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通过心灵去体验那些隐含在具体瓷器中的思想及其发展轨迹时，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器物的制造不仅仅是包涵纯技术的成分，在超越了单纯地为求取生存的物质事实的界限后，人类精神的丰富性恰好在器物里找到了一个直观的宣泄口和可靠的栖息地，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生活中所能依据的传统内容。
一、无纹而饰的釉色之美
脂玉般莹润而略带透明质感的青色，是青瓷有别于其它类瓷器的最显著特征。由于青釉的质感、色泽及其隐隐透出的人文气息本身已经与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十分吻合，因此，青瓷常常以无纹为美。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青色怀有敬意。青色，在先民心目中意味着生机、宽广、正直、高尚。青瓷的出现恰恰暗合了中国人的这种敬天尚青的内在精神需要，因此在瓷器的釉色上有了以青为主的取向。
青瓷釉色的微妙之处是难以言传的，所以古人常常用借物、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如唐诗人陆龟蒙在《题秘色越瓷》中有这样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以此来形容秘色瓷的釉色之美。这种釉色应是偏绿的青色，如同在深山幽谷中，给人以满目青翠的润透清新之感，这类偏淡碧色的釉还应包括“葱翠”、“梅子青”、“豆青”等。另外，人们还称汝器那种青中偏蓝的釉色为“雨过天青”，而汝器之所贵，也正在于这种青蓝色的闲澹之中，含有深远无穷之味。这种釉色还有“卵青”、“粉青”、“灰青”等，每种青色之间都有所差异，但都略偏蓝色。青瓷釉色之微妙不但在于有冷暖之变幻，还因窑焰而有浓淡之差异，像不同季节里的天空、山川、湖水一样，又如同中国人的性情—含蓄、玄妙而灵动。
没有纹饰的青瓷，可将之喻为一位恬淡的仙人，常默默无言，心灵却非常微妙、闲适、优雅而自乐。这是一种在宁静中显示出的静谧之美。宋瓷中的汝、龙泉、影青等都以无纹为胜，且通常以厚釉为上，因为釉之厚薄如水之深浅。愈深的水、愈厚的釉，愈能给人以深邃、神秘的感受。显然，青瓷的釉色非常符合道家所崇尚的“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标准。
此外，人们在赞美一件青瓷时，常常将其喻之为玉，如“越泥似玉之瓯”、“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瓷玉相通，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一方面是中华农耕民族对土、石、玉的审美观的延展；另一方面，受到“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影响，是儒家把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于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体现。正所谓：“类冰比玉，以玉喻德”。因此，瓷器以青色为取向，是从晋至宋的审美主流。
二、片纹雅饰
虽然青瓷的釉色充满了魅力，但青瓷并非全都遵循“无纹而饰”的原则，宋瓷中的哥窑就以开片而闻名。开片是一种釉面裂纹，是因瓷器胎釉受热后收缩系数不一致而形成的。这种现象早在原始青瓷时就出现了，本来都是被视为窑疵的。到了宋代，哥窑始创了以开片纹为釉面装饰的风格。孙瀛洲在《谈哥汝两窑》中谈到：“汉唐以来瓦器、瓷器釉上，多有本色细碎片纹，隐约可见，都是自然的片纹，而哥窑的片纹则是由人工技巧控制而烧出的。”哥窑的片纹在纹理上是很有讲究的。“小片之细碎者曰鱼子纹，大片之稀疏者曰牛毛纹。”《陶雅》这种片纹还被称为“百圾碎”。据《龙泉县志》记载：“章生一所主之窑，其器皆浅白，断文号百圾碎。”后来这种装饰手法被官窑所效仿，出现了亦以开片为饰的官窑瓷。
古窑器的片纹与釉色都是随着窑焰而自然生发的，这两者又往往妙契呼应，色因窑焰而变化，而其雅俗亦是仁智互见，一般来说以纹线明朗爽快兼曲折有致者为上。将这种片纹自然的青瓷和无纹饰的简洁典雅的龙泉窑瓷相比，又多了几分凝重的气度。文人雅士们也非常钟爱这类瓷器，故常常用它来制作笔筒、砚、洗等物，以示高雅。
龙泉官窑青瓷大龙盘‖青瓷艺术
三、刀法如笔意，布局通画理
如湖水般润澈的青瓷，具有厚釉失透之感。根据这个特点，青瓷除了以无饰为饰外，还产生了一些适宜于这类釉色的装饰方法。如刻花、划花、贴花、印花、堆雕、雕镂、弦纹等。其中以刻花最为典型。这种装饰手法早在越窑早期就已出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风格迥异、极具地域个性的南北两派。南派以龙泉窑为代表，以端庄典雅为特色，刀法含蓄、细腻，刀痕深处的釉肥厚，色泽深澈，而刀痕浅处色泽渐淡，富于变化，在静谧之中又多了些动感，正所谓“林之无鸟不静”。与南派风格不同的北派耀州窑青瓷，胎体相对较厚，属厚胎器物，因而在刻花装饰上以深刻的手法为主。即沿着纹饰的轮廓线垂直刻下，进刀较深，纹饰以外按一定坡度近深远浅地剔出适当的空地，上釉烧成之后亦是凸的地方釉薄色浅，凹的地方釉厚色深。但由于耀州窑的凹凸对比相对于龙泉窑要强烈得多，因而在层次上更为清晰，黑白反差亦更显著，具有浮雕感，给人以粗犷有力、刚健泼辣的印象。
青瓷的刻划很像书画中的笔意。刀法随笔意，笔意追刀痕的例子有很多，如远古的金石、甲骨文字、隶篆书法和远古陶器上的刻痕。同样，在不同时期的青瓷刻划上，也可看出同时期绘画笔法的明显变化，如六朝以后书画笔法的刚柔兼备与晚唐五代越窑瓷上的刻划相呼应，正所谓“阴刻细线见指功柔，斜刀坡撤显腕力泼。”到了宋代，雕法刻艺已达妙境。
优秀的青瓷装饰除了需要刻划工夫外，更需要进行经营布局，合理安排整个装饰面。在瓷器上，由于其立体的特性，在装饰过程中，既要考虑纹饰结构的中规中矩，又要兼顾上下左右的收放争让之趣。
在历史过程不是单纯的事件过程，而是行动过程，这个行动过程又被隐含于其中的思想过程所支配。因此，在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时，就不能只关注表象，而应搜寻那些蕴涵着思想的外部表征，即关于人类心灵在过去的岁月中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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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怎么去的欧洲？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潜伏”景德镇七年，探得了瓷器制造的秘密，并在1712年写成报告寄回了欧洲，从此瓷器的制作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图为法国的瓷器厂。（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柏林现存最大的宫殿是夏洛腾堡宫（CharlottenburgPalace），这个宫殿以有一个用共计六吨琥珀装饰起来的、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琥珀房（AmberRoom）”而闻名，其实这个宫殿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房间叫瓷器阁（Porcelaincabinet，room95），里面收藏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方瓷器，经过了多次战火，现在瓷器阁里还有2700件藏品，其中收藏的中国瓷器大多数为康熙年间的。
