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博物院16日展出清官窑瓷器精品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瓶底、临摹宋体落款仿前朝的飘逸，无锡市民可一睹清代皇家顶级瓷器的真容了！据悉，“清宫遗存——清康雍乾官窑瓷器精品展”将于5月16日(周日)在无锡博物院开幕。60件皇家珍品走出深宫大院，走近平民百姓。此次展览除了是无锡博物院建院以来最重量级的一次，也是无锡历史上首次引进如此高规格的精品瓷器。
“如果你懂得审美的话，请找机会把玩康熙年间的瓷碗，就可以想象康乾盛世之下的中国人生活得多么优雅。”怪才辜鸿铭对清瓷器的赞美，形象点出了那个时期瓷器工艺的精妙。这次无锡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联合展出“清宫遗存——清康雍乾官窑瓷器精品展”，有60件“康雍乾”的官窑瓷器展示在大众面前。种类涵盖除了大众知晓率高的青花瓷，还有素三彩、粉青釉、斗彩等。据无锡博物院副院长吴龙介绍，陶瓷艺术发展成为礼器时，便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发展到清朝到达鼎盛时期，成功融入汉文化的清朝对瓷器工艺发生异乎寻常的乐趣，从康熙开始，经雍正承前启后，乾隆达到全盛时期，官窑瓷器的发展也达到顶峰，独步全球。这次的展品无论是在器型、品种、还是材质和釉色工艺都是精品。主打的青花缠枝花卉纹赏瓶，高38厘米，足径12厘米，这种纹饰的赏瓶始于清雍正官窑，仅面世两件，还有仿宋元时期的仿哥釉牺耳尊，上面的“金丝铁线”等都体现出宋元时期瓷器特征。据了解，近年来，在各类拍卖会上官窑瓷频频拍出高价，一件元青花曾拍出1．1亿的天价。这次来无锡的展品都是出生皇家，藏于深宫，如果用市场价格衡量的话，大多数价值都在千万以上，60件展品总价数亿元。更重要的是，很多展品没有离开南京博物院公开展出过，展览将有助于无锡大众艺术审美的提升。
据了解，这次的展览为期两个月。考虑到很多市民可能对相关领域知识不太熟悉，为使观众更多地了解清宫官窑瓷器，无锡博物院在展览开幕当天，还将邀请南京博物院研究员、著名瓷器专家程晓中先生来院作公益讲座。讲座在无锡博物院西侧负一层报告厅，观众凭票入场，即日可开始领票。(周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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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瓷器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宋代设监，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南京博物院前身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导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其瓷器藏品主要来自清朝内府分储于奉天行宫(今辽宁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宫廷用器。其中以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官窑瓷器为大宗。康、雍、乾三朝134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辉煌时期。特别是官窑瓷器的生产均由皇帝亲自委派督陶官掌管，或由地方官吏兼管，并且以督窑官的姓氏命名各个不同时期的御窑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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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分享：南宋官窑的鉴别
南宋官窑的鉴别
1、 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 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陶瓷知识分享：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
瓷器的款识，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和“正和年制”。钧窑器底内有一二三四......数目字。元瓷款识，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民窑有款者甚少。 明代瓷器款识种类很多，官窑款“某某年造”字样，亦有“某某年制”的。清代普遍用“制”字，用“造”字的极为罕见。 题款位置，以在底足内居中者为最普遍。高足者有题在足内层之边际，也有题在足外层边际的，都是横书款，又有题在口沿或腰腹部位的，亦属横款。 清代资器款识种类更为复杂，现将清代各朝瓷器款识汇录如下: 康熙瓷器款识 单圈、双圈。元圈栏、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凹雕、凸雕。