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宝地黑矾沟
“黑矾沟，出黑矾，还有著名的花大盘。火罐钵钵油灯盏，花碗、盘碟、浆米罐、酒盅、瓷砖、大磨盘……”。建国初期，清水河县一位著名的艺人牛培绪先生的这段精彩的快板书道出了清水河县的黑矾沟是一个盛产陶瓷的地方。黑矾沟，坐落在黄河岸边，是一个山大沟深的小山村。不过，这里至今有保存尚好的宋、元、明、清古窑址群20多座，2008年的时候，这些古窑址被国务院“三普”办公室列为重大新发现之一。说起这黑矾沟的历史来，清水河县文化馆的馆长王增文是这样向记者介绍的，他说，别看这个小山村很偏僻，但是，这黑矾沟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而是一个盛产日用白瓷的地方，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以瓷业为生。黑矾沟的陶瓷生产规模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粗放型到精细实用型的转变过程，尤其是以张氏家族的业绩更为突出。历经十一代人的努力，黑矾沟的白瓷在上世纪末，代表清水河的建材产品大批量地进入了北京“亚运村”，并出口到日韩等国。不但如此，黑矾沟的优质粘土在全国那也是很有名气的。建国后，江西的景德镇，江苏的宜兴，湖北的黄冈，河北的邯郸等地的专家曾多次来到黑矾沟实地考察，对这里制造陶瓷的原料土是赞不绝口。
“黑矾沟古窑址群的发现，对研究宋、元、明、清时北方瓷系以及蒙、汉交界处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文化，民族风情等诸多方面将有深远的历史意义。”5月20日，站在黑矾沟南面山顶上的王增文指着脚下的古窑址这样对记者说。黑矾沟位于清水河县的西南部，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隔黄河相望。记者看到，这些古瓷窑群坐落在一条长约2500米的季节性河谷内，坐北面南依坡而建。在周围的一些村子里，许多村民的院子里堆放着各种各样的陶瓷缸，有的村民甚至把这些大缸并排连起来当作了院墙。在村民张三娃老人的窑洞里，记者看到各种各样的陶瓷日用品应有尽有，老人看到记者对这些盘碗十分感兴趣，便嘿嘿一笑说：“你要是不嫌沉，走的时候拿上两个，你们城里人看这些稀罕，咱们这村子里的人根本就不当回事。”说到这地方的陶瓷时，这位土生土长的老人显得有些兴奋。他说，20多年前的时候，这一带是很热闹的，加上流动的人口足有近万人，每天来拉运陶瓷的车辆一排一大溜。“那个时候可红火呢！人多干啥都能挣上钱，不像现在，见个生人（指外地人）都难。”而王增文介绍说，黑矾沟的古瓷窑址是我国北方“瓷州窑”系列的杰出代表，清水河陶瓷历史悠久，从近些年的考古工作中出土的一些文物推算，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之前，距今至少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在国内的影响力较大，而曾经的辉煌通过这些古窑址依稀可见。
说到清水河县的陶瓷，就一定要提到居住在这里的张姓人家，因为正是张家的一大批老艺人成就了清水河陶瓷的一段辉煌岁月。张家瓷艺在黑矾沟颇受推崇。从张发开始的后六代人仍孜孜不倦地追求，含辛茹苦地探索，为振兴内蒙古陶瓷和清水河制瓷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家的第八代陶瓷手艺传承人张志义和张四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后，就一直担任清水河陶瓷厂的多种职务直至退休。据王增文馆长说，就在去年，县里的文化部门在拍摄《张家瓷艺》的时候，年逾九旬的张志义老人还为他们亲手制作了黑矾沟远古时代所生产的陶瓷系列产品呢!