一般都说造纸、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实除了造纸之外，其他三种都还存在着一些争议，真正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中国原创是瓷器和丝绸，特别是瓷器，比丝绸更加珍贵。在古时候中国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件瓷器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这种看着漂亮但却碰不得的娇嫩玩意是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运来的。
顺便说一句，千万不能拿外国人管瓷器叫“china”来作为瓷器是中国原创的证据，外国人管漆器叫什么知道吗？叫“japan”，可是漆器也是中国的原创，只不过日本产的漆器的品质更佳，受到欧洲人的欢迎，而得到了“japan”这个别名。
洁白的瓷器在欧洲当时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黄金（whitegold）”，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欧洲最穷，几乎拿不出什么可以和别人进行交换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在欧洲找瓷器比较容易的地方除了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荷兰了，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做买卖的，买卖人有钱。
这就是夏洛腾堡宫的历代主人们热衷于收集来自东方的瓷器的原因。
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德国人是最早知道咖啡的欧洲人，一位奥格斯堡（Augsburg）的医生和植物学家荷沃夫（LeonhartRauwolff）早在1573年去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东方旅行时就知道了咖啡，在1582出版的《荷沃夫游记》（Rauwolf"sTravels）里，荷沃夫就已经告诉了欧洲人这种盛在瓷器杯里端出来的饮料。但德国人真正开始喝这种传说中的饮料，是很久很久之后。这个“很久很久”到底有多久呢？在同为欧洲人的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已经喝了一百多年咖啡之后的18世纪初！
当然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信息和物流都不太通畅，但就算是从法国或者奥地利爬着去德国，也用不着一百多年啊！德国人喝不上咖啡并不是因为当时交通物流和信息系统的落后，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德国人很穷，喝不起。
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有一句很愤青的名言：“当别人在忙着瓜分陆地和海洋时，我们只是在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还没有从殖民地抢过东西的德国，比起有殖民地的国家，显得穷酸多了。
这不，德国人刚开始喝咖啡，德皇腓特烈二世，也就是被后人尊为腓特烈大帝的那位就开始紧张了。伟大的腓特烈大帝在面对咖啡时没有了“大帝”的风度，甚至还有点狗屁倒灶，没办法，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咖啡是一种古怪的饮料，曾经的开罗当局出于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出于“维稳”的考量，曾经的中国出于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立场，都禁过咖啡，但腓特烈大帝禁咖啡的理由则与众不同：德国太穷了，没有闲钱给人瞎糟蹋来喝那种古怪饮料。德国不出产咖啡，那是要花硬通货去买的。
于是，当威尼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等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在悠闲地品尝咖啡的时候，苦逼的德国人却在易北河边离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不远的一个叫“迈森”（Meissen）的地方辛勤劳动，别人喝咖啡，德国人做别人喝咖啡的杯子卖。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东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种从更加东方的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运来的“瓷器”在喝，欧洲人怎么办？
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虽然那时的欧洲不出产瓷器，但并不是说不出产其他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器皿，比如陶器、玻璃和琉璃什么的，欧洲人都能够制造，在欧洲人看来，做瓷器也就是多试几次的事情罢了。于是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日本人给李参平起了一个“金江三兵卫”的日本名，逼着他教日本人烧制瓷器。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一直到现在，朝鲜半岛的人说起日本从朝鲜抢去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一段历史，还恨得牙痒痒。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本身这门技术得来就没有费功夫的日本人，也没把什么高岭土秘诀当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岭土是秘诀，随随便便地就告诉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高岭土在欧洲被称为Kaolinite——就是高岭土。
