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稀为贵，这是收藏的一条定律。那些“真精稀”的古瓷，往往受到市场的追捧。在收藏中，有一些民间定制的古瓷，虽然质量算不上“精”，但由于纹饰独特、存世量稀少，并有着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从收藏文化的角度来说，不失为有价值的藏品。
丙申五月，屯溪一古玩商贩称，从江西婺源收到一件纹饰十分奇特的古瓷盘，他说自己经营古董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纹饰。笔者如约前往，发现东西很“开门”，纹饰也如其所说。这面青花瓷盘将人们十分常见的青花釉里红鱼盘纹和青花福菊盘纹合二为一，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画在瓷盘圆圈内，福菊纹画在盘内弧壁上。鲤鱼纹由原来常见的一条鱼，增加为三条形状相同的小鱼，且共一个鱼头；瓷盘弧壁上六朵菊花纹内书“显润洪记办用”青花字。笔者知道，这是一面古徽州人家的“定制瓷盘”：瓷盘直径25厘米，残损后用胶水粘接，圈足底部无釉，为清中期嘉道年间生产。瓷盘虽残，但贩子却不肯以市场价出售，他知道盘子纹饰是有文化内涵的，属于“稀”少一类品种，笔者只好以超行情的价格购下。
现在人们收藏的古瓷，主要是以前人们日用和陈设瓷，这些瓷器的来源和生产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的普通瓷器，器形和纹饰由厂家根据市场流行式样自主设计生产，产量大、成本低，销售价格也便宜，非常适合广大平民百姓选择和购买。这些瓷器构成了当今民间古瓷收藏的主体；
二是厂家为部分买家生产的特制瓷器。笔者曾在屯溪老街古玩市场上，收藏到明代晚期青花碗瓷片，内书“大房”、“二房”一直到“六房”的青花字瓷片（这样的瓷片在“花山谜窟”洞穴中也出土过），这是厂家为宗族内各房生产的特制瓷器。在收藏的明代晚期瓷器中，也有碗盘内不写“房”字，而直接写上“一、二、三”等数字。这些特制的瓷器，和晚明时期其他民窑瓷一样，制作十分粗糙，碗盘除青花字外，没有其他装饰，这显然是厂家为满足市场需求，为广大普通百姓生产的“特制瓷器”，让买家对号选购；
三是从市场上购买后再加工的瓷器。一些宗祠、堂会和有钱人家，不满足现成的销售产品，从市场上购买一些精致的瓷器（一般是彩瓷），在器身上和圈足内写上专属的名称和堂号，再次入窑烘烤而成。有了这样专属的字号，在宗族举办传统活动和邻里转借中就不会丢失和混淆。笔者收藏数件宗祠和堂会的专用瓷盘，其中有一对清末休宁县霞瀛村古宗祠的再加工瓷盘，彩花间用墨字书写“朱敦叙祠”四字，产品比较精致，上面绘的是当时流行的花卉，由著名的“映莲轩”瓷店写字加工而成。民国时期，文人雅士之间流行赠送文房、茶具和酒具等用品，也是从市场上买来精致的彩瓷，请名家加工题字烘烤，简单易行。这类瓷器，目前已成为市场上十分抢手的收藏品。由于再加工瓷器时间短、成本低，非常适合一般有钱人的需求；
四是体现“高大上”的“定制瓷器”。定制瓷器需要买家到厂家预付一笔定金，将自己喜爱的纹饰和造型提供厂家进行生产。这种类似“官窑”操作流程、体现个性化的产品，若非有钱的城乡富豪阶层，是很难做到的。在笔者收藏的瓷盘中，就有不少徽州人家的定制瓷器，仅清末“渔樵耕读”纹青花瓷盘，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定制瓷器，买家不惜成本，经过精心设计、显得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产品一般都比较精致、纹饰和造型也有别于市场上常见的式样，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它能很好地体现主人的理念和思想，同时也将地域文化和崇尚的风俗得到充分的彰显。由于瓷器质量与朝代国力强盛密切相关，定制瓷器虽然比同时代的民窑瓷器质量有所提高，但不同时期的定制瓷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
这件徽州洪姓人家定制的专用瓷盘，独特的纹饰蕴含着十分吉祥的含义。三条具有动感的鲤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和“鲤鱼跳龙门”，它们共一个鱼头，说明一个家庭（族）中，大家要同心（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就能心想事成，实现家庭（族）梦。外圈弧壁上的纹饰含义，就更加显而易见：“菊花”象征着长寿和高洁，围绕在菊花周围书写许多草书的“福”字，如缠绵的藤蔓，组合在一起，象征“富贵和长寿”绵长不断。这件定制瓷盘，将两种瓷盘上的吉祥纹饰叠加在一件瓷盘上，使得纹饰和内容更加丰富，它承载着古时候徽州人家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中央电视台星期六有一档节目叫《我有传家宝》。走上台的持宝人所持的宝物许多都是普通的物品，但在这些普通物品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和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它就成了持宝人的“传家宝”。试想，这件徽州古瓷盘，如果由洪氏后人来讲述其背后的故事，如祖上的经历，为什么定制，又是怎么损坏的，如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曲折传承等等，想必内容一定会十分精彩。
