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名·释宫室》称:“灶,造也,创造食物也。”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早期灶址在居室内地面中心,燃烧火焰是敞开式的,炊器多为带三足支架的容器,如鼎、鬲、钵等。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晚期以后,随着陶质无足炊器釜在人们生活中的大量使用,表明新的炊火设施已经出现,这就是有封闭燃烧室和固定烟道的灶。在汉代,人们对生活中的灶极为重视,《汉书·五行志》称:“灶者,生养之本。”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地主官僚厚葬之风的盛行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观念影响,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灶的模型在随葬品中开始增多。王充《论衡·讥日篇》言:“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见生人有饮食,死为鬼当能复饮食,感物思亲,故祭祀也。”由于汉人相信人死后的生活会与在生时一样,人死等于到另一世界继续生活,为了让死者在死后还能继续生前的生活,就将日常生活器具做成陶制的明器作为陪葬品。在墓中陪葬陶灶的习俗逐渐盛行起来。这些形态各异的陶灶,让我们看到了汉代人们使用炉灶的真实状况和他们对饮食的重视。 许昌博物馆收藏有几件精美的汉代陶灶模型: 灰陶灶(图1),泥质灰陶,长15.5厘米,宽13.6厘米,高9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前部一个火眼,火眼上镶嵌一釜,前有一块肉,后有一个倒置的釜;釜一侧模印有盘、勺和一个长方形案子,案子上有一把小刀,另一侧模印有长钩、盘、鸡等。灶尾有一凸起的方形块为烟囱。灶前面出檐,饰以菱形纹饰,其余边缘饰以五铢纹。灶前壁中间开方形火门,落地,火门两侧分别模印一个手拿炊铲做烧火状的妇人和一个喇叭口瓶,周围饰乳钉纹、网格纹、菱形纹等。侧壁素面无纹。该灶小巧精致,灶面装饰繁多,随形置物,随意填充留白部位,没有规律性,显得灵活生动。
褐釉陶灶(图2),泥质红陶,灶面及前壁施褐釉,长19.6厘米,宽16厘米,高10.4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上一个火眼,上镶嵌一釜,釜左右两旁对称模印有两个鳖,釜后两侧分别有两条鱼、小刀、钩、盘和食物等,鱼头朝釜。灶尾还有一鱼,鱼眼凸出为烟囱。灶檐处饰网格纹和直线纹。灶门呈拱形,落地,火门两侧各浮雕一个立姿的炊妇。侧壁饰五铢纹。该灶造型规整,做工精美,灶面装饰简洁疏朗,呈对称布局,在对称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对称。 灰陶灶(图3),泥质灰陶,长22厘米,宽17.8厘米,通高16 厘米,灶高8厘米。灶呈长方形,灶面上凸出有三个火眼,呈“品”字形排列,前两个火眼上各置一釜;后面火眼稍大,上置釜、甑一套。甑底有一大四小共五个圆孔。釜周围模印有鱼、鸡等食物和盘、耳杯、长刀、铲、钩、钳、长凳、条案等,灶门上端有灶檐,后置一低矮长方形烟囱。边沿模印菱形纹。灶门拱形,落地,两边没有装饰。侧壁、后壁素面无纹。该灶形制写实,生活气息浓郁,灶面布局错落有致,繁而不乱,极为丰富。龙虎人物纹陶灶(图七、图八、图九、图十、图十一),泥质灰陶,呈长方形,长34厘米,宽23.5厘米,高10.5厘米,灶体中空。灶面正中一大一小两个火眼上镶嵌有两釜,两侧各有一条鱼,鱼头向灶门方向,一鱼尾后有一把小刀。灶门上端塑有用来阻挡烟尘的灶檐。灶尾开一圆孔,象征烟囱。灶前壁灶门为拱形,不落地,灶门外围双弧线内饰以波折纹,灶门上方有斗拱式建筑模型,两侧各有一人,皆头戴笼帽、怀抱幼子,边饰菱形纹和乳钉。灶后壁为虎猪搏斗图,虎在左上方,前爪前伸作扑状,显得异常凶猛;猪在右下方,长嘴短尾,四蹄朝前,几欲仰倒。灶壁左右两侧分别为一龙一虎。龙嘴大张,须、角后扬,背生双翼,身卷曲做飞跑状,动感极强;虎张牙舞爪,双目圆睁,似已发现猎物,正欲捕捉。虎身饰条形纹,更显其威猛雄健。该灶灶面装饰少量图像,朴素简约。图案模印而成,呈浅浮雕,清晰生动,形象逼真,简洁洗练,颇具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风格。 陶灶模型在汉代流行的原因有多种,但主要有两点:其一,大土地所有制经济的盛行,豪门大族在社会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由于讲究事死如事生,死后随葬大量的模型明器来奢求在阴间的富贵生活,灶为“生养之本”,陶灶模型便大量地出现在墓葬中。其二,汉代社会祭灶思想盛行,也促进了陶灶的流行。祭灶活动源于对火和火神的崇拜。《淮南子·祀论训》:“炎帝作火,而死为灶。”高诱注:“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集说诊真》引《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祭先师。”