这里特别要提到已是古稀之年的张选老人，他从1956年开始一直在清水河陶瓷厂工作，先后担任工艺车间、新产品研制办主任和清水河建筑陶瓷厂厂长，是中国陶瓷协会内蒙古分会的理事。2007年，张老先生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十大陶瓷工艺美术家”的荣誉称号。张老先生心灵手巧，直到现在仍能熟练地操作手工瓷艺。他不但在制瓷技艺上有独到之处，而且在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上世纪70年代，当地很有名气的“黑矾沟道情”和晋剧剧团就是他一手培育出来的。
孤独而执着的守望者
初夏的青城公园里已是绿树成荫，在青城公园的西南角，有一排外观显得有些陈旧的平房，而就在这排平房的中间，有一间房的门前挂着一块牌子：“一方土”雕刻陶瓷美术工作室，56岁的李大龙就是这间工作室的主人。其实，与其说是“工作室”，倒不如说这是制作陶瓷和雕塑作品的仓库更为贴切，而李大龙在这里已经过了七八个年头了。当记者和他谈起清水河陶瓷的话题来，这位自称“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工作者一下子来了兴趣，马上打开了话匣子。从清水河陶瓷的历史发展，以及清水河陶瓷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落寞，李大龙谈得很是仔细，记者能够感受到他对清水河陶瓷的深厚感情。
李大龙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市人，16岁的时候开始师从已故内蒙古雕塑界名人文浩先生学习雕塑，之后跟随文浩先生多次去清水河县的窑沟乡实习。最初去的时候，留给李大龙的印象除了当地的荒凉外，更多的则是当地原始而又传统的制陶工艺，“都是手工拉坯，上半节是用泥条盘筑的，而一个工人一天只能做3个，模具用得非常少。”李大龙这样形容他最初见到的清水河陶艺制作过程。在此期间，李大龙认识了日后成为自己师傅的张选，在李大龙看来，后来清水河县陶瓷厂用的制陶机器和生产模具绝大多数是师傅张选制造的。“和其他人相比，我师傅的文化程度较高，这也是他能够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把陶瓷技艺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原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大龙这样评价自己的师傅张选。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大龙从见到张选师傅的那一天起，就被这项技艺深深吸引。一段时间里，李大龙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师傅做造型设计，还做过一些工艺品，他的记忆中这些工艺品曾漂洋过海出口到韩国和日本。在早年接触陶瓷的过程中，李大龙曾见证过清水河县陶瓷事业的红火。他说，清水河县的陶瓷窑都是各有特点，所生产的产品也是各具特色。最为辉煌的时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时除了四家大型的国有陶瓷厂外，还有近百家小瓷窑、小作坊。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受当时的大气候影响，陶瓷厂实行了转制，人心不稳，只顾眼前利益也就无暇顾及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新产品的开发，各项工艺自然也就跟不上市场的需要。甚至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不正当的生产竞争现象。而就在此时，南方一些陶瓷厂却顺应市场的需求，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产品一下子走红市场。就这样，辉煌了800多年的清水河陶瓷终于不得不面临生死的抉择。
而就在这个时候，在距离不远处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修建。由于万家寨水库的蓄水，导致当时赫赫有名的清水河县第二陶瓷厂厂区被淹没，尽管政府部门也采取了异地搬迁的措施，但大量以此为生的产业工人不得不转行，陶瓷厂也悲壮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清水河的制瓷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技术失传的尴尬境地。而近年来，随着地下水位逐步下降，黑矾沟村仅有的四眼泉水井也相继枯竭，村民的生活条件受到极大地制约，不少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远走他乡。记者在实地采访中看到，黑矾沟附近的不少瓷窑已经开始倒塌，整个村庄已荒芜破败，一片狼藉。沟的南坡，近年来由于私挖滥采严重，植被和村庄的结构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挖矿产生的废弃物使河床增高，沟畔的原始厂房、瓷窑随时有被吞噬的危险。这些，都让李大龙很是伤感。
