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前段时间英国威廉王子访华期间，3岁的小王子乔治听说爸爸去中国了，竟然去翻瓷器柜，因为，在英文里，CHINA（中国），亦有瓷器之意。其实最早西方对中国的称呼是seres或者cine，都与“一带一路”上的“丝绸”有关。
现代欧洲人称中国，英文德文皆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语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其音译都为“秦那”、“支那”或“秦尼”，而这个希腊文名词很可能来自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它把东边的文明之邦中国称作“秦尼”（Cini，Saini）。
早先的印度人也称中国为“秦那”（Cina）。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提到在其遥远的北方有个叫“秦那”的大国。这两部史诗都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
为什么称古代中国为“秦奈”或“秦那”？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Cina就是“秦”的音译。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首先提出此说，许多中外学者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都表示赞同。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中国西北方、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极有可能知道“秦”这一名称。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82～前621），“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的名威远著，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进而传向南亚、西亚、欧洲。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在中国西南方，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攻打巴蜀，进而吞并其地。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若干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蜀人成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张骞发现蜀地的商品经印度传到中亚，有可能是很久远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绮” 的译音，即与丝绸外贸有关。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初期的《政事论》一书，就有“中国丝卷”（Cinapatta）或“中国所出由带捆扎的丝”的记载，该词中Cina就是“秦那”。先秦丝织品中，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所谓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新颖，花式繁复，当时输出境外的就极有可能是这种绮，所以中亚和印度最早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绮国”，而并非“秦国”。古代波斯、印度都知道在他们的近邻有一“绮国”，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锦、绢、绸、绫、绣、丝等专名，却独无“绮”字，大概就因为“绮”为国名Cina指称了。
总之，无论“秦那”是“秦”还是“绮”的对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文化交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尽管是以民间的物质贸易为主。
如果说对于“秦奈”的原意在学术界还有争论的话，对于稍后西方所出现的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当有波斯与印度的影响，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所作《印度记》，实际来源则是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其部将的描述，他们虽然没有踏进赛里斯国土，却在屯驻北印度时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
根据法国学者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材料，赛里斯就是“丝国”（Seres）的意思。古代欧洲人怀疑中国的丝绸出产于羊毛树上，或者得之于丝蜘蛛腹中。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3～公元23）《地理书》说：也许由于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
稍后的著名作家、学者普林尼（24～79）《自然史》第六卷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贵妇们能够穿上透明的衣服而出现大庭广众之中。”他还抱怨远东的奢侈品贸易对国家的损害：“我国每年至少有1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半岛夺走。”