《淮南子》注曰:“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礼记·礼器》中记载:“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灶,夫灶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汉郑玄注:“其神则先炊也,故谓之老妇。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卑贱之祭耳。虽卑贱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于饮食,故报之也。”汉代经学家认为祭灶是为了报先炊之德,祭祀对象是一位老妇人,祭祀用品是盘和瓶,反映了妇女在生活中因司掌烹煮食物的家务而与居家生活之灶产生了密切联系。汉武帝时期,天子开始祭灶,祭灶也成为求仙的手段。《史记·武帝本纪》记载:“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皆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天子始亲祠灶。”于是祭灶活动在全国盛行起来。《后汉书·阴兴传》记载:“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以后常以腊月祀灶,而荐黄羊焉。”祭灶可以满足人们求仙的欲望,还能够使人“暴富”。灶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新含义,从而促进了陶灶的流行。 陶灶作为随葬品,从形制上来看,有长方形、方形、马蹄形、圆形、船形、曲尺形等;从胎质和釉色上看,有灰陶、红陶、黑陶、绿釉红陶、黄釉红陶、绛釉红陶等;灶门有方孔、拱形孔;釜眼有单眼、双眼、三眼以至多眼。早期陶灶灶面仅有一个火眼,灶面多无装饰,出土数量不多。从西汉晚期开始到东汉中期,人们注意到一个火眼形式的灶的后部和两边热能浪费太多,便开始在中间灶面上火眼的后部和两旁设置小火眼,火眼增加到2-4个,这样可以提高烹饪效率,充分利用燃料产生的热能,同时加工出人们所需的多种食品和饮料,既节省了人力、物力,又缩短了炊饮时间。灶面装饰内容也非常丰富,通常模印有鸡、鸭、鱼、肉、鳖等各类食物和碗、盘、刀、钩、铲等炊具,造型写实,生活气息浓郁。侧面有龙虎怪兽、庖厨等内容及几何纹饰。灶门两侧多用人物、瓶状物和长青树来表现,造型各异的人物多为生火做饭之妇人。图案的制作工艺主要为模印,显现出浅浮雕、刻划的不同效果,使装饰图案栩栩如生。陶灶在随葬品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并逐步达到鼎盛期。灶面的装饰图案中,常常出现有鱼的纹样。自古以来,人类与鱼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装饰有鱼纹,因为人们羡慕鱼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殖力,以期增强自己的生育能力,祈求子孙的繁盛,所以装饰鱼纹象征子孙繁盛、吉庆祥和、生活美满。在汉代陶灶上也常模印鱼纹,这时的鱼纹除了人们期盼年年有余,而且已由象征性逐渐向实用功能转变,在活着的时候有鱼有肉,希望到阴间仍然过富裕的生活。 汉代陶灶模型装饰图像繁缛精美,装饰风格统一多样,充分反映了汉代艺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制作工艺的高超,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饮食习俗,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为研究汉代社会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折射出汉代丧葬文化特征和时代的美学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民以食为天 食以灶为先”从汉代陶灶浅析中国古人的饮食文化。
陶灶,就是祭祀和陪葬用的仿实物缩小制作的陶质炉灶。汉代的制陶工艺比较发达,汉代人有着“视死如生”的传统,即生者死后,要用陶制的日常生活所需的如仓、灶、井、房子、院落等冥器作为陪葬品。
汉代墓葬里陪葬的陶灶形态各异,从灶形上来看,有长方形、方形、圆形、马蹄形、拱形等,从胎质和釉色上看,有灰陶、红陶、黑陶、绿釉陶、黄釉陶、绛釉陶、覆彩陶等,灶门有方孔、拱形孔,有落地或不落地的,釜眼有单眼、双眼、三眼甚至多眼。灶面装饰内容也非常丰富,通常模印有鸡、鸭、鱼、肉、鳖等各类食物以及碗、盘、刀、钩、铲、勺、瓢等炊具;灶壁上刻有龙虎怪兽、庖厨等。造型生动写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灰陶灶,泥质灰陶,长15.5厘米,宽13.6厘米,高9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前部一个火眼,火眼上镶嵌一釜,前有一块肉,后有一个倒置的釜;釜一侧模印有盘、勺和一个长方形案子,案子上有一把小刀,另一侧模印有长钩、盘、鸡等。灶尾有一凸起的方形块为烟囱。灶前面出檐,饰以菱形纹饰,其余边缘饰以五铢纹。灶前壁中间开方形火门,落地,火门两侧分别模印一个手拿炊铲做烧火状的妇人和一个喇叭口瓶,周围饰乳钉纹、网格纹、菱形纹等。侧壁素面无纹。该灶小巧精致,灶面装饰繁多,随形置物,随意填充留白部位,没有规律性,显得灵活生动。
