭尤工于青绿山水，程意亭擅山水花鸟，刘雨岑草虫尤为一绝。即使同画一种题材，他们也能发挥各自的文化修养、运用各自的艺术技巧，绘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民国瓷，要藏就藏细粉彩
民国瓷收藏红火是大势所趋，目前机遇很多，应主要投资收藏民国时期细路瓷器，特别是细路粉彩瓷器，即藏家俗称的“细粉彩”。
行里人通常把瓷器分为细路瓷和粗路瓷两大类。细路瓷的胎质坚致、洁白、细腻、莹润，虽是手拉坯，却很少见旋痕。器物造型生动、秀美、端庄、大方，底足边线整齐。在绘画装饰上，其图案构思严谨，笔法细致，设色和谐，风格优雅。
据统计，最近5年，民国瓷器的价格上涨了10倍。由于民国“细粉彩”身价陡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制假者大量仿制民国精品。这些出现于市场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彩、釉色无一不肖，收藏者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专家普遍认为，购藏民国细粉彩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一个是器物的完整精美程度。就器物而言，首推瓷板画，最好是四块以上的套屏；插屏、挂屏上用于观赏的瓷板，其价值远远强于一般日常家具上的瓷板。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细致的比粗率的价值高。
在明清官窑瓷器长期占据瓷器收藏市场优势之后，近年，民国瓷器出现了行情看涨的势头。特别是民国的精品瓷器，颇受收藏者青睐。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拍卖行和古玩市场里，“不要小看民国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更是收藏者追捧的热点。
散落在欧洲的德化古瓷
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商人和传教士的络绎东进，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漆器等也被传到欧洲。一时间，在欧洲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使用中国物品、仿制中国式样的时尚。当时中国的瓷器除了江西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瓷器以它洁白的瓷胎和釉色、适应西方用途的品种和具有东方艺术风格的观音瓷塑像而闻名于欧洲。欧洲人由于德化瓷器所特有的洁白如玉的釉色，而称它为“中国白”。
目前已发现的德化外销瓷开始于宋代。当时福建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很发达，陶瓷大量运销海外。元代统一中国后，幅原辽阔，海陆畅通，国外贸易盛极一时，陶瓷运销范围也有所扩大。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泉州盛赞德化的瓷器：“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购价甚贱”。并于1292年归国时，从福建带回中国的白色瓷器及彩色小瓷瓶等，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难怪有人把德化外销的瓷器，称为马可·波罗瓷器。明代，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瓷器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畅销商品，特别是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以后，陶瓷销售数量远远超出宋元时期，当时德化烧制的富有特色的“建白瓷”(或称“乳白瓷”、“象牙白”)曾传人欧洲，法国人高度评价其为“中国白”，誉为“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清代康、雍、乾是我国瓷业的鼎盛时期，德化外销瓷仍有发展。牛津大学1924年出版的《远东陶瓷概述》曾谈到当时厦门的欧洲商人，特别是法国人把德化瓷介绍到欧洲，使欧洲熟悉德化瓷器并仿制德化瓷器。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窑藏器。“在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其中包括何朝宗早期的作品，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英国博物馆珍藏的德化窑瓷最早是1511年(明代正德十年)。丹麦国家博物馆有一件德化瓷，它是1690年的王室贵族财产”(见《中国白一德化瓷器》1982年第2期“福建工艺美术”)。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特别是德化民间瓷塑艺术家，他的瓷雕有“东方艺术的精品”之称。