最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原因很可能是德国人更适应这种筛选工艺的寂寞，现在德国人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德国人率先在欧洲制造出了瓷器，图为迈森地方出产的茶具，约1720年。（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至于第一位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的德国人到底是一位叫契恩豪斯（EhrenfriedWalthervonTschirnhaus）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位叫波特格（JohannFriedrichBttger）的炼金术士，一直有争论。现在一般都认为是契恩豪斯的证据更加充分一些，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为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二世服务的，反正萨克森人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了真正的坚硬、洁白、富有光泽的瓷器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当然，也有英国人宣称他们早在1683年就已经制造成功了瓷器，但是那种说法没有被广泛认可，因为迈森从1708年开始就成规模地生产瓷器，英国人要到18世纪中期之后才这样生产瓷器。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SocietyofJesus）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使得德国人的保密措施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人应该对这个“耶稣会”不陌生，这是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会派。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叫FrancoisXavierd"Entrecolles的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据说他通过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关系给康熙皇上进献了法国葡萄酒，康熙一得意，下面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他老在陶瓷作坊和窑厂传教有什么古怪了。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绪的行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产业间谍，除了瓷器的制造技术之外，他还得到了养蚕、制造绢花、珍珠养殖的技术，托殷弘绪的福，中国的瓷器出口日渐减少，到乾隆末年时，瓷器就几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这就是殷弘绪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但复杂的是，耶稣会公开了所得到的产业机密，并不是单纯地用来为自己获利，这就使得对殷弘绪的评价有点困难。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china），成为了餐具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青瓷
中国的瓷器，大概可分两大系：青瓷系和白瓷系。其中青瓷的发现时间最早，远在东汉(公元25—220年）就有初期的瓷器出现。至晋朝(公元265—419年)瓷器已相当精美。青瓷可以说是中国瓷的鼻祖。什么是青瓷呢?那是由于色釉里面含有一定的氧化铁，经过高温烧成呈现青色或黄色（视烧成时火焰的性质而定）的瓷器。
古人用“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形容这种釉色的美丽非凡，著名的“柴窑”作品除了美丽的色釉以外，还有它特殊的地方，这就是古文中所载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青如天”是说色釉的色彩；“明如镜”是说色釉的光亮；“薄如纸”是说胎骨薄的程度；“声如磐”是说胎骨坚实细密扣之能声音悦耳。如果真能具备这些特点，该是一种很理想的作品了，可是至今没有发现它的实物。考古挖掘的古陶瓷实物证明，我国元代以前的瓷器，大多数都是青色声近似青色。青色来源于釉青，所以称为“青釉器”。青釉器中胎质比较致密而符合“瓷”的标准的就叫做“青瓷”。我国古代瓷器的品种很多，但最先发明的是青瓷。从东汉直到清初停产为止，其问有1千几百年的历史。全国并有许多烧造青瓷的窑场，在南方有浙江的越窑、瓯窑、龙泉窑等；北方则有河南临汝的汝窑，开封的北宋官窑，陕西铜川市的耀州窑等。
如果你到博物馆去参观一次，就会发现我国元代以前的瓷器，大多数都是青色或近似青色。青色来源于釉青，所以称为“青釉器”。青釉器中胎质比较致密而符合“瓷”的标准的就叫做“青瓷”。我国古代瓷器的品种很多，但最先发明的是青瓷。
在博物馆里，你还可以看到我国古代从陶到瓷的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陶、原始青瓷和青瓷这三个阶段。从工艺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始资和青瓷是一脉相承地发展起来的，所以原始瓷可以说是青瓷的前身；是从陶到瓷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过渡性产物。
青釉瓷器是以铁质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品种。考古学家们说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古人写出了“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脏赞咏青瓷。青瓷不但包括蓝、绿，而其质方面也有深浅不同。是因为釉层厚度和差别，烧成后呈现不同色调的缘故。景德镇烧制青釉瓷器远在唐代即已开始。《中国青瓷史略》介绍，“离镇二十里，在湘湖田间，地名白虎湾的公路上，发现糖代烧造的青釉碎片极多，公路上，发现一般较厚，薄的较小，盘子底有釉，色泽极似长沙出不士的东西，青釉带黄。青的程度已接近越窑的艾色（即橄榄色）。施釉薄，有极细纹片，外面有凹痕，个一切制作显然是唐代的风格，后于湖田镇南入山约两三里，地名胜梅（俗称杨岭）的山坡，又发现当年烧造时成叠的窟底货之长，证实了当年景德镇也是烧造青器的“。宋代，景德镇取各地名窑之长，在虾青、秘色以及白定的基础上创制了影青瓷，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面白而青，暗雕塑花纹，内外都可映光，故有人以叫隐青、或罩青。《竹陶说》载“近来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种碗蝶，质薄而色白，微似定，市肆人呼为影青，以其釉色白，微带青色。
在古代，特别在元、明以前，人们所用的瓷器大部分是青瓷。青瓷从东汉开始出现，直到清初停产为止，其间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烧造青瓷的窑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比较著名的窑场，在南方有浙江的越密、瓯窑、龙泉窑、杭州郊坛下官窑，在北方则有河南临汝的汝窑、开封的北宋官窑、陕西铜川市的耀州窑等。在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窑场的代表性作品，历史上相传的宋代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和钧窑，其中官窑、哥窑和汝窑都是以烧造青瓷而闻名于世的。
