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一种民俗艺术,民俗文化,因此,它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民俗文化特色,广泛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和我国人民的审美观念、审美价值、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我国人民有一个好传统,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都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和谐、吉祥。因而,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自古及今,一直是陶瓷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和一个基本的文化特征。
祥瑞题材,主要围绕着“福、禄、寿、喜、和合、吉祥如意”等内容而展开。因此,在选择题材表现寓意时,经常选用如下一些事物:珍禽类,经常选用凤凰(百鸟之王,象征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凤凰相偕喻爱情),白鹤(有清高、纯洁、长寿之喻),白头翁,喜鹊,鸳鸯,雄鹰;名花类,经常选用牡丹(百花之王,象征富贵繁荣)、芙蓉(象征雍容华贵),莲花,梅花,菊花;在芳草类中,经常选用兰草(有香祖之喻、兰孙贵子),灵芝(象征延年益寿)竹木类中,松(象征长寿、气节),竹(竹与祝同音,寓意百岁志喜、百寿安康),天竹(喻天祝,寓意天祝平安、天祝升平);在瑞果类中,常用桃子(常称寿桃,象征寿)、石榴(象征福,有榴开百子之说);在异兽类中,常选用、龙(王、权威、吉祥的象征)、狮(狮与师、诗同音,象征权势和诗书传家)、鹿(鹿禄同音);在鱼藻类中,喜用鲤鱼(鲤与礼同音,鱼与裕谐音,寓意腾达、富裕)、鳜鱼(鳜与贵音),另外,这种祥瑞题材在约定俗成中,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纹样体系。如莲生贵(婴儿抱莲花)、福寿双全(蝙蝠寿字)、竹报平安(小儿放爆竹)、吉祥如意(小儿骑白象执如意)、喜上眉梢(梅花喜鹊)、福在眼前(蝙蝠、喜鹊)、六合同春(鹿鹤、梅花)、麒麟送子(小儿骑麒麟)、连年有余(莲花、鱼)、五子登科(五小儿)、天官赐福(天宫、蝙蝠)、五福捧寿(五蝙蝠围寿字)、多福多寿(一群蝙蝠、堆桃)、福、寿(老人骑鹿持桃)、麻姑献寿(麻姑担桃篮)、鱼跳龙门、丹凤朝阳(凤凰、太阳)、龙凤呈祥(龙、凤)。
吉州窑为综合性窑场,民窑生产随意性大,现就基本的最具本质特色的器型发展趋势、制作工艺和画风画法作简单分析比较。
1.器型发展趋势。时尚决定器型发展,器型决定制作工艺。
早期的吉州窑瓷器,继承了唐代雍容、矮胖的风格,入宋以后逐步向挺拔、俊俏发展,到南宋中后期达到顶峰,元以后向肥硕、厚重发展,明代以后则转向轻薄、规整。这与同代各窑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2.工艺特征。吉州窑因地制宜,制作工艺受胎土、施釉方式以及生产习惯影响。
以基本器型碗、盘、壶的底足为例,唐末五代的底足以玉璧足饼底、矮圈足为主;到了北宋前期则发展为高圈足、大圈足,中后期又为矮圈足;至南宋早期演变为假圈足,中期圈足直径逐渐缩小,并在圈足外斜削一刀,再在近足处横旋一刀,形成外观似圈足的形状;元中期以后,除黑釉盏继续保持上述形状外,其余底足又向厚壁、大圈足发展;至明代再向薄壁圈足发展。这个发展趋势,经过了一个循环往复、沿袭改革的变异发展过程。这个规律为吉州窑瓷品的断代依据之一。
以黑釉瓷施釉为例,受烧造技术的影响,北宋以前的黑釉瓷为防止釉粘连,保证成品率,均施半截釉。南宋前期,由于窑钱(垫圈)的出现,固定了叠烧器物之间的间隙,能较好地防止釉粘连,形成了除圈足外略显稍许胎,即釉不及底的形态;南宋中期以后,由于较准确地掌握了垫圈厚薄规律,形成了除圈足内无釉,器内外施满釉的形态。这些都是吉州窑产品“多露胎骨”的原因,也是其断代特征之一。
以时尚习惯为例,吉州窑受地理环境影响,在瓷土无法改变含砂量高的事实面前,窑匠们扬长避短,形成了“重釉不重胎”的时尚,即在坯胎制作方面较为草率,而刻意追求釉色变化以弥补坯胎不足。其结果形成了釉色百花纷呈、千姿百态,坯胎粗糙随意的显著特征。虽然随着烧造技术的进步,施釉方法从半截釉,发展到釉不及底,再到施满釉,表现了窑匠力求完美的愿望,但其重釉不重胎的观念始终占了上风,并且形成了生产习惯。因此,除少数极品外,绝大多数黑釉瓷的圈足内外的刮刀痕或跳刀痕均较明显,成为其鉴别窑口的显著特征。
3.画风画法。吉州窑古陶瓷装饰,无论是剪纸还是彩绘,讲究简练的画风画法和疏朗有致的图案布局,往往寥寥数笔勾勒成形,或点缀几笔以打破平面,极其写意又十分传神(图3),绝无文人骚客笔下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即使同画梅花也别具一格。其图案均源于自然,取自民俗生活,多以自然物为对象,如菱花(图4)、团花、梅花、梅枝、蕉叶、奔鹿(图5)、彩蝶、波涛、猫、狗、虎(图6)、马(图7)、虫、鱼,常见“金玉满堂”(图8)、“长命富贵"、“龟鹤齐寿”、“儿孙满堂”、“多子多福”、“金桂玉兰”等吉祥语剪纸,还有马上猴(寓立刻封侯意)、凳上猴(图9)等彩绘泥塑瓷。这些装饰图案质朴明快、童趣盎然,民俗理语特点鲜明,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