延伸阅读
洪宪瓷
民国初年（1916），袁世凯复辟称帝，定国号为“洪宪”。袁世凯在阴谋称帝时，亦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派郭葆昌到景德镇监制“洪宪窑”。据史科记载，当时郭葆昌就制作了100件仿雍正、乾隆的珐琅彩和一批粉彩。因袁世凯居住的地方为中国南海的居仁堂，所以烧瓷款为红色纂书“居仁堂制”和“居仁堂”。由于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一命呜呼，所烧“洪宪瓷”不多，留传下来的就更为稀少，成为了瓷器收藏家寻觅、收藏的目标。
洪宪瓷——年款之外的秘密
之一 没有年款的御窑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却留下了一批民国瓷器史上品质最高的仿古瓷——洪宪瓷。
1916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为了这批瓷器，他花费了140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不论四万件还是六千件，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要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洪宪瓷如此不计工本，当然极为精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算是民国的官窑瓷器。
郭葆昌赴江西后，最先为袁世凯督烧 “居仁堂”款的瓷器。同时，他还为北洋军阀徐世昌（署“静远堂制”款）和曹锟（署“延庆楼制”款）各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陈设瓶，杯、盘、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胎质细白而轻巧，釉面洁白润泽，器型精致玲珑，少有大件。这几批瓷器是同时烧造的，但因为用途不同，风格虽然类似，也不完全一致。
“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如，这种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然而，此瓶釉质洁白无睱，描绘精致入微，不是一般民窑所能达到的，颇似“内庭恭造之式”。 2005年12月12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以57.2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徐世昌的“静远堂”款瓷器，专仿雍正朝器物。徐世昌虽然也是一代军阀，但作为一位文人大总统，他的学问深厚，书画造诣极高，自诩为“水竹邨人”。郭葆昌精于制瓷，也深通人情世故，很会“看碟下菜”。他为徐世昌监烧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窑的单色釉。年窑瓷器极其精雅，清人赞曰“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年窑以单色釉闻名，格调含蓄而优美，自然极为贴合徐世昌这类以雅士自居的文人的审美趣味。“静远堂”款的瓷器，尤以天蓝釉（如图二年窑暗花蝉纹梅瓶）和青釉，横绝一代，釉面极其精细，为稀世之珍，徐世昌还将它们作为礼物，用来巴结日本人。
“延庆楼”是曹锟在中南海的办公场所，故而他以此为款定烧瓷器。“延庆楼制”款的瓷器品种不多，传世稀少，极具收藏价值。根据耿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记载，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署“延庆楼制”款的粉彩“千件”大瓶。，是唯一一件有拍卖纪录的。这只瓷瓶高30厘米，瓶口饰有金边。在瓷器口部装饰金属边饰始于北宋的定窑。定窑以产白瓷而闻名，由于瓷胎很薄，烧制时容易变形，而且为节省窑炉内的空间，人们废除了原来仰烧工艺所使用的匣钵，改用与器形口沿一般大小的支圈去支撑器物，器物倒扣在支圈上，一一对应，层层相叠。这样用支圈支烧使得器物口沿不能施釉，形成毛边，俗称“芒口”。所以，定窑白瓷往往要在口沿处矫饰一条金属镶边。到了民国，瓷器当然不会再有被烧歪的危险，不过这个瓷瓶画面本来寓意富贵，瓶口加一条金色边饰，更加富丽浓艳，倒也切合题意。