那末，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最先发明的瓷器是青瓷而不是白瓷？为什么在古代青瓷比白瓷更为普遍？我们知道，要烧制外观洁白的白瓷首先要有合适的瓷土，特别是含铁量比较低的瓷土，可是这种含铁低的瓷土矿在地面上分布较少，比较不容易获得，而含铁量较高的瓷土矿则分布较广，比较容易获得。古代由于地理上的限制，特别在交通运输不方便的条件下，对于这种大量需要的原料，一般都只能就地取材，就地使用，所以古代大多数窑场只能用含铁量较高的原料来制造瓷器。可是在开始时，用含铁量较高的瓷土烧制的瓷器，胎呈灰白色，釉的色调黄不黄，青不青，不太好看。博物馆中陈列着的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实践出真知，我国劳动人民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斗争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加深和提高对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认识，他们发现，利用这种含铁量较高的瓷土也能烧制十分美观的瓷器，其关键在于在烧成过程中要掌握窑里面的气氛，在适当的时候烧适当的还原焰。所谓还原焰就是窑炉里的气体中含有一定量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一种还原性气体，它能把釉料中的大部分氧化铁还原成氧化亚铁；从而使釉呈现一种比较悦目的青色。青瓷的釉色到了唐代已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唐代诗人陆龟蒙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来赞美越窑青窑。唐代陆羽所著《茶经》中对越窑青瓷也作了“越瓷类玉”的高度评价。到了南宋时期，浙江龙泉窑所烧造的青瓷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釉色简直像碧玉和翡翠一样引人入胜。这种青瓷后来逐渐传入朝鲜、日本、中东和欧洲，并曾使那些国家的人们为之倾倒。
欧洲人把中国青釉瓷器称为“雪拉同”。这个名词来源于是6世纪晚期，法国作家杜尔夫的长篇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被子搬上舞台。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穿的一件青色衣服极惹人喜爱，这种颜色一下就成为法国流行的颜色了。正巧中国的青瓷第一次传入法国，那青翠欲滴的釉色使法国人为之倾倒。以至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名称呼它，只有雪拉同那件衣服的颜色可以与之匹敌，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青瓷为“雪拉同”。直到今天，欧洲许多人还常常这样称呼中国的釉瓷器。
解读汝窑青瓷
x 新世纪伊始，汝窑遗址于清凉寺民宅下被意外地揭开，特别是随之而出的各式汝窑残器，使全面解读汝瓷有了直接依据。
作为五大名窑之首的遗存物，倘若不破不残不废，这等器具，确是好样的，有些还堪为汝瓷佼佼者。然而，用于研究探讨，如此不修边幅的残件，只因坦露了汝瓷奥秘，无疑，也属好样的。这些残件，展示了下列特征：
釉色以青而蔚蓝的天青为主色调。亦有虾青、粉青、豆青、卵青、灰青、茶青、葱青等多种色阶，但色色略异而皆含青闪蓝是汝釉之美的特色。
釉层较薄，釉面温润柔和。光泽感多数不强，少数晶莹；多数开片，个别无纹片；
胎体较厚，质地欠紧密。胎色以香灰色为主，这种色，类似燃过后的香灰、于浅灰中微微闪黄。少部分的胎质呈土灰色；
绝大多数产品用支烧法生产，裹足满釉，底有芝麻细小挣钉。个别品种采用垫烧，足端露胎。
上述特征，多数已为历代学者及鉴赏家众品一辞。但也有误会，比如釉色，宋代《咸淳起居注》的“天青色”属言之有物，尔后的明《留留青》“色如哥而深，微带黄”、清《南窑笔记》“有深淡月白色二种”等解说，则与汝器表征有出入，显然系“官”、“哥”与“汝”的张冠李戴。当然，这是宋汝至明清时已呈凤毛鳞角的一种无奈，又受历史条件所限，没有博物馆、图刊之类作交流借鉴，故难煞了古人。独独胎体，前不久，我们还称之为“薄胎”、“胎体都很薄”，那才是对一代名窑真正的不解。
汝窑的胎体，普遍显得较厚。与同类器型的定窑瓷比较，前者厚度为后者的1至2倍。汝瓷胎质，明显松软，远不如越瓷、定瓷、龙泉瓷来得坚致。手感亦相对较轻，其胎骨，缺乏瓷质通常应有的玻璃相。
这类玻璃相也即我们惯说的瓷化程度，它关系到胎体的强度与硬度，还赋于胎质适度的透明和光泽感。关于它的生成，现代陶瓷科学认为，条件不外乎二个：外因，相关的窑温；内因，瓷胎中石英、绢云母及高岭土、长石等多种岩石状矿物质所占的份额比例。然而，汝瓷的釉色能发得如此蔚蓝卓绝，其烧成温度当毋庸置疑，症结自然在坯土本身。再从胎质干枯发涩及出现较多的间隙分析，汝瓷坯泥成份存在着先天的某些失调该是确切的。考虑到长石与绢云母的特点为高温下粘度大、熔融范围宽，可促成瓷化并提供足够的玻璃相，而石英起减粘作用，过多的石英不利于熔融。因而可以断定，汝瓷胎泥中的长石及绢云母不足，或者石英过量，是造成瓷化不良主因。当然，详尽的配伍成份还需科学检测作结论，这里提出的仅属个人的一些认识，想说明的是汝胎现状：由于瓷土先天不足，烧成后的汝胎，近似陶胎。从质量计宜，汝窑匠师才不得不增加胎体厚度，以弥补粘纬度和强度之不逮。
汝窑胎体不是不想做薄，只是薄不了。从其裹得严严实实惟露出一丁点的小挣钉上，我们可以窥出匠师当时的心境。这个小铮钉，自然成了汝窑的象征。而这个凝结着香灰色胎记的芝麻形小挣钉，折射出的却是汝州人博采众长的务实与创新精神。
汝窑的成就
汝窑的妙，妙就妙在集传统工艺之长。
汝釉的奇，奇就奇在独一无二的“内有玛瑙为釉”。
就艺术而言，纹饰图案的鲜活与线条平面的敦实，实同一概念上的二个不同的高度。于标本上可见，汝窑制瓷技艺不亚于当时堪称一绝的定窑白瓷。汝窑作品，无论胎壁的厚薄，弧线的准确，整体的浑然，还是修坯的细洁（不露竹丝纹），乃至釉层的匀净（不见泪痕）均出乎意料地精致。这类精致不等同形体上单纯的对称、规范、严谨，而是整体的简约和凝炼，是由线条营造出的三维空间所拥有的无限美意。诚如眼下汝人之绝活，比定瓷更见线条的流畅和整体的出神入化。欣赏之余，时时会生出一番恍如天工的感慨，一如定瓷在手，惊其纹饰精湛，常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感动。但二者相比，汝瓷的返璞归真不免让人流连得更长久，从中品味到的文化内涵更博大。比如圈足外卷，这是两晋至唐五代越窑偶而为之的一种底部形态，而此时的汝窑已普遍应运至盘、碗、洗，只是越发灵巧、圆润、宏达。比如支烧痕，汝窑虽然借鉴了越窑、耀州和岳州窑的工艺。但是，从支痕的大小、形状反映出的心痕手迹，汝窑这宋时出生的小弟，比起汉唐已见名传的三位大哥显得还是棋高一筹。瞧瞧芝麻钉之细小，部位之恰到好处，惹人喜爱之模样，汝窑工匠之用心良苦一目了然。再包口裹足满釉，汝窑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赢得宫廷青睐被指派烧造供御瓷实属必然。