希望重燃制陶梦
李大龙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清水河县当地修建一座陶瓷博物馆，组织那些如今还健在的老艺人们重新整拾起快要失传的制陶技艺，他甚至还希望在当地修建一些有代表性的陶瓷雕塑，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北方瓷都”的过去。但这一切，都需要钱。如今，李大龙能做的就是组织内蒙古多所大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来这里实习，平时制作一些雕塑作品，卖了钱再投入到研究新型陶瓷的事业中。“这其实很可怜，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李大龙这样对记者说。尽管看不到未来是个啥样子，但李大龙显然是铁了心地要这么干下去，就为了那曾经辉煌了800多年的陶瓷技艺不能失传。有人将李大龙称为内蒙古陶瓷产业最后的守望者，一个试图用陶瓷博物馆重燃清水河制陶梦的制陶艺人。
扩展阅读
即将失传的瓷器技艺：锔瓷
瓷器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地位众所周知，然而对百姓来说，瓷器毕竟是家中稀有的珍贵物件，出于勤俭节约，一般百姓要是不当心砸碎了家中的瓷器，便会去找锔活匠人修复。
“锔瓷”，就是把打碎的瓷器，用像订书钉一样的金属“锔子”，再修复起来的技术，在宋朝名画《清明上河图》里，就可以看到街边“锔瓷”的场景。
瓷器坚硬耐磨，更可持久使用，可瓷器的致命弱点是易碎，每当一件瓷器破碎后，便无计可施，留着无用，弃之可惜，匠人们便开始琢磨如何将破碎的瓷器修补好，经过了艰苦的摸索实践，失败成功，在实践中总结、理顺、规范出一套合理的锔瓷技艺，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独一无二的“金刚钻”和“锔钉”，继而便产生了锔补修复瓷器这一行当。
锔活作为一个行当，也分“行活”与“当活”，“行活”工艺较简单，大多使用铁钉，日常街头所见锔活，大多属于这类；而明清以后出现的“当活”则更加精细，主要针对达官贵人。
从锔瓷钻孔工具来看，河南工匠使用砣钻，特点是力大速度快，直孔钉少，薄胎则容易穿透；河北工使用弓钻，力小弓长，直孔多双钉；山东皮钻，力小速度快，钉多则繁密。童维成所参考的，是西北地区的工艺，从钻头的分类来讲属于河北派系，但从作品上来说，没有办法考证和其他任何门派的关系，锔钉极其少，自成一派。
现代的锔瓷手艺人，比起功能性的修补也更注重现代审美，比起之前形似蜈蚣脚的整排锔钉风格，钉偏少的修补更能体现出瓷器本身的素雅，也更美观。
陶瓷文化：绝迹800年的馒头窑“复活”了？
■新闻缘起
继清代镇窑和明代葫芦窑在2009年和2010年成功复烧之后，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今年复烧的是元代的馒头窑。馒头窑高2.6米、宽2.8米，进深2.6米，高9.2米。此次馒头窑复烧品种包括元青花大罐、高温釉等典型元朝瓷器，经过30个小时的烧造，10月24日，开窑验证复烧成功，在保护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传承景德镇千年文明系列活动中迈出的又一坚实步伐。（据新华社）
————复活馒头窑————
再现元代挛窑与烧瓷技术，重铸享誉世界的“元青花”
消失了800年的元代馒头窑窑火再度燃起，它将穿越800年历史，重现“元青花”与元釉里红瓷的惊世魅力。
馒头窑是元代景德镇烧制瓷器最主要的炉窑，以窑形近似馒头而得名，烧成温度可高达1300摄氏度。外部则犹如铜墙铁壁般的坚牢，当熊熊烈火燃烧由烟囱派出时，则有“小龙当空舞，卧龙坚如铁”的景象。
胡家旺是景德镇著名的“把桩师傅”，相当于烧窑制瓷的总指挥，他介绍：“馒头窑也称马蹄窑，是由北方工匠传至景德镇，北方烧窑用的燃料是煤，而南方用的燃料是松木，二者产生的火焰与温度都有较大差别，馒头窑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存在直焰式至半倒焰式、从柴烧到煤烧、从北方至景德镇的三大蜕变方式。”
馒头窑是中国北方流行的一种窑炉，最早出现在西周晚期，东汉时技术成熟，至元代兴盛于景德镇，随后因制瓷技术的进步而逐渐消亡。在景德镇珠山遗址和湖田瓷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大量馒头窑的遗存。
为复原元代挛窑与烧瓷技术，重铸享誉世界的“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召集多位窑炉与制瓷专家，开始重建馒头窑，以元代历史为参照，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原元代馒头窑。
————探秘馒头窑————
建造：地基非常坚固且呈马蹄形