褐釉陶灶,泥质红陶,灶面及前壁施褐釉,长19.6厘米,宽16厘米,高10.4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上一个火眼,上镶嵌一釜,釜左右两旁对称模印有两个鳖,釜后两侧分别有两条鱼、小刀、钩、盘和食物等,鱼头朝釜。灶尾还有一鱼,鱼眼凸出为烟囱。灶檐处饰网格纹和直线纹。灶门呈拱形,落地,火门两侧各浮雕一个立姿的炊妇。侧壁饰五铢纹。该灶造型规整,做工精美,灶面装饰简洁疏朗,呈对称布局,在对称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对称。
灰陶灶,泥质灰陶,长22厘米,宽17.8厘米,通高16 厘米,灶高8厘米。灶呈长方形,灶面上凸出有三个火眼,呈“品”字形排列,前两个火眼上各置一釜;后面火眼稍大,上置釜、甑一套。甑底有一大四小共五个圆孔。釜周围模印有鱼、鸡等食物和盘、耳杯、长刀、铲、钩、钳、长凳、条案等,灶门上端有灶檐,后置一低矮长方形烟囱。边沿模印菱形纹。灶门拱形,落地,两边没有装饰。侧壁、后壁素面无纹。该灶形制写实,生活气息浓郁,灶面布局错落有致,繁而不乱,极为丰富。
龙虎人物纹陶灶,泥质灰陶,呈长方形,长34厘米,宽23.5厘米,高10.5厘米,灶体中空。灶面正中一大一小两个火眼上镶嵌有两釜,两侧各有一条鱼,鱼头向灶门方向,一鱼尾后有一把小刀。灶门上端塑有用来阻挡烟尘的灶檐。灶尾开一圆孔,象征烟囱。灶前壁灶门为拱形,不落地,灶门外围双弧线内饰以波折纹,灶门上方有斗拱式建筑模型,两侧各有一人,皆头戴笼帽、怀抱幼子,边饰菱形纹和乳钉。灶后壁为虎猪搏斗图,虎在左上方,前爪前伸作扑状,显得异常凶猛;猪在右下方,长嘴短尾,四蹄朝前,几欲仰倒。灶壁左右两侧分别为一龙一虎。龙嘴大张,须、角后扬,背生双翼,身卷曲做飞跑状,动感极强;虎张牙舞爪,双目圆睁,似已发现猎物,正欲捕捉。虎身饰条形纹,更显其威猛雄健。该灶灶面装饰少量图像,朴素简约。图案模印而成,呈浅浮雕,清晰生动,形象逼真,简洁洗练,颇具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风格。
陶灶模型在汉代流行的原因有多种,但主要有两点:其一,大土地所有制经济的盛行,豪门大族在社会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由于讲究事死如事生,死后随葬大量的模型明器来奢求在阴间的富贵生活,灶为“生养之本”,陶灶模型便大量地出现在墓葬中。其二,汉代社会祭灶思想盛行,也促进了陶灶的流行。祭灶活动源于对火和火神的崇拜。《淮南子·祀论训》:“炎帝作火,而死为灶。”高诱注:“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集说诊真》引《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祭先师。”《淮南子》注曰:“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礼记·礼器》中记载:“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灶,夫灶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汉郑玄注:“其神则先炊也,故谓之老妇。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卑贱之祭耳。虽卑贱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于饮食,故报之也。”汉代经学家认为祭灶是为了报先炊之德,祭祀对象是一位老妇人,祭祀用品是盘和瓶,反映了妇女在生活中因司掌烹煮食物的家务而与居家生活之灶产生了密切联系。汉武帝时期,天子开始祭灶,祭灶也成为求仙的手段。《史记·武帝本纪》记载:“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皆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天子始亲祠灶。”于是祭灶活动在全国盛行起来。《后汉书·阴兴传》记载:“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以后常以腊月祀灶,而荐黄羊焉。”祭灶可以满足人们求仙的欲望,还能够使人“暴富”。灶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新含义,从而促进了陶灶的流行。
《释名释宫室》称:灶,造也,创造食物也。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早期灶址在居室内地面中心,燃烧火焰是敞开式的,炊器多为带三足支架的容器,如鼎、鬲、钵等。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晚期以后,随着陶质无足炊器釜在人们生活中的大量使用,表明新的炊火设施已经出现,这就是有封闭燃烧室和固定烟道的灶。在汉代,人们对生活中的灶极为重视,《汉书五行志》称:灶者,生养之本。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地主官僚厚葬之风的盛行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观念影响,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灶的模型在随葬品中开始增多。