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对欧洲陶瓷生产也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就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厨房所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于是，德化窑工便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例如“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英国的伦敦本部切尔西工厂都纷纷仿制，德国迈森还模仿德化的弥勒佛；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 4寸的观音”(引自《中国白一德化瓷器》一书)。由此可见，明代德化瓷器传人欧洲，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底下的德化陶瓷古瓷
历时55天的2007西沙水下考古项目第一阶段工作于5月8日圆满结束，有“水下兵马俑”之称的“南海一号”也将于7月份出水。目前，已分别从西沙群岛的“华光礁1号”及广东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上出水了大量的德化陶瓷。另外，在西沙水下考古新发掘的玉琢礁等10处沉船遗址中也相继发现德化古陶瓷。
相隔数百年，德化古瓷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大量德化瓷器浮出水面
近日，在德化陶瓷博物馆，十几件从西沙“华光礁1号”古沉船回归故里的瓷器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久远的往事。
同时，该馆也珍藏有造型式样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沉船上出水的完全相同的陶瓷，主要出土自该县三班春岭窑及盖德碗坪仑窑。与那些从当地的古窑址出土的同一种产品比较，这些在海里沉睡了800多年的瓷器，因久经海水的浸泡而更显得光彩照人。
德化古陶瓷专家、泉州博物馆副馆长陈建中介绍，2001年水下考古队曾从“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
据全程参与了“华光礁1号”抢救性挖掘及长期关注“南海一号”打捞的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兴介绍，由于“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两处沉船时代差不多，都处在南宋时期，所以出水的文物有一些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相关的资料。
据悉，这些出水的陶瓷，按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和粉盒。已出水的瓷器中，其中有一个器物，碗心有龟、仙鹤、仙人图案及祥云的纹样围成圈，整个画面表达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愿望，长寿、吉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改变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从沉船上的陶瓷数量之多，可推断当时的福建已是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折射出当时德化瓷器在海外的风靡程度，更可证明德化外销陶瓷的繁盛。
采访中，德化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烔鑫告诉笔者，这些瓷器主要产自南宋时德化的三班、盖德，出口到印度、波斯和埃及等。当时，德化的瓷器主要由人工挑至永春，接着从水路运到泉州，再从泉州港走向东南亚、欧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小部分是从福州、莆田出口。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德化陶瓷的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
据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见宋《诸蕃志》）。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
据曾到印尼考察过的陈建中介绍，德化“喇叭口”大瓷碗的输入，结束了印尼人吃“手抓饭”的历史，当然“手抓饭”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但是这种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对东南亚饮食习惯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尼国家博物馆，陈建中就见到了许多产自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推动世界瓷坛发展
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
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在荷兰人贩运的瓷器中，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大一部分。