《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理略（Marc Aurele）遣使入华之事。在他当政的时代，有一本叫《希腊志》的书（约公元2世纪），第一次比较接近真实地记述了丝绸的秘密，书中说：“至于赛里斯人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8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就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中国古代的丝织业号称蚕桑之业，诚然是离不开树和小虫。西方从道听途说中获得羊毛树和丝蜘蛛的传说，也可以看得见蚕桑的影响，只是颇有讹误罢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对于蚕桑业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实际了。
至于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则是近代中西贸易的内容与格局都发生了时代的变奏。唐宋时代，瓷器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尤其海路上瓷器更重要。1500年大航海之后，欧洲直接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也还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于是，中国成为瓷器的代名词。欧洲进口华瓷，从订购，到来样加工，乃至自己生产，经历了进口、模仿、自创的过程。最初进口的中国瓷器已经是按照欧洲的口味制定的，欧洲自己模仿起来，较之于中国的外销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外销瓷只是模仿欧洲人口味的中国瓷器。特别欧洲市场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中国纺织品、瓷器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欧洲各国纷纷设法仿制中国物品，形成风气。
清康熙斗彩外销瓷花篮盘
路易十四时期第一批色彩鲜明的印花中国棉布被大量运往法国，于是法国人立即加以仿造，并被人普遍采用，名为“印花布”。18世纪里，中国丝绸及其欧洲仿制品和中国棉布制品在欧洲被广泛用作帷幕和罩单。瓷器也是这样。17世纪中期只有少数大宫廷才有比较大量的瓷器陈列，18世纪开始成为一般家庭生活用品。包括饮茶在内的热饮成为社会流行风尚，对茶具的需求随之迫切，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进口，进而又刺激欧洲人竭尽全力仿制中国瓷器，直至走上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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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怎样将瓷器打包运输的？
唐代，我国瓷器销量不少，而外销的陆路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往波斯的。
起初，古代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西安、北京等地采购了大量的瓷器，用马车装载运回。从西安到波斯，路途万里，坎坷不平，十分不便。坚脆易碎的瓷器经不起长途的颠簸，一到目的地，大都成了瓷片。商人们哪个去干赔本的买卖，于是他们想尽了办法，终于试验成功了一种很有趣的瓷器包装方法：他们把采购来的瓷器先放置在潮湿的地上，在每件瓷器里灌满了沙土，再在沙土里撒上一些豆种或麦种，按照瓷器的不同品种和规格，十件十件地叠起来，用绳子紧紧地缚成一片。然后，撒些沙土，把其中的空隙填没，再播些豆种或麦种。接着,在这些“土”方方上不断地喷洒清水……慢慢地，撒播的沙土里的豆种和麦种生根了，出芽了。根根芽芽，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等到“土”方方粘结到差不多了，商人们就开始对它们进行“考验”：把这些方“土”块，放在比较结实的地上摔，摔不碎的就称初步合格，可以装车起运。
古人就是用这种有趣的包装方法，通过“丝绸之路”外销中国的瓷器。他们的运输路线据资料介绍在德黑兰南面约十公里之处有个叫做累伊的古城遗址。累伊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建立了，曾为首都，繁荣一时，有人认为在东方它是仅次于巴格达的豪华城市，十三世纪毁于战事。累伊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之地，就在这里发现了唐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南宋龙泉青瓷等。这说明至迟在九世纪以前中国瓷器已经由沙漠之舟一一骆驼运到伊朗中部来了。不过，瓷器陆运由于包装费事，运输途中损耗又多，而且骆驼的装载量又有限，所以我国的瓷器通过陆路输出的数量还是不多的，大批的输出瓷器还是靠海路运输。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陶瓷
到“瓷器”，国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幅亲切的关于瓷器的图景。光滑？精美？细腻？剔透？我们似乎很难用几个简单的词来述说瓷器，虽然瓷器对我们来说太亲切了。在景德镇的某所作坊里，窑工千年如一日地守望着一窑熊熊的烈火；在闭塞的乡村农家，也依然有青花瓷掸瓶矗立在红油漆躺柜上。即使抛开“China”这个英文单词的中文释义不说，瓷器对世界而言，依然意味着中国。
陶瓷从唐朝以来便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而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又于明代远渡重洋到达西方，并在清代达到极盛。陶瓷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曾经征服世界，如今，欧洲各国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都藏有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它们不但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古韵，也带着几分传奇色彩和当地风情，等待着国人的揭示。正如北京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所说：“对寻访而言，不仅是看到了数量巨大而精美的文物，更在海外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国，同时也有机会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理解了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