地挂白釉宇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兰字，白地写红字，绿地写红字。楷书、篆书，半行书、宋堑体、欧玉体。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方栏内不可辩认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秋叶、梅花、团花，园鹤，团蜗，花形物形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 雍正朝瓷器款识 形式较之康熙为少，但较之康熙也有些变化，有: 六字双圈、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 六字、凹雕四字、凹雕六字、单圈双边正方形、双边长方形、地挂白釉字挂黑釉地与字均挂一色釉，白地写红字、白地写兰字。楷书、篆书、宋集体、图书款、方栏内不可识的字，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以上为有字者)雍正时之无字者除双圈、秋叶、团龙、团鹤、团蜻外。 其余款识，大抵与康熙时款识不甚相远。康熙、雍正又多不书写本朝代款，而书写明代款，康熙时书写“宣德”者居多，雍正书写“成化”者居多，宣、成两朝为明代瓷器最盛时期。 乾隆时瓷器之款识 六字双圈、六字单圈、六字无边栏、四字无边栏、四字方边、双线正方形。凹雕 地与字统挂一色釉。白地兰宇、白地红字、绿地红字、绿地黑字。楷书、篆书、欧王款 宋案体、宋体书、图书款、砂底不挂釉凹雕，满清文、回回文、喇嘛文、西洋文(以上有字者）印花、团花、完全无字(以上为无字者)凡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或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四字分两行，省去“大清”二字。这三种款识，历朝皆有。六字分两行者，大都是官窑。字以端楷庄整重者为贵。 嘉道以后，一般都沿袭前朝款式，有减无增，渐有趋于一致之势。篆书之款，自乾隆至同治均居其大部分。篆书有两种:一种无边栏，字或红或兰不等；一种有双边， 红字居多，即所谓图书款。图书款以道光末年、咸丰、同治之间最为盛行。 康雍两朝是楷书盛行时期，篆书很少，乾隆篆、楷皆有，而篆多于楷。嘉庆至同治为篆书盛行时期，而楷书很少。光绪、宣统两朝除仿古外，则又楷多于篆。
陶瓷知识分享：洋彩瓷器
洋彩瓷器
何谓洋彩？督陶官唐英说：「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画法」；「圆琢白器，五采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彩」;再释:「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所用颜料与法琅色同。」《活计档》将磁胎洋彩与磁胎画珐琅同时归入「乾清宫珐琅器皿」，《陈设档》则将磁胎洋彩与磁胎画珐琅同时归入「乾隆款磁胎」项下，说明二者的关系密切。洋彩在陶瓷分类上属珐琅彩类，是一种运用西洋绘画技法与装饰的彩瓷。”。1.西洋元素的应用与融合根据档案与实物，唐英所说洋彩必须符下列四要件:(一)使用了西洋明暗光点装饰图案，主要以光点表现圆状物体。(二)花卉叶纹上大多以白料渲染，表现出枝叶的光影明暗，此一绘法几乎未使用於磁胎画珐琅上(三)人物纹饰明显采用了西洋明暗阴影透视技法(四)西洋花卉的使用，如洋菊与洋莲等洋花:部分纹饰应用了西洋花草藤蔓纹饰图案设计构图。 磁胎洋彩黃地洋花方瓶 磁胎洋彩黄地蕉叶美人花觚 磁胎洋彩瑞芝洋花蝉纹罇 磁胎洋彩人物胆瓶2.宫廷绘画与皇帝的诗印乾隆洋彩器上传统山水、花卉纹饰，多为四季山水、折枝花卉写生，以珐琅白料渲染出花卉的浓淡与层次，设色妍丽，风格上与同时代院画家相似。洋彩与画珐琅器上的山水或折枝花卉纹饰虽然相近，但两者所饰诗文与章印完全不相同，画珐琅以唐宋明诗文为主，洋彩则完全采用清高宗制诗、及钤印代表皇帝身份的款记，如「乾隆辰翰」、「惟精惟一」。 磁胎洋彩诗句菊花玉梅瓶 展开图 磁胎洋彩锦上添花山水诗意方瓶 磁胎画珐琅四季花绿地四寸碟3.锦上添花纹饰与技法所谓锦上添花，就是在密布锦纹的隙处，再添纹饰。乾隆六年(1741)开始，大量使用於画珐琅与洋彩器上。锦上添花纹饰，分剔地锦纹与描画锦纹二种，剔地锦纹，纹饰微凹，描画锦纹则略凸。二者皆精雕细琢、笔触细腻，将各式锦地纹如:凤尾形卷草纹，卍字锦纹、绣球花纹、六角龟甲纹、方形柿蒂纹、花叶纹，以及修饰边沿的莲瓣纹、回纹、云纹等，剔工精妙，一丝不茍，将锦上添花工艺美学推到极致。 磁胎洋彩锦上添花有盖痰盂 磁胎洋彩翠地锦上添花茶锺 磁胎画珐琅锦上添花黄地四寸碟〈正面〉 磁胎画珐琅锦上添花黄地四寸碟〈背面〉4.鬼斧神工:玲珑转旋器配合清高宗艺术创作旺盛的企图心，身为御窑厂的监造官唐英费尽巧思，屡屡开创新样，博取君心。自乾隆七年始，磁胎洋彩制品益趋精细，讲究镂空、穿透、旋转、层层相套、纹饰多样，制作工序困难、复杂、奇巧，极富挑战，选展的「玲珑镂空转心瓶」被後世誉为鬼斧神工。乾隆八年(1743)四月二十一日唐英在〈恭进奉发及新拟瓷器摺〉中提到烧造得九种新样式进呈，这些新样皆可从院藏器一一对照得出。 磁胎洋彩官釉金花葫芦转旋瓶 磁胎洋彩青地金花鱼游春水瓶展开图陶瓷知识分享：官窑瓷器：东西方通吃的皇权艺术
官窑瓷器：东西方通吃的皇权艺术
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仅局限于大中华区，官窑瓷器则受到全世界藏家青睐。欧债危机、世界金融动荡虽然使艺术市场低迷，但因藏家或机构资金短缺，已几十年未曾露过面的珍品又重出江湖。