建造馒头窑时，地基需要非常地坚固且呈马蹄形，窑顶呈半球形，外形很像我国北方人民日常食用的馒头，故称馒头窑。馒头窑不仅是高温烧成陶瓷的重要设备，其外观姿态优美，丰姿绰约，是窑场中凸显建筑物。馒头窑设窑门一个，供装开窑使用。烧成时则须将窑门封闭，留出火口供添加燃料。旁侧有深达5米的苕井，供掏煤渣及通风透火使用。后面有两个烟囱将烟排出。窑炉内部前有火膛供烧煤加热升温。用作摆放与烧成产品处叫牙台，牙台呈前高后低状。窑内后壁下部两端有两个巨大的吸焰孔。窑顶的透火孔称作天眼，窑顶底部周围有5—6个麻眼，用于烧成中调节焰气与观察火情。窑内均采用手工特制耐火砖砌筑。站在窑内观看，窑内牙台（亦称产品室）略呈方形，而窑顶浑然为圆球形，令人联想到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烧制：采用半倒焰式或者全倒焰式窑炉
馒头窑是景德镇制瓷史上不可绕过的浓重一笔，曾带领景德镇陶瓷进入第一个空前繁盛时期。这种窑炉的实质意义是属于半倒焰式或者全倒焰式窑炉。馒头窑是元代景德镇烧制瓷器最主要的窑炉，在点火后，火焰自火膛先喷至窑顶，再倒向窑底，流经坯体。因为窑墙比较厚，瓷坯不会快速受热和冷却，相应地便减低了瓷器的半透明度和白度，这也是元代景德镇瓷器的典型特征。
在陶瓷生产工艺中，窑炉的烧成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烧成过程中有许多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在陶瓷行业就有了“三分成形，七分烧成”“三分人作，七分天成”“或生在成形，死在烧成”等民谚，人们往往对馒头窑有一种敬畏感。馒头窑炉的内部全由耐火砖砌成，弯弯曲曲，疙疙瘩瘩，细若盘蛇，粗如扭龙。彭城窑工为馒头窑赋予传奇般的生命力。彭城当地陶工将经营磁业生产叫做“闹窑”，可见窑炉在陶瓷生产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生产：能量巨大，大碗窑一次可烧成6万件碗制品
馒头窑的生产能量巨大，大碗窑一次可烧成6万件碗制品，大缸窑一次可烧成各类缸数百件。据史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彭城曾经有多达230座碗窑，35座缸窑。在彭城当地，童谣有“南边过来一个獾，尾巴拄着天，麦秸吃了两大垛，井水喝了一个干”的猜字谜语，即指“窑”的模样。人们亲切地将其比喻外形类如“獾”的模样，“尾巴”指烟筒冒烟，“吃麦秸”指烧窑，“井水干”指的是透火与掏渣的苕井。
随着陶瓷科技与烧成工艺的进步，馒头窑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其蕴涵着的陶瓷文化内涵，却十分丰富。目前，彭城仍然较好保留有30多座馒头窑，以及数10条古老的窑洞。它们历经了沧桑，有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每逢看到它，令人有一种中国陶瓷文化的回归感。让人感受到其洋溢着的浓厚的民窑文化的历史氛围。
■延伸阅读
漫话元代馒头窑和马背上的民族
自宋朝以来，景德镇的手工制瓷工艺一直处于中国陶瓷业的巅峰，宋朝开始被古代皇室赞叹，历经元、明不衰，乃至清朝到达鼎盛。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手工制瓷业被精密的现代科技所取代，古老的制瓷工艺面临失传的境地。对此，景德镇人认为，想要保护景德镇古老的制瓷工艺，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生产中传承，复活古窑。
元代是景德镇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时期，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景德镇集全国南北制瓷工艺之大成。而景德镇瓷业从宋代开始沿用馒头窑至明代绝迹，在元代空前繁荣，烧制成功了举世闻名的景德镇青花瓷。现在，就让我们随瓷都景德镇的众位窑炉研究学者一起，穿越回到元代，解密这座瓷都馒头窑和马背上的民族之间的故事。
景德镇陶瓷名传天下，自宋朝真宗皇帝开始，一直到现代，演绎了中国制瓷工艺的传奇，这和景德镇的窑炉发展密不可分。从宋朝开始，景德镇窑炉集天下窑炉之大成，历经馒头窑、葫芦窑、镇窑等，各具特色，互为传承。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90多年，统治者又是北方游牧民族，故而先前人们对于元朝瓷器并不重视。但是随着元代瓷器在不同地域被出土发现，人们意识到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为曾为中国瓷器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当年，蒙古人一路南下行进，叹服于精美的瓷器，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官窑。元代官窑烧制的瓷器又被称之为“枢府器”，“枢府器”拉开了景德镇作为皇家官窑的序幕。元代统治者对于景德镇瓷器的重视，使得我国古代制瓷工艺突飞猛进，集中体现在景德镇制瓷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上，也就是享誉世界的青花。