王充《论衡讥日篇》言: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见生人有饮食,死为鬼当能复饮食,感物思亲,故祭祀也。由于汉人相信人死后的生活会与在生时一样,人死等于到另一世界继续生活,为了让死者在死后还能继续生前的生活,就将日常生活器具做成陶制的明器作为陪葬品。在墓中陪葬陶灶的习俗逐渐盛行起来。这些形态各异的陶灶,让我们看到了汉代人们使用炉灶的真实状况和他们对饮食的重视。许昌博物馆收藏有几件精美的汉代陶灶模型:灰陶灶(图1),泥质灰陶,长15.5厘米,宽13.6厘米,高9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前部一个火眼,火眼上镶嵌一釜,前有一块肉,后有一个倒置的釜;釜一侧模印有盘、勺和一个长方形案子,案子上有一把小刀,另一侧模印有长钩、盘、鸡等。灶尾有一凸起的方形块为烟囱。灶前面出檐,饰以菱形纹饰,其余边缘饰以五铢纹。灶前壁中间开方形火门,落地,火门两侧分别模印一个手拿炊铲做烧火状的妇人和一个喇叭口瓶,周围饰乳钉纹、网格纹、菱形纹等。侧壁素面无纹。该灶小巧精致,灶面装饰繁多,随形置物,随意填充留白部位,没有规律性,显得灵活生动。
褐釉陶灶(图2),泥质红陶,灶面及前壁施褐釉,长19.6厘米,宽16厘米,高10.4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上一个火眼,上镶嵌一釜,釜左右两旁对称模印有两个鳖,釜后两侧分别有两条鱼、小刀、钩、盘和食物等,鱼头朝釜。灶尾还有一鱼,鱼眼凸出为烟囱。灶檐处饰网格纹和直线纹。灶门呈拱形,落地,火门两侧各浮雕一个立姿的炊妇。侧壁饰五铢纹。该灶造型规整,做工精美,灶面装饰简洁疏朗,呈对称布局,在对称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对称。灰陶灶(图3),泥质灰陶,长22厘米,宽17.8厘米,通高16厘米,灶高8厘米。灶呈长方形,灶面上凸出有三个火眼,呈品字形排列,前两个火眼上各置一釜;后面火眼稍大,上置釜、甑一套。甑底有一大四小共五个圆孔。釜周围模印有鱼、鸡等食物和盘、耳杯、长刀、铲、钩、钳、长凳、条案等,灶门上端有灶檐,后置一低矮长方形烟囱。边沿模印菱形纹。灶门拱形,落地,两边没有装饰。侧壁、后壁素面无纹。该灶形制写实,生活气息浓郁,灶面布局错落有致,繁而不乱,极为丰富。龙虎人物纹陶灶(图七、图八、图九、图十、图十一),泥质灰陶,呈长方形,长34厘米,宽23.5厘米,高10.5厘米,灶体中空。灶面正中一大一小两个火眼上镶嵌有两釜,两侧各有一条鱼,鱼头向灶门方向,一鱼尾后有一把小刀。灶门上端塑有用来阻挡烟尘的灶檐。灶尾开一圆孔,象征烟囱。灶前壁灶门为拱形,不落地,灶门外围双弧线内饰以波折纹,灶门上方有斗拱式建筑模型,两侧各有一人,皆头戴笼帽、怀抱幼子,边饰菱形纹和乳钉。灶后壁为虎猪搏斗图,虎在左上方,前爪前伸作扑状,显得异常凶猛;猪在右下方,长嘴短尾,四蹄朝前,几欲仰倒。灶壁左右两侧分别为一龙一虎。龙嘴大张,须、角后扬,背生双翼,身卷曲做飞跑状,动感极强;虎张牙舞爪,双目圆睁,似已发现猎物,正欲捕捉。虎身饰条形纹,更显其威猛雄健。该灶灶面装饰少量图像,朴素简约。图案模印而成,呈浅浮雕,清晰生动,形象逼真,简洁洗练,颇具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风格。民以食为天食以灶为先从汉代陶灶浅析中国古人的饮食文化。
陶灶,就是祭祀和陪葬用的仿实物缩小制作的陶质炉灶。汉代的制陶工艺比较发达,汉代人有着视死如生的传统,即生者死后,要用陶制的日常生活所需的如仓、灶、井、房子、院落等冥器作为陪葬品。
汉代墓葬里陪葬的陶灶形态各异,从灶形上来看,有长方形、方形、圆形、马蹄形、拱形等,从胎质和釉色上看,有灰陶、红陶、黑陶、绿釉陶、黄釉陶、绛釉陶、覆彩陶等,灶门有方孔、拱形孔,有落地或不落地的,釜眼有单眼、双眼、三眼甚至多眼。灶面装饰内容也非常丰富,通常模印有鸡、鸭、鱼、肉、鳖等各类食物以及碗、盘、刀、钩、铲、勺、瓢等炊具;灶壁上刻有龙虎怪兽、庖厨等。造型生动写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灰陶灶,泥质灰陶,长15.5厘米,宽13.6厘米,高9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前部一个火眼,火眼上镶嵌一釜,前有一块肉,后有一个倒置的釜;釜一侧模印有盘、勺和一个长方形案子,案子上有一把小刀,另一侧模印有长钩、盘、鸡等。灶尾有一凸起的方形块为烟囱。灶前面出檐,饰以菱形纹饰,其余边缘饰以五铢纹。灶前壁中间开方形火门,落地,火门两侧分别模印一个手拿炊铲做烧火状的妇人和一个喇叭口瓶,周围饰乳钉纹、网格纹、菱形纹等。侧壁素面无纹。该灶小巧精致,灶面装饰繁多,随形置物,随意填充留白部位,没有规律性,显得灵活生动。
褐釉陶灶,泥质红陶,灶面及前壁施褐釉,长19.6厘米,宽16厘米,高10.4厘米。灶呈马蹄形,灶面上一个火眼,上镶嵌一釜,釜左右两旁对称模印有两个鳖,釜后两侧分别有两条鱼、小刀、钩、盘和食物等,鱼头朝釜。灶尾还有一鱼,鱼眼凸出为烟囱。灶檐处饰网格纹和直线纹。灶门呈拱形,落地,火门两侧各浮雕一个立姿的炊妇。侧壁饰五铢纹。该灶造型规整,做工精美,灶面装饰简洁疏朗,呈对称布局,在对称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对称。