比工艺创新更震撼世界的是汝窑釉色，它比中国陶瓷史上曾有过的梦想在北宋晚期如愿如偿。关于天青釉，相传为五代周世宗柴荣所创，“当日清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景德镇陶录·卷七》引《唐氏肆考》），这便是迷人的柴窑。明宣宗酷爱其貌，于《宣德鼎彝记》将宫内“柴窑”列为名窑之首（柴、汝、官、哥、定）。清代重要专著《南窑笔记》还把柴窑特征归为四如：“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该“四如”屡屡见诸陶瓷专著。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因缺乏相应实物与理论支持，致陶瓷学界对明清的记载存疑，认为古人可能将五代秘色瓷或景德镇窑影青瓷，误当传说中的柴窑。近年，又有学者提出“柴窑就是五代耀州窑瓷器中的精品。”之说，核心也是釉色。总之，釉色天青，非同小可，此乃商、周原始青瓷至宋代诸多青瓷系列长期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然而，汝窑大获成功，并以传世70件器物及新近面世的无数天青釉瓷片，证明了自己的业绩。
青瓷之源德清窑
一、德清窑旧识
有关德清窑的记载最早见诸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小山富士夫所著《支那青瓷史稿》，其中将德清古窑[1]与余姚上林湖等窑一起归入越窑系列。1956年5月，浙江省文管会汪济英等人对德清焦山窑址开展了调查和试掘，并同时发现记录了戴家山、城山两处相同类型窑址，在经过将采集的瓷器标本和各式窑具与越窑产品横向比较后，发表了《德清窑调查散记》一文，得出德清窑的年代在东晋以后[2]的结论，为“德清窑”概念最早提出的学术报告。197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伯谦等在余杭县大陆果园、馒头山发现了两处德清窑窑址，打破了德清窑仅在德清地区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德清窑在古窑址考古区系类型学中“窑系”的文化概念，因此，一般认为德清窑的范围是：以德清为中心，包括余杭、湖州等地的浙北地区。只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里，德清窑相关考古除了余杭两处窑址外，几乎没有新的发现和突破。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将德清窑定义为“德清窑是黑瓷和青瓷兼烧的窑场，以生产黑瓷为主”、“德清窑的烧造历史并不长，从东晋开始到南朝初期结束，共一百多年”。
二、考古调查新发现
随着近几十年来两次大型文物普查和省内外考古部门进行的多次专题性调查及考古发掘，发现各时期窑址100多处，其中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70余处，东汉至隋唐时期瓷窑址20余处，为德清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丰富了德清窑的外延和内涵。其中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址列举如下：
1、商代南山窑址
南山窑址(原称老鼠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北约20公里的湖州青山乡老鼠山，窑址所在小山海拔仅16米，地处东苕溪畔。2010年3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窑址遗迹现象较为丰富，共揭露窑炉3条，出土大量原始瓷标本，以及部分可能作为窑具使用的器物。原始瓷标本以豆为主，兼有一定数量的簋、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多数器物胎质较为细腻坚致，但瓷胎中仍含有一定数量的杂质，施釉痕迹明显，釉层极薄，呈色不均匀。发掘资料表明，南山窑址是商代一处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最早可到商代早期。窑址地层堆积丰富、窑炉保存完整、产品瓷土作胎、人工施釉痕迹明显、器物演变序列清晰，是目前已发掘最早的原始瓷窑址。[3](图1，图2)
2、商代水洞坞窑址
水洞坞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水洞坞，亭子桥窑址北侧，与亭子桥窑址同属一个山体。窑址呈东西向分布于山体之上，南北宽约20米，东西长约50米，地面标本分布面积约1000平方米，原生堆积厚约0.3-0.5米，采集的标本有盅式碗、瓦楞纹碗残片，器物均施青釉，器形规整、胎质坚致，呈灰白色。该窑址在2009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展开的古窑址调查中首次发现，并进行了局部试掘。表土以下是战国时期窑址的堆积层，以下被叠压的是商代的窑址堆积和一处商代龙窑遗迹。从商代地层出土的遗物来看，这是一处以烧造印纹硬陶为主，兼烧少量原始瓷的商代窑炉遗址。印纹硬陶以罐类为主，外表拍印云雷纹，印纹浅而繁密，少数印纹陶的表面有透明的薄釉。原始瓷有少量的高把豆，外表施淡青釉，釉层很薄。为德清县首次发现的商代原始青瓷窑址，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图3)
3、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火烧山窑址
火烧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至春秋时期烧造原始青瓷的古窑址。该窑址于1984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分布面积约2000平方米。2007年3月至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900平方米，揭露窑床3条、灰坑10多个。揭露的窑炉遗迹清晰可见，是我国迄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烧制原始青瓷的窑炉遗迹。出土器物绝大多数为原始瓷器，另有少量窑具。原始瓷器产品丰富，以碗为主，包括盘、罐、盂、钵、器盖以及仿青铜器的鼎、卣、簋等。纹饰也多种多样，有与同期青铜器相似的云雷纹、勾连纹、水波纹、S形纹、锥齿纹、绞索状纹等。装饰手法采用刻画、模印、堆贴等。大部分产品釉色佳，器形规整，部分器物装饰纹样复杂。火烧山窑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原始瓷窑址，揭露了属于龙窑的窑床遗迹，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同时也为德清新市皇坟堆[4]、三合塔山[5]和苏南、浙北古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的出产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6]
火烧山窑址原始瓷地层堆积
4、战国时期的亭子桥窑址