法国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也是中国瓷器的拥趸，凡尔赛宫里的托里阿诺宫正是以陈列路易十四珍藏的中国青花瓷器而著名。同时，该宫在建筑上又借鉴了“南京瓷塔”的手法，覆盖以彩釉陶砖，又称“托里阿诺瓷器宫”，很有特色。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内还专门设有中国瓷器展览，其展出的元代青花件件都堪称极品，令众多中国陶瓷学家和陶瓷爱好者趋之若鹜。据介绍，目前，全世界有已200多万人来到托普卡帕宫参观这批精美的中国元代青花瓷。
虽然大众市场并不看好陶瓷主题的旅行，但针对陶瓷爱好者开发的线路却非常受欢迎。2008年中国首个考古探索之旅“大家之旅——景德镇瓷器之旅”，开辟了陶瓷爱好者与名家共同交流鉴赏的先河。2010年初又推出了“马未都日本博物馆之旅”，带领收藏爱好者深入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奈良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等日本知名博物馆，该线路受到了业内人士及爱好者的大力赞赏。
土耳其人的热情好客也是出了名的。他们会用生硬的中文高声与我们打招呼，喊出，“中国，我爱你，长城。”当然他们也愿意教我们几句土耳其语，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土耳其语里“中国”和“瓷器”是同一个词——cini。
据记载，历史上中国的丝绸除了通过横贯欧亚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以外，还有一条海上交通线在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商品运往世界各国。这条交通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时期、繁盛于唐朝中后期，它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商队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西方各地。因为这条通道是以瓷器为主要贸易产品的，所以也被称作“瓷器之路”。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像颗颗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而伊斯坦布尔就是这条“瓷器之路”的终点站之一。
走进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托普卡帕宫，“瓷器之路”当年的繁忙与热闹的景象便不难想象。据介绍，托普卡帕宫收藏的瓷器达一万二千多件，是继中国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大瓷器收藏馆，这里所藏的中国瓷器多产自元、明、清时期。“研究中国陶瓷不去看托普卡帕宫收藏的中国瓷器，对一名陶瓷学家来讲是一件死不瞑目的事。”这是中国瓷器研究领域流行的一句话。更让人惊叹的是，在这庞大的瓷器收藏中有大量非常稀有的元代青花瓷。据了解，托普卡帕宫内的元代青花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第一。对此，中国的瓷器专家认为，和西方博物馆中中国瓷器大多是掠夺而来的不同，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则用丝绸之路贸易而来的、馆藏数量世界第一的元代青花瓷诠释了土耳其人对于中国陶瓷的珍爱。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可参造物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并无慧眼可辨其中奥妙，只是单纯地欣赏着儿时记忆中外婆家檀木梳妆台上釉里红的朴实敦厚和粉彩的俊雅柔和。也没有料想到偶尔的一次随访，能从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者身上收获人生的感悟。陶瓷，以及陶瓷人，用其特有的风骨，感动着与之擦肩的历史和时空。
茶器，让你读懂china的美
瓷器无论在古在今，都渗入了生活。中国人喜欢喝茶，“客从远方来，多以茶相待”。于茶器，古人有云“一器成名只为茗，悦来客满是茶香。”如果你懂得看透饮茶瓷杯的美学魅力，便足以窥探东方美学的一二。
眼与瓷器对话，将焦点聚于体，周围风吹，树动，人行，亦不减其淡定稳重，仿佛在说“欲当大事，须是笃 实”。完美体现中国文化中所追求的对称平衡。
东方美学中的山水意境强调细节忠实。瓷杯每一次开片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赌约，人的自然无为，让每个杯子开出每一道自由的片痕。一切都是自然的发生，每道痕都讲着自己的故事。
闭上眼，让指尖行走于杯壁，行走于杯沿。每一条行走的痕迹，每一个起伏，若心静便能感觉属于瓷器的韵律。还有那些可见，却不可触的开片。它就像是顽童，用另一种方式，给你演绎物的和谐圆润。
闭上眼，听，听茶水流入杯中，与杯壁碰撞出的声响。听声响，就如同听瀑布之下山谷回响，有些声音通透，有些声音厚重，有些难以言表……但每一个都特别，在火种涅槃之后的特别。
细看杯中茶水，不同茶量、不同茶色、不同杯色。。。。。。交融而出的每一杯茶都有不同。看似平静，其实每一滴都在流动。茶中所显现的厚重感，便如文化的积淀一般厚重。
每个瓷器，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能与其他事物融于一体，这正是美的包容性。每个杯子，如案上莲花，开出静雅，开出端庄。能被看到的不只是杯，而是景，如诗如画，韵味横生。
你可以学着从读懂一个杯子开始，读懂china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