灰陶灶,泥质灰陶,长22厘米,宽17.8厘米,通高16厘米,灶高8厘米。灶呈长方形,灶面上凸出有三个火眼,呈品字形排列,前两个火眼上各置一釜;后面火眼稍大,上置釜、甑一套。甑底有一大四小共五个圆孔。釜周围模印有鱼、鸡等食物和盘、耳杯、长刀、铲、钩、钳、长凳、条案等,灶门上端有灶檐,后置一低矮长方形烟囱。边沿模印菱形纹。灶门拱形,落地,两边没有装饰。侧壁、后壁素面无纹。该灶形制写实,生活气息浓郁,灶面布局错落有致,繁而不乱,极为丰富。
龙虎人物纹陶灶,泥质灰陶,呈长方形,长34厘米,宽23.5厘米,高10.5厘米,灶体中空。灶面正中一大一小两个火眼上镶嵌有两釜,两侧各有一条鱼,鱼头向灶门方向,一鱼尾后有一把小刀。灶门上端塑有用来阻挡烟尘的灶檐。灶尾开一圆孔,象征烟囱。灶前壁灶门为拱形,不落地,灶门外围双弧线内饰以波折纹,灶门上方有斗拱式建筑模型,两侧各有一人,皆头戴笼帽、怀抱幼子,边饰菱形纹和乳钉。灶后壁为虎猪搏斗图,虎在左上方,前爪前伸作扑状,显得异常凶猛;猪在右下方,长嘴短尾,四蹄朝前,几欲仰倒。灶壁左右两侧分别为一龙一虎。龙嘴大张,须、角后扬,背生双翼,身卷曲做飞跑状,动感极强;虎张牙舞爪,双目圆睁,似已发现猎物,正欲捕捉。虎身饰条形纹,更显其威猛雄健。该灶灶面装饰少量图像,朴素简约。图案模印而成,呈浅浮雕,清晰生动,形象逼真,简洁洗练,颇具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风格。
陶灶模型在汉代流行的原因有多种,但主要有两点:其一,大土地所有制经济的盛行,豪门大族在社会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由于讲究事死如事生,死后随葬大量的模型明器来奢求在阴间的富贵生活,灶为生养之本,陶灶模型便大量地出现在墓葬中。其二,汉代社会祭灶思想盛行,也促进了陶灶的流行。祭灶活动源于对火和火神的崇拜。《淮南子祀论训》:炎帝作火,而死为灶。高诱注: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集说诊真》引《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祭先师。《淮南子》注曰: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礼记礼器》中记载: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灶,夫灶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汉郑玄注:其神则先炊也,故谓之老妇。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卑贱之祭耳。虽卑贱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于饮食,故报之也。汉代经学家认为祭灶是为了报先炊之德,祭祀对象是一位老妇人,祭祀用品是盘和瓶,反映了妇女在生活中因司掌烹煮食物的家务而与居家生活之灶产生了密切联系。汉武帝时期,天子开始祭灶,祭灶也成为求仙的手段。《史记武帝本纪》记载: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皆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天子始亲祠灶。于是祭灶活动在全国盛行起来。《后汉书阴兴传》记载: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以后常以腊月祀灶,而荐黄羊焉。祭灶可以满足人们求仙的欲望,还能够使人暴富。灶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新含义,从而促进了陶灶的流行。
汉代磨光黑陶豹噬野猪
大凡能让人过目不忘、传世不朽的藏世珍品,必定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提起汉代的雕塑品,人们常会盛赞陈设在抗击匈奴名将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那些依随采自秦岭山区花岗岩巨石的原有轮廓,经能工巧匠精雕细琢成的“马踏匈奴”、“卧牛”、“猛虎”、“野猪”、“猛兽吞羊”等组雕,显露着时代的气息和豪壮、粗犷的艺术风格,散发着古朴美,给观赏者以强烈的心灵撞击和视觉震撼。如石雕“猛兽吞羊”,是工匠利用原石的形状,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巧妙而形象地雕出一头凶猛的野兽,正在贪婪地吞食一只羔羊,将大自然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被世人称为“举世罕见”的中国早期雕刻艺术宝藏。
同样,这一时期的陶制品中,也不乏惊世之作。不久前,笔者在收藏家任虎成家里看到一件汉代磨光黑陶豹噬野猪,长21厘米,高9.5厘米。一只两眼怒睁的豹子,紧紧地伏于猪身,噬咬猪的颈部,而那突嘴、长鼻、獠牙呲于口外、形貌凶悍威猛的野猪被惊得目瞪口张,呼叫救命的嘶鸣声划破夜空,拼命地作最后无效的挣扎。工匠制作时,还有意将豹的双眼镂空,以增强其凶残性,更加深了恐怖的气氛,也预示着那最终的悲惨结局。这件小小的陶塑品,虽然没有霍去病墓前巨大石雕宏大的气魄,但依然闪现着生命与死亡、善良与邪恶、柔弱与强暴的剧烈矛盾冲突,生动形象,扣人心弦。