整个瓷瓶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瓶两侧装饰的双龙耳似乎与瓶身不能浑然一体，显得很突兀。双龙耳瓶的造型最早出现在隋代的陶器中，饰双龙耳的器物，总以朴拙浑厚为美，若瓶身太过纤巧，则与大龙耳不配。不过这件瓷器制作得还是十分精细的，釉质洁白无瑕，画面艳丽华贵，凤为百鸟之王，牡丹则是百花之王，以此二物寓富贵无极之意，又饰以龙耳，暗暗迎合了曹锟欲取袁世凯而代之的心理。2005年6月20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成交价达41.8万元。
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署款有“觯斋”（因为他曾收藏了一件珍贵的青铜觯——商周时期的饮酒器，便将书房命名为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等。这批瓷器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以瓶类为主。器型雍容典雅，线条简洁，瓷绘以人物和花卉为主。它们或多或少寄托了郭葆昌的一点人生理想，他虽然是古董铺的小学徒出身，但总还是愿以文人自居。所以他的私款瓷，花卉以疏淡为基调——着色清淡，布局疏朗，没有一般民国粉彩花卉的浮华浓艳之俗（如图四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人物多为高士图，姿态恬淡，不过表现出的可不是一点淡泊的风雅，而是功成身退后隐逸的悠闲（如图五粉彩高士图瓶），因为郭葆昌本身就不是不求闻达的一介寒士。督理陶务使他进一步发迹，当了几个月的督陶官后，他在河北定兴县老家盖起了一座大宅，盖房所用的银元都是布袋装放，用火车运去的。从此他就成为定兴县的四大富豪之一。一任督陶官就能如此显赫，可见袁世凯为了这批御瓷真的是不惜血本。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内底署有“永乐年制”字样的明代青花压手杯，这是中国官窑瓷器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落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袁世凯既然称帝，并为自己烧制了御瓷，理所当然应属“洪宪年”款。那他为什么会先烧制“居仁堂”款的瓷器呢？也许他对自己逆历史潮流的作为还有所顾忌，不愿意留下更多的明证，这也为后人辨识洪宪瓷留下了更多疑问。时至今日，对于洪宪瓷的最大争论，还是它的底款问题。四川大学陈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言道：“几千年中国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中国古陶瓷鉴定，最后结束在洪宪瓷的真伪区别上，可悲可叹”。
之二 假又何妨
洪宪瓷是如此的精致玲珑，所以它纤巧而易碎，难以长久保存。“洪宪”帝号转瞬即逝，洪宪瓷也极为稀有，而且它还带有袁世凯赋予它的传奇色彩。如此美丽脆弱、珍稀而又神秘的东西，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能满足人的猎奇心理，自然惹人垂涏。于是有古董商人借此造假牟利，大造赝品。袁世凯窃国，遭世人唾弃，然而，他的年号实在不“臭”。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假洪宪瓷，风靡一时。上至名公巨卿、富商大贾，下至中产之家、升斗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尤以北京和天津两地流传最广。大到一米多高的千件大瓶，小到三、四寸的鼻烟壶，无所不有。人们把这些洪宪瓷作为珍品家传，作为礼物赠送，演绎出了无数扑朔迷离的故事，令后人难辩真假。
洪宪瓷真、伪品都制作于同一时代，有些精细的高仿品深得真品玲珑精巧的风貌，而且很多是由过去的军阀、富豪之家流传出来的，出口外销的也不在少数，亦真亦幻常令后人半信半疑。如，此盆无论釉质还是彩绘，都极为精良。但现存的洪宪瓷中，署双方框蓝料楷书“洪宪御制”四字款的较为少见，而且从图片上看，这只花盆的釉色呈象牙白，有莹润感；不像其他民国时期精仿的洪宪瓷，釉色雪白，甚至达到白里泛青的地步。也许基于这两点，人们怀疑它是现代的仿品。2005年6月6日在德国纳高的拍卖会上，它的估价只有250德国马克（约合人民币1050元左右），最后的成交价却高达4.554万元人民币。这说明，是真是假并非不重要，但最终决定价格的，还是瓷器的品质。
洪宪瓷在海外也有很多，不过“居仁堂”款瓷远不如“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的名气大。2005年6月6日，德国纳高公司拍卖了一批德国、瑞士藏家收藏的民国洪宪瓷。署“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最高成交价约合14.2万元人民币（如图七彩绘陶潜图瓶），其他几件精品的成交价也在8-11万元人民币不等（如图八粉彩“喜鹊登梅”图大锥把瓶）。而署“居仁堂制”款的一对高18厘米的粉彩花瓶，成交价才不过4万元人民币而已，实在令人费解。也许外国人见多了从圆明园抢去的清代官窑瓷器，习惯了以鉴定清三代官窑的方式来衡量洪宪瓷的价值。