2010年11月11日，一只清代乾隆时期的官窑瓷瓶以4300万英镑(加上20%的佣金，约合5.5亿元人民币)落槌，阔步甩开5个月前黄庭坚书法《砥柱铭》以4.3亿元人民币创下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创出亚洲艺术品新的世界纪录。
阿胶、瓷器、丝绸、茶叶被称为中国“四大国礼”，其中瓷器所具备的艺术性质使得它们备受各国政要喜爱，因此也成为国礼的首选。
中国官窑作为瓷器的一种，有别于为普通百姓烧制的“民窑”，是专为古代皇帝和他们的追随者而烧制，是瓷器烧造艺术的巅峰，也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时尚。自其诞生之时，就为历代追慕而成经典。
皇帝参与创作的艺术品
就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第一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件，因而也最具收藏价值。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器件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10年前相比，普遍提高了10至100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已达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之巨。
天物馆馆长钱伟鹏分析了明清官窑瓷器收藏的6个显著特点：
首先，明清官窑瓷器属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收藏人群庞大，市场中流传的官窑瓷器少之又少。中国有兴趣于收藏官窑瓷器且有收藏实力者至少有30万人，现在大部分官窑瓷器都已经被博物馆收藏，市场中流通的都是早期的大藏家更迭卖出的，一旦错过机会，再难遇到。
西方如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日本出光美术馆基金会，瑞士玫茵堂等，往往是以基金会的形式进行收藏，一旦买入，三五十年甚至更久方才会向市场释放，因此在市面上流通的势必愈来愈少。
其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洪武二年(1369)官窑制度正式确立，到现在已经有643年。
第三，明清官窑瓷器专为帝王宫(博客，微博)廷使用，帝王品牌远远高于贵族品牌(包括现代奢侈品)。
第四，它的设计、创制过程极富特色，是由宫廷画师做样，和景德镇的工艺大师团队结合，共同创造出的工艺美术互补的新型艺术品。再则，为皇家制器，不惜工本，乾隆、康熙甚至亲自参与创作、指点。
第五，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局限于大中华区，世界属性使官窑具有非常强的抗风险能力。官窑瓷器在全世界范围深受追捧，东西方经济只要有一方坚挺或上扬，中国官窑瓷器的价格就不会下滑，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
第六，西方社会“劫富济贫”的征税制度，也使得艺术品成为完美的避税产品，一部分艺术品的资产配置，可以合理地降低所得税及最高70%的遗产税。同时，西方收藏家相对而言更为成熟，其投资行为向来是以客观理性的分析为基础，他们也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势必会有更多更有实力的藏家加入官窑收藏行列，所以现在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投资的好时机。
中国古代官窑精品瓷器的拍卖历史显示，只要持有时间够长，其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美国文玩公司董事向阳先生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74年涉足收藏， 15年后，他们将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委托苏富比在香港举办了一场专场拍卖会。全场共上拍101件藏品，成交97件，总成交额则接近1亿港元。一件明代洪武釉里红大碗，估价为600－800万港元，成交价2035万港元；另一件青瓷(宋官窑)拍到2200万港元落槌，创造出当时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最高成交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收藏的其他品种，如非洲、美洲部落和大洋州等地的艺术品表现远不如其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例如非洲艺术品同样于行情高涨的1989年被委托拍卖，却是艰难出手，且仅获4.1%的年平均收益率。
陶瓷知识分享：造型与瓷器鉴定
造型与瓷器鉴定
中瓷网讯 今天由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元明时期瓷器的造型的鉴定。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