亭子桥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北亭子桥，窑址主要分布于山体东侧，面积约1000平方米，采集的标本有碗、罐、鼓座、句鑃残件等，器型丰富，产品类型较多，是战国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原始青瓷窑址。该窑址于1986年被发现，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德清县博物馆，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中共揭露出7条窑炉遗迹，出土大量仿青铜器器形的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类窑具。揭露的7条窑炉遗迹均建在小山缓坡上，平面呈长条形，系富有南方地区特色的龙窑。出土产品标本主要是原始青瓷，兼极少量印纹硬陶器。原始青瓷器的器形除了一般的日用器如：盘、碗、杯、盂、盅、盒等外，主要为大量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礼器器形有盆形鼎、盂形鼎、豆、盆、三足盆、盘、三足盘、提梁壶、提梁盉、镂孔长颈瓶、尊、簋、罍、罐、三足壶、鉴等，乐器器形有甬钟、錞于、句鑃、三足缶、悬铃和悬鼓座。这些器物，形式大小与青铜器相仿，造型规整，制作精良，纹饰精美，胎质细腻坚致，釉面匀净明亮，产品质量已达成熟青瓷的水平。发掘成果证明该窑址是一处战国时期越国地区主要烧造高档次仿青铜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的窑址，它的发掘，为这些年江浙地区战国时期古墓葬，如无锡鸿山贵族墓[7]、德清梁山战国墓等中出土的一大批仿青铜原始瓷礼器与乐器找到了明确的产地和窑口。[8]
亭子桥窑址发掘现场
5、东汉时期的青山坞窑址
青山坞窑址位于德清县三合乡宝塔山村青山坞内，村委西侧50米的山坡上。地面标本散落区域东西长60米，南北长50米，总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尚保留龙窑遗迹，堆积中包含大量的残器、窑具和红烧土。2010年期间曾对该窑址进行过试掘，采集的遗物主要有瓷器和原始瓷器两类。两者造型纹饰基本一致，瓷器质地坚致、胎釉结合严密，胎色呈青灰色、灰白色，釉色有青、青黄、青绿、以及少量的酱褐釉、黑釉。原始瓷胎的烧结程度差、釉层脱落，与瓷器差距较大。两者比例约为瓷器占30%，原始瓷占70%。器形主要有罍、壶、罐、钟、碗等，纹饰有水波纹、弦纹、网纹、方格填圈纹、菱形纹、窗棂纹、窗帘纹、蝶形纹、指甲纹、梳齿纹等。产品特征与慈禧上林湖、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以及江苏宜兴丁蜀镇等地的汉代窑址所出一致。该窑址是德清境内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东汉窑址，对于研究本地区及相关地区古窑址和德清窑的始建、发展、流变有重要价值。
东汉青瓷瓿残片
6、东晋至南朝时期的小马山窑址
小马山窑址属德清窑东晋南朝时期代表性窑址，位于德清县乾元镇南门小马山上，1959年浙江文管会首次发现了该窑址。1982年德清县人民政府公布小马山窑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德清县博物馆配合基本建设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据后期清理简报详细描述，小马山窑址主要烧造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出土器物以青釉瓷器为主，约占80%，黑釉瓷器仅占20%。器型有鸡首壶、盘口壶、碗、罐、三足砚、盘等，胎质一般较粗疏，夹杂有较多细砂，胎色较深，施釉不及底。青釉均施化妆土，釉面光洁，釉色厚重，常见点彩装饰。黑釉不施化妆土，釉层厚，釉厚处呈黑色。[9]
东晋青黑瓷鸡首壶残件
7、隋唐时期的墅元头、前山等窑址
墅元头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三家村，现为省级文保单位。产品有青瓷、黑瓷两种，主要器形有碗、盘、罐、盘口壶、鸡首壶、盘口四系瓶、高足碗、砚等。前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砂村村章家桥前山东坡，属隋唐时期德清窑窑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堆积厚达1.5米，规模较大。2009年7月中旬至9月上旬，为配合正在建设的杭宁高铁建设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出窑炉遗迹4处，其中一号龙窑保存相对完整，长40米，宽度达4.7米，是浙江已经发掘的历代古窑址中宽度最大的一处。遗物堆积丰富，器形有碗、盘、灯、罐、注壶、枕等，器物施青、黑两种釉，胎呈灰褐色，窑具有筒形柱、垫饼、垫珠等。[10]
唐代黑瓷注壶残件
三、德清窑的重新认识
1、烧造年代
德清县境内宅前窑址[11]、前山窑址两处唐代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青釉、黑釉日用器，晚期还出现了青釉褐彩产品。考古成果表明，德清窑在唐代中晚期仍在烧造大量瓷器，由此可认为德清窑的下限应延长至唐代晚期，而不仅仅是东晋——南朝时期。此外，德清及湖州南部东苕溪流域近几年考古调查新发现的数十处商周时期窑址，分布之密集，产品质量之高，制作工艺之精良，证明了当时德清及周边地区制瓷手工业之发达，极大影响着东汉时期德清窑、乃至浙江东汉青瓷的形成，可以说是中国青瓷产生发展的渊源，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2、产品构成
传统陶瓷材料将德清窑定义为以烧造黑瓷为主，德清窑也以黑釉产品而闻名，然而通过最新德清小马山窑址、余杭石马斗窑址的发掘成果表明，出土标本数量上青瓷占绝对优势，黑瓷所占比例不足20%。另外青山坞汉代窑址、墅元头隋唐窑址、宅前隋唐窑址等处采集的大量标本也均以青瓷为主，只有少量的黑瓷产品。所以可确定，德清窑自东汉至隋唐时期兼烧青釉和黑釉产品，以烧造青瓷为主，产品数量的20%约为黑瓷产品。
3、地位意义
德清窑从发现命名，到各时期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以及最近几年有关德清窑起源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掘研究，上下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德清窑的定义得到了扩充和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德清及湖州南部大量原始瓷窑址的发现发掘，更是证明了德清的古窑业创烧自夏商，历经两周、汉、六朝，直至唐宋。中间虽有零星缺环，但整个德清陶瓷的烧造历史源流还是完整，连绵不断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现无疑为研究德清窑系的渊源、发展、演变和德清窑系的区域范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佐证。正如第一届瓷之源学术研讨会总结所述：“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商周时期窑区，无论是从生产时间、窑址规模，还是窑址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是独一无二、一枝独秀，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瓷器的源头。[12]”高度评价了德清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德清窑是我国又一自成体系、历史悠久的瓷窑体系[13]，是我国青瓷之源，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M]。日本东京：东京文中堂，1943.