当我细细品鉴这件表现大自然动物之间生死博斗的陶制品时,思绪仿佛穿越了时空,揣摸起古代工匠创作的初衷:也许工匠在制作这件作品时,默默地倾注进对压迫者的仇恨,对受难者的同情!谁看到野猪那哀怨挣扎的凄惨情景会不动心呢?从这个意义看,此件陶制藏品向我们传递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因此也具有了跨时代的生命力。
水波纹陶盘汤家岗文化,1978年湖南安乡汤家岗出土。
汤家岗遗址位于安乡县安全乡,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典型的原始文化遗址,遗址据最新的研究资料推测可能距今7000年。
汤家岗遗址以艺术神器白陶的发现闻名于世,出土器物文饰、造型特点突出,其制作工艺的精美仍然令人叹为观止,是我国最早的模印精品。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件夔龙纹白陶盘,这个龙的形状似蛇似龙,蛇头蛇身,鸟足虎尾,修长强劲,目光炯炯,活灵活现,经专家考证,是迄今为此我国出土器物中龙形饰文的第一条龙。
青花莲池鸳鸯纹碗
青花瓷发端于唐代,但是,真正的大发展是在元帝国时期。元青花独特的艺术价值、日益上涨的经济价值和流传甚少的现状,使其成为古陶瓷界万人瞩目的巨星。
在元青花中,有10件出土于九处明代墓葬中,它们都是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产品,是难得的标准器。本文拟将它们从元青花中梳理出来,一一列举如下,再加以分析,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元青花提供些许对比资料。
一、明代纪年墓葬中出土的元青花概况
第一处,江苏省南京市中央门外明洪武四年(1371)汪兴祖墓出土的外青花龙纹内青花菊花纹印花龙纹高足碗,1970年出土,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收藏。高足碗高11、口径12.9、足径4厘米。它虽然出土于明代洪武四年墓葬,但是其造型和纹样具有元青花的典型特征——胎质坚致,胎体比较轻薄。撇口,弧腹,竹节形高圈足。白釉泛青,肥腴,青花发色微微泛青灰色,外壁绘云龙纹,小头细颈,斜方格纹龙鳞,三爪,内壁口沿绘卷草纹,碗心饰一朵菊花纹,碗壁饰印花龙纹。
第二处,山东邹城市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鲁荒王朱檀的戈妃墓出土的元末明初青花云龙纹罐,1971年出土,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罐残高33厘米,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子,出生两月受封鲁王,15岁就藩。罐的颈部缺损,就盖罐现存部分观察,它的复原造型应该与安徽省蚌埠市汤和墓出土的青花盖罐相类似。罐的青花发色比较鲜艳,主体纹样为四爪云龙纹,龙的形象矫健,小头细身,胫部的莲瓣纹中夹有大括号样的莲瓣尖。
第三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观音山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沐英墓出土的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1950年出土,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收藏。梅瓶高44.1、口径5.1、足径13厘米。梅瓶胎质坚致,造型规整,颈部呈梯形状,平底内凹成浅圈足。白釉泛青,青花发色苍翠浓重。通体五层纹样,绘画精美:肩部为杂宝覆莲纹和缠枝莲纹,腹部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绘有萧何、韩信和艄公三人,画面点缀芭蕉、竹石、松树和梅花等纹饰,胫部饰卷草纹和花卉仰莲瓣纹,有大括号式的莲瓣尖。这件梅瓶完整无缺,是国宝级文物。
第四处,安徽省蚌埠市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汤和墓出土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盖罐,1973年出土,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汤和生于元泰定三年(1326),卒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墓中出土了陶瓷器、金银器、铜器和玉器100余件。汤和墓出土的青花盖罐,通高47.5、口径15.6厘米,工艺精湛,是典型的元青花瓷。盖罐青花发色浓艳,主体纹样是缠枝牡丹纹。