对于景德镇瓷业而言，陶瓷原料加工到成型，和窑炉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元代以前，景德镇窑型变化不大，因而烧制的瓷器釉色单一。直到元代馒头窑大兴，景德镇独特的烧窑工艺和制瓷工艺衍生出了青花、釉里红和各种颜色釉。景德镇工匠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胎，又开创了烧制气势恢宏的大型器物之先河。这些都使得中国画的笔墨技巧和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与高温卵白釉、红釉、蓝釉并举，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开创了景德镇乃至中国制瓷装饰工艺的新纪元。
《萧山古陶瓷》一书展现了萧山辉煌的陶瓷历史
日前，浙江萧山博物馆编著的《萧山古陶瓷》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图册精选了萧山博物馆馆藏和从民间征集的237件珍贵古陶瓷的图片，是萧山第一部文物专题类的书籍。它展现了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辉煌的陶瓷历史。有业内人士说，县区级的博物馆出版如此厚实的古陶瓷图片书籍，在全国实属罕见。
字串9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考古资料表明，萧山制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时期。早在商周时期，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窑址就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萧山、绍兴等地。因此，“萧山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这一论断，在全国的文物考古界已属定论。古陶瓷文化是萧山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德-化-陶-瓷-总-站
萧山博物馆馆长施加农是《萧山古陶瓷》一书的主编。他认为，萧山能够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之一，是有历史渊源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募兵勇制兵器灭吴，将老百姓的金属器具收缴一空，动员百姓尽量使用陶瓷器具作为生活用品，客观上促进了陶瓷业的迅猛发展，使越国成了中国瓷器的发祥地之一。
字串9
收集在《萧山古陶瓷》一书中的237件珍贵古陶瓷图片，既有萧山出土的文物图片，也有博物馆在民间征集的珍品图片。这些古陶瓷都属于国家三级以上文物，上至新石器时代跨湖桥文化时期，下至唐宋时期。收入最多的是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器，东汉时期的成熟青瓷。这些陶瓷都是古陶瓷中的珍品，许多为国内少有。字串4
字串6
施加农说，萧山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的古陶瓷历史，非常值得萧山人骄傲。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萧山古陶瓷的辉煌历史，进一步发掘这个文化瑰宝。
历史嬗变 再谈元龙泉瓷的辉煌
观音像
新安海底沉船中元代龙泉窑青瓷阴刻牡丹纹大花瓶人形油灯
龙泉窑自南宋中期起步入鼎盛时期。南宋王朝的覆灭以及元王朝的建立，并未阻止龙泉窑发展的脚步，相反，由于天下一统，南北沟通，经济活跃，文化交融，以及元王朝加强对外贸易的政策与举措，龙泉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调查统计，仅龙泉境内已发现元代窑址310余处，窑场在南宋的规模上沿瓯江两岸分布和蔓延，窑场数量和生产规模空前绝后，呈现出“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繁荣景象。同时，在继承南宋传统制瓷技艺的基础上，随着蒙古族文化的渗透和审美观念的潜移以及市场需求的日益增大，龙泉青瓷在各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器型的演化和新增，装饰手法的创新和渐替，胎釉的嬗变和更代，装烧技艺的简化和成熟，这些循序渐进的变化，使元代龙泉窑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另一方面，元代龙泉窑更注重生产效益和市场需求，生产更趋规模化，各窑场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也进一步明确。某些窑场专门烧造供摆设、供奉、祭祀、文房等之用的陈设类器物，这类产品用料讲究，精工细作，多为上层社会和外销之用，可代表元代龙泉窑的较高水平。多数窑场则生产以餐饮器皿为主的日用类瓷，这类产品市场需求量大，多为寻常百姓使用，损耗率高，因此工艺相对简单，质量略逊，价格低廉，但亦不乏精美之作。