直到现在，也有些资料认为，“洪宪年制”、“洪宪年御制”款瓷器在袁世凯倒台以前就已经烧制，属于真正的洪宪御瓷。只是郭葆昌为人机警，才会对为袁世凯复辟烧制“开国瓷”这件并不光彩的事讳莫如深，拒不承认。其实，不管仿品制作得如何精细，始终不可能像真品那样不惜成本，不计代价。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一套署“居仁堂”款的餐具，包括大、中、小号盘、盆、碗、碟、酒杯、盅、勺等共十三种，仅存118件，其数不全。据说当时一共烧制了三套，除袁世凯自用一套外，其余分赠了友人。
袁世凯烧造洪宪瓷，是为了在登基大典上用。瓷器，在这里成了一种确立身份的象征——是皇帝，就必得有自己的御瓷。真正的洪宪瓷和洪宪朝一样短命，不论“居仁堂制”款的真品，还是“洪宪御制”、“洪宪年制”款的仿品，现在都已经成了洪宪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它们的关注也永远不会停止。
瓷器，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是这么富有磁性！
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
年窑暗花蝉纹梅瓶
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
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
粉彩高士图瓶
粉彩草虫纹花盆
彩绘陶潜图瓶
粉彩“喜鹊登梅”图大锥把瓶
古代瓷器：清康雍斗彩瓷器鉴赏
斗彩工艺始创于明成化时期，但斗彩一词却成名于清代《南窑笔记》。关于此名来历有两种传说，一是因为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工艺，先在坯胎上用青料画花鸟等今天几个朋友斗钱出去吃饭，也就是说朋友把钱凑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意思，故而斗彩由此得名；另一种说法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争奇斗艳，互比美丽，各自不甘服输而得名斗彩。当然这仅仅是传说而已，不管哪种说法有道理，用意还都是对斗彩精美工艺的赞扬和肯定。
先谈釉色。康熙器物的瓷釉和瓷胎结合紧密，釉面极其光润，绘制精致，色彩艳丽。康熙时开始使用以金为着色剂的洋红，并迅速盛行，取代了矾红，它釉汁细腻，光润匀净，色如胭脂，故名胭脂红，从而使斗彩显得更加娇艳。这个时期的斗彩无论是器物的数量，还是色彩的种类都比较多，既有釉色淡雅清新的作品，如康熙斗彩喜上眉梢纹盘，也有色彩深浅不同，再添加其它釉色，从而艳丽夺目的器物，如康熙斗彩蓝地红绿彩双龙戏珠碗。
雍正时期施釉工艺比康熙时期有很大的进步，彩料的提炼更为精细，并开始在斗彩中使用渲染法(属于比较简单的渲染)。用彩方面，一般颜色都比以前略为浅淡，所以雍正时期的斗彩色调柔和淡雅，同时此时斗彩中还偶尔出现了点缀粉彩的情况(即斗彩和粉彩合绘，但粉彩所占比例非常小)，突破了过去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创造了釉下青花和釉上粉彩相结合的工艺。同时还十分讲究釉上彩的多样化，往往在紫、绿、红等多种颜色，使斗彩显得更加丰富艳丽。如雍正缠枝花碟就是使用了这种工艺。
再谈纹饰。在云纹、莲瓣纹等，罩上透明釉入窑焙烧，烧成后再在留出的空白处用大量的蓝料涂地，用红绿彩添龙纹，复又入窑烘烤而成，以繁缛致密、色彩富丽的纹饰取胜。绘画题材基本上脱离了以往的形式，不仅大量采用历史人物故事一类的题材，此外还有草虫、花鸟、禽兽、云龙、山水等吉祥桃花、海棠、菊、三秋、九秋、落花流水等等。花纹规整，多数的底足都制成光滑而滚圆的泥鳅背状。
雍正时期的器型以线条秀美著称于世，为后世仿制者所无法追摹。一般器物的转折棱角处制作得自然柔和，不似康熙时期那样挺拔生硬，所制器物的器壁一般要比康熙时期的薄一些，胎体迎光透视则莹润无瑕，有的略显青色，所以器物的造型特别精致秀巧。
在款识方面，康熙官窑比较重视年款，年款的种类很多，也有刻印款，但以书写款为主。这种年款一般都置于器物底部。在书写款中可分为青花款、釉里红款、紫彩款、蓝料款以及胭脂红料等几种款识，彩料年款又以青花款最为普遍。年款的写法一般都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的形式，也有的是六字三行的。
雍正时期的瓷器款识比较普遍，也以青花书写款最为常见，整个雍正时期瓷器年款笔画规矩，横平竖直，字体都比较工整秀丽。官窑年款一般常见的形式为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加双蓝圈款，也有六字三行楷书加双蓝圈款的；还有个别不带边框的年款，也是六字三行。另外在雍正初期个别器物上还有书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款的，这种篆书款在雍正以后逐渐开始流行。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匾横年款。雍正年款的位置绝大多数也是在器物的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