[2]汪扬。德清窑调查散记[J]。文物，1957(10)。
[3]郑建明，陈元甫，沈岳明，陈云，朱建明，陈锦文。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N].中国文物报，2011-01-14.
[4]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青瓷——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中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2(4)。
[5]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J]。东南文化，2000(3)。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7]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8]陈元甫，郑建明，周建忠，费胜成。浙江德清发现战国时期越国“官窑”[N].中国文物报，2008-04-16.
[9]周建忠。德清小马山窑址清理简报[J]。东方博物，2008(26)。
[10]朱建明。探索中国瓷之源——德清窑[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191.
[11]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年鉴[J],2000.
[12]郑建明，陈元甫，周建忠。瓷之源学术研讨会纪要[J]。文物，2008(9)。
[13]朱伯谦。浙江瓷业的新发现与探索[C].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5年郑州年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龙泉青瓷之韵
青瓷，孕涵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五大元素——土之料，木之助，火之艺，水之纯，金之值。天道生阴阳，阴阳成五行，五行变化万物。青瓷的开始制作材料泥土、釉彩、水、木等，均来之于自然，这符合于天道。青瓷之形、之色、之态，外观特征皆雌伏静穆，温和恬淡，此谓“阴”；而青瓷之质，则铮铮硬朗，宁碎不折，此谓“阳”。青瓷是“五行变化万物”之一种，其本身又正好隐含着中国哲学本体论之公式。
龙泉地处浙西南，为殴江、闽江、钱塘江三江发源地，这里山涛拂耳，翠竹泛波，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龙泉自古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宋人更承河滨遗范而烧出闻名天下的“哥窑”和“龙泉窑”。
龙泉窑始于西晋北宋时已初具规模，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技艺登峰造极，传统龙泉窑中的哥窑与官、汝、定、钧等窑并称为中国五大名窑。
浙江处州人章生一、生二兄弟，于龙泉之窑，各主其一。生一以兄，故其所陶者曰哥窑，本龙泉硫田窑。哥窑胎薄如纸，釉厚如玉，釉面布满纹片，金丝铁线，紫口铁足，胎色灰黑。釉面纹片有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百圾碎等，其精品被宫廷所垄断。生二所陶者，曰龙泉窑。土细质厚，但少纹片，釉层丰润，釉色有梅子青、粉青、灰黄、淡兰等，梅子青色如挂枝初梅，青翠碧绿，莹澈剔透；粉青色如雨过天晴，或似淡青湖水，柔和明净，为世所贵。妙者与官窑争艳。
青瓷工艺由配料、成型、修坯、装饰、素烧和施釉、装匣、装窑、烧成八个大环节组成，而每个环节又有许多子工序，要经过几十种工序历经数十日才能烧制完成。由于工序多，且受各种因素影响，成品率较底，上品十之一二，精品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可谓是火中取艺，天工造就。
追求意境，是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最大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对意境的追求，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美学特征所在。因此，从美学角度看，青瓷承载着中国传统美学，带有中国文人的情操休养和心灵追求。"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她“夺得千峰翠”，色本自然，有天地之大美；她“温润纯朴色形备”，不必有所附丽；“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流酸泛青时”，她独立成景，又意味深远；她无生命，但具有高远的人格象征。她有“雍容之量”，但无“华贵之俗”；她有“诗风之纯”，“楚骚之情”，“建安之骨”，“唐诗之秉”，“宋词之意”，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心灵故乡。
龙泉现代陶瓷艺术在汲取古代艺术和工艺的基础上，艺术造诣炉火纯青，被评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中南海紫光阁等珍藏，是馈赠国际首脑名人的国礼。
龙泉青瓷美如玉
南宋·龙泉窑青瓷五嘴罂高十三点二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青瓷碗口径二十六点一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青瓷蟠龙罂通高25厘米遂昌县文管会藏
南宋·龙泉窑青瓷五嘴蟠龙罂通高23.8厘米遂昌县文管会藏
南宋·龙泉窑青瓷五嘴罂通高18.6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
自古陶瓷重青品。青瓷何以具有这般吸引力？跑遍那些制作青瓷的古窑遗址，你会发现，长满草皮的山谷和残存的清澈透亮的水面对人的感染与青瓷有多么相似，青瓷不就是大自然中的绿色与人类心中美好的希望相交织、相交融的媒介吗？