元代龙泉窑的胎釉演变
元代龙泉窑是在继承南宋的烧造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初的产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精美的陈设类器物，薄胎厚釉，胎质精白细腻，多层施釉，釉色以粉青为主，用瓷质垫饼垫烧，圈足深挖而规整，足内满釉，仅一丝露胎着地，多素面，少装饰，以器物造型和釉色取胜，装饰多为器物外壁刻划莲瓣等。另一类为日用瓷，胎质相对较粗，釉色青翠，有的青中泛黄或泛灰，亦有粉青釉色，用泥质垫饼或垫圈垫烧，圈足底心无釉，亦少装饰。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大以及大件器物的出现，元代龙泉窑的烧造技艺有了相应的演变。在胎釉工艺上，从在薄胎上多层施釉改变为一次施成厚釉，通过控制器坯在釉料中浸泡时间的长短来控制釉层厚薄。一次性施成厚釉既节省人力，降低成本，也节省了时间，缩短了烧成周期。由于薄胎厚釉成品率低，不能满足日益增涨的市场需求，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进一步改进，器胎逐渐加厚，出现了厚胎厚釉。为进一步提高成品率，以及出于器物装饰的需要，釉层逐渐减薄，出现了厚胎薄釉。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多层厚釉到薄胎一次性厚釉，到厚胎厚釉，直到厚胎薄釉的过程，也正是窑场不断增多，产量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的历程。
如果说粉青色釉代表了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期龙泉窑产品的正色，那么元代较长时段的龙泉窑产品的正色应该是豆青色。从以粉青色为主到以豆青色为主的过程是和胎质以及釉层的变化同步的。粉青色是厚釉的产物，薄釉层难以再现粉青如玉的风采。胎质的白度降低，加之釉料的些许变化，使釉层稍薄的豆青釉也能呈现如玉的效果。类玉是青瓷的最高境界，从类玉的角度看，豆青釉滋润如玉的感觉丝毫不比粉青釉逊色。明代陆容就曾在《菽园杂记》中说到“……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
与南宋中晚期龙泉窑产品的胎质相比，元代龙泉窑产品胎质的白度有所降低，呈灰白色，这说明胎料中掺入了更多的紫金土，提高了胎料中铁的含量，因此在二次氧化的作用后，器物的露胎部分，如人物造型中的脸、手部位，器皿中的圈足底部及露胎的贴饰等所呈现的“朱砂底”似乎比前朝产品的颜色更深、更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泉道太乡上年儿元代窑址中曾出土“类哥窑”碗一件、盘两件及部分同类瓷片。与前朝的黑胎开片瓷，即所谓“哥窑”类相比，前朝多为薄胎厚釉，胎质较疏松，胎色黑或黑褐，属精工细作的产品；而这种“类哥窑”器却为厚胎薄釉，胎质致密，胎色灰褐，无论胎质和胎色均在黑胎和白胎之间，制作不甚讲究，似属大众产品。以其中的盘为例，盘高4.5厘米，口径16.2厘米；釉色灰青，釉层薄，但乳浊滋润；开细碎纹片，细察之似有“金丝铁线”；内底饰一道阴刻弦纹，内底心无釉，应为叠烧所致；圈足底部及底心均无釉，呈灰褐色。虽然此“类哥窑”器在已发现的元代龙泉窑窑址中绝无仅有，但其或许对研究和分析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厚釉到厚胎薄釉的转化以及历史上关于“哥窑”的许多悬疑提供了一个线索。
元代龙泉窑的装饰特征
元代龙泉窑一反前朝“少装饰，多素面”的风格，运用刻、划、印、贴、镂雕、捏塑、露胎等各种装饰手法对器物进行装饰，使产品更加精美。
北宋龙泉窑多采用刻、划装饰。与之相比，元代龙泉窑的刻、划多采用浅刻，以阴线为主，阳刻者入刀也较浅。一般装饰于瓶、盘、炉、罐及碗、杯类器物上。内容多为花卉瓜果之类。刻、划装饰在元朝前期运用较多，随后日趋减少。
印是元代龙泉窑运用最广泛的装饰手法。由于印花具有与刻、划花类似的装饰效果，且工艺简单，工效高，适合批量生产，符合规模生产的要求，故被广泛应用。印花的种类较多，手法不一。从形式上区分，可分阳纹和阴纹两大类，阳纹与阴纹又均有线态和形态之别。线态用阴线或阳线以白描形式勾勒出花纹形状，形态的效果则是将纹饰形状整体凸现或凹陷而产生的，两者一正一反，装饰效果迥然不同。从工艺上区分，可分为模印和戳印两大类。模印一般印饰于器物外壁，如碗、洗外壁的莲瓣等，以碗、盘、洗、炉、罐类器物外壁易于脱模的器型为主；戳印则大多印饰于敞口器物内底，如碗、盘、洗类内底心印饰花卉动物图案等。