德化瓷器进入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帝王、宫廷和贵族所搜集、收藏的艺术品。在欧美各国著名博物馆都有大量德化瓷器。如美国的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藏明、清历代的德化瓷器150多件，丹麦国家博物馆有26件，英国剑桥、牛津等博物馆有300多件。
明代德化窑的瓷塑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象牙白”瓷塑，被称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德化瓷器传到欧洲，也影响了欧洲陶瓷生产。当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新奇而珍贵的用具，而中国却是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欧洲商人由此想到用德化的瓷器模仿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式样，德化窑工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皿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由德化窑烧制而流行于英、法、荷兰等国。当时欧洲不少皇家瓷器工厂也纷纷模仿德化瓷器。法国的圣科得和查得密瓷器工厂、德国的迈森工厂等都纷纷仿制，著名工艺家柏特格也用红色黏土复制了高14寸的观音。
由此可见，德化瓷器大量出口，对国外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瓷器是中世纪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在隋唐以前，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即丝之国，中国人为丝国人。至宋代以来，瓷器输出量逐渐超越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当时欧洲人称瓷器为china，以至于把中国也改称为China。
八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器出口贸易飞速发展。除了向日本、高丽输出外，更形成一条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经越南东海岸、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岛屿，穿马六甲海峡，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有的再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非洲东岸。大量的中国陶瓷器就是这样用木帆船运送到东南亚和遥远的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往往把历史上这条联结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中世纪中国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因而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又把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陶瓷之路”。
丝绸穿过了，茶叶喝过了，只有德化的陶瓷留了下来。从目前这些在南宋沉船上发现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看出德化瓷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方程说：“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大量德化窑瓷频频出现在这些沉船上绝非偶然。虽然一处在远海、一处在近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二颗明珠，“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更是牵动了泉州考古界的神经。泉州考古界认为，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两处沉船的始发港都为泉州刺桐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工作的不断拓展，水下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显得日益重要，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内容也将成为邻近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的课题。其中“华光礁1号”及“南海一号”便是最重要的佐证。
这仅仅是开始，众多的答案都还在海底。
鉴识古瓷的四个要素