龙泉窑因何盛衰
青瓷由于因袭了自然的某种秉性而具有永恒的魅力，它的盛衰也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水质、坯料、气候、材薪、釉料等因素决定了一件件青瓷作品的优劣。瓯江两岸瓷土蕴藏丰富，水路畅达，山峦叠嶂，植被茂盛，气候宜人，优越的自然环境奠定了龙泉窑蓬勃发展的基本条件。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发展于北宋至南宋前期，南宋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结束于清，是浙江历史上著名的青瓷窑址。在1600多年的制瓷历史中，龙泉窑又可以划分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几个阶段。
龙泉窑的实地调查工作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以后龙泉窑考古工作获重大突破，不仅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窑场规模和生产布局，而且发现了众多的瓷器制作和产品烧成的系列工艺工序遗迹以及大量的文物精品。经过文博部门长期调查，南宋至元的龙泉窑青瓷，分布在浙南龙泉、庆元、景宁、云和、丽水、遂昌、松阳、缙云、武义、青田、永嘉、文成、泰顺等县市。
龙泉窑青瓷特色
南宋、元代，无论粉青、梅子青，或其他釉色，龙泉青瓷釉面的质地给人的感觉与玉极为相似，温润而有光泽。古语云“金声玉色，久而弥彰”，玉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温柔敦厚”的美学观念以及“重气节、重操守”的道德观念都可以在玉中找到。到了南宋，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玉更是人们追随、膜拜的对象。专为皇室生产瓷器的南宋官窑从一开始就无止境地追求釉面的“玉质感”。
以前龙泉窑生产的厚胎薄釉单面刻花瓷器，质量不高。公元1200年左右，龙泉窑开始学习吸收南宋官窑的胎釉配方、上釉方法。以前使用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为了增加厚度，提高青釉的美感，改为钙钾釉，使青釉厚而不流，气泡不致变大，釉面更加柔和。另外，采用了多次上釉的复杂工艺，素烧、上釉多次反复(最多达5次)，釉层大大加厚。坯料也进行了改进，此前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做坯，瓷器胎壁厚重，后改用瓷石和紫金土两种配料，做成薄胎细瓷。掺入较多紫金土的黑胎厚釉青瓷，瓷胎灰黑如铁，通称“铁骨”，圈底无釉的地方呈黑褐色，称“铁足”。这一类器物釉面往往有开片。白胎厚釉青瓷，掺入的紫金土较少，圈足底无釉处的胎面在烧成后期的冷却阶段经过二次氧化，呈淡朱红色。
南宋、元代的龙泉窑青瓷中，有不少是模仿夏、商、周、春秋、战国青铜器的造型，即使是后来或当朝创新的品种，也做得非常规整、大气，给人典雅端庄的美感。青铜器是古代贵族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战、宴享和婚冠等活动时使用的器皿，尽管南宋、元代龙泉窑青瓷的功用已远远不止这些，扩展到生活用具、文房用具、陈设用具、敬神敬祖的礼器等各个方面，但由于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公元1092年)及稍后的《宣和博古图》(公元1107年—1111年)的刊行，加上宋室南迁及外族入侵的因素导致博古文化在南宋和元代普遍流行，使这一时期龙泉窑青瓷的造型带有浓郁的青铜文化的色彩。龙泉窑青瓷的器物造型在南宋形成自己独有的淳厚优美的风格，器底厚重，给人以稳定感，入元后，基本上沿袭了南宋这一风格。
体现玉的精神的釉色和青铜器文化的造型，是南宋至元龙泉窑青瓷鼎盛期最主要的艺术特色，所达到的艺术境界，不但超越了前人，也使后来者难以追仿。
寻访龙泉窑祖庭
行走在一座座荒废的窑址上，丛林、山丘、烟霭、白云，黄泥打墙的房屋妥帖地散落其间，无意识却符合生态、地形的特点。人们聚居于此，世代相续。俯首拾到一片碎瓷，刚好是青釉菊瓣纹碗的底，带圈足，菊瓣残得长短不一，但还是可以看到一朵近乎完美的正在怒放的幽婉的菊花。
熟谙中国陶瓷史的人都知道，官窑是中国古代专门伺候朝廷的陶瓷工厂。朝廷是特权阶层，只要喜欢，烧一件东西无论花多少钱都不会心疼。乾隆时期，一尊甜白观音居然烧了一年，雍正更是百般挑剔：“藤萝花……不必画此样”，“墨菊花……嗣后少画些”，“菊花瓣画草了，嗣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这就是所见“官窑”款款不苟、笔笔入扣的道理。不过，在“乾坤微合德，日月耀重光”的大气之中，官窑处处流露出所受的理性束缚和小心翼翼规范化操作的痕迹，给人的感觉总是不那么亲和，一派“人心似铁，官法如炉”的味道。龙泉窑一直是—个民窑，因为受到当时政府的青睐，按照统一规定的样式、花纹去制作瓷器，很像官窑。但是，与正宗的官窑相比，也呈现出自在、单纯、稚拙、清丽、温馨的风格，一派关良笔意。
穿过一个垭口，豁然开朗，一块鱼腹形的盘地出现在眼前。这里是岙底，是世界青瓷的核心区，龙泉窑的祖庭。2006年9月至2007年2月，考古人员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龙泉市大窑龙泉窑遗址中的岙底片枫洞岩窑址进行发掘。在明代初年的地层里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其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不少瓷器的特征还与明初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官窑器物十分相似。最新的考古成果表明，龙泉窑在明朝不仅没有衰落，相反还成了中国青瓷发展历史中的最后亮点，改写了以往考古界“龙泉窑到明代已经衰落”的判断。
这不仅是个结论，也是一个充裕的想象空间，无边无际。