贴也是元代龙泉窑盛行的装饰手法。贴饰工艺是从模印中脱胎而来的，操作时在印模上压制出带有花纹的泥片，然后装贴在器物表面，由此呈现出比印花更凸显的浮雕般的装饰效果。瓶、罐类器物表面的缠枝花、龙凤、云朵等，碗类内底的荔枝、团花、朵菊、金龟等，洗中的双鱼，炉类外壁的铺兽衔环和兽头等，盘中的龙、云、仙鹤等，这些造型和纹样运用十分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在原有贴花后施釉的基础上，元代龙泉窑创造了露胎贴花装饰，这种新的装饰手法运用了龙泉窑传统“朱砂底”的原理来装饰器物，亦即露胎处经烧成冷却后二次氧化呈朱砂色，如碗心鲜红的荔枝或橙红的朵菊，盘中朱砂色浮雕般的朵云和仙鹤，装饰效果十分明显，青釉朱纹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由于镂雕、捏塑手工强度大，费时费工且成品率低，不符合规模生产的要求，故在元代并不多见。镂雕多饰于瓶类器物上，或饰瓶颈一段，或分段饰之，亦有遍布器身的。由于镂雕器物烧制时容易断裂和变形，故非十分精美之器绝少采用。捏塑多为手捏动物或人物造型，如“立鼠水盂”中的老鼠，“舟形水滴”中的人物等，也有以捏塑单独成型的，如一些小型的动物俑、人物俑等。
元代龙泉窑的纹饰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寓意含蓄，内涵深厚。除沿用传统的带有宗教吉祥意义的云雷、莲瓣、万字、龙凤、如意、八吉、八卦等纹饰外，大量的植物和动物题材开始广泛流行。植物纹以花草瓜果纹为主，如荷花、牡丹、芍药、梅、兰、竹、菊、灵芝、芙蓉、葵花、牵牛花、蕉叶、树叶、藤枝、蔓草、桃、李、葡萄、石榴、枇杷、甜瓜等。动物纹多为飞禽走兽形象，如龙、虎、凤、鸡、狗、马、羊、鹿、鸳鸯、水鸭等，鱼、虫、龟等也很常见。同时文字款亦比较流行，通常在碗盘类器物内底心戳印“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吉利”“吉昌”“福”“禄”“寿”“禧”等吉语吉词。也有与图案搭配组合的，如在戳印“福”字旁戳印鹿纹，其意为福禄双全。文字款中另有一类为窑场或窑主的记号，如“国器”“清河制造”“项宅正窑”“石林”等，以及如“张”“李”“刘”等姓氏文字。这种文字款表明了当时戳印的广泛使用。值得重视的是元大都遗址及龙泉大窑、源口、安仁口等元代窑址中所发现残器、瓷片上的八思巴文，其内容多为百家姓氏和吉语，有八思巴文单独使用的，亦有与汉字搭配组合的。八思巴文是元朝政府强制推行的新文字，但阻力极大，直至元朝灭亡，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官方。从这点看，龙泉窑受到当时政府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由于元代龙泉窑注重纹饰，因而留给人们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认识空间。另一方面，纹饰特别是印贴纹饰的逐渐推广，与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厚釉渐次向厚胎薄釉过渡息息相关，两者异轨同步。显然，薄胎不适宜印、贴和分段衔接，厚釉只会使纹饰变得模糊不清。认识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处于龙泉窑鼎盛时期的元代，其制瓷工艺上的这种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产品的影响，也就更能把握演变过程中各时期产品变化的脉络。
元代龙泉窑产品概貌
元初，产品种类沿袭前朝。随着市场需求日益增大，窑场数量逐渐增多以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品种层出不穷，各种器型丰富多彩。由于制瓷技艺已相当成熟，各窑场产品虽仍有良莠之别，但质量上的差异明显缩小，已不能像前朝那样用精美器物和大路产品的标准来划分。相比之下，产品的质量差别更多地体现在器物的功能类别和产品走向上，一般而论，陈设类瓷及外销产品质量相对较高，日用类瓷及供百姓大众使用的产品质量相对略次。
龙泉窑自南宋中晚期起在部分窑场仿照青铜器、玉器、漆器造型制作器物，如鬲式炉、鼎式炉、簋式炉等炉类，琮式瓶、贯耳瓶、胆瓶等瓶类，以及觚类、洗类、盘类等。这些窑场集中于龙泉大窑、溪口一带，所产器物分白胎青釉和黑胎开片两路，以白胎青釉居多。产品流向多为贵族王室，故被后人称为“龙泉仿官”或“龙泉官窑”。出于依样定制的原因或者多用于礼仪祭祀等场合的需要，这些器物在仿制时循规蹈矩，制作上一丝不苟。入元后，黑胎开片一路基本消失，只剩白胎青釉一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时尚的变迁，这类器物的功能由宗教礼仪嬗变为陈设收藏，其产品流向除皇宫贵族等上流社会外还走向文人雅士、豪门富商，更多的则是出口外销。因此，生产这类产品的窑场逐渐增多，除大窑、溪口以及邻近窑场，如金村、岙头、石隆、高际头等均有烧制外，安福、安仁口、道太等龙泉外围的窑场亦有大量生产。器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已不需要一板一式地刻意模仿，而是在仿照大致模样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创造性，实质上已经大大超出仿制的范畴，属于陈设瓷品种的创新。而对于文具、茶具以及一日三餐的碗盘之类的制作，则赋予了更多的变化和创意。