元代龙泉窑青瓷葫芦形执壶杭州历史博物馆藏
随着收藏市场的日益升温，通过收藏渠道来参与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和其它的市场投资一样，在艺术品的投资上同样是存在着风险的。只有收藏到真品，才能够升值。不少人常常通过拍卖会的渠道去购买收藏品，但当前国内的拍卖还不十分规范，拍卖品的真品率也问题不少。据报道，广东有一次陶瓷拍卖，真品率仅百分之一。现在好多人都看好国外回流藏品，可是，在回流藏品中同样存在着真赝混杂的状况。有一位藏家花了百万巨资从英国买回一批瓷器，后经专家鉴定，全部是赝品。因此，为了躲避风险，在投资艺术品时，自己能懂得识别真假就显得十分重要。
这里，说一下怎样去识别真正的古瓷器。
我国的瓷器生产，如果从商周时代算起，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综观历朝以来瓷器生产，都是在发展之中又有着各个朝代不同的时代特色。因此，了解各朝瓷器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过程，了解各朝瓷器生产的不同时代特点，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去鉴识历朝历代的真品瓷器。
一般说来，瓷器的形制、纹饰、款识等，后人都是可以仿制的。因此，拿到一件瓷器，鉴别真伪的首要因素并不是这些。当然，这些条件，在断代上是必须要考虑的。比如，历代各朝在瓷器上绘龙的图纹都是各有特点的。以清代为例，顺治朝的龙俗称鸡爪龙，龙爪画得犹如鸡爪；康熙朝多见弓字龙、夔纹龙；雍正朝的龙头常画得犹如鳄鱼，此外多见螭龙纹；到乾隆朝，龙头画得像长须老头一样；嘉道以后，多见带鱼龙，龙身很长，像一条在游动的带鱼，弓起像虾弓；光绪多见点睛龙，龙眼之处像是刚点上去一般，特别有神。知道了这些画龙特点后凡见有龙图案的清代器，你就可以结合其它特征，准确断代了。但在确定真伪之前，这些因素也只能是一些参考因素。
我以为，要确定一件瓷器的真伪，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以下四个要素，那就是：一要看胎质；二要看施釉；三要看彩料；四要看有没有真正的老旧之气。
首先，中国瓷器的胎质构成，可以说每个朝代都是不一样的。唐代以前，是属于瓷器的初创时期，器物的胎质构成比较粗疏。像唐三彩的胎质就是半瓷半陶的，比较粗松。如果你见到的“唐三彩”胎质制造非常精细坚致，那么，这个东西肯定就是不对的。再如，宋元时代吉州窑黑釉盏的胎质也是比较粗松的。而且，当时工人在制作拉坯工艺时做得快速利落，每个碗底部只用竹刀迅速地刮一遍就算了，所以，留下的修刀旋痕非常明显，很粗糙。如果你碰到的吉州窑碗修胎讲究、工细，胎质又是很坚硬、精细，那么，不必看其它方面，这个碗必定是后仿品无疑。现在，元青花的瓷品很受藏家关注。识别元青花，除了看其施釉较厚，釉面有堆脂感；彩料使用“苏麻离青”，色泽浓翠，有铁斑等等的特点外，在胎质上也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般元青花瓷胎体都较为厚重，大器烧成后底部常有开裂。胎质细白坚致，胎釉结合处常有淡红色火石红形成，这种火石红，在器身的白釉较薄之处也会泛出一种肉红色来。如果“元青花”器釉面干枯，胎质粗松，又没有火石红，釉薄处也看不到肉红色泛出，那么，藏家就一定要小心对待。此外，像康熙瓷的胎质是精细白晰又坚致，但制瓷风格较为粗犷，器底都留有旋痕。因是人工淘胎，再精细也存有杂质，因此，器底釉面上都有点点黑疵。如果你碰到的东西写的是康熙款，但器底光洁，没有旋痕和黑疵的话，十有八九是后仿品。
第二个是看釉面。瓷器的施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着。北宋之前，所用的釉是石灰釉。这种釉与胎面的粘着力不强，因此，施釉较薄，有流淌，还易剥落，这也是鉴识的一个要点。像鉴识唐代的彩釉器，一是看釉色有否流淌，看色与色之间是否有因为流淌而产生的交融，二是要注意晚唐以前的彩釉器常会出现的釉面的剥落和开裂，此外，唐瓷一般在放大镜下均可看到细小的开片，而这种开片又不可太明显，如在一米开外就可见到，那么，这就是个仿品。南宋以后，改施石灰碱釉。这种釉粘着力强，可以施得很厚。所以南宋以后的瓷器，如哥窑、南宋官窑、南宋龙泉窑等的器物釉色就显得肥厚滋润，放大镜下还可见到未熔的石英颗粒。另外，从釉面看，从中表现出来的很多特征都有利于鉴别。像宣德、雍正等朝的瓷面都可见桔皮纹，乾隆单色釉器胎釉结合处的釉面可见细小的锯齿痕，万历、康熙青花的釉面常可见指捺水印纹，晚清几朝瓷器的底面釉上均可见高低不平的状况，俗称“波浪釉”，等等，这些都是通过观察釉面所提供的鉴识依据。
第三是看彩料。不同的时代，所用的彩料都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古代瓷器所用的都是矿物料，而现代仿品则常用化工料来替代，因此，凡见用化工料的，就可以在鉴识时加以剔除。而矿物料在各个时期也都是不一样的。就拿绘青花所用的青钴料来说吧，明清各朝就是各有所用的。洪武朝时，有进口、国产两种青料，进口料呈色鲜艳，国产料呈色灰暗；永乐、宣德两朝官窑器多用进口“苏麻离青”料，发色浓艳，青花上有“铁锈斑”；成化到正德前期用平等青料，发色淡雅秀气；嘉靖到万历前期官窑器多用进口回青料，发色艳美，蓝中带紫；万历后期至崇祯用石子青或浙料，除个别发色鲜艳外，一般都清淡无华；在清代，顺治早期多用石子青，后期多用浙料；康熙早期延续顺治，青花色泽灰暗，偶有清淡。中期多用浙料和云南出的珠明料，呈色翠蓝，层次分明，晚期呈色偏淡；雍正、乾隆时，色泽不如康熙，层次也减少；晚清各朝均有所退步。