第五处,湖北省钟祥市明永乐十二年(1414)郢靖王墓出土的2件青花梅瓶,2006年出土,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这是一座合葬墓,墓主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朱栋夫妇。朱栋生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卒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出土的二件梅瓶,一件是元代青花云龙纹梅瓶,高35.4、口径5.2、底径11.2厘米,青花发色浓艳,有铁锈斑痕,绘画画笔比较粗犷,一共绘有四层纹样,肩部是杂宝莲瓣纹和缠枝牡丹纹装饰带,腹部主题纹样为四爪云龙纹,龙纹形象威猛,细颈,胫部绘莲瓣纹。另一件是元代青花四爱图梅瓶,高38.7、口径6.4、底径13厘米,青花发色较云龙纹梅瓶稍微显得淡雅一些。梅瓶所绘纹样分为三大部分,肩部绘凤穿牡丹纹,腹部是四处开光,每幅内分别绘高士四爱图——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王羲之爱兰,胫部为带大括号的莲瓣纹,每层纹样分别由花瓣纹和卷草纹相间,颈部最上一层纹样为卷草纹。
第六处,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乡尹西砂石厂明永乐十四年(1416)王氏墓出土的元青花凤穿花纹梅瓶,1990年9月出土,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王氏是明孝陵卫指挥使萧氏的妻子,这是一座分室合葬墓,萧氏墓已经被盗,墓中有精美的青花残片出土。凤穿花纹梅瓶高40、口径6.2、底径14.1厘米。梅瓶胎体厚重,砂底上有自然的火石红色,青花发色偏淡,有少量铁锈斑痕。卷草纹和钱纹装饰带将纹样分为三组,肩部饰凤穿牡丹纹,腹部是四朵缠枝牡丹纹,胫部为莲瓣纹,口沿下青花署两个楷书“四”。
第七处,南京市中华门外郎宅山明永乐十六年(1418)叶氏墓出土一件青花莲池鸳鸯纹碗,1960年出土,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碗高13.4、口径30底径9.3厘米。胎质坚致,胎体比较厚重。撇口,弧腹,圈足,足端平切,有鸡心点。白釉泛青灰色,肥腴,青花发色微微泛灰,腹部呈色比较浓重。外壁绘缠枝莲纹和仰莲瓣纹,内壁口沿为缠枝菊花纹,碗底内心饰莲池鸳鸯纹。碗的胎、釉、彩都具有元代青花的典型特征,且出土于纪年墓葬,是研究元青花瓷的难得资料。
宋晟、叶氏为明永乐朝的皇亲国戚,其子宋琥为当朝驸马。宋晟墓中出土了白釉瓷和龙泉青釉瓷169件,另外还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陶器等随葬品。宋晟夫人叶氏墓中出土了白釉瓷、龙泉青釉瓷、黄釉瓷、青花瓷,一共33件瓷器。值得一提的是,宋晟儿子宋琥和长孙宋铉夫人墓中各出土了一件釉里红松竹梅纹梅瓶。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随父宋朝用参加朱元璋的反元战争,明成祖对宋晟十分器重,其历任建宁、江西、大同、陕西四都督指挥使,明永乐初年被委以西北边务,是明成祖朱元璋在西北的一员大将。宋晟夫妇以及宋晟家族墓中出土众多瓷器,叶氏夫人的墓中有元青花碗,都应该与他在江西任过都督指挥使有关。
第八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应塘村明正统四年(1439)沐晟(沐英之子)墓出土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图8),1959年出土,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收藏。梅瓶高41、口径5.2、足径14厘米。梅瓶的胎质坚致,造型高大,端庄秀丽。折沿小口,口沿平,细短颈,圆肩,长腹,下部渐收,平底内凹成浅圈足,白釉泛青,肥腴。青花发色浓重。肩部为杂宝覆莲纹和缠枝莲纹,腹部绘缠枝牡丹纹,胫部饰仰莲瓣纹。
第九处,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季桥乡颜刘村凤凰墩明成化六年(1470)陶升夫妇合葬墓中出土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纹铺首耳盖罐,1980年出土,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博物馆收藏。盖罐通高43.3、口径16、底足18厘米。盖罐高大厚重,造型古朴。盖为子母口,盖钮修复;罐身贴塑铺首耳一对,有孔可穿环,平底内凹成浅圈足,足端不平整,内心有旋坯痕,底部凹凸不平,有同心圆痕迹,砂底见火石红。盖罐釉质滋润呈蛋青色,青花颜料苍翠浓艳,局部有晕散现象,发色浓重处呈现蓝黑色的铁锈斑点,手触有凹凸之感。全身绘古钱纹、菱形纹、卷草纹、缠枝菊花纹、变体莲瓣纹等辅助纹饰共12层,器身腹部绘主体纹饰——六朵盛开的缠枝牡丹纹,每层纹饰之间均用双线和单线弦纹相隔。罐内采用荡釉法施釉,釉汁不均有露胎现象。罐体表面有明显的连接痕迹。
二、几点思考
1、元青花被明代皇族国戚和王公大臣视为宝物