炉类器物似以继承为主，但器型变得更灵活、更随意。鼎式炉、鬲式炉等的三足增高增粗，器型变得端巧不足，厚重有余。簋式炉器身增高，口沿外翻幅度加大，双耳装饰较灵活多变，如龙耳、鱼耳等多有变化，有些简单得只用泥条、泥片粘贴，为了减少器物变形，提高成品率，双耳也相对缩小。樽式炉器身渐渐变得上大下小，器身刻饰数道宽凸的弦纹或贴花，器底渐凸，三足渐缩，甚至器底落地，三足悬空，这也与适应烧制有关。
瓶类器物种类十分丰富，产量很高。常见有梅瓶、缠枝牡丹瓶、玉壶春瓶、胆瓶、长颈瓶、琮式瓶、白菜瓶、吉字瓶、双耳环瓶，以及天球瓶、开光八角瓶等。除一些小型瓶外，瓶身或多或少以刻、印、贴等手法饰以花纹，瓶体增高增大，数十厘米高的花瓶大量出现，最高的可达1米以上。
洗作为文具是元代龙泉窑中较为独特的产品，产量极大，器型变化多端。依据口沿变化，有圆唇、宽唇、敞口、敛口之分；按照腹壁形式，有鼓腹、弧腹、折腹、直腹之别。洗的种类很多，名称不一而足，一般把平底、矮圈足、腹壁较盘深的均称为洗。常见的有双鱼洗、蔗段洗、直壁洗等。蔗段洗因器形如一束蔗段而得名。双鱼洗自宋代起就已出现，但并不流行，其鱼纹多为刻饰。与前代不同，元代双鱼洗十分流行，因此被后人认为是元代龙泉窑的典型器型。双鱼洗形式多种多样，尺寸也各不相同，有外壁光素的，但大多皆刻印莲瓣；内底鱼纹有戳印阴纹的，有贴饰施釉的，有贴饰露胎的；甚至还有双鱼一阴一阳，即一枚戳印阴纹，一枚贴饰阳纹的。某些尺寸较大者有贴饰四枚鱼甚至八枚鱼的，但并不多见。
盘和碗是元代龙泉窑产量最高的品种。盘类器物普遍器形较大，直径30多厘米到40多厘米的大盘十分常见，最大的甚至可达70厘米。大盘内壁和内底一般均有纹饰，如刻印荷花、牡丹、鱼纹或贴饰云龙纹等。一些大盘还制成花口。这类盘大多制作精细，釉层丰厚，显然不为日常所用，故被人称为“牲盘”，应为宗教祭祀盛置供牲所用。小型盘通常于内底戳印阴纹动物、植物，或贴饰荔枝、团花纹等。有更小者被称为碟，多有花口，碟内印饰蔓草等，元代后期起较为多见，明代较为流行。碗类器物与盘类不同，虽品种繁多，却以大众日用为主，产量最高的为直口深腹碗和翻口深腹碗。直口深腹碗内壁饰一些常见花草，外壁或光素或单线勾勒简单的莲瓣纹。翻口深腹碗一般少有纹饰。较精细的有莲瓣碗，这种碗在前朝十分流行，外壁的莲瓣大多刻饰而成，而进入元代不久，多用印饰代替，因此，其莲瓣相对肤浅，瓣头狭长，瓣脊模糊甚至消失。花口碗和花形碗也较常见，制作相对精细。高柄碗或名高脚杯，又名马上杯，器身属碗不似杯，柄较高，缘于蒙古族在马背上进行礼仪活动时举杯之需，属新创器型。此类产品明代相袭生产，但入明后杯口渐小，腹渐深，脚渐长并分节，有的还将杯身制成六角或八角状。
罐类器物也不少见，最有名的是荷叶盖罐，大小各异。与前朝大多通体光素不同，元代的荷叶盖罐外壁一般都有纹饰，如云龙、花卉、缠枝等。曾有外壁一周刻饰行草“美酒飘香”或“美酒清香”四字的，说明此物应为盛酒之器。较大的荷叶盖罐在成型后将底部挖空，然后填以比挖空略大的、向外微凸的饼状坯，再施釉烧成，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厚重的圈足开裂。有一种俗称“芋头罐”的小盖罐也十分多见，其形与荷叶盖罐并无二致，只是器高仅数厘米，盖为饼形，这种器物形制统一，数量不少，用途不详，似为元代特产。另有一种小口罐，为模印上下两段衔接成型，器身布满凸线印纹，腹中部有一道接痕，小口，平底，无耳或有一对系状小耳，此种器物亦很常见，传闻多为出口之用。
元代龙泉窑已普遍使用印模成型工艺，即“模范成型”，器物有光素的，亦有带纹饰的。有纹饰者一般在模子中刻出阴纹图案，印成器物即为阳纹图案。一些简单的器物如碗、盘、洗类可以一次压成，较复杂的器物如瓶、罐类则分段压模，衔接而成，因此器物常有接痕。如一种莲蓬形的莲花盏，器物虽小，却有一道明显的接痕。某些器物在接痕处进行装饰，如一种小型的双耳环瓶，三段衔接，两道接痕处以带状贴饰，其构思十分巧妙。方形器如琮式瓶，以及六角器、八角器和某些人物造像等则用分片模压粘合而成。模印成型的广泛使用既大大提高了工效，又统一了器型，顺应了规模生产和大量供货的趋势。与此同时，装烧技术进一步改进和改善：间隔垫器因物施材，灵活多变，有瓷质的，也有泥质的；有垫饼、垫圈，还有圆柱状、喇叭状、三足状垫器等。某些碗、盘的内底心饰以较大的露胎贴花，装烧时其上叠装，露胎的贴花既是这件器物的装饰，又是上件器物的垫器，这样既提高了产量，也不影响产品的质量。装烧上的灵活实用、器物成型和装饰上印模的广泛使用，以及大件器物的大量烧制，都表明了元代龙泉窑制瓷技艺的高度成熟。
无庸讳言，元代龙泉窑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在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青瓷产品的同时，也悄悄地越过了龙泉窑制瓷史上的顶峰。进入元代晚期后，这个声名显赫的窑系为应付庞大的市场，已隐现出质量下滑的端倪，这一隐患对其后的陶瓷发展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