根据使用青料的不同情况，就大致可以判断器物所属的年代。其它的彩料也然，不管是五彩或粉彩，不同的朝代所用的彩料都是有所区别的，熟悉了这些，也就可以帮助来识别和判断。从彩料的外在表现也可以用以区别五彩、粉彩和珐瑯彩。五彩器除绿彩有玻璃彩外，其余均一抹色平涂，表面相对显得粗糙；粉彩用渲染法画，立体感强，有粉质感，表面较平滑，但无玻璃质感。粉彩不能做到全粉彩化，其中的矾红必定是五彩。因为烧造温度高了，矾红要流淌，因此，若发现矾红粉化或玻化，则必定是民国以后的现代工艺；珐瑯彩也用渲染法画，立体感强。有油质感，玻璃质感，没有粉质感。因为不用氧化铅工艺，因此，绝无蛤蜊光出现。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器物上看到真正的老气。传世品上应有使用和存放的痕迹，应有因岁月而留下的痕迹；出土器上应有土气侵入的痕迹。这些痕迹，表现在器物上，一个就是因为空气的氧化和长期存放在空间而形成的包浆。有包浆的器物上面，就会有一层类似涂了薄油一样的温润的油光。年代越久，油光就越强。如果是青花器，那么，包浆下的青花，应是下沉的，犹如上面有一层水一样，俗称“水头”。新器的青花上是没有水头的。老的传世品一定会有一些使用过的痕迹，有揩拭痕、擦伤痕等等。这种痕迹没有规则，是在岁月的流逝中自然留下的，和现代新品用人工做出使用痕不同，人工做的有规律性，比较生硬，仔细观察，可以区别。如果器物入过土，也应有土侵和灰皮等被腐蚀的痕迹。新出土之物，闻之应有土香气味。现在也有人工用酸腐蚀等方法来做的，但不像真正的土侵和灰皮那样深入肌理和无规律可循，闻之则有异味。现在还有在烧造时通过用釉面涂锌来作旧。因为锌元素在高温下比较活跃，能促使釉面气泡爆裂，以此达到作旧目的。但涂锌作旧的器物，也可以识别：涂锌的器物，高温下气泡是一次性破裂，不像自然老化的，有时间因素加入，因而是有多有少，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另外，涂锌件因气泡大量破裂，造成釉面出现流动，放大镜下可见弯曲的水波纹。总之，凡是老的东西，必定有真正的老气留存；凡找不到一点老气的器物，必定是新物无疑。
上述四个因素在鉴识时要结合起来考察，考察时还要结合形制、纹饰和款识等一起来考虑，如发现有一点不对，即可全盘否定。
之所以强调在鉴识古瓷时，要从上述四大要素去入手，这是因为，这四点是现代作伪者较难仿出的。
期待再放光彩的山西古瓷
白地赭粉花双鱼纹盆
黑釉红绿彩玉壶春瓶
赭地黑彩诗文虎枕
近日，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北京中艺艺术基金会等主办的“晋善晋美·三晋窑火——中国古代山西陶瓷特展”在北京举行。据山西省文化厅厅长张瑞鹏介绍，这是首次在北京举办的山西古代陶瓷大展，希望通过该展能让世人了解山西古代陶瓷的辉煌艺术和科技成就，期待山西古代陶瓷能在中国工艺美术史和中国陶瓷史上得到全新的定位。
20多年文物搜集准备
展览现场，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到130余件(套)山西古代陶瓷精品，据悉，这些古瓷全部来自望野博物馆的收藏，贯穿宋、金、元、明、清数个朝代，涵盖了从北向南大同窑、怀仁窑、介休窑、霍州窑、长治窑等众多窑址。透过这些造型迥异、古朴质美的瓷器，观者可以感受到12世纪到19世纪山西窑业兴旺的历史风貌。据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介绍，这是第一场关于中国古代山西陶瓷的大型专题展览，首展于今年6月在深圳开幕，吸引逾3.2万名海内外各地的陶瓷学者和瓷器爱好者参观。
山西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文物资源丰富，陶瓷烧造历史悠久，历代窑址众多，何以今天人们才得见这山西古代陶瓷“第一展”？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在现场观展时表示，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把山西陶瓷置于“华北地区”陶瓷体系的概念之中，没有做过规模化、系统化的梳理，而以往从单件的作品中也无法明确山西陶瓷的风貌。
“磁州窑是我国宋、金、元、明时期华北地区极其重要的有地域特色的民间瓷窑之一，长期以来，山西陶瓷都同河南陶瓷一起被笼统地列入磁州窑系。”20多年前，阎焰到山西去做文物调查和收集工作，他发现山西陶瓷有其明确的地域性和特异风格，但却一直不为世人所关注，从那时开始，他就注意收集此类有明显地域风貌的陶瓷。3年前，他在山西晋中和文物界朋友偶聚，谈起山西古代陶瓷应该自成体系的话题，大家提议，由他来策划一场山西陶瓷的特展。
当时，不少海内外研究磁州窑系的专家肯定了办此特展“有创意、有意义”，但同时也觉得“难度太大”。2011年冬，阎焰参访冲绳“琉球古窑”时，路过日本大阪，和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学艺课长小林仁交流展览思路，小林仁认为，办山西陶瓷特展是对古代陶瓷研究的一次创建，但是材料收集太困难了——一方面是要做细致的材料比对和文献分析，而长久以来，学界始终在磁州窑系大框架中徘徊，尚未有人对山西陶瓷进行过系统的筛分研究；另一方面是实物太少，即使是山西省内馆院对本地古代陶瓷的收藏也并不多。
而让阎焰底气十足的是，经过多年的文物收集，望野博物馆馆藏的山西古代陶瓷数量已有数百件之多，在对山西古代陶瓷材料的占有和对实物的掌握方面，走在同行前列。展览开始酝酿后，他还专程拜访了宿白、耿宝昌、水既生3位中国古陶瓷权威，和他们细致研究探讨了展览思路和学术判断，获得他们的支持。“万事皆怕有心人，我们一直注重文物材料的收集，却在无意识中为展览作了最深层的准备。”阎焰总结说。