本文所列的9处出土元青花墓葬的墓主,除了明成化年间的陶升合葬墓以外,其他都是皇族国戚和王公大臣。他们随葬品的档次都很高。第一例,汪兴祖墓的随葬品有宋元官窑和哥窑瓷、金器、银器和玉带,墓中仅仅出土了这一件青花器,且此高足碗是元青花中的一般器物。第二例,鲁荒王朱檀墓中出土了1000多件随葬品,其中不乏奇世珍宝,有海天唐代古琴;有未曾著录过的古书,其中有元刊本;有宋高宗题跋的扇面,其上画着葵花蛱蝶;还有朱檀的礼冠九旒冕、镶宝石金带扣等数件国宝级文物,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釉里红花卉纹碗。如此重量级的随葬品中,夹杂着1件青花瓷残器,足见它的珍贵,或许其中还有其他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第三例,宋晟和其妻叶氏墓中出土了金饰和202件瓷器,且瓷器多为日用餐具。值得一提的是,宋晟做过江西都督指挥使,此官正二品,为省级兵权掌握者,他应该是了解元青花的。这件青花莲池鸳鸯纹碗虽然纹样画笔流畅,但其青花发色和制作工艺在元青花中不属于上流,而且,叶氏夫妇墓中只有这1件青花碗,其余201件都是白釉和龙泉青釉瓷,足以说明其珍贵。
2、九处墓中出土元青花的细部有别
通过观察这十件元青花,我们发现,它们的细部有别。因为没有得到器物底部和内壁的资料,故仅仅从照片上可以看到的造型和纹样两方面作初步对比。
首先比较造型。这十件元青花中有3件大罐、5件梅瓶可以作比较。
3件大罐中,朱檀墓出土的一件口部已经残缺,所以仅仅将安徽省蚌埠市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汤和墓出土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盖罐和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刘村凤凰墩明成化六年(1470)陶升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青花缠枝牡丹纹铺首耳盖罐相比较。可以看出,二只盖罐的造型略有区别,陶升夫妇墓出土盖罐的颈部较汤和墓盖罐收敛,呈流线型。罐身纹样的画法,虽然二只盖罐都为六层纹样,但是,风格俨然不同。陶升夫妇墓出土盖罐的青花发色没有汤和墓盖罐那般浓重,盖罐纹样为单纯绘画工艺,纹样风格飘逸;汤和墓盖罐的主体纹样是缠枝牡丹纹,为先刻后画工艺,布局严谨,画笔沉稳,而使纹样的艺术水平显得档次更高。盖罐的胫部莲瓣纹之间,陶升夫妇墓盖罐有大括号纹,而汤和墓盖罐没有。
本文列出5件梅瓶,下面比较它们颈部和肩部的造型异同,因为这两个部位,一来是最具元青花梅瓶特征的部位之一,二来在照片上比较容易看出差异。先比较颈部,一般认为,元青花梅瓶的颈部造型特征之一是外轮廓呈梯形,这个特征最明显的是明正统四年沐晟墓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和明永乐十二年朱栋墓青花云龙纹梅瓶,不具这一特征的是明永乐十四年王氏墓青花凤穿花纹梅瓶。再来对比肩部造型,在5件青花梅瓶中,王氏墓青花凤穿花纹梅瓶肩部的造型比较特殊,是溜肩,而其他梅瓶的肩部与绝大多数元青花梅瓶的肩部一样都比较浑圆。无独有偶,沐晟墓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和王氏墓青花凤穿花纹梅瓶的主体纹样都是牡丹纹,而两者牡丹纹的绘法有比较大的差异。二者牡丹纹的相似之处是都留有不甚清晰的白边,不同之处是,沐晟墓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的牡丹纹呈俯视展开样式,花瓣浑圆,花朵的形状和花瓣的结构交代得很清楚,花叶为1、2、2式,类似葫芦形的叶子,画笔硬朗;王氏墓青花凤穿花纹梅瓶下腹部的牡丹纹花瓣呈长条形,花瓣的结构交代得不甚清楚,花叶呈三叉式,画笔相对软疲。值得一提的是,王氏墓出土青花凤穿花纹梅瓶上腹部的凤穿牡丹纹与内蒙古自治区哲盟出土的青花玉壶春瓶上的凤穿牡丹纹,除了凤尾的画法不同以外,其他的元素,包括凤的飞翔姿态、牡丹的画法和青花发色都很相似,它们的青花发色不甚浓艳,都属于比较淡雅的一类。
刚才是造型与纹样的综合比较,现在再来比较莲瓣纹。在8件立器中,除了湖北省钟祥市朱栋墓出土的青花四爱图梅瓶和南京市王氏墓出土的青花凤穿牡丹纹梅瓶上没有莲纹以外,其他的6件立器上都有莲纹作为辅助纹样。明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明洪武二十八年汤和墓青花牡丹纹盖罐、明永乐十二年朱栋墓青花云龙纹梅瓶、明正统四年沐晟墓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上的莲纹是典型的元青花上多见的剪刀形叶,而明洪武二十二年朱檀墓青花云龙纹罐和明成化六年陶升夫妇墓青花缠枝牡丹纹兽耳盖罐是卷草形的莲叶,陶升夫妇墓青花缠枝牡丹纹兽耳盖罐上的莲纹还出现了写实的莲蓬,这种现象在元青花纹样中是很少的。
元青花罐和梅瓶,是元青花瓷中的精品,它们一般都是多层布局,主体纹样和辅助纹样相配合,牡丹纹和莲花纹是常见的纹样。乍一看,它们有一致的艺术风格,但是,无论在造型、纹样还是青花发色上,细部还是有区别的。出土墓葬时代的早晚与墓葬中出土器物的时代早晚没有关系,时代晚的墓葬中可以出土时代早的器物。但是,确定它们是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器物,还是在时代上就有早晚的分别,还需要更多的材料,作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仅仅将所观察的现象提出来,与同好们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