蒙尘明珠展现率性之美
由于山西古瓷长期未被细致分离、单独研究，所以目前首要的就是对山西古瓷进行辨析、厘清，用阎焰的话来说，“三晋窑火光芒夺目耀眼，不应为世人遗忘，使明珠蒙尘”。而从此次山西古瓷的集中展示中，陶瓷研究者和细心观众也能够看出山西陶瓷的特点。
“比如展品中有许多小口罐，它的上端有一个粗厚的梯形口，山西地势崎岖不平，有了厚实的梯形口，人们可以用绳子把陶瓷瓶罐系起来携带，盛放酒、醋等液体，陶瓷也不易因运送而受损。而河北河南地势平坦，方便车载运输，所以平原地区的陶瓷便没有这个特点。这正是古代工匠实用化处理的聪明之处，也是我们从功能上辨析山西陶瓷的特点。”阎焰告诉记者，从表象上看，普通观众可能一眼分不出山西陶瓷和其他地区陶瓷的区别，但实际上，山西陶瓷的造型、釉色、纹饰、工艺等均有其独到之处。如一件白地赭粉花双鱼纹盆，这种粉色工艺的使用多见于介休窑，是山西窑场独特的装饰技法，有很强的地方特色。
山西瓷器大量以煤烧制，不同于南方的以柴烧制，山西出土瓷器明显带有北方风貌，窑工技法精妙，如一件金代长治窑黑釉红绿彩玉壶春瓶，圆腹长颈，通体黑釉，釉面施白色化妆土粉，在白粉表面勾绘红绿彩，这种技法于12世纪时在北方窑场出现，是当时窑场工匠的创新。
山西陶瓷还有可贵的率性之美。阎焰指着一个产自大同窑的黑褐釉贴草叶纹缸说，窑工们会在施釉时随手用花叶遮盖，在釉干之前，把花叶从陶瓷上再撕下来，这样，树叶纹理就会留在陶瓷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所以这些陶瓷也各不相同。一些窑工还把剪纸贴上去再撕掉，让剪纸之美与陶瓷之美相得益彰。”他很喜欢山西陶瓷中的老虎枕，其中一件赭地黑彩诗文虎枕，枕面还有两句诗：闲吟古调敲龙角，醉卧青山枕虎腰。“陶瓷虎枕是流行于金代的一种很有特色的生活用具。”阎焰说。
期待山西古瓷得到“全新定位”
在一次比对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乾隆御题瓷枕和山西陶瓷时，阎焰发现山西古瓷被“误会”已久。该瓷枕烧制于宋金之交，枕面饰珍珠地，乾隆非常喜爱，所以当年命造办处玉工把一首御题诗琢刻上去，“瓷中定州犹椎轮，丹青弗藉傅色纷……”由诗可知，乾隆认为这件瓷枕出自定窑。然而，经过阎焰和陶瓷专家细致地和窑址标本比对考证，确认这件瓷枕并不是定窑产品，其真正出处是山西介休窑，其珍珠地刻痕非常深，颜色也深，并非用定窑特色木制工具戳印出的，而是用一种金属管扎刻出来的，而这一工艺恰恰是介休窑特色。
“根据《宋会要辑稿》，当时中央政府一次在山西介休洪山窑场收税700多贯，在河北定州窑场收税800多贯；我们都知道定窑闻名天下，而从交税额来看，两地窑场几乎相持，以此可以推断，当时山西窑场的规模也很可观。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山西目前几乎已经没有窑场，但我相信山西古代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阎焰告诉记者，虽然山西古代陶瓷的存量究竟有多少如今无从考证，但随着学术界、收藏界对山西古瓷认知日渐清晰，会有越来越多的山西古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他也希望，山西古代陶瓷能够就此得到全新的定位，不再被混入河南、河北窑系。
龙泉古窑出新瓷
“开窑了……” 17日11时，在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随着70多岁的老艺人金品一声号令，经过近15个小时持续不断的燃烧，又经过近一天冷却，百年青瓷龙窑——“金品窑”窑门终于打开，500多件青瓷作品新鲜出窑。
“太美了，今天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雪拉同’。”捧着一对温热的牡丹瓶，来自加拿大的Linda Doherty欣喜不已。眼前的牡丹瓶温润如玉，闪烁着翡翠般通透的光泽。在现场，16个国家的40多位国际陶艺大师以及千名观众陶醉在青瓷独特的魅力中。
77岁的老艺人张照辉指着依坡而建、长达50多米长的陶瓷窑说：“龙窑烧制技术是千年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其中最神秘也最吸引人的当属窑变作品，其变幻莫测的色彩是当下流行的煤气窑所无法再现的。”
龙泉市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功入选“人类非遗”为契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护这百年文脉，使之弘扬光大。
“想不到会如此成功，实在让人兴奋。”老艺人丁绍杰师傅对记者说，这一窑的成品率达到80%左右，这在龙窑制瓷中算是十分高的。
“古窑的复燃给了我们这些青瓷艺人更大的信心。延续传统文化，出彩创新。”龙泉青瓷协会会长徐定昌说，“借助世博会效应，有着厚重历史底蕴的青瓷产业再放光芒，现在产品订单从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地‘飞’来。”
“古窑点燃的不仅是百年烧瓷传统技艺，还点燃了龙泉青瓷产业的盛世时代。”龙泉市委书记赵建林说，重燃龙窑窑火，只是壮大青瓷文化产业的举措之一。近年来，龙泉大到青瓷产业的发展规划，小到窑炉改进、瓷器外形设计和刻画技术的提升，为壮大青瓷文化产业作